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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方案”确立的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

　　(一)联合政府体现了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原则

　　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曾几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但由于国民党的顽固，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方案”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方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突破首先表现在联合政府上。“方案”将和平建国进程分为两大步骤：第一步是建立联合政府，第二步是全面实施宪政。政协会议一开始，中共和民盟代表明确提出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企图再次进行抵制，挖空心思地想了种种办法来抗拒。会议之初，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便提出所谓“扩大政府组织法”。[2](P83)提“扩大”而不提“改组”，用意深沉。所谓“扩大政府”，就是扩大国民党原有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并无实际权力，是国民党元老人士养尊处优的机关，“有薪可领，无事可做”，王在提案中首先就表明它是“一个政治指导机关”。所谓”指导”，就是可以在里面空发一些议论，但不能作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决定，也没有对政府人事、行政、财政等进行监督的权力。扩大该委员会，就是要共产党和中间阶级的党派选几个代表参加到里面去，对国民党政府机关进行“指导”。国民党的用心非常明确，就是力图用这种方法把共产党及其它党派哄进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也不起任何作用的机关，使其有改组政府之名而无改组政府之实，达到装饰门面，继续维持一党专政的目的。针对国民党的这一态度和方法，中共同民盟密切合作，在形式上接受国民党代表的建议，但是坚持要求把这个委员会变成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拥有决定国家重大施政方针、人事任免等方面的权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通过的《政协会议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和内容。它规定：在宪政实施以前，“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具有讨论和议决如下事项的权力：“甲，立法原则；乙，施政方针；丙，军政大计；丁，财政计划及预算；戊，各部会长官及不管部会政务委员之任免，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任用事项”等，“国民政府委员会之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但“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某一议案，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解释之”。⑶[P80-81]这样，根据政协规定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就有类似于西方国家议会的权力机关。

　　在使“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权力机关的基础上，中共和民盟通过努力与合作，使上述“协议”同时作出了使自己能够在其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规定。按照其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总“名额为四十名”，“名额之半由国民党人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4](P80-81)“其余半数”具体如何分配，虽未写入协议的有关条款，但它肯定了该委员会必须由各党派的代表来组成这一基本原则，并且达成了中共和民盟可以拥有三分之一强名额即拥有否决权的口头协议，[5](P245-247)从而使中共与民盟拥有对涉及施政纲领等重大议案的否决权，以防止国民党作出不利于其它党派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决议。这样，中共等其他党派在改组后的政府中便不只是一种摆设，可以发挥实质性作用，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在根本上被突破。因此，按照政协决议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中间党派及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内的联合政府，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与新民主主义“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国民党及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也属于这个联合政府中的组成部分，但它将在和平的方式下受到改造而不是象后来实际发生的那样被一下子打倒和抛弃。这样的阶级构成清楚地表明，“方案”所确立的联合政府与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着根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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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宪政实施后，无产阶级可以保持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

　　判定“方案”确立的政权性质最为关键的不是第一步的联合政府，而是其第二步宪政的实施，即在全面实施宪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能否保持住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是否会因为不能保持这种地位而最终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法国共产党曾经与资产阶级也组成过联合政府，但不久之后便被资产阶级撵出政府。这种情况会不会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有许多与法国不同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不会重蹈法国共产党的覆辙。

　　首先，中国的联合政府，阶级构成非常复杂，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象法国资产阶级那样是铁板一块，并且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的资产阶级分裂为买办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以往冲突、斗争的历史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融合一体来一致地对付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曾经一度追随、依附于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持赞成、拥护态度。但是他们很快便发现，在国民党那里根本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不得不再次同大资产阶级代表国民党分道扬镳。此后，他们同国民党进行着有时激烈有时相对和缓的斗争，从没停止过。因为如此，他们在抗战期间乃至抗战以后，才与共产党一样，强烈地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各阶级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因为有他们的密切合作，他们也因为有共产党的真诚帮助，最后才在政协会议期间迫使国民党接受和通过了旨在结束“一党统治”的有关协议，取得了各自在未来联合政府中的一席之地。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相互关系，民族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在按照“方案”组成联合政府后，只有继续保持同共产党的合作，以往的斗争成果才有可能被保持下来。否则，转而去依附大资产阶级，只能是自掘坟墓，自食其果。因此，在按照“方案”建立的联合政府中，不会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这样一种简单的阶级关系和矛盾斗争的局面，而是无产阶级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共同对付大资产阶级，形成三种势力，鼎足而立的状况。

　　其次，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两次统一战线的实践，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成熟的领导集体，成功有效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国民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因为经验不足，没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必要的斗争及相应的路线与政策，最后招致了失败。中共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形成和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一整套的策略方针。抗战的实践表明，这些策略方针用于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和矛盾是行之有效和成功的。同时，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驾驭复杂形势，处理复杂问题日臻成熟和老练。所有这些，为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处理好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主观条件，不可能象法国共产党那样，被资产阶级轻易地排挤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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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国共产党不会被武力方式强行排除出政府。从土地革命开始，历经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不仅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更建立了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联的武装力量。虽然按照“方案”的规定，军队要进行整编，并且最终要军党分立，但这并不会造成资产阶级可以运用国家机器中的暴力组织即军队来驱除中国共产党出政府的局面。因为：(1)在联合政府组建阶段，根据政协《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随后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规定，在全国军队整编完成后，中共部队最终有十个师会被保留下来，与国民党保留的军队的比例为1：5。[6](P115-116)虽然相对数量较少，但中共军队军政素质高，内部凝聚力强，从士兵到军官能为党的目标、任务一往直前奋战到底。在建立联合政府，走向宪政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使其它党派不敢随便使用武力进行党争的制约因素。(2)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正规军有120多万，虽然其中绝大部分要被编遣和解散，但他们经受的军事训练和斗争实践的锻炼而形成的思想政治素质、战斗素质及斗争能力并不会因此而消除，他们的阶级觉悟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对他们放手不管，他们中的党员、团员因为不是作为在编部队会保留其党籍团籍而融入所在的地方党团组织，继续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因此，假如联合政府中有任何其它方面违背政协决议或宪政实施之后的有关法律规定，敢于以武力作为党争工具，中国共产党被整编、解散的部队是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重新集结、组织起来，拿起武器走上战场的。(3)在宪政实施后军党、军政完全分离的情况下，中共保留下来的十个师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虽然不能再对其进行直接领导，但他们因党的教育其政治素质仍然存在，为实现党的目标和任务的性质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和领导。在国家政治活动按照政协决议，宪政规则正常运转时，他们会恪尽职守，保卫国家的主权与安宁。如果有意外情况，即他党他派有擅自用军队危害民主宪政原则而自行其是，对共产党施以武力压迫时，它仍然是制约这种现象发生的重要力量。

　　其四，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现实政策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决定了在宪政实施以后，不仅能够保存自己的力量，巩固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而且还可以使自己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力量得到发展（具体理由参见后面的领导权问题)。

　　综合上面的分析，“建国方案”充分地体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基本原则，按照它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其阶级构成既包括了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进步力量与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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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方案”实施后无产阶级可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

　　“方案”由于国民党的蓄意破坏最后没有能够实现，代之而起的是国共三年内战。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原则与形式。在这一基础上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在这一政权形式下，无产阶级直接作出有关的决策并组织其实施使领导权得以实现。由此形成了一种看法：新民主主义国家只有新中国这样一种形式，只有在有关法律条文里明确写上“无产阶级领导”等内容，才算是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片面看法，其原因在于历史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只有新中国，且实践时间短暂，没有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来。但这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其它形式的可能性。从事物发展复杂性，多样性角度来分析，新主主义国家作为一种国家类型，也可以采用其他形式，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也可以有其他方法。如果“方案”得以实施，无产阶级同样能够采取其它方法实现对该政权的领导。

　　关于领导权，毛泽东曾经进行过具体分析，作出过比较确切的定义。综合他关于领导权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为统一战线确定总的前进方向和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具体目标；二是朝着确定方向前进和实现具体目标的手段与方式。这些手段和方式首先就是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自身的纪律性、统一性及其队伍的发展壮大；其次是建立适当的与同盟者的关系，争取同盟军。[7](P241、242)以此为依据来理解领导权，如果当年“方案”得以实施，联合政府建立，民主宪政真正实行，中国无产阶级是可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

　　第一，共产党可以防止国民党把中国引向错误的发展方向。如前所述，在国民党一党政府改组的问题上，中共与民盟一是坚持将“国民政府委员会”变成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国务机关，二是坚持占三分之一强的名额，从而拥有否决权。前一点正式写进了有关决议里面，后一点蒋介石在口头上作出了保证(由于没有形成文字，蒋介石后来在这一点上拼命刁难，以致最终破裂。这也从反面证明“方案”的性质)。因此按照“方案”确立的原则，在联合政府阶段，中共与民盟可以运用这一条件阻止那些不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政策出台与实施，使社会政治经济不朝错误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协会议的召开和一系列协议的形成本身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下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促使中国社会朝正确方向发展的重大成果，从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实现领导权的具体表现。

　　第二，在宪政实施后，中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转化为政府的方针政策，使整个社会朝自己的目标前进。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是要使自己在政府中处于主导地位。

　　政协会议期间，曾经有中间党派人士问毛泽东：“假使有一天我们认为不需要枪杆护卫，可以自由活动，如欧美的民主国家一样，用自由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毛先生，你愿否放弃所有的枪杆呢?”毛泽东很技巧地回答：“……你相信或不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吗?”，“……你想，假使我能凭政治斗争技术，以取得政权，我为甚么要负养数十万大军的重担呢?”[8](P449-450)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保持共产党在政府中的地位，以至争取到优势和执政地位是相当自信的。他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种种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事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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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与现实政策能够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各族人民谋利益和实现共产主义，其现实政策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实际出发，扫除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势力和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推动土地改革，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多成份社会经济，调节劳资关系。这样，中共不仅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群众、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且能在相当程度上获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政协前后，民族资产阶级党派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这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2)经过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与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政策已经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被人民群众所了解。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他们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求他们之所求，能够表达他们的呼声与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在民主宪政条件下他们只会投共产党的票，希望共产党作他们的代表而不会另选他人。

　　(3)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团结群众的丰富经验、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一个政党能否争取到选民，既取决于其宗旨与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又与其工作作风、方法紧密相联。中共从诞生时起，便把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经历二十多年的实践之后，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探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所有这些，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能够争取更多的群众了解自己，把他们吸引、团结和凝聚在自己的周围，形成自己的政治优势，处于主动主导地位。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在按照“方案”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建立联合政府和最终实现民主宪政后，在主观上有信心，客观上有条件左右和决定中国社会总的发展方向及总方向下的不同具体目标，并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模范、表率作用促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朝这些目标前进。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方案”当年如果最终实施，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只是不会像后来实际发展的那样简单和直接，而是以间接的、更复杂的形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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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案”确立了与新民主义一致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则

　　新民主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显著特点就是在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等多种成份多种性质的经济同时发展。“方案”明确肯定和体现了这一原则。首先，官僚资本将被改造和丧失其发展的政治条件。《和平建国纲领》（以下简称《纲领》）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划归国营，……本此原则，对于现行设施进行检讨与改进。”同时，“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9](P74)在当时，“有独占性之企业”，一是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再就是官僚资本，以不同方式将它们转变为各阶级联合执政条件下的国家经营，其原有性质也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再是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将变成振兴整个民族经济，服务于全国人民的经济支柱，成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

　　其次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会获得空前的发展机会。《纲领》又规定：“除独占性以外的其它企业一概奖助人民经营之”，“改革税制，根绝苛杂与非法摊派，归并征收机构，简化稽征手续”。[10](P74-75)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产生时开始，便身受双重压迫，在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处境相当艰难，发展非常缓慢。这些规定及相应的政治环境的形成，以往种种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将不复存在，从而使其有了空前良好、快速的发展空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劲旅，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充分显示其巨大的作用。

　　其三，封建土地所有制将被消灭。《纲领》规定：“实行减租减息，保护佃权，保证交租，……并实行土地法，以期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11](P75)“减租减息，保护佃权，保证交租”是减轻封建剥削，不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但“实行土地法”，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则明确表示了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封建土地制度。

　　其四，《纲领》规定：“整顿并发展农村合作组织”。[12](P75)合作经济是将农村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引导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它是集体经济的萌芽，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社会主义发展。在共产党参加政权，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可以逐步地把它引向社会主义。

　　很明显，“方案”规定的社会经济总体框架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大体一致和吻合的。只是它对旧时代经济制度即官僚资本和封建土地制不是象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那样，采取比较激烈的强制没收方式来进行，而是以渐进性的、相对和缓的改良、改造的途径来达到其目标。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不影响对旧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新的经济制度的形成。事实上，用和平渐进方式消灭旧的经济制度并不鲜见。如日本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台湾等，都曾通过这样的途径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共产党当年鉴于“方案”有实施的可能，曾有过这方面的设想，就是准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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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面的分析，按照“方案”确立的基本原则，所建立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种方案。正是因为如此，国民党中的顽固势力才拼命地加以反对和破坏。“方案”出来后，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便拼命叫闹：“国民党的天下是打来的，谈是谈不去的”。蒋介石在政协会议后的2月10日对国民党部分负责人谈话时就曾认为：政治协商会议议决之宪法草案等，“余事前未能详阅条文”，以致宪草“对五权宪法则多所改易”，“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处颇多”，若照此办理，“本党不啻自己取消党纲，而失其存在之地位”，“祸患将不堪言”。[13](P245)蒋介石担心的国民党将“失去存在地位”和面临的“祸患”，就是“方案”如果真正实行，不仅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政府中的优势和执政地位也将会被其他党派取代而丧失，以致最终可能沦为在野党甚至无足轻重的小党派。在政治上能够形成优势，超过乃至取代国民党的当然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党派，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就不具备这种力量，能构成这种威胁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广大劳动阶级。国民党顽固派拼命反对并最终不惜发动全面内战将它破坏殆尽，最为关键、最为要害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所担心所害怕的不是因为“方案”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是按照它确立的原则，将建立起一个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处于领导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及其它劳动阶级将在自己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率领之下，在国家政权中不仅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这种地位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有不断加强的趋势，以致中国的命运、前进方向都可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由他们来左右中国的航向。正是因为这一点，国民党才竭力阻挠和破坏“方案”的实施。事实上，“方案”从产生时起，便注定了它只有两种命运：要么付诸实践，按照它的原则和框架，建立起一个与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形式相区别的、以另外的具体形式出现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要么被破坏、被践踏，根本就是一纸空文。它根本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可能。

　　参考文献

　　[1]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请参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A]·1966年横排本·

　　[2]·解放日报（社论）·1946年1月19日·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C]·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

　　[3][4]·政协会议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同⑵[C]·

　　[5]罗隆基·从参加政协到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合订本第六册〕[C]·中国文史出版社·

　　[6]·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C]·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A]·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1966年横排本·

　　[8]蒋匀田·同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谈话·同（2）[C]·

　　[9][10][12]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C]（1945·8-1947·3）·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13]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A]·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出处：「炎黄春秋刊外稿」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7月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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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胜利之诠释

作者:张金才

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有个问题仍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这就是“国民党为何失败了，共产党为何胜利了”。对这个问题进行历史的诠释，可以得到一些深刻的启示。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抗战胜利后，这两条路、两种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激烈的决战。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引领人民走上光明的道路，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国民党从革命、进步到背叛革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以致丧失在大陆的政权，与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边缘走向中国政治舞台，再到后来建立新中国，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二者此消彼长。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一、国民党：从革命、进步，到背叛革命，蜕变为人民的敌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国民党的创建活动。190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后的几年间，联合其他革命团体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取得武昌起义的胜利。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且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人民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人民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国民党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一大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曾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燃起过希望。但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革命的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社会随之被拖入黑暗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共和，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军阀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酷的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国民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和政治活力。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为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于1927年4月12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公然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使国民革命遭到了失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从革命进步到背叛革命的转折点，也是其从生机勃勃走向没落的开始。在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国民党对共产党采取了坚决消灭的政策，先后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围剿”。甚至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已空前严重的关头，蒋介石仍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坚持对日本的大举侵略一再退让，而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这就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日益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注定了国民党后来失败的必然命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迎来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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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在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包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内的三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的挑衅，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并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不但没能达到其预期目的，反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共产党确以民族利益为重，使国民党完全输了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他们失去了全国的人心，进一步滑向了失败的深渊。

　　抗战胜利后，争取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是经历了八年残酷战争后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但蒋介石却自恃其远远大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顽固地坚持内战和独裁的方针，图谋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故作和平姿态，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为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局面，推迟内战爆发，并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显示了中共争取和平的诚意。经过43天的谈判，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然而内战独裁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尽管他们在有关谈判协议上签了字，但并没有停止内战的部署。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动22万大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暴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本来面目。

　　蒋介石发动内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自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许多国民党官兵厌战、反战，军队士气极为低落，阵前倒戈事件时有发生，因此，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却是屡战屡败。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的同时，在经济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其突出表现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各阶层人民生活不断恶化。从1946年12月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的广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也日益高涨。这一斗争，迅速得到了工人、教员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支持和响应。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有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各界人民反蒋斗争，形成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事实证明，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都打了败仗，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仅仅经过3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就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彻底败北，并于1949年12月退守台湾，结束了其在大陆22年的短暂统治。

　　二、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边缘到中心，成为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实现者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创建时，全国仅有53名党员，力量不可谓不弱小。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斗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有了可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革命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杰亮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走向光明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决定。国共合作的实现，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并在革命斗争的锻炼中发展壮大，日益成长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和政治力量。

　　国共合作实现后，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但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在望的关头，国民党右翼势力却公然背叛国共合作，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致使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很大发展。短短6年间，中国共产党已由起初的50多人发展成一个近5.8万党员的政党。所有这一切，都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准备了条件。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党一方面领导根据地的农民实行土地改革，进行政权建设;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精力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使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中经受的又一次严峻考验。但由于党在日本占领东三省后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党非但没有溃散，反而奇迹般地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了抗日战争兴起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共产党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并给予大力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明显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同党建立起了友谊。在此过程中，党及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日战争前相比已大大增加。此时的全国人民，谁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已是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希望从此过安定生活的普遍愿望，尽一切可能力争和平。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使许多人进一步认识到了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扬。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向国民党发起了自卫战争。在此过程中，党一方面在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使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另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共产党彻底打败国民党，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