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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改革仍需过大关

2月18日，刚刚过完78岁寿诞的吴敬琏决定接受《商务周刊》采访，谈谈改革开放三十年。吴敬琏面容清矍，但气色甚好，当进入谈话主题后，神采顿时飞扬起来。由于前四十年的荒废，这三十年对他而言几乎就是学术生命的全部。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政策事件，都太熟悉了，甚至太“亲切”了。

　　现在他想做的就是，在今日改革面临价值观、利益关系、舆论走向日益纷繁的局面下，用自己的亲历向人们继续说出真相和自己的思考。

　　又一年的“两会”在即，全国政协几个经济组的驻地京丰宾馆又将是冠盖云集，又将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但今年的“两会”舞台上，将不再有吴敬琏的声音。每年被媒体蜂拥追逐的景象也将成为京丰宾馆里的记忆。但只要还有人讲到改革，希望中国社会还将继续在深化改革的大旗下前进，吴敬琏这个名字，似乎就无法绕得过去。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一直伴随三个基本问题的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您认为应当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

　　吴敬琏：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一直是很清楚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50年代后期，又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把这一体制推到了极端。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在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而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社会陷入大混乱，直至走到了崩溃的边沿。巨大的社会灾难使绝大多数人，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迫害之苦的执政党高官都认为这种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只能靠改革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

　　至于改革经济和政治的目标是什么，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就以经济改革而言，我们常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仔细看看改革的过程，开头的确是这样。当时政府派了许多代表团到英、美、法、日、德各国去考察取经，同时努力挖掘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本土资源。不管是什么样的招数，只要能够恢复和发展经济，都不妨拿来应用。具体而言，除了顺应农民的要求，以“大包干”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农场外，一个思路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老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一个想法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某些做法，搞点市场经济，还有就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学来的新招数，叫做“对外开放”。至于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框架，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愿景，所以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事情已经不完全是这样了。

　　很多人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并不能使经济上轨道。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85年的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明确这一经济体系是由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三个部分组成。到1987年的“十三大”，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应该说此时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已经大体明确。领导上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1997年“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这标志着对经济改革目标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这就是说，要在中国建立起以实现社会主义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市场经济。

　　经济改革的目标清晰，改革的内容就比较明确，路径和步骤也比较容易设计。这样，1994年以后的财政、金融、外汇管理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1998年以后的国有经济“放小”和“有进有退”以及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3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度的成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中国已经被公认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体。这一切都应归因于对于旧体制的改革。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改革，如果仍然保持着1978年以前的旧体制，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6: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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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改革方面的目标设定和实际进程较之经济改革就要更缓慢和曲折一些。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讲的是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意味着对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某种认同。

为什么至今仍然问题缠身？

　　《商务周刊》：改革使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那些对现实状况有这样或那样不满的人，都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改革已经进行30年，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有些问题，像腐败猖獗、贫富分化、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还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呢？

    吴敬琏：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和偏差，这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这些弊病和偏差从何而来：是来自改革走错了方向，使腐败和掠夺资源的活动猖獗，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以便取利？

　　在2004-2006年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持有前一种观点。他们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市场经济。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持有相反的观点。

　　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市场的实质在于自主决策和自由交换。也不是说只要允许买卖就能叫做市场经济。事实上，在古代的中国，包括土地在内商品买卖从来是被允许的，但那时并非市场经济。即使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经历了好几个发展阶段。首先就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所谓“原始资本主义”或称“重商主义”时代，它还不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上的交换活动受到政府的干预，而不完全是商品所有者的自主行为。

　　随后一个阶段是早期市场经济，从西方国家来说，大致上就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确立了市场制度，一直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它的市场发育程度很低，法治不健全，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其他配套社会制度，特别像反垄断立法、社会保障体制这些都没有建立。所以，在这个阶段就发生了很多社会弊病，有人把它叫做野蛮的资本主义，整个经济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类似摩根、洛克菲勒等金融寡头，历史文献上这些人被叫做“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只是到了20世纪上半期，由于美国“进步运动”式的改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以及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中国虽然经过了30年的改革，但是直到现在，早期市场经济的一些制度缺陷，甚至市场经济前的某些社会弊病还严重存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不应当怪罪改革的。

　　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重商主义那样的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寻租取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到中途，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是跟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正相反对的。

　　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收入差距因何拉大

　　《商务周刊》：当前社会现象中，最为大众所诟病的，莫过于收入差距悬殊。有些人认为，目前出现的贫富分化，是由于市场经济过份强调效率造成的。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7: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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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我已经说过多次，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违反了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必须郑重对待，妥善处理。为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目前我国收入不平等原自何处。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一般说来，社会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由于人们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机会不平等，一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能力和财产状况不同而产生的结果不平等。照我看，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或者私相授受公共权力(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垄断部门利用垄断权力也很容易取得高额收入。大众痛心疾首，切齿痛恨的，正是这类凭借公共权利攫取高额收入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

尽快消除对新重商主义的路径依赖

　　《商务周刊》：尽管我们自己知道中国还在过大关，但现在外国人却又在惊叹于中国过去30年持续高速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还会继续帮助中国获得持续发展吗？



　　根据以上判断，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措施，就应当是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以便从源头上扼制腐败。不实现市场化，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腐败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能力、财产不同造成富裕程度差别的问题也需要妥善地处理。由于我国落后的传统农业与先进的现代工商业二元并存，收入差别就必然比一般国家更大。我认为，目前首先应当把全民社会保障系统尽快建立起来，以便弱势群体获得基本的生活、医疗等保障。同时，通过义务教育的普及，全民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的进展，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使居民合法收入的差距也逐步缩小。

　　说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面，关于新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原则设计。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行政机关的掣肘，没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这套体系到现在还没有建立。你说这个责任是在改革还是在没有进行改革呢?

　　有人说，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上，不应当强调效率优先。这种说法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而且在讨论公平的时候把“机会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这两种不平等混为一谈，把主要的矛头对准了“结果的不平等”，因而容易造成思想混乱。结果的平等和效率提高的确在许多情况下有负相关关系，比如平均主义的分配就会损害效率；而机会的平等却正和提高效率方向相同，而不是相反，所以绝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不是把矛头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的阶层，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一般的“富人”，鼓动弱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富人开炮”，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经济效率和增进弱势群体的福利，都是极其不利的。我们应当相信，大众是能够认清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所在的。领导和传媒的责任正在于帮助大众分清“富”与“腐”二者之间的区别，团结起来，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7: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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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在国内经济方面，这种由政府控制并以提高政绩为首要目标的经济体制如何妨碍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造成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在最近几年中已经谈得很多了。这里，我想多谈一点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远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内需。二战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的特点，是政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同时用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推动出口，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在发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否则就会引来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占存款增加和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形成等恶果。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自改革开放移来，采用了“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促进发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这种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突显出来。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性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虚升和通货膨胀的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现代经济学早就指出过，在出口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缺乏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成为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这正是我国出口加工产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目前也面临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外汇存底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如果不能主动推进对外贸易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就难免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陷入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总之，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3 07: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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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商务周刊》：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您认为关键又在何处呢？

吴敬琏：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是因为，前面讲到的改革任务，不论是消除旧体制的遗产，还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自身的改革。目前各级政府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因此，退出不该管的领域和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就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政府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能够低成本地提供公共产品。

　　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的政府。

　　去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写了一篇标题为《“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则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进行中，它们又可以是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我认为在当前，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大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而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涉及到这个共同体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不应当采取“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后通过谈判和协商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4 09: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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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矢之的吴敬琏

    吴老先生一开口，立刻激起千层浪。他最近接受金陵晚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对此，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撰文《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代表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提出的所谓“股民强势论”表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有瑞磬在人民网刊文《为什么听话要听音吴敬琏说的是诤言》，为吴敬琏辩护，称其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一时间，吴敬琏再次被推上“股市舆论场”的风口浪尖

　　对于几千万中国股民来说，在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吴敬琏”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和他们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这种缘份在2000年10月时，因为吴敬琏抨击“基金黑幕”而埋下种子；在2001年初时，又因为吴敬琏发表“股市赌场论”而引起轩然大波；在今年7月底，又因为吴敬琏的所谓“股民强势论”，再次成为中国股市舆论场的众矢之的。

　　

仅仅为“良心”代言？

　　对于一个经济学家，仅仅为“良心”代言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向一个经济学家所要求的，不是他为谁而代言，而是他超越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学者智慧

　　今年已75岁的吴敬琏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不是一个投资者，也不是一个股评家。但是，他顶着经济学家的桂冠，直接闯进了中国股市的舆论场。在这个最充满投机性的经济领域里，通常只容纳政府和市场的声音，当经济学家要用“第三种声音”介入其中时，争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让吴敬琏的回忆把我们带回到4年多前中国股市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2月30日，作为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嘉宾，在回答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时，我又重复了历年对于股市的一些看法。这个节目于2001年1月13日播出。与此同时，2001年1月12日，我赴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在旅馆里接受了追踪而至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就记者提出的有关庄家操纵股市的问题作了回答。这一次访问的录像在1月14日播出。

　　“也就在这个时候，证券监察机构早于2000年初开始的加强监管力度的举措逐步加紧。它先对基金派出了审查小组，又在2001年1月9日和10日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了1月14日至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于是，“庄家”们望风而逃，而股价则从1月15日起大幅连跌4天。这时，“吴敬琏一言毁市”的流言也在股市上传开。一时间，引来了无数评论和诘难。

　　“接着，颇有影响的《证券市场周刊》把我的观点概括为三条：1、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市盈率过高，并针对这三个问题刊出了《九问吴敬琏》的提纲。

　　“2月11日，争论进一步升级，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五位先生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据会议的组织者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他们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摘自吴敬琏《十年纷纭话股市》)

　　随着其他学者和经济学家不断加入争论，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由于沪深股市随后创出新高，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也曾一度被市场嗤之以鼻。但这场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争论一直延续到那年的“两会”。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4 08: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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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在这年的“两会”期间举办了一场“私人新闻发布会”。他打破沉默，对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学者不久前联袂举行“经济学家和媒体恳谈会”对他的质疑作出反击，并且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表达了他被投资者误读的心境：“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场大争论后没多久，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

　　如果说2001年的股市转折是从吴敬琏开始的，这多少有点让老先生一个人背黑锅的意思，但这位喜欢莫扎特的经济学家当时的率性而言，对2001年中国股市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这和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有必然的联系。

　　在中国经济学界，吴敬琏是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作为顾准的弟子，吴敬琏曾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之一，他对经济决策人物、包括当时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影响都不可忽视。

　　但吴敬琏之所以能蝉联2000年、2001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凭的绝不仅仅是他的学术威名和朝中门生，而是他在中国股市的歌舞升平年代，用经济学家的“第三种声音”扮演了“良心”代言人的角色。他在当时提出的“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至今仍振聋发聩。

　　一家南方报纸在评选2001年十大股市人物的时候，是这样评价吴敬琏的：“作为中国报业先驱邓季惺的儿子，吴坚守学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发出的声音，往往被每一个投资者细心倾听。如果只评选一个人作为2001年中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当选的无疑应该是吴敬琏。”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这几乎可以说是最高评价，但对于一个经济学家，仅仅为“良心”代言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向一个经济学家所要求的，不是他为谁而代言，而是他超越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学者智慧。

经济学家有“两种身份”？

    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而经济学家纯粹的学术身份，也日益受到其经济身份的拷问

　　2004年，中国股市舆论场依然风起云涌。8月9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一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质疑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

　　9月初，吴敬琏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一位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在10月对吴敬琏的专访中如此写道：“7月份，谤言又来自另一方面，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决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借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谢世的机会，重弹2001年股市大辩论旧曲，声讨吴敬琏，声称今天的中国股市满眼飘绿、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困境，全是由4年前吴敬琏对‘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和‘股市比赌场还不如’提出批评造成的”。

　　“在8月间，‘非主流经济学家’积极声援这种批判。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长江商学院的郎咸平教授‘由案例而问题、由问题而主义’地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和这种经济主导下的国企改革而掀起了新的高潮”。

　　“据网络媒体的分析报道，‘郎咸平旋风’引发了据说是‘倒郎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激战。一些平面媒体则在睁大眼睛看‘吴市场’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属于哪一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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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家官方媒体也发表文章，说吴敬琏既不全盘肯定郎咸平教授对一系列企业家的指控和对国企的主张，又不‘拿出事实和数据来驳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极推手’，说是像吴敬琏这样的学者只‘乐于到企业做顾问或独董’，‘互相唱和跑跑堂会乐得屁颠屁颠’，而‘对于真正关乎改革成败，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而看到了但不深入去做，即使做了也是……从概念到概念，犹如隔靴搔痒’。”(摘自柏晶伟著《吴敬琏：我心依旧》)尽管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决不能再用了。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对于身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担任内地几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吴敬琏，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也不是一件易事。

　　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而经济学家纯粹的学术身份，也日益受到其经济身份的拷问。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至2万元的有18家，2万至3万元的有26家，3万至4万元的49家，4万至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有16家。

　　今年7月，当上海律师严义明再次将矛头指向顾雏军，吹响中国独立董事“独立运动”的号角后，吴敬琏的讲话颇耐人寻味，“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还存在缺陷，要想让独立董事真正发挥独立作用，必须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来完善这一制度。严义明律师征集科龙股东投票权，并竞选独立董事的竞选一事，希望最终结果能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促进独立董事制度的改善，希望该案例能够引发大家对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缺陷的思考，促进包括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在内的各方尽快着手，采取推动制度建设的相关配套措施。”听了老先生的这番话，或许该将做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集体无为，看作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先天性缺陷所致了。

何处寻求大智慧？

　　吴敬琏“股民强势论”一出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关系的争议。如果改革可以试错，也必须在试错中前进，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有试错而前进的机会呢

　　2005年，是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年，各路学者、经济学家为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具体方案，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其规模和热烈程度尤胜4年前那场事关中国股市走向的大讨论。对于3年多前就已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思路的吴敬琏，人们自然希望再次听到他来自“良心”的声音。

且听吴敬琏与一位金陵晚报记者于7月底所作的谈话：“记者：现在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都要求得到非流通股东给予更大的补偿，您觉得这样的现象正常吗？

　　吴敬琏：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股东了。流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当然他们可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是不是公正的。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现在这个是权利不对等的。现在方案通不通过权力完全在流通股手里，这是证监会交给他们的权力。

　记者：您觉得证监会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通过与否权力交给流通股东，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吴敬琏：权利要平等、对等。为什么流通股东的权力要大于非流通股东呢？最早上市的国有企业的非流通股溢价很高，对于当时买了流通股的人确实有很大的损害，那为什么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谈判中间，权力却在一方呢？我认为现在股权分置改革真的没办法去算得清什么方式进行补偿是完全合理的。

NZWJ

记者：既然您现在认为没办法，那么您2002年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思路是否能放在现在呢？

　　吴敬琏：在2002年时，我说大家都让一点，只要大家向前看，共同来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但现在不是大家让一点的情况，现在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

　　记者：但非流通股东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在推出股改方案时，要求100%非流通股东同意这个方案，才能推出方案，最终非流通股东也要参与股改方案的投票。

　　吴敬琏：但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可是代表非流通股东提出意见、投票的，还是经理人，那可不是这位老板或经理的钱呀，可是对全体老百姓来讲，这可是我们自己的钱呀。”(摘自黄燕的《吴敬琏：千点托市不应该补偿流通股股东不公正》)

　　吴老先生一开口，立刻又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方面，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撰文《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代表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提出的所谓“股民强势论”表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有瑞磬在人民网刊文《为什么听话要听音吴敬琏说的是诤言》为吴敬琏辩护，称其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

　　对于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一些争议。为此记者采访了著名学者刘纪鹏教授，刘纪鹏表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将股票全流通，而在股票全流通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以前的政策和法律定的是非流通股暂不流通，而事实上，非流通股本身高达4500亿的份额在进入股市之后，确实会给流通股股东造成股价下跌的趋势和风险。对于这个风险，当初在1400家上市公司的招股书中都没有提过，没有披露过这个风险，更没有防范这个风险的任何措施。所以，现在股票要全流通，而这种流通必然会带来非流通股的股价上涨和流通股股票的股价下跌，因此我们才提出了对价的理论。即在非流通股流通的时候，非流通股股东要对流通股股东作出一个承诺，就是我的流通不以对你造成损失为代价。

　　刘纪鹏说，对价的理论本身并不是说是传统理论下单一补偿的问题，不是简单根据历史来进行补偿。而是根据未来，非流通股要流通了，流通时会给流通股股东造成风险，因此流通股股东要求非流通股股东对于造成风险的这一个环节提出对流通股股东的承诺，这个承诺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补偿，但是也可以不用补偿这个词，就将之理解成一个承诺。

　　对于吴敬琏提出的观点，刘纪鹏认为实际上吴也是不了解股权分置改革按照对价理论推进的理论依据和前提。刘纪鹏说，现在谈的对价理论不是建立在追究历史成本上的，对价理论就是，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管理层同意非流通股股票要流通的同时，对会给流通股股民带来的损失给予的防范。补偿补的是历史，而对价对的是未来。

　　刘纪鹏说，目前大家约定俗成的用补偿这个词，是由于我们之前对于改革理论的宣传不够造成的。现在监管部门被动的地方就在于没有把改革的理论依据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充分的阐述以打消人们的误解和疑虑。

　　或许真得没必要再揪住吴老先生的几句话，在补偿流通股股东公不公正这个问题上，来争个你是我非，因为吴先生也不过只是一个“地球人”，即便他是一个学高八斗的经济学家，但是只要他想和变幻莫测的市场先生说话，争议就一定不会结束。

　　如果改革可以试错，也必须在试错中前进，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有试错而前进的机会呢？

NZWJ

女儿眼中的吴敬琏：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学者

     就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吴敬琏对女儿坦言，对于生老病死还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件，如果做不成他将不甘心

　　很少有人知道，经济学家吴敬琏退休之后梦想的生活是什么。那将是一种远离经济学研究的生活——拥有自己的木工车间，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边做木制家具。

30年多前的吴敬琏，不仅仅会做木工，而且还会做木工工具。当年从干校回北京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套亲手制作的硬木长、中、短刨子。他对女儿说，会做木匠工具的木匠是最高等的木匠。

　　然而，今年77岁的吴敬琏仍未思养老，每天工作14小时，写文章、作讲演、给学生上课，对自己的知识更新也一刻不懈怠。他的勤恳让比他年轻一半的人看着都头晕。

　　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在所著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中透露，吴敬琏爱好非常广泛，对集邮、集古钱币、音乐、历史、文学、做木工活、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都很有研究，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子发烧友，他完全可以成为这些方面的专家，但他放不下他的经济学。

　　书中这样写道，使命感和危机感使他不能放松，犹如舞蹈者永远也脱不下来的红舞鞋。即使在他自己期望放松的时候，那双鞋也会缠绑在他脚上，鞭策着他，一直认真地舞下去。

　　“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吴晓莲7日晚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如此表示。

　　

极端“入世”构成了“出世”

　　在吴晓莲看来，吴敬琏性格中最大的三个特点是：求知欲强，认真和执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活得很纯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所钟爱的经济学上，以至于对人情世故都不甚在意。

　　吴敬琏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吴敬琏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能是给决策者提供咨询意见。他要经常与决策者们见面，在决策者们面前说话，也可能在他们面前与持有不同意见者争论，有时持有不同意见者就是决策者本人。他的意见或者被欣赏或者遭批驳，都有可能让他出名；而后者可能让他“倒霉”。

　　1990年，吴敬琏被冠以“吴市场”这一名称，起因是在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支持“市场取向派”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另外几位主张“计划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敬琏“引经据典”，为市场经济辩护。他因此被一些人叫做“吴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并不是对他的褒奖。

　　后来的十几年，吴敬琏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坚定地认为中国走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或者遭人误解或批判。

　　不退缩并不代表吴敬琏的心中没有矛盾。在与吴晓莲的谈话中，吴敬琏也逐渐意识到人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这是他心中一个时隐时现的小矛盾，但还不够大，很多时候他会忽略这一点，继续前行。”吴晓莲说，无论是他知天命而行，还是知天命而不认命，吴敬琏极端“入世”已经构成了“出世”，使他更接近纯粹。这种纯粹也使他对于压力有了更强的承受能力，社会舆论对他的误解和争议，很多时候他是不以为意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5 11:4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