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国民党反动政权既被推翻，筹建新中国的条件便已成熟。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就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经过充分筹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带领人民走上了光明的道路，迎来了光明的前途。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纪元。

　　三、深刻的启示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其一，民心向背决定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国民党之所以日趋没落直至失败，共产党之所以日趋强大直至胜利，其中民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国民党开始时由于革命进步，因而顺应民心，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自背叛革命后，国民党一方面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并为此不惜牺牲民族利益，甚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方面又违背人民的民主愿望，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压制和迫害民主党派。这些都使国民党日益失去民心，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失败。与此相反，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党坚持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因而得到了农民的真心支持和拥护。国难当头之际，党始终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解放战争时期，党积极争取和平与民主，同时团结和支持民主党派。这些都使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并最终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给一个县委书记的信中说：我们要“站在大多数人民的一边”。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要靠人民的拥护。在辽沈战役中，我们党在东北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淮海战役中，我们党面对强于自己多倍的国民党的优势兵力，之所以能最终取得胜利，其主要原因就是得到了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支持，正如陈毅所说：淮海战役是小车推出来的。你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就会衷心地拥护你。这就是民心向背。

　　其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二大起就强调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三大作出实行国共合作的重大决定，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日本侵占东三省后，为动员全国各族各界人士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后又改为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党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政权，改没收地主土地政策为减租减息，团结了开明士绅，坚持和发展了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党始终高举联合政府的旗帜，与各民主党派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同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正是依靠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才把蒋介石政府置于了人民的包围之中，并最终将其推翻。

杰亮

其三，始终重视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政权建设。从一大起就提出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国体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其政体为全国工农兵会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全面管理国家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全国性政权的建设积累了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抗日民主政权，其政体为民主集中制，在边区政府实行参议会制。这种政治体制，继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为创建新型国家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战争以来的联合政府思想。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和建设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探索了道路。

　　其四，永葆先进性是一个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先进性。国民党是顺应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时代使命而诞生的，因此开始时是先进的。正因为其先进性，中共三大才决定与之合作。但自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就失去了先进性，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走向了人民的反面，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同样，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其先进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武器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出处:「北京日报」(2009年8月24日)

杰亮

蒋介石溃退台湾后如何反省国民党失败原因

在台湾中部南投县的丛山之中，有一个全省最大的天然湖。湖面海拔740米，面积4　5平方公里，最深6米。湖中有一座小岛，岛北为日潭，南为月潭，以轮廓近似日月而得名。这里群峰环绕，林木扶疏，湖光山色，相映成镜。夏季，这里是台湾中部的避暑胜地。到了秋天，明月朗朗，静影沉璧，“双潭秋月”，更成为吸引天下游客的绝胜风景。此时正值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个年头的冬季，尽管台岛是海洋气候，也有点寒意料峭。冬日的海外洞天将会迎来什么客人呢？

　　圣诞节的前夜，兵败大陆来台的蒋介石率全家自台北抵日月潭，共度圣诞之夕。然而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崩溃的消息传至后，又给冬日的日月潭增添了几分寒意。连日来，蒋氏父子整日闷坐日月潭的涵碧楼中，除了兴叹“英雄的末路悲怀”之余，偶尔也反省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党务诸方面。为了给读者一个整体轮廓，笔者将蒋介石的反省作一系统整理。

　　第一，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924页。军事崩溃的原因有以下七点：

　　(1)军队纪纲败坏是军事崩溃的首要因素。蒋介石在1950年3月19日讲述《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中称：

　　“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960页。

　　蒋介石还沉痛地说：

　　“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962页。

杰亮

蒋介石告诫各级将领说：

　　“如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2)对三民主义的动摇是军队崩溃的重要原因。1949年10月20日，蒋介石在军官会议上讲授《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时称：

　　“今天我们军队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去战胜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失败则是必然。②③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9页。

　　蒋介石当面指责受训的高级军官说：

　　“你们平时口头讲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你们在行动上，究竟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呢？对于三民主义是不是只有形式的信仰，把三民主义当作了一个口头禅而已？”②

　　蒋介石特别强调：必须“加强我们主义的信仰，唤醒我们军队的灵魂”。③

　　(3)军事崩溃，是由于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蒋介石非常沉痛地说：

　　“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2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

　　蒋介石在《敌我双方优劣之检讨及“战争艺术化”的意义》演说中，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八大缺点：

　　(一)“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

　　(二)“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

　　(三)“消极被动，推诿责任。”

　　(四)“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

　　(五)“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六)“因循守旧，得过且过。”

　　(七)“迟疑犹豫，徘徊却顾。”

　　(八)“主观自大，故步自封。”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42—1943。

　　蒋介石还指出：

　　“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30页。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求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失败，不崩溃呢”？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47页。

　　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

　　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而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是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104页。。

　　造成上述状况的另一原因是：

　　“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学识”。原因是：“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蒋总结说：“大家虽然生在现在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31页。

　　如何克服上述缺点呢？蒋介石说：

　　“今天我们要彻底改革过来，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遴选，透过政府予以委任，绝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③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31页。

杰亮

　(4)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是军事崩溃的另一原因。蒋介石指出：

　　“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候，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仰呢？而且一般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尽情享受，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在军民关系方面，“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42页。。

　　针对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提出必须予以“纠正”。如何“纠正”呢？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蒋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民关系方面，蒋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③

　　(5)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战略的错误。蒋介石将战略上失败的错误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

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27页。

　　(6)历史定律失败论：在蒋介石头脑中有一失败的定律，即：

　　“我们中国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有一个特定的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定律。”张其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册第1961页。

　　蒋介石还列举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军，但不能征讨捻军的例子来说明。

　　蒋介石认为：

　　“抗战胜利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一股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62页。

如何克服这一缺点呢？蒋介石认为必须在军队中建立各项制度。

　　(7)军事崩溃是“失败在外交上”。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

　　“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却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处的3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之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所以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交上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30 12:20 编辑 ]

杰亮

第二，蒋介石认为“戡乱失败最后一步就是党的失败”。蒋介石在《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中说：

　　“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弄得廉耻尽丧，丑态百出，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57页。

　　“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的致命伤”，就是因为党的“一般干部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6页。

　　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蒋介石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党的失败的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蒋介石认为：党的干部之所以发生动摇、不是误信“新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或者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2247页。

　　(2)“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央组织之庞大复杂，内容之分歧矛盾，是亦为党务失败原因之一。”“当37年底38年初，我们军事失败之时，顿呈分崩离析，一般党员，甚至中枢高级干部，都认为我不下野，共产党不会与政府和谈，我不下野，美国援助亦不会再来。”其结果，蒋说他的下野，导致中枢无人主持，一败而不可收拾《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5第131、133页。。

　　(3)“本党若干干部，本身已不甚健全，尤其是心理上犯了极大的错误”，即“失败主义的心理”。④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5页。

　　何以会产生这种心理呢？蒋介石分析说：

　　“自从去年徐蚌会战以来，许多的同志看到我们国家处处失败，于是就以为党在军事、政治上，已经陷于无可挽救的绝境。几乎成了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囚犯。这种人就是彻底的失败主义者。”④

　　另一种错误心理是“投降主义的心理”。

　　再一种错误心理是“依赖主义的心理”。蒋介石在分析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时说：

　　“自从抗战后期以来，一般同志过分重视国际关系，甚至以为我们国内问题的解决，也非有外国的援助和谅解不可：尤其是对于美国，格外存一种依赖的心理，以为没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我们就不能###，更不能反抗苏俄帝国主义者。大家都感到###的胜利几乎已经绝望。”⑥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6页。

　　如何改正上述错误呢？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其一是“改造”、“重建”国民党；其二是开展“实践”运动。他宣称：

　　“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来打破失败主义的心理，必须以卓然自立的人格，来铲除依赖主义的心理。”⑥

杰亮

第三，蒋介石认为：“政治上的失败”，也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原因。蒋对这方面反省不多。他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时称：

　　“按照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环境关系，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未曾建立，而旧的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

　　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失利中退守台湾，这年他62岁。

　　蒋介石在七大政治报告中认为：“政治上的失败”，“不能归咎民主宪政”，但民主政治存有“弱点”。除了“民主政治的弱点”之外，主要是“政党政治的失败”。他举例说：“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有些人“竟走到不顾党的纪律，而要强求自由竞选；本党就在这样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5页。

　　如何避免政治上重蹈在大陆失败的覆辙？蒋介石提出：

　　“要尊重民主宪政的体制，更要研求增强组织力量，发挥民主政治的效能的途径。”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2245页。

　　第四，蒋介石在多种场合讲话时称：“组织不严”是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50年1月5日阳明山演讲《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时说：

　　“军队腐败、政治贪污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军队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上为什么有人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5卷第126页。

　　第五，“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蒋介石认为：

　　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农村凋敝”，“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36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这是经济失败内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更多了。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更多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5第126页。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经济方面又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为克服这一危机，解决生存问题，并奠定“反攻复国”基础，蒋介石令台湾省主席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土地制度等。蒋介石还提出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25 09:10 编辑 ]

杰亮

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章立凡/口述余娉、殷俊/采访整理)

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

作者：章立凡

出席新政协时的章乃器

　　我是1950年建国后出生的。但是后来听我父亲说了很多他亲历的事情，自己后来又研究近代史，所以对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了解。

　　我父亲是1948年底去了东北，先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沈阳，一直等着开政协，可是关内还在打仗，南京还没打下来，所以也开不了。

　　最早一拨去东北的民主人士，是先坐船到仁川，从朝鲜进入中国境内。后来因为共产党越来越往南打，我父亲与李济深等是第三批，就直接到大连了。

　　我父亲他们坐船到大连，第一次体验什么叫“供给制”。周恩来都安排好了，住最好的旅馆，吃多少钱一桌的席，每个人给他们配皮大衣。那个大衣我还见过，是那种貂皮领的，还有那种帽子。我父亲领到皮衣，就习惯地掏出腰包要付钱，人家告诉他“不要钱”，他很吃惊，以前不懂得拿人家东西还可以不要钱。

　　当时中共先后大概运了六批人到解放区，都是从香港坐船到东北。这里有个掌故：当时曾经有打算定都在哈尔滨。因为哈尔滨离老大哥近，在日据时期也是有相当的建设。还有苏联当时的想法是划江而治，哈尔滨当首都也比较合适。只不过这个想法时间很短，后来随着战争形势发展，这个念头就放弃了。

　　从1948年底等到1949年底，这批民主人士从哈尔滨到沈阳又到北京，等了一年才把新政协等来。这期间也是很无聊的。我记得周海婴好像说过这个事儿，说那时候他们闲着没事儿干，就是等开会，平时除了参观、学习，还是没事干，怎么办呢？就打桥牌。我父亲，还有沙千里、朱学范、李济深这几个人打桥牌，周海婴当时还是十几岁少年，也一起打。他回忆说，其他几个人牌打得特棒，李济深的牌技不行，当时他老不让李济深，李济深的秘书屡屡示意，但是他年少气盛就是不让。

　　他们那会儿还有一个打发时间的手段就是逛旧货市场，像章伯钧访求了好多旧书，也是那段时间去淘的。我父亲就是搜集古董，因为这些东西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候不值钱，就都被抛到市场，甚至地摊上，你可以大把大把地买到，而且有非常好的东西。这些古董后来捐给故宫一千多件。

杰亮

1949年2月25日，我父亲来到北平，住进北京饭店，他们已经一连住了几个月的饭店。不久，父亲自己在中国人民银行找到事情干了，随后中央财经委员会也成立，一部分人是提前进入状态的，其他人还得继续等待。真正的工作是到了8月份才启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开始高速运转，然后起草共同纲领，定国歌、国徽，然后到9月初开会。

　　一件比较深远的事，就是国号的讨论。《共同纲领》有一稿曾经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当时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加上的。为这件事在六国饭店（就是现在的华风宾馆）专门开了一次会。我记得李敖在凤凰卫视做过一年的“李敖有话说”节目，曾经谈到关于国号的事。当时他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善培（字致祥），是一个前清的进士，早年的维新派，辛亥革命后就当了遗老。他一直是不喜欢国民党，所以建议毛泽东改国号。这是李敖的说法，没有文献上的证据，但是确实有口碑，我从小就听到过这个说法。

　　在六国饭店开会时，有两种意见。何香凝提出，她早年追随国父搞革命，虽然蒋介石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从感情上来讲，还是希望保留“中华民国”这个简称。会上其他人反对意见居多，比如司徒美堂、周致祥都反对，最后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李敖还谈到，1965年毛泽东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表露出后悔：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定一个新盘子

　　现在看旧政协和新政协有什么不同？一个是他的目的不同，旧政协是不打内战，但是新政协是打了内战，洗完牌了然后定一个新盘子。旧政协当然也是提出一个盘子，但是这个盘子是为了先别打仗，咱们提出一个盘子协商成不成？但是最后是不成，所以才打了仗，打了仗的结果就产生了新政协，大家重新坐下来。但是把其他的牌洗掉了，国民党的牌洗掉了，跟国民党走的中间势力的牌洗掉了，剩下的这些人坐下来商量这天下怎么治理，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儿。

　　现在都说八个民主党派，实际上1949年的政协是十一个民主党派，但是到当年就有三个消失了，最后就剩了八个，这个格局是在政协开完会，到1949年底之前就完成了。

　　这三个党派里面，有两个本身就是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派系，就合并到民革。另外还有一个救国会，自己宣布解散了，但实际上所有的成员都在民盟里面。张澜逝世以后，救国会就正式掌控了民盟的领导权。

杰亮

　民盟最早是1941年3月19日，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民主政团同盟，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和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到了1946年的时候，国社党和青年党这两个主要的党就已经撤出了，三党只剩下一党；三派里，黄炎培的职教派后来改组为民建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本来就没几个人，只剩下了救国会这一派。所以实际上剩了一党一派了，1957年以后，农工在盟内一蹶不振，从沈钧儒到史良、胡愈之，领导人都是救国会派。

　　当时西南的一些军阀，比如说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都跟民盟有关系。张澜实际上跟四川地方实力派有很深的关系，不少人是他的门生故吏，其中也有哥老会这一层的关系。

　　这些民主党派的阶级属性，当时并没有那么明确，后来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政党也是不准确的。色彩比较鲜明的是我父亲所在的民主建国会，因为其成员主要是民营企业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其他党派的代表性不那么直接，什么职业的人都有。1949年以后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领域，被戏称为“防区制”，比如说台盟就发展台湾省籍人士，致公党就发展华侨……，后来就变成民主党派的分工。

　　据说当时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八个党派再变成四个，就是把九三学社和民进都并入民盟，当时已经做了这种安排，把马叙伦、许广平等民进负责人都安排做民盟的常委，还想把致公党并入民革，因为致公党跟李济深关系也是非常深远。这个计划最后没实行，据说毛泽东说还是八个好，多一点好看。

　　政协虽然说是八个民主党派，但无党派人士也列为一派，后来又增加一个工商联，实际上是十个。当时有一些小的党派，让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政协，比如中国农民党的董时进，民社党革新派的沙彦楷等。所谓民社党革新派，其实是从张君劢的国社党（原名民社党）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

　　张君劢这个人不能小看，他从清末就开始跟随梁启超，民国初年1912年的时候就参与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一直到后来的进步党，民国第一届国会时他们就在搞政党政治，一直延续下来了。现在回过头研究张君劢的时候，发现他的很多宪政思想还是很精辟的，今天还是很有指导性的，他是一种传承，实际上是从清末的维新派、立宪派这样传承下来的。

　　国社党参加了“国大”，一些人还进入了国民政府，所以后来张君劢也被列入了战犯名单。但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参加“国大”，也没有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他还是要保留对国民党的批评权。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共识，就是不能站在政府里，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批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