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连续两天在央行官方网站发表三篇文章，倡议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即美元。周小川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之后，中国副总理王岐山亦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要求G20峰会就改变IMF的投票制度定立时间表，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呼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层言论的背景之一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发布政策声明,宣布将在未来六个月内买入总额为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资产面临缩水的危险,与此同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却又不得不宣布会继续按需要投资美国国债。因此,有人认为,在当前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被美国国债“绑架”,中国迫切希望长期内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争取国际金融舞台的话事权。在G20伦敦峰会结束后英国首相布朗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布朗宣布，中国将向IMF增资400亿美元。日本与欧盟将分别增资1000亿美元。这表明了中国强调大国的责任，欲争取在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发言权。

目录
(1)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第1－第2楼)
(2)周小川：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第3－第5楼)
(3)周小川：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第6－第10楼)
(4)王岐山:G20目光不能仅限于自身需求(第11－第11楼)
(5)胡锦涛在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发表讲话(第12－第13楼)
(6)CCTV:货币战争:英镑是怎样取代黄金的(第14－第18楼)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作者:周小川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6 09: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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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对于参与各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2、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SDR 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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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

作者:周小川

关于储蓄和消费行为规律，至今经济学和统计上尚未有令人满意的解释。随着金融危机不断蔓延，近期各界对危机原因的讨论升温，部分观点将东亚和产油国较高的储蓄率视为全球失衡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探讨影响储蓄的因素，分析造成东亚和产油国较高储蓄率及美国低储蓄率的原因，简要介绍了中国储蓄率的变动情况及调整思路，并提出调整储蓄率的可能选择。本文主要观点已在2009年2月10日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做了探讨。

　　

一、影响储蓄率的因素

　　本文所指的储蓄是广义概念，包括狭义的国内储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及外汇储备。目前，尚无充分可信的学术研究说明储蓄率高低与特定因素，如以人均GDP衡量的富裕程度、汇率、金融媒介和资本市场发育程度、民族传统、人口结构、社会保障的优劣等相关。汇率与储蓄率在统计上存在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且统计检验不显著，似乎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

　　分析决定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是各国政策选择时无法回避的，只有弄清导致高储蓄率的因素及权重，才能找到有效的调整工具。

　　

二、东亚国家和产油国储蓄率高有多重原因

　　东亚国家储蓄率偏高有多重原因：一是民族传统。东亚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崇尚节俭、自律、提倡克制、中庸（低调）、反对奢华等传统。二是文化因素。可能需从大量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中找出文化差异。与东亚相似，拉美国家并不富裕但储蓄率也并不高，因为居民拿到工资后很快就消费光了，其中就有文化因素。三是家庭结构。东亚家庭结构紧密，社会对家庭依赖程度高，家庭承担着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大量社会责任。四是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阶段。从弗兰克×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考察，壮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增加，会使个人储蓄增加以备将来养老、医疗之需；从经济增长阶段考察，经济非同寻常的高速增长将使多数增加的收入转为储蓄，导致储蓄率高于正常比例。中国正好符合上述条件，储蓄率高不难理解。日美两国对比也可说明上述因素的作用。日美均属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高、社会保障体系各有缺陷，但日本储蓄率远高于美国，主要因为其在社会文化、家庭观念、人口结构等方面与其他东亚经济体十分相似。

社保体系不完善导致储蓄率高逻辑上正确，但并无太多实证支持，且该观点以理性人为假定，认为社保体系不健全时，人会通过增加储蓄预防未来医疗、养老等需求，但实际上不一定成立。

　　产油国高储蓄率也有客观成因。产油国禀赋特殊，地下埋藏的石油财富远超出正常消费需要，必然以储蓄方式积累下来。

　　经济学初级教科书从供需和价格开始，使人们容易联想是某一价格，如汇率和利率，在左右储蓄和消费选择。但事实上储蓄率高低还与多种因素有关，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过名义汇率调整可以大幅改变储蓄率。民族传统、文化、家庭结构、人口、社会保障体制等都非短期内能够改变，即使政策有效也需长时间显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1 09: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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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储蓄率的影响

　　GDP中的储蓄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当总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而对外投资又不足时，余者就会转化为外汇储备。东亚国家储蓄率与贸易不平衡问题从1997年后逐渐突出，对其分析需从亚洲金融危机对其经济行为和储蓄率的变化入手。

　　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是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危机前后，对冲基金肆意投机，短期先资本大量涌入后急剧逆转，使东亚各国经济雪上加霜。东亚人民受到惊吓，并对这类投机行为充满痛恨。危机后，不乏观点认为缺乏管制的掠夺性投机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并希望国际社会加以必要监管，但部分国家出于种种考虑不主张监管掠夺性投机资金，也不认为需调整监管框架，相关国际组织也未能承担对资本异常流动的监管责任，迫使东亚各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

　　东亚国家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提高也是国际组织救助方案的自然结果。在帮助东亚国家应对危机过程中，国际组织对本应加强管理的国际投机资本不置可否，对救助附加过多严格条件，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实施财政和货币紧缩、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东亚国家十余年来吸取了教训，增加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意在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东亚国家自身在经济发展模式、外债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也有不足。危机后，各国大举改革了企业和金融机构，同时完善社保体系，改革教育卫生制度，只是上述措施并非短期能够见效。

　

四、中国能否有效地调整储蓄率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经济恢复一直较慢。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汇率，对阻止当时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

　　危机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推进，企业和政府部门改革力度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2002年后，储蓄率开始显著上升，且以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明显上升为突出特点。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已处于全球高水平，这与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无需从工资中列支，居民的储蓄动机不强，储蓄被称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 9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企业不再直接负担上述支出，但社保体系并未有效建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由于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2005年以来中国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国策，其综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储蓄率，但对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弹性、具体调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1 09:51 编辑 ]

杰亮

此外，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尽管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实现市场化和成本真实化，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化。

　　

五、对美国家庭低储蓄率的观察

　　美国家庭储蓄率变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长期维持在7-10％；二是1997年后，伴随着“双赤字”特别是贸易赤字显著上升，储蓄率显著下降。有观点认为，这是90年代中期后各方对美经济“过度乐观”（Euphoria）所致。 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解体，经济滑入下行轨道；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欧洲经济也因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性问题表现不佳。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具有最优的经济体制，似乎无人能敌，唯一能在增长模式上对其形成挑战的是东亚模式，但1997年后，亚洲经济也受到重挫。近年来，尽管美国经济也遭遇了“9.11”和高科技泡沫破灭等冲击，但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恢复能力，致使市场对其“过度乐观”。这种观点显著影响着美国居民的储蓄行为。由于此次危机规模空前，预期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危机后会出现较大调整。

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六、储蓄率调整的可能选择

　　全球储蓄率不平衡客观存在，储蓄率高低差异的原因多样，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不切实际，需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考虑。

　　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国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还需同时平衡刺激消费和恢复经济增长。东亚国家降低储蓄率也需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当然，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次危机应对和调整中，中国通过扩大消费内需丰富经济增长动力，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注重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增加农村地区及弱势群体收入。

　　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本次危机表明，需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时，国际救援措施应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大内需。

　　再次，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的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后者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东亚国家储蓄率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显效，产油国高储蓄率在油价未大幅下降前提下仍将维持较高水平，因此全球储蓄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为使储蓄合理流动，提高全球资金配置效率，可以考虑将储蓄盈余更多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它们是未来全球经济的高成长点，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必需的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于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据IMF统计，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仍占63.9%。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同时，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因此，除加强监管合作、引导储蓄资金合理流动外，国际社会还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网」(2009年3月27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1 10: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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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

作者:周小川

人们就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已经展开了很多讨论，包括在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等。本文旨在讨论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顺周期性因素、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货币和财政当局在严重市场危机下如何发挥专业作用。本文还简要介绍中国金融业改革以及我国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而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本文中的部分观点曾于2008年11月15日巴西圣保罗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阐述过。

一、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性特征

谈到系统稳定性，我们可以借助电子工程或控制论的部分概念。在复杂系统里，通常有多个反馈环，有些是正反馈，有些是负反馈。正(+)反馈环强化了放大作用（类似于增效器），从而产生自激震荡（如同繁荣和萧条的顺周期性）和零点漂移（如同泡沫的参照点）；而负(-)反馈环削弱放大作用，从而有助于系统稳定和零点的自我校正。近年来在经济金融体系中，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有太多的正反馈环，而负反馈环不多，因此系统呈现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我们现在并不需要完全重建整个系统，而是需要给系统添加几条负反馈环，这可以充分改变系统的特性。

金融危机往往起源于泡沫的积累及其破灭。经济学家通常着重阐述宏观层面的顺周期性，然而，在微观层面上，目前市场结构蕴涵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顺周期性特征，在应对当前危机、改革金融体系时应予以解决。在现有的市场结构中，需要在微观层面安排更多的逆周期机制（即负反馈环），以确保金融体系更为稳健。

1．信用评级问题和来自外包的羊群现象

全球金融体系在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高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从而产生了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信用评级业由少数几家大型机构主导，它们几乎提供了全部重要的评级服务。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相关性较高，它们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周期性力量。经济繁荣促使乐观情绪产生，经济衰退则导致悲观。众多市场参与者使用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并作为业务操作和内部考核的标尺，在机构层面产生大量的“羊群行为”。此外，由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的经营模式使评级过程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发行人还给评级机构支付产品结构设计方面的咨询费用，从而产生更多的问题）。与抵押贷款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评级模型也存在不少缺陷，在本轮由次贷问题引发的危机中，评级机构曾给予很多次贷类产品较高的评级，后来又在短期内大幅降低其评级导致金融机构大规模减计资产。

羊群现象还可以理解为正反馈环过多从而导致自激振荡。在投资决策时，我们强调要分散投资。投资组合分散化意味着在看涨某些投资品种时，也要防备另外一些资产价格下跌。投资者多元化则意味着市场既需要乐观者也需要悲观者。因此金融体系不应鼓励投资者千人一面或大家采用一模一样的投资组合。然而，太多的金融机构的内控系统及其投行人士和交易员在内部评价、风险控制中所使用的技术路线模型是外包的，包括前些年很多金融机构所使用的程序交易（program trading）模型也是外包的。如此普遍的系统技术的外包就造成了金融体系中千人一面的局面，产生了强烈的顺周期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1 10:04 编辑 ]

杰亮

对于复杂的金融产品，大多数金融机构均使用了由少数金融工程师设计的模型，这些模型在金融业使用广泛。在一定条件下，上述模型在同一时间产生的方向性结果类似，也就是说模型结果高度相关。当全球金融业均使用上述模型时，资产价格繁荣和衰退的程度都被加剧。此外，由于市场参与者使用相同类型的模型，其行为也高度同步，从而产生了系统性风险。监管者应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通过内部判断来补充外部定价模型。为强化结构性产品发行人做好风险评估的动力，监管机构应要求其在资产负债表中持有一定份额的标的资产，从而减缓“发起—配售”（originate-to-distribute）商业模式产生的贷款发放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欺诈性贷款发放等问题。

从评级的使用者方面看，道德风险问题长期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很多规定都要求投资管理决定和风险管理做法要确保金融产品达到主要评级机构给出的一定水平的评级。这样做使得从业人员可以搭外部评级的顺风车，只要金融产品满足了门槛评级标准就无需担心其内在风险了。长此以往，金融业习惯了这种做法，非常依赖于外部评级并为此感到自满。有些市场参与者似乎已经忘了，评级不过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得出的违约概率的指标，它永远不能成为未来的保证。与感到自满一同滋生的还有投资经理产生惰性和马虎态度，不去质疑投资组合中投资产品的内在风险。一旦问题发生，就像此次危机一样，指责的矛头都指向了评级机构。使用评级结果的机构（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服务企业等）应该最终对其客户和股东负责，应对风险做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光把风险评估职能外包给评级机构。在必须使用外部评级时，还要进行内部独立判断并以此作为外部评级的补充。事实上，上述问题相当严重。监管者应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内部评级能力，减小对外部评级的依赖。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需要出台新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外部评级的依赖度和使用率不超过业务量的50%，至少对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这样规定。同时，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还应加强内部评级能力，对信用风险做出独立判断。

2．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按模型定价

现有的国际会计准则（IFRS，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和公认会计准则（GAAP，由美国的金融会计标准委员会、会计师协会和美国证监会共同制定）都要求根据资产负债的不同特征和管理者的持有意图对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进行混合计量，即对交易目的资产和可出售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持有到期的资产、贷款和没有公允价值的负债按照历史成本计量。

GAAP和IFRS相类似，都把公允价值定义为一种资产或负债能够与有意愿的交易对手以有序方式进行交易和清偿的价格。两种会计框架都提供了分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层次1－在活跃市场有可观察的价格，因而采用市价对资产和负债进行价值计量，也称盯市原则；层次2－没有活跃市场时可采用模型来估值，但需要输入可观察的参数，称为按模型定价；层次3－类似盯住模型的方法，用不可观察的输入参数和模型假设进行。GAAP和IFRS都要求对公允价值方法的运用、特定假设、风险暴露、敏感性进行披露。

在此次危机中，公允价值暴露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允价值较之于历史成本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公允价值较之于历史成本更加动态，更能反映资产和负债的实时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化，并通过公允价值计价工具的损益变动加大了收益的波动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1 10:26 编辑 ]

杰亮

在此次危机中，各金融机构因为持有大量抵押类证券，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出现了大量未实现（unrealized）且未涉及现金流量的损失。这些损失仅具有会计意义，但这种天文数字的“账面损失”却扭曲了投资者的预期，形成了“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二是缺乏在非活跃市场运用公允价值的指引加剧了市场的动荡。从公允价值的定义来看，有序交易是其运用的一个前提，但在危机中，大量机构被迫变现资产，形成的价格并不符合公允价值的前提，但会计准则中缺乏对此类情况的具体指引，使得会计主体不得不按照不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公允价值计量，进一步增加了“账面损失”额，加剧了“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

可以说，在正常情况即低频波段时，盯市是个负反馈环。然而，在极端情况即高频波段时，盯市就追赶不上相位变化了。当相位滞后大于90度时，负反馈环就呈现正反馈环的特点。这时我们需要切断反馈环，因此就需要一个断路器。在情况恢复常态时再使系统重新恢复使用。在经济系统中，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断路器机制，抑制特殊情况下盯市原则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带来的顺周期性。

3．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

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 II）中，对资本充足率的框架进行了完善，从单一的资金充足约束转向突出强调银行风险监管，将最低资本要求列为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监管资本要求、监管响应、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督）之一。该协议延续了８％的最低资本要求，将风险加权资产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改进为全面反映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同时对计量风险的方式加以升级和多样化。自发布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制定实施新协议的步骤和时间表，其中欧洲主要国家已经基本上实施了资本新协议。我国也在为实施资本新协议做积极准备。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允许金融机构使用内部评级法对复杂产品定价并评估其风险。资本充足率计算中的风险权重来自内部模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经济高速增长时，风险权重通常较低，资本充足率因而较高；而在经济衰退时，风险权重通常较高，资本充足率则较低。因此，金融机构倾向于在好年景时提高杠杆率，而在年景不好时则降低杠杆率，从而促进了繁荣期的泡沫积累，以及衰退期的信贷紧缩与资产抛售，导致周期性波动上升。这体现了较强的顺周期性。

金融稳定论坛成立了工作组，并与巴塞尔委员会合作研究强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解决本次危机中体现出来的该框架的弱点包括顺周期性的方法。

二、发挥好各国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的专业作用，建立资本约束的逆周期机制

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中，资本充足率要求是最重要的约束机制之一，此次危机表明，良好的资本实力对于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更广泛的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有效克服现有资本监管框架中顺周期因素以及增加银行资本的质量是防止严重金融危机的必要前提。危机反映了银行机构在资本充足性方面存在许多脆弱性，表现在：Basel II对复杂信贷产品的风险重视不够；最低资本及其质量要求未能在危机中提供足够的资本缓冲；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加速了金融动荡；以及金融机构间在资本衡量标准方面存在差异。在国际上，目前正在致力于强化资本约束的普遍性，包括对资产证券化、表外风险敞口和交易账户活动提出资本要求，以及提高一级资本的质量和全球范围内最低资本要求的一致性。此外，作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构建适当的杠杆比率指标可以在审慎监管中发挥作用，既可以作为潜在承担过度风险的指标，也可以起到抑制周期性波动被放大的作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1 10:27 编辑 ]

杰亮

在克服现有资本充足率框架的脆弱性尤其是资本缓冲的周期性方面，可以积极发挥各国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的专业作用。当经济周期发生异常变化或经济系统需要非常规的逆周期调整或特殊稳定手段时，可以考虑让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发布季度景气与稳定系数，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可以使用该系数，乘以常规风险权重后得到新的风险权重。因此根据这个风险权重得出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其它控制标准（如内部评级法）可以反映整体金融稳定的逆周期要求。

传统上来说，财政当局可以实施逆周期的财政政策，货币当局可以使用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工具，但这些工具都是宏观的。为解决微观层面的顺周期性，可开发使用逆周期乘数，抑制顺周期因素，如内部评级法算出的风险权重。如上所说，负责整体金融稳定的部门可能有必要开发一套景气指数，并从中导出逆周期乘数。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不少与经济周期、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相挂钩的各类指数。景气指数可以建立在这些指数的基础上。在市场繁荣期，资产价格一路走高，乐观情绪占主导地位，景气指数维持高位。经济衰退期则正好相反。一旦有了景气指数，推导出来的逆周期乘数就可以运用到顺周期因素中，如上面提到的风险权重、用于评级的违约概率和金融交易中使用的各种抵押物的折扣率。在合适的形式下，景气指数和逆周期乘数还可以用于其他的顺周期因素。举例来说，可以在经济繁荣期时对内部评级法计算得出的风险权重使用大于1的逆周期乘数（如1.5。这只是一个例子，实际的乘数取决于具体的计算，以下同），在经济衰退期时使用小于1的乘数（如0.7），从而缓解顺周期问题。乘数的大小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产品类型、行业种类和风险敞口的国家类别。通过逆周期乘数的运用，除有助于克服顺周期因素以外，并通过改善抵押品的管理和作用于信用评级的违约率，更好地管理复杂信用产品的风险，从而提高资本金的质量。

为了稳定严峻危机下的市场，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必须迅速行动，采取非常规措施。即使采取了强有力的正确措施，但应对不及时或延误的行动滞后于事态的发展，将会降低措施的效果。在现代西方社会，赋予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稳定市场的特殊授权往往需经历较长的政治过程，因而常常错过最佳行动时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案例。今后，各国政府和立法机关也可能考虑事先授权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在特定的、定义清晰的危机情形下采取非常规手段以控制系统性风险，从而使其迅速采取大胆行动，而无需经历冗长甚至艰难的批准过程。这种系统性的事先批准的职责将使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的专业技能在市场最需要时发挥最大作用。

三、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和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

2003年，基于对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隐患的深刻认识，中国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决定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重组改制。当时普遍认识到，我国的银行业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如果不进行认真的改革，将无法抵御大的经济下行周期的冲击。冲击尤其是外来冲击可能会触发对银行体系信心的危机，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中国政府首先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外汇注资。银行业改革起步迅速，抓住了较好的时机，并取得了成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1 10:30 编辑 ]

杰亮

改革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等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资本金水平较低甚至为负，并且不对股东价值负责。通过注资和公开上市，这些银行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快速增长后，现在仍然保持充足的资本。通过剥离不良贷款并加强风险管理，上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保持在较低水平（低个位数）。在公司治理方面，董事会组成中由独立非执行董事和专职董事占大多数，他们可为银行的发展提供战略指导，并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银行还引入了海外战略投资者，帮助其改善风险管理、业务流程、产品创新、现金管理、信用卡业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重组、公开上市及提高透明度的措施，这些银行开始实施问责制，股东价值受到了尊重。

在证券业，有问题的证券公司被关闭，一些重要的证券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注资，进行了重组。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保证金与主要银行建立了独立的托管安排，防止客户资产被挪用。银行业改革和证券业清理取得了成功，为金融部门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本次金融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尽管过去一年中股市大幅下跌，但截至目前证券公司尚未出现任何重大问题。主要银行经营稳健，能够承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工、建、中三家国有银行的市值位居全球金融业前三位。改革提升了我国金融业的实力，是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强有力保障。同时，我国金融体系还得益于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策略，对国外市场的风险敞口有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受到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虽然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主要银行改革后并未经历完整的经济周期，在很多方面还需改进。经济增长放缓将是对银行稳健程度的一次实实在在的压力测试。

尽管金融业非常稳健，但中国经济仍然感受到了世界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特别是出口部门。去年四季度以来，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对我国经济负面影响日益加重的情况，我国政府反应迅速，果断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工作要求，迅速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一是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计划两年增加约4万亿投资，重点投向“三农”、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等基础设施、节能减排和社会事业等5个方面。二是启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大对企业政策扶持力度。目前已先后出台轻工、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石化、有色、电子信息及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通过振兴规划努力遏制和扭转工业增速下滑的状况。三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去年9月以来，先后五次下调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此外，还出台了9方面金融措施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四是着力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加大支农惠农力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五是推进增值税转型、成品油税费和医药卫生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通过上述措施，中国可望削减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并通过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

总体来看，宏观调控政策已初见成效，一些先行指标有回暖迹象，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基本得到遏制。事实表明，综合比较世界上主要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我国政府在出台重大举措时决策及时、果断、有力，体现了独特优越性。

文章来源:「中国网」(2009年3月27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1 10:5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