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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度是相邻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这些共性源自两国的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和悠久历史。西藏地区位于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汉人和印度人在与藏人交往时显示出不同的态度,这与中国和印度两种文明的特征和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有关。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汉文化的传播与印度梵文化的传播也有各自的特点。中国的炎黄大祭宗与印度教的教仪式相比，炎黄在祭祀者心中，是五千年前的先人，他们发明或创制的文化福祉的后代，所以隆重公祭，但恒河边的印度教徒们却认为他们敬仰的创造与毁灭之神湿婆却是永生之神，他会来恒河边巡视，会拯救信众的灵魂，而这种神圣的宗教仪式每天举行，成为教众与旅游者的文化大餐。没有行政力量，没有政府投入，甚至没有警察维护现场，每年二三百万人参与的世界级文化活动，就这样悄然举办了，富有生命力地进行着，千年如斯。

目录
(1)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第1－第4楼)
(2)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启示(第5－第9楼)
(3)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第10－第16楼)
(4)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第17－第19楼)
(5)印度民主：一个成功范例(第19－第21楼)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作者:中根千枝   译者:马戎

作为首届费孝通纪念讲座的主讲人,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并不想在这一个讲座中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比较,我想在这里谈的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在这两个国家中生活和从事研究时的一些亲身感受。从很早时候开始,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的西藏地区,我曾经分别从中国内地和印度一侧的喜玛拉雅地区出发旅行到藏区,从事西藏研究的田野调查,为此我在这两个国家里一共生活了好几年。



我第一次来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是在1953 年,对我来说,这里的每一件事都具有异国情调,同时也令人惊奇。但我很快就回想起我早些时候在中国北京生活时所感觉到的十分类似的氛围,这种熟悉的氛围使我容易和轻松地开始了在印度的生活。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种感觉肯定来自一种只有在一个幅员辽阔并具有悠久历史的大陆社会才会产生的社会氛围。尽管中国和印度通常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但事实上它们也显示出一些令人关注的共性。

请让我首先指出我在这两个社会所观察到的一些重要的方面,并从社会- 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汉化”和“梵化”在这两个国家的影响,最后我想讨论一下中国西藏、中国内地和日本三地在接受佛教时的不同态度。

社会- 地理环境中的共同特点

首先,中国和印度这两国内部的各区域间在语言、区域文化特征上都显示出了巨大差异,这些地区差异与目前的行政单元大致吻合:中国有23个省,印度有25 个邦,除此之外还都各有一些特殊的行政地区(如自治区和直辖市) 。两个社会都可以被粗略地区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部分(如中国的“北方人”、“南方人”;“北印度人”、“南印度人”) 。这些划分与各自地区居民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在北方,人们主要的食品是小麦,而在南方主要食品是大米。

其次,两个社会内部都包含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体和一定数量的穆斯林人口。中国有55 个少数民族,而在印度大致有400 个(缺乏制度化的统计数字) 。在印度,这些少数群体被称为“部族”,其中大多数是人口不多的小群体,平均人口规模约在30 万人上下。这些少数民族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边远的山区,也有少数人居住在印度村落外围的贫瘠平原上。他们的居住地散布在许多地区,包括几乎所有的邦。他们集中聚居的地

区是印度东北部的边境地区,包括阿萨姆邦。这些山地部落居住的地区从东北部一直连接到缅甸的北部、泰国北部和中国的云南,这样就在这一狭长地区形成了一个山地部落的分布带。虽然这些部落在各国被划分为许多小族群,但是这些人群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基本上相似,所以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的这一地带可以观察到在当地族群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

不同于这些南方的山地群体,中国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少数民族群体,它们不仅人口规模要大得多,而且它们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甚至统治过中国。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对这些少数群体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主要是由偏重历史的民族学家们来开展的。这些研究成果的最好代表是费孝通教授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民族的历史情况,而历史对于理解这些民族是最关键的。而在印度,对少数群体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体质人类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来进行的。由于研究领域和专题的不同,学者们所采用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就难免有差异。

回族穆斯林人口是中国总人口的0.7 % ,中国10 个穆斯林民族的人口为中国总人口的1.6 %。穆斯林人口是印度总人口的1.7 % ,印度的穆斯林人口甚至超过了巴基斯坦的总人口。这些穆斯林人口和印度人(Hindus) 一起构成了印度总人口的93 %。在中国,回族仅是许多个少数民族之一。而在印度,穆斯林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这与在英国人统治之前统治了印度长达300 多年(公元1526 —1540 年,1555 —1858 年) 的莫卧儿帝国的影响有关。莫卧儿帝国对印度的影响,可以与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公元1636 —1911 年) 相比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29 08: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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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穆斯林人口在这两个国家的地理分布方面具有相同的模式,他们散布在国家的各个地区,而且他们聚居区也都在各自国家的西北地区:如回族聚居在中国的甘肃、宁夏,印度的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克什米尔。他们的居住现象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居住在多数民族和其他民族(如藏族) 交界之间的地区。费孝通教授曾经称之为中国西北的“伊斯兰走廊”,而我在印度西北部地区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情况。所以,不论我是从中国内地还是从印度进入藏区,我总是必须首先经过穆斯林居住区。

“汉化”与“梵化”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同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陆社会,中国和印度的社会结构中具有巨大的差异性,那么造成各自统一和内部融合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我认为必须从“汉文”和“梵文”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中去寻找。这两种语言在古代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这两种语言和相应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都是两个国家上层社会中的那些有教养的人。当然,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之后,由这两种文化所包含的基本观念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社会的普通民众当中。

汉文承载的特殊文化,可以在政治思想的伦理当中体现出来;而梵文则揭示出社会制度中的哲学与宗教思想。两者都对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文化的代表是中原的政权,“汉化”即汉文化向四周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皇朝政治体制的行政权力来推动的,接受了汉文化并进入到这一政治体制的人们,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

“梵化”体现的是基于印度价值的一种社会秩序,特别体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上。不论是种姓制度内部或外部的人群,凡是接近和发展出与这一秩序相似特征的人群就会逐渐成为印度社会的成员。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能以某个个体加入印度社会,而必须以一个群体的方式成为印度社会的组成部分,成为印度人。于是,“汉化”和“梵化”就分别在中国和印度产生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同的社会,由于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吸纳新的成员,这两个社会没有像目前的民族- 国家那样的明确的边界,它们的边界都是模糊的。

我再举一些边缘地区族群交往的例子。在汉人与藏人有密切接触的边缘地带,我们观察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汉藏交往不仅造成一些族际通婚,这些通婚的夫妇的居住也有其特点,在这些的汉藏通婚案例中,汉人男子与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区,而很少见到藏族妻子迁往并生活在汉人地区。同时,那些在藏区生活了几代的汉人家庭都被藏化了,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而且我发现,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具有令人惊奇的能力来克服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在这些地区,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人的文化。例如作为当地社区或寺庙首领的藏人一般都会讲流利的汉语,而且通晓汉文,通常在他们的藏族名字之外还有汉人姓名。一眼看过去,很难看出他们是汉人还是藏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藏族身份认同还是很清楚的。

但在印度这一侧印藏相邻的基层社区里,情况则很不相同的。几乎没有印度人生活在藏区。在这些文化边缘地带,印度人- 藏人的接触比起汉人- 藏人的接触来,要少得多。然而,许多藏人包括贵族和农民,很长时期以来都在冬季为了朝圣而访问印度,他们对印度有着崇拜的心情,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当地的印度人也以友好的态度接受了这些佛教徒。一些上层的藏人过去在印度喜玛拉雅地区还有住所,他们与印度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但是在印藏之间的通婚却极少发生。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印度人在他们内部一直严格地实行种姓内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即结婚的对象必须属于同一个种姓,但又来自不同的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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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构造

我刚才讲到了“种姓内婚”。印度的种姓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社会制度。在谈到这一点时,我想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费孝通教授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自我”是一个起点,社会关系像同心圆那样一波一波扩展开来,最后达到了最外圈的“天下”。这些关系的性质是灵活的,而且在各组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

当你观察印度的种姓社会时,另一个很不同的模式显现出来。印度社会是由无数群组构成的,它们形成一个镶嵌模式。由种姓作为代表,每一个群组都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实体。群组的聚合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如地缘联系、相同职业、在种姓等级制中地位的相近,等等。此外,印度的种姓主要还是一个职业群体,每个种姓都有一个特定的职业,这样的例子很多。为了维持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每个种姓都需要其他种姓提供的服务,通常会需要30 个以上不同种姓的配合。于是,它们和其他种姓之间保持着经济功能方面的联系。但是其中任何一层联系都不可能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不管一个人在印度社会里走到哪里,不管当地的语言和习俗如何不同,他都可以发现那里有着关于种姓体系的相同原则,也许各地会有些小的变化,但他们都分享着同一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所以他们可以辨别出其他人的身份,也因此确定自己的身份,马上就可以根据这一身份把自己纳入到当地的社会结构中,而不需要任何基于血缘或亲属关系的联系。所有的个人和群体,都属于不同的种姓,都认同这一个种姓体系,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位置,即使是迁移到其他地方,也很容易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样一个体系的运作中,一个社会的整体凝聚力也就产生了。

这两个社会的图景呈现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尽管在两个社会组织结构的构建上存在差异,但我们在社会组织的“核心”里还是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共性,那就是“家庭”的重要地位。在这两个社会中,传统家庭结构的理想类型是相同的。在家庭的基本结构中既有家庭成员之间垂直的关系,同时也有横向的平行关系:既有垂直的父子关系,也有父母相同的平行的兄弟关系。这样一个水平和垂直交叉的结构,固定了家庭的核心,家庭成员的亲属关系再扩展到外部的成员。在一个家庭和一个父系宗族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其功能边界的产生取决于一些既定的场景,如共有的财产、成员们的个人因素。

中国的父系关系的识辨根据族谱可以上溯或者下延许多代,这里我们就会想到中国的祖先崇拜。在印度,父系集团被称做“gotra”,它构成了一个种姓群体的组成部分,一个种姓群体由许多不同的“gotra”所组成。“gotra”的功能就是建立起共同成员身份的认同,而不是表现与祖先之间的关系。每个“gotra”有一个共同的神龛和名字,它不同于常说的“姓”。“gotra”的名字与中国的姓相应,但它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并不使用。现在许多年轻的印度人都不一定记得自己的“gotra”,但是到他们找对象结婚时,一定会去问自己的父母,自己属于哪个“gotra”, 因为男女如果属于同一个“gotra”,表示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父系血缘关系,是不能结婚的。印度人的婚姻必须发生在同一个种姓内部,但是必须在不同的“gotra”之间。

尽管我们发现在中国和印度社会中存在着不同之处,但在两个社会中对血统(亲属) 的承认,在社会组织底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日本社会中则有所不同,在家庭确定内部和外部成员关系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户”(household) 这个单元,而不是血统(kinship) 。事实上,家庭脉络的延续是“户”的延续,在一“户”的下一代中只有一个儿子和他的妻子可以把这个“户”继承下去,其他兄弟们将分家出去,另立门户。当一个家长(父亲) 没有生下儿子来继承自己的“户”,他就选择一个男子来收养,这个男子可能来自自己的亲属中,也可能与自己没有任何亲属关系,这个收养的男子会合法地继承家长的姓氏和“户”的全部事业。

虽然日本从中国接受了许多重要的文化成分,但是日本的社会制度和继承制度保持了原来的传统。在日本社会的制度里,像“户”这样的组织在个体成员的联系中比血缘亲属关系更为重要。这一原则进一步发展成了这样的现象:个人的社会交往范围通常仅限于他现在所属的组织(“户”的变种与扩展) 的围墙之内,这也就造就了日本人对组织(公司) 的忠诚。而在组织之间的那个层面上,交往网络也是存在的。例如,在一些经济界的个案中,父亲公司和儿子公司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彼此建立起了远比经济关系更密切的忠诚关系。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案例中,网络的功能也被限定在组织环境当中,人们的行为仍然受到“组织”体系的严格约束。所以,看到中国人和印度人能够拥有和运用如此丰富灵活的个人关系和功能网络,我们日本人是十分惊奇的。从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和印度社会的差别和共性表现得是十分清楚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9 11: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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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佛教:汉人、藏人和日本人的差异

佛教经书(经典梵文) 的汉文翻译,以《般若心经》为例,它是公元403 年由龟兹人鸠摩罗什翻译的,他精通梵文和汉文。之后《般若心经》又被玄奘法师于公元660 —663 年再次翻译为汉文,玄奘从印度取经后返回了长安,专心翻译佛经,玄奘的译本在中国更为流行。

佛经的藏文译本出现较晚,因为藏文字母是在7 世纪从Nagari 字体(印度几套书写字体之一,包括梵文等书写形式之一的天城书) 借来一些元素而合成创制的复杂文字,所以在8 世纪开始把梵文经书译成藏文。特别是在11 世纪时,佛教在西藏特别发达,出现了一些非常杰出的僧侣学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留学印度,同时印度的梵学家们也应邀访问西藏。这些藏人学者被称作Lotsa wa (翻译人) 。在那个年代的西藏,学者与翻译人是同义词。藏人学者们极力地使用藏文术语来与梵文词汇和概念相对应,他们的翻译工作有时是与印度梵学家共同完成的。最先《梵藏佛教词典》的编写早在9 世纪初叶就已经完成,所以藏人对佛教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梵文的体系,因而是学院式的,他们的学术标准非常之高,也正是这些学者为后来藏传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在这里应当说,今天藏文佛教经文对于世界上的学者们来说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把印度经文恢复到初始的版本,而这些印度经文当中有许多在印度已经失传。

与之相比,中国高僧们在把梵文佛经译成汉文时走到这样的境地:由于汉文和梵文之间在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汉文翻译不是每个词一一对应来翻译的。它们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在翻译时所参照的概念和术语,通常是一些已经存在的相关的汉文概念和术语,所以这里有一个“汉化”的倾向性;第二,在把原始的梵文经文翻译成汉文时,译者通常会根据汉文已有的思想表达方式而加以简化或筛选。其结果是,在印度用梵文表达的精心设计的思维与逻辑话语并没有被翻译过来,参与那些玄妙的隐喻话语,似乎并不是这些汉人译者的兴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是十分务实的,往往只关注那些可以带来实际成果的东西。所以这也显示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很不相同。当然,我必须说,汉文经文自身也具有其优雅的风格和华美的词汇,充分表现出了中国佛学的渊博思想。

与汉人不同,刚刚接触到佛教的藏人则尽可能地完整吞下印度的逻辑思维,这些对于他们是十分新鲜和高深的事物,他们为如此发达的文明和智慧所折服。这种把梵文经典严谨地译成藏文的倾向,与他们当中许多人与印度梵学家有密切接触是有相联的,他们受到这些印度梵学家的很深的影响。可以说,与梵文的密切关系贯穿了藏传佛教的整个发展历程。在中国内地,佛教的鼎盛时期在7 世纪就已经结束,到了11 世纪,政府组织的佛经翻译工作已完全停止,译者们也随之消失。而正是这时,藏传佛教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最后,我想讲讲日本人接受佛教的态度,特别是对使用Sutra (经典) 的态度。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直接接受了汉文版佛经而没有把经书译成日文。理由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在7 世纪时汉文字母已经在日本识字阶层中移植得很好并被广泛使用,言辞精美的汉文佛经也显示出一种神圣性;第二,汉文佛经可以使用日文发音来优美地诵唱,这对于佛教在民众中的传播已经够用了,经典中的深刻含意对于一般的日本人来说并不需要特别去搞清楚;第三,尽管一些学问较多的僧人也尝试着去解释汉文经典,但是他们或多或少结合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不管那个宗派《, 般若心经》是人们最熟悉的经典,而且玄奘翻译的流行文本太简短了,所以佛教研究者们和思想家们出版了许多的著作和文章来解释《般若心经》。

但是对于佛教研究只是基于汉文译本的情况,在近期开始有了一些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佛经的梵文初本。近期在日本出版了一本有关学术翻译的评论文章,探讨从藏文恢复的梵文版中初始的佛经含义,它是由中村元、纪野一义翻译的(1960 年和2003 年,岩波文库) 。另外,几位藏族僧侣对佛经的评论和解释也已经被译成日文,包括《般若心经入门》(2004) 。所以现代的日本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对汉文佛经的解释和研习,开始对藏文佛经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且努力从藏文佛经中探讨原典。

上面我通过对边疆地区社会的分析讨论了中印两国的特点,我认为这些边缘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

今天世界发展的趋势导致各独立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并不以它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接触也开始显现出令人鼓舞的动向。两国首脑胡锦涛主席和辛格总理实现了会谈。在许多领域中(包括学术领域) 出现了更多的交流。这一发展趋势不仅深受两国民众的欢迎,同样也受全世界及邻国的欢迎。

在这一增进接触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比较关注当代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但是我们还需要理解彼此的社会,理解它们是如何走到了今天,在现成化发展的背后它们保持着什么传统的因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在与他国交往中什么是最适当的方式。

作者:中根千枝,女,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系,就读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系,1959 —1987 年任教于日本东京大学,现为日本东京大学荣誉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30 09:08 编辑 ]

杰亮

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启示

作者:吴祚来

一、挑战我们想象力的城市：瓦纳拉西

从新德里机场到我们住宿的宾馆，一百多里地用了三个小时，这对我们的想象力形不成挑战，但在古老的恒河边的城市瓦纳拉西，一切都似乎在挑战一个中国人的想象力与思维模式。

叫一辆摩托三轮车从宾馆到恒河边，也就三公里路程吧，他开口就是一千块卢比（1元人民币约对换7卢比），过一会儿从天上的价格就降到了地上，一百块卢比。这不算什么，坐上三轮车，你会发现各种惊奇纷至沓来。

街道上看不见一个警察，但红绿灯却还是起作用的，三轮车、轿车、马车、牛车、自行车，甚至还有六岁小朋友也在骑自行车，都海鱼一样的向前涌，混行在一起，谁也不让着谁，但谁也碍不着谁，似乎是风推着向前进，水涌着向前进，如果遇到路中间突然出现一条牛或一个人，这些车辆会突然分开车流，你会发现它是那样的和谐有序，很难看见两车发生严重相撞事故，而当两车轻微碰撞时，司机会嘟哝一声，一踏油门，就过去了。整条大街上，没看见过人与人相争相吵。

你会说，这不算什么，交通拥护世界各地都有，牛马车汽车混行我们的小城市也多有所见，那么接着看下去。

一头牛或几头牛卧在马路边上，甚至卧在马路中间，人们熟视无睹，车辆绕行，狗也懒懒地躺在路边，没有任何一个人驱赶，还有羊，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都市中的村庄，村庄式的都市，一百多万人口的古老城市，就是这样的无政府状态生存着，发展着，各种摊贩都自行开张，甚至一个修理铺开在马路中间了，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过问，主马路边上有人家养了几头牛，在那儿拉屎撒尿，而胡同里却藏着更多的牛，还有花白奶牛，没有人觉得那是不合适的，或影响了城市卫生，孩子和狗都自得其乐地看着游人，孩子们像狗一样，狗也像孩子们一样，各得其乐，互不伤害。当然还能看见猴子，从一个楼向另一个楼层跳去，孩子们也会好奇地观望，但并不介意。

去一个城市，如果你对它不信任或担心受到伤害，那么观察那个城市的狗，如果狗对人不设防，对人友善，那么这个城市伤害陌生人的机率就很小。我们一同行照相时将脚轻放在狗身上，立即就有店主跑过来制止，因为他担心狗受到“伤害”。有网友在我介绍印度的行记后跟贴说，印度低种性的人生活猪狗不如，他可能不知道印度的动物在印度人心中的地位，因为讲求众生平等，所以动物们生活在印度的城市乡村还是受到善待的，印度城市乡村不仅向无家可归者施粥施饭，还会同样照顾各种动物，街头村头都有供动物饮水的设置。照顾生命是他们的善心所存，是他们的生活习惯。

只有一点为我们不解，他们为什么就照顾不了城市公共卫生呢？

只有一个解释，外在的生活状态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的干净与宁静。他们在恒河里洗的，不是身上泥污，而是心中的罪恶。他们生活在精神与内心世界里，所以对外在世界并无我等常人一样的知觉。

就这样，厕所没有人修，但神庙修得金碧辉煌，瓦纳拉西城有数以百计的寺庙，沿街也有一些精致的小寺庙供人膜拜献花，但却难觅一处像样的厕所，街边唯一看到的厕所是我们小时候学校里的那种露天厕所，无遮无掩的，男人们站那儿对墙就方便，便液并没有流入下水道，而是沿街边的排水沟流向下边，居然还有环卫工作人员在沿街清理垃圾，牛的粪便似乎并没有带来恶臭，也许是街上污染太严重了，这种味道被其它味道冲淡了，回国后看《环球时报》，说印度人发明了牛尿可乐，一些饮料中加入牛尿味道很好，而草药中还会加入牛粪，甚至可以防癌治病。东邻日本人有饮人尿治病保健的习俗，西邻印度人却喜欢牛尿治病，在家门口铺上牛粪可以避邪驱毒，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看着养牛的胡同的里孩子那么健康快乐，再想想自己儿时与牛棚牛粪那样贴近，也许印度人是有道理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0 09: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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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挑战我们想象力的地方当然是恒河，这条印度的圣河，我们早起看恒河日出，大概五点多沿街走过去，发现沿街的屋檐下，睡满了无家可归的人，主要是老年人，他们可能是到这座圣城来等着进入天国的，一些人已睡醒，就坐起来看着行人，当我们看日出归来，正是早饭时间，一些慈善组织义工们沿街支起大锅，给流浪的人们辟柴做饭，每人发一片大树叶，然后盛上早饭，流浪者们都用手抓饭。

每天晚上都举办盛大的宗教法事，每次都有上万人参加，但没有一名警察在现场维护秩序，只是看到一名警察在主干道入口处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安检门，每一位进入恒河边上的准备参观祭祀活动的人都要经过安检门，但谁都知道，通往恒河的小街巷有无数条，这种安检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一个半小时的法事活动庄严而隆重，而散场后我们通过主街道返回时，并没有发生严重拥堵，各种车辆与行人混行，自行其是，无规则之中却互相体谅互相谦让，人类的无意识理性在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我们看见的是自在自由的人，而没有看见政府的行政力量或政府的“手脚”。上万人的群众聚集没有警察参与管理，这在中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出现突发事件，谁来负责？这样的活动谁来主管谁来审批？这都是中国人的问题，我当时最想找到的是活动主办者的上级主管单位，想了解一下他们组织管理方式与思路，但最终是徒劳的，因为这样的活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完全是宗教组织的民间活动，人们到这里来参加活动也与我们一样，是完全自发的，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就行了，一些宾馆饭店前面有较好的观景座位，座位不收费，但得有一定的饮料消费，每饼饮料的费用相当于10元人民币左右。恒河里也漂满了船，花十几二十几块钱，就可以坐上二个小时。再花上十个卢比，就可以向河中漂流一片树叶与花朵做成的烛光了。在这里你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凡间的美丽，而是一种超人世的神圣感与神秘的心灵体验。如果有文化大师在这里“含泪”寻找中国式的所谓诗意美丽，那他可能是“新来的”。

瓦纳拉西似乎对中国人城市管理思维是一种挑战，只要是中国城市管理中觉得不允许的，他们都认为可以，可以了，又能怎么着？可以了，会造成什么样的状态？

中国人在创造一种积极的秩序与和谐，通过管制的或强制的方式，来使其干净美观，但印度瓦纳拉西城却以政府无所作为，来消极地获取和谐，人们可以为所欲为，最终却成为一种令游客称羡的“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二、瓦拉纳西给我们的文化启示

之一

去印度之前，一位印度文化学者就告诉我，去印度应该去一趟瓦拉纳西，不去那儿办无法感受印度的心灵。

因为瓦拉纳西的历史就是印度的文化史，新德里是印度的政治首都，而瓦拉纳西，则是印度的圣都，瓦拉纳西边上的恒河，是印度的圣河，对于印度教徒来说，到瓦拉纳西结识圣人、住瓦拉纳西、洗恒河晨浴敬湿婆神还有就是在恒河边仙逝火葬并将骨灰撒入恒河，是他们一生的梦想与追求。因此，恒河被视为天国之门，瓦拉纳西离天国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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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拉纳西以前称为贝拿勒斯（Benares），历史上还有"加西"（意为神光照耀的地方）之称，因城市地处印度北方邦恒河中游的瓦拉纳和阿西两河之间，1957年改为现名称，是取两条河的名称合成的。瓦拉纳西享有"印度之光"的称号，是印度恒河沿岸最大的历史名城，相传6000年前由作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的湿婆神所建。早在公元前4至6世纪，这里已成为印度的学术中心。公元前5世纪，佛祖释迦牟尼曾经来到这里，在位于市西北10公里处鹿野苑首次布道、传教。唐朝高僧玄奘当年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要到的极乐西天，指的就是瓦拉纳西。

瓦拉纳西现有人口100多万。该市有各式庙宇1500座以上。市内小巷曲折，拥挤而繁复，庙宇宫殿林立，每年接待朝拜者或到恒河洗圣水澡的人二三百万。步行在瓦拉纳西古城，你感受到的是极致的自由与宽容，牛与羊可以在大街上遛达，大街上甚至可以养成群的牛羊，当然胡同里饲养得更多，修理铺可以开在马路中央，神圣的恒河边可以晒成片的牛粪，当然更可以沐浴、洗衣、更是整个城市的火葬场，印度教寺庙与伊斯兰教寺庙邻街而建，不同肤色的人在这里和平相处，所有生命的权力在这里都平等善待。除了搞恐怖活动，一切人类的或动物的活动在这里都是不被禁止的。

有学者认为，古代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得以流传至今，面对瓦拉纳西与伟大的恒河文明，我们不知道印度古老的文化在哪里断流了？是的，印度文化板块的历史就是被异族征服的历史，中亚的穆斯林曾创建了持久而繁华的莫卧儿王朝，无数的古城堡、辉煌的古皇宫还有伟大的泰吉玛哈陵都是明证，甚至莫卧儿王朝对印度教文物进行大清洗与铲除，特别是对瓦拉纳西城进行宗教改造，使其完全穆斯林化，但伟大的印度文化与恒河水却平静而无声地滋养并复苏着本土文明，现在信仰印度教的信众占印度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而他们对异教徒与异教建筑却是宽容与友善对待。

这种大包容使印度文化斑斓多姿，在宽容中体现博大与丰厚。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率军打到印度河边，一位印度高僧对这位千古一帝充满悲悯之情，他说，孩子，这片土地永远会在这里，你远征这里，除了造成横尸遍野，你还能这自己与这片土地带来什么呢，你要证明自己是英雄，也没有必要通过杀戮的方式获得。也许是这位高僧的启悟，唤起了亚历山大远征军的思乡之情，他们打马回程，结束了对印度的征服之旅。是的，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包容了一切入侵者，他们占领了永恒时间中的片刻，但他们没有占领土地，更没有占领人们的心灵，土地还在这里，属于印度人的文化在人们心里，印度河与恒河，依然流淌着远古的神话传说。

冲击我们心灵的，是那些错落有致、历经千年风雨的老城，还是鲜活而无限魅力的恒河文化与印度人？

硬硬的城只是文化的背景，而软软的文化与和善自在的人才是感动我们的精神主体。

宗教与信仰使瓦拉纳西成为活态的文明

与我们的炎黄大祭相比，炎黄在祭祀者心中，是五千年前的先人，他们发明或创制的文化福祉的后代，所以隆重公祭，但恒河边的印度教徒们却认为他们敬仰的创造与毁灭之神湿婆却是永生之神，他会来恒河边巡视，会拯救信众的灵魂，而这种神圣的宗教仪式每天举行，成为教众与旅游者的文化大餐。没有行政力量，没有政府投入，甚至没有警察维护现场，每年二三百万人参与的世界级文化活动，就这样悄然举办了，富有生命力地进行着，千年如斯。

神圣不在河流里，不在古城里，神圣在每一个心中，宗教信仰与仪式唤醒的，是每一个人心中的神圣感与对终极关怀的渴求、渴望。

当我们看到恒河边或瓦拉纳西是脏污的或混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它同时是神圣的与真实的？特别是安祥的、平和的、宽容的还有慈善的。对狗对牛对所有动物慈善并关照的族群，肯定有着非凡的内心修炼与心灵境界。

与其说瓦拉纳西离天堂最近，不如说瓦拉纳西是天堂的一部分，因为它众生平等，因为鲜花与牛粪一样获得人们的尊重，因为极贫困与丑陋的人在这里不但不被驱逐与歧视，反而会得到施舍。那巨大的铁锅，就支在主干道路边，义工们辟柴烧饭，当街施舍，没有人觉得难堪与羞愧，而夜晚无数流浪者就宿在街坊铺面门口或过道上，没有一个人觉得有碍观瞻、有损印度的国际形象。

印度人没有面子，只有"里子"，里子朝外，让你看个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0 09:33 编辑 ]

杰亮

这是一个不靠政府治理的地方，靠神与神话来照料这片古城与信民。政府不自上而下的举办文化活动，文化在民间，由民间自己主导，远古神话与传说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也他们创作的源泉，他们赞美神赞美恒河，但他们不会去赞美政府或赞美某项政策。他们只赞美永恒的、福祉所有人神圣存在。神圣是存在的，因为人心对神圣的非凡体验、美妙体验，这种体验唤起人们的神圣感受，唤起每一个的神圣感，使每一个超凡脱俗，他们因此漠视凡俗的存在，而更多的关注内心的精神生活。

这是一片神治的土地，因此是一片神圣的土地

之二

他们解决了的是终极的问题，人生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焦虑。

这种终极关怀只有通过宗教信仰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主导的儒家信奉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敬而远之，只问生不问死，对终极关怀没有眷顾，而宗教却为人间创设了三个世界，天堂、人世与地狱，既然人行善就可以升入天国，那么只要平静面对生活，行善而不作恶，既可以升入天国，还可以有机会重新做人，生命在轮回中重生，这对人心灵魂是莫大的安慰，正是这种大安慰使人心安祥沉静，使每一个在生命过程中得大自在，这种自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灵的自由与无忧状态。

只有认识到印度宗教精神对人心的浸润，就对印度社会生态的平静安祥有真正的认识与理解，也会理解印度人生活不急不燥甚至没有效率的原由。当然，印度因其宗教信仰更不会去造假售假，坑蒙拐骗。大规模造假只会发生在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之中。

相比之下国人则普遍焦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还有当代人的生活现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无所不在的忧愁与焦虑。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普泛的忧虑情绪呢？因为没有信仰，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所以对生命充满畏惧与焦虑，对未来充满迷茫与怀疑。人与人之间互信因此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造假，因此说假话，因此让别人说假话，以此安慰自己虚妄的内心。

中国古代阴阳五行五大元素，是金木水火土，都是实在的物质形态，但印度人不同，他们将空气与空看成世界构成的五大元素之一，空在世界中的意义因此突显，而正是这种空的精神，使印度人在数学上为什么做出了巨大贡献，就是发现或发明了"零"，有了零进位制因此成为可能。空故纳万物，中国人是三生万物，而印度人发明或发现了"零"与空，使物质实在的世界有了巨大的容量与无限的变数。

这种零的精神与空的精神具体到生命意义与价值上，就使人获得一种超然于世的情怀，印度国家格言是真理不可战胜，真理具体到生活中，就是本真的生活，本真的生活与本真的人，也是不可战胜的，任何虚假的繁华与伪饰在本真的生活面前，都会无地自容。他们因此用鲜花敬神，同时用牛粪取火或解毒。中国人用鲜花、牛粪来形成形象反差，而印度人却将它们和谐而平等在置放一起，与自己生活相伴随，不离不弃。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0 09:50 编辑 ]

杰亮

当然印度也会给游人假像，譬如乞丐与流浪者似乎漫大街都是，但你只要更深入一步，会发现村庄与城边上的贫民窟中，孩子们并没有乞讨的习惯，特别是村庄里，可以说与中国农村一样静谧安祥。我们停车休息时，到一村庄看村民们取水，孩子们对远方来的客人们报以友好的笑容，没有一个孩子向客人伸手，我们所有行程中更没有发生一起被偷盗的事情，反倒是一个同行客人钱包拉在消费的地方，被他们追着送回。尽管如此，当地陪同还是提醒客人们，注意防范东西丢失，他说小偷还是有的，但印度治安总体还是相当的好。

因为在旅游景点总是被乞讨的孩子包围，给我们印象似乎孩子们都是乞讨者，我们在宾馆后面空旷的地方发现一对母子在捡拾柴火，就拿出10个卢比给小朋友，我们发现，孩子母亲一点反应也没有，而孩子对客人给钱显得非常木讷，直到我将钱塞入他的小手，他才勉强接受，而在贫民窟中，孩子们成群结队，但没有孩子主动向客人讨钱，当我们给其中一个小朋友10卢比时，孩子们的妈妈呵斥大孩子，不要拿钱，而大孩子只好抱还不能走路的小弟弟来取客人赠送的钱，其它小朋友都笑着观望。当然他们也希望获得小赠送，我们同行的朋友也给其中几个小朋友一些小额卢比。

我们接触的更多可能是商业经营方面的印度人，譬如出租司机或三轮车司机，譬如小贩或商场营业员，宾馆服务人员，当然他们的服务行业效率经常使人生畏，我们甚至觉得他们思维有问题，简单问题弄得复杂无比。他们喊价也是没有任何规则可循。

我们一次离开宾馆准备上车时，碰到上百名印度青壮年聚集在宾馆外面，使我们觉得有些吃惊，同行朋友问我，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人呢，我说是民工讨要工资吧，因为在我们国内经常会有这种情形，但再细瞧他们每一个人，面容平和，一二百人排着队，有些松散的排着队，但没有任何噪杂声，也没有互相大声交谈的情形，他们面容上有一种自信与清爽的神情，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来求职的，他们或是大学毕业生，或是没有工作的中年人，当我们提出与他们合影留念时，他们并不介意，我们就站到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他们的精神状态与国内青年相比，少了许多浮燥与骚动，他们更多的沉静与平和，当然与国内青年最大的不同，是没有看见一个人在不停在使用手机发短信，从精神深层次来讲，用手机频繁地发送短信其实是一种交流依赖症，必须通过不停在交流，来消解自己的焦虑与孤独感，而这正是内心空虚造成的。我真的看好这来一群印度新生代，不管他们从来什么职业，相信都会给印度带来清新之风与效率。

至于种姓制度，它似乎是安居印度人身心的一种格式化方式。因为天生为一个种姓，那么就不必要去做更多的追求与努力，我们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印度的历史一样漫长，最早的婆罗门教就有着极严格的等级制度，后来的印度教与之一样，将信众分为五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还有最低等级贱民，婆罗门是天然的贵族，掌握统治权，而刹帝利则是保卫力量，吠舍是工商阶层技术力量，首陀罗是农民工人，贱民则是苦力与无家可归的人们。中国人也有出身命定之说，就是算命先生所言，一个斤斗翻下地，八字命定了规，一个人生命的时间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与贵贱。但中国人还是讲行成在人，通过科举或忠孝来改变人的身份地位，但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任何努力都是不可能的。这也使印度成为一个没有活力的国家，印度之所以不断成为外族统治对象征服对象，根本原因应该是宗教精神形成的。

由于几千年的种姓制度，使印度各阶层的人也安身立命，不再为此困扰，瓦拉纳西一所印度教大学教授沃玛说，低种姓的人并不介意自己身份，他们如果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譬如做城市清洁工，他们也会为此自豪，因为自己有用于他人，并因此有自己收入。这与中国人提倡的职业无尊卑，品行有高下的道德诉求精神相近。

文章来源:「南方网」(2009年2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30 09:54 编辑 ]

NZWJ

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

主讲人：奎•朗格沃尔   评议人：茅于轼 刘小雪 方晋

盛洪：今天是我们天则所双周论坛的382次，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朗格沃尔博士，他是瑞典经济学院的教授。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与印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这是一个中国和印度进行对比的很好的话题。实际上这个话题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近些年来也有很多不同角度的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我们作为中国人，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另外一个世界大国——印度。他们的发展模式跟中国不一样，但是他们也取得了成就。我们要关注他们跟我们有哪些不同，哪些地方我们需要学习，在跟印度的对比下，中国是否还有可以进行改进的空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奎·朗格沃尔：

我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任教，这是欧洲的一所著名大学。在2004年8月受林毅夫的邀请来到了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本来打算在中国呆7个月，但是现在差不多五年了，我还在这里。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宏观经济和发展。我的三个小男孩和我的妻子也都在北京。我的妻子现在在北外任教。

我和徐建勋教授受清华大学的邀请，参加了一次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以后，我们开始思考中国和印度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而印度在这方面进展不是很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并不能给出很满意的解释。所以我们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和印度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选择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去年去了印度，与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有接触，并且去了印度的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回到北京以后开始撰写这本书，对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这本书将于今年的六到七月出版，它的英文版将在九到十月份出版。

在座的很多人都比我更了解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和印度同属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都在改革开放及与全球经济融合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印度会赶上或超过中国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这本书回答这个问题，并且解释为什么。

什么是中国和印度关注的主要问题呢？在70年代时，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很相似。这两个国家的居民的收入非常低，因此有很低的储蓄率，因此国内投资的可能性很小，这就意味着要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很难。由于工作机会少，又反过来导致了低收入，所以整个国家就陷入这个循环当中。

问题是如何打破这个贫困循环？这也是中国与印度开始走向不同道路的开始。为了打破这个循环，中国决定实行开放政策以获得国际订单。因为国内投资的不足，中国采取了吸引外资的策略，这样中国还可以利用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政策的结果：外国投资者来到了中国，并且在这里建厂，新的就业机会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工业生产中。因此居民的收入增加了，这样的变化逐渐地增加了中国的储蓄，进而进行投资，对中国的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中国便跳出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贫困循环。

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与中国相同的事，甚至在当时来看，比起中国，印度处在一个更有优势的地位上。它有着同样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印度的英语水平较高，金融系统也更加完善。印度决定更多地关注高技能的劳动力，更多地发展了IT服务业，这意味着大量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力被忽略了。虽然印度IT产业的发展很成功，但是IT行业仅能雇佣1·6%的劳动力，大多数的家庭难以提高其收入。经过了15年的经济发展，印度的就业率反而更高了，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在为低技能的劳动力制造劳动机会方面很成功。印度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一个好的发展策略。这也正是印度今天的问题，印度必须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增加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印度不仅选择了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且选择了在国际市场上与主要发达国家竞争。中国则不然，中国选择了先发展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并没有与发达国家竞争，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学习，中国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大幅地提高。对于今天的印度来说，要与中国在争取国际订单上竞争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