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记载，“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南方局推动下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由国共两党以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少数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在中共积极帮助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反面教育下”“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会议。”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综述》也说：“1939年10月，董必武又积极帮助沈钧儒、邹韬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以及青年党、民社党负责人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实施民主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并说民主政团同盟也是在中共“坚决支持”并“通过救国会人士的积极工作”建立起来的。他们说：“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组织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已不能适应需要。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等多次秘密集会，酝酿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团结中间党派进行争民主反内战活动。他们与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与支持合作，共同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周恩来、董必武对此极表赞赏，坚决支持。在南方局的帮助下，通过救国会中人士的积极工作，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的领导成员经过酝酿、筹备，于1949年3月19日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综述》第12页、第15～16页）

这里《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和《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两处史料都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是在南方局“推动”和董必武“积极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其中《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还说是为了“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实施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根本没说到是由于梁漱溟在战区看到国共两党互相火并“无所不用其极”、“问题严重，无以复加”的背景下自动组织起来做调停人而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中共的“推动”、“帮助”下建立的。

三个材料都说政团同盟的成立，或是“中共积极帮助”，或是钱俊瑞奉周恩来之命通过沈钧儒、邹韬奋去工作，或是周恩来、董必武“坚决支持”、在“南方局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其中，有两处都说成立是或“以救国会为主”或“通过救国会中人士的积极工作”而实现的。就是说，政团同盟一开始便有救国会，而且以它“为主”。

事实是，民主政团同盟一开始便避开认为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救国会。

政团同盟与统一建国同志会一样，都是在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的产物。没有两党的对峙不协，便不会有作为第三者的调停人的出现。后面我们将详细谈到建立的缘由。

救国会是被共产国际（包括中共）认为“比较成熟的政治组织”，在民盟的组织成分中更接近中共，中共对它的宣传往往有溢美之词。因此，政团同盟成立之初，本没有救国会，它暂缓参加，到1942年才加入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说，开始不让救国会参加，是“民盟的产生却不愿被人看做是出于中共的策动”。（《梁漱溟自述》第319页）

为尽量和中共的宣传保持一致。1981年民盟中央文史委编印的《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及《简史（征求意见稿）》的“结束语”中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民主同盟”（该书第67页）。这种说法曾一度在民盟组织中流传，也曾经受到一些盟员的批驳。因为这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背离，也是对民盟先辈们的不公。远在没有中共这个组织以前，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在民族危亡之秋，不须人推而后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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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在政治上为什么走“中间道路”？这还得从“中间派”的历史由来说起。

自从1935年中共在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害怕日本西进）的干预下纠正了苏区过“左”政策，转向团结救亡政策以来，在国民党“安内而后攘外”政策背景下，中共积极组织领导了民族救亡运动，使许多知识青年向往和奔赴延安。待国共合作抗日实现以后，更是集中展开了这一运动。还在国共合作前，中共就已有打算。毛泽东认为：“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迅速地完成……并实现全部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7页）

毛泽东抓住孙中山遗嘱中的话做文章：“‘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于是倾全力做救亡工作。这个工作确实做得有声有色。当时的群众工作，那种对现行体制统治的引而不发的冲击和民气的张扬，虽没有打出共产党的牌子，但上至国民党官员，下至老百姓，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时国共双方的政治理念互不相容不说，单从十年苦斗刚刚下来，彼此都怀有戒心。国民党曾企图把救亡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事与愿违，国民党一些官僚党棍，怎么也不能和朝气蓬勃的中共党组织相匹敌。国民党对此就有了自己的打算。

梁漱溟说：“（1937年）10月某日，我与晏阳初一同见蒋，指证民众运动不够，并称道中共在晋北如何发动群众，颇触蒋怒。”“此时民众动员工作由于国民党猜忌排外，包而不办。”（《梁漱溟自述·我的努力与反省》）

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日本侵略者战线拉长，放松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攻。内外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把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战逐渐转到防共、反共方面。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并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办法》。对中共领导的救亡运动，实行镇压迫害。

国民党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这只是一个方面。在中共方面，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把王明排挤下去后，把王明主持制定的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抗日政策改为以蒋介石为最终敌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国民党军队和巧妙利用各方面力量打击国民党军队的政策。

接着，便是敌后国共两党摩擦不断，甚至互相火并。

梁漱溟谈民盟成立由来时说：“党派不协，妨碍抗战，因又从一般朋友之后，努力团结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之组织，始于此。”（《梁漱溟问答录》）

梁先生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民盟成立的历史背景和成立宗旨。民主同盟的历史，追溯上去，还有民主政团同盟和更早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统一建国会这个组织，是梁先生提出的。

1939年2月1日到10月23日，梁漱溟在华北、华东各战地作了数月查访。他当时十分惦记他原在山东、河南做乡村建设工作时的数千干部在敌后的情况。此外，他本人也对敌后工作“素抱有极大兴趣”。他历尽千辛万苦，身临了许多“惊险剧”（梁自述原话），亲见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情景。他把亲身感受总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现在只说“第三句”。他说：

第三句话，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似亦无烦多说。大要游击区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方自谓可于此尽些力。哪里晓得，第三者是不见容于双方的。而且问题是整个的，不能于局部解决。简直是一句话不能说。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两年来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我到山东时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无所不用其极’一句话，可以包括。问题严重，无以复加，又非当时之比了。（《梁漱溟自述》第211页）

梁先生谈到他的朋友和学生连连被杀时表示，他在山东推行乡建工作时，这些朋友和学生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成为搞地方自治的工作干部，日寇入侵后，他们被编入国民党军队战时训练团，因而在国共冲突中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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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共摩擦，当时毛泽东著作里指出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和山西、河北、山东、鄂东杀害共产党、打游击队等和陕甘宁边区的“点线工作”等，说国民党顽固派是制造摩擦的专家。国民党也说：抗战初起，中共向全国宣告四点（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取消暴力赤化运动和土地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接受政府军委会统辖）之后，“原冀中共幡然悔悟，共同致力于抗战建国，讵知曾不旋踵，又复自食诺言，到处骚扰，一再称兵”。（1949年4月20日《中国国民党对于“国内和平协定”之声明》）

其中说的“山东秦启荣打游击队”的事就很有代表性。据《毛泽东选集》一条注释说：“秦启荣匪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八路军团级干部以下四百余人。”（1940年2月1日《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9页）

梁漱溟于日记中记1939年7月19日：“夜半闻远处有枪炮声。后知是八路军围攻国民党秦启荣部某一游击队。但延至今日未得解决。”（《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梁漱溟自述》第521～522页）

黄炎培日记记1943年9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讲话说到“中共问题”时说：“国内事大家须忍耐，政府须反省，虽有诬蔑诋毁不计较，只是对既死的抗战将士不可侮蔑的，秦启荣为国牺牲还侮蔑他是不对的。吾人对死者无以为报，复忍毁他的人格么？”

再说，这次梁漱溟回到重庆，急于要向国共双方反映，而“蒋公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线，不获见面，而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如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在参政会开罢，尚未离渝，（10月）26日晚间访晤于曾家岩五十号，上述诸位全在座同谈”。

我谈话，先从战地见闻谈起，所有八路军如何不对以及我的学生如何被他们杀害，皆爽直说出。秦（邦宪）先生一面听我谈，一面笔之于纸，但他们诸位对于这些事不甚表示意见。其意似谓你既历历有见有闻，而我们见闻未及，又无其他报告，无所判断其是非。既不能否认，亦不便遽皆承认。（《梁漱溟自述》第219页）

这一记载实是说明中共代表无言以对。下面便是梁提“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的问题。

国民党在1939年1月连续制定了若干防共、反共政策，而毛泽东又是把抗日战争的国、共、日三方作为“三国志”来对待的。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坦白地说到这一问题。他说到抗日战争问题时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7月31日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在他公开的著作里，只说中共的“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而未说“三国志”。国共双方形成当时的对立冲突，事所必至。

抗战问题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好不容易终于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全民抗战，而抗战开始不久，在强敌面前，不协力抗敌，而是内力相销，并已达到“无所不用其极”，“问题严重，无以复加”的程度。

梁漱溟说过：“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他目击了抗战关键时刻大敌当前却自相火并，怎不痛心？

梁先生返回成都，恰好遇着黄炎培、晏阳初、李璜诸人。大家都属国共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梁向他们报告前线国共问题尖锐严重，非想办法解决不可。“第三者于此，无可逃责”，而零零散散，则尽不上力，故第三者须联合起来，共同努力。黄、晏、李都表示赞成，相约到重庆多觅第三方面朋友商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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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等对第三方面的界说是“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大都集中于当时国民参政会中。这时参政会里，大家正热衷于宪政运动。梁认为，大敌当前“应以团结统一为急”，“要从统一到宪政，而不能从宪政到统一”，“统一运动入手处，在先谋第三者之联合”。梁“专志于此，宪政运动便没有参加”。又因第三者之联合，大家也本有此意，大家也不怪梁漱溟的偏执，经过多次聚议，确定组织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23日在重庆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

统一建国同志会名称重“统一”。“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此会以‘统一建国 ’为名，其宗旨可见”。（《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15页）可以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是在国共两党矛盾背景下的产物。建立的目的就在调解双方的矛盾，求得“统一”，共同对敌。同志会《宣言》说：“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而其核心主张就是《信约》中的“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

“统一建国同志会”建立后，对调解也作过努力。在参政会里曾经商量协调党派关系提案，后因措辞意见较大，遂由梁漱溟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后参政会决议五项，其中第二项：“各地民众运动应遵守抗战国纲领，并服从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办法一律撤销，以收团结一致之效。”就是针对以上问题作出的。

但是，国共冲突继续扩大，“二十九年春河北省境内冲突最厉害，中央朱怀冰一军全军覆没”，“夏秋间江苏北部之冲突又剧，李守维一军亦覆没。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责令中共所有军队限一个月内一律调至老黄河以北，否则剿办”。梁漱溟说，在这紧张之时，“双方都常常向我们中间派诉说曲直”。（《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15页）

国共双方摩擦不断升级的同时，国民党一党专制，更胜于前，而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松散无力。1940年12月24日晨，梁漱溟在报上看到国民党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人选名单，“既于名额一再扩充，而上届在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顾屏除不少（沈钧儒、章伯钧、陶行知、邹韬奋等都被排除），殊失人望”。这天早饭后，梁信步来到张君劢住处，恰好黄炎培、左舜生亦先后来到这里，“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议，四人自晨至暮，议论整日，多所决定”。次日，黄炎培又约了职教社的冷御秋和江问渔来，共商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所以梁漱溟说，“同盟之发起，在民国廿九年十二月廿四日”。（《梁漱溟自述》第238页）

有一种说法，说“皖南事变”后，“中间派认为，蒋介石敢于打击拥有武装力量的中共，小党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生存”。民主政团同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刘孝良等编著《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持这种说法的人不少。现在，历史证明了这些说法的无稽。

以上诸人都是青年党、国社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负责人，再由梁漱溟告知第三党的章伯钧，章亦欣然表示同意。统一建国同志会成分中的救国会，大家认为与中共关系密切，如果这个组织里有救国会，就有“外围组织之外围的嫌疑”。所以救国会暂缓加入（后来缓一年加入）。

他们又考虑到张澜，认为他是一位长者，有声望，但无党派关系，筹备时没有他，及至成立时，才由梁漱溟去请他参加的（以上见《梁漱溟问答录》第70～71页。据黄炎培日记，1941年2月25日、3月12日、3月18日三次筹商民盟成立问题的会议，张澜曾参加）。

“张澜接任主席后力主接纳救国会。他认为‘现在是抗日救国时期，凡是抗日救国的，无论是谁我们都欢迎’（据张茂延回忆）。1942年1月，张澜主持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通过了邀请沈钧儒等救国会（成员）入盟的决定。”(余科杰：《张澜评传》279页）从此完成了政团同盟三党三派构成的主体格局。

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酝酿期中，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形势急遽恶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在为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公开破裂，积极奔走于两党之间的同时，加快了民盟的组织建立工作。”（《梁漱溟自述》）所以，梁漱溟说：“（1941年）二三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的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梁漱溟自述》第225页）政团同盟于3月19日在重庆成立。黄炎培有《息争》诗纪政团同盟成立。诗云：“早从不息识天行，亦仰犹龙悟不争。忧国心肠三合作，照人肝胆两同盟。”黄诗题为《息争》，就是在大敌当前要促成各方面合作，学老子“为而不争”。他把这次与参加孙中山同盟会并提为对民族的忠心，并不是为自己“争”什么东西。

所以，民盟是在民族存亡关头，两党发生激烈冲突，一批爱国上层人士，为调解两党纠纷而发自内心的“照人肝胆”的爱国行动，并非如一些人说的是小党为了自己的生存在一种外在力量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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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到罗隆基说的第一个意义的中间派到第二个意义的中间派的转变，即作为调停人的中间派转变为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那是一个必然过程。从根本上来说，因为没有政治道路上区别于国共两党的中间派，便不可能居于第三者的调停人地位。同样，居于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者所要走的政治道路，也必然是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道路。这个转变，在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便会自然显现出来。

民盟为什么政治上走中间道路？

这是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罗隆基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到这一点。他说，“我们认为中国的阶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形式”，“大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是少数，无产阶级也是少数”，“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多数。这个极大多数是中间层”，民盟“是代表中间层的一个政治组织，所以它是中间派”。“经济上是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是‘确定公有和私有财产，而不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所以就是第三条路线。”“把民主同盟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政党”，“同这两个大政党走不同的道路”。

这里还应该谈到：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形式的认识，不但是以后在中国掀起的“中间派”社会思潮的著论基础，也曾经被毛泽东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毛泽东1941年11月21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产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各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64页）毛泽东和罗隆基说的完全是一个意思。

再看“中间派”理论代表者施复亮（民盟、民建交叉身份，民盟上海支部委员）的论述。他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中间派的对内政策的主要标准，一是促进政治民主化，一切政策必须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协力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转录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册第295～296页）

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国情，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中共在一段时间内，以之为策略基础与国民党围绕民主宪政开展政治斗争，以“三三制”形式加以实施，取得成功，确使中共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出现了毛泽东说的“十没有”社会。

可以认为，民盟提出走中间道路，是它的领导层对建设中国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样看来，“中间路线”，更是无须讳言的了。

还应该看到，构成民盟的一些小党派，本就是走中间道路的改良派。

第三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又反对暴力革命，有所谓“三分反共，七分反党”的说法。该党在中国第一次提出走国共两党以外的道路。民社党的创始人张君劢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深受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影响，认为一党专制是“制造革命，酝酿混乱”的根源，又认为对“共产活动”“必须以国家主义以限制之，融化之，抵消之”。青年党自认为“在夹攻中继续奋斗，一面反共，一面反对党治”。职教社与乡建派都是温和的改良派的典型。黄炎培说职教社的目标“往远处说是实现一个民主幸福的社会……达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就近处说是在以最高的积极性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后来以职教社为主要成分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时他说，“本会需尽力强调并握定中间性的态度，不偏任何一端”，“不拟向任何方面采取斗争态度”。梁漱溟的乡建派，用改良的方法来改变中国现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乡村建设为解决中国问题，完成中国社会改造的一条大道。”又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主张从村治入手，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华的目的。虽然中共开始便已介入救国会，而且所发表文件初稿还出自中共人士之手，但那时中共需要由抗日力量出面来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甚至希望他们出面提出中共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组成抗日联合战线，也是站在中间立场说话的。

当然，也应看到，这些小党派中，有的中间偏左，有的中间偏右，有时言论与国民党接近，有时言论与共产党接近，但主体是中间派则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原属国社党的罗隆基，这时已退出该党，为无党派关系人士。他是民盟中常委“一大”三个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和执笔人。他在《新月》任主编时期，是著名的人权派。他开列的35种人权文本，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也是一个著名的老牌中间派。民盟主席张澜，无党派，他反对阶级斗争，主张社会谐和，社会和平顺遂发展。他接连被推为民盟主席，以中间道路为旗帜是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民盟的“中间路线”还有先天的原因。

自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民盟吸收了大量自由知识分子入盟，自由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互相影响，形成浓烈的自由主义空气，成为民盟中间道路的重要组织基础。

文章出处:《领导者》（双月刊）(2009年4月号，总第27期）

杰亮

杨奎松：国民党代表谁？

作者:杨奎松

读《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1]，能够深切体会到胡绳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中国近代史曾经有过相当深遽的思考。他的许多看法，都深具新意，比如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比如指出中国革命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中间势力，而“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势力的态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比如肯定“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另一次是1946年旧政协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甚至在抗战时期“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的。因此，按照他生前的看法，如果当时条件下国民党能够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换言之，如果国民党当年在大陆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力量大多数跟着国民党走，最后成功的很可能会是国民党。

历史固然很难假设，但是胡绳先生的上述观点还是很能够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和联想。尤其是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是因为没有满足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势力的愿望而失败，这对重新探讨中国近代史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是，笔者却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国民党究竟代表谁？

之所以会马上联想到国民党代表谁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在看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通常会习惯于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的方法，要求为每一个政党贴上阶级的标签。因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那么做为它的对立面的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代表资产阶级。中国的情况虽然比较特殊，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依照传统，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当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大概不会有错。既然国民党的基本阶级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也就自然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论对它在大陆实践资本主义的成绩如何评价，其到台湾后，像胡绳先生所说的：很快“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应当是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的一个事实。然而，胡绳先生如今却告诉我们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搞资本主义。而“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说“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那么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就多少成了一个问题。国民党代表谁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要被提了出来。但胡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却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说法。他依然强调：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至于何以说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不搞资本主义，他的解释是说：“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应该说，“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比如宋庆龄，至少宋子文、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等，就多半“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的倾向本是比较多的”。问题是，“蒋介石为首的主流派，1927年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

那么，是不是说，因为国民党的主流派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者干脆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它就不搞资本主义了？这大概也不是胡绳先生对问题的准确解答。因为在世界各国历史当中，以大资本或官僚资本的形式掌控政权，大行资本主义之道的例子有许多，说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就不搞资本主义，也不通。可以想象的是，胡绳先生生前想到了需要肯定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进步意义，而他对由此所带来的对传统观点的冲击，却尚未来得及做出更加周密的思考。因为我们在他时断时续的十次谈话当中，发现他实际上给了我们留下了至少四种并不完全一致的解释。

一是说蒋介石主观上就不想搞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蒋即使有过想搞资本主义的动作，也不过是为了拉拢中间派所做出的某些“姿态”而已。

一是说蒋介石主流派也不是一点不搞资本主义，问题是“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即“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只能“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指1927－1937年－引者）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

一是说搞资本主义就要赞同民主，蒋介石政治上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结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独裁”。本来抗战时期“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

一是说国民党在大陆搞不成资本主义的关键在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为按照胡绳先生说明的情况，其实蒋介石到台湾后，也还只是“半独立的地位”，照样没有实行民主，但他搞了土地改革，就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二

其实，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它不搞资本主义，得不到中间势力支持的结果，这个问题本身就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因为一个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共产党也并不就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何以它就成功了呢？胡绳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讲应当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这看起来没有错。问题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且它正像胡绳先生自己所说的，也并不就是资本主义，而是“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便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形式。它容许资本主义暂时存在和适度发展，但在毛泽东眼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至少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因素，而非资本主义因素。换言之，主张新民主主义，不仅不等于主张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其言外之意，就是主张中国下一步就应当发展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还未开始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建国，毛泽东等人就已经在强调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何以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以新民主主义为目标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毛泽东就公开改变方针，决心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关于这种趋势，其实还在1949年新政协召开，讨论共同纲领之际，不少中间派人士就已经看出来了。他们不仅不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当时就曾建议，不妨直接写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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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如果因为强调中国中间势力的倾向具有决定作用，强调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而使人得出他们是因为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发现毛泽东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因而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恐怕距离事实就更远了。

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但蒋介石为什么会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却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条件下中国社会思想舆论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师法欧美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了。二人百日维新失败，先后流亡到美洲和日本。但目睹了资本主义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之后，他们却极大地动摇了以往的想法，转而开始对正在欧美日本如地火运行般的社会主义平等主张和理想，抱以了同情的态度。康有为随后做《大同书》，梁启超在日本疾呼“社会主义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就是他们思想出现变化的一个写照。

同样的情况，孙中山是以创建西方共和制度为目标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国之后，思想上同样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开始公开表同情于社会主义。其以后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终极目标的理念，都包含着强烈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愿望。

值得一提还有1903年激情膨湃地写下《革命军》一书的留日学生邹容，在日本两年左右的时间，同样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其1905年回到上海时，竟在法庭上公开宣告，他今后将以争取社会主义为毕生之事业。

这种情况，即使在十年之后，也同样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五四运动兴起，陈独秀等虽以提倡民主、科学开其端，但在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和亲历了巴黎和会上列强各国的出卖行径之后，这场运动最后也不能不转而以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讨论而收其尾。

综括这一段历史，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是，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群起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际，恰逢资本主义各国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战争频仍，危机四伏，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接连两度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及其穿插其间的造成世界性大恐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再比较社会主义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成长为强大国家的鲜明例证，国人对资本主义抱以怀疑态度，几不可免。即使是胡绳先生提到的少数坚持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代表胡适，其实也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在去过一趟苏联之后，他甚至颇为感慨地告诉他的朋友说：如果中国能够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强大起来，哪怕要暂时牺牲一些自由和民主，他也愿意。直到1947年之后，他才开始公开检讨他对社会主义和苏联20多年的“梦想”和推崇是一个“错误”。不难想象，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不要说蒋介石，中国多数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恐怕都染上了某种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比如，以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彭泽民等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自初创之日起，就确定了“超资本主义的”目标，主张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劳动平民阶级政权，然后“开始非资本主义的建设，而达于社会主义”。

比如，胡绳先生特别提到的，在五四时期曾经主张应当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张东荪、张君劢等人，在目睹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也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张君励等人之创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其标榜的也是要引导中国不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主张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办法，使农民人人都有土地，使工人人人都成股东，然后把公私经济统一在计划体制之下，以达成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目标。

尤具代表性的还有集合了包括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会、乡村建设协会和救国会等诸多党派在内的中国民主同盟，它在1940年代初成立伊始，就公开主张要以“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为目的，“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它清楚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存有某种恐惧乃至排斥的心理。

当然，鉴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现实，国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也不能不是相对发展和变化的。但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近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半不希望看到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并部分地肯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显而易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受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曾试图找到一条多少不同的道路。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30 08: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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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点而言，它与众多中间势力的想法未必有太大的区别。与其说它是因为不搞资本主义，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而失败，倒不如说它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找到一条能够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状态的发展道路，使中间势力失去了耐心与同情，而不在于他是不是赞成资本主义。因为，历史清楚地显示，中间力量并非不曾寄希望于蒋介石。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胡绳先生所谈到的蒋抓住了大题目的那个抗战前期，而且也发生在胡绳先生批评国民党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事实上民族资本在此期间有过明显的发展！）的1927－1937年的十年里。只要注意到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在全国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他平安返回洛阳和南京引发举国庆贺的盛况，就足以了解当年中间力量曾经对蒋在此十年中所做的努力，给予过以多么大的肯定。

三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是由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所选择的。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所制约，这种选择当然不见得尽善尽美。经过半个多世纪讳言资本主义之后，转而承认1949年以前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相信“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应当“重新作出估价”，这种大胆反思和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但若是由此使人得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当时更接近资本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或至少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更远离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会让人有点不容易理解。毕竟，不管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也好，官僚资产阶级也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它都必定反映或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某种生产关系。说一些人代表着，甚至本身就是某种资产阶级，同时却又说他们不搞或没有搞资本主义，这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一种困扰，说起来可以讨论的原因很多。比如蒋介石说的和做的也许未必一致，只看到他不赞成资本主义的一面，却可能忽略了其政策的实际倾向与后果。又比如也许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不同，过多地看到50年代以后的那个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的变革中的资本主义，却可能忽略了蒋所反感的其实是那个充满了太多的私欲、放纵和贫富悬殊的自由资本主义。再比如可能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有所不同，过分强调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作用，却忽略了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方式，其虽确有半封建的一面，但它也具有半资本主义化的另一面。（类似的情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中，就出现过。当时一派人认为中国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另一派则坚决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丝毫改变。）但另一个可能更为直接的原因却在于，一方面注意到历史上的国民党和资本主义之间未必能够划上等号，一方面却还未能完全突破传统的阶级分析的框框。胡绳先生在这一点上的的突破仅仅在于，他强调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问题是他同时又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说：“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说：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既如此，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话等于没说。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问题，至少就历史学研究来说从来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历史研究重的是证据，它甚至未必要对国民党究竟代表了哪个阶级的问题做出回答。即使有必要了解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问题，历史学者也更多地应当侧重于先就具体时间的具体问题进行考察，看国民党在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上具体做过些什么，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及其他有关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具体对哪个阶级（亦或是哪些阶级）最为有利。但是，过去的近代史研究当中，谈到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人们却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只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的种种政治结论。结果，因为国民党在不同时期与共产党的关系不同，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定性不同，谈及国民党阶级属性的近代史著作，通常也无法得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结论来。1924年前后的国民党被说成是四个阶级联合的党；1925年冒出一个“西山会议”派，才开始有所谓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说法；大资产阶级既然已经离开，1926年蒋介石发动“三·二0”事件，通过《整理党务案》，就只好被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造反；1927年蒋一发动“四·一二”事变，又不能不相信民族资产阶级也走开了，武汉时期的国民党就只好被判定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了。1927年以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长期被定性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抗战开始前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有了统战关系，国民党的地主阶级头衔自然被取消，于是得以被重新判定为资产阶级政党；1940年以后国共两党磨擦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遂将资产阶级划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决心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由是国民党“顽固派”又开始与地主阶级相提并论，并被戴上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帽子；等到1947年内战爆发，共产党人逐渐注意到国民党政权手中的国有资本问题，进而将其划入官僚资本的范畴，据此又认定了蒋介石等人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份。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30 08:19 编辑 ]

杰亮

十分明显，历史上对国民党的这种种定性，更多的是基于瞬息万变的激烈政治斗争的需要，简单地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期的说法，在今天当然有所不妥。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年的共产党人也还要因时因地，依据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具体行动和政策，随时改变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我们今天在谈论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作用的时候，又怎么能够不加慎密考据，完全离开具体的历史时段和历史环境，用一个阶级或一顶帽子就盖棺论定了呢？当然，历史研究不反对“大胆假设”，问题是这种“假设”性的看法必须建立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也就说，当准备我们提出某种看法和观点，纵使是那些可能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观点时，在今天都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是否做到胡适先生所要求的：“拿证据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共产党人在1927年把蒋介石归类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一个美国学者却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告诉我们说，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1927年建立南京政府之后，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其实相当紧张。

国民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严格说来极为复杂，并非三言两语和简单化的一个结论就能说清。尤其是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情况就更是复杂。在目睹了共产党几十年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艰难过程，了解到革命党与执政党大相径庭的特性和使命之后，我们今天理应在谈及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表现得更加谨慎和客观。因为国民党毕竟也是一个有过二十多年执政历史的执政党。作为执政党，无论它愿意或不愿意，它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站在国家利益和大多数国民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此即涉及到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合法性”问题）。何况国民党从来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共产党那样的革命党，它从来没有共产党人那样强烈的阶级抱负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宏大政治理想。它摆脱革命党的角色，开始扮演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单一阶级利益和阶级目标的执政党的过程，照理远比共产党人要容易得多。

当然，笔者并非在这里主张应当要改变目前教科书中对国民党阶级属性的判断。笔者所强调的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样去提出问题，包括做出假设，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样的问题或假设是正确的。可惜的是，至今大陆学者随意使用“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头衔来定义国民党的人很多，真正深入去研究过国民党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的人却寥寥无几。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理直气壮地继续使用着传统的说法，这也正是胡绳先生进行了全新的理论思考，肯定了国民党不等于资本主义之后，何以仍旧无法不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待当年的国民党阶级属性的重要原因所在。可是，有没有人具体地研究过那些被国民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在中国金融工商资本中究竟所指为何？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以及就历史事实本身，包括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严格意义上，为什么说蒋介石国民党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2000年《近代史研究》第3期刊登了汪朝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从日本人当年留下来的档案中找到了蒋介石等人用私人名义在外国银行分存巨款的一些记录。这些来源不清的记录为相信蒋介石国民党是“大资产阶级”代表或“官僚资产阶级”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可是却很少人真正重视这一值得深入去考据和研究的材料。因为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个问题都好象早已是盖棺论定，无可置疑的了。也许，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问题相比，这种对一切以往结论全盘照收，不加思考的态度，才是一个更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呢。难道人们真的就如此健忘，真的再不记得历次政治运动中轻信他人，不重证据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了吗？政治生活中是这样，历史研究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要想避免在学术研究上出现明显的错误，甚至要想避免在生活中重演历史的悲剧，我们都有必要时时记住胡适先生的那句话：“拿证据来”！


[1] 转见《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下凡引自该谈话者，均不再注明出处。

出处:《读书》(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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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

——旧政协“建国方案”评析

作者:龙士云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两党谈判的基础上，各党各派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二十余天的反复磋商，最后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确立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案。对于旧政协的建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目前学界并没有专门、深入的研究，是中共党史和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对于“方案”的性质，目前有两种倾向：一种只是简单地认为它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如在关于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一些教材、著作和为数有限的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文章中持有这种看法；另一倾向是采取回避的态度间接地否定其资产阶级性质共和国的说法.。如由教育部社政司组审，庄福龄和王顺生等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思想概论》就间接肯定其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说法；湖北省教育厅组编的同类新教材则改变了早先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提法，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涉及到这一问题的较新研究文章有宋连胜等发表于《理论学刊》2004年第7期的《民主党派的早期国家观——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建立“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思想论析》，该文一方面肯定了“方案”提出和形成的合理性，但其基调仍然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进行研究，既可以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到抗战结束初期的战略目标，也可以为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某种启迪和借鉴，意义重大。现将拙见献诸同仁，以求校正。

　　一、国体与政体具有相对独立性

　　认为“方案”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所持的主要论据就是它是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来构建国家的政治制度，要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议会制国家政权。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大都是按照权力分立、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但就此将权力制衡、三权鼎立同资产阶级政权或资产阶级专政划等号则是不妥当的。首先，权力制衡、权力分立的民主制度只是国家的管理方式，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政体，它并不决定国家的阶级性质。要判定某一政权属于何种阶级性质，必须透过其政体看它到底是由哪个或哪些阶级在掌握实际权力，运用政体即国家管理形式来实现其目的和利益。第二，形式与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国体和政体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形式与内容可以相对独立的原则也适合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没有哪个阶级只运用某一种政体来实施其统治，也没有哪一种政体只能为哪一个阶级所使用。例如，专制政体产生于奴隶制时代，但封建地主阶级却长期用它来实施其统治，即使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虽然大多数采用的是民主制，但有些时候，资产阶级也利用专制政体来作为自己的国家管理形式。反过来，分权制、议会制，从理论到实践，虽然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善的，但它的萌芽形式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产生。如古雅典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大会，500人会议，50人团，实际上就是将国家权力分割为不同的部分，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或人员来掌握和行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也有一些欧洲城邦国家采用民主制度。由此可知，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构成与政体即国家的管理形式之间是可以相互分离的，要确认某个政权是何种阶级属性，仅从其形式上判断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必须从具体的历史实际中去考察其阶级构成，制定、执行的政策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要保护和发展的是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要弄清“方案”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必须看它符合和体现了哪种国家类型的基本原则和阶级构成。

　　“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国家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一种国家类型，它最突出、最基本的原则有：第一，建立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样经济上对立的阶级在内，可以处于同一政权之中，共同执掌一个政权；第二，这个联合专政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政权；第三，国营公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多种其它经济成份可以同时存在和发展。[1](P635-639、957-963、969-970)下面根据这些原则和特点来考察“方案”的政权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