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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岩松耶鲁大学演讲 称希望美国人多看中国(第1－第4楼)
(2)彭裔然：「岩松美国观察」采访手记之——「岩松耶鲁演讲：我的中国梦」(第5－第6楼)
(3)廖伟棠:「美国梦，中国梦」(第6－第6楼)
(4)毛晓刚:「金融危机昭示美国神话破灭」(第7－第7楼)
(5)杜光:「美国神话破灭了吗？」(第8－第9楼)

白岩松,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蒙古族。1989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1989年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工作。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后，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2000年，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先后得到“中国播音与主持”大奖、“中国金话筒奖”等。2001年11月，由白岩松参与、策划、创办的《时空连线》栏目成功推出，并且出任该栏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同时任《新闻会客厅》主持人。2009年3月31日白岩松向耶鲁师生发表了题为《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的演讲，以自己出生的年份1968年作为开始，讲述了1968年、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五个年份的故事，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边远小城的绝望孩子，成长为见证无数重要时刻的新闻人，并以个人命运为线索折射了四十年中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白岩松的幽默向美国学生展现了中国人不一样的一面。

白岩松耶鲁大学演讲 称希望美国人多看中国

　　主持人白岩松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阐述中国梦

　　3月30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和央视摄制组赴美国拍摄专题片《岩松看美国》，3月31日白岩松及摄制组从纽约驱车赶往耶鲁大学，白岩松向耶鲁师生发表了题为《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


　　

中国梦美国梦

　　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但是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他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

　　但是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很平均。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主题，或许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它的这个，巨大的街头的骚乱，在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了，但是的确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我无关。但是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的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在全世界站起来。

　　但是当时很遗憾，不仅仅是我，几乎很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中国人，每一个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系我是否可以吃饱。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似乎都有些问题。

　　1978年，十年之后。我十岁，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时候，那个只有二十万人的非常非常小的城市里。它离北京的距离有两千公里，它要想了解北京出的报纸的话，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新闻这个说法。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哥俩，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因此即使十岁了，梦想这个词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离苏联更近。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的时候，不管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今天都该记住的年份。

　　1978年的12月16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号，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一年的开始。历史，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1988年，那一年我二十岁。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虽然我们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的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当然，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它变得很具体，它也不再是那个过去口号当中的“美帝国主义”，而是变成了生活中很多的细节。这个时候我已经第一次地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的是如此接近，因为它几乎就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8 10: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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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非常狂热地去喜欢摇滚乐。那个时候正是迈克尔杰克逊还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那一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但是，就在那一年，因为放开了价格，引起了全国疯狂地抢购，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多久，于是要把一辈子都用的食品和用品，买回到家里头。这一年也就标志之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当然我知道那一年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格外的重要，因为你们耶鲁的校友又一次成为美国的总统。

1998年，那一年我三十岁。我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那一年在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主角就是克林顿。也许在美国你记住的是性丑闻。但是在中国记住的是他那一年访问了中国。在六月份的时候，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了一个开放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开放的演讲，这两场活动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

　　在北大的克林顿的演讲当中，由于整个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用的全是美方所提供的翻译，我猜想有很多的中国观众，是一直知道克林顿的确在说话，但是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

　　所以我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说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而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当然也是在这一年年初，我开上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我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很久，因为往往第一次才是最难忘的。

　　2008这一年，我四十岁。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在这一年我听到太多的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让耶鲁大学的师生在为他当选总统之后，听说你们举行了游行，甚至庆祝。

　　而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梦想都要注定要遭受很多的挫折一样显现出来。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个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我们期待中的那么美好。八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我猜得到在耶鲁校园里头，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的前面，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但是就像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的生日。那一天我感慨万千，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在直播精彩的比赛。二十四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但是这一天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四十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

　　正是在这样的四十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一个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的新闻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而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这样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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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了飞机，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是那么永久不变地在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而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个雕像后面的展览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的画像也挂在那上面，他也在看那面国旗。我读出了一种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因为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但是今天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地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我们还有大量的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好的话，在这些货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头，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过去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头，让个人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边远小城市里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或许该换一个视角。去看十三亿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那种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那种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放大。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

　　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在媒体当中去看到中国。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的同行。开一个玩笑。其实美国的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你吃到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就像很多很多年之前，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流行着一种叫加州牛肉面，加利福尼亚牛肉面。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的话，由于觉得这是美国来的，也没有批评。这个连锁的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四处寻找加州牛肉面，但是一家都没有找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加州是没有这种牛肉面的。于是这个连锁店在中国，现在处于陆续消失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一种差异。但是当人来人往之后，这样的一种误读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四十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是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7 08: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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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克林顿的演讲当中，由于整个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用的全是美方所提供的翻译，我猜想有很多的中国观众，是一直知道克林顿的确在说话，但是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

　　所以我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说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而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当然也是在这一年年初，我开上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我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很久，因为往往第一次才是最难忘的。

　　2008这一年，我四十岁。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在这一年我听到太多的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让耶鲁大学的师生在为他当选总统之后，听说你们举行了游行，甚至庆祝。

　　而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梦想都要注定要遭受很多的挫折一样显现出来。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个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我们期待中的那么美好。八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我猜得到在耶鲁校园里头，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的前面，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但是就像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的生日。那一天我感慨万千，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在直播精彩的比赛。二十四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但是这一天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四十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

　　正是在这样的四十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一个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的新闻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而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这样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

　　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了飞机，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是那么永久不变地在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而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个雕像后面的展览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的画像也挂在那上面，他也在看那面国旗。我读出了一种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因为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但是今天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地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我们还有大量的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好的话，在这些货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头，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过去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头，让个人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边远小城市里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或许该换一个视角。去看十三亿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那种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那种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放大。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

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在媒体当中去看到中国。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的同行。开一个玩笑。其实美国的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你吃到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就像很多很多年之前，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流行着一种叫加州牛肉面，加利福尼亚牛肉面。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的话，由于觉得这是美国来的，也没有批评。这个连锁的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四处寻找加州牛肉面，但是一家都没有找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加州是没有这种牛肉面的。于是这个连锁店在中国，现在处于陆续消失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一种差异。但是当人来人往之后，这样的一种误读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四十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是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

资料来源: 央视《新闻周刊》(2009年4月16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7 08: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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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松美国观察》采访手记之——《岩松耶鲁演讲：我的中国梦》

　
　　白岩松的耶鲁演讲，是在3月底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他抵达美国的第二天下午。

　　在当天上午进行了对NBA总裁大卫·斯特恩的专访之后，几乎来不及倒时差，他就和《岩松看美国》摄制组一起从纽约驱车赶往位于纽黑文小镇的耶鲁大学。

　　虽然原本并不在节目拍摄计划之内，但耶鲁演讲显然是岩松最看重的美国日程之一。以新闻人的身份和民间交流的形式去当地的大学演讲，与青年人面对面交流，几乎已经成为岩松在国外采访时的一种习惯。他曾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发表题为《中国社会的变迁》的演讲，而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他去了海德堡大学和大学生一起用餐，一起看球。这次他给自己的耶鲁演讲起的题目是《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而被誉为“总统摇篮”的耶鲁大学显然是真正的卧虎藏龙之地，甚至说它影响美国历史进程也不为过。仅仅在过去20年，连续三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克林顿与小布什，都是耶鲁毕业生(而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当年在耶鲁校园图书馆与克林顿相识相恋的故事也为很多人熟知)，这在美国历史上也创下了纪录。直到高举change大旗的哈佛毕业生奥巴马成为新任美国总统，才让哈佛生们扬眉吐气了一把。因为在美国，向来有“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而创办于1701年的耶鲁大学则“屈居”美国第二所最古老的高等学府。

　　在学风开放的耶鲁，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世界各地学者、政要以及各界精英的演讲。但耶鲁校方显然对这次演讲给予了“精心”的安排，把演讲的地点定在以耶鲁毕业生亨利·卢斯(Henry Luce)名字命名的卢斯礼堂(Luce Hall)。亨利·卢斯是《时代》周刊创始人，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新闻人之一，而卢斯礼堂也第一次迎来了中国的新闻人。演讲现场的火爆超乎摄制组的想象，不仅过道上挤满了师生，还有一些人因为晚到而被校园主办方婉拒在门外。因为耶鲁学生向来以个性和尖锐著称，甚至有时还会有些“傲慢”，岩松显然事先就做好了“挨砖”的准备，他还和学生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欢迎大家扔鞋，但最好是两只，请记得我的鞋号是43号”。

　　岩松的幽默，显然赢得了年轻人们的喜欢，外国学生们一定想不到，这位来自中国主持人在屏幕上大多数时候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而岩松演讲时的开场白也立即获得了全场师生的笑声和掌声，他说“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但是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他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但是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很平均。”

　　演讲的部分大约持续了四十分钟，而之后，是岩松与在场学生大约半小时的提问互动。岩松以自己出生的年份1968年作为开始，讲述了1968年、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五个年份的故事，他是如何从一个边远小城的绝望孩子，成长为见证无数重要时刻的新闻人，并以个人命运为线索折射了四十年中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他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过去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头，让个人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而除他之外，还有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家庭，在用自己的故事诠释着这样的中国梦。

　　这是一场有很多“梦想、改变”字眼的演讲，既有个人命运，也有国家命运，关于中国，也关于美国。在演讲的最后，白岩松用了一个望远镜的比喻，形容中国和美国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缺乏相互的了解和沟通，他说这是两个都曾经用望远镜看彼此的国度，只不过中国看到的是放大的美国，而美国则把望远镜拿反了，他们更多看到了一个缩小的错误不断的中国。“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

　　在耶鲁大学，也许这是一次真正的沟通和传递，耶鲁接收到了来自中国的讯息，而我们也亲身感受了美国这所最负盛名大学的魅力。我们也很好奇，演讲现场除了中国留学生，为什么有这么外国人对一位来自中国的新闻人感兴趣？后来在采访中得知，即使在文化极为多元、种族背景众多的耶鲁大学，中文和中国文化也是相当的流行。中文已经从耶鲁大学的第四大外语跃居为第二大外语，仅次于西班牙语。而耶鲁大学也会提供一个奖学金，每年资助七八十个学生到中国学习中文。我们甚至在演讲现场遇到了金发碧眼的岩松粉丝——美国女孩戴恩·米勒，她说以前就经常看中央电视台节目，认为白岩松的演讲很有意思，特别是“普通话非常标准，非常好听”。而在岩松演讲过程中，她也一直在自己的小本上埋头苦记。

　　而在耶鲁的另一个收获是，我们在演讲现场见到了去年美国总统奖获得者本和朱莉，他们在去年夏天曾作为美国高中生代表受邀来到中国，并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二套《我们》节目的录制，谈他们眼中的中国。而现在他们已在耶鲁大学度过了大半年时光。本谈起去年的中国之行依然很兴奋，他说中国之行让他消除了很多误解，而中美之间的沟通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他知道北京进行的新的建筑规划，他也很关注生活在中国的人们。而让我惊讶的是，他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就是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而这位奥巴马的支持者，说他们下午的课堂上才刚刚讨论了中国到底是敌手还是伙伴的话题，而本这个大学一年级新生也对我们用了一个小小的“外交辞令”，他说“从战略上讲，中美两国应该相互依赖”。

资料来源：央视《新闻周刊》 (2009年4月16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7 08: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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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中国梦

作者：廖伟棠

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在读《老美国志异》，美国文化评论家Greil Marcus写于1997年的这本书去年才被引进中国，这是一本关于“美国梦”幻灭的书。1997年，我在读《伊甸园之门》，书写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和思潮的名著，而当时我的同龄人，他们很多都在读一套上下册的《美国读本》。

《美国读本》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生中的畅销书，1995年出版中译本后一直再版、修订、再版，甚至被盗版。它收集了美国自殖民时期以来的经典文本如演说、诗歌、政论等，内容都和“美国梦”有关，大致都符合并超越了维基百科中对美国梦的定义：“美国梦源于英国对美国的殖民时期，发展于19世纪，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为什么说超越了呢？后者只是说物质成功，《美国读本》却选择了象征一些精神理念追求的文字，如《独立宣言》、《论公民的不服从》、《向华盛顿进军演说词》（即《我有一个梦想》），是更高层次的“美国梦”。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生曾信奉或者为之困惑的“美国梦”则两者兼之。实际上在那之前就有关于美国价值观的讨论，而对现实的失望不但加剧了对“美国梦”的朦胧向往，同时现实对于大学生的限制和“惩罚”也迫使年轻人远走他方，人们不得不相信美国有一个更宽容的空间。很多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就是在那时候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和后来我认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其实缘由一样，前者反抗政治集体对自我个人的压抑，后者反抗经济、官僚集体对底层个体的压抑，并且两者都引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反抗对他人、对沉默大多数的压抑。

《伊甸园之门》所代表的美国60年代精神可以说是对原本的那个“美国梦”的重新发挥，它和《美国读本》的“六十年代”一章有三个交集：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学生领袖Tom Hayden的《休伦港宣言》和小马丁.路德.金的《向华盛顿进军演说词》。60年代对个人价值的强调有了更张扬的意味，“美国梦”不止是一个现实的事业，更是一个良心的拷问：比方说，美国人之梦应该容纳越南人之梦，肯尼迪之梦应该容纳小马丁.路德.金之梦，爱国主义者之梦应该容纳国际主义者之梦。

一个强烈的象征：黑人吉他手Jimi Hendrix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演奏的那首《星条旗》，混杂了用电吉他模拟的直升机声、机枪声和哀嚎声，就是60年代五味俱杂的美国梦。我所理解、所倾心的美国60年代的建设性力量，包括了Beat文学和民谣音乐，90年代我和同龄的年轻知识分子大量阅读艾伦.金斯堡的诗歌和沉迷于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这是对美国精神自身充满批判的叛逆者，他们质疑已被反复复述的那一套美国梦，其中有很多已经变成中产阶级的虚伪面具，他们建立起新的价值观：在实现个人自由的同时也为他人谋取自由、并在精神上开拓“自由”的更多定义。

音乐是衔接美国文化和我们的最重要的桥梁，日后我也发现它是最本质的力量，而且它也在反复倾听和阅读中更新自己和美国梦的意义。Bob Dylan就是这一切矛盾的综合体，他敏锐地感知了60年代中“美国梦”的激变。《老美国志异》记载的就是这个特殊时刻，以Bob Dylan插上电吉他“放弃”民谣开始，到他秘密地在地下室“回归”民谣制造出传奇的The Basement Tape为终，《老美国志异》分析的表面是Bob Dylan，实际是隐藏在人所共知的“美国梦”后面那一个更为复杂甚至黑暗的美国精神—我们要到了90年代看到大卫.林奇的小镇电影才觉察到的黑暗。

如果说曾有一种美国精神让我佩服，这种对黑暗和痛苦的承认就是。奥巴马与他的支持者今天大声疾呼美国梦之卷土重来，我记得当年克林顿也曾如此，此后的艰难才是梦想的重点。其实思索美国梦就是思索中国梦，而中国梦更重、更痛。美国梦一再被质疑、修改甚至颠覆，却仍尝试综合这些“杂质”然后艰难前行，那中国呢？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网」(2009年4月16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7 09: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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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昭示美国神话破灭

作者:毛晓刚

金融危机其实是资本危机，而资本危机的实质，就是“主义”危机、“制度”危机。美国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在监督金融资本上完全失效，归根到底就在于这种“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完全是为资本服务的，而把资本当“主义”，迷信资本的逐利本能，唯资本是从，最终只能被资本的贪婪吞没。事实说明，在资本当家做主的美国，存在的是制度性腐败，金融危机是美国制度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问题。

　　深不见底的金融危机正在将美国自身的矛盾和问题毫无保留地发酵出来。近来，美国国际集团瓜分巨额奖金事件引发了公众强烈谴责，奥巴马表白了一番“愤怒”之后，却不见有什么实际有效的办法。实际上，危机来临倒是给了金融资本家一个天赐良机，他们拿着合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纳税人的钱中饱私囊，再也不用费心费力地靠推销衍生品骗人了。危机越严重，财政注资越多，他们拿得越顺手。这种咄咄怪事，充分说明资本的贪婪与生俱来，而建立在资本基础上、以维护资本利益为原则的“主义”和“制度”，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对付起这种贪婪来根本无能为力。

　　一直以来，美国都标榜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最完美的，全世界也有不少人这样鼓吹。忽悠的时间长了，甭管说起美国什么制度，全成了真善美，跟人家美国不一样的则全是假恶丑。要不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袭来，这种论调恐怕还得继续唱下去。发生了金融危机，世人才恍然看见一个真相：所谓金融危机其实是资本危机，而资本危机的实质，就是“主义”危机、“制度”危机。虽然美国建国不过两百多年，但此次金融危机却足以昭示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

　　美国号称最民主，其典型制度设计就是两党竞争和三权分立，据说这种相互制约的设计可以实现最有效的监督。但人们有目共睹，在金融危机从萌芽到蔓延、再到殃及全球的整个过程中，没看见美国朝野政党和三权机构有什么制约和监督，反而在齐心合力地鼓吹和放纵金融资本扩张，维护资本利益。金融泡沫破灭之后，不光美国人民遭殃，全世界都跟着倒霉，酿成如此大祸，只见华尔街奢华依旧，却没发现有人负责，两党和三权最后还是要力促纳税人用大笔金钱去填补华尔街金融资本的窟窿。更有甚者，面对华尔街高管们侵吞救援资金，这些制度既没法事前监督制约，事后也没什么问责惩罚，只是在公众压力下轻描淡写地指责了几句而已。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注了巨资去救一家公司，公司高管层拿这钱先给自己发巨额奖金，举国哗然，却谁也管不了，这种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有致命缺陷的。

　　为什么美国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在监督金融资本上完全失效呢？归根到底就在于这种“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完全是为资本服务的，而把资本当“主义”，迷信资本的逐利本能，唯资本是从，最终只能被资本的贪婪吞没。资本的原始性就是逐利，就是“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资本的这种最本质的问题无从解决，就是有再多的政党，有再多的分权，政治制度设计得再严密、再花哨、再精妙，哪怕如金融衍生品一样花样百出、层出不穷，都治不了。尤其是在金融资本成为资本最高存在方式的时代，资本的逐利更是变本加厉。美国作为金融资本最发达的地方，也正是政治制度为资本贪婪服务得最好的地方。因此，即便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民众怨声载道，美国政治制度也不可能降低对资本的服务水平，甚至还不惜拉上全世界做垫背的。

　　“出水才见两腿泥。”事实说明，在资本当家做主的美国，存在的是制度性腐败，金融危机是美国制度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问题。民主党、共和党也好，白宫、国会、法庭也罢，都听命于资本，都是利益集团用金钱打造包装出来的。美国民主是有钱人的游戏，为了给资本保驾护航，政治制度无所不用其极，人民的权利、他国的利益都是可以牺牲的“炮灰”。这样的民主，实在虚伪；这样的制度，注定腐朽。

　　此次金融危机应该让那些盲从迷信的人清醒：美国制度既不可能是、事实上也不是最完美的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不是。当美国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反而是经常被美国一些人以“民主”、“人权”、“自由”等种种堂皇名目妄加指责的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更为有力、有效，没给世界添麻烦，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09年3月29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8 08:56 编辑 ]

NZWJ

美国神话破灭了吗？

——读报随感之九

杜光

    3月29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金融危机昭示美国神话破灭》（以下简称《破灭》）。刚看到标题，还以为这是一篇主要谈金融危机的文章，仔细琢磨，才发现它的奥妙，它是以金融危机为幌子，批判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

      文章开篇就直奔主题：“金融危机其实是资本危机，而资本危机的实质，就是‘主义’危机、‘制度’危机。美国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在监督金融资本上完全失败，归根到底就在于这种‘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完全是为资本服务的”。通过这样一个甲=乙=丙=丁的障眼法，一轱辘就把问题从金融危机引到三权分立，确实有点“神乎其技”。于是，得出“金融危机是美国制度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问题”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撇开作者那种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心态不谈，这个结论，对于长期经受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根深蒂固地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即将灭亡”的人来说，恐怕不会感到意外。

　　但是，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却并不这么看。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由于存在着占有私人性和生产社会性的矛盾，资本主义市场蕴涵着经常出现经济危机的内在因素。经济危机造成灾难，同时也带来转机。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资产阶级被迫变革生产工具，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被迫变革生产关系，制定新的制度，改善对经济的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危机和克服危机的循环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无过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10月美国证券市场的崩溃，引发了长时间的经济衰退，并且蔓延到欧洲。到1932年，世界贸易总值减少了一半，美国有1/4工人失业。1933年罗斯福上台，推行“新政”，干预市场经济，在大力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制定管理贸易、工资、工时、童工、集体谈判等方面的法规；实行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恢复农业的繁荣；采取社会保障措施，保证弱势群体的生活需要，等等，终于使美国走出困境。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而大大超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但深度和烈度远没有那时严重。能够克服“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的国家，面临当前的金融危机却成了“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问题”，甚至“足以昭示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这是依据什么逻辑得出的结论？

　　金融危机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三权分立则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产生于信用制度基础上的金融活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心所在，它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应当承认，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个规律，所以也不可能对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就是近现代经常出现经济危机的外在原因。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社会动荡不安等现象，以至需要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来进行干涉，采取必要措施，克服危机。不论政府的结构和制度如何，都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当各国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还需要有关国家的政府，协商一致，共同努力寻求克服危机的出路。将于后天在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会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举行的，它与政府是否实行三权分立无关。

　三权分立是一个政治原则，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它指的是不同职能的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实行一定的制衡监督，以避免掌握权力者滥用政治权力，损害公民权利。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体现这个原则，当然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在欧美各国，有的是总统制，有的是内阁制，有的甚至还有君主在位，但都不妨碍他们推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所以，作为政治原则的三权分立和政治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那些反对三权分立的人却有意地把它们混淆起来，蒙骗民众。至于《破灭》的作者把金融危机和三权分立扯在一起，用出现金融危机来说明“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说好听一些，是别出心裁地呼应“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说不好听一些，就是别有用心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8 08:58 编辑 ]

NZWJ

　“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所在。但是，是谁制造了“美国制度神话”呢？作者说：“一直以来，美国都标榜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最完美的，全世界也有不少人这样鼓吹。”请问，美国的哪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哪一家报纸杂志，哪一本书、哪一篇文章，曾经鼓吹美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全世界有哪些人“这样鼓吹”？事实上，世界上没有、甚至不可能有什么“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这是不需要多少智商的人都能够了解的事情。我活了好几十年，从没有听说有人鼓吹美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今天从《北京日报》的这篇《破灭》里，才第一次知道居然还有这样的“美国制度神话”。原来，所谓“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美国制度神话”，是这位作者为了大批判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

　　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然后加以痛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革命大批判的故伎。它虽然拙劣、低下，却也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另一种手法，是抹杀事实。为了说明美国的制度只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为资本服务，《破灭》作者无视近几个月来媒体大量报道的世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为克服金融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随心所欲地说什么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没看见美国朝野政党和三权机构有什么制约和监督”，“华尔街奢华依旧，却没发现有人负责”，“不见有什么实际有效的办法”。而我们从《参考消息》上，却多次读到美国政府拨出巨款克服危机、促使经济复苏的报道；对于接受政府救援却又滥发奖金的保险业巨头AIG（文章再三申说此事，作为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的例证），则作了认真的调查与处理。这里不妨照录3月30日的《参考消息*北京参考》上的一则消息：“美政府26日公布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方案，重点是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旨在对金融市场主要参与者实行更严格的监管。”“据美财政部长盖特纳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4月2日召开的伦敦金融峰会上推动制定更高的、全球性金融监管标准。”可见，美国政府对于这次金融危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对全球性的问题，都不是无动于衷不作为的。《破灭》的作者之所以要掩盖这些事实，只不过是为了论证“美国制度神话破灭”这个既定目标罢了。对于以文革式的思维去思考问题的论者来说，事实并不重要，站稳阶级斗争的立场，坚持反帝反修的革命路线，这才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则。

　　文章的点睛之笔在最后几句话：“当美国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反而是经常被美国一些人以‘民主’、‘人权’、‘自由’等种种堂皇名目妄加指责的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更为有力、有效，没给世界添麻烦，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这些话冠冕堂皇，似乎无可指责。但把它同全文的主旨——“美国制度神话破灭”和“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实际上包藏着不易察觉的祸心。不错，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可以对克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甚至还有民众的习惯、传统、心理等等许多非常错综复杂的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而文章却简单地把它归因于政治制度的差异，言外之意，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虽然被指责为缺乏民主、人权、自由，但比你这个自认为是有民主、人权、自由的体制优越得多。这个判断的逻辑结论就是：没有必要进行以扩大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改善人权状况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我们现有的政治体制比美国好得多！图穷而匕首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才是《破灭》的真实意图所在。

　　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的迅猛发展，使中美两国之间有了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无论是在这次金融危机里，还是今后的世界事务中，都需要两国密切合作，这已经是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而为了使合作卓有成效，就必须增进两国政府之间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逐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隔阂和误会，而不应该有意识地去扩大它，加深它。在这个意义重大而又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媒体应该承担重要的责任。《北京日报》发表《破灭》这样有损于中美关系的文章，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2009年4月1日)
               
本文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2009年4月14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8 09:0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