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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在这年的“两会”期间举办了一场“私人新闻发布会”。他打破沉默，对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学者不久前联袂举行“经济学家和媒体恳谈会”对他的质疑作出反击，并且借用捷克诗人的名句表达了他被投资者误读的心境：“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令所有不警惕的人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场大争论后没多久，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

　　如果说2001年的股市转折是从吴敬琏开始的，这多少有点让老先生一个人背黑锅的意思，但这位喜欢莫扎特的经济学家当时的率性而言，对2001年中国股市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这和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有必然的联系。

　　在中国经济学界，吴敬琏是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作为顾准的弟子，吴敬琏曾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之一，他对经济决策人物、包括当时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影响都不可忽视。

　　但吴敬琏之所以能蝉联2000年、2001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凭的绝不仅仅是他的学术威名和朝中门生，而是他在中国股市的歌舞升平年代，用经济学家的“第三种声音”扮演了“良心”代言人的角色。他在当时提出的“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至今仍振聋发聩。

　　一家南方报纸在评选2001年十大股市人物的时候，是这样评价吴敬琏的：“作为中国报业先驱邓季惺的儿子，吴坚守学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发出的声音，往往被每一个投资者细心倾听。如果只评选一个人作为2001年中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当选的无疑应该是吴敬琏。”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这几乎可以说是最高评价，但对于一个经济学家，仅仅为“良心”代言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向一个经济学家所要求的，不是他为谁而代言，而是他超越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学者智慧。

经济学家有“两种身份”？

    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而经济学家纯粹的学术身份，也日益受到其经济身份的拷问

　　2004年，中国股市舆论场依然风起云涌。8月9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一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质疑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侵吞国有资产。

　　9月初，吴敬琏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

　　一位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在10月对吴敬琏的专访中如此写道：“7月份，谤言又来自另一方面，几位声称‘反对平民意识’、力辩中国股市决非没有规矩的赌场的‘投资界人士’，借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谢世的机会，重弹2001年股市大辩论旧曲，声讨吴敬琏，声称今天的中国股市满眼飘绿、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的困境，全是由4年前吴敬琏对‘政府托市、国企圈钱’和‘股市比赌场还不如’提出批评造成的”。

　　“在8月间，‘非主流经济学家’积极声援这种批判。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长江商学院的郎咸平教授‘由案例而问题、由问题而主义’地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和这种经济主导下的国企改革而掀起了新的高潮”。

　　“据网络媒体的分析报道，‘郎咸平旋风’引发了据说是‘倒郎派’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挺郎派’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激战。一些平面媒体则在睁大眼睛看‘吴市场’究竟会站在哪一方，属于哪一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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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家官方媒体也发表文章，说吴敬琏既不全盘肯定郎咸平教授对一系列企业家的指控和对国企的主张，又不‘拿出事实和数据来驳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极推手’，说是像吴敬琏这样的学者只‘乐于到企业做顾问或独董’，‘互相唱和跑跑堂会乐得屁颠屁颠’，而‘对于真正关乎改革成败，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而看到了但不深入去做，即使做了也是……从概念到概念，犹如隔靴搔痒’。”(摘自柏晶伟著《吴敬琏：我心依旧》)尽管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决不能再用了。知识分子认为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对于身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担任内地几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吴敬琏，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也不是一件易事。

　　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而经济学家纯粹的学术身份，也日益受到其经济身份的拷问。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至2万元的有18家，2万至3万元的有26家，3万至4万元的49家，4万至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有16家。

　　今年7月，当上海律师严义明再次将矛头指向顾雏军，吹响中国独立董事“独立运动”的号角后，吴敬琏的讲话颇耐人寻味，“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还存在缺陷，要想让独立董事真正发挥独立作用，必须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来完善这一制度。严义明律师征集科龙股东投票权，并竞选独立董事的竞选一事，希望最终结果能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促进独立董事制度的改善，希望该案例能够引发大家对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缺陷的思考，促进包括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在内的各方尽快着手，采取推动制度建设的相关配套措施。”听了老先生的这番话，或许该将做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集体无为，看作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先天性缺陷所致了。

何处寻求大智慧？

　　吴敬琏“股民强势论”一出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关系的争议。如果改革可以试错，也必须在试错中前进，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有试错而前进的机会呢

　　2005年，是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年，各路学者、经济学家为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具体方案，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其规模和热烈程度尤胜4年前那场事关中国股市走向的大讨论。对于3年多前就已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思路的吴敬琏，人们自然希望再次听到他来自“良心”的声音。

且听吴敬琏与一位金陵晚报记者于7月底所作的谈话：“记者：现在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都要求得到非流通股东给予更大的补偿，您觉得这样的现象正常吗？

　　吴敬琏：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股东了。流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当然他们可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是不是公正的。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现在这个是权利不对等的。现在方案通不通过权力完全在流通股手里，这是证监会交给他们的权力。

　记者：您觉得证监会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通过与否权力交给流通股东，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吴敬琏：权利要平等、对等。为什么流通股东的权力要大于非流通股东呢？最早上市的国有企业的非流通股溢价很高，对于当时买了流通股的人确实有很大的损害，那为什么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谈判中间，权力却在一方呢？我认为现在股权分置改革真的没办法去算得清什么方式进行补偿是完全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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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既然您现在认为没办法，那么您2002年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思路是否能放在现在呢？

　　吴敬琏：在2002年时，我说大家都让一点，只要大家向前看，共同来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但现在不是大家让一点的情况，现在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

　　记者：但非流通股东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在推出股改方案时，要求100%非流通股东同意这个方案，才能推出方案，最终非流通股东也要参与股改方案的投票。

　　吴敬琏：但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可是代表非流通股东提出意见、投票的，还是经理人，那可不是这位老板或经理的钱呀，可是对全体老百姓来讲，这可是我们自己的钱呀。”(摘自黄燕的《吴敬琏：千点托市不应该补偿流通股股东不公正》)

　　吴老先生一开口，立刻又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方面，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撰文《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对吴敬琏代表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提出的所谓“股民强势论”表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有瑞磬在人民网刊文《为什么听话要听音吴敬琏说的是诤言》为吴敬琏辩护，称其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

　　对于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一些争议。为此记者采访了著名学者刘纪鹏教授，刘纪鹏表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将股票全流通，而在股票全流通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以前的政策和法律定的是非流通股暂不流通，而事实上，非流通股本身高达4500亿的份额在进入股市之后，确实会给流通股股东造成股价下跌的趋势和风险。对于这个风险，当初在1400家上市公司的招股书中都没有提过，没有披露过这个风险，更没有防范这个风险的任何措施。所以，现在股票要全流通，而这种流通必然会带来非流通股的股价上涨和流通股股票的股价下跌，因此我们才提出了对价的理论。即在非流通股流通的时候，非流通股股东要对流通股股东作出一个承诺，就是我的流通不以对你造成损失为代价。

　　刘纪鹏说，对价的理论本身并不是说是传统理论下单一补偿的问题，不是简单根据历史来进行补偿。而是根据未来，非流通股要流通了，流通时会给流通股股东造成风险，因此流通股股东要求非流通股股东对于造成风险的这一个环节提出对流通股股东的承诺，这个承诺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补偿，但是也可以不用补偿这个词，就将之理解成一个承诺。

　　对于吴敬琏提出的观点，刘纪鹏认为实际上吴也是不了解股权分置改革按照对价理论推进的理论依据和前提。刘纪鹏说，现在谈的对价理论不是建立在追究历史成本上的，对价理论就是，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中，管理层同意非流通股股票要流通的同时，对会给流通股股民带来的损失给予的防范。补偿补的是历史，而对价对的是未来。

　　刘纪鹏说，目前大家约定俗成的用补偿这个词，是由于我们之前对于改革理论的宣传不够造成的。现在监管部门被动的地方就在于没有把改革的理论依据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充分的阐述以打消人们的误解和疑虑。

　　或许真得没必要再揪住吴老先生的几句话，在补偿流通股股东公不公正这个问题上，来争个你是我非，因为吴先生也不过只是一个“地球人”，即便他是一个学高八斗的经济学家，但是只要他想和变幻莫测的市场先生说话，争议就一定不会结束。

　　如果改革可以试错，也必须在试错中前进，那么，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有试错而前进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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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眼中的吴敬琏：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学者

     就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吴敬琏对女儿坦言，对于生老病死还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件，如果做不成他将不甘心

　　很少有人知道，经济学家吴敬琏退休之后梦想的生活是什么。那将是一种远离经济学研究的生活——拥有自己的木工车间，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边做木制家具。

30年多前的吴敬琏，不仅仅会做木工，而且还会做木工工具。当年从干校回北京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套亲手制作的硬木长、中、短刨子。他对女儿说，会做木匠工具的木匠是最高等的木匠。

　　然而，今年77岁的吴敬琏仍未思养老，每天工作14小时，写文章、作讲演、给学生上课，对自己的知识更新也一刻不懈怠。他的勤恳让比他年轻一半的人看着都头晕。

　　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在所著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中透露，吴敬琏爱好非常广泛，对集邮、集古钱币、音乐、历史、文学、做木工活、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都很有研究，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子发烧友，他完全可以成为这些方面的专家，但他放不下他的经济学。

　　书中这样写道，使命感和危机感使他不能放松，犹如舞蹈者永远也脱不下来的红舞鞋。即使在他自己期望放松的时候，那双鞋也会缠绑在他脚上，鞭策着他，一直认真地舞下去。

　　“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吴晓莲7日晚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如此表示。

　　

极端“入世”构成了“出世”

　　在吴晓莲看来，吴敬琏性格中最大的三个特点是：求知欲强，认真和执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活得很纯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所钟爱的经济学上，以至于对人情世故都不甚在意。

　　吴敬琏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吴敬琏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能是给决策者提供咨询意见。他要经常与决策者们见面，在决策者们面前说话，也可能在他们面前与持有不同意见者争论，有时持有不同意见者就是决策者本人。他的意见或者被欣赏或者遭批驳，都有可能让他出名；而后者可能让他“倒霉”。

　　1990年，吴敬琏被冠以“吴市场”这一名称，起因是在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支持“市场取向派”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另外几位主张“计划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敬琏“引经据典”，为市场经济辩护。他因此被一些人叫做“吴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并不是对他的褒奖。

　　后来的十几年，吴敬琏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坚定地认为中国走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或者遭人误解或批判。

　　不退缩并不代表吴敬琏的心中没有矛盾。在与吴晓莲的谈话中，吴敬琏也逐渐意识到人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这是他心中一个时隐时现的小矛盾，但还不够大，很多时候他会忽略这一点，继续前行。”吴晓莲说，无论是他知天命而行，还是知天命而不认命，吴敬琏极端“入世”已经构成了“出世”，使他更接近纯粹。这种纯粹也使他对于压力有了更强的承受能力，社会舆论对他的误解和争议，很多时候他是不以为意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5 11: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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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功过

　　吴敬琏曾经与女儿进行过一次长谈，在这次长谈中，吴敬琏评价了自己对于中国改革的贡献以及他对自己的定位。

　　顾准是吴敬琏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令他理智上敬佩、感情上爱戴和精神上向往的人。顾准当年和吴敬琏谈起中国学术界对实用的偏爱和对理论的轻视，这对吴敬琏未来学术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吴敬琏认为，顾准是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顾准当时启发吴敬琏，只有先系统地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才能够反过头来弄清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1973年到1976年间，吴敬琏不光自学英文和西方历史，对中国历史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复习，从中国通史《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开始读起。吴敬琏整天在屋里精神抖擞、埋头苦干，出了屋就精神恍惚，邻居们给他起了外号叫“老蔫儿”，也有人叫他“吴老蔫儿”。

　　1983年，吴敬琏在耶鲁大学当访问学者，用一年半的时间，静心埋头学习现代经济理论。吴敬琏抱着“把事情搞清楚”的态度，而不是揣着实用的野心。学习结束回国，当现实的命题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把脑袋里面的大框架和小细节都拿出来应用，居然发现用着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直到晚年，吴敬琏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时，仍然觉得经济学理论是他的欠缺之处。

　　虽然有学者和朋友认为，吴敬琏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自己则更多地将之归结为机遇。

　　就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危机感总是伴随着使命感。吴敬琏对女儿坦言，对于生老病死还看得不是很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尚有事没有做到，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件，如果做不成他将不甘心。

这个老人有点“迂”

　　为了呈现一个更加立体化的吴敬琏，吴晓莲采访了数位吴敬琏的朋友，包括同龄的同事、年轻的同事、企业家朋友、助手，以及学生等。在这个“群观”的过程中，众人对于吴敬琏的人品、、治学态度以及学术成就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唯独对他的个性评价不一——因为吴敬琏直言不讳的个性太容易得罪人了，这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作为和吴敬琏相交50多年的好朋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范章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吴敬琏的执着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这也给他带来很多麻烦。黄范章认为，吴敬琏这人不适于浅交，而适于深交。“开始接触的时候不是很容易，但是接触深了之后，发现他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正直的、可靠的、信得过的人。当然他也有毛病，他得罪了不少人。他的优点和缺点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说他好，他敏锐，对问题一眼看到底，而且表达得很直率；你说他不好，他尖刻、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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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董事长郭树清则认为，在我们这个需要理想主义，需要有人负责的时代，吴敬琏无疑是这个方面的道德楷模，但他的缺点是没有太多的幽默感，不能开玩笑，一开玩笑他就急了。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专家张春霖是吴敬琏的第一个博士生，他给吴晓莲讲的一个小故事很能反映吴敬琏的性格。张春霖有一年过年回家，返京之后探望吴敬琏，吴敬琏一张口就问当地的经济发展如何，有没有什么变化，压根就想不到要嘘寒问暖地关心学生本人的情况。“他就是这样的人，在人情世故方面很不擅长，对于人际关系也不太在意。”吴晓莲说。

　　跟随吴敬琏多年的助手柳红认为，吴敬琏这个人其实有点“迂”：比如，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被国家高层领导人请去谈经济形势，他会用很长时间去阐述他的看法，没想到别人也很珍惜在那样的场合讲话的机会。吴敬琏这样做就让人家不高兴。但是，其实吴敬琏也不是要在领导面前怎么样，他就是“迂”，他认定的那点事，就是要跟你一直讲。

　　“有一次我们去浙江考察，我看到大家在途中都睡觉，只有他一个人不睡，他干嘛呢，他跟他同座位的某个老省长的小秘书认真地讲国有企业改革，途中有几个小时他就讲了几个小时。他可能在他认为某个重要的问题上就这么讲开了，但是，他就会被别人或是误解，或是嫉妒，或引起别人的不高兴。”柳红坦率地说。

“学而优”但“不谋仕”

　　性格中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吴敬琏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吴敬琏有几种不同的名片，但最经常递给别人的是印着教授身份的一张。就像吴晓莲所言，吴敬琏并不适合做官，虽然有不少工作职位，但最让他感到自在的，还是教授这个位置。

　　吴晓莲认为，吴敬琏“学而优”却“不谋仕”的个人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二是知难而退。这个难就难在他不懂得“委曲求全”。这种坚持原则和直言不讳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很多程度是来自遗传。

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传奇女性，她和吴敬琏的生父吴竹似以及继父陈铭德一起创办了《新民报》，当时她还在司法部供职，由于《新民报》上刊登了对司法部不利的报道，她受到了部长批评，毅然辞职。

　　解放之后，邓季惺曾担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吴敬琏也和她一样。这对母子对于这份工作的责任感和认真的作风如出一辙。邓季惺以88岁的高龄去世，但临去世前一周她仍然在给北京政协提建议。“她也都不管自己是不是年龄大了，别人会不会听她的，就是这么执着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吴晓莲感慨。

　　“和我奶奶那种撞到南墙也不懂回头的性格相比，我爸爸已经有所改善了。他有时候也会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好像一转眼就把这种想法抛之脑后，然后又开始不眠不休的工作去了。”

　　虽然家人曾经多次规劝吴敬琏，发表言论别太直言不讳，防止“祸从口出”，但没有什么效果。

　　吴敬琏的这种个性，让全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尤其是每年开“两会”要面对众多媒体的时候。吴敬琏的责任感有一点抽象——要对事实和真理负责。所以，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他就必须说“你错了”；如果另一种做法是对的，他就必须说“应该这样做”。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听，他都一样要说。他是原则高于人，不太近人情。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5 12: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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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缺点是不够用功”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爸爸是他的硕士和博士两次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曾经对我说：“没有吴敬琏，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肯定会进行、会成功，但是有了吴敬琏，还是有所区别的。不管这个区别是大还是小，他加快了改革的进程。所以在‘市场’和‘计划’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大众给他封了‘吴市场’的称号。因为他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对我们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父女问答:

    吴晓莲：心平气和地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吴敬琏：我会说，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

　　吴晓莲：您不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有你的贡献？

　　吴敬琏：当然有贡献。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作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吴晓莲：说说你对自己的评价。您至少不觉得自己虚度了人生吧？

　　吴敬琏：那没有。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能已经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

　　吴晓莲：比如？

　　吴敬琏：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还有另外一些。李山也不错，但他现在不搞理论了。

　　吴晓莲：您怎么就知道他们在理论上比你行呢？

　　吴敬琏：因为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吴晓莲：您对于生老病死怎么看？怕不怕？

　　吴敬琏：好像是的。好像还看得不是很开。

　　吴晓莲：还是解不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吴敬琏：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到的事就觉得不甘心。

　　吴晓莲：您还有什么没做到的呢？

　　吴敬琏：也不知道。

　　吴晓莲：这么说吧，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会不甘心，那是什么？

　　吴敬琏：就是眼前这点事。

　　吴晓莲：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吴敬琏：说不上来。

　　吴晓莲：“吴市场”算不算？

　　吴敬琏：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吴晓莲：您一生中最不成功的事是什么？

　　吴敬琏：那要分阶段。改革前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成功的。

　　吴晓莲：您一生里做过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

　　吴敬琏：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吴晓莲：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吴敬琏：认真。

　　吴晓莲：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敬琏：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够用功。

　　吴晓莲：您认为自己还不够用功？！您现在除了工作，还干什么呢？

　　吴敬琏：我兴趣太广泛，比如有时候就爱看看闲书。还有我睡觉也睡得比较多。

　　吴晓莲：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

　　吴敬琏：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

　　（节选自《我和爸爸吴敬琏》吴晓莲著）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25 11: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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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谈吴敬琏：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

回望改革历程说艰巨谈局限论分歧———

　　在“第十届光华新年论坛新闻发布会与媒体高层座谈会”上，77岁的厉以宁教授回望改革历程，阐释了“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改革没有先知先觉但我们对改革经验不足”、“改革理论探讨认识尚有局限”等观点，但是更为与会者津津乐道的，是在谈及学术观点分歧时的一番话语：“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这番话语出乎与会者预料。据悉，2008年1月12日，两人将一同在“光华新年论坛”上发表演讲，这在近年、在公开场合，比较少见。
　　

高中同学殊途而同归

　　厉以宁教授介绍说：“我们俩，在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时，就是同学。现在你到金陵中学去，学校悬挂的照片，有我，也有他。不过后来他去了复旦，我到了北大。”

　　其实，吴敬琏与厉以宁之间，还有同庚、同乡之谊：均出生于1930年；同为江苏人，厉为江苏仪征人，吴祖籍江苏武进；在金陵中学读高中，两人都属绝顶聪明那一类。除此，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小眼镜”，其刻苦用功也由此可见。

　　当然，两人性情各有不同。厉以宁自幼喜欢诗词歌赋，具有诗才文气的浪漫气质；吴敬琏喜欢古典音乐，更喜欢拆拆卸卸，鼓捣闹钟、收音机，成为长江对岸南京化工厂的一名工程师，是他的向往。在1949年的历史巨变中，吴同学和厉同学各奔东西，厉以宁随家人来到湖南乡下，成为管理账目的“厉会计”；吴敬琏则因肺病、胃病等诸多“病种”休学有年。

　　1951年，“厉会计”闻听北京大学招生的消息，便委托朋友代为报名，那朋友竟擅做主张填报了“经济学系”。后来北大学生厉以宁受教于1920年代的哈佛博士陈岱孙教授等多位名家，打下坚实学术功底。

　　吴敬琏则在高校院系调整后，由金陵大学转读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分配来到北京，入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孙冶方领导下从事研究，“文革”中与顾准“亦师亦友”。

　　殊途而同归。若干年后，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两位扛鼎人物。

　　

“经济学家的分歧是社会的福祉”

　　厉以宁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与吴敬琏的分歧，被某些舆论夸大了。”

　　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最早发生于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厉以宁先生认为企业改制势在必行，吴敬琏先生则认为应优先考虑价格改革。自然，当时的政策取舍有所偏重。

    两人的公开矛盾，发生于2001年2月，由于对股票市场的状况和发展看法不同，引发了一场为国人所瞩目的争论。自此，很少见到两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

　　据厉以宁教授介绍，2003年，他从服务多年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转至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与吴敬琏先生同为副主任，一起工作。去年，全国政协在南京举办“民营企业经济论坛”，两人一起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私下也有交流。”

　　多年前，厉以宁教授就“如何看待经济学家观点分歧”这一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经济学家学术观点的分歧，是社会的福祉。”经济学科具有超前性、预期性，也许，它恰恰需要一种建设性的对抗。

　　

向青年人昭示“团结和表率的力量”

　　昨天，厉以宁教授的这一番谈论，赢得在场媒体人的称许。有报刊负责人发言表示，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能够摈弃以往的学术分歧，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共识，这就使“光华新年论坛”不仅显示出思想的力量，更向青年人昭示了“团结的力量，表率的力量”。

　　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院长发言认为：“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在改革方向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

　　曾经以“特约记者”身份分别采访过吴、厉两人的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潘福祥，研读过厉、吴的全部著述，他表示：“吴、厉两人关系和谐，是经济学界的方向上又是一致的。他们能联手迎接深化改革的艰巨挑战，是一件好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5 08:42 编辑 ]

杰亮

「大国富强之道」

作者:吴敬琏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下了一句颇富哲理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各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途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对这些共同因素的偏离，不论这种偏离朝向哪个方向，总会招致逆转和挫折。通观500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些共同的要素大致包括以下五个要素。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正如D.诺斯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这里所讲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在目前的中国，相信计划经济(命令经济)较之市场经济更具优势的人已经很少了，容易发生的误解，是忽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把它和16-18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混为一谈。

　　在重商主义的条件下，虽然市场和商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具有两个和市场经济很不相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二是把尽量多地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

　　西欧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可以说是对重商主义最后的致命一击。《国富论》弘扬“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和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

　　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

　　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体制和政策安排在发展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进一步市场化，否则会引来种种恶果。

　　法治

　　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善法”)的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共有的特征。而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因而实行法治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法治的问题上，第一，要分清“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两个不同的概念。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先提出以法治取代人治。1997年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推进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法治的性质和内容缺乏明晰的认识，而且实行法治必然要求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以致在正式文件里也经常用“法制”来代换“法治”，把法降到了政府管理人民的手段的地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5 08:32 编辑 ]

杰亮

第二，法治与民主的实施顺序。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实施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可以说是法治的滥觞，1688年“光荣革命”才是民主制度的开端。可见二者的构建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但是历史经验也表明，法治归根结底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要靠民主制度来保证。

　　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

　　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在“五四”运动提出要请进“德先生”以来，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通向民主制的过渡。根据新加坡近年来的经验，我认为至少可以认定，在知识经济时代，按照“三纲六纪”、“尊尊亲亲”等原则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它会压抑创新精神，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已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

　　第二，以何种方式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先进人们的政治理念深受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观念的影响，鄙薄经验主义的点滴改良。他们没有意识到以激进的理想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常常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

　　第三，在确定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才是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民主的真正实现。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民主政治制度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1792-1794)实行的“主权在民”(实际上是“一切权力归于国民公会”)和“直接民主”体制；另一类则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

　　前一种体制由于对最高权力缺乏制约，往往使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徒具空名，沦为少数人专政的牺牲品。雅各宾专政后法国陷于社会动乱之中将近一个世纪。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重新建立宪政秩序时，英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遥遥领先于法国。后一种体制不承认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是用一整套制衡机制保证公共权力不会被滥用和确保个人自由和宪法权利不受侵犯。

　　在顾准之后，我国有一大批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专政时期的直接民主为何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charisma)专制”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在以史为鉴、寻求富强之道的时候，这些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