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目录
(1)读章立凡之文(第1－第1楼)
(2)章立凡: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第2－第7楼)
(3)叶永烈: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8－第9楼)
(4)周恩来与《共同纲领》(视频)(第10楼)
(5)杜导正：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第11－第17楼)
(6)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第18－第25楼)
(7)丙丁:中国民主同盟曾经走过“中间道路”吗(第26－第35楼)
(8)杨奎松：国民党代表谁？(第36－第39楼)
(9)龙士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另一方案(第40－第46楼)
(10)张金才: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胜利之诠释(第47－第53楼)
(11)蒋介石溃退台湾后如何反省国民党失败原因(第54楼－第58楼)
(12)「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第59－第65楼)
(13)雷颐：国民党60年前为何大溃败(第66－连载中)

读章立凡之文

      初识章立凡并读其文是在互联网上。游走于很多网站，会经常发现他的一些文章，读一读觉得很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于是上网时便会留意他的文章，并且都会保存下来，有时间好好品读。他的文章 多为一些政论杂文，研究分析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于史实中深刻地揭示真理，精辟地阐释哲理，使人迷惘尽消，茅塞顿开；评论针砭时事，亦正气凛然，无所畏惧。

　　 如果说郎咸平、陈志武等人是从经济的角度和层面剖析中国的现状和对改革的反思，章立凡则是从政治的宏观视野分析了历史问题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来龙去脉，对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由此引起的争论，指出了解决的唯一途径，那就是民主与法治。

　　 后来知道他是我国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之子。章乃器（1897——1977）是抗日时期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建国后在“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故章立凡也是名门之后，亦成为民主党派人士，知名的学者。在他的性格中也许正是继承了其父的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刚正不阿、人格独立、无丝毫奴颜媚骨的特点，治学著书为文，均见思想独立，正气浩然，有诚信力，体现出一位中国良知知识分子的敢说真话、敢讲真理、忧国忧民的可贵品质。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什么书生意气，而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现代的文明人应该具备的品质。

　　 他以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和对历史的敏锐洞察力，向我们讲述了革命、改革、崛起、复兴、新文化运动、建国共识、左与右、反右、文革等诸多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和客观规律。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为我在糊里糊涂之中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我读过的文章如：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姓左姓右”的噩梦；“改良”与“革命”赛跑；重温共和国的建国共识；洞观邓小平逝世十年后的中国；“崛起”近乎意淫，“复兴”且慢奢望......针砭时事的文章，正义与民主得到彰显，丑恶无处遁形，如：新奢华主义中国大片：刻意回避现实？；眼不见为净？——互联网“实名制”之我见；人口、猪口与官口；有一种感觉叫肉麻......事事切中要害，冷批社会中的诸多弊病和丑陋面，大胆地为改革建言献策，无所顾忌，甚至是不怕得罪许多人和事。相比之下，他的这种勇气有时让我（可能还会包括很多很多的人）感到自惭形秽。

　　 章立凡的文章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格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在如今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下，形形色色的诱惑已经让数不清的文人学者、知识精英丧失良知，渐渐沦为被利用包养的“二奶”，有人戏嘲为“学术妓女”、 “学术蛆虫”，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写着违背良心的文章，欺世盗名，为世人所不齿。难怪德国的一位汉学家痛批当代中国文学界到处充斥着文化垃圾；能产生巨大影响，引起国人强烈共鸣的文艺作品甚少。这让我想起了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钱玄同......许许多多的“五四”先贤高擎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为开启民智、社会进步、民富国强摇旗呐喊，舍身忘我，不遗余力！所写文章亦如匕首投枪，义无反顾地刺向了恶势力、旧思想、旧制度。这是何等的人格力量、文化魅力，何等的让人起敬！再向前追溯，魏源、龚自珍、林则徐、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数不清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民族希望，披肝沥胆，探索先进的社会文明与精神文化，著书作文，字里行间无不浸透忧国为民之思，这又是何等的让人感动！

　　 当今文化界还能给普罗大众以如此的感动和震撼吗？

　　 有！答案是肯定的！在互联网上，随时能找到这种感受，那是一片让人心迷神往的家园，那里有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有新鲜的空气，那里有新文化运动的后继强音！比如章立凡，再比如李锐、谢韬、辛子陵、杜光、资中筠、袁伟时、、黎鸣、沙叶辛、笑蜀、刘军宁、时寒冰、仲大军、郎咸平、陈志武......他们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中国的希望！他们不仅学识渊博，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唤起人们的忧患意识，警醒人们不要过于盲目乐观，这很好。正因如此，他们的文章读起来才能涤荡人的灵魂，闪烁着独立思想、批判精神和勇气的光芒。

　　 写着写着，琢磨了下面几句歪诗，以慰吾心：
　　 怀“五四”精神
　　人间自有公义在，
　　岂容逆道遮云天。
　　志士莫忘民生苦，
　　铁肩不辞道义担。
　　世界潮流浩荡荡，
　　手抚良心著文章。
　　“五四”风骨应犹存，
　　心怀吾民书衷肠。
　　 “五四”精神不朽！

文章来源:「天涯社区（www.tianya.cn）」(2008年11月27日 作者：游于海南)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25 09: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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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发表《风雨沉舟记》、《都门谪居录》、《长夜孤灯录》、《乱世逸民》、《闲品毛诗》、《甲申再祭》等文史作品多篇。合著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中国大资本家传》等。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

作者:章立凡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曾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召开及《共同纲领》制定六十周年。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当初开国先贤们想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还原这段历史并汲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  民主宪政的共识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大后方重庆利用国民参政会等机构，与中间党派合作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达成了实施民主宪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共识。

　　当时除拥有军队国共两党之外，还存在一些持中间立场的党派，形成于各个历史时期，兹简介如下。

　　民主社会党：主要成员为民国初年国会中梁启超的进步党人士，以及梁系知识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君劢整合成国家社会党。1945年又同旅美人士中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民主社会党。

　　致公党：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组合海外洪门人士，在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基础上，于1925年在美国成立了致公党。

　　青年党：五四时期，受西方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结社，成为一时风尚，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形成的国家主义派，于1923年由曾琦、左舜生、李璜等组成青年党。

　　第三党：大革命后期国共分裂，邓演达、谭平山等原国民党左派及中共脱党人士，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组第三党。邓被蒋介石杀害后，改由章伯钧、彭泽民等领导。

　　在这些党派以外，还存在一些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的团体。如沈钧儒、章乃器等知识分子于1935年发起的救国运动，主张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成救国会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学会，被称为乡建派；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国职业教育社，被称为职教派。

　　除致公党有较多的会党特征外，中间党派的共同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主张英美式的议会民主，对国共两党的政策皆有批评，但不具备军事实力。他们曾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动，不断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宪政，逐渐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

　　1939年11月，第三方面的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三派（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负责人及个别无党派人士，在重庆举行会议，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会上通过了左舜生、章乃器起草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提出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十二条主张。该会于1942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第三方面的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也敦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国内政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并就此于同年11月9日在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五项协议。

　　毛泽东曾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并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对于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毛也表示了谨慎的赞同。

　　中共是当时拥有军队和地盘的最大在野党，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统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吸引了第三方面人士。在《新华日报》等中共媒体上，当时也有大量呼吁民主政治的文章。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联袂访问延安，当黄向毛提出如何摆脱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的《双十协定》及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令社会各阶层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充满憧憬。与此同时，在国内形成了一股组党风潮：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组成了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建国会，马叙伦、王绍鳌等教育界人士组成了民主促进会……，第三方面的阵营扩大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1: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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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中的原则，后来被应用于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的政纲等文件，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人权、经济民主、军队国家化等理念，都有完备的体现。“中间路线”是第三方面人士的共识，例如张东荪曾主张：“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 [1]对于中共的暴力革命路线和土地改革模式，第三方面一直持反对立场。

　

二  联合政府的政治框架

　　1946年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导致了第三方面的重新组合：国民党中的反蒋人士，组成了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中的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政权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余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并进一步受到国民党的压迫。民主同盟于1947年被当局宣布为“非法”，以这一事件为转折，迫使部分第三方面党派逐渐放弃中间路线，选择了与中共合作。这些党派后来被称为“民主党派”。

　　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利，中国的政局开始重新洗牌。关于未来的政权组成，中共与“老大哥”苏共曾有所切磋。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覆电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2]

　　斯大林一锤定音，决定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中共的军事胜利比预计提前了两年，但作为一个以农民为群众基础的政党，文化教育的平均水准低于国民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人才储备，因此，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合作，也是时势使然。

　　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1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日，毛泽东就召开新政协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务负责人沈钧儒，提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并附声明草案，就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等问题征求意见。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认为符合它们以往提出的相同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3]但民主党派中对共产党能否真正实行民主，历来存有怀疑。储安平曾指出：“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4]施复亮也曾担心：“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5]。谁都不希望在结束旧的一党专政之后，又产生新的一党专政。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于同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强调，“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当时国民党内一些反蒋人士曾倡导在李济深、冯玉祥等领导下的“国民党整体复兴运动”，认为若没有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即使组织了“容许若干小党参加以为点缀”的联合政府，“中国民主宪政之真实基础将永久不易确定”。[6]中共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主张“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1: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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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反对破坏工商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仍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他同时主张“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及推行计划经济的思路初现端倪，与《论联合政府》一文的立场有所不同。此后，他还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开始对主张英美式民主的中间路线提出批判。

　　

三  筹备新政协

　　1948年9月，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乘船秘密北上，抵达哈尔滨。哈尔滨在地理上与前苏联接近，中共中央曾考虑在这里召开新政协，并宣布建立新中国。后来因平津战役迅速获胜，才决定改在北平开会和建都。

　　中共与沈钧儒等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了初步意见，又将修订后的草案向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征求意见，于同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及人选。不久，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四十余人分三批先后到达。

　　毕竟形势比人强，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1月21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发表声明，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7]

　　但民主党派中部分人士仍有所保留：民盟常委张东荪向毛泽东提出一套“新型民主”主张，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也持不同观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委陈铭枢提出：“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

　　将人群划分为左、中、右，是一种习惯思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题为《新政协的阵营》的综合报告中，对内定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也做了这种分析。

　　报告认为：民盟中央常委十一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数，左派分子仅占两个，但其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现在它的组织内部主要是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与无党派分子，三者之中都有左、中、右”。文件认为沈钧儒、史良、胡愈之领导的人民救国会，“会员中进步分子占优势”；而章伯钧领导的农工民主党“上层多右派分子”，“民盟著名领袖除沈钧儒、章伯钧外，尚有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他们在民盟群众中的威信虽已降低，但仍成为右派及中派的中心。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向来保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主张联合政府中容许反对派。张东荪企图做民盟主席，拉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排斥沈钧儒、史良以至章伯钧”。报告建议对民盟“须采取改组中央常委、建立进步分子为主导的核心、容许共产党员在内等措施”加以改造。

　　对于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报告也作了详尽分析：“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以李济深为首的右派集团，在政治上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用新民主主义；希图结合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主张保留蒋党‘起义’部队的编制，以图收集残余的力量，并联络地方军阀，策动地方武装，从而培植其争夺领导权的资本……”，“谭平山、王昆仑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比较进步的力量”，而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实际上是以李济深、蔡廷锴为中心的一个封建性小集团”，并提出应使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起积极作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1: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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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对民主建国会的分析是：“其中下层中也有不少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及革命知识分子，但尚不能起决定作用。该会政治倾向一般代表产业界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黄炎培、章乃器为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统曾经公开地主张中间路线与改良主义，章乃器于此，比施存统更来得坚决，他说‘在国共两条路外，自己要造第三条道路’。只在他们进入解放区后，言论见解，才有若干改变”；对民主建国会及产业界，“将只能以右派并力争中派居多，可以有个别的进步分子在代表团里面，但不可能单靠他们起积极作用。”

　　报告还认为：“以马叙伦为首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其政治倾向，迄今为止是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其组成分子中有一批进步的文化人，这是使它左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实际上属我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与它相结合，推动它左倾。”

　对前身为美洲华侨洪门会党的致公党，报告溯及其领导人陈其尤与陈炯明的亲属关系，认为其内部分子复杂，“实际上支持李济深的政治意图”，“该党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质，其主要的组成分子上层为封建官僚，下层有小部分流氓无产者。”[8]

　　报告在总体表述上，长期目标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此外，刘少奇在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给苏共中央斯大林报告中也谈到：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9]

　　

四  新政协与《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但较此前任何一届制宪会议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与会的四十五个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五类。十四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建）、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十一个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作为一派位列其中。

　　以许德珩为首的九三学社，是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政治性学术团体，有政治主张而无政治纲领；以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二二八”事件主角之一谢雪红为首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成员皆系台籍反国民党人士。这两个党派并未申请参加新政协，但被安排与会。还有一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如民社党革新派、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农民党，皆以“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能获准。这些党派先后自行宣告解散，其代表人物被邀以个人名义出席。此外，对要求与会的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均以“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为由被拒绝与会。

　　围绕新政协代表的提名，各民主党派内争不断，如身在上海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即因争取代表资格与沈钧儒发生争执；救国会代表宋云彬在日记中记载，沈钧儒对力争代表资格的庞荩青说：“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得”。[10]黄炎培也在日记中谈到，代表名单“取舍及先后完全以中共提出为凭”，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遹任政协代表，但“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11]嗣后成立的新政府，各党派在职务分配上也存在竞争，中共同样扮演了仲裁者角色。

　　新政协召开前，即已传出救国会不久将解散的风声。会后不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其成员溶入民盟并掌握了领导权。救国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中共关系密切，事实上改变了民革、民盟的内部成分。据说当时还有进一步合并民主党派的方案，为此，民进的马叙伦等已被安排为民盟中常委，合并方案又被临时中止。新政协的十一个民主党派最终减少了三个，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八个民主党派格局。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1: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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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协及其制订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文件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确认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共同纲领》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并未从字面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军队的掌控，其对新政权的性质表述如下：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对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从文字表述上与“军队国家化”并无抵触。对未来将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则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

　　《共同纲领》最难产的是经济政策部分，几经修改，最后由毛泽东敲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通过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并加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表述。

　　

五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

　　新政协的召开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尊重。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中共以及“老大哥”苏共都承认新政权是一个联合政府。

　　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首先体现在人事安排上。各民主党派在新政协的代表名额分配与新政权的职务安排，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共。刘少奇在1949年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

　　……它们的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例如所有民主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它们的党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系。在某（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分子……。[12]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除毛泽东出任主席外，六位副主席中有张澜、李济深、宋庆龄三位非中共人士；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非中共人士黄炎培、郭沫若出任副总理，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谭平山、蒋光鼐、朱学范、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张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担任了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由众多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与政务院的关系，根据刘少奇同年7月访苏时向斯大林的解释：“中央政府主席团及主席团与内阁关系（即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服从主席团，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斯大林认为：“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13]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4: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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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曾在中共党内引起不满，当时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之类的议论。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14]

　　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以及“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内容，并对政府机构作出重大调整，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不复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中，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人士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 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联合政府色彩开始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在1949年建国时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从此成为“统一战线团体”。

　　

结  语

　　在其后的曲折岁月中，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政治协商制度遭到粗暴践踏，民主党派沦为“政治花瓶”，政治协商变成了“一言堂”，最终演变为党内外都不容任何异议的个人专断。共和国的建国共识是民主宪政，偏离了这一目标之后，民主法制建设长期滞后，历时六十年仍未建成一个公平和谐的公民社会。

　　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和美国历史上的《独立宣言》，至今仍享有崇高的法理地位。《共同纲领》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宪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法理依据，今天也依然有效。《共同纲领》中的建国目标，有的迄今仍未兑现（如普选产生各级人大），有的被摒弃后又重新恢复（如保护私营经济），有的仍未得到切实保障（如人民的自由权利）。

　　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导致执政能力的自我削弱。在重新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今天，回顾这段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应该承认：从和而不同、表达异议到求同存异，都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应有之义。


　　2009年2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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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
　　[2] [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
　　[3] 沈志远：《展开新政协运动》，《光明报》新1卷第8期，1948年6月16日。
　　[4] 储安平：《论共产党》，《客观周刊》第4期，1945年12月1日。
　　[5] 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3卷22期，1948年1月24日。
　　[6] 转引自王德夫、楼开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第126页。
　　[7]《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1949年1月22日）。
　　[8]《新政协的阵营》（中央统战部的综合报告），1949年2月28日。
　　[9]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0] 宋云彬：《红尘冷眼  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11]《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第201页。
　　[12]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3]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注释[16]。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4月8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9 11:19 编辑 ]

杰亮

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会议又决定，委托中共负责《共同纲领》草拟工作。胡乔木参与了草拟工作。经过五易其稿，在8月22日才算写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总纲领》(当时的名称)，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如今，尚可从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五封便函，看到当年修改时的繁忙景象：

　　其一

　　乔木：

　　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

　　毛泽东9月3日

　　你应注意睡眠。

　　其二

　　乔木：

　　今(引者注：指9月3日)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毛泽东即

　　其三

　　即刻付印(引者注：指9月5日)，一小时内交我。

　　毛泽东

　　其四

　　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毛泽东9月6日

　　其五

　　乔木：

　　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交周副主席(引者注：指周恩来)。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

　　毛泽东9月11日下午四时半

　　内中，从9月10日晚九时起，周恩来、胡乔木等在毛泽东处一起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直至翌晨七时，一口气讨论了十个小时!

　　从毛泽东关照胡乔木“你应注意睡眠”一句，也可看出当时胡乔木工作的紧张之状。

　　《共同纲领》，其实不光是“建国纲领”，而且还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临时宪法”。

　　周恩来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

　　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经新政协大会正式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载入了史册。

　　胡乔木还为新政协的召开，写了《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一文，作为新华社社论发表。胡乔木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新政协决定，自1949年9月27日起，北平改用原名北京——北京是在1928年6月20日被南京国民政府改名为北平的。北京定为新中国首都。新政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0 10:35 编辑 ]

杰亮

成为“新闻人物”

　　1949年10月1日，已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这天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施政方针。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下午三时，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胡乔木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天，新华社播发了重要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不言而喻，这篇社论又出自胡乔木笔下。

　　胡乔木写道：“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不久，他又多了一项非常恰当的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胡乔木为新华社写了那么多社论、评论、新闻，实际上已经在扮演中共发言人的角色，只是那时没有这样的名义罢了。

　　此外，他仍兼任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1950年至1954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

　　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

　　当然，他仍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向来，他是在“幕后”工作，发表的文章是以社论、评论面目出现，他的名字很少在报刊上见到。然而，自从他担任新闻总署署长，尤其是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了“新闻人物”。

　　就在这时，一些报纸刊登了介绍胡乔木其人的文章，使这位一直身居幕后的人物首次“亮相”。

　　上海《新闻日报》在1949年12月2日，发表了署名癯山的《记胡乔木》一文，照录于下：

　　新华社社长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是苏北盐城县人，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胡启东老先生是旧国会的议员，因为拒绝曹锟的贿选，在地方上很负清名。他原名叫鼎新，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人，他和他的大哥达新先后曾在扬州的前江苏省立第八中学读书，他是1924年秋进校的，当时才十三岁，因为一篇《送高二同学赴杭州参观序》的好文章而闻名全校；

　　学校特地把这篇文章刊印出来，交给大家做参考。他英文、算学的成绩，也远超在众人的上面，因此先生、同学都叫他做“神童”；说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

　　他1930年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当时一般学生的传统心理，皆以南进交大、北进清华为荣；尤其是清华毕业的学生，有优先留美的权利，更是大家所“向往”的学校。以胡氏的聪明才智，只要读完了四年，“放洋深造”，自无问题；但他却接受马列主义的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阵线……

　　这篇文章中尽管某些地方有出入，但大体上还是勾勒出胡乔木的人生轨迹。　

资料出处:叶永烈著《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0 12:07 编辑 ]

杰亮

周恩来与《共同纲领》 (视频)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kzNDAyMzI=.html

资料出处:「优酷视频」(2009年3月22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4 09:1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