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大炼钢铁,我也报道过。当时头脑热得不得了,我跟着省委工业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我也就热情地给予报道。农业上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我们也是糊里糊涂地报道。粤北有个星子公社,声称一亩地收水稻6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周方写了稿子给我看,他说这64000斤是用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篇稿子要发,应说明64000斤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里的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发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至于我自己呢,也就像巴金老人所说的,有时候跟着扔石块。
我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
记者:从我们接触到资料来看,反右倾时您曾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不是与您已经开始清醒,对形势有些思考有关?
杜导正:是的。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年初。这年年初,由于“大跃进”的瞎折腾,广东到处叫没粮吃、犯水肿病,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真的着急了。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我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供领导人看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发了文章,说反瞒产如何成功。
这年的3月底4月初。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县的农民没粮吃,很多人要饭吃,以为可能有些问题,便派两个记者到从化调查,我给这两个记者提出调查的目的是:放警报、想办法,帮助省委度过困难。当时有人说,老杜你是否把问题看得重了?这次到海南岛,我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那天天气闷热,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00字。写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写这封信以后,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发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记者:您这篇文章我们读过,现在看来,观点依然是正确的,对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有指导作用。不过,在您写这封信后不久,您又遭受了什么磨难?
杜导正: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面带愁容,悄悄对我说:“不好了,庐山传来消息,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来了。”我心说,坏事了!我马上想到4月间写给缪海的那封信。
果然,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长王匡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海把我的那封信给他看了。他马上给省委写信,要求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我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说这9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列在第二名。于是,对我的批判就开始了。前后共批了我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0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800人大会批判。主要批我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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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