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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建构

　　90年代，新左派崔之元在《「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一文中，提出了属于亚里斯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之共和政体的「混合宪法」理论及其混含着的对于整体的「三层分析法」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并分析了欧美现代政制包括中国地方政治实践对它的自觉与非自觉的吸纳和改造26。当然，就其本身而言，后虽经现代民主政治改造，但本质上还是属于古典政制的范畴。

　　2000年前后，基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以「公共性」为中心的讨论将问题引至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即以哈贝马斯、罗尔斯为代表的「软共和主义」。而这不同于崔之元之「混合宪法」的「共和政体」的根本就在于，「软共和主义」是建立在现代政制前提下的反思与平衡，而崔之元的主张根本上意在回到古典共和政制。换句话说，「软共和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如何通过政治平衡回到启蒙。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还远未结束」27。而之所以诉诸「沟通理性」和「公共交往」，是为了「调停理性和意志之纷争」，以期在「自由主义进路与共和主义进路」之间寻找一种「审议政治」，「重新赋予宪政民主国家的政治原则和决策以正当性根据，最终重建正当性和真理（规范或者客观性）之间的关系」28。因此，即便其对自由主义不乏质询，即便与之相应的罗尔斯也曾遭遇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指责，但本质上还都是自由主义者。

　　事实上，90年代的讨论中也已经出现了「谁的公共性？何种现代性？」等诸如此类的诘难。而当时新左派汪晖便提出公共性的丧失与文化差异的抹煞是同一件事，它们都发生在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内部29。这一问题在2000年后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公共性」的前提就是自由宪政。哈贝马斯明确指出，「17、18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有了市场才有了经济性的市民社会，对于公共事务才有了要求，才催生出一个政治性的公共领域。」30不同之处是新左派的公共性本质上是基于反现代性的考量，而自由主义的公共性则是意在重新回到现代性。按照罗岗的说法，这具有双重意涵：「一是对于传统专制体制的批判，二是中国必须走的现代化道路的设计」31。

　　同属于「康得主义家族」的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这一「重叠共识」回应并补充了哈贝马斯的公共性及公共领域论述32。但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尽管哈贝马斯、罗尔斯皆试图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但是前提皆是自由主义及权利平等的优先性和自由主义本身作为目的。因此，对于新左派的「公共性」解释，自由主义者尖锐地指出：没有「平等原则」，何来「差异原则」呢？33所以，其认为「软共和主义」真正意在为重新回到现代政治创造一个实践的可能性。

　　可见，新左派的共和政制真正属于「古今之争」这一价值维度上的「硬共和主义」，即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主张的回到古典共和主义。而自由主义的共和政制本质上则属于已经现代政治改造的「软共和主义」。这显然有别于「古今之争」，毋宁说，其属于「古今会通」这一政治哲学的范畴。

（三）古今会通：现代性及其正当性的重构

　　2000年以后的自由主义者显然并非简单地诉诸于市场或权利，而更多致力于古今政制思想的会通。无论是从英格兰、苏格兰及普通法三种传统之间的平衡，还是从「软共和主义」所主张的古典共和政制与现代政治之间的互相吸纳，无不证明了自由主义在建设性层面上于中国现代性及其正当性重构的努力。

　　在对潜在的「论敌」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同样关涉的两个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明确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一是关于「二施」学说的认识上，自由主义更为认同不同于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之既有的反现代性认识的另一种解释。即，「施特劳斯并没有反对自由政制，反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同盟者，他所伐挞的乃是虚无主义的现代政制，至于经验主义的英国自由政制倒成为他钦佩的现代政制之典范」34。同样，在他们看来，施密特也并非是一个纳粹极权政制的辩护者，其真正意在如何区分他所谓的政治之「例外」与「非例外」。显然，纳粹极权属于政治之「例外」。而本质上，他是魏玛共和宪政的辩护者。因此，他真正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35。另是关于公共性的解释。自由主义者认为，公共性问题的真正目的意在重新回到启蒙，回到现代政治，而并非是新左派所谓的反现代政治、反启蒙。

　　这样一种解读已然不是施特劳斯所谓的「古今之争」这一价值指向，而是在「古今会通」的意义上重构现代性及其正当性。

结　语

　　2000年以来的新保守主义（包括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尽管不乏分歧，但是在古今之辩──「古今之争vs.古今会通」──这一层面上却已涵有基本共识，并赋予现代性之争以积极的建设性意涵；而且在这一基本的共识前提下，生成了种种重叠性共识。不论是新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古典保守主义者），二者都具有保守主义这一价值底色，普遍体现在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认同、道德伦理秩序诉求等价值层面。而且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实已潜在地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崔之元的「小资产阶级宣言」、王绍光的「社会市场」、甘阳的「通三统」等并不否定和排斥改革开放传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与之对应，自由主义者高全喜也吸纳了中国王朝传统和共产党政党政治传统，秦晖源自密尔之「群己权界」这一思想更是意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得一种有效的平衡。

　　当然，这些共识和重叠性共识的形成并未使其回到集体启蒙或集体信仰的时代，而是意在促使分歧与争论本身更具有建设性。因此，归根还在于二者的双重分歧中。第一重分歧，新保守主义（包括新左派）诉诸于中西古典政制，即回到弗兰克当所谓的古代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或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自由主义诉诸于西方现代政治（包括中国既有的现代政治经验）与中西古典政制的会通，即试图实现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即私人生活的自由）或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综合与平衡。第二重分歧，「古今之争」强调去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古今会通」则强调了其中现代政治相对古典政制之优先性，即现代自由或消极自由对于古代自由或积极自由之优先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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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也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对于古典政制资源的共同认同作为二者争论的前提性共识能否成为一个真问题呢？对于新保守主义（包括新左派）而言，自由主义吸收古典政制因素是一种互相接纳的潜在体现，但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对方则选择了对于──自己归根强调的──现代政治之批判和弃绝，证明了与对方根本性共识的阙如。这一不可弥合的分歧、隔阂决定了当下现代性之争的延续性和未知性。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设若现代政治作为基本共识时，又当如何呢？或许，此时已经没有了争论的必要，甚或又回到了集体主义的时代。因而可以肯定的是，「古今之争vs.古今会通」之古今之辩实已暗地重构了中国现代性之争的新的价值谱系。

注释

1 许纪霖：〈总论〉，载许纪霖编：《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页39。
2 赫希曼（Albert Hischman）：《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页125。
3、 12　这一新保守主义更接近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而非传统英国式的古典保守主义。丁耘：〈共和国的君主教育──试论「心性儒学」的政治性〉，思与文网刊，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ll/005083.htm。
4 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页43。
5、 6　蒋庆：《政治儒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页203-207；125。
7、 18　蒋庆：〈回应对「政治儒学」的批评：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载陈来编：《孔子与当代中国──第三届中国文化论坛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8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文化论坛网，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871&cid=160。
9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368-371。
10 甘阳：〈前后左右之争〉，《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20期，页73。
11 与之相对，强世功也区分了三种传统：礼法传统（对应儒家文明传统）、政法传统（对应毛泽东传统）、宪政传统（对应邓小平传统）。参见强世功：〈中国法学思想100年──以北大法学院为例〉，载苏力、陈春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第四届文化论坛论文集》（待出版）；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页3。
13 「君王策」意在宣示作者的政治智慧和能力，以期在一位强有力的君主的宫中，为自己谋得一份谘议或秘书之类的职务。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18。
14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和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页1-6。
15 甘阳，〈通识教育是人的自我超越〉，中国文化论坛网，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851&cid=226。
16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页96。 　
17 不仅德鲁里，连其弟子罗森（Stanley Rosen）也将其归为后现代主义者。参见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页339-343；罗森：〈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载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页378。
19 倒是新左派自始至终将这一矛头指向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真正反民主的是自由主义。对此，自由主义也予以了回应：自由主义与民主从来就不是绝然背离的，而是一个不乏张力的平衡性整体，即如何在英国宪政与法国民主之间探得一种平衡。
20 与德鲁里不同，齐泽克（Slavoj Zizek）将传统主义的社群主义（泰勒[Charles Taylor]等）、现代主义的普遍主义（罗尔斯等）、后现代的分散主义（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皆归结为对于尼采的不同解释。在此，笔者更为认同德鲁里和施特劳斯对于尼采的解读。参见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页196。
21、 23、25　高全喜：《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现代性政治叙事的左右版本及中国语境》（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页121；118；120。
22、 34　高全喜：〈法政思想与制度的历史生成〉，载高全喜主编：《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关于哲学、政治与法律的讲演》（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页8。
24 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264-265。
26 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载李世涛主编：《知识份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528-529。
27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页120。
28 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193。
29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载李世涛主编：《知识份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83-123。
30、 31　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载李世涛主编：《知识份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313。
32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页142-183。
33 高全喜：〈我为什么开设这门课程〉，载高全喜主编：《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8-9。
35 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与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页29-30；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页1-7。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8年、总第80期、作者鲁明军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思與文」(200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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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

作者：宋君健

对我国改革开放29年中出现的种种偏差和失误从经济、教育、学术研究、文学，法学、民俗、宗教、社会消费文化的6个主要方面陈述并找出众生相的文化根源，指出经济失序、教育迷途、国学研究、文坛的阴霾、法制失度和社会风气的颓废的根源在我国旧的文化传统和旧体制新机制的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并非改革开放本身有错，也不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致。对传统文化未经清理和更新而成为社会转型的反作用力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逐个的分析和归纳，呼吁更新古旧的文化观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新的社会文化坐标，使改革伟业有序的发展。

Seeking the Trace of the Chinese Social Culture in Recently 20 Years

Sung Chun-chien

This is the 3rd piece of the macro study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point out 29 flaws in the reformation.
With the point of tangency in economy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literature, science of law, folklore, religious, social consume ,analyze the economical disorders ,wrong path of education, poverty of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earning ,haze in literature, inappropriate of making law, extravagant life way .they can not impute to reformation nor the western culture but ourselves traditional culture.Appeal for setting up the new coordinate of social culture for development of the refomation

    Key words：Disorder in economic  Official education  Limitations of Chinese learning  Inappropriate of making law  Deficient spirit of science


一、当代社会隐含着中苏两种文化的旧传统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成就是扭转了此前对西方文化的否定和敌视，改变了自我封闭的文化心态，社会返回了近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正常的历史进程，文化开始主动与世界文明对话。此间前十年的文化讨论和与之并行的改革开放破冰期的回顾已在上文追述，本文只探寻最近二十年（1989-2009）的改革的成果和在实务所显现的种种失误与不足在观念和体制上的原因，用人所共知的材料追索其与旧传统的因果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那场政治风波初平, 大局甫定.。苏联和东欧剧变使稳定社会成为第一要务。因此邓小平要求两年内不搞争论（1）。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自八十年代破冰以来并未停止，但1980年代出现的我国第二次社会文化启蒙已经断裂且至今尚未复兴。在文化断层的最初几年, 社会还曾出现过短暂的复归前代的思潮。作为文革前奏的社教和动乱中的军训这两大法宝又被祭起；还有人着力策划革命歌曲大联唱，以卡拉ok形式与当时大众乐坛的西北风派. 野兽派, 劲歌摇滚派一争高下并欲“收复失地”，颇有“前度刘郎又重来”之势。.邓先生深恐其务实的改革大业中道崩阻, 在一九九二年南巡时发出警示：”不改革是死路一条。”（2） 江先生自出山伊始便强调科教兴国, 邓老先生的权威与江先生的神会相得益彰, 理论上终于迈过了“姓社姓资”的门槛。那种复归前代的欲望顿成回光返照。但社会并未因此确立新的人文坐标, 改革开放就在文化方向不明的状态下匆匆上路前行。十余年来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改革开放大业继续发展的基础。传统文化的惯性和苏式体制的限制仍然交互作用于我国主流社会的意识与潜意识；前三十年的体制与构架还没改变。以僵化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构架和行政方式来管理实际上的市场经济出现了不少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当代的改革的对象既不是前清，也不是民国时期的社会而是我国在前30年照搬前苏联模式和由此形成的教条与僵化的传统。开放的范畴也不再只对苏联而是恢复与世界各国尤其英美等发达国家交流。前代确立的社会--人文坐标已经部分动摇，发生了改变。难耐的是旧体制作为被改革对象却仍在运转并驾驭着改革，除了经济方面局部更新之外，体制和观念基本未变。面对这种文化系统内部构性的矛盾，人们只好在模糊地带摸着石头过河。主流社会希望在稳定的前提下用良好的经济效益来证实改革国策的可行，开放的必要，等水到渠成后再立航标。这种体制内的改革使社会驱动力削弱。在新旧两种体制和观念交错的行程中，上层建筑领域如教育学术, 文学艺术, 法律行政, 生产消费，民风民俗诸多领域包括经济本身出现失序、失度和失语也就势所必至。社会实践在此验证了马克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子系统相互关系的论断。也许这是改革大业应付的代价和必然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成功的改革多半是在新旧并存，互相牵制的状态下艰难前行的。模糊总比禁绝好，前进总比停滞好。

二、拜金潮中经济失序

　　1992年全民经商潮起, 炒地下海真忙。我国自秦汉以来建本抑末，重农桑，轻工商的传统文化所缺乏的平等竞争、等价交换的思维定式支配着当代文化走向。新旧体制并存导致官商兼容和权钱交易；加上兵家的虚诈理论助阵，人们在精神和财力都极端贫困的起点上急于变富的心态使拜金论日炽；传统人伦屡经浩劫,早已不存。近世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又因超前而难以在全社会普遍力行。伦理文化空缺，道德长堤溃决。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如重世俗、讲实惠使得社会缺乏超越世俗的宗教类信仰和情感，民众少有自我约束的道德底线；虽然对外开放，但社会心理仍处自我封闭的状态，不愿也不能照搬外来文化模式而务求具备中国特色。但如何科学地界定中国特色只有官方的表述，没有明晰的文化目标也没有具体的行为准则。现代社会工业生产和商业行为所必须的理念和行为方式还没有固化，称不上文化积淀。在摸着石头前行的艰苦探索中干前无古人的事业，出现种种失误与曲折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为凡工商社会初始，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必然要经此种过失序则难以自我解嘲。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3: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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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前，西方在市场经济初始时已经历了中世纪一千年基督教说教，社会的普遍信仰已经铸成。后有文艺复兴、文化启蒙对人文情愫的续补，即使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社会心理中如原罪，忏悔，守规则，重团队，乐施舍等已能被社会普遍认同，成为个人的自我约束。而我国数十年来将儒家隐忍自省，诚信待人等修身之道早已被打翻在地，对马列主义之外的西方文明讳莫如深。数千年集权专制的压榨产生的社会反叛心理滋生出我国文化中无视社会规则，我行我素，为求成功不讲程序、不择手段等不好的传统成为了社会的潜规则。作奸犯科之徒受金钱诱惑与游民意识双重驱动铤而走险。法制滞后使社会失去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剩下的只是求富的欲望和无视规则的冲动。笃信“胀死的大胆，饿死的小胆”。非理性的胆大只能带来经济失序，治安形势严峻, 生活质量的降低。

　　西方文化没有我国的官本位传统，他们古有神本位的精神恐惧，今有个人本位的公正平等，重契约，守成信的意识。我国人治的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市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使双方受益最快成本最低，既不要物流，也无须市场和仓储，只要有关系和少许感情投资。我国的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法社会长达三千多年，人脉网络和“人情大于王法”容易是非正当竞争、行业垄断、专卖、三角债成为连环套。权力的诱惑和强权的存在产生的权力崇拜、商而优则官的价值取向。工商界的成功者大都跑官卖官，以进入官场取得个人安全和荣耀。经济地位高了，社会参予意识仍然淡漠，基层换届选举中贿赂并非罕见, 一些黑道人物也混迹其中。西方的成功人士办学校、研究所等公益慈善业，我们奔的是一官半职哪怕挂名儿也愿破财取利。商道即人道，没有人的道德底线又不惧神灵惩罚，没有良知良能总想游走于规则之外的人，就如活脱脱饿虎下山。在利益链中工厂制假商铺贩假，被官方一打一枯荣。 工业酒精酿酒、米粉中的碉白块、食用色素中的苏丹红、奶粉中加三聚氰胺，火锅料中放罂粟壳，不是个别而已成行规。在饮食中让国人完成了对化学材料的学而时习之；粮食、钢材和铝合金材料市场公开以小充大，短斤少两，公然明说就是靠少两赚钱。由于此类恶行普遍，工商物价部门奈何不得，逐渐成为不少行业的潜规则。市场经济的灵魂等价与质量反被漠视；寄身于消遣娱乐业的性服务工作者们登堂入室, 较之古时怡红院, 御香楼并不逊色；一夜暴富、挥霍豪赌一掷万金者宜乎众矣.；风水迷信被冠预测之名滥觞于市井，开讲授徒于学府。凡此种种，主流社会习惯归咎于国门打开后外部涌入的祸水病毒。这种不负责任的误诊显露出我国的文化浮躁和心理障碍。如摒除历史偏见与无知，对中西文化稍作梳理, 就发现这种种弊端并不来自异邦而源于本土。迷局出在工商界，病灶却是我国的传统观念和仿苏式社会机制的裂变。

　　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在负重与艰难中发展成了世界第3大经济体，举世瞩目。但贫富悬殊，经济失序，资源环境，三农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隐忧和危机也同时凸现。至此经济问题变成了社会和文化问题。

　　有资料表明，有几个行业的国企从业人员只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8%却占了工资总额的52%。国企老总们的年薪80万元至450万元已非个别；电力、烟草行业的普通员工月薪达6千元是过时新闻。凡被整肃的高级官员，涉案金额少则数百万，一般几千万多则上亿。首都机场党委书记被判死缓，作案金额1.2亿元。人们要问，为什么制度可让他们屡屡得手而不受阻。当年被称为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在美国的财产约500万美元，其子孙必须外出工作。今天这种高官该是多大家族？有人认为我国的官僚资本集团正在形成。如果资料可靠则此言不虚。仅十多年我们就创造了房价超过东京, 伦敦, 巴黎, 纽约的奇观；华人购买国外豪宅的底气，一次性付款数百万英镑的阔绰令人乍舌；据报载，国内1.4亿元一套的别墅也不愁买家。大中城市的超高房价使多数人按揭买套房而变成了终身房奴。 房屋有形，其价格与成本和利润一目了然。天文数字的房价是如何组成的？时下国内建房的成本大约为每平方米6-16个工日，加上材料,即是高档别墅造价应在每每平米一至三千元之间。每平米高达两万，三万元的房价无疑存在巨大的地价成本、高额管理费用和暴利。我国土地国有，缴收土地出让税是政府行为。如由于地价或税收太高使房价虚高是与民争利。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德政仁政的表现和国人千年等一回的愿望。不该再有涉于利益和权力时，社会就游离于文化常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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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为新增居民提供住房时，决策者们怎么就只采用了商品房一途，而廉租房、实用房成了视野盲区和佐料。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富，难以承受。新居民首先需要的是安居，必须将他们与那些改善居住条件或者购房作为投资手段的业主加以区分。据此制定不同的建房规划，预算新增人口，按最低地价足量提供廉租房的土地并限定建房规格。离开公权机构科学有效的管理，企业家们追求的是自身的最大利润而不可能是社会公正。政府不能作为利益链的一环。住房这种特殊商品关乎国计民生，各方的利润应合理限制，如高额利润归开发商所得就有违反暴利的原则。事与公共权力机关如政府，银行，国企房产的利益相关时，物价、审计机关双双失语，显示了政府行政功能的缺失。此时此事“不作为”，何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高房价的谜团之二是取得开发资格,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暗箱运作。利益链的主环节如是国企无异饮鸩解渴；如系八旗子弟则是天下为私。如是政府就是与民争利。他们从高价获得国有土地，以国家银行资金周转，该高层楼房降低地价成本去获取暴利中饱私囊。国际房地产业利润通常在3-5%。我国同业者的胃口数倍于此。否则行业统计为何不敢公诸社会。住房类大宗商品允许期房销售明显使消费者处于不利，业主因期房与现房在规格、环境等不符而受到伤害的纠纷屡见不鲜。舆论界呼吁取消期房预售，主管部门却坚称不行。明显地站在商家一边。

　　在解决民众住房用地时现在还有两个反科学的概念。首先借助舆论过份夸大土地紧张的情形。城市化的集中居住照理比村落散居状态更能节约生活用地。城市发展战略应当按规划提供足够的土地而不被那些持一孔之箭的所谓专家的意见所左右，不造成人为的土地紧张气氛而让商家抬高地价。按科学发展观，还有必要限制开发商随意建高楼，降低地皮成本而抬高房价。有研究表明超过7层的楼房对于节约用地已毫无意义，但是高楼的建造和配套设施的成本大增，房价成倍提高。商家一次性赚足了钱走了人。据预算，美国一栋22层的高楼，64年的使用费比原造价高出4倍，住户等于被强迫为不需要的建筑成本和使用费埋单；据研究，高层楼房对人体健康有害。人居的房间离地高度超过50米，地球引力和地磁的变化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同时高层楼房所浪费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太大，对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十分有害。这种既反科学又不公正，借节约土地为名建高楼是害国害民的误区，只对商家有利。香港日本等少数国家地区采用这种模式或是迫不得已，我国岂可东施效颦。

　　关于人们出“行”的路，.网上有资料说全世界收费公路有78%在中国，每年所收过路款仅用8%还贷, 余者用作了行业的消费。秦汉开始我国就驰道通天下，今日车辆交了养路费却只能在本埠城区行车。近又传实施燃油税。贸然实行了10余年的海南省对非车用油的价格等许多社会问题并未提供解决办法。国际原油涨价我们闻讯而动，垄断行业照赚不误，大叫亏损却报不出亏损数额，形同掩耳盗铃。近数月国际油价从147美元降至30多美元，下挫了三分之二以上，国内油商是王者顾左右而言其他。如果再出现油品的双重价格，大量官倒将死灰复燃，社会徒添一新病灶，那将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

　　邮电部就凭20多年前一纸红头文件，手机巨额入网费和高于国际价格10倍的双向收费持了至今。任你舆论质疑千百次, 他自岿然不动。国外初兴此类新设施, 较高收费时通常给用户记发债卷, 以后可分红利，我们是为国奉献。一大二公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数月亏损45亿元，末见问责那位年薪450万的掌门人；长江大堤维护的专款屡被挪用；对垄断行业的国企虽有拆分, 但他们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为自己的共同利益很容易结盟联手对付消费者。十余年来，教育乱收费因有涉千家万户成为众矢之的，其实只是小巫，将国家资源变为行业特权, 使社会产生大不和谐才是大巫。我们的对策是由上层派大员下来监管国企国资，但他们担此大任后是否真能充当国家资产的看护人，忠于职守，洁身自重，因无制度保障不可乐观其成。人性的阴暗面中外古今均有，既然部分封疆大吏都不尽职守节，连京沪要地和一些省部委主帅如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等数十人罪行昭然，怎敢奢望执掌监军巡按之职者能一夫当关，出淤泥而不染。也许人治的旧制改弦更张才是治本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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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侈谈经济大势并影响中枢是我国古代门客幕僚制度和独尊一家之言的传统做法。现今经济学界少数专业人士效法其踪，确实也偶有真知灼见者。但香港学人丁学良愤而指出大陆仅有五位经济学家。当年西方的凯恩斯与近年的格林思潘的理论和操作的确曾作用于西方经济和美国金融。但他们的个人高见都得经过国会论证表决，按定制和程序才变为法令，避免了个人清谈误国的负效果。对我国的幕僚参议也必须规定程序和制度，否则只能是形似而神非。

　　由于前数十年的社会折腾起伏，我国实业界求速胜而不思长远，缺少品牌意识、忽视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作法盛行。大量制造价廉质不高的低端产品使我国废气排放已居世界二位，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四倍，环境污染惨不忍睹。不仅无锡人不敢再唱《太湖美》，国内凡有工商旅游项目之处多是竭泽而渔，山河含悲，难觅芳草，人与自然极不和谐。此情此景之下，人们更多关注的还是实业发展，项目做大，注重的仍是GDP、科技,、资金、人才、 策划、信息等， 仍然漠视自然和社会经济这两大环境的生态和等价与诚信等基本原则。思悠悠，恨悠悠，这本末倒置何时方能休。

三、官学教育的失衡与失误

　　教育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标志和传承的载体，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已不再限于实用范畴。个人固然可籍此学习知识专长来改变自身的社会位置，它还有增进综合国力、根治社会痼疾、决定民族未来三个重大作用。我国以吏为师、政教合一的传统将教育纳入实务时政而使得教育后三个功能几近偏废。一旦调整方略, 社会转型，教育产出总是力不从心。近二十年来教育在数量和实用人才培养两方面的发展有口皆碑，但当代教育的方向不明，特色不显、功能不全、有失公平、行政化管理、缺少人文精神，知识结构逼仄，师资格式化、流水线式的批量培养，规模集约化等10余种疾患也令人发怵。如果说1902年清廷下诏兴西学时的社会背景是上新下旧，民智和师资跟不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苏式政治框架和行政命令使教条进入误区，今天却是上下自觉地践行旧日模式，途迷而不知返。教改不知喊多少，但觉新人懒下楼。

　　我国基础教育板块有四个严重的失衡。一是“民间办学，国家考试验收“的官学传统使得基础教育被高考调遣全局，形成了变本加利的应试教育。二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城乡二元，重点与一般学校二元的状态。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被行政机构作了违背社会公正的支配。公立名校办民校，天价择校费加重了国民的经济负担也使私立学校处于不平等的竞争位置而难以发展；三是功能偏废，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教育要使人社会化“socialized(3)的目标简化为政治化，把对学生人格品行风度的培养异化为单一的政治范畴，做人的教育被苏式思想理论的教条取代。我国文化中修身、齐家、立志、注重行为规范的优秀传承没登大雅。这种文化坐标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社会变得任性粗俗，恭谦变为鲁莽，知书而不达理，腐蚀了公民社会的根基，使“五讲四美”变得空洞泛化而难以凑效。四是知识结构失衡，在中学是考什么教什么, 不考则不教。高就一分文理科势必形成学理科者半文盲，学文科者半科盲。最后使文理科均受到重创。官方和社会都只用升学率这单一指标作为评价指数。古代官学与科举让人们为利益而搏功名，为功名而考试，为考试而读书的遗风在当代愈演愈烈。

　　前数年湖南汨罗的黄泽南先生等曾鼓动所谓素质教育。官方将此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物加以提倡。其矫正之法似未得要领。何谓素质？如何强调素质等内涵均未成共识，终因各执一端未成气候。从“教书育人”一语流行就可知社会理性的淡薄。我国官方素喜将其意念口号化。极左时代的策士们长于弄墨而短于思考，盲于学理，惯于以势压人。自以为是，常说违背常理，本末倒置、误党误国之言。当年为抬高群体价值，高喊“大河无水小河干”。殊不知大河的水无法倒灌进小河，客观规律是“不积小流无以至江海”。他们无视“水往低处流”的常识而臆造规律。无独有偶，今日的内行主管竟然像门外汉，不知道不育人就教不好书，提出这因果倒置的反科学的口号，大伙儿以讹传讹。“少年新则中国新”，若人是废品，知识专长即使优秀，整体也是个次品。即使那次“素质教育”的内涵明晰，条规完整，与陈旧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管理体制抗衡也苍白无力。注定为社会堕性所吞噬。

　　中国高等教育的误区和病态的表征是官衙门管理体制。环顾今日域中，几乎没所大学都没有传统和特点，缺乏起码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科学精神和守望情操。师生普遍被功利驱动而日显浮躁，不能宁静致远、俭以养德[4]，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因而创新能力是无源之水；校园既不象精神家园也不像文化传承的火炬和学术摇篮。没传统，没远虑，没思想，没特点，整个儿倒酷似高级职业培训中心。我国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是集约化，先拉起队伍扯出大旗。在高校产业化, 大众化进程中果然连创了在校学生人数最多与收费奇高两项世界之最。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2: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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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张之洞1896年创立两湖高等师范学堂{今武汉大学}算作我国近代高教的起点[5]，一百一十五年来如无反复折腾，我国的大学应该进入了成熟期，可以有些传统和特色了。可惜至今人们还只能从官方划定的等级来判断大学的差别。众望所归的大学少之又少，否则，那所仅在抗战烽烟中存在了8年，已经散伙63年的临时大学-----西南联大何以成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公共话题？这本身就流露出社会的悲剧意识。君不见，现实中中存在的大学们纷纷张扬多少年校庆，时效和影响那么短暂而有限。纪念碑建在器物上和建在人心里就有差别。学人追忆西南联大是怀旧抑或暗叹今不如昔？遥想当年京津名校的师资在国难中一分为三。钱玄同、周作人等留在北平，林语堂等流落西安等地，流离在昆明的不足北大清华南开师资的一半。谈领导力量，当时北大校长为抗战大计游说于欧美，南开校长张公伯苓先生在四川开办南开中学。只有那位出身南开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一人主持校政，跟今日各校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与雄厚的师资比较是无过之而只有不及。梅先生后半生流寓异国，其本人的能耐也就能在美国的私宅中管理清华的海外校友基金。不同时期的国立大学奈何如此不同？差别就在办学理念与管理体制。在当年的特殊环境里，西南联大有较多的办学自主权，国府机关的照管或干预较少才有了西南联大、燕京大学的一度辉煌。

　　俱往矣，当今我国大学众多，政府的投资与过去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可党国的钱款被用来建造大楼，制造“大师”；加官进爵，高薪养爷。官方管钱、管任命干部、管思想、管学术。人事部门以全国共用的标准认定导师和教授头衔；最高主管机关用同全国通用的表格来评估众多的院校。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一脉相承。这大学想不千校一面都不行！校长们只能“江郎才尽”。办无特色的大学无异于简单的重复投资。各校的外在规模求大求新，为此不怕债台高筑。据说现今很多高校平均欠国家银行贷款近三亿元。有人担心我国大学是否会像当年的国企大量倒闭，但愿是杞人忧天。

　　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据我所知，美国大学要获得社会名望与公认的特点有个要素，教学课程的特点，科研资源和条件、所培养的人才的档次与成就。专业人士和校际间互相认定不且竞争。很重要的是“挑战性课程”chellenge[6]，我有你无，形成自己教学特色和独特的研究领域。我们也建重点学科，但受主持者的内因和外部生态的影响大都没能达到“挑战同行”的高度。常见的“X级名师”、“精品课程”是课程建设等常规工作的必备环节。既然这程序大伙儿都得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得充充。与建立“独有、超群”的初衷渐行渐远。而认定的要害又是万能的长官意志和那大于王法的人情。这种评定只对学校的名声和专家们个人的进身之阶具有标签意义。真正让学生感叹“此课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次听”的名师少之又少。“著名”之类的廉价头衔多，有真知灼见，传道，能影响学生终生者、授业让门人名满学界，扬名天下者更是凤毛麟角。故曾有人解嘲：何谓博导，一驳就倒。学生选教师选课程的学分制、导师制不敢亮相就知庸师众矣。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学界的名望与实绩间巨大的反差证明当代高校病得不轻。

    今人谈及大学校长，百谈不厌的首推蔡元培先生。其实蔡在此任上不足三年。与西尔维纳斯.塞耶将军担任美国西点军校校长17年相比：二者均系国办大学，都是政府任命的校长。后者不过是该校1808级学员，在欧洲考察学习军事之后于1817年，32岁时便主持校政，制定严格的入学与毕业标准，增设专业课程，建立军校的“荣誉、责任、国家”等道义[7]和价值取向。此一标准和原则成为美国军校的传统并延续近两个世纪。以蔡先生晚清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光复会的发起人、辛亥举事后南北和谈的代表、民国元老的资历，其新学旧学的功底，中西方的社会声望，治理北大尚且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建树也是旧时楼台，昨日黄花。中国历史没给蔡先生这位近极少能被人记起的大学校长以时间和空间。五四运动后仅数月，学生就因考试卷制卷费些许小事与校方争执，蔡愤而离职。人走茶凉，他所厘定的治校新法也随着革新者的离职而“流水落花春去也“。为后世所重者主要是老先生“兼收并蓄”的办学理念和用人之道。他为聘陈独秀掌文学院，不惜屈尊到大栅栏旅馆坐等三次、近似三古茅庐的佳话；能诚邀有荷兰血统，精通西文但心性甚高，偏执清规的辜鸿铭先生和林纾先生等执教；敢请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主讲印度哲学，在中国此举可谓大家风范，但今天不可能再有这种校长，诸多的政策和条律的限制非国立大学校长所能突破。前几年北大和上海高校试想废止职称评定，终未能成。即使成了碰上工资调整也会夭折。蔡非不如维纳斯.塞耶校长，乃是我国官学体制所困也。今日校长非不愿有为而苦于体制不能为之。耶鲁大学著名的“校董会不能住校内，校长不治校”，校长在最矮旧的小楼办公的传统不光使其居于名校之列，还为美国诸多大学仿效。官学与私学的得在此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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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高校颇为时行套用流水线方式批量生产博士硕士。学位制度起源于西欧17世纪，最先是法国，但把学位学衔系列化、泛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那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吸引世界人才，也确实得到了好的效益，国人对此尝以实用主义相讥。美国大学类别分明、各有特点和传统，至少没有官方的一刀切、齐步走。招生的决定权多在导师而不在部处等行政机构，更没统考和国家线。只以美国人重视个人声誉的行事准则作底线。这都得利于美国宪法规定教育乃地方事务而没有国立大学。官方对独立办学干预较少，更多的是平等竞争。西方尽管也没少出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但其主流的声誉基本被世界认可。笔者曾于1977年报考我国首次招收的研究生并于1978年5月5日参加笔试与复试。记得当年计划招6000人，年龄放宽至40岁。1937年后出生的考生相聚一堂。我前后座的两位"同年”均出身于北大1966届，叶攻化学，周学生物。那时“往届”的时限之宽可与历代科场相比。而今增至每年46万。招生人数32年长了近80倍，但章法套路依旧。

　　我国大学的收费偏高而且没差别。1998年并轨之前，基本执行基础教育收费，高等教育不收或象征性收取的旧制。随着产业化的观念出台收费一路走高。不觉中又偏离国际轨道，露出了自身的马脚。不妨参考两个数据：美国大学收费差别甚大。1990年代以私立哈佛大学最高，每人每年学费约16000美元，最低的地方性大学每年仅收40美元，高低相差400倍。当时各州的贫困保障线为16000-32000美元[7]。一般人不致因无学费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被视为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另有资料表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京沪等地的私立大学每年每生收费约为一个普通工人三个月工薪, 教会大学稍低，国立大学更低，仅为两月薪水。现今公立大学收费一哄而起，都高于民办高职院校，学费约在5000-10000元，三类本科更高。几乎是一个中等工人大半年的工资，比最低月工资高出8-12倍。超过了美国和民国时期国内大学的标准，尤其超出了中下层社会家庭的承受力。幼儿园有时比大学还贵，中学的择校费由于各方的利益链动辄两万三万，更加离谱且屡禁不止。虽然一对夫妇多数只有一个孩子，但择校和上大学都很感困难，得靠祖辈数人资助。国人重视子女教育，但这种消费心理能持续多久？大学能否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何在？社会能否和谐？政府对此极为关注，采取了指令限价和银行无息贷款，号召社会捐助等理论上可行的诸多办法，可尴尬局面却每每出现。教育投资大幅上升但高校学费居高不下，而提供的服务未必比先前优质。

    今日大学聚财造了大楼造大师, 大批有文凭少文化的产品被造出。我国已变成“文凭社会”.而不是智力社会，显示出少有的文化浅薄与浮躁。高校的人文关怀与精神熏陶甚少, 学术氛围稀薄。拥有博士、教授头衔者抢占行政岗位，在自构的食物链中占尽先机, 独享政府高官与专业人士双重权利 。在封闭运行的化外之域, 其权力罕受钳制。闻已有十余名此类权势者因腐败下狱，但高校权大于学的官本位体制未变。去年报载深圳40名教授竞争1个处长名额。沿海大城市尚且如此岂不令人扼腕。社会上为竞争公务员的几个职位，考场是“硕士满礼堂，博士一走廊。待遇杠杆指向何方不言而喻。教授薪金名义上高于处长半级，这班人所以舍高求低，深层原因不是愚蠢无知，而是受权力崇拜传统驱使，被现实官员的特权所诱惑。可见社会价值体系不变，再高学位、高职称的个人依然是旧式人物，于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甚或还是阻力。

　　当前高等教育的人才评价系统存在5个缺陷。教师中令人愁煞的秋风秋雨一类的前代虎狼之士已春光不再, 但吃狼奶长成者仍执牛耳，冷战思维根生蒂固，此一患也。名实不符的职称制度，大学人才仅分4等， 淡化了教师的师德，学养，能力和实绩, 导致了职称的异化。旦有一纸文凭、两三篇职称文章、一次职称外语考试成绩便立马获得教授顶戴、博导的花羚甚或院士的爵位且终身受用。职称给此类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每年仅以多获利三万元计，一生就价抵九十万金。由杂志社把关的一篇垃圾论文的含金量可能远胜国宝级文物和诺贝尔奖金，是为二患。上峰评估看资料, 考查师资数文凭，看科研成果翻统计表和杂志所载论文名目，唯独不看所出门人弟子是何等次, 社会作何评价。名实不符为第三患。钦定的掌门人为官一任已足, 哪管身前身后名。错借产业化管理的报表制度，硬性制定专业人员三两年内必须发论文的铁律, 因此有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那位王姓的博士后因三年没发论文受不了降职称降薪、搬出原住房的虐待愤而自尽。

　　马克思写出巨著耗时19年，更遑论居里夫人和霍金等人数十年潜心探究方抵峰顶。马克思如生在今日中国要被解聘低聘6次，霍金如在中国大学任教，瘫痪近半个世纪该扫地出门久矣。古语“十年磨一剑”已成旧事，数精英人物，还看今朝。我国高校容不下持之以恒的志者以致与诺贝尔奖无缘。这种浮躁是第四患。数年前某名校的 x良山，力不能标注文言却大讲《老子》，写的满篇皆错的歪书竟由某院士包装在某省获奖, 直至被香港学者戳穿。京沪名校教授剽窃的跛行屡见报端, 斯文扫地。近乎淫词的一孔之见借助主流媒体泛滥。60年前黎东方先生在重庆以民间评话讲史，受众很少，而今话语者占国家资源为我所为一己私利随意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9}。既缺乏学术功底也无新论。大好平台不是用来刷新民智而是传布宫闱秘史来个人敛财，委实可惜。大学无虑肩负传承民族文化之责而随经济浪潮颠波。大言市场需求什么办专业。无视教育规律导致培养目标失误是第五患。”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民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游击战略与文化积累和传承怎能兼容？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与市场需要同步。这是高等职业院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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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旧观念使高教陷入迷涂的还有“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信条。它使家庭的教育投资进入误区。时下录用公务员的学历门坎为“全日制四年制本科”, 这一狠招胜过政府千百次督办高职院校的官文。这门槛的实质是文化歧视和社会不公，直接效应是使本科大学高歌猛进，高职院校顾影自怜，终有今日的技工荒。报载长安集团前数年招聘技师年薪六万, 与教授工资相平；广东更达15万年薪, 令十分看重货币的博导们汗颜。二十多年前本科生俏不可得, 今日轮回到了高级技工青荒不接。这全国一盘棋的大学怎么老是力不从心？ 在官方人为地对本科与高职两种学历划分楚河汉界的今天, 深谙“劳力者治于人”的中国父母谁愿舍弃儿女“早为田舍郎, 暮登状元堂”的进士之途而求其次.？一元化的观念和政令给社会的导向是进本科，贴标签。但实业界却不能全用只会电脑绘图的人员和长於公关的管理者打天下,还要众多的能工巧匠。现在职校教师多是出身普通大学的赵括不能实战, 很难使学生术有专攻。职业院校的学生家长看不到子女的前景，依旧不送人来，使我国高职教育处于恶性循环。

　　社会分工的不同中外皆有。英国的作法是16岁高中毕业后分流，但大学和职院毕业后在社会工作中殊途同归。后者的职技证书分5级, 持证者升至3级时可相当于学士学位, 至4级时就可与硕士学位同等看待[10]。他们很多学科至今也没设博士学位，硕士便是顶级人才。美国的小学就开设木工等工艺课, 大学招生不限年龄, 不同层级的大学校际间互认学分。让不同教育背景者均有成功的机会。个人成功的路径呈多元化，竞争机会平等。平等观念的内核就在这里。西方社会没有儒家理论和等级观念，看重的是人的实绩和能力而非功名文凭.。因此卡特、梅杰、卢武铉等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士在高学历的国度里也能当选总统或首相，成为权力精英；比尔.盖茨为创业从哈佛二年级退学，这第一学历不高的人获得了非凡成功。稍加考察，我们发现他们为体现“机会平等”的原则而开通大学与高职之间的互通渠道是明智之举，不用投资就解决了普遍的难题。我国的传统文化极具行政隶属等级观念位特征，官方潜意识里认为职院毕业是劳力者应治于人。人为地设置政策障碍，以古人意念祸害今人，让传统阻碍社会的公平。儒家的等级观念肇成的社会文化岐视、大众的官本位意识、求取功名等”中体”，北魏以来的科举制正在支配着我们今天“西用”的社会。官方的观念和人为的沟堑不除，没准会使中华民族几代人的佳期又误。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科设置、命名称和课程结构都不科学。过去用苏联模式培养I型人才，即在4年内把高中生培养成专才，理工类为分627个专业，而美国仅29个。英国大学不分专业而用学分制。牛津大学每期同时开出近5千门课程，学生自选课程和导师。两个学分相同的学生的知识结构各不相同。这方面倒是应该与国际接轨。美国的医学专业开始的1-2年学习在高中的基础上深化的人文课程，培养良好的人品和人文情愫，第3、4年学习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在研究生院或病房实习时深造。数年后才能成为住院医生。这样培养的医生治病做手术能把病友当人看，能理解病友的精神情感而不是简单地当作尸体解剖，很少出现右肾患病而误切左肾，一个病人一天输上万余元的血，人都死了两天还有医疗费入账的荒唐事故。

　　大学的学科命名与知识结构紧密相关。以外语专业为例，我国自1835年英人马礼逊在香港创英文学校招收容闳等13名中国学童开始，中国便有了外语专业教学[10]。63年后，京师大学堂成立并开设国文科，1902年开设了以桐城派古文的掌门人吴汝伦为总教习的外语专业，仿照国文科取名为“外文科”。此后我国大学的国文科变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以同样的思维定势，简单照套，将外语专业误称为“外国语言文学系”。于是课程结构以教习语言技能和文学为主。结果学生仅能使用外语作一般交流，正如英国的文盲，能听懂日常英语，看懂简单的文字材料，却不懂外国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中文系的学生因有母语的环境，自幼接故国文化熏陶，进大学前以学过10多年的史地、政治、修身等人文知识，有着10多年的文化积累。而对外语院系的学生，这一切不曾有。4年中即使学了点外国文学，对外国的社会文化的了解还支离破碎，即使语言娴熟，仍难进行深层交流和研究。对一个国家的国情如自然条件、地理资源、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世界、文化心理乃至观念、典章制度全无了解，就很难观察、体会这种文化的内涵和色彩，就如培养了一个外国文盲。形同一辆性能较好但没有装货也无法荷载的“空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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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院系要改变培养外国文盲和制造空车的状况，必然要语言文化并重。除加强人文社科等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之外别无他途。这就得改变课程结构，依据实际需要该称为“外国语言文化系”。一字之差，课程和知识能力结构完全不同。但目前我国仅有北京中国语言文化大学的校名与此义相符，数百十所外语院校名称照旧，课程结构单一，教学的重点依然故我。数年前笔者曾在南京大学的学术会议上痛陈外国语专业培养制造“文盲，空车”之失，与会同仁多有共鸣，但专家学者人微言轻，于本专业的知识改构无足轻重。外语院系也仍沿旧法培养硕士博士。要求人文知识先天不足的人在数年内成为外国某方面的专家谈何容易。近年来虽然有大学提出“厚基础，宽口径”的方略，但全国一盘棋的管理模式和统编的教学大纲、教材都使新思维难有作为。我少时便耳闻的所谓“教育改革”，半个多世纪以来进境不大。近三十年的改革浪潮也较少冲刷到教育体制，它仍然是风貌依旧的长寿贵族。

　　教界的病态和失误还有数十年来教育目标偏移与手段的工具化。沿用儒家“以文教化”的传统，用培养一个阶级的先进分子的政治教育取代了社会大众的人格品行教育，削弱了社会人文知识的根基，助长了文化的短视和天下为私的心态，使大量东方和西方的非主流文化、非普世价值如暴力渲染，否定良知善行，批判人道、人性等不文明、反科学的斯大林式教条充斥教本和课堂，荒芜了学生的精神境界、毁灭青年的崇高理想、扭曲价值取向、误导行为规范；淡化了社会的公民意识的培养与熏陶，导致了今天大学师生普遍缺乏人类的同情，感恩，敬畏之心等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人文情愫。恶果之一便是校园暴力。大中学生手刃老师、击杀同窗的惨剧时有所闻。此种病态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长远利益造成了极大戕害。斯大林时代在苏联都早已过去，其经济理论和体制在中国的改革中只是苟延残喘，但在观念文化的层面尚未认真清理。诸如充满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之类的教条，鼓吹个人崇拜的极左的遗毒尚存并影响主流思想界的潜意识。近年拜金论又半途杀出，学校管理的格式化如教师的工作量制、4级职称薪金制、新建校园远离教师宿舍区等诸多因素从时间空间切割了师生间的联系。校园里师生来去匆匆，形同路人。往昔小园幽径踱俳徊，师友促膝两无猜的校园风景早已是昨日黄花。新校区的校园里课余时间出现的全是稚嫩的脸孔，街市上有研究生为其“老板”值守店铺的身形。国家花重金聘导师，导师雇用学生，经济效益为上，政工部门也视其为自然的校园生态。

　　课堂是传道授业的主渠道，过去三十年里受“农业学大寨”、“学工学农”的驱使，1978年后强调专业知识和各种考试是对政治冲击教学的回归。现在转为高科技、程序化管理，看似科学。电脑排课让师生在两节课之间的10分钟得跑两栋楼再上下若干层楼梯；专人管理楼房，一个人来不及在课前打开教室数十间，师生按校方要求提早10分钟抵达得吃闭门羹；下课后关灯锁门，师生交谈只能在楼道。教师不要工作量，多授一节课还得层层申请教室，否则，哪怕在空教室也有人干预。而这些都是在“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教学为本”的高调声里；听课评课时多媒体形式是基本要求。教师用电子教案，为移动鼠标在讲台和控制台之间猴样上窜下跳；多媒体（英语缩写为ppt,学生戏称为“骗骗他”）的长处是突出直观效果、减少教师的重复劳动、适合大班授课。但对大学的非识记性课程未必万能。它剥夺了师生学与问的过程。而学习的本质就是学与问加练习。如果学生每天接连看上几个课时的屏幕，怎能不酣然入睡？教师入神的娓娓道来少了，普通高校似乎变了电大。刻板的教学形式损害了内容。高科技于教学本来有益，但以一元论的思维不论课型，不分科目推行则顾此失彼。教师的电子课件得了奖，学生却没听好讲。因材施教的原则与程式化的原理是否本身就有冲突，还待专家研究。

　　与17世纪出现的生产工厂化、规模化同步产生，至今盛行的班级化教学的长处在扩大教育规模且能保证中等水平，短处在不能顾及两头。从学理看教学就应该顾及两头。所以至今培养高端和精英人才绝少用此法。班级化+多媒体+证照等级考试=流水线。加上前文所述的10余种偏差和失误，我国教育耗用社会大量的物力人力，为不致彷徨于制造大量有文凭而无文化、无理性、无情操的工具人的迷途，高等学校的许多环节先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与国际接轨后再形成中国特色不失为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