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复旦大学秦绍德校务委员会主任文章集

目录
(1)办大学也要讲究“生物多样性”(第1－第6楼)
(2)人才培养：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核心标准(第5－第6楼)
(3)在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第7－第10楼)

办大学也要讲究“生物多样性”

——访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

在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研究型大学”所占比例大大高出美国；在上海各类高校中，开设国际贸易与经济专业的本科院校比例超过80%。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在两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已出现一些结构失衡和非理性定位现象。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高校自身选择，更需要科学规划引导。秦绍德认为，生态学中有一个概念叫“生物多样性”，趋同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生态的破坏，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办大学也要讲究“生物多样性”。
　　　　
　　

高教也需“生态多样”

　　　　
　　记者：目前，各地高校追求“升格”，竞相攀比，专科院校要升本科，本科院校要争硕士点，有了硕士点还要争博士点。学校间不分类型、不分层次，不顾原有基础和特色，争创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趋同化”现象愈演愈烈。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秦绍德：当前，趋同化的现象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仅从2007年数据就可知，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已有310所，占总数13.4%。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院士比较美国高校结构发现，美国两年制社区学院（类似我国职业教育）和专科类型院校相加，超过大学总数的60％；可授学士学位的大学只占18%，可授硕士学位的大学只占15%，可授博士学位的大学只占6%，而这6%中的一半才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
　　
　　生态学有一个“生物多样性”概念，趋同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生态被破坏，不利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还只是“高等教育大国”，要加快从“大国”向“强国”迈进。高等教育强国应有一个规模较大、结构合理的高教系统，有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处于顶端，力争在高教质量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但并非多数大学都建成这类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应就此加以规范，明确国内高校的合理结构，对各校定位进行正确引导，控制各类别院校的数量和比例。
　　
　　记者：当前大学里都争着开热门专业和热门系，您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秦绍德：当前，大学学科和专业设置，缺乏科学规划和论证。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泛滥，而一些基础性的“冷门”专业萎缩。例如，全上海81%的本科院校都设立了国际贸易与经济专业，67%都设立了金融专业，65%都设立了会计专业，这三大热门专业每年毕业生超过1万人。上海正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每年虽有这么多经济、金融专业毕业生，但真正需要的对口人才却还是不够。事实上，有能力培养中高档、创新型金融人才的大学寥寥无几。
　　
　　我认为，高等院校其实没有统一的办学模式，关键在于办出特色和水平。美国的一流高校色彩纷呈、风格迥异，既有在重视教学的同时强调科研的研究型大学，也有只提供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还有一批学科特色鲜明的专门学院，如纽约服装学院、美国烹饪学院，因为分别培养出一批世界级服装设计师和烹饪大师而闻名遐迩。高校多样化多元化发展，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充满活力的基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也出现过高校盲目发展的问题。在高校云集的加州，政府制定了《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严格界定了公立高等教育各部分、各类型的角色和使命。正因如此，西方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仍把这个规划当作“提供大众化高等教育机会的蓝图”，这种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
　　　　
　　

文理分科违背教育本质

　　　　
　　记者：两会前夕，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逐步取消文理分科”，您个人对文理分科如何看？
　　
　　秦绍德：文理分科是为了应对高考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应对培养的需要而产生的。目前，随着应试教育越来越强化，文理分科已经成为家长和中小学为了适应考试而采取的教育分科。这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教育的本质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和发展的人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19 06:24 编辑 ]

杰亮

　   人的成长有一些偏好，但是这些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一出生就适合文科、理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希望一个人，对社会、对自然都有人生的适应能力。过早就把孩子分为文理科，这是不符合人的生长规律的做法，而且会从各个方面挫伤孩子成长的积极因素，甚至过早让孩子们有挫折感，过早让孩子成长偏科。
　　
　　提早文理分科有很多危害。例如，许多孩子不去学历史和地理，觉得这是小科，不值得花时间。一个不懂得历史的人，就不懂得今天。不能继承丰厚的文化遗产，就不懂得创新。如果不懂地理，不了解国家，就没有社会责任感。小孩子在历史、地理、音乐、生物等方面，都应该涉猎一点。


    记者：那么您觉得在当前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取消文理分科？
　　
　　秦绍德：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取消文理分科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当前的条件还不成熟。我认为可以逐步取消文理分科，只是到高三或者是高三下学期的时候才给我们的学生按照考试要求分文理科。
　　
　　记者：很多人认为取消文理分科后，会更加加重学生的负担，对此您如何认为？
　　
　　秦绍德：一般大学校长都赞成中学文理不分科，是从培养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某些技术细节来考虑问题。“如果文理不分科，小孩子就负担更重”这种观点，还是从应试教育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的。
　　
　　我们可以在中学里实行标准分考试，把学生的成绩放在3年里来考评，看他3年的平均成绩，在高考的时候以此为参考来决定是否录取。复旦大学的测试，就是实行标准分考试，10门课都考，不要求学生每门课都学得好，不希望学生非常偏科。
　　　　
　　

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难以推进

　　　　
　　记者：数十年来，对应试教育的批评不绝于耳，但素质教育却也总是流于宣传和表面。您认为，其根源是什么？
　　
　　秦绍德：“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近几年，应试教育更从中小学提早到学前教育，民间一句著名的话是——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应试教育扼杀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力，高考的改革要坚决推进，高考是一个指挥棒，高考不改革，中小学素质教育难以推进。
　　
　　现在我觉得全社会都陷入到了一个怪圈，那就是读书是为了上好学校，受教育是为了找好职业，虽然这也无可厚非，但这实际上违背了教育的本质。虽然家长和学生都痛恨应试教育，痛恨巨大的升学压力，但也没有谁出来反抗，因为应试教育的肿瘤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应试教育的体制机制决定着每个家庭的利益趋向。正因为这样，全社会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巨大危害性。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推进素质教育？
　　
　　秦绍德：要改变这样的现状，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决推进高考改革。4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探索自主招生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一考定终生”的现行统考制度，让大学从本校的培养目标、特色要求出发，通过知识考察和面试的综合方法，录取符合条件的学生。如此，“惟书论”的一元选拔标准就被打破了。高校自主招生不但带来人才培养模式的竞争和改变，也解决了广大家长和学生关心的教育公平、公正问题。
　　
　　教育部和上海市都应积极支持复旦扩大实验范围，在上海的招生全部进入自主招生，在外部省市的招生也要推进，同时也批准其他高校参加试点，形成促进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氛围。同时我认为教育主管部门要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制定政策帮助中小学提升素质教育。比如能不能坚决废除以高考升学为中学教育的评估标准，能不能取消重点中学，逐步取消文理分科，对一些为自主招生办应试班的教育中心是否有所限制，媒体的报道宣传是否应该有准则——就是要为素质教育铺路，不为应试教育张目，等等。
　　　　
　　

通过自主招生招进来的学生更加活跃

　　　　
　　记者：复旦大学自主招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秦绍德：2006年4月，复旦大学开始自主招生，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已经累计招收了1500名学生。一开始时，复旦大学设计在上海全部实行自主招生，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同意，只同意招收300人，这是试验的限制范围，因为改革的前提是稳定。3年的试验证明改革是稳妥的，也是成功的。我们希望下一步在上海的招生全部实行自主招生。
　　
　　记者：自主招生进来的学生和其他学生有很大的区别吗？
　　
　　秦绍德：因为他们差不多还都是从类似的中学挑选进来的，因此要说差别也不是太大。但是，可以明显看出来，通过自主招生进来的学生要活跃得多。大部分学生即使不参加自主招生也能考进来，但是有些有潜质的学生不是考试能选拔的。我们剔除了一些只擅长考试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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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局来看，大学扩招是非常成功的
　　　　
　　记者：今年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这和扩招是否有很大的关系？
　　
　　秦绍德：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多。我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罪”不在扩招。我能够体会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困难。今年各公司给复旦提供的招聘岗位，较往年至少减少了两成。大学生就业困难是结构性问题，大学生求职趋之若鹜般涌向大城市、外企，必然导致就业紧张。毕业生就业目光应更多投向基层、农村。
　　
　　记者：今年2月，教育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了扩招研究生的通知。复旦会不会扩招？
　　
　　秦绍德：作为研究型大学，复旦承担着国家的许多科研任务，扩招对复旦并不合适，复旦大学没有扩招的计划。
　　
　　记者：我们的扩招，使我国在校大学生从600万人增加到了2700万人，高等教育现在已经成为了大众教育。对于扩招，您认为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秦绍德：我觉得近10年的大学扩招，是我们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归根结底它的动力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进入初步小康以后，普遍有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这种社会需求推动了大学扩招。
　　
　　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很快达到了去年的23%，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也就进入大众化教育的时代。什么是毛入学率？就是同年龄的年轻人能够受教育的比例，这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规则。我们这期间也增加了一些大学，但增加的不多，我们利用原有的资源，几乎每个大学都扩大了招生的人数，实现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
　　
　　为此，各个大学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仅是校舍紧张——学生教室、食堂、宿舍都要扩张，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不够，每个老师所承担的任务更重了。现在看来扩招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者说我们正需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但是总体上说，我们应该看大局，看是不是能够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扩招是做得非常成功的。现在我国已经变成了世界高等教育大国，我们大学的数量，和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大概排在世界的前两位。
　　
　　记者：您认为，目前高校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秦绍德：我个人认为，经过了扩招期之后，高校即将进入内涵建设期。扩招后，我们紧接着要满足大家在大学里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接受高质量教育的要求。
　　
　　记者：您所说的内涵式发展期，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秦绍德：内涵发展期，主要就是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的报告里所说的，就是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大学的主要任务。
　　
　　记者：那么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加强高校的内涵建设呢？
　　
　　秦绍德：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我们有很多难点。首要的问题是，大学普遍缺乏师资，尤其是缺乏高质量的师资。
　　
　　师资的量是怎么来计算的呢？一般来说，应该拿大学的师生比来计算，即一个教师平均下来，他应该负担多少位学生的课程。这个数字一般在1:18左右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超过这个数字，达到1:20，甚至于1:30、1:40，老师就顾及不到教育质量了，我们在大学里面就开始“放羊”了。
　　
　　而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师资更不够。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形成这样一个理念：要让最优秀的人才到大学里面任教，只有老师是最优秀的，将来我们教出的学生也一定是最优秀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难点。
　　
　　第二个难点，由于学校扩张以后，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跟不上大学飞速发展的速度，所以学生增加了，我们的教师增加了，校舍扩大了，但是政府投入还没有跟上去，各个大学普遍感到经费紧张。我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要提高，实际上是需要投入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费的投入。譬如说，我们要让大学生有足够使用的良好教学设备，教学实验室；另外，尽可能大课的教室少一点，要多一些小教室，便于师生交流。所以，那种认为提高教育质量是软任务，或者是不需要投入的看法显然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难点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要改变落后的教育理念。
　　　　
　　

招收高价生违背了教育公正的原则

　　　　
　　记者：有人提出，“大学可以用招收高价生的办法来弥补学校经费的不足”，请问您如何评价这种看法？
　　
　　秦绍德：我国的大学除了民办的以外，大部分都是公立大学，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政府的拨款如果不足的话，要通过大学自己的创收。大学的创收主要有哪些方面呢？一是用自己的资源为社会服务来收取一些费用。譬如高校培养的专业硕士生，像MBA、EMBA、MPA、GM，这样的学生收费就比较高一点，这是国家批准的，这里面的收入可以部分弥补学校经费的不足。二是科研的创收。把高校的科研成果转让到社会上去，也可以收到一些费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但是，无论如何，公立大学是不能、不允许收高价生来弥补学校经费的。
　　
　　事实上，教育部对大学招生经费的问题，历来管理非常严格，不允许大学自行定学费。这里面可能社会上有些误解，譬如我们现在国内几所比较好的大学，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都是由教育部制定学费标准，文科生大概是每年1人5000元左右，理科生可能是每年1人5500元左右，艺科生可能是每年1人6500元左右，这样的收费标准已经好多年没有变动过。所以，大学绝不可以用招收高价生的办法，来吸收未经录取的学生，这也违背教育公正的原则。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1: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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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前高校硕士生、博士生成为导师苦力的现象？
　　
　　秦绍德：现在确实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把自己所招收的学生简单地看作劳动力，只要求他们跟着自己做课题，完成自己承担的科研任务，其他管得很少，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当然这样的教师也不能说是普遍的，还是少数。我们许多老师认为，让学生参加自己领导的科研课题，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他们进行研究生教育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全部方式。许多优秀的导师，他们的课题在科学研究领域是领先的，他们的学生跟着导师一起做课题，也进入了最先进的领域，那么这种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还是很有好处的。
　　
　　作为大学的领导来讲，反对教师把研究生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甚至于是简单的劳动力。我们希望每个教师都对研究生履行教育的义务，而且，要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全面负责。
　　　　
　　

不能笼统地去谈“上学难、上学贵”问题

　　　　
　　记者：关于“上学难、上学贵”，有代表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秦绍德：“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不能笼统地谈，因为上学有小学、中学、大学，有重点学校、非重点学校，收费也有不同的标准，所以笼统谈是谈不清楚的。在上大学的问题上，从我们国家的广阔人口基数以及受教育的程度来看，目前，上大学难的问题，还不能一下子解决，也就是说总有人会考不进大学。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能考进大学的学生，他在经济上有困难，可能不得不辍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各个大学的注意。在教育部和各地政府的帮助下，目前每个大学都在资助最困难的学生。我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困难的大学生辍学”，现在大体能做到。
　　
　　至于上好的大学难的问题，那是永远存在的，因为重点大学就是那么几十所，而我们高中毕业生又那么多，都要竞争进重点大学。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做到有更多的人进重点大学，还只能通过高考的办法，淘汰一批，吸收一批。
　　
　　至于上学贵的问题要怎么看？全国这么大，有个别学校有乱收费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执行物价部门的规定。至于这些学费跟当前的居民收入如何比，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整个物价指数在涨，居民生活的指数也在涨，学费没有变动，所以不能说学费是一个价格贵得不行的大问题。
　　
　　还有，在收费领域，在某些地方，名校办民校，主要是指中学，收费比较贵，现在教育行政部门，也正在研究，准备加强管理。
　　　　
　　

深深的水静静地流

　　　　
　　记者：一所大学的气质与风貌是否会受周围环境所影响？比如，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地处市场经济发达的上海，它们的气质会不会受到上海商业文明的影响？而北京的大学，是否会因为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而多了些“官气”呢？
　　
　　秦绍德：一个学校的气质和风貌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某些影响，但这样的影响是十分小的。它的气质主要还是跟这个学校的传统和特色有关。不能因为复旦和上海交大在上海就认为他们商业氛围比较浓厚，也不能因为北大和清华在北京就说他们“官气”太重。主要还是要看学校的特色。因为高校的学生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平常主要时间都是呆在学校里面，因此受学校周边环境影响比较小一些。
　　
　　记者：那么复旦和上海交大作为身处同一个城市里的大学，一个是综合性的大学，一个是工科类为主的大学，他们之间有哪些不同呢？
　　
　　秦绍德：因为交大主要是以学工程为主，交大的学生碰到事情之后，往往是考虑我能做什么，我能不能抓住机遇。而复旦的学生则思维发散性比较大一些，碰到问题后，他考虑的问题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从学理上探讨能不能行得通”。相比于交大，复旦的包容性要强一些，复旦的学生对任何事情都见怪不怪，他们有一种求异思维，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
　　
　　记者：在这点上，复旦似乎和北大的气质有一些类似之处？
　　
　　秦绍德：复旦和北大在气质上来说，总体上更为接近一些。但北大有一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傲气与霸气，他们骨子里有一种号令天下的味道。相比之下，复旦就显得更为务实一些，我们不显山，不露水，不大张扬。
　　
　　我曾用“深深的水，静静地流”来形容复旦的气质，这里比喻大学追求学术和真理的一种精神。我们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著和勇毅。这种追求是大学里最令人钦佩的特质。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09年03月14日，作者：童海华)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1: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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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核心标准

作者：秦绍德

●大学对于社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它能拉动GDP几个百分点，也不在于它能生产多少篇SCI文章，而是在于人才的培养。
●凡事总有两面，上面的积极性高了，就抑制了下面的积极性；整齐划一的多了，生动有效的就少了。
●高水平的课程得靠高水准的学术保障。这是大学教学和中学教学的根本区别。

　　当今中国的大学，负担不轻：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文化辐射。忙活半天，反而把大学的本质、大学的根本使命忘却了。

　　当今中国的大学校长，压力不小：形形色色的排行榜冲击着大学校长们的心理。排名有各种权重，究竟什么是衡量一所大学质量的标准？

　　

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是人才培养的质量

　　综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的功能因为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有所拓展，但是其核心功能——人才培养始终没有变。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大学是因为培养人才而存在的。我们常说，大学是长寿的，最早的欧洲大学有六七百年历史，一直存活到现在，就是因为社会永远需要人才的繁衍，如同人类的繁衍一样。许多教育先哲们都说，大学的本质是教育。许多著名的大学之所以声誉日隆，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培养了在历史上可以留名的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和文化人。大学可能承担其他社会功能，譬如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文化产品生产，等等。但这些都是其核心功能的延伸，也就是人才培养的结果。大学不是因为这些社会功能的需求而存在。否则，我们去办研究所、公司和文化团体就是了。

　　大学对于社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它能拉动GDP几个百分点，也不在于它能生产多少篇SCI文章，而是在于人才的培养——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培养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才。

　　因此，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我们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是要花极大的力气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从受教育者家庭这个微观的层面看，他们关心高等教育，主要也就是关心人才培养质量。许多家庭都把子女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视作最重要的长远的投资，一个贫困学生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就会改变整个家庭的境遇。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迅速提高，广大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已从“能上大学”逐渐变为“上好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好各类、各层次高质量的大学，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是我们的职责。

　　再深入分析一下，由于大学的种类很多，因此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认识和衡量标准也各不相同。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质量观；有什么样的办学特色，就提出什么样的人才培养要求。以基础学科见长的大学很看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工程技术学科见长的大学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而高等职业学校则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不同层次的大学对人才培养质量更有着不同的参照系和要求。所以，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应当是既有共同的基本要求、又包含多样内容的质量观。衡量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应该是多把“尺子”，而不是一把“尺子”。

　　

政府部门要着重做好投入监测引导工作

　　我国的各级政府是勤政的、强势的政府。我国的社会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的计划、统筹、指挥能力很强，成就了很多伟业，也包办了许多不该由政府做的事。这在许多工作中已成惯性，当然抓高等教育质量也不例外。凡事总有两面，上面的积极性高了，就抑制了下面的积极性；整齐划一的多了，生动有效的就少了。我以为，抓高等教育质量，政府部门和大学应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工作重心落在各大学。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归根结底是提高各大学的办学质量。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5 08: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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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首先要加大对人才培养经费的投入。公立大学的日常运行经费主要按学生数拨款，生均经费很低，没有随物价指数的上涨而增加，多少年没有变，去年涨了不少，但主要是还欠账，而且生均经费远达不到生均培养成本。以地处上海的部属院校为例，生均培养成本是2.2万元，去年生均经费增加后大致仅达到8500元。更重要的是，由于经费短缺，大学的各种开支都要用这笔经费，因此直接投入用于人才培养的费用更少。图书经费短缺、教学实验设施落后、实验经费不足、课程建设经费少得可怜、实习经费得过且过，等等，在各校都是普遍的现象。这些直接用在学生身上的、能发挥作用的、最有意义的经费严重不足。为此，在不减少科技创新专项的前提下，应逐年增加生均经费。

　　对大学办学质量的监测，是政府的职责。问题是采取什么方式。谈监测必然涉及评估，评估是监测的手段之一。问题也在于应怎样评估，以及由谁来评估。教学评估是为了促进大学的人才培养，不仅有评价的功能，还应有咨询的功能；不仅应告诉大学你在什么水准上，更大的意义在于指出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当前应弱化评价功能，强化咨询功能，不搞奖励和评估挂钩。由于学校种类、层次不一样，因此不能搞划一的评估，而应搞分类或个性化的评估（如抽评）。评估的标准有很大的导向意义，必须体现国家的要求，比如，不以办学规模、数量为标准，而以质量为标准。教学评估应交给中介机构，如教育评估院、评估中心等，政府机构自己不组织，这样有利于保证评估公正客观，评估结果和资源分配不挂钩、和官员政绩不挂钩。当然中介机构要相对独立，不依附于政府。政府以第三方评估结果为参考，制定相应的政策，统筹教育的资源。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通行的做法。

　　政府对大学提高办学质量的引导也很重要。政策就是导向。要引导各类、各层次大学办出特色，抑制规模盲目扩张的冲动，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等，引导的手段就是政策导向，支持倡导的，抑制不倡导的。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大学根本的责任

　　相比之下，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责任落在各大学身上，是校长操心的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大学根本的责任、永恒的主题，也是耗费精力多、见效不明显但长期起作用的内涵建设。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学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建立规范的教育体系、改进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建设好教师队伍、改进教学管理等方面全面着手加以努力。我们的教育教学体系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一路走过来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为国家工业化道路服务的痕迹比较浓，专业化的教育比较成功，在当时的情况下为国家的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但是这一体系显然已不适应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尽管经过30年改革开放，这一体系有了不少进步，但还需要进一步改造。这就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教师队伍。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要保证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一是要有足够数量称职的教师，生师比不能过高。二是要千方百计激励、动员教师在教学、人才培养上增加投入。现在教师负担很重，几副担子一肩挑。要减少教师的行政兼职，校内设立专司科研的研究员系列，要求教授多上本科生课程。许多优秀教师的身上有着天生的热爱学生、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对此要奖励和倡导，以良好的师德师风熏陶日益增多的新教师。三是要保障教师的学术水平。高水平的课程得靠高水准的学术保障。教师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这是大学教学和中学教学的根本区别。

　　提高教育质量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学生是受教育者，但不是被动的机器。因此，人才培养要着眼于为学生提供一个有利于他们生动活泼的发展与成才的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内在积极性。要为他们开设尽可能多的选修课程；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发展方向转专业，得到“第二次选择”的机会；接受外校的插班生；增加在校学生出国交流的机会；增加学生课外与教授通过科技活动等进行接触的机会；为个别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等等。总之，要因材施教，发扬个性。公共服务和后勤保障设施也要树立“用在学生身上最值得”的观念，舍得投入建设。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2009年3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5 08: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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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2009年9月19日）

秦 绍 德

尊敬的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复旦大学校友会的成立，圆了我们长久以来的一个梦。在这里，我再次代表学校向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代表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校友会的成立得到了李岚清校友、李源潮校友、韩启德校友、陈至立校友、桑国卫校友、唐家璇校友等很多担任领导工作的校友的关心和支持，还有很多校友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这里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大学校友会的出现和成长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大学从建校开始就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人才,逐渐形成校友的群体。校友和母校的联系是天然的，血脉相连；需求也是相互的。所以在学校发展和校友自身发展的双向推动下,校友会的组织就应运而生。

从社会的角度看，作为一种NGO（非政府组织），大学的校友会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熟社会里不可缺少的社团。它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有独特的工作优势。它的活动更加灵活，更加广泛，可以吸收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开展各种有益于校友的活动，往往可以发挥行政机构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复旦大学校友会是在学校领导下为世界各地的校友服务、发动校友为母校贡献的机构，也是学校和各地校友会、以及各地校友会之间联络和沟通的平台。它是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的群众团体（社团法人），主管单位是复旦大学，学校的对外联络与发展处承担秘书处的工作。复旦大学校友会是各地校友会联合的共同机构，各地校友会和校内各单位校友会都是复旦大学校友会的当然成员。复旦大学校友会和各地经过注册的校友会分别是独立法人，各自在当地法律许可范围内开展活动，不存在行政方面的上下级关系，是兄弟校友会的关系。但复旦大学校友会起到总联络的作用，包括建立和维护校友公共关系网；为各地校友会重大活动提供服务；发动校友回报母校，开展捐赠活动；为校友返校提供服务；推动复旦校内各个单位的校友工作等等。所以我们希望海内外的校友会和复旦大学校友会之间能够广泛团结起来，互通有无，互相联系、互相帮助。

各位校友，校友是母校的宝贵财富，母校是校友的永久家园。但校友会真正当起这个“家”来，涉及到“柴米油盐”，也并不容易。目前国内各高校校友会的启动、运行还是以行政推动为主。我们考虑将来随着校友会的不断成长、成熟，校友会将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团，既独立于学校的行政管理之外，又与学校的校友工作部门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也是国际上许多大学的普遍做法。所以我们希望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以后思想更加解放一点，在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大力地进行开拓，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是如此。当然它不是盈利机构。我们也希望广大校友们能够踊跃地捐资，支持校友会开展活动。

下面我代表学校，对校友会的建设谈几点想法。

首先，校友会的根本宗旨是服务校友、回报母校、回馈社会。因此，校友会应该做到促进三个发展。一是促进校友个人的发展。校友会应该成为校友之间互助的组织。年轻的校友需要在社会上立足，积极向上的校友需要各方面的扶持和帮助，年长的校友也需要更多的关心。校友没有贵贱之分，地位高低之分。在校友眼里，比自己年长的都是学长，比自己年轻的校友都是晚辈，和自己都有着共同的母校情结，有着大家都熟悉的共同的话题，有着相通的精神和旨趣。所以我们关爱今天的学生，就是关爱明天的校友；关爱年轻的校友，就是关爱未来的成功校友。校友之间的亲近感，是超越年龄、身份、地位界限的。2006年，一位身处美国北加州的复旦校友及其家人在车祸中受伤，最先发起捐助的，就是当地复旦校友会的诸位校友。他乡遇同窗，故知交相勉，在遭遇困难时如果能得到校友的关心和帮助，那是人生一大幸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9 05:04 编辑 ]

NZWJ

二是促进学校的发展。大学是社会的公器，也因此决定了大学在生存和发展方面具有一种外部依赖性。从世界范围来看, 一所大学的历史，往往是大学受惠社会各界捐赠的历史，是校友支持母校的历史，也是校友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校友对母校的支持包含着“回馈”和“反哺”的意义，这是母校凝聚力的体现，也是校友们一种美好的道德和情感表达。在欧美，校友对母校的捐赠是评价一所大学声誉的指标之一。捐赠以自愿为原则，不求款项数额的大小，但非常重视参与人数的多少，也就是捐赠参与率。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美国、还有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校友回馈母校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有资料显示，近10年来，“耶鲁捐赠基金”所提供的经费占学校运行收入的14％以上。普林斯顿大学历届校友参与捐款的比例达到61％。此外，如何利用校友们的社会阅历、成长历程和人生体验教育在校的学生；如何充分听取校友对于母校的发展的很多真知灼见，都是校友会值得开拓的领域。

三是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复旦大学校友会凝聚着高端知识层次的人群。综合性大学的优势让我们的校友分布在社会各界，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栋梁。很多地方校友会在服务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已经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自身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希望复旦大学校友会能在各地校友会之间牵线搭桥，互通信息，互相提供服务，促进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成为广大校友服务社会的“引擎”和“纽带”。

第二，校友会要加强基本能力建设和校友文化建设。基本能力建设是校友会工作的基础，要能根据社团法人的要求，不断完善规章制度，严格依法开展工作。要办好“一刊一网一库”。一刊，就是校友通讯，要办得鲜活、翔实，及时送到校友手里。这是精神的联络。一网，就是校友网站，不仅提供学校动态、校友新闻、校友风采，还应有校友登记注册区，可以分年级、专业管理，收集校友信息，并设有留言板和聊天室。一库，就是校友数据库，保存广大校友较为翔实的资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26万名校友，校友会掌握了其中11.5万名校友的联络方式和电子邮箱地址，他们把校友数据库比作“校友工作的生命线”。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校友数据库要设置进入的门槛。

文化建设是校友会工作的灵魂。每一位校友在学校里学习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但是他在年轻时代受到了校园文化的熏陶，这种熏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根、发芽、开花，到社会上去弘扬母校的传统和精神。而且校友们在社会上做出各种贡献，体现各种社会价值，社会上就认同这是复旦出来的学生，这是上医出来的学生，这就是大学的文化。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大家都经常讲一句话：“同一个大门里走出来的人，北大人也好，清华人也好，复旦人也好，都不大一样，这个烙印就打上了。” 如果说校友会是联系母校和校友的实体纽带，那么校友文化就是无形的纽带。我们复旦大学有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世界校友联谊会，两年一次，不但连续召开了十届，而且后面申办的省份还络绎不绝。在这次校友会会长联席会议上，经过投票表决，下一届世联会将在华盛顿举行，开到了海外。为什么世联会如此受到各地的欢迎，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校友文化。所以校友会要发掘这种文化，并且让这种文化口耳相传、生生不息。请老复旦的校友继续不断的写点老复旦的故事，请老上医的校友持续不断地写老上医的故事，用这样的故事来教育我们现在的学生、年轻的校友。我记得，百年校庆时出过一本书，叫做《复旦改变人生》，我们的方永刚校友生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认为复旦奠定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人生。校友会的刊物《复旦人》已经试刊了两期，我都认真读过，每次都为我们各行各业校友的事迹所深深感动。所以我觉得，校友会在校友文化的建设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把一些良好的传统继续下去。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9 05:06 编辑 ]

NZWJ

最后，希望复旦大学校友会、各地校友会，各位同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投入校友会工作。根据国际惯例，从事校友会工作的人员总是专业和业余相结合、职业人员和志愿者相结合。专职人员不在多，但要精。不仅要有良好的专业素质，还要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卓越的沟通联络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充满理想，热爱校友工作。志愿者可能更多要以在校生和校友为主，因为大家对母校有着天然的忠诚度。校友会的事业是崇高的，这个崇高是以热心为基础，所以一定要用共同的理想和志向来激励人。

做校友会工作还要掌握一定的工作技巧。校友工作说到底是群众工作。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行政性。校友会的工作要警惕“官本位”的影响，千万不要用行政命令做工作。感情是校友工作的基础，也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方法。感情源于对每一位校友的尊重和服务，而尊重和服务总是体现在每一个微小环节，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友工作的理念是：“提供最好的服务，使校友获得最大的满意。”只有用心地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日积月累，校友会才能在校友中赢得信任。我还记得百年校庆时，八十八岁的冯敬贞老校友和一位十八岁的少数民族在校学生，一起切蛋糕。现场是柔和的音乐和经过精心设计灯光。后来有校友说，这样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高质量的校友活动，要包含着充沛的情感，还要有很高的文化品味。

校友会工作还要不断学习研究，探索工作规律。校友会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流大学应该有一流的校友会。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借鉴海外高校的成功经验，校友工作的理念和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校友会如何运作，还在学习和探索阶段。比如，怎样构建科学的管理模式，如何组建专业的运作团队。如何更好的按照届别、兴趣、行业组织不同的校友分会等等。复旦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干一行，钻一行。从事某项工作，就会钻进去，变成专才。希望校友会的同志们也能够成为专才。

校友会发展壮大，一定要有正确的发展思路。需要全体同仁的开拓与耕耘，需要广大海内外校友和关心和支持，也希望能得到热心公益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相信依托复旦丰富的校友资源，我们的校友会一定能够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今天我还要插一个小小的话题。今天举行校友会成立大会的相辉堂是老校长李登辉先生生前带头捐资建造的。几十年来，相辉堂已经成为我校举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盛典的场所，也是校友记忆中母校的象征。但是由于年久失修，设备比较陈旧，相辉堂需要重新修缮。令人感动的是，消息一经传出，老校友陈曾焘先生、李达三先生以及生命学院85级的学生，带头发起捐资。我们打算完全依靠校友的力量修缮这座相辉堂。捐赠无论大小，我们要把全体校友的力量集中起来，把捐赠和修缮相辉堂作为凝聚海内外校友，发扬复旦大学光荣传统的一项活动。

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成立校友会是复旦人的一个梦，但我们都还有一个共同的，更大、更远的梦。就是让复旦在第二个百年成为世界的知名大学。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力量真正聚集在一起，这个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最后，祝各位校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出处:「复旦大学校友网」
http://www.fudan.org.cn/new1.asp?ShowId=690&Title=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9 05:09 编辑 ]

王庆平

秦绍德书记的“在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说得太好了。谢谢版主为我们转载了这篇“讲话”。

“校友工作说到底是群众工作。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行政性。校友会的工作要警惕“官本位”的影响，千万不要用行政命令做工作。感情是校友工作的基础，也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方法。感情源于对每一位校友的尊重和服务，而尊重和服务总是体现在每一个微小环节”这段话太妙了。现在，我们的校友会是怎么样呢？能对照一下吗？会长是不是可以用行政命令自称为“中央政府”，派员到“地方政府”充当领导呢？还有，是不是有必要见面必称“某某长”，“某某理事”，“某某干事”呢？官本位厉害得很哪！还有，会长是不是有权决定在议事表决时把不表态的人员都算成是同意他本人的观点的呢？会长是不是有权个人决定某某人当什么官吗？这和卖官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