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复旦大学秦绍德校务委员会主任文章集

目录
(1)办大学也要讲究“生物多样性”(第1－第6楼)
(2)人才培养：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核心标准(第5－第6楼)
(3)在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第7－第10楼)

办大学也要讲究“生物多样性”

——访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

在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研究型大学”所占比例大大高出美国；在上海各类高校中，开设国际贸易与经济专业的本科院校比例超过80%。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在两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已出现一些结构失衡和非理性定位现象。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高校自身选择，更需要科学规划引导。秦绍德认为，生态学中有一个概念叫“生物多样性”，趋同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生态的破坏，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办大学也要讲究“生物多样性”。
　　　　
　　

高教也需“生态多样”

　　　　
　　记者：目前，各地高校追求“升格”，竞相攀比，专科院校要升本科，本科院校要争硕士点，有了硕士点还要争博士点。学校间不分类型、不分层次，不顾原有基础和特色，争创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趋同化”现象愈演愈烈。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秦绍德：当前，趋同化的现象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仅从2007年数据就可知，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已有310所，占总数13.4%。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院士比较美国高校结构发现，美国两年制社区学院（类似我国职业教育）和专科类型院校相加，超过大学总数的60％；可授学士学位的大学只占18%，可授硕士学位的大学只占15%，可授博士学位的大学只占6%，而这6%中的一半才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
　　
　　生态学有一个“生物多样性”概念，趋同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生态被破坏，不利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还只是“高等教育大国”，要加快从“大国”向“强国”迈进。高等教育强国应有一个规模较大、结构合理的高教系统，有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处于顶端，力争在高教质量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但并非多数大学都建成这类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应就此加以规范，明确国内高校的合理结构，对各校定位进行正确引导，控制各类别院校的数量和比例。
　　
　　记者：当前大学里都争着开热门专业和热门系，您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秦绍德：当前，大学学科和专业设置，缺乏科学规划和论证。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泛滥，而一些基础性的“冷门”专业萎缩。例如，全上海81%的本科院校都设立了国际贸易与经济专业，67%都设立了金融专业，65%都设立了会计专业，这三大热门专业每年毕业生超过1万人。上海正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每年虽有这么多经济、金融专业毕业生，但真正需要的对口人才却还是不够。事实上，有能力培养中高档、创新型金融人才的大学寥寥无几。
　　
　　我认为，高等院校其实没有统一的办学模式，关键在于办出特色和水平。美国的一流高校色彩纷呈、风格迥异，既有在重视教学的同时强调科研的研究型大学，也有只提供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还有一批学科特色鲜明的专门学院，如纽约服装学院、美国烹饪学院，因为分别培养出一批世界级服装设计师和烹饪大师而闻名遐迩。高校多样化多元化发展，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充满活力的基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也出现过高校盲目发展的问题。在高校云集的加州，政府制定了《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严格界定了公立高等教育各部分、各类型的角色和使命。正因如此，西方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仍把这个规划当作“提供大众化高等教育机会的蓝图”，这种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
　　　　
　　

文理分科违背教育本质

　　　　
　　记者：两会前夕，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逐步取消文理分科”，您个人对文理分科如何看？
　　
　　秦绍德：文理分科是为了应对高考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应对培养的需要而产生的。目前，随着应试教育越来越强化，文理分科已经成为家长和中小学为了适应考试而采取的教育分科。这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教育的本质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和发展的人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19 06:24 编辑 ]

杰亮

　   人的成长有一些偏好，但是这些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一出生就适合文科、理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希望一个人，对社会、对自然都有人生的适应能力。过早就把孩子分为文理科，这是不符合人的生长规律的做法，而且会从各个方面挫伤孩子成长的积极因素，甚至过早让孩子们有挫折感，过早让孩子成长偏科。
　　
　　提早文理分科有很多危害。例如，许多孩子不去学历史和地理，觉得这是小科，不值得花时间。一个不懂得历史的人，就不懂得今天。不能继承丰厚的文化遗产，就不懂得创新。如果不懂地理，不了解国家，就没有社会责任感。小孩子在历史、地理、音乐、生物等方面，都应该涉猎一点。


    记者：那么您觉得在当前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取消文理分科？
　　
　　秦绍德：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取消文理分科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当前的条件还不成熟。我认为可以逐步取消文理分科，只是到高三或者是高三下学期的时候才给我们的学生按照考试要求分文理科。
　　
　　记者：很多人认为取消文理分科后，会更加加重学生的负担，对此您如何认为？
　　
　　秦绍德：一般大学校长都赞成中学文理不分科，是从培养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某些技术细节来考虑问题。“如果文理不分科，小孩子就负担更重”这种观点，还是从应试教育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的。
　　
　　我们可以在中学里实行标准分考试，把学生的成绩放在3年里来考评，看他3年的平均成绩，在高考的时候以此为参考来决定是否录取。复旦大学的测试，就是实行标准分考试，10门课都考，不要求学生每门课都学得好，不希望学生非常偏科。
　　　　
　　

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难以推进

　　　　
　　记者：数十年来，对应试教育的批评不绝于耳，但素质教育却也总是流于宣传和表面。您认为，其根源是什么？
　　
　　秦绍德：“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近几年，应试教育更从中小学提早到学前教育，民间一句著名的话是——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应试教育扼杀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力，高考的改革要坚决推进，高考是一个指挥棒，高考不改革，中小学素质教育难以推进。
　　
　　现在我觉得全社会都陷入到了一个怪圈，那就是读书是为了上好学校，受教育是为了找好职业，虽然这也无可厚非，但这实际上违背了教育的本质。虽然家长和学生都痛恨应试教育，痛恨巨大的升学压力，但也没有谁出来反抗，因为应试教育的肿瘤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应试教育的体制机制决定着每个家庭的利益趋向。正因为这样，全社会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巨大危害性。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推进素质教育？
　　
　　秦绍德：要改变这样的现状，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决推进高考改革。4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探索自主招生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一考定终生”的现行统考制度，让大学从本校的培养目标、特色要求出发，通过知识考察和面试的综合方法，录取符合条件的学生。如此，“惟书论”的一元选拔标准就被打破了。高校自主招生不但带来人才培养模式的竞争和改变，也解决了广大家长和学生关心的教育公平、公正问题。
　　
　　教育部和上海市都应积极支持复旦扩大实验范围，在上海的招生全部进入自主招生，在外部省市的招生也要推进，同时也批准其他高校参加试点，形成促进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氛围。同时我认为教育主管部门要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制定政策帮助中小学提升素质教育。比如能不能坚决废除以高考升学为中学教育的评估标准，能不能取消重点中学，逐步取消文理分科，对一些为自主招生办应试班的教育中心是否有所限制，媒体的报道宣传是否应该有准则——就是要为素质教育铺路，不为应试教育张目，等等。
　　　　
　　

通过自主招生招进来的学生更加活跃

　　　　
　　记者：复旦大学自主招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秦绍德：2006年4月，复旦大学开始自主招生，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已经累计招收了1500名学生。一开始时，复旦大学设计在上海全部实行自主招生，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同意，只同意招收300人，这是试验的限制范围，因为改革的前提是稳定。3年的试验证明改革是稳妥的，也是成功的。我们希望下一步在上海的招生全部实行自主招生。
　　
　　记者：自主招生进来的学生和其他学生有很大的区别吗？
　　
　　秦绍德：因为他们差不多还都是从类似的中学挑选进来的，因此要说差别也不是太大。但是，可以明显看出来，通过自主招生进来的学生要活跃得多。大部分学生即使不参加自主招生也能考进来，但是有些有潜质的学生不是考试能选拔的。我们剔除了一些只擅长考试的学生。

　　
　　

杰亮

从大局来看，大学扩招是非常成功的
　　　　
　　记者：今年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这和扩招是否有很大的关系？
　　
　　秦绍德：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多。我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罪”不在扩招。我能够体会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困难。今年各公司给复旦提供的招聘岗位，较往年至少减少了两成。大学生就业困难是结构性问题，大学生求职趋之若鹜般涌向大城市、外企，必然导致就业紧张。毕业生就业目光应更多投向基层、农村。
　　
　　记者：今年2月，教育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了扩招研究生的通知。复旦会不会扩招？
　　
　　秦绍德：作为研究型大学，复旦承担着国家的许多科研任务，扩招对复旦并不合适，复旦大学没有扩招的计划。
　　
　　记者：我们的扩招，使我国在校大学生从600万人增加到了2700万人，高等教育现在已经成为了大众教育。对于扩招，您认为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秦绍德：我觉得近10年的大学扩招，是我们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归根结底它的动力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进入初步小康以后，普遍有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这种社会需求推动了大学扩招。
　　
　　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很快达到了去年的23%，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也就进入大众化教育的时代。什么是毛入学率？就是同年龄的年轻人能够受教育的比例，这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规则。我们这期间也增加了一些大学，但增加的不多，我们利用原有的资源，几乎每个大学都扩大了招生的人数，实现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
　　
　　为此，各个大学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仅是校舍紧张——学生教室、食堂、宿舍都要扩张，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不够，每个老师所承担的任务更重了。现在看来扩招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者说我们正需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但是总体上说，我们应该看大局，看是不是能够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扩招是做得非常成功的。现在我国已经变成了世界高等教育大国，我们大学的数量，和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大概排在世界的前两位。
　　
　　记者：您认为，目前高校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秦绍德：我个人认为，经过了扩招期之后，高校即将进入内涵建设期。扩招后，我们紧接着要满足大家在大学里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接受高质量教育的要求。
　　
　　记者：您所说的内涵式发展期，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秦绍德：内涵发展期，主要就是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的报告里所说的，就是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大学的主要任务。
　　
　　记者：那么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加强高校的内涵建设呢？
　　
　　秦绍德：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我们有很多难点。首要的问题是，大学普遍缺乏师资，尤其是缺乏高质量的师资。
　　
　　师资的量是怎么来计算的呢？一般来说，应该拿大学的师生比来计算，即一个教师平均下来，他应该负担多少位学生的课程。这个数字一般在1:18左右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超过这个数字，达到1:20，甚至于1:30、1:40，老师就顾及不到教育质量了，我们在大学里面就开始“放羊”了。
　　
　　而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师资更不够。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形成这样一个理念：要让最优秀的人才到大学里面任教，只有老师是最优秀的，将来我们教出的学生也一定是最优秀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难点。
　　
　　第二个难点，由于学校扩张以后，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跟不上大学飞速发展的速度，所以学生增加了，我们的教师增加了，校舍扩大了，但是政府投入还没有跟上去，各个大学普遍感到经费紧张。我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要提高，实际上是需要投入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费的投入。譬如说，我们要让大学生有足够使用的良好教学设备，教学实验室；另外，尽可能大课的教室少一点，要多一些小教室，便于师生交流。所以，那种认为提高教育质量是软任务，或者是不需要投入的看法显然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难点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要改变落后的教育理念。
　　　　
　　

招收高价生违背了教育公正的原则

　　　　
　　记者：有人提出，“大学可以用招收高价生的办法来弥补学校经费的不足”，请问您如何评价这种看法？
　　
　　秦绍德：我国的大学除了民办的以外，大部分都是公立大学，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政府的拨款如果不足的话，要通过大学自己的创收。大学的创收主要有哪些方面呢？一是用自己的资源为社会服务来收取一些费用。譬如高校培养的专业硕士生，像MBA、EMBA、MPA、GM，这样的学生收费就比较高一点，这是国家批准的，这里面的收入可以部分弥补学校经费的不足。二是科研的创收。把高校的科研成果转让到社会上去，也可以收到一些费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但是，无论如何，公立大学是不能、不允许收高价生来弥补学校经费的。
　　
　　事实上，教育部对大学招生经费的问题，历来管理非常严格，不允许大学自行定学费。这里面可能社会上有些误解，譬如我们现在国内几所比较好的大学，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都是由教育部制定学费标准，文科生大概是每年1人5000元左右，理科生可能是每年1人5500元左右，艺科生可能是每年1人6500元左右，这样的收费标准已经好多年没有变动过。所以，大学绝不可以用招收高价生的办法，来吸收未经录取的学生，这也违背教育公正的原则。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1:22 编辑 ]

杰亮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前高校硕士生、博士生成为导师苦力的现象？
　　
　　秦绍德：现在确实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把自己所招收的学生简单地看作劳动力，只要求他们跟着自己做课题，完成自己承担的科研任务，其他管得很少，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当然这样的教师也不能说是普遍的，还是少数。我们许多老师认为，让学生参加自己领导的科研课题，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他们进行研究生教育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全部方式。许多优秀的导师，他们的课题在科学研究领域是领先的，他们的学生跟着导师一起做课题，也进入了最先进的领域，那么这种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还是很有好处的。
　　
　　作为大学的领导来讲，反对教师把研究生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甚至于是简单的劳动力。我们希望每个教师都对研究生履行教育的义务，而且，要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全面负责。
　　　　
　　

不能笼统地去谈“上学难、上学贵”问题

　　　　
　　记者：关于“上学难、上学贵”，有代表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秦绍德：“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不能笼统地谈，因为上学有小学、中学、大学，有重点学校、非重点学校，收费也有不同的标准，所以笼统谈是谈不清楚的。在上大学的问题上，从我们国家的广阔人口基数以及受教育的程度来看，目前，上大学难的问题，还不能一下子解决，也就是说总有人会考不进大学。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能考进大学的学生，他在经济上有困难，可能不得不辍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各个大学的注意。在教育部和各地政府的帮助下，目前每个大学都在资助最困难的学生。我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困难的大学生辍学”，现在大体能做到。
　　
　　至于上好的大学难的问题，那是永远存在的，因为重点大学就是那么几十所，而我们高中毕业生又那么多，都要竞争进重点大学。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做到有更多的人进重点大学，还只能通过高考的办法，淘汰一批，吸收一批。
　　
　　至于上学贵的问题要怎么看？全国这么大，有个别学校有乱收费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执行物价部门的规定。至于这些学费跟当前的居民收入如何比，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整个物价指数在涨，居民生活的指数也在涨，学费没有变动，所以不能说学费是一个价格贵得不行的大问题。
　　
　　还有，在收费领域，在某些地方，名校办民校，主要是指中学，收费比较贵，现在教育行政部门，也正在研究，准备加强管理。
　　　　
　　

深深的水静静地流

　　　　
　　记者：一所大学的气质与风貌是否会受周围环境所影响？比如，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地处市场经济发达的上海，它们的气质会不会受到上海商业文明的影响？而北京的大学，是否会因为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而多了些“官气”呢？
　　
　　秦绍德：一个学校的气质和风貌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某些影响，但这样的影响是十分小的。它的气质主要还是跟这个学校的传统和特色有关。不能因为复旦和上海交大在上海就认为他们商业氛围比较浓厚，也不能因为北大和清华在北京就说他们“官气”太重。主要还是要看学校的特色。因为高校的学生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平常主要时间都是呆在学校里面，因此受学校周边环境影响比较小一些。
　　
　　记者：那么复旦和上海交大作为身处同一个城市里的大学，一个是综合性的大学，一个是工科类为主的大学，他们之间有哪些不同呢？
　　
　　秦绍德：因为交大主要是以学工程为主，交大的学生碰到事情之后，往往是考虑我能做什么，我能不能抓住机遇。而复旦的学生则思维发散性比较大一些，碰到问题后，他考虑的问题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从学理上探讨能不能行得通”。相比于交大，复旦的包容性要强一些，复旦的学生对任何事情都见怪不怪，他们有一种求异思维，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
　　
　　记者：在这点上，复旦似乎和北大的气质有一些类似之处？
　　
　　秦绍德：复旦和北大在气质上来说，总体上更为接近一些。但北大有一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傲气与霸气，他们骨子里有一种号令天下的味道。相比之下，复旦就显得更为务实一些，我们不显山，不露水，不大张扬。
　　
　　我曾用“深深的水，静静地流”来形容复旦的气质，这里比喻大学追求学术和真理的一种精神。我们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著和勇毅。这种追求是大学里最令人钦佩的特质。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09年03月14日，作者：童海华)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1:2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