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先稳住阵脚再慢慢换血

　　前面说过，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一直等着开政协。他们这些人平常都是忙人，一闲下来就受不了。后来看到报上的一条消息，说华北人民政府招聘经济人才。他和千家驹、沈志远就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说：我们有点做经济工作的经历，希望参加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人民银行的负责人是南汉宸，就去找他们，请他们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当顾问。

　　当时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员会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949年的7月就正式成立了。战争还在进行，但城市要运转，百姓要生活，这个是一天都等不了的，不能说等你建完国回过头再管这些事儿，那边还在打仗这边就得恢复经济，因为民生是每天的需求，不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等你腾出手来那边就饿死了。

　　当时来看，中共90%的成份是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管理型的人才在党内确实是很少很少，所以不太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干部去管理经济。原来准备是五年打完解放战争，实际上三年就打完了，培养干部也来不及。你要管一个城市，跟你说打进去抢了一拨东西就撤，那是不一样的。你要长期在这儿住下去，你要永远地统治下去，一开始不可能换血太快，必须是慢慢地来，先要稳住阵脚然后再慢慢换血。

　　国民党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要比共产党多，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这批人，他们个个都是管理专家，又是经济专家。民主党派中也有一些经济专家，比如我父亲在银行服务多年，懂金融，也干过实业，还管理过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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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在1938年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的邀请，出任省政府财政厅长。他就办了一个财训班，毕业的人基本上后来都去了新四军。1949年建国的时候，不少副部级、厅局级的经济管理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华东，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毛泽东曾为此特别向他表示感谢。

　　毛泽东在进城以后，4月15日就请民建的负责人到双清别墅，谈接管上海的事儿，因为民建主要人物都来自上海工商界。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具体的事就更多一些。一个就是接管上海以后的各种事情，然后全国这些大城市陆续的接管都提到日程上来。

　　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以后没几天，我父亲就陪陈云去上海了。到真如车站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把机车的水箱给炸了，换了一个车头才开到上海。他们在上海可能呆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在那儿开了第一次的全国财经会议，把当时各解放区的财经方面的负责人都召集到上海。那个时候的会议好像不分什么党内党外。

　　后来我看父亲的笔记里，还有每个会议薄一波讲什么，陈云讲什么，还记了一大堆数字。当时他还有一个工作，当时找这些工商界的老朋友做工作，共产党来了生意还得照做，生产赶紧恢复，实际上就是落实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因为刘少奇天津讲话我父亲也在场。

　　那时候体制比较乱，就是占了一块地方就成立一个人民政府，比如说人民银行成立在华北地区了，华北政府就先管着，建国后又归入中央政府系统。我父亲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上海刚被攻占,报纸就讹传“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准备接受四大银行。

　　那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很虚心学习，当时陈云还谈到：“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陈云：《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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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手段变成了长期政策

　　接管上海以后，上海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一个是粮，一个是煤，两样东西的供应储备已经接近底线了。陈云主持开了一次会，我父亲主张说，粮可以从铁路运输，煤就得用货轮来运。货轮当时都是外籍轮船居多，包括中国很多的轮船也是巴拿马注册的，与会的人员就发生争论，说利用外轮运是不是卖国？我父亲就跟陈云解释说，实际上船东都是中国人，船挂的旗不是一个问题。姚依林在屋子里来回转圈，最后说那我们就“卖一次国”吧，反正钱还是中国人赚了。这样陈云就把这个事拍板定下来，就是可以用外轮来运煤了。

　　大概1949年11月的时候，又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主要是粮食、棉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因为物资紧缺，就有投机商囤积居奇。陈云指挥打了一场经济战役，毛泽东夸奖说不下于淮海战役，就是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囤积大量的物资，一下子抛到市场上去，这样物价一下子下来了。我父亲也参与了，他当时还比较着急，主张早点抛售，而陈云说一定要到火候再揭锅。这么做确实有效，一下子把那些投机商全都弄破产了。但是这也开了先例，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和控制物资的先例。

　　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统一财经，实际上就是要人民币来流通。一个新朝代成立，肯定要统一货币。那个时候首先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给封了，然后把黄金、银元、外汇的私人买卖全都禁止了，控制了硬通货。这些举措，从当时稳定局面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是最后变成一个长期政策了，从此证券交易就没了。实际上对经济是有深远影响的。但是当时意识不到，作为一个临时措施采用了，而采用了以后就不改了，然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我父亲最早提建议要发行公债，后来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发行的第一种公债叫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因为货币不稳定，规定公债的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3千克、面粉0.75千克、白细布1.33米和煤炭8千克的批发价，用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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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就是统一金融，1949年以后最早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就是金融，在1952年完全实现。就是把全国几十家私营银行、大钱庄合组为公私合营银行，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手段。到银行公私合营了以后，国有化的企图就已经出来了。

　　物资控制后来也是延续下去，对棉纱、布这些物资，政府就控制起来了，由国营的公司来掌控这些东西，这就影响到敏感的轻工业，当时黄炎培做轻工业部的部长，他就提出来，说政府不要与民争利，当然是很委婉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指垄断经营。对粮食统购统销，民主党派内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像黄炎培就多次写信反映统购统销的偏差。

　　对物资的控制，到后来发展到对粮食的控制，就是统购统销。当时在打朝鲜战争，确实出现了粮食恐慌，很多民间的粮商把粮食囤积起来，准备卖个好价钱。所以像北京、天津都出现了排长队买不到粮的情况。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当粮食部长了，他跟杜润生去向陈云汇报，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征购；薄一波也曾谈到，当时连同征购在内共有八种解决方案，但是最后陈云还是选择了征购。这个选择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实行到80年代，本来可能是一个战争时期的临时手段，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长期政策。实际上这还是苏联的思路：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农养工，就是靠农业积累来发展重工业。

　　说到土改，黄炎培他们当时对土改的意见也很大，主张“江南无封建”，认为土地地租收入已经不见得是江南地主的主要收入，更多的是工商业的收入。

　　我有一个舅舅叫王艮仲，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他资助黄炎培办职业教育，还出了很多的钱办实业、办农场，修路、办地方公益，完全是一套现代的经营模式。土改的时候，他在做国务院的参事，家乡要他回去土改，就是要批斗他了。这个时候他就跑去跟黄炎培求情，说我回去就没命了。后来黄炎培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批示说：王参事的事还是在北京解决。最后家乡就把他家的管家给斗死了，这是1950年的事情。柳亚子也是他的管家替他挨批斗。

　　许多事情后来回过头去看，感触很多。但是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我觉得1949年的心态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无非可能有点私心，就是我在这家里占多大的份。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庆幸把从前的“恶仆”赶走了，这回我们人民真要当家作主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当时谁也没料到。（发表时口述者未及审定，此文本为口述者本人审定稿）

出处:《世界博览》(2009年第18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25 09:2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