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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学和当代学术研究的失语

　　学术界是民族理性的营垒，学者是理性的代表。十数年来我国坊间出版物繁多，比起那革文化的命，8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看八年的专制时代有天壤之别。对此不少人感觉良好并且以今人能纵深学理研究为荣。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综观当代的学术研究大势有两点堪忧。 一是学者群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太少，二是当代学术研究没给社会文化增添新的思想资源，尤其在要弘扬中华文化的时候。此间最眩目的是国学热。不少人甚至以为国学热了中华文化就将振兴，走向世界。在极为难得的国际国内的环境下，当代学术界并没对庞大的文化体系进行清理，剔选出有益的文化资源。学术群体的失语和无作为，说明理性和文化坐标的缺失。今人研究中国学问即国学，不需重复前人已作的考注以表示我国古文化的丰富而应该理性分析哪些是我们文化的主体价值，哪部分能适用于当代的中国，可能成为当今世界认同的一般价值或曰普世价值。

　　何谓国学，学坛对此概念与范畴鲜有界定，当先考其源。在中国典籍《周礼》及其疏证中最早有“国学”二字，但意指由乐师主授礼乐课程的贵族小学即序，校等传艺之所。其功能和形式在此后两千余年中皆由太学 ，国子监等官办教育机构，宋以后加入民间书院来承担。系指我国古代的教育机构而非古文化的全称，故《周礼》之“国学”并非今日所说国学的源头。

　　对我国古文化的统称，秦汉时期为“经学”，明代与前清谓之为汉学，约指五经，六经，十三经加正史25部和其他古籍。汇集诸子之言的经学铸就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灵魂即精神文明。各朝代的正史承载了我国社会变迁，属制度文明，但其《食货志》等部分涉及生产与消费的器物文化。将中国之学统称“国学”仅百余年！最初是近人梁启超为宣传新学，在1903年致黄遵宪函中，言及欲办《国学报》，始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学”之说。4年后章太炎在京师开办《国学讲习班》的告示中又列有“经,、史,、子、集及典章”等项。章将讲习班名为国学，内容如上列五项，可视为章先生个人对国学范畴的界定。梁章二位先师是否交换过意见尚不得而知，但名师所见略同，将中国学问统称“国学”而不再称经学或汉学。当时西学东渐已兴半个世纪，纯粹经学被目为旧学，已丧失权威和活力。梁章一代文化精英融会中西文化形成的流派当时被称为“新学”。回忆并记住这个时代背景对今天的国学人士十分重要。须知近代的所谓国学原本是在文化变局中来看中国之学，与清儒信而好古的注疏考据大有不同，甚或离经叛道。新学和国学的称谓自此方广为其师众及近人所用。由此可知近代意义的国学之称始于梁章二位先生而非古已有之。

　　使国学名实相符并社会化则功推1920年上海南洋公学的校长唐文治先生所创的“无锡国学专修馆（12）即后来的无锡国专和稍后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附设的“国学研究院”。经胡适先生等推荐，清华聘梁, 王, 陈, 赵[13]四大导师，为留美学在子传授故国文化以厚根基。此后再未见何人另行界定国学的内涵或厘定其范畴。国学即中国学问Chinese Learning泛指我国古文化或国粹经典的概念被学界基本认同。

　　在国学研究中致力于搜炼古籍，如校刊整理，训诂疏证、考据索引等在材料方法层面下大力也能出新，但说国学的研究仍可发掘新的学理和新鲜资源则不免自视甚高。君知否，两多千年来中国人就只读9本书即四书五经。古今多少人白头皓首，疏注考校，用注经方式增述一己之言。古代先贤所处朝代虽有别，但同为农耕文明的大背景，其意念与前人很是贴近，理解与表达也较合原义。明清几百年的文字狱令学界失语，学者个人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俞樾等只好穷毕生之力不厌其烦的在故纸堆里打天下、谋稻粮。国故的要籍早被清儒诠注多次，钩深擷微，索引勘误的成效都胜于前人，但鲜有新意。

　　今人研究国学的三大劣势是浮躁、先天不足和与古人的文化心理差异。能超越前儒的是凭占有的线装典籍的数量优势，可能从前人手记中淘出未曾公诸于世的文字材料，再可能就是借助钟馗，像某梁山和美女教授们那般肆意挥洒，信马由缰；未入堂奥者品评漫谈，对不识者误导，对有识者搞笑。“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学产生的时代到现今天时已变，农耕文明步入了后工业文明，道也应当变。如以今人意念和思路来理解注释古人之作，必然与古人的原意相去甚远。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2: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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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国学研究的群体也有局限。说普遍先天不足恐太过绝对，但主体的结构确实如此。许纪霖教授曾自嘲说，1957 年生人，9岁遇上了文革。10余年虚度，1977年入了大学。我辈比起梁启超，王国维先生一辈16岁中秀才的国学基础只能望其项背。就算后半生倾注全力，差别也存在。要不怎说浩劫之年耽误了民族，耽误了个人？现在研究国学的老年梯队，功力大约有20来年，中年的不过10年左右。我国几十年格式化的教育体制决定了当代学人在硕士课程之前不可能专攻国故。因为不遵此格式，学校的课程肯定过不了中考高考大关，进不了大学何谈高学位？故一般人不可能有前人那样的童子功。凭在研究生院耕耘5、6年的观景，为专家或可，作学者则不足。难怪现在有人在《庄子》中读出了信息论，从《老子》中学到了电脑原理甚至源代码。在《孟子》中看到现代文明的思绪。这是古人之谬还是今人之误？实有羊头狗肉之嫌。 倘若先秦诸子的理念如此精深超前，奈何使我中华文化落得在500年前积弱衰微，终至近代落后挨打？

　　胡适之先生早在《学问的材料与方法》中早透出了谜底：五百年来西人注重研究自然世界，分析实证，国人专注于故纸堆的考注。可谓一语中的。500年前西方的社会坐标就已刷新。我们至今仍以中国的古今为主线，以传统文化评中华文化而不借助外来文化系统作参照的纯国学研究中想辨古今之变，从国学中发掘新的思想资源作用于今日社会文化恐是海客谈瀛。即使中国穿时光隧道重回宋明时期，汉学与国学那时作为我国文化主流，和边缘文化、流氓文化一起作用于治国安邦，已经孕育滋生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文明，领先于人类达千年之久，其功能和效绩之大毋庸置疑。在近现代社会沿用原来的道统已不合时宜也已被历史证明。正是有了百余年来西学东渐历尽周折才有今日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意想回归先秦前的农耕文明时代确有过的奇光异彩，返朴归真的意向既无可能也不可取。按主客观条件，今人做实在的材料整理和方法研究对保持国故颇有意义，但指望从中探求新意恐是竹篮打水。

　　国学研究方面，媒体近十年来炒热了王国维、钱钟书二先生，尊其为国学大师, 敬其为当代大儒 。对此我不敢恭维。我辈生也晚矣，不曾有缘直接受业于前辈大师。幸逢早年的业师和难友中有邵明礼先生等七位出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或西南联大，曾是王钱等大师门下。40余年前本是扫荡国故年代，我在学校虽受教数年但学术上少有师承。然而正是在这特殊年代的非常环境，我师生数人在武汉因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和反对林彪副统帅等不同罪名而同受政治迫害，两年在囹圄中同度铁窗生涯，后在牛棚中并肩躬耕陇亩，共有六年的患难岁月。作为带罪之身，早入“另册”者，我等反倒可以置身世外。彼时先师们已垂锤老矣，铁窗的日夜和牛棚的工余，追忆清华与联大是老者间第一谈资。耳濡目染，我因祸得福，对梁启超、赵元任、罗文干、刘文典、金岳霖、钱穆、张奚若、林徽茵、吴宓等巨匠其人其事、逸闻轶文耳熟能详并拜读过其师生间若干书信文扎，虽无今日的学位但使我受益终生。“此情可待成追忆，一寸相思一寸灰”，少时的困顿与屈辱的本不忍言起，所以不避“钓誉”之讥，意在缅怀泉下的恩师，也为表明冥冥中隔代师承的情感。

    论班辈我等当尊王钱二位为师爷。数年前逢当今一名流直呼大师名讳而未尊其号,我曾当众斥其不遵学统，未执弟子礼而有背师道人伦。此举可表我辈对先师爷们断无轻慢之意。但他们二位与蔡孑民先生和康梁不同。 静安先生16岁中秀才，后数次在杭州考举人不第，遂无意科举而赴西学甚昌的上海；两次承罗振玉先生资助提携，两度游学东洋，访大学凡十余所但不求学位。当年被胡适之先生向清华推荐时就因既无进士功名又非留洋博士为学界庸者所讥。幸得梁任公执言，镇住学界微词。王先生学力之强后世已知：《人间词话》等于词章考据疏证索引多有建树, 近人无出其右者；凭“历史演进论”视野，借助出土文物悉心考究，诸多高论如《商代诸先王先公考》等，将被原视为仅是古代传说的我国殷商一代实证为确存的古代文明，上溯我国古史源头近千年，至今尤为学界倚重；但王先生同时对西人尼采、叔本华等亦研究有年，所译西学使人耳目一新。后因见民国世事黑暗，闻南军克京后欲加其害愤而投湖，决不苟且。如此大智大勇之学者古今鲜有。

钱先生伉俪出身牛津且具博士学位, 二十七岁为西南联大教授,《围城>一书名重一时, “家笼”一说早成经典, 已为汉语增一语汇，为中国文学添一典故；钱先生前半生潜心治学，不屑与激进的同辈为伍；后于劫难中独守其志。晚年所著<管锥集>更显非凡功力与良知。王钱二先生都学贯中西, 均为前代才有的合成式的学问大家，堪称宗师泰斗。仅尊其为国学大师是以偏概全，张冠李戴。将二位与清儒齐观则是轻看。两位宗师于西学毫不逊色，对康德、叔本华、雪莱、拜伦等的研究同样专深。但综观二位大师的成就，我以为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的成就远胜其在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以二位先生之禀赋和造诣，尚且未能发掘引证出国学之于社会文化有创新指导意义的学理和资源，今日国学传播者即使可续清儒前缘, 于国故整理自成一派，于当今中华文化发展也恐裨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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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五大板块中经、子、集三部当属经学，是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思想观念意识层面的论述与奉献。史部则重在典章制度文化层面，《小学》应是古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和载体。考诸我国近代学术史，自清末民初，章太炎先生上承名儒俞樾治经，下启刘师培、周氏（鲁迅）兄弟、黄侃和章门“五王”、刘文典及其传人张式微、汤一介和程千帆诸先生，成为我国近代国学研究最早的一脉，学术地位至关重要。从时序和地域来看，近代国学的主体还有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两支。无锡学派一脉从唐文治、钱基博、吕思勉、至广西师大宿儒冯振（振心）先生，秉持浙东学派或前清遗风，以治经为主，厚根基，重考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派以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发轫至复旦蒋天枢教授收山，大都有外洋留学经历，于西学造诣甚深因而理性较强且不拘国学畛域，堪称新学集大成者。就学源来看，三派均源于江南尤其江浙一带，与浙东学派渊源甚深。半个世纪中三个支派常有兼容，汇为一流。章太炎、陈寅恪先生等均曾在无锡传道。其门人如朱东润、郭绍虞、唐兰、夏承焘诸先生包括英语界名师许国璋教授等1949年后分散于全国各大高校，执文史学坛之牛耳。他们在我国古今大变的近代保存了国学薪火，居功甚伟。尤其于劫难时中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谨守门户，不浮躁，不折腾，不与一般文人策士为伍，不为标新立异而添乱，其节操与守望之志委实可敬。但就传承百年前发轫的民主科学的思想资源而论，都未能作为民族理性的代表，践行读书人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振兴探索新坐标的史命这一历史缺陷也不容讳言。半个多世纪风雨之后，近年按儒家“继绝世，举逸民”的传统，还诸位先贤先师以尊严和价值，体现了人间正道和学术良知。但爱屋及乌，对国学人物在我国新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言过其实也不合科学态度，亦恐非先贤所愿。

　　弘扬中华文化是不言自明的，但中国古文化不可能更不应该全部弘扬。如何扬弃，选择哪些文化元素加以弘扬才是当代国学和学术研究最为困苦，最为重要的主题。

　　说困难是因为古今天道不同，古训难合今时之用，说痛苦是文化一脉的感情难舍。所以数十年来从未厘清，以致今日钟磬不响、瓦缶雷鸣、泥沙俱下，文化的发展方向模糊。所弘扬的文化因素可能不好也可能不力。中国特色的主体和内涵含混不清。社会和民众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照理被正确地选为弘扬的那部分文化元素应符合两个标准：对内合乎现代社会的需要，又能与外部世界互溶，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主体价值或规则的一部分。

　　我国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官学文化经数百年衰微社会的检验，已无太多有益资源可资用于今日。诸如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的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不是无史可据的杂烩便是经过了历代皇帝严格筛选，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决不能读的那类书。因为最高专制者依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进行的这种筛选，对我国古文化的戕害远甚于秦皇一次性的焚书坑儒。它使得这类古文经典都带有强烈的王权指向，是专制文化的集大成者，让全民都作专制思维，与君主的话语相同，想王者所想，急王者所急。虽然王权文化也属人权文化，在人类文明早期的农耕时代是适用的，甚至是先进的。但它与民权文化相对立，因而断绝了我国文化的民主的基因。如我国未来选定民主法制为发展方向，传统文化将以负面影响为主。它羁绊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文明，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难于被国际社会容纳。必须克制民族感情，将其束之高阁，用作少数专家研究而不能大力弘扬。

　　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并非只有儒家文化一种。墨家学说的兼爱、非攻、重农善工的观念与当代西方文化的博爱、人道、和平反战、重视经济等主流价值就很相同，容易互溶。即使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人伦和人格体系与世界文明重信仰，守规则、讲礼仪的等现代国际社会的一般准则也极为相近，可以兼容。只是前者被荒没两千多年，重建价值颇不容易。后者在古代社会的传承主要以非官方的《小学》和评话、演义等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形成了传统。只是在近代被误伤而中断了三代人之久。虽然也与专制大一统和等级观念的核心价值相同，但比出自官学的王权观念稍淡，更多体现在人伦道德领域。合适的道德人伦和行为规范对建立社会秩序是必要的。所以倒是不为古今国学家们所重的《小学》这块还有些积极成分。

　　在重建中国文化体系时从这两点出发。复兴墨家文化的同时改造儒家文化，摒弃后儒增添王权因素，去掉其维护专制和独裁的说教。弘扬儒学的伦理观念和日常行为规范，推广《小学》类的儒家典籍如《三字经》、《弟子规》（前清康熙时秀才李毓秀所编）等。前者既普及了我国的文史常识又使国人知书达理，讲礼仪，明人伦。普及儒家文化作为朴学的有用部分如立志、勤学、尊师、谦顺、重人品、讲孝道。后者具体强调日常行为规范：“首孝弟，次谨信，父母教，须敬听，兄弟睦，言语忍，对尊长，勿呼名，衣贵洁。不贵华，用人物，须明求，凡是人，皆需爱，将加人，须问己”，提倡君子淑女德行。用孔孟之道来补筑当今社会道德长堤之溃决，扫除目下充斥于全社会的流氓意识，扭转不男不女，阴阳失序的大裂变形态。将儒家文化的人格主义如修身之道、敬畏之心、感激之情、仁善之德培植成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感而且社会认同的日常行为规范，如此可望救赎后代的灵魂，匡正当代中国不中不西的社会风尚。以重礼仪为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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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今日国学研究中想穷理者多重复前儒的集注，讲致用者将八卦易经与五行揉合起来预测风水，双双处于误途。前者大谈《道德经》寓大智大勇，捧为智识之源，奢谈隐忍不争，小国寡民，与禽兽同栖之高论。其学理不过是汉魏玄学和谶讳的怪诞；所谓致用意在推销怒而不争, 遇强而退的出世之学，淡化民众的独立、民主和参与意识。古时有为之仕尚且弃此消极的人生哲学，今日头顶教授光环，月领数千元薪水, 居广厦，吹空调，食有鱼，行有车又有话语权的学者们故弄虚玄，自造迷蒙消极气氛就有帮闲之虞。倘若持此类高论者真能效法其先祖, 自身隐迹山野、结草为庐、风餐露宿、辟谷数年，亲身体悟后再出“山无蹊隧，泽无舟桥，同与禽兽居”，（12）“生与死、美与丑同”等清谈偈语，还多少显示其挚着的追求。如在尽享现代文明之福，受用科技之便的同时却偏倡此道则是自欺欺人。这类所谓成果用作评职称提工资可，陈列于古玩架亦可，唯独于中华文化振兴断无裨益。三十年前的策士们以政治教条来改编史籍为祸惨烈, 今日之穷经术士的文字游戏可以休矣。

　　古代文化阻滞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的另一领域是古代兵家理论的泛用。“兵不厌诈”成了社会普遍的文化心态。工于心计、过于精明的国民性必然摧毁社会诚信。报载曾有对外国人问卷调查对中国人的印象，多数人的回答就两点：精明，会武功。我国早期儒家极重诚信，对人的品德提出的“四端”被后儒概括为礼，义，仁，智，信。只是由于专制的逼迫和诱导使人们变得虚伪而未能成为古代文化的主流，被兵家理论乘虚而入。国人重祖的情结以为凡是古文化就可发扬，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兵家文化被持续渲染，当代社会又多一负面因素。

　　兵家学说也是我国的文化遗产。考古发掘的竹简证明确有孙膑，孙武其人，兵法著作是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他把从动物到人类的搏斗与征伐的经验和方法总结归纳，是不可多得的瑰宝，是一家之言，当属国学范畴。但兵家只是“术”而非“道”。战术家、带兵者用此有助于攻城掠地，以求事半功倍。战略家就不定用此。因为战略上比拼比的是人心和实力，靠较真而不凭谋略和虚诈。冷兵器时代的智者也明此理，故此汉儒不将此类小技置于独尊来教化天下。

　　在热兵器时代，随着交通、信息的发展，兵家谋略在战术上的作用已经大减，但从事战术研究的专业人员深入研究中国兵法仍有必要。但将用兵之术超出征战范围推向全社会就有害无益。这是因为兵家的动机、手段和权力决定它是“特殊的政治形式”而不能滥用。用兵的目的在求得自我胜利，将对手击溃征服甚至取而代之。正常的社会行为不能这样。人们在常态下的生存发展的竞争更多的是求得双方共存互生。人际间应多有诚信、善愿而不应是欺诈和敌意。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即使面对怀有敌意者如果用兵家的行为方式将人打败致死也有悖于法制和理性而必被惩处。而用兵者一般都已享有生杀大权，在秩序之外用特殊规则行事，为取胜不择手段也不受社会伦理和法律约束。崇拜兵家的人无视这个大前提，不知道欺诈和心计会扼杀社会诚信这个人类最为宝贵的价值之一。可见当代社会的理性水平之低。

　　还可从实际体念考察，如一个团体36人都精通兵法，善以兵家理念行事，相互间瞒天过海、前面的人用美人计，后面的使离间计，左边的暗渡陈仓，右边的李代桃僵。每人使一计，即使不准用连环计就有36计。在这种冲满敌意和欺诈的环境里，包括用计者自己谁能安宁？秩序会混乱，人心涣散，团队就会解体。所以兵法是社会常态的大忌。诚信才是普世价值。国人经常因小失大。父母教子女别说谎，社会却在渲染阴谋。让人处于良知与生计的矛盾之中，千年来都在经受这灵与肉的冲撞。在这种社会生态中除了内斗还是内斗，你计我计，谁又能成功？所以那些鼓吹商场如战场，兵家理论有益于商道的理论有害无益。你以兵家的计谋击垮了同行和对手，当了唯一大佬，成了垄断者，对消费者并无好处。在法治的社会，成功的个人和单位也不能称王称霸。公正平等的普世价值生出了反垄断法，反暴利法保护正当竞争。以权谋欺诈手段获得成功和霸权，只在成则为王的野蛮时代对独裁者有用。在王者也不可自定规则的特权法制社会，更多的只是破坏个人和社会诚信和公共游戏规则。我国社会崇尚机谋和心计的文化心理的形成错不在兵家本身而在于学人的理性缺失。我们为泛化一种古代策术以表示文化悠远而付出国际形象的代价，可谓得不偿失。令人为这种无知与非理性而扼腕叹息。哪些国学能弘扬，理性与感性的不同选择，差别竟是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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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坛的喧闹和美感的失落

　　二十年来我国的文学艺术应该说环境宽松，姹紫嫣红，但颓丧与狂乱降低了真善美的感染力。文坛作家中美女派, 神童派, 清宫派, 武侠派你唱罢了我登场。不少新面孔的出现并不是作品本身，全仗小报娱记们造星炒作，制造了诸多的异端令人眩目。文学的美感成了过眼烟云，只剩下金钱、美女和喧闹。

　　当今文坛第一怪是美女写手们不写体液和和肌肤触感似不成其作。伊以身体器官为本钱，炒家以其貌美为由头，读者因炒作而猎奇。我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班大姑、蔡文姬、李清照皆以诗文，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以奇美, 李师师赛金花以其媚, 鉴湖女侠以其勇而传名，然均不若如今女写手集美女才女淫女于一身。 英人勃朗特.夏绿蒂三姐妹因无芳照存留，今人不知其貌美丑，但她们名扬世界乃因其作品《简爱》，《呼啸山庄》而不必有美女作家之名。第.二怪是十余岁孩童长篇累牍，媒体与粉丝为之鼓噪喧嚣。唐人王勃以年少能文见于经传但仅存少许诗文，成名时也年在二十开外；俄国诗人普希金十六岁时仅有《皇村回忆》一诗存卷, 名作都在成年之后。针对文坛少年，两年前汤大民对神童现象曾引元人舒岳祥之语：“少锐者真识未定, 新涉笔墨行间, 雏鸟习飞, 自谓以冥鸿举矣, 肆口谈论, 固先生长者所羞也”，于今天的情势甚合。文学固可虚构，但但虚构者必须折射或反映尘世生活, 即使科幻也只能在已知世界内突发奇想。建安七子才华再茂写不出蜘蛛侠；苏东坡笔下有神，其诗文中并无超人；王实甫罗贯中写不出恐龙世界。古今中外凡传世佳作多以血泪写成而非文字笔墨。年方十多岁的作家，在英文中正被称为teen age，行走于家门与中小学校门之间，传奇的经历想是没有。最多是辍学潜沉网吧有年。读书不多，知识积累甚少, 阅历体悟全无。即便借助因特网，亦非亲历。此类文字即是率真也非厚积薄发，当习作推介以示鼓励并无不可，过此界限则是捧杀才俊，显示出文坛的浅薄。

　　第三种丑态是.数年前清宫戏受宠，辨子军马蹄袖一发不可收，把我国几乎所有王朝的昏君、馋臣、悍将、酷吏、大盗的阴谋诡计、淫威暴行以戏说之术全部搬上银屏。这类戏说的影视作品差不多组成了一整部充满凶暴荒淫的中国古代史史。在一个国家的银屏上如此直观地系统地显现古代社会的凶杀,权谋, 贼技,骗术的做法唯我国当代文艺界所独有。每部影视剧中人物名号、言语服饰、字幕解说出现的各种常识性错误少不了数十处，制作人员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且不说，其社会效应实在堪虞。

　　我国二千余年大一统的专制史其实是流氓与帝王的家谱，本来乏善可陈。鲁迅蔽之曰“只有吃人二字”。今日因乘社会新的文化目标缺位之机，贴上民族文化的商标，诸如杀君弑父，三宫六院，骄奢淫欲，阉人奸党，尔虞我诈等专制谬种都堂皇登台。即使一些被人誉为明君贤臣忠良名士者，因必须置于古代的背景之中，其君临天下, 唯命是从, 人格依附的道德模式和言行举止也与今日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腐朽的专制幽灵借尸还魂，这是对百余年来我国几代志士仁人反专制、反极权的嘲弄，社会的倒退。根源在于当代社会文化免疫系统的缺失，社会一面呼唤法治，一面任由充满土匪强盗意识的“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主题歌唱彻大江南北； 朝野都呼吁社会主义民主，耳濡目染者却是山呼万岁、称孤道寡、为民作主、替天行道等独裁专制的恶行秽语。建设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公民意识, 眼底却尽是聚啸山林，强人剪径的好汉身形。我国提倡了近百年的男女平等, 影视里看到的尽是男尊女卑, 七出休书, 三妻四妾。旧.的传统与当代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如何相容？公堂上动辄“大刑侍候”的官衙审案如何用作文明执法的砧木?这类作家和文坛主宰、视频巨星们有半点社会责任感或稍通哲理，何致有如许贩卖旧道统反法制反民主的恶作剧。文坛阴霾的出现难道也能归罪于对外开放，而不是精英和大众都未分清国粹与国丑而错把糟粕当精华？

文坛第四丑态当数武侠派高人善用社会机缘，巧结权贵后滥造并倾销武侠文字，籍此名利双收。他们幽居名胜之地，登学府大雅之堂,版税收入富可敌国。所获尊荣财富远胜于70年前其开山祖还珠楼主何止千倍。纵使有人在学界己身与名俱裂，南邪北毒东丐西盗, 舵主帮主掌冂仍在诲淫诲盗于华人圈。文化是多元的，某些人偏好杜撰反法制、反道德、反科学、自定正邪标准草菅人命、采花谋财的流氓人物，文如其人，可文责自负。但社会受众的狂热，文学批评失语和社会理性的沦丧可悲可惧。从理性出发扫视这些泛滥于海内外，渲染武侠暴力的文字垃圾有四点流弊：首先是毁坏华人的形象于国际社会。其言必称的所谓江湖武林在我国无论古今都属乌有。匪盗帮会邪门历来为中华文化和主流社会所不容，必欲清剿而后快。中国自古乃礼仪之邦，是以王道霸道兼治天下的法制社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春秋以来，侠客盗匪就被打入另册。渲染暴力淫秽的文字均列犯禁。儒家文化的人格标准是谦谦君子而绝非狂傲不羁，嗜杀好斗。虽然五四新文化时期的青年新锐为反专制而矫枉过正，从典籍礼教切入，将中华文化的人伦传统悉数打翻，在那有些幼稚的声浪中把推崇权谋和暴力的三国水浒红楼等历代禁书误为名著。但上列文著中毕竟是正邪两道较量而邪不敌正，归于道统，瑕玉并见。不比时下洋洋数十万字的小说，长达数十集的影视剧，整个儿就是一派胡言，一色的凶杀色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2: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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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说渲染侠盗横行有损中国人在国际间的形象？因为从实际交往中了解华人者毕竟不多，国际人士主要通过文字材料来了解别国。上述垃圾作品文必有大侠帮主，丐帮盗匪充斥其中，必然引起国际间对中华文化的误解与厌弃。因为西方社会历来对匪盗乞丐目为赘物。法国大革命中都排斥“无裤衩汉”，英美主流文学中即使力主现实批评的德狄更斯等也少有对反社会反人伦，为民作主的草莽大王给于肯定就是证明。近二十年来这类扭曲中华社会的文字在海外如污水横流，使西人误以为国人尊丐敬盗，造成对华人人格形象和中华传统的重大误解是其一过；这类垃圾中的九公十爷，须眉俱白但功力最深,疯疯癫癫、半人半鬼的精神病患者战无不胜等颠倒黑白的诳语违反了科学规律。实际生活中凡是力竞技中能夺冠折桂者全是少年英豪, 体力角斗规律就是如此，奥运会不少项目20多岁称老将，30多为宿将，年过四十者极为少见，七老八十者谁敢争锋。武侠派的主题反自然, 反科学的描述误导读者尤其青年是为二过。书中人物凶杀骗盗后逍遥法外，不被追究，还以侠义自许，与社会法制与公民意识等现代文明直接对立是其三过。如此粗俗荒唐的文字所以泛滥的表层原因是功利驱动。编者、制作、演播、广告商四方组成了完整的食物链，各取所需，大家分肥是其四过。社会受众对此喜闻乐见，津津有味的深层原因是久存于我国边缘社会的游民文化在上世纪被美化后，社会性的流氓意识在此得到宣泄和满足；其次是.传统文化中论资排辈与排斥科学两个弊端野合而成的怪胎在文坛的畸形发育。

六、当代中国法制，从政治表态到考量失度

　　追求社会主义法治在我国已成共识并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至少理念上如此。二十余年来过去的无法可依渐行渐远。社会从自乱章法，无法无天的暗室中逐步走向了法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人们的法律意识已大大加强。虽然离法治社会还相距甚远，但却是我国社会五千年来最为昌明的时代。人权记录较前代大有改观，对此务必珍视。

　　因为我国传统的专制文化和几十年间移植原苏联的社会法西斯教条这两种文化传统的惯性，我国主流社会至今笃信“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一信条偏离了法律是对全社会都有制约和保护双重功能的契约和规则的本义。如果法律只为统治阶级服务必然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专制形态，不平则鸣，庶人不服，这样的社会不可能长治久安。所以中国人认为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规律，总有内战的消耗和折腾。这是源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自由，公正，平等理念的敌视或曲解而形成的偏见和研究禁区。在这种理念下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形同政治宣誓，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烙印。这个信条虽未突破，但当代许多法律的制定事实上已经绕过或逐步超出了阶级的局限而着眼于全社会和全民族的意志和利益，是法制在我国的艰难的进步。但由于当代中国立法原则和程序仍处在前代制定的旧框架内，尚未转轨而致使法治文明滞后于社会发展。另外，立法者中行政官员居多而社会实体参与较少，立法过程中充分论证的过程不够，即使少数有话语权的学者专家出自善意也力不从心。这使得实体法存在条款每每考量失度、缺乏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得不频繁修订，实体法之间吻合不够，司法实际中缺少独立性，法官个人素质普遍不高但自由度太大等五方面的明显不足，客观上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世界各国在其社会转型时期都曾存在类似偏差和失误的历史过程。想尽快完善社会主义法制，首要的是解放是想，摒弃阶级和政治偏见，与时俱进，从长治久安和国际社会一般价值出发考订社会契约和行为规范，建立科学的合理的法律体系。

　　二十年多年前厉以宁教授主张的产业股份制在世界近代经济学理论中并不复杂，在外部世界已经历了几百年社会捡验，在我国也已被高层认可并试行了十余年，但要见诸法律仍殊为不易。邓先生“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国策已奉行一代人之久，今天我国多数人或多或少已有些私产，要在宪法中要写进保护个人合法财产的条款时，历时十余年欲说还休。理论上讲，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部分、更是他对中国现代中国的最大贡献；尽管坚持邓理论是二十余年来主流社会宣称的矢志不渝的方针，但只要和前代教条和极左的残余碰撞时，人们潜意识中尤觉”二律背反”，底气不足。可以让自己的住房等财物没有法律保证，明知旧时教条的危害，但仍难醒悟的卫道心理还十分强固。哈耶克说得明白：“自由与财产权密切相关, 让人们靠自己的私有财产生活就是终极的善”（13），中国也久有“人无恒产则无恒志”的古训和藏富于民的德政伦理，但中西文化的合力也难解除前三十年的思想束缚。可见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说其严重阻碍我国法治化进程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当代中国最特殊、最重要、最复杂的国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3: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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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落后还使得社会经济转型后存在立法的盲区。湖北孙某客死广东收容所事件被披露后, 收容遣返方面厉行数十年的违宪的规则才被修改；前几年户籍制度的松动, 使国人自秦汉编户制度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宪法早已赋予的迁居自由的权利，总算迈出了中世纪。但几年前就外地户口进京的话题议论时，公安部某高官和北京市民在电视上的话语却惊人的一致：表示耽心。后来某名校的博导作为民主人士在北京市政协会上也大言不惭地提出外地人员进京要设门槛的提案，引发诸多反驳后, 始作俑者仍辩称其动机良好。从官员到民众和知识精英对我国城乡二元化这种社会歧视比对公正平等的理念更愿意接受。这就不仅是体制问题而是社会观念的文化问题。

　　法律缺少可操作性的实例可以某名校的法学博导在修改婚姻法时将婚姻的第三者现象纳入法律范畴并得以通过为例。配偶之间的情感纠纷在诉讼时难在自我举证，而司法认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此类案例在实际运作中要么因证据不足而难以认定事实, 要么得请私家侦探追踪。因我国警察只管公共安全而一般不介入民事纠纷。英国福尔摩斯类的私家侦探在中国能否存在现无法律规定。由此还可能产生隐私权,名誉权等其他纠纷。法学博导明知法律系统尚未完备而贸然制定新条款是浮躁和轻率。其出发点虽不错，针对包二奶的社会现象，为保护妇女权益。但法律不是恩怨相报的感情规则。对此各界早有岐见、最后通过时还是重道统轻法治的思想占了上风。类似的情况还有我国交通法的修订，将沈京沪汉深等省市已实施多年的地方法规中路人与机动车各负其责的条款改为机动车一方无过失也负赔偿责任，而且数额不少。据说其依据是以人为本。机动车上路必定有人驾驶, 驾车者与行路人同为公民应该同时为本。驾驶方无过错也要赔付在法理上有违平等和对成年公民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原则，还可能滋长街头游民的“碰碰糊“等蓄意敲诈行为。.交通秩序是车辆驾驶人与步行路人两个平等的主体处于互动状态, 法律强制一方纵恿一方将使得交通的低效与混乱更难改观；如因机动车买了保险而具有赔偿能力，也应顾及保险业的额外负担。文明社会必须保护弱势群体，但不能以侵害一方来袒护一方。似乎有点当年斗地主，分田地的仇富的潜意识。立法考量失度的第三例要数年前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本法对于青少年的恶性犯罪给与了不适当的宽容。诚然，优待妇孺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指向，中外亦然。现今我国的.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溺爱是未成年犯罪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古语说人看极小, 家庭和社会对少年犯严加管束是必要的。一味姑息可能使之有恃无恐、屡教不改。如让其危害社会直至成年，其个人和社会将付出更大代价。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智的文化心理正是导致立法失度的深层原因。

　　当代中国诸多法律频频修改说明了立法的前瞻性不足。立法过程中论证和听证程序不够充分，立法机构的组成人员成分近乎单一。人大代表大都为党政军中高级领导和基层先进人物。至近年有所变化，工商企业巨子比例在扩大。这与国人对代表一词的理解有关。作为立法机关的成员不同于其他荣誉和利益分配的代表。他们可能不全都懂法又多为兼职，平日对社会没能全面了解，个人观念意识滞后。发达国家做法是两会议员都是专职，立法时加强听证和论证过程，找专业团队到会咨询，不同的观点相互辩论，立法者们反复酝酿，在确知其利弊后再投票表决，绝不轻易表态。

　　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法正义同等重要。可实际司法中存在三大弊端；一方面因无审判团的表决机制而使法官个人判案自由度太大。另一方面因党政机关的影响和干预又使法官无权独立办案。再就是法官专业水平偏低，前几年全国的法官专业考试，除广西，青海等少数地区合格率达到5%外，多数地方含许多发达省份竟然在3%以下，骇人听闻。权力或人情大于王法的文化传统使得社会环境产生众多诸如湖北的余祥林杀妻案等冤假错案便不足为奇了。.法院的高额收费未见人议。诚然，外国也收, 他们有审判团等费用，我国法官和其他党政干部一样,是国家公务员而非自由职业者，国库提供了工资，合议团无外界人士需要开支。权力机关得到国库拨款后再收费应视为滥收费。在司法系统内部也说不通，公检法三家的办案难度与经费耗用相比，法院没参与侦破等最费周折的环节，民事案件是“谁主张，谁举证“，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取证，办案成本可说最小；鉴定费等也由当事人另付。。公民找公安寻求保护，向检察院举报均不交费，法院同是公共权利机构，为何要规定按.4%的收费。如果“有理无钱莫进来”讽刺的只是旧式官衙的幕后动作，今日法院的高额收费与偶作点缀的司法援助并存应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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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当代社会的民风庸俗和消费失宜

　　考察我国当代民俗民风有颇多感慨。英人艾略特说“文化就是生活方式”。（14）面对都市的珠光宝气和纸醉金迷, 人们对此叹为人心不古。这满目的朱门酒肉和帝都京华的钟鸣鼎食，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风物情调不类欧美而多是旧时相识。古时多离乱，断鸿声里难求箪食瓢饮，粗衣淡饭足矣。在过年过节或太平时日，就歌舞升平、美味佳肴，春风得意者都想受用。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花开须摘终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红枣的王权指向和奢侈追求。今日发财了，社会宽容了，该及时行乐。模仿谁呢，西方的大帝公爵懒得学，最熟悉、最容易找到的偶像当然是经典中的帝君。所以不是人心不古而是古已有之，古今一脉。我以商引的几句诗保证出自中国的男女，有官有民，绝对不是译文。

　　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个人的权利。各有所爱。但是形成了社会性的铺张和非理性消费的观念后需要评论。消费误区又与现在笼统地“宏扬民族文化“的旗号有关。2003年为预防非典, 有些省级政府只能斥资区区二千万元, 但过亿元的豪宅、十八万元的年饭、八万元一盒月饼、上万乃至几万元一的酒、数千元一条香烟、数千元半晚的ktv包厢、数十万元的二两茶叶都不愁买主；“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反原意可借用于此。旧时皇家挥霍的生活方式进入了今天爆发的平民之家。中华民族的勤朴虽见于古籍和课堂但没能成为社会的价值指向。人们在贫困时勤快简朴，心里向往和追求的仍是高等级阶层的纵欲和奢华。这不是理性的追求而是迫不得已。从周文王开始就宫女逾万，陈胜面对豪华感叹道：“大丈夫当如此”。刘邦一进咸阳面对秦皇的阿房宫就流连忘返，唐太祖李渊称帝便移都长安，明永乐帝篡位伊始即营建北京。大臣都以自己的品级享受锦衣玉食，新科状元“春风得意马蹄疾”。形成了“功成名就就该纵欲享受”的文化传统，即有少数清官如海瑞、于谦、段祺瑞等克己者，并不能改变社会主流价值观。因为豪强也好，贫寒士子也好，生存在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所受的儒学教育就是以“立身立言立功”达到“封妻荫子，光大门楣”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修身齐家只是前期的准备罢了。

　　考察欧美，500百年前的那宗教革命产生了新教文化。其中最虔诚的清教理念传至新大陆。他们崇尚个人成功，主张节欲，过有产出而不是纯消费的日子，生活简朴，有钱后热衷于投资。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禁戒烟酒；要求自己努力工作，精益求精；个人成功后，富可敌国者都热心于公义慈善。《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离任后欠债25000美元而无钱就医，死于贫病交时仍在四处为加州大学募捐；八大财团之首的洛克菲勒一生投资8所大学和研究所。在北欧，瑞士乃至西欧民生较富，但民风淳厚，节用的风尚依然如故。因为他们不曾有我国的皇家的奢华和国粹饮食文化，即使设国宴，所制佳肴仍用常见原料而不是我们常用的生猛海鲜。看时下我国满街商铺的冠名令人百感交集，雅者取名帝王都, 新皇朝, 御膳庄，十足的王权的霸气；地方小吃谎称为”天下第一鲜”，一座楼的几层居然敢称“广场”，流露了”豪气”；俗者如“我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 竞成手机彩铃，篱巴狗女人可作曲目标题, 显示出边缘文化的俗气。善恶颠倒、荣辱错位, 反映出消费文化的陈旧与病态。

　　当代中国科技日进但社会的科学意淡漠。五四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并无长进。社会普遍的非理性部分来自世俗情感和抽象地肯定民族文化。古人所谓的武功秘籍从未能够御敌卫国, 建功立业。祖传秘方也并没延长人的寿命。今人臆造的全息、遥感、意念等花招实际是为借生命科学之名来圈钱。借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各种气功瞬时涌出，“大师、真人”纷至踏来，致有近年的功法之患。国人所以屡屡上当, 盖与想成仙, 求不死的鬼神论有关。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有些地方政府组织、参与做法会、祭龙头、拜始祖、祀圣人、访名僧等社会活动助长了迷信，违背了文明社会政教分离的原则。

　　儒家作为我国主流文化曾阻碍了我国宗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它作为维护高等级者的理论体系但缺少宗教应有的生活方式，因而在中下层社会不成气候。帝王们喜爱儒家、借用儒家却未必信仰力行。儒家文化是朴学，重“入世”，讲修齐平治，经世致用，靠的也是大一统的观念和行政体制的扶持才跻身主流。两汉至唐宋我国本土的道教的神仙意识和外来佛教的佛祖菩萨行善不杀生的观念在中下层和边缘社会得以确立。他们具有宗教文化所需要的信念和生活方式这两个要素，他们重“出世”，人出家就无后绝代，种族要消亡；修炼，不事农桑，田地荒废，无人当兵守边防，讲参禅炼丹，求今世成仙，身后为佛。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可能被权势者看中因而在上流社会影响有限，尽管帝王贵胄们个人热衷于此道者不乏其人。但他们存续靠的是民间的偶像崇拜和法术，影响主要在局部的地域和中下层人群。权势者们在正当道时是不想归依的。所以这两个宗教都没能影响主流社会。我国的社会信仰上下两层脱节，不能形成全社会趋同的精神情感，仍然保持着原始宗教那种无神不信，装神弄鬼.，关帝财神司命土地观音如来天师真人各显神通，宗教和迷信混杂，信仰体系处于分裂状态。原始宗教的那种偶象崇拜，祖先崇拜，他们不能收拾人心，教化社会。程朱等大儒把儒佛道三者糅合一处，制造出了理学。多数学者以此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而大加褒扬。殊不知，神权文化与人权文化两种不同属性的体系的糅合并不能成为美国文化的“溶解壶”，我国儒，道。佛三种文化的拼贴最多象加拿大的英法文化的“马赛克”式的景观。彼此间有明显的边界。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3: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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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感情重于理智的特点在现代生活中的典型体现是春节鞭炮的禁与放。古代节日所以形成民俗当时都有其合理性。农业文明的生活节奏慢，居住状态散，家庭与亲缘关系紧密，生活水平不高，衣食不丰裕等都有利于形成春节这个最大节日。北半球的冬春之交，农事不忙，亲情需要交往，春节正合时宜。为排遣孤独，显示自家存在而放爆竹驱邪，全家团聚，吃饱喝足；长辈接受礼拜，得到精神的尊重同时反馈新衣和压岁钱给晚辈以物资刺激；中年人力行孝道，走亲访友，休闲娱乐；小辈穿新衣、解嘴馋、逗乐嬉戏。各取所需，其乐融融，唯恐不再。这种习俗因为符合天时地利人情和伦理，对外传入东南亚等处于同层次文明的地域，受到欢迎是理所当然。

　　今天社会环境起了大变化。古代的节日给近代社会带来了无解的难题.：数十亿人次在一月内要出行，日流量数亿，交通受到旷古未有的挑战；过年前后的一个月左右，社会生产处于半停顿, 浪费的人力与资源难以计算，这种低效率的休假方式难以国际化甚至不能被外资企业接受。随着社会转型，我国两代人为主的核心家庭增多，城市居住与乡村不同，春节被淡化是势所必至。但怀旧情感又一次压倒理智，朝野都误以为恢复燃放鞭炮就能换回传统春节的隆重气氛。2005年从昆明开始遍及全国，鞭炮由禁改限改放。笔者曾是八十年代基层人大的代表，当年曾极力促成所在的城市率先在全省制定禁放鞭炮的地方法规。听到鞭炮的回归我不认为是与时俱进而视其为社会理性的倒退。在对农耕文明的节日的取舍上主流社会妥协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春节过年的形式是熊掌和鱼，难以兼得。古今团聚的愿望固然相同，但时间节奏和空间距离的变化与春节产生了矛盾。.以饮食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春节的被淡化不能靠鞭炮之声挽回,近数年的景况似已否证。

　　现代在城市放鞭炮至少有8个方面不理智。1，世界诸国皆有其节, 非汉文化圈的地区不放鞭炮，何以有节日气氛?2， “年” 者古为凶兽，或者就是感情寂寞和精神恐惧，放爆竹驱之为此俗源起，今日有无必要? 3，在村落散居的古代中国, 过年放鞭可营造气氛、显示自我存在但于他人无扰。今日都市人口密集，巨大噪声对他人尤其病老者更是折磨，于心何忍? 4，今人多住高层公寓，不再有古代人居的宽广空间,一栋楼上下层十数户同时燃放即便不伤人，炸坏楼下的汽车树木总难避免，后果谁来承担?5，火药是高危物资，生产储运销售三个环节都有安全隐患。在禁放年代也常发安全事故，放开后其概率必然增加，今年首都某大楼就因此罹祸，人们奈何自取其害?6，改成限放后仅京都一地每天就得动用五万警力，按劳动法规定节日发三倍工资，每个警察每天人均三百元，首都一天就达一千五百万，半个月就过两亿元。环卫部门还得花大量钱派人派车清扫垃圾，纳税人的钱就此灰飞烟灭。算算全国有多少亿元的开销能救活多少无钱求医者，多少贫困学生，支援多少特困户?7，旧俗中爱放鞭者多为幼童，穿新衣，放鞭炮，吃鱼肉，得压岁钱这三项因平日的苦寒不能常有而格外向往，所谓“小孩望过年。”现在独生子女不缺上述任何一样，玩具多多，独少伙伴，放鞭兴趣能有几多，能否形成所谓节日气氛?8，发明火药的民族用其制造噪音与热闹作为节日的铺张, 学习制造火药的国家用其造成利炮的历史遗憾还要延续? 上述存疑对于立法者恐非全然不知，只是大伙的理智不敌情感而已。

　　娱乐消费的陈旧还促成近年的社会性全民好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男女, 文化高低, 职业身份地参与同一种娱乐。洗头洗脚满街坊，cara ouke日夜唱；宦乡醉臥酒楼者，都是春闺梦里人。每年数十亿元公款变成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主张“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的孟夫子啊，是否泉下有知？

　　近二十年来几乎在所有社会文化领域，都存在与现代社会的不谐和音。好在江先生的三个代表和胡先生和谐社会定出了基点与目标。假以时日，恢复理智，社会对此认同后就可能成为新的人文坐标，只有完成这艰难的过程，中国才能真正跨入现代社会的门槛。

    注 释
（1）（2）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
（3）（5）（7）Zhuyongtao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majo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5
(4)《武汉大学校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6）樊增川 〈西点军校〉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8）宋君健〈我国外语教学一百五十年〉山东〈外语教学〉1985.
（9）胡适 《胡适书信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
（10）（11）宋君健〈语言文化并重，培养和成式学者〉〈云梦学刊〉2004.2
(12)<庄子。马蹄〉
(13)(14)Peter Watson  The Modern Mind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s2001
(15)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 三联书店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3:2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