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记者：对于这些批判，您在开始时能想通吗？思想上是顺从屈服还是坚贞不屈？

　　杜导正：经过七斗八斗，我想我大约是错了。错在哪里呢？是不是我把困难程度估计得过高了？5月份我在给中新社广东分社做报告时曾说：“我们党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农民太好了，我们党在农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们党就会垮掉，太危险了。”这是不是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岛农村看了，你们批我，但没下乡去，你们知道下面的情况严重吗？

　　就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后来是读到列宁的一句话，才使我在当时想通了自己的错误的所在。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曲折……散布惊惶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对情况的估计不错，但也不能散布惊惶情绪，我的确错了。

    我承认自己错了，但大家仍不依不饶。我的问题越揭越多，说我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我说过“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我说过“大炼钢铁炼出的铁跟牛屎一样”。最后有人揭发我，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总路线。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罗说，1957年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意见。我和一位要好的老同志在车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讲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说，总路线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中间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好了。这位同志此时把这事也揭了出来，说我妄图篡改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罪可就大了。

　　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广州的小彭德怀”。我怎么能和彭德怀同志相比呢！这我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我就在自己内心深处找问题，后来还是毛主席的一句话，让我服了气。毛主席在庐山批评张闻天同志是“热起来热得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牙关锉”。我把这句话往我身上一套，觉得正合适。我不就是忽冷忽热吗？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我狭隘的农民观点，在六千人大会上做了两小时的诚恳检讨。

　　196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对我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这个决定，是经陶铸同志定的。

　　记者：当时陶铸同志是不是对您有意见？

　　杜导正：陶铸同志自我到广东来后，一向是很关心、爱护、信任我的，由于工作接触机会很多，他对我言传身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工作作风上对我的成长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他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比较地能独立思考，勤读书，一年十二个月至少下乡四五个月。他善于思考，长于概括，这常使他胆识过人。他工作上全力捕捉主要矛盾。他知识渊搏，礼贤下士，能诗能书，很有才气。我在许多高级干部身边工作过，像陶铸同志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在我心中是第一位。在农民问题上，他多次带着感情地说：“我陶铸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农民吃饱饭，三餐干饭不要钱！”这话更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共鸣，我对他不只敬佩，还杂有一种恋恋的感情。跟着他工作，我感到各方面成长速度加快了。但由于对1958年的情况认识程度不同，陶铸同志有一段对我不高兴。

　　1959年5月，陶铸同志在汕头召开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上总结1958年的教训，我不发言，可陶铸同志指名要我发言：“杜导正，你讲”。我讲了四条：第一，对一些过头的东西，我们应该顶住，可惜没有顶住。四川就顶住了一些；第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保护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还有一条，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话，陶铸同志听不入耳，我一面讲他一面插话：“是嘛，粤北的五岭低，外面的风刮过来咱们顶不住，四川北面是秦岭呀，所以李井泉他们就顶住了”。

　　汕头会议结束后，我不知趣，还要求坐陶铸同志的车一同回广州。路上又向陶铸同志讲了鹿回头宾馆的事。海南岛盖给中央首长避暑住的鹿回头宾馆，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华。我说，老百姓在饿肚子，盖这么高级的宾馆不好。陶铸同志又不愿意听，他大声斥责我：“什么酸枝木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41 编辑 ]

杰亮

　　汽车路过正在建设的东江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省工业厅的一位副厅长给陶铸同志洗尘，晚饭时八个人，除陶铸和他的秘书外，还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绿色的，我完全无心地跟林遐说了这事，陶的耳朵灵，他问：“老杜说什么？”林遐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他拉长声音说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说咱们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呀！”这时，我才知道他真不高兴了。

    汕头会议结束后，我不知趣，还要求坐陶铸同志的车一同回广州。路上又向陶铸同志讲了鹿回头宾馆的事。海南岛盖给中央首长避暑住的鹿回头宾馆，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华。我说，老百姓在饿肚子，盖这么高级的宾馆不好。陶铸同志又不愿意听，他大声斥责我：“什么酸枝木的！”

     汽车路过正在建设的东江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省工业厅的一位副厅长给陶铸同志洗尘，晚饭时八个人，除陶铸和他的秘书外，还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绿色的，我完全无心地跟林遐说了这事，陶的耳朵灵，他问：“老杜说什么？”林遐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他拉长声音说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说咱们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呀！”这时，我才知道他真不高兴了。

     七八月间，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广东省筹备出一个大型画册，陶铸把他身边的几个“秀才”找去商量这事，其中也有我。陈越平、黄文俞他们讨论封面是用紫红缎子还是鲜红缎子，字烫金还是不烫金。我坐在一边不说话，心想，老百姓饿得那个样，哪有心思这么大事铺张。陶铸同志就问：“老杜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高兴？”我没多说，只说：“都好吧”。陶铸的脸就拉下来。

　　所以，后来批判我，陶铸同志是支持的。我的问题被揭发出来后，陶铸同志讲了一段话，他是在省委讲的，别人给我传达了。陶说：“黄河长江自西而出滚滚向东流，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滚滚向北流，杜导正的思想像洪水泛滥四处奔流”。意思是说我的思想摇摆不定。

　　后来知道，毛主席通令各省划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划不行。陶铸同志被迫违心地划了12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划后的第二天夜里，林里同志来电话传达陶铸同志的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话虽短，我听了很受感动。

　记者：那么您是怎样凭借乐观主义和坚强意志，熬到平反那一天？

　　杜导正：1960年4月底，我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搞了几个月，有人告状，说：“怎么能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办大学？应该让他去劳动”。于是我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六个月，新会县县委书记党向民说：“这是个记者，应该让他写东西”。他把我调到县里写《人民公社史》。

　　1961年夏天，陆定一同志挺身而出，为我们新华社七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社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学开课执教，但结论仍留有尾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转告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比我们正确”。

　　

听了这话，我泣不成声。

　　2月底，我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

　　记者：据我所知，您的劫难仍未结束，“文革”中您又被打倒，批斗。经历了这么多挫折，这些年来，您在反思中有哪些收获？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44 编辑 ]

杰亮

　　杜导正：经过了“反右倾”的挫折，表面上看我似乎胆子小了，实际上是独立思考增多了，盲从性少了，心中常常有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想法。面对中国农村那么困难的形势，我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主张，很同意采用灵活的方法，如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单干等，我很赞成邓小平同志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提法，这些都反映了我的独立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历史经验也更丰富了一些，独立思考的也就更多了。年前，香港有一报刊写文章说我是“科学的拥邓派”，我觉得我也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加上“科学”这两个字就对了。科学与迷信、盲目是对立的。我往年吃了盲目的亏，晚年有所长进，认为凡事都要独立思考，尤其要用科学与民主的尺度去衡量。

　　杜导正：穆青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独立的清醒的判断，能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浪，他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仍然保持着。“文革”开始后，穆青就成为国内部的重点批斗对象，后来还发生了“朱穆李”事件，这些都反映了穆青在一些重大关头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当时穆青对眼前的形势也是非常忧虑的。1976年3月底，新华社在上海由穆青主持召开了分社社长座谈会议。会上，他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私下谈心时却表露出心迹。一天晚上，穆青同志找我谈话时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最严重情况发生的心理准备，第一准备被免职，第二准备坐牢。我说：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他欣慰地笑了。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新闻史上的名篇《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据我所知，您当时也参与了这篇电讯稿处理过程，在这件事上尤能看出穆青，也包括您的过人胆识、默契配合，能否透露其中的“内幕新闻”？

　　杜导正：当时人们强烈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这种呼声被漠视了。穆青和我们一批同志希望寻找机会，揭开这个盖子。

1978年11月，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我当时任国内部主任，看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淹没在三四千字的大报道里，不突出，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设置的禁区。我们国内部几个负责同志商量后，向穆青同志汇报，他赞成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突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句话，其余的统统删去。我们把摘出来的稿子送给他后，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于11月16日，将这则电讯稿发出去了，全国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新华社这样做，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记者：在新时期轰轰烈烈的“三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的宣传报道上，新华社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张旗鼓地支持、鼓励编辑记者全力报道。能否谈谈穆青和您是怎样演奏用新闻力量推动历史进程这首大合唱的？

　　杜导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在邓小平、胡耀邦支持下，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将“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见到这篇文章，像得到宝贝一样，征得穆青和李普同志的同意，立即以新华社通稿将全文转发全国。我提出，把每个省委书记的反映都由新华社逐一发表，请他们表态，以造成全国范围解放思想的强大舆论氛围。从同年8月开始到12月，一共播发了2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军区的党委和主要领导人就这一问题的发言。最后，全国只有两个省委书记没有变态。当时新华社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个别社领导说，你们这么逼人表态不好，而且内容千篇一律，恐怕没有多少读者。针对这种情况，我说，现在重复表态就是政治，新华社不怕重复。对我的意见，穆青和李普同志则全力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49 编辑 ]

杰亮

关于包产到户的宣传，穆青在我们国内部召开的农村记者座谈会上，讲了一番鼓动性非常明显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的那条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很多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却很少有人知道穆青同志这篇讲话所起的作用。

   记者：穆青的新闻作品、新闻主张和新闻实践，均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珍品。他身兼双重角色：新闻事业管理者和新闻记者。站在新闻事业管理者的角度，他对新闻的功能有着高屋建瓴的理解。作为一代名记者，他对记者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有着真切的感受。您是怎样评价穆青的？

　　杜导正：我们在穆青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对他人格的魅力感受地更多一些。穆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虽然不健谈，但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常常会被他所吸引。他的魅力源于他高尚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在新华社，和穆青关系亲近的人，既有我们这样的中层干部，也有普通工人；既有资深记者，也有刚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他一生都与最低层的人民群众血脉相连，息息相通。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厚的爱，造就了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

　　在向穆青告别时，我写下了这样的挽联：“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我这样写，没有任何夸张。在长期的工作中，穆青同志和我们不但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他的欢乐与苦恼我们感受着，我们的喜悦与忧虑他分担着。这种休戚与共的情感，使我们在送他走后的悲哀依然难以抹平。

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从您以上所谈的自己和穆青，我听您反复强调“记者一定要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您是如何形成这个思路的？

　　杜导正：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来说，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在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透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党领导的记者和领导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任务，是党领导与人民最紧要的联系渠道。别的渠道也有，但没有这条渠道这么频繁而便捷。所以党做出一项决议后，党中央是很想依靠你们到群众中去考察，看看这个决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群众真正满意，你们反映上来，我们更放心了，那我们便坚持下去；群众基本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坚持对的部分，修正不恰当的部分；如整个决议错了，那我们就接受群众意见，更改这个决议。所以记者的责任太大了，太光荣了。他几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反映了真实情况，帮助了党，我们感谢你们。但是你如果讲了假话，导致中央做出错误决策，那可就害死人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50 编辑 ]

杰亮

　　少奇同志这篇著名谈话，教育了一代记者。这一代记者，建国前后，说真话成为一时风尚，但反右派、反右倾后，这个风气便消失了，变坏了。记者多看上级眼色行事，上边喜欢什么，记者报什么。上级厌恶什么，多数记者就绕开不敢写。好了，这便产生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时的记者竟放高产卫星，徐水县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说来好笑、当时却信以为真的报道局面。回头看，1958年“三面红旗”捅了那么大的乱子，自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新闻记者的铺天盖地的虚假报道、片面报道，确实起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60年、1961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上万人饿死了，浮肿了，而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报道，却仍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它对中央认识并纠正错误，制止悲剧的恶性发展，继续起了粉饰的作用，延缓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实报道，颠倒黑白的报道，导致了什么结果，更不必提了。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1982年，您告别新华社，来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您是否也把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带到了那儿？产生了哪些实际效果？

　　杜导正：我是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当时，党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浓厚。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在这种良好的氛围里，加以我本人在反映实情上有过切肤之痛的体会，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以为《光明日报》记者那几年做得是较好的，《光明日报》领导成员也还是称职的。

　　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做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的报道，就是这样。在这个烟厂中，成十上百条的香烟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为讨好上级，成十上百条地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然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了村干部殴打几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五万多字，引起了小平同志的关注，指示了处理意见。《光明日报》还做了许多典型的批评报道，效果都很好，根本没发生什么负效应。《光明日报》那五年，我还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我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刊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少奇说：“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这一条《光明日报》记者那时大体上做到了。

　　记者：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是中外新闻界公认的新闻价值准则和职业操守，这一点，新闻史上记载着：《光明日报》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出了榜样，那几年的《光明日报》红红火火，影响巨大。您作为总编辑，有哪些切身体会？

　　杜导正：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用很多篇幅谈了掌握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说你一个记者，初来乍到，群众有些话不会对你说的。必须坐在炕头上，慢慢扯，一个礼拜不行，两个礼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亲身经历中，包括在《光明日报》这五年，则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非那么困难。表扬报道、批评报道、内部反映情况，真实、准确、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可马虎一丝，但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真实情况已经掌握了，但是考虑到这事触及到高层领导的痛处，可能引起决策者也就是领导人的不愉快，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横祸——对报道者的打击报复，当记者的此时便犹豫起来了，报社领导也犹豫起来了。《光明日报》那五年，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我的想法是，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是积极，即反映的后果对党对国有利，三要勇敢，这三点中，最难的是勇敢，这要有一点无畏精神。我的体会是，是非不清，不要说话；是非清了，情况清楚了，又事关紧要，就要学习彭德怀、邓拓、田家英，像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得失，道出真情。这个问题上教训太多太多。《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这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网」(2004年10月15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10:52 编辑 ]

杰亮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

作者:丙丁

一、关于民盟的“中间道路”

“中间道路”在民盟内部曾经受到三次集中批判。

第一次是1948年1月在香港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说：“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际早已被彻底粉碎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5页，以下简称为《文献》）在一次会上，马叙伦“用老实话去批评三中全会以前的民盟”。（《文献》第408页）复刊后的民盟机关报的《光明报》发表了《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的社论，并陆续发表了黄药眠的《自由主义的批判》、邓初民的《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李相符的《伪自由主义分子的两条道路》。《民盟史话》（以下简称《史话》）说，复刊后的《光明报》“即发表文章和漫画，批判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思潮……澄清路线上的混乱思想”。（《史话》第202页）李维汉说：这时“在我们党的影响下，全国许多大城市都公开地进行了批判中间路线的辩论。所有这些都推动和帮助了民主党派中左派的斗争”。（《李维汉选集》第466页）

第二次集中批判是在1949年11月～12月期间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会议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又对“中间路线”猛烈批判，对罗隆基特别指名道姓上升到“亲美路线”来批判。罗隆基与张澜关系密切，在民盟被勒令解散以后，留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形成一个民盟在沪中委不成形的核心。后来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叶笃义在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这次“批判对象集中在罗隆基的亲美路线。在这点上，我与罗隆基是分不开的。会上虽没点我的名，而我则感到灰溜溜的不好意思。大会开到一半，我就撂挑子推说有病，回到家里不想干了”。（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73页）

民盟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自1948年12月3日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对“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严厉指责后，更使批判不断升温。

张澜历来对社会发展主张改良，“力图阶级谐调，防止阶级斗争”。他的这个观点当然是批判的标的。有关他的一件事，正可说明批判的激烈。

张澜在民盟四中全会的开幕词中，原有一段否认民盟曾有“中间道路”的存在的话。这段话说：

民盟原是□□□□复杂阶层的组织，或多或少是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作风……但反帝反蒋，及与中共一致行动的原则性认识，是始终没有任何人变动过的。所以本盟在过去，有时虽显示第三者面貌，但那是根据于时代条件而产生的策略运用……事实上并没有第三条路线。（原载《史话》第414页。原注释说：“□”系字迹模糊，原稿现存张澜女儿张茂延处）

《史话》作者认为这是民盟不主张走第三条路线的证明，笔者则认为张澜这样写，正是当时强烈批判民盟领导人中的走第三条道路的反映。但这段话最终被删去，主要是因为张澜不愿说违心的话。

这次批判是在中共支持下进行的。周恩来在《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说：“要使这个组织更加健全，就像人一样，检查一次‘身体’是必要的......要抓住几个历史关键问题检查一下，好的发扬，坏的去掉。”

这次批判弄得不可开交时，周恩来又出来解围，毛泽东也出了马，才告停息。张茂延说：“批判相当激烈，后经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调解，始暂告平息。”（张茂延《略论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和三中全会的召开》，载《四川盟讯》1985年第三期）毛泽东在“调解”时，说了一句很风趣又很策略的话，说这次批判是“演了一出‘古城会’”。（见民盟中央专职干部陈新桂于《四川盟讯》1985年第三期所写文章）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还说：对错误要弄清“三分、七分”的问题，“有人一时对美国有幻想，说话不恰当，是属于‘三分’的问题。所以要把团结放在第一位。对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谨慎，才能治病救人，不要闹得不欢而散”。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说：“在这个时期（三中全会以后——笔者注）是不是也有个别错误？比如个别人发表谈话、发表文章中是不是有错误？也会有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9:14 编辑 ]

杰亮

要知道，这次批中间道路，是在1948年和1949年初张澜对外国（法新社和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毛泽东做中国铁托”，希望中共应“加点民族主义，‘共’字上加上‘中’”，“不要为世界共产主义而战”，否则“将加以反对”（后文将要谈到。以上见叶笃义回忆文和1946年1月6日上海，《申报》。）之后，以及罗隆基北上北平，周恩来与毛泽东对他争取，而罗竟表示要与中共平起平坐，要毛泽东公开有党员身份的盟员（后文将谈到）的谈话之后进行的。这样的批判又给他们一个台阶，并对在建国初期对民盟领导人的人事安排和种种对待给了一个恰当的说明。可以说做得恰到好处。

第三次批判则是由编写盟史引起的。

1981年，是民盟成立四十周年。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于11月就《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书稿说：“中国民主同盟……少数领导人曾向英美学习，设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67页），“一大”“提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第19页），“这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在当时政治形势下有一定进步性的政治纲领”（第5页），即“所谓‘中间’路线”（第51页）纲领。“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与美蒋反动派的公开决裂，摒弃了所谓‘中间’路线。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是中国民主同盟历史上批判中间路线走向革命路线的转折点，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新生。”[《中国民主同盟简史（征求意见稿）》(1941—1949)第51页]

编者这样写，至少代表了盟内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意见。这本《征求意见稿》本是在盟内征求意见用的，当时参加编写的盟外人员竟把这个观点写成学术文章公开发表。这就是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二期刊载的邱钱牧、林健柏先生合写的《论民主同盟三中全会——民盟的历史转折点》一文。文章指出，盟内有的领导人曾经幻想寻找第三条道路，即中间道路。直到民盟三中全会才结束这条道路，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三中全会“对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然后提出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的“转折点”和“新生”论点。

相继出版的北京师大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等历史专著和大专院校历史教材，都有指陈民盟中间道路的论述。《中国现代史稿》还说：“中间集团主张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出来……有的更幻想由中间集团来代表‘国家’接收双方交出的军队，以实现‘和平’。这种幻想，反映了他们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企图。”（转引自《四川民盟》1985年第三期阳俊明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在盟内批判三中全会以前的中间道路的新高潮。张茂延说：“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到了1983年，竟又出现了突出一届三中全会，否定过去的文章，提出什么‘转折点’和‘新生’的论断。”后来于1991年成书的《中国民主同盟简史》仍说三中全会“无疑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转折点”。（该书第119页）

199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又载王桧林先生（《中国现代史》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历程——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的文章。“两种斗争”，即中共在统一战线的“内外斗争”。

因为“中间道路”主张英美议会制度，当然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被认为是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与中共争夺国家领导权的反动路线。

1991年王桧林的文章出来以后，有几个老盟员刘雅清、李实育、张茂延、沈自强（其中多为党盟交叉关系）于张澜120周年诞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兼评史学界王桧林等对民盟性质和历史的错误论断》。他们认为，民盟“无论从它的组建、主张、行动都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民盟当时要强调它是站在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的立场，不仅是从独立的组织角度出发，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从策略上的需要”。而王桧林等即以此指责民盟走旧民主主义道路，是“对民盟性质和历史的歪曲，实质上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的否定”。（见《民盟在重庆》第172～174页）

刘雅清等四位盟员于1992年5月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信，并附去该文，说明王桧林等人的文章是“左”的流毒的反映；还指出“有的经过三次‘左’倾错误的老同志，也忘了过去教训，仍在信口开河，并把他们的观点登载于报章杂志中”。信中对此提出了严厉指责。（此信见《民盟在重庆》第181～184页）

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信访处回复了一函。摘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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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亮

对你们来函其文章我们进行了认真地研究。我们党的文献中历来的提法是民主革命时期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斗争。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属于中间阶级、阶层，他们总的政治倾向是同共产党合作，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不宜不加分析地说三个集团、三条路线。解放前夕，民主党派有少数人提倡过中间路线，但很快就纠正了。我们党对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历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关于民盟，我党已经在民盟五大的贺词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五大贺词中说，民盟“长期同我们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是我党的亲密战友，具有爱国的、革命的光荣历史”——笔者。此复函见《民盟在重庆》第185页）

统战部信访处这封复函，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说明，毋宁说是一种策略性的答复。

给统战部写信的四人之一的李实育，还曾撰文论驳了以“第三条道路”帽子来否定三中全会前民盟的历史的观点。他说：“什么‘资产阶级政党’、‘第三条道路’……等之类的帽子，长期压了很久……盟里部分领导人，也包括盟总部请来搞盟史的邱钱牧等人的观点就是代表。他们不愿说解放前民盟是革命的，要说革命，也只能从香港三中全会以后才算。因此他们说什么香港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的转折点，是民盟政治上的新生’，‘是对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错误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们不把三中全会看成是继承和发展，而是把它看成是‘转折’，是‘新生’，是‘清算’，那就否定了民盟三中全会以前的全部历史。它既否定了……成立时盟的同志们忧国忧民之志；也否定了盟的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要民主、要和平等全部政治活动；当然也否定了一大批为捍卫民主而英勇斗争的同志们，其中也包括了李公朴、闻一多，还有1947年六一大逮捕而锒铛入狱的同志们。因为这些事都是发生在香港三中全会以前，不是个人行动而是整个盟的活动的一部分。如果三中全会以前的革命历史应该否定的话，那么死了的、活着的盟的同志们都是不能答应的。”（《缅怀过去，策励将来》，载《四川盟讯》1985年第三期）

很明显，对立的双方都存在着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史和“中间道路”问题互相对立起来的观点。这是“非白即黑”思维方式导致的必然现象。最初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审视民盟中间路线的是沈钧儒。他在三中全会闭幕会的民主人士招待会上说：过去所标榜的“中间路线”，现已走不通。除参加革命或反革命，即无路可走。（《民盟历史文献》第408页）

1985年3月9日，民盟四川省委盟史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者普遍认为民盟不存在“中间路线”问题。但也有个别人认为，民盟历史上存在着“中间路线”问题。

上面说盟内曾有过的三次批判“中间道路”之事，也涉及盟外一些学者著述对“中间道路”的批判。

笔者手边有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彭明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册（1945～1949），其中选有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一篇，文末注明“选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4辑”。又，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选编》中所选《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1946年1月）一篇，文末亦注明“选自中国人民大学《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4辑”。可见，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范围内、由中共的什么部门、什么缘由，发起过一次对“中间道路”的批判，而且规模相当大。手边的只是批判资料的第4辑，不知共有几辑。批判对象有民盟、民建，还有没有其他民主党派？其他民主党派也是走“中间道路”的？囿于见闻，便不知道了。

二、民盟的“中间道路”无可回避

“中间道路”须从中间派说起。

民盟的“中间道路”是由“中间派”而来，但中间派又不全等于中间道路。

民盟成立时，只是因为“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本身不是一个政党”（《光明报》1941年10月16日社论）。后来渐次提出较全面系统的政治主张，到1944年9月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纲领草案》，特别是到1945年10月临时代表大会（后追认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政治纲领》，就基本具备政党的初步条件了。

罗隆基在《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一文中，曾对两个时期两种不同意义的中间派有过解释。第一，是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期（应包括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自称中间派的意义；第二，是在民盟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当时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上，发表了大会宣言、政治报告和四十九条政协纲领以后，民盟仍自称中间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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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亮

第一个时期的中间派，只是为了调解国共双方矛盾的第三者的中间派。当时认为双方矛盾问题的根源是以武力从事党争，主张党退出军队、政权机关和学校，主张党派之间“彼此互以理性相见，而视大众趋向为依归” ，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的两个口号——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都是从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角度来提的。

到了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时民盟已于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政纲、宣言和政治报告。这时民盟仍宣称自己是中间派，但这时已经不仅是调停人的第三者地位的中间派，更重要的是在三个文件中着重宣传政治上要走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了。

这时，抗战已经胜利结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和重要的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问题。作为一个政党必须拿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对面临的头等大事作出回答。民盟的这个回答，就是要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民主潮流和全国人民摆脱专制统治强烈愿望的大好形势中，“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建造成一个实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三个文件通篇讲的是人权、民主自由、议会政治，以经济民主充实政治民主，以民主政治建设民主的经济。临时代表大会的文件，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大宪章”（许纪霖《另一种启蒙》）。所有以上这些政治主张，不是充分表明了民盟既不走国民党道路，也不走共产党道路的“中间道路”吗？这就是第二个时期的中间派的意义。

“中间道路”（路线）或称“第三条道路”（路线）。笔者孤陋寡闻，最初见到的是施复亮1946年7月14日在《何为中间派》文章中提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后来1947年3月12日张东荪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文章中提到“中间性路线”。正式用“中间道路”一词的最早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审改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一文时，加了一段文字：“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和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义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文集》上卷第1102页）毛泽东在这里就明明白白地指出民盟的“中间道路”。所以，民盟的“中间道路” 无可回避。

周恩来和李维汉也说过民盟中间道路问题。周恩来1948年1月《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中说：民盟“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以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周恩来文选》上卷第283页）周又于1949年12月6日在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讲话》中说：民盟“在国共双方对立中，有些人想走中间路线，以缓和同国民党的斗争。这固然同当时客观形势有关，但主观上有些人也觉得中间道路可以存在，而实际上在中国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这里也明白地提出了民盟的中间路线问题，只不过提为民盟中的“有些人”。

长期做统战工作并担任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于1962年在《红旗》杂志第3、4期连载长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后收入《李维汉选集》），把与“中间道路”的斗争放在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问题上提出来。他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在统一战线的内部和外部，长期的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存在着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幻想，曾经形成了一条所谓‘中间路线’或者叫做‘第三条道路’。在日本投降以后，所谓中间路线，曾经喧嚣一时”。“一九四八年一月，在左派的推动之下，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了三中全会，国民党民主派也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们和其他民主党派都先后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都声明反美反蒋” ，后来响应了“五一号召”，“至此，中间路线已经宣告破产”。（《李维汉选集》第463、466页）

李维汉这篇文章，是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道路作斗争的系统论述中提出的论点。现在可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论点成为民盟中央编写《民盟简史》时对民盟性质认定和历史定位的理论依据，也即是邱钱牧、王桧林等和当时一些历史论著及高等院校历史教材编写立论的依据。但应该说其中王桧林先生把中共领导政权的建立归结为“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应是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这一历史进程。当然，这样的论说，也是从李维汉那里得来的。

我们还知道，“转折点”的论点早在1963年8月《中央盟讯》悼念沈衡老专刊上已屡有所见。如史良的悼念文章说：“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转折点。”（第53页）千家驹说：“三中全会是民盟组织坚决走上革命路线的转折点。”（第61页）田一平说：“在这次会议上，民盟中的左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衡老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左派旗帜，终于战胜了右派。这次会议，成为民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第63页）

沈老追悼会于1963年6月举行，这已是李维汉1962年在《红旗》发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文章后一年时间，也是盟内数次批中间道路突出三中全会以后，盟内一些左派人士据此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提法。这个新的提法，成为被继承下来的理论资源。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7 09:26 编辑 ]

杰亮

周恩来说民盟“有些人想走中间路线”，李维汉也说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会“在左派的推动之下”才“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来。他们的意思很清楚，三中全会是“在左派推动之下”的产物，民盟“临大”几个文件宣扬“中间道路”是少数右派所为，照李维汉的说法是“少数右翼分子”所为。他说，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号召”后，“中间路线已经完全宣告破产。少数右翼分子还不死心，还继续兜售这种货色”。（《李维汉选集》第466页）

对此，曾长期任民盟宣传部部长、“临大”文件的起草人和执笔者罗隆基，在已经成为右派以后，撰文对此予以澄清。他说：

到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结束后，民盟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大家当然注意到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了。大会全体一致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四十九条纲领，那是代表着当时民盟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的。第一个文件‘政治报告’是我执笔的；第二个文件，四十九条纲领，我是起草人之一。这些文件是两个委员会的集体产品，并且经过全体大会一致通过的，不能说是代表某一个人的思想，但（疑为衍文——笔者）它们的确代表了当日整个民盟的共同意见，特别是代表了民盟领导层集体的政治思想。当时民主同盟的一些领导人，大家都认为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一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应该是一个中间派，民盟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党以外的道路，就是所谓的第三条路线。（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303～304页）

罗隆基这段话，不仅清清楚楚地说明要走“第三条路线” ，也说明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民盟“一大”（“临大”）的文件不是“有些人”或“少数右翼分子”所为，而是“全体大会一致通过的”。讨论时可以想象会有不同意见出现，这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最后是“一致”的意见。这里，我们还应注意到：罗文中提到“民主同盟的一些领导人”“认为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仍然应该是个中间派”。这里提到“一些领导人” ，那就存在“另一些领导人”的问题。当然那时还不知道今后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剧烈斗争，但已说明在领导层中，那时已有对历史前途的不同政治倾向存在，这也为其后的民盟历史所证明。

特别是1945年2月26日张澜在《新中国日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一文，针对国共双方各拥有武装进行党争，各对“主权在民”的三民主义的民治都一再表示拥护，而国方长期“未见实行”，共方“得而利用”，进行了批评。声明民主同盟主张实行“主权在民”的真民主，与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完全一致。告诫“国民党能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想藉训政为名，保持一党专制的独裁，民主同盟亦绝不与之合作”。“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民主道路，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盟决不与之合作”。接着重申民盟“始终是要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毛泽东在后来不久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张澜的声明说明民盟“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06页）这里说的“独立的意见”便是“中间道路”的意见，“左右开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便是坚持“区别于两方面”的“中间路线”的斗争。

总之，民盟主张走“中间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三、为什么走“中间道路”

先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和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缘由说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和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皆缘于第三者深感于国共两党不协、妨碍抗战而做调停人自动组织起来的。民盟领导人也多次谈到这点，但中共的有关人士文章和记载却有另一些说法，说是在中共的帮助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里举两三例：

钱俊瑞是中共在救国会中的成员，建国后曾任教育部、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他在纪念沈钧儒的文章中说到他受党的委派与沈联系促成民盟成立的事。文章说：“一九四零年初，党的南方局考虑到，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拉拢民社党、青年党等为虎作伥，我党为扩大抗日民主阵营，应设法帮助建立一些独立的民主政团，以便联合一致，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周恩来同志要我去征求沈钧儒和邹韬奋的意见，可否把救国会或者以救国会为主，推动一些民主力量，建立这样一个政团。衡老及韬奋当即表示同意，以后就由沈衡老联络各方民主力量，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纪念沈钧儒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载《沈钧儒纪念集》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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