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汉族。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至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代表作：《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现代文学三十年》、《闲话鲁迅》、 《人间鲁迅》、 《谈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食人”、“做梦”、“演戏”》、《金庸现象引起的文学史思考》等，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蒙主义思潮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走近北大

作者:钱理群

“走近北大”，这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命题。问题是，如何才能“走近”？

刚刚闭幕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看到了无数的文章，当时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印象，但时过境迁，已记忆模糊了；唯有一篇发表在边城小报上的短文，却使我如揣烈火，至今仍然感到那烧灼于心的疼痛。我要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

“北大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寄托。

“远在边远之地的我们，在百年北大的喜庆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北大精神的存在，凡俗的我们好像也跟着感染到了一种神秘的崇高与激动。随着辉煌的展示一天天地过去，一种淡淡的失望却悄悄地来到了心头。

“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见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听说你们有《北京大学学报》，可惜它只高居圣坛，民间没有它的身影。

“尊重科学与理性的北大，当你推出了《北大旧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青春的北大》等等几十种书刊时，为什么就没有《文革中的北大》、《红卫兵与北大》呢？难道精神的反思与自审不在百年北大的关注范围吗？但我辈真是不明白，北大的传统与理性为什么就不能阻拦红卫兵运动在燕园的疯狂？人称带有“兽性”的红卫兵队伍里，为什么就有‘北大方阵’？

“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历史上你有这么多可堪称道的包容，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面前，你‘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风范何在呢？直到今天，也还有北大人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并因此成了‘严加防范’的对象。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们有一流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楼、财源滚滚的北大方正，但为什么就没有《顾准文集》呢？作为‘精神圣地’的北大，有一个顾准比有一个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为在顾准身上，从《顾准文集》的字里行间，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对旧思想的那种神圣权威的无情批判、鲁迅般的那种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尖锐与深刻、大胆求索中的那种舍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恶势力中的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爱国情怀……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的 巨额利润能够换来的。 “北大！你应该永远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神。我们愿跟着你，参加那必然到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北大！你准备好了吗？“（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
人们（特别是北大人）可以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却不能不正视它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其中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为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黑暗与丑恶！当某些人用夸大北大的光明面（本来北大的光明面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根本用不着夸大其辞）来壮胆，声嘶力竭地高喊“北大不败”时，却正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缺乏自信与空虚。鲁迅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自称五四传统的继承者的北大在纪念自己的百周年时，竟然“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是怎样的耻辱与悲哀啊！

这确实是一个关口：你要真正“走近”北大的真实的历史吗？那么，你必须如鲁迅所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气正视；蔡元培等先驱者是在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开创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终神往的“自由、民主、宽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现实实现也是相对、短暂的，或许只有蔡先生实际主校的那七年间（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因此，它更是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而存在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但它确实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与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的势力，作坚决的抗争。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从而构成了北大传统的正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屈从于强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隶与奴才、帮忙与帮闲，这样的“假的知识阶级（分子）”的负面传统，在北大也是代代相传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尖锐性还在于，我们以上对真、假知识分子的明确划分，是就北大发展历史的总体趋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北大师生的个体，就呈现出某种模糊的状态：不仅会有昔日的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后来变成奴隶、以至奴才，或曾经是奴隶、奴才，以后觉醒了的；而且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时期（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北大每一个师生都会面临着“作驯服的奴隶、奴才，还是作独立、自由的人”的选择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兽性（动物化的奴性）与神性（对精神的独立、尊严的追求）之间的搏斗。这样，北大传统的正面与负面，就转化为每一个北大人的内在心灵与精神的矛盾。当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选择居于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历史上的光明点（在下文会有具体的分析）；而当邪恶的力量以及奴隶与奴才方式的选择成为主导性倾向，北大历史就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期。正是光明的北大与黑暗的北大，两者的相互搏斗、影响与渗透，构成了北大历史的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忽略或掩饰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由于北大的光明与黑暗是与每一个北大人的人性选择、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北大历史，特别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视与反省，就不能不成为每一个北大人对自我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视与反思。—这种自我逼视与反思当然不能代替与取消对制造黑暗的反动势力、制度、思想观念的弊端的批判，但仍然是不能含糊的。为展现北大百年的真实面貌，本书同时收录了有关北大光明与黑暗、光荣与耻辱的历史记载，但愿能引起北大人以及关心北大命运的人们深长的思索，并在这样的思索中真正进入北大历史以及自我心灵的深处。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书院」
http://www.bou.com.cn/htdocs/bou/scy/2/10.htm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1:22 编辑 ]

杰亮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08年4月27日）

钱理群

又一次民间纪念

　　
　　今天我们是几代的北大人在这儿聚会，我是30年后的一代，今天到会的老校友蔡恒平他们是60后的一代，还有70年后的一代，在座的大都是80年后的一代，这么几代人这样聚在这里，来纪念北大的110周年。这是一个民间的纪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周年校庆，那是非常热闹、非常轰动的。当时实际上也有两种纪念，一种就是官方的纪念，可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另外还有一种民间的纪念，我们当时专门演出了一出话剧叫作《蔡元培》，并围绕演出，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心就是要寻找老校长，寻找失落的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民族的精神。刚才主持人讲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说的是在北大二十四周年校庆的时候的纪念，胡适是当时的北大的教务长，他在纪念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反省，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我看了很震撼：老一辈人把校庆日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北大的百周年校庆却是一片颂扬之声，而且压制不同的声音。因此，我写这篇《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就发出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提出要反省北大，寻找北大的真声音。本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命题，但是没有想到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我想十年前的这个民间的纪念，它是会留存在北大的校史上的。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进行十年后的110周年的一个民间的纪念。听说今年上面有规定，奥运会之前不能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以今年北大110周年的校庆，校方准备低调处理，我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得那么热闹。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个小范围内举行民间纪念，就有一种特殊意义。为准备这次纪念，如主持人所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寻找被大——温习一些故事和一种精神》，大家推我作主编，其实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写了一篇序言。

　　刚才老汉说这本书是遗老遗少的书，那么我就是属于遗老，所以对于北大历史大概是有一点发言权的，但是北大的现实我确实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在2002年8月从北大退休以后，基本上就和北大隔绝了。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感觉中，北大已经变得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如鲁迅之于他的故乡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大概就因为有了这点“时时反顾”，就欣然同意担任《寻找北大》的主编，并且今天在这里讲北大。
　　
　　

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

　　
　　讲到北大，我想还是从老汉刚才演唱的这首歌说起。以前我看了歌词就很激动，今天听了他自己演唱之后，就更受震撼，我真的想建议，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校歌。这首歌，最能表现北大精神，最让我们感动的，自然是那句反复的吟唱：“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的梦，就在这里”。我在序言里说，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精神的梦乡。顺便在这里做一个广告，我马上要出一本书，把我所有关于北大的文章都汇集起来，我拟的题目就是《精神的梦乡》，副题是《我之北大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会送给一些同学的。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梦的那样一个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前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收到大量的外地的中学生给我写信，他们都表现对北大的无限的向往之情，我每次看到这些信，心里的感情都很复杂，因为我在北大，我知道，这些青年梦中的那个北大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写信都给他们去泼冷水，我说我欢迎你们来北大，但是你们先别做梦，你们做好准备，来了北大以后你们会大大地失望的。但我老这么回信，就转而一想，这不对，你老向别人泼冷水也不行，年轻人总要做梦，总要找一个地方，作精神的寄托，一个精神的圣地，让他做梦。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了，那这个国家就成问题了，这个民族就成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个梦多少带有点虚幻性，可能也得让它保留着，必须有一个精神的梦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骄傲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的梦乡里。

　　我今天要说的是，尤其在当下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这个话好像说得有点不大对，有点太脱离现实，不合时宜，因为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无梦的国家。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做梦。什么意思呢？所谓梦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梦本质上就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为什么对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呢？这就需要对中国的这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回顾。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国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这大概就是最基本的主要的收获，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的地区，还有很多的贫困的人群，还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就大多数地区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这个社会应该向哪里走，这个国家应该往哪方向去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一个十字的路口。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我的想法，当然可能是梦，又是一个新的梦，我这人就是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一个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是价值重建，还有一个是生活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35 编辑 ]

杰亮

这样四大重建，无论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还是生活重建，其实都是一个精神问题，都提出一种超越于物质的精神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也就是梦之光）来照耀的。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人来说，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梦的精神的我的理由。

今天大学的精神危机

　　
　　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中，中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的北京大学，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使命，应该发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或者我的大学的理想，我认为大学之为大学，就是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的功能，就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因此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大学，它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一个圣地。另外，大学还有革命性的功能，应该有一种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应该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及人类自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新的创造，这样，它就能够成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的发源地。简单说就是两句话，一个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要创办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应该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二应该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这就要说到北大的历史。我们通常说，北大的历史上有两次辉煌，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那个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现代新文化的发源地，第二次是西南联大时期，把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发扬光大，在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成为民族精神的堡垒，同时它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西南联大所培育出来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即使北大，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辉煌。但是，其中的某些基本精神，却是具有普遍性的。

　　要作到“坚守”和“批判、创造”，大学就必须关怀现实，同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谈距离。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保持两个距离，一是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我是不主张不赞成大学要与时俱进的，大学有时候需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大学还必须和现状保持距离，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既成形态，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

　　而要保持这两个距离，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精神。在我看来，大学特别需要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沉，清，定三个字。当整个社会陷入喧闹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被腐败所污染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也就是应该“洁身自守”，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洁和纯正，同时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做人的规范，它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受任何压力和诱惑左右的，也是决不放弃绝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要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

　　当然今天说这些话是有些近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大学，也包括现实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是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足靠，一切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弃抛弃。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生所拒绝。还有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样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潮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是现在大学里的两个基本的弊病。同学们身在其中，必须有所警惕，这样才能真正作到“洁身自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36 编辑 ]

杰亮

另一方面是大学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在我看来，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里的学生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世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追求，大学绝不能代表国家意志，绝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大学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特立独行。我觉得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一个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风格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和学术、思想、行为的特立独行，这样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和创造，才可能真正创造出能够成为社会公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

　　而我这样的理想同样是远离现实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正要求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学生，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士。我曾经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可能也包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要求，而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越来越舒服，慢慢地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地，我今天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于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造成，不单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是教育体制使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了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同学们身在其中，自然有比我更多的体会。我在同学们面前常有羞愧之感，因为大学老师不能为人师表，不能坚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是会影响学生的。这些年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目睹学校里校长、老师中的这些腐败现象，是很容易产生看透一切，调侃一切，进而自己也“玩世不恭”，放弃一切的情绪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大学失精神，提出要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并不是和大学生无关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着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精神成长的。我们必须明辨是非，追求大学所应该有的独立坚守的精神，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把自己培养成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寻找北大精神，大学精神的意义所在。
　　
　　

大学的自由言说空间和校园民主

　　
　　以上所说，是从我的大学理想出发的；下面，我想从更现实的层面，谈谈我的一些忧虑。
　　2007年，关于大学教育我心中有三大疼痛。尽管这些年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大学，我更关注中小学教育，更关注农村教育、边远地区的教育，因为我对大学已经失望了，也许在农村，在边远地区还有说话的某种余地，但我还是很关心大学教育，有三件事让我非常痛心，我称为“我的2007年之痛”。

　第一痛是关于我们北大的，北大三角地被取消，这件事引起我很大的震动，我想不只是我，应该说引起了所有的老北大人的心中之痛，因为三角地凝聚了我们最神圣最美好的记忆。我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个标志性的地方，一个是老北大，解放前的北大，今天沙滩那里的北大民主广场，第二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大三角地，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北大的圣地，北大最光辉的历史瞬间都发生在这里。我在前面说曾经说过，北大历史有两次辉煌，我现在要补充，北大历史有五次辉煌，但是在座的同学可能只知道1917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前面说的和清华、南开共有的西南联大的辉煌，其实还有三次辉煌，一次就是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这是一个北大学生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就发生在当年的大礼堂，即今天的百年讲堂和三角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43 编辑 ]

杰亮

第二次辉煌，大家更不知道了，1980年北大有一个选举运动，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要改革什么，怎样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都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就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北大学生站出来说话了，提出对中国改革的种种设想。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再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当年提出的许多预警，都不幸而言中，当年提出的许多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我写了一篇《被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在网上发表了，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再一次就是八十年代末，那也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些都是北大历史上应该记住的日子，都是和三角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三角地就成为了北大的精神象征。现在这个象征在整顿校园的合理合法的名义下被撤销了。要整顿校园秩序，好像你也没有什么话可讲，但背后却隐含了巨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三角地撤不撤，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北大还要不要建立一个师生们自由表达思想，交换思想的精神空间，如何重新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实行校园民主，我们怎样实行校园民主。这就已经不仅北大的问题，而是关系着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大问题。

　　我们已经很多年不提校园民主了，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民主已经是当下流行的词语，已经进入十七大报告，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为什么校园民主就很少提呢？我在退休之后写的唯一的一篇关于北大的长文，没有人注意，那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做《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我说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组织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最多是一种咨询作用，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效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也很怪，中国的大学也挺怪，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想为别人争取权利（当然公共知识分子是有义务为公众争取权利的），却很少想为自己争取权利，不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个，好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教育部门老是例外，现在全国都在谈政府部门的转变职能，要分权，要放权，然而教育部越来越扩大自己的权力，几乎扩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前不久竟然宣布，要规定中小学音乐课都要唱京戏，这种事该教育部来管吗？还提倡在中学跳华尔兹舞，权力扩张到可怕的地步。还有所谓的“教育评估”，更是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长时间的权力扩张，管了许多教育部不应该管的事情，弄得怨声载道，连大学生、研究生都受到牵累，但仍然坚持到底，舆论监督也没有用。全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是要放权，这都是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作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教育部，却反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背后有没有既得利益问题？

　　现在全国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改革，要搞基层民主选举，我想大学能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研究生会、学生会是怎么选的，研究生会、学生会是不是可以直选，是不是可以搞竞选（前面说过，北大本来是有竞选传统的），在农村可以搞，为什么大学不能搞呢？你说农民没有文化，那大学生总有文化吧。还有校长、系主任能不能民主选举，我刚刚说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来了，要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那大学能不能成为民主实验区呢？北京大学是不是可以做实验，民主需要素质，北京大学师生素质最高了，而且成本也不高，都在一个校园里。所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许我又在做梦，我早就提出建议，认为北大应该成为民主改革的特区，可以做些试验，可以先走一步。

　　这些事，并非和大学生无关，因为你们也是大学的主人，你们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实际上，今天大学里最缺的，就是“主人”意识，大学教师没有，大学生也没有。没有这样的意识，不仅是观念上不提“谁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主体”这样的问题，更是因为没有制度的保证。我们现在都在讲“依法治国”，大学也应该“依法治校”。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大学法”，如果有，是否应该根据今天大学教育的新问题，进行修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心与追问的。同学们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要依靠你们，你们在学校期间，至少应该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关心校园民主的发展，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不能空喊民主，民主是需要学习的，这里不仅有民主理念的问题，而且有履行民主的能力和习惯问题。所以大学民主，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在实行校园民主的过程中培养具有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和习惯的未来的民主治国的人才，这关系到每一个同学的长远发展，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杰亮

大学教育与就业
　　
　　去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导，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

    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58 编辑 ]

杰亮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

    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好像我说得实在太长了，这一番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就此打住吧。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豆瓣网」(2008年5月28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1:52 编辑 ]

杰亮

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

作者：鲁明军

兴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无疑将整一的中国思想界导向了分化。以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之自由市场和民主宪政理论为主张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权力能否退出市场，腐败能否解决。因此，其强调的是「消极自由」、「间接民主」和「程式正义」。与之对应，以西方马克思（Karl Marx）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后现代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为思想资源的新左派通过揭示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国有资产掠夺、极端的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主张「国家干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争论的结果是自由主义指责新左派太左，新左派批判自由主义太右。当然，争论过程中也不乏超越左右两极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其以罗尔斯（John Rawls）、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等为思想资源，在承认民主宪政的前提下，试图以公民共和主义和商议性民主作为补充，在选举民主之外，重视公民文化、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1。

　　时至今日，争论早已平息，但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却始终主导着思想界的进深和新变。相对1980年代的集体启蒙，这一争论本身便意味着思想界已更加切近中国现实。且关键并不在于「消解分歧」，而是在于「如何提高争论的水准」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的思想之争已没有了90年代的「诛心之论」，也少了激烈对峙。不过，这并不说明分歧被消解或弱化了。事实证明，在思想界整体格局日益复杂的前提下，争议非但没有消解或弱化，反而具有更多趋强的可能。

一、古今之争：反现代性与后现代政治的转向

　　2000年以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学说的兴起使得中国思想界的格局发生了另一重新变。其对于自由、民主的现代性价值之批判和弃绝，使得其「古今之争」这一政治哲学已然成为一股对立于自由主义的新思潮。与之相应，主张「政治儒学」的蒋庆则以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为依凭，同样展开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反思与质询。且中西交叠形成了新保守主义这一新势力3。与新左派一道，共同赋予现代政治及现代人以彻底的指责和背离。

（一）从古今到中西：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施特劳斯学说在国内思想界的始作俑者刘小枫、甘阳显然并非仅仅抽象地诉诸于一种政治主张，其更多致力于按施特劳斯的路径，深度解读古典原典，基于对「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质疑，揭示文本的原意或施特劳斯所谓的「隐匿意义」，强调已然被现代政治所抹平和消解的政治传统和伦理秩序。

　　施特劳斯的反现代性主张正是源自其对于柏拉图（Plato）、色诺芬（Xenophon）、迈蒙尼德（Maimonides）、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an）、斯宾诺莎（Spinoza）、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柏克（Edmund Burke）、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西方思想家原典的精微解读。在这一解读背后，蕴含着其对于现代性的检省和质疑。在他看来，现代性前后有三次浪潮，第一次为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第二次为卢梭、马克思，第三次为尼采、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如果说马基雅维里是现代性起源的话，那么卢梭、马克思、尼采及海德格尔──包括之后的后现代──则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但是，这一批判非但没有对现代性形成制约，反而有效地推进了现代性及其虚无主义4。面对这一窘境，施特劳斯选择回到古典政制这一政治哲学。他认为，只有这一政治哲学才能越过其「显白」教导进入「隐匿」教导，才能真正走出柏拉图所谓的「洞穴」而洞识一切。

　　以施特劳斯学说为思想支撑的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有效地针对着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社会所面临的大众化、平面化、去道德、反秩序等困境。只是这一针对并非体现在对现实事实的简单指责，而是体现在对于古典传统的重新解读与意义揭示，以期形成「古今之争」这一新的价值选择与进路，从而试图探得走出这一现代性困境的可能。

　　蒋庆主张的「政治儒学」及其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恰切地回应了施特劳斯的学说。在他看来，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实现自由民主政治，而是如何在中国本土资源中探得政治正当性。而儒教政治则无疑是中国政治之传统根基所在。为此，蒋庆提出政治儒学即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基础，即：「天下归往的为民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础；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础；大一统的尊王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础」5。这显然亦同样有效地对应着西方现代政制在当代中国可能遭遇的困境和陷阱。在他看来，「政治儒学的历史使命是创造中国式的政治制度」6，走出这一现代性困境。因此，他真正意在追诉如何回到古典传统政治模式及其伦理秩序。或许以中国古典传统政制回应西方现代政制是否正当尚值得质疑，但肯定的是，其同样意在回到「古今之争」这一价值维度。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12 编辑 ]

杰亮

　当诸多学者质疑政治儒学是否受「二施」──施特劳斯、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影响时，蒋庆坦言，在他思考撰写时，并没有触及「二施」理论，反因这一质疑，才诱使其阅读「二施」，结果发现的确不乏相近之处。但要说影响，其承认不少受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柏克的影响。值此，蒋庆不无感慨地说：「前几年小枫对我言：『我理解你，你不理解我。』但现在我理解小枫了。『二施』学说与『政治儒学』之所以有相近之处，是因为『政治儒学』站在『孔子的政治』（公羊学理解的政治）批判当今世界的『政治现代性』，而『二施』学说也站在西方传统的立场（传统神学立场和古希腊哲学立场）批判当今世界的『政治现代性』，故中西面临的问题相同，而人类之心有同焉。」7由是可见，从古今到中西，尽管是不同的理论资源和价值之争，但在针对现代性及古今之争这一价值意义上则是一致的，其共同构成了中国新保守主义。

（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

　　自90年代至今，汪晖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及其新左派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以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依附理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及萨伊德（Edward W. Said）的后殖民理论等为资源和支撑，汪晖界定了中国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政治范式，揭示了其已然及可能导致的种种社会积弊。事实上，不管是波兰尼，还是布罗代尔，抑或弗兰克等，与其说是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毋宁说是历史学家，其关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立场是基于对于历史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正是在历史演变及其经验的揭示中，洞察到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之抽象主张所无法涵盖的真相。而同样信奉波兰尼理论的王绍光更是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市场本质上是一种双向运动。」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不能回避对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和反向运动」8。

　　按照帕慈（Octavio Paz）和韦伯（Max Weberr）的逻辑，现代性是「自我反对自我的传统」这样一个「理性化及其限制」的悖论。汪晖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界定──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同样置于这一悖谬的逻辑框架中9。这意味着，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已然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事实，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一现代性范式所带来的困境。正是因此，新左派在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探得历史合法性的同时，尤其强调了反现代性这一批判立场本身。而这一反现代性之历史合法性的探求本身无形中被赋予了「古今之争」这一政治哲学意涵，即我们该如何回到历史已然存在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价值逻辑中。

　　当学界习惯将甘阳划归新左派阵营时，他自己则认为自己更倾向于保守主义10。事实上，我们从他主张的施特劳斯之「古今之争」及积极付诸实践的以古希腊自由教育为价值范式的通识教育也不难得到印证。不论是「通三统」，还是「儒家社会主义」，其中皆不乏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认同和肯定，这自觉地赋予他保守主义的色彩。他认为，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应归结于三个传统──古代儒家文明传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宪政传统──的融合。其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解释，则对应于「共和国」的正是宪政之统，「人民」对应于「社会主义」，「中华」对应于「儒家」11。按照丁耘的说法，这恰恰回应了蒋庆之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天人思想」对应「中华」、「尊王思想」对应「共和国」、「为民思想」对应「人民」12。巧合的是，这似乎或明或暗地对应了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先进文化」对应「中华」或「儒家文明」，「先进生产力」对应「共和国」或「宪政之统」，「最广大人民利益」对应「社会主义」或「人民」。而这无疑被赋予诸如色诺芬之「居鲁士（Cyrus the great）的教育」、马基雅维利之「君主论」、伊拉斯谟（Erasmus,D.）之「基督君主的教育」此类的「君王策」（或译为「君王术」，princely virtuosity）色彩13。

　　比「通三统」更进一步，2007年6月，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和六十年》一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诸多经济社会制度事实上依赖于对于文革时期毛泽东传统的延续和继承，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以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来划分，而应该以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地来看。他将其界定为「儒家社会主义」14。某种意义上，甘阳更为强调的实是儒家文明传统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反现代性的传统。而这无形中弱化了邓小平之宪政之统及市场经济（包括「一国两制」）在中国的有效实践。这背后隐含着的无疑是他反现代性这一主张和立场。毋宁说，他与汪晖、王绍光等──尽管理论资源各异──并无二致，还是属于新左派阵营。正如他所说的，「中国人对民主法制误解很大，民主法制只不过是个相当低的、维持一个社会外在运转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个民主社会，如何「成为一个人」这一根本的问题，「民主法制却并没有解决」。因此，它「只不过是达到一个外在的条件，一个使你不受欺压的理想一点的条件」15。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20 编辑 ]

杰亮

（三）左右尼采主义：后现代政治的转向

　　尼采作为现代性转捩和后现代的起源已是知识界的共识了16。加拿大政治学者德鲁里（Shadia B. Drury）认为，以科耶夫（Kojéve，A）为代表的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和左翼知识份子可以归为左翼尼采主义，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学派则被归为右翼尼采主义。在她看来，左右尼采主义及其共同的反现代性立场和主张构成了后现代政治17。而新保守主义在国内的兴起及其与新左派的价值重叠，也证明了当代中国思想界之后现代政治转向这一事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甘阳的身上。尽管前述将他归为新左派阵营，但实则我们已然很难区分或界定他到底属于新保守主义还是新左派，到底属于左翼尼采主义还是右翼尼采主义。毋庸置疑的是，其作为一个尼采主义者及其反现代性这一立场和对于「古今之争」这一价值诉求的实践本身。同样，也让蒋庆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被自由主义者批评为极右的『政治儒学』居然与新左派相近」18。

　　当然，左右尼采主义之间也不乏分歧，尤其体现在二者对于民主的立场和态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新保守主义者反对民主，而新左派强调民主。不过，二者对此却心照不宣地予以了回避19。即便如此，亦诚如德鲁里所言，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总归都属于「尼采主义家族」，特别是针对共同的敌人──现代性时，自觉地殊途同归：一方面批判和指摘现实，另一方面又认同和拥抱着现实虚无主义。这也是当代中国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共同身处的境地20。
　

二、古今会通：现代性及其正当性的重构

　　 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与新左派重叠的趋势，自由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果说，90年代的争论中，普遍仅只以哈耶克为思想支撑的自由主义还处于教条主义层面的话，2000年以来的自由主义已然不是单维的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如此单薄，更多诉诸于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等之间的综合与平衡，亦更具理性与建设性价值。他们认为，新保守主义及新左派所谓的「现代性之政治叙事」「从实质上说是消解性的，是充满毒素的罂粟花。它们没有建设只有消解，没有改良只有否定，其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只能使本来就步履艰难的中国现代政治走向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来说，关键的不是鹦鹉学舌地把西方的现代性思想理论搬运到中国，而是回到人家发育现代政治的优良传统之中，学习英美建设现代政治的真智慧，而不是法德反现代政治的伪问题」21。正是基于对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后现代政治──之「古今之争」的这一价值断裂指向的质疑，其选择了「古今会通」这一生成性的价值诉求22。

（一）自由宪政与现代政治底色

　　不同于90年代，2000年后的自由主义明确指出英美体系的自由主义源于三个传统──英格兰传统（霍布斯、洛克）、苏格兰传统（斯密[Adam Smith]、休谟[David Hume]）及普通法传统（柯克[Edward Coke]、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之间的张力和平衡。尽管三个传统之间不乏分歧，比如斯密和休谟就对于霍布斯、洛克和普通法传统的去道德化予以了批判，而霍布斯与柯克之争更是法律与政治之争的历史典范，但正是这种分歧和张力，赋予现代政治更多建设、反思和平衡意义。

　　事实上，三种不乏分歧的传统所面对的问题──如道德、权利、法制等──恰恰对应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窘境。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同样面对着种种紧张与责难。高全喜强调国家主权，而秦晖则更倾向于有限政府；姚中秋强调自由宪政的基础是对于普通法的积极吸纳，而在高全喜看来「仅有普通法是不够的」，还需辅以形而上学作为道德支撑。无形中这已导致了道德、权利、法制及主权之间的张力关系，但本质上，这一张力更富有互相吸纳的积极色彩。因此，他们坚持「对于当今中国来说，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破除现代政治，不是指称现代性之病屙，不是像西方左右两派的现代政治之现代性叙事的观点那样用滔滔不绝的言辞来质疑现代政治，而是老老实实地从头开始，学习英美的现代政治之建设性道路」23。

　　历史业已证明，西方的左右两翼，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性共识，即以现代政治或自由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底色。抑或说，左右之争总是属于体制内的争论24。因此，二者的分歧再大，总归万变不离其宗，对于自由主义或现代政治的基本认同是不变的。在这一前提下，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批判（甚至包括「古今之争」）反而被赋予了积极的建设性意义。而这也是其区别于中国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的根本所在。

　　正是因为这一价值底色的阙如，自由主义者提出中国现代政治的建构应追溯到西方现代政制之根源。在此基础上，还要「认真总结中国自身的新老两个传统。老传统属于王朝政治的传统，它看上去虽然断绝了多年，但历史的余绪不绝如缕。新传统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党政治传统，另一个是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传统，它们都以不同于王朝政治的现代政治形式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扮演了积极性的角色，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底色」25。可见，关于中国传统的重新认识及对其价值的重新认同，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新左派不乏共识。确如上述所言，在此中国自身传统反而具有成为争论之价值底色和前提性共识的可能。问题是，这样一个共识的建构对于中国现代政治之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如果说，仅只缺乏现代政治之价值底色还有可能建构的话，那么，以中国政治传统作为价值底色是否意味着去现代政治更加遥远了呢？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2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