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曾在中共党内引起不满,当时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之类的议论。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14]
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以及“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内容,并对政府机构作出重大调整,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不复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中,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人士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 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联合政府色彩开始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在1949年建国时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从此成为“统一战线团体”。
结 语
在其后的曲折岁月中,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政治协商制度遭到粗暴践踏,民主党派沦为“政治花瓶”,政治协商变成了“一言堂”,最终演变为党内外都不容任何异议的个人专断。共和国的建国共识是民主宪政,偏离了这一目标之后,民主法制建设长期滞后,历时六十年仍未建成一个公平和谐的公民社会。
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和美国历史上的《独立宣言》,至今仍享有崇高的法理地位。《共同纲领》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宪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法理依据,今天也依然有效。《共同纲领》中的建国目标,有的迄今仍未兑现(如普选产生各级人大),有的被摒弃后又重新恢复(如保护私营经济),有的仍未得到切实保障(如人民的自由权利)。
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导致执政能力的自我削弱。在重新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今天,回顾这段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应该承认:从和而不同、表达异议到求同存异,都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应有之义。
2009年2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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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
[2] [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
[3] 沈志远:《展开新政协运动》,《光明报》新1卷第8期,1948年6月16日。
[4] 储安平:《论共产党》,《客观周刊》第4期,1945年12月1日。
[5] 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3卷22期,1948年1月24日。
[6] 转引自王德夫、楼开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第126页。
[7]《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1949年1月22日)。
[8]《新政协的阵营》(中央统战部的综合报告),1949年2月28日。
[9]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0] 宋云彬:《红尘冷眼 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11]《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第201页。
[12]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3]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注释[16]。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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