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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智健的长于斡旋，使得中信泰富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中信泰富一直与大股东中信集团若即若离。但他开创的这种体制，却让中信泰富愈升愈快，成为一只“紫筹股”。

　　而荣智健最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1996年，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分家请求。此时，父亲荣毅仁已经成为了国家副主席。

　　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没有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结果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坊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他巧妙地利用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背景，表示放股管理层，可以体现中央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展示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

在对中信泰富实施管理层收购后的第二年，荣智健就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据悉，当时他就不得不求助于北京的中信集团，而中信集团也出手以10亿计的港元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

　　2002年开始，荣智健登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这与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作为一个大型国企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能够敢于冒出头来做首富的，荣智健应是第一人，他由此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张扬其个性。

　　“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

　　作为家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与李嘉诚等富豪的勤俭不同，生活较为豪放。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风，虽令香港人士对中资企业的观感改变，但仍引来不少“挥金如土纨绔富豪”的议论。荣智健对此很不以为然。

　　《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他认为富裕之后依旧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种伪君子。他喜欢过豪华生活，爱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

　　个人生活喜好别人无从议论，不过荣智健“在商言商、不热衷慈善”的形象，在香港人心中已经扎根。

　　在中信泰富爆出澳元巨亏事件前，荣智健在2005年也曾一度成为香港人关注的焦点。当时，他所参股的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和西区海底隧道不顾多方反对而坚决加价60%，引起香港民众极大的反响。

　　据香港交通署及东、西隧道的资料显示，香港东隧道在2005年5月1日加价后，收费从原来的8港元至45港元不等，猛增至13港元至75港元不等。这导致三条隧道中的红隧，成为三条过海隧道中收费最便宜的一条，在多个香港机构团体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收回中信泰富隧道经营权未果的情况下，大量司机涌向红隧，一度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事件。

　　荣智健辞职前后，也有不少香港立法会议员建议，特区政府应该趁机向荣智健讨回东、西隧的经营权。

　　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之后，小股东们多要求荣智健和范鸿龄引咎辞职。香港部分议员，也纷纷要求廉政公署“打大老虎”。

　　荣智健近年来多次荣登福布斯和胡润中国富豪榜榜首，但是，荣智健在中国富豪慈善榜上却“默默无闻”。在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荣智健家族以控股中信泰富14.9亿美元荣登榜首，约合人民币120亿元。他每一次被评为首富的同时，都会带来一些港媒的指责，甚至有评价认为，假如评一个中国富豪奢侈榜，他还可以再夺一冠。

　　他的奢侈纪录也被很多人津津乐道：比如，荣的座驾是日本皇室用的President，荣还拥有私人专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泳的爱好，荣智健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在英格兰的别墅原主人是英国前首相麦可米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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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智健也是唯一一个会在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的大陆富豪。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4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荣智健的爱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薄荷糖。

　　而平时，荣智健行事颇为低调，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只是经常与儿女出入香港赛马场。

　　这种作风虽然迥异于他的父亲。曾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1998年退休后与老伴在北京一间四合院中安静地度过晚年。《荣毅仁传》的作者计泓赓到荣毅仁家去做客时发现，他们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像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平时饭菜以家常菜为主，基本是三菜一汤。荣毅仁妻子杨鉴清曾说，“菜多了毅仁要说话，好东西一般留在请客时吃。”荣毅仁爱吃蹄膀，但一只蹄膀要吃好几顿。

　　在气度和做人方面，望族公子荣智健并不如他的祖辈们。荣氏家族向以“兴资助学、好善乐施”的家风良德而被家乡后代敬仰。其祖父荣德生，曾在无锡市开办8所小学，后又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和江南大学，还捐资建造了“江南第一大桥”无锡宝界桥。

　　曾有无锡学者为荣德生的公益事业立传，竟写了厚厚一本。而对于荣智健来说，人们对他的了解，更多来自他征服香港，挺进大陆，走出国门继续并购不绝的野心。

　　在历史学者傅国涌看来，荣氏家族企业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已结束。之后荣毅仁父子为中信集团所做的商业贡献，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荣毅仁是政治上的旗帜，荣智健则是资本上的操盘手。

　　“之所以还把荣家与中信等同在一起，是人们还留恋这种家族传奇。而对于企业来说，荣智健的离去是一种必然。如今依靠头面人物来为大企业牵头的时代早已结束了。”傅国涌说。

　　而财经作家吴晓波则认为，荣家的光荣百年来一直都未消散。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荣毅仁采取外债吸纳外资的开拓做法，以及荣智健对于香港中信泰富的贡献，都具有深远意义。   

荣氏家族百年浮沉

一个家族的数次磨难，刻下了时代的缕缕印记

作者:孙冉

　　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荣智健离开中信泰富，在荣氏家族的百年历史中，不过是无数危机中的一次而已。百年间，荣氏家族企业共经历过三次巨大的危机。而这三次大危机之中，荣氏家族企业也像一叶小舟，飘荡在政治的宦海中，浮沉不已。

　

1934年，申新纺织大危机

　　75年前的1934年，荣氏家族企业曾有过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代表之一的“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其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

　　1934年7月4日，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当天的上海报纸，纷纷报道了“申新搁浅”这一事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荣毅仁看到消息，一下子呆住了。

　　申新纺织是荣氏兄弟立业的基础，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拥有当时中国五分之一的纱锭。从1915年创办申新纺织企业开始，荣氏兄弟在不到20年间，将一个小纱厂发展为1934年下设9个工厂、55万只纱锭，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20.6%的棉纱大王，其事业发展之快、之大，完全可以当得起民族工商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代表。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9: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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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氏家族企业之所以发展迅猛，既得益于无锡早年开放的通商环境，也得益于当时人们对于棉纱的需求猛增，更得益于荣氏兄弟勤勉和努力扩大企业的作风。这也是当时民族工商业的普遍环境和发展伦理。

　　荣氏老大荣宗敬，向有“扩展力求其多”的发展理论。荣德生的女儿荣漱仁对此的回忆是，两位老人家从无置产、牟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大部分积蓄皆用来添机建厂，更新设备。荣宗敬更有名言“多买一只锭子赛过多得一只枪”。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但大哥荣宗敬这种“靠一文钱做三文钱事”的方式，在弟弟荣德生看来，乱世中的任何风波都会让荣家因债务而破产。

　　荣德生的担忧，在经济不好的环境下，终于变成了现实。

　　1934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美国颁布意在补贴白银生产商的《白银购买法案》，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开始收购白银，世界银价因此飞涨。

　　中国白银外流，直接导致了银元危机，通货紧缩，人心浮动。

　　之前，民国政府的赋税已经日渐增多。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如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面粉袋也要另外征税。这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

　　申新纺织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减免新税，孔祥熙答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接着，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1934年，纺织、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

　　而荣氏老大荣宗敬的投机失败，也加剧了荣氏企业的困难。1926年开始，荣宗敬和他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洋麦”和“洋棉”。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荣氏企业终于巨亏1000多万。

　　这立即加剧了荣氏各厂的资金周转困难。以申新纺织而言，其全部资产为6800万，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

　　此时，债权人索债日频，却已经没有银行愿意再贷款给荣宗敬，若非要走这条路，各银行则要求申新纺织内部必须进行“倒阁运动”，逼荣宗敬让出总经理的位置。

　　荣宗敬自1933年起，就不断给国民政府的人写信寻求援助。而国民政府实业部的陈公博给出的方案更加直接，打算以财政部拨款三百万为由，接管申新纺织。

　　由此种种，荣家彻底断了对国民政府的幻想。

　　申新纺织情况越来越紧急。到了当年6月，需向银行还款500万，此时的荣宗敬已经毫无办法。

　　最后关头，荣德生出手救了申新纺织。他连夜赶到上海，与银行商量，将荣家面粉厂的股票和余款以及家中所有有价证券全部抵押做担保，终于向银行借到500万，渡过了这一生死时刻。

　　而最后，这次危机仍导致两个纱厂因此停工，近4000工人失业。

孤岛中求生

　　荣氏兄弟的振兴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随即陷落，对于那时在上海的民族企业家来说，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继续留在租界内，要么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9: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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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对工商界作了许多承诺，包括刘鸿生在内的许多巨商，都开始向内地迁徙。但荣氏兄弟与蒋氏素有过节，内迁无门。

　　最终荣氏家族选择了留下来。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荣氏兄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战争的突发状态中，保存和发展企业。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却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而即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也能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但随着上海、无锡相继陷落，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当时上海形势已经日渐危急，荣家的申新一厂和八厂虽然地处战区，却依然照常生产。

　　1937年10月27日上午，日军重型轰炸机向申新八厂投下了19枚千磅以上的炸弹。纺织厂迅速烈火腾腾。在这一次轰炸里，这两个工厂死亡职工430多人。

　　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14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

　　然而只过两年，情形突变。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

　　据当时的记录，那段时期，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

　　那段时间，竟成了上海纱厂的高速发展期。荣家在战难中赚来的钱，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

　　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抗日战争初期，荣家也曾考虑依靠“上海市民协会”为其寻求保护，这是一个日军变相成立的带有“维持会”性质的组织。

　　1938年元旦，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刊登消息：各界爱国人士集会声讨“上海市民协会”，认为这是汉奸走狗的活动组织。

　　仅仅几天后，荣宗敬与长子溥仁匆匆离开了上海，从水路启程赴香港。在香港居住的那段时间里，荣宗敬每日以泪洗面。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离世，终年65岁。

公私合营考验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9: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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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 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 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红色资本家”，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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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政商缩影

作者:李赫然、孙冉

　　像荣毅仁和王光英，是比较特殊的，在那个时代做一面旗帜。而做了不同选择的其他商业家族，则各自留下了不同轨迹。

董氏家族之沉浮

　　与荣毅仁的决定不同，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1949年携家眷离开上海，举家迁往香港。这在当时，是很多有资产者的共同选择。

　　早在此前八年，董浩云便在香港开始铺展他的产业，重组并注册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命途多舛的企业后虽然在战乱中经历了日本的没收、美国的扣压，董浩云还是抓住香港经济上行的大势，在60年代已经奠定了自己“世界级船王”的地位。

　　随后，董氏家族产业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1973年在香港挂牌上市，整个70年代发展如日中天。

　　好景不长，1982年，世界航运业陷入低潮，董家产业陷入财务困境，欠下的债务高达230多亿港币。当时有人曾经说：董建华所欠的款项，与奥地利一国的国债一样多。

　　同年4月15日，董浩云心脏病突发去世。董氏家族产业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

　　眼看父亲几十年心血创下的海上王国行将要在自己手中毁于一旦，彼时的董建华四处奔走求救，动用了父亲在日本、台湾政界、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却一直无果。不仅台湾银行拒绝了他的贷款，日本方面也拒绝推延交货时间，这对于资金短缺、船舶过剩的董家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

　　就在此时，汇丰银行伸出了援手，向董建华提供了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一家大陆银行为其分担了5000万美元，这家银行就是中国银行。

　　这是董家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从此，董氏集团的兴盛和大陆再也分不开了。

　　1986年3月14日，董建华获得了著名香港富豪霍英东的1.2亿美元注资。这次注资至关重要，两个月后董建华宣布公司重组计划，并随后乘风破浪，于1990年偿清了所有债务，开始赢利。

　　霍英东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之一，由于他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这一次注资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关于这次神秘注资，传说很多，最盛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所注资金并非霍氏所有，而是来自大陆方面。

　　《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曾经六七次反复问他，他才勉强谈到“其实情况是中方注资”，“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至于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之后，董氏集团开始扩展大陆业务，并最终于1989年完成宇宙号的上海首航，阔别40年后重回内地。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基都到场祝贺，江、董二人交谈愉快，这是董第一次与大陆高层领导人“亲密接触”，这或许为董之后当选特首埋下了伏笔。

    1992年，“东方海外”在上海开设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办事处。随后，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迅速上升，截至1995年6月底，“东方海外”在中国大陆的总投资达到5.33亿美元。

　　在和中国大陆进行多方位的经济合作同时，董建华也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9:44 编辑 ]

NZWJ

“火柴大王”刘鸿生

　　旧中国著名的“实业大王”刘鸿生的产业也随着近代中国变动的政局而飘摇不定。

　　他曾说：“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于是他相继开创了一系列的民族企业。

　　20世纪20年代初，刘鸿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始经营火柴、水泥、纺织、码头等与民生攸关的实业，业绩显著。

　　1934年，他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不久，“大中华”的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并以此开始了“刘氏托拉斯”的梦想。

　　“刘氏托拉斯”也和同时代的民族企业一样，在政治的变动中风雨飘摇。

　　20世纪30年代，刘因同意出任人人视为畏途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总经理，得罪了一批官商。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刘鸿记账房”也陷入欠债危机，当刘向曾经许诺的宋子文求助时，却只得到了宋的嘲笑。

　　抗战开始后，住在上海租界的刘鸿生不仅担当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在受到蒋介石家庭宴请后，更是担当起了向“大后方”提供物资援助的重任。

　　刘鸿生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冒着虎口夺食的危险，派四子刘念智将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费劲千辛万苦从上海运出，辗转缅甸仰光运抵陪都重庆。

　　然而在随后筹款开工时，刘鸿生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导致他大呼上当：“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1949年4月，他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1956年初，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拿出其价值两千多万元的刘氏企业申请公私合营。

　　同年10月1日，刘鸿生平静地离开人世。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刘鸿生死得早，没遇到后来的运动，可称他的幸运。与他同期的商人卢作孚，在“三反”期间，就被他的养子揭发为在公私合营期间，收买公方代表。而所谓“收买”，不过是吃了一顿饭。

　　在“三反”运动中，这个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四个不能忘”之一的人最终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字。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4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19 09:48 编辑 ]

杰亮

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

　　

作者：傅国涌

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财富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就在一本书中惊人准确地预言过，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将不再是国营钢铁厂中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

　　经过30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我们蓦然发现，一个曾经消失的阶层不仅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几乎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

　　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整个企业家阶层被连根拔起，历史的链条曾经中断，一切归零。脱胎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成长于90年代的新一轮市场化浪潮，在21世纪初全面崛起的这个新阶层几乎是从零开始，伴随着这个阶层的日益壮大，是发财术、掘金术的泛滥，充斥书店的是大量满足人们发财欲望、教人一夜暴富的书籍，报纸版面上弥漫着金钱的气味，刊物封面是娱乐明星和财富明星二分天下，电视屏幕上到处演绎着红顶商人、大宅门、白银谷这类老财富神话，或未经沉淀的当代新财富神话。压抑了30年的发财梦一夜之间被释放出来，如同打开了所罗门的魔瓶。

　　曾几何时，连高居学府讲坛之上无比显赫的经济学也逐渐丧失学术的尊严，或明或暗地成为新兴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贫富两极分化的鸿沟仿佛将这个泱泱大国撕开了，仇富的心理和追逐财富的愿望一样遍地生长，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缺乏自己精神背景的新阶层，无论手里攥着多少财富，都是肤浅的，面容苍白的，没有底气的，很难以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承担起历史的未来。

　　前些年，当我们听到个别企业家呼唤工商文明的声音时，可以说，这个新阶层当中至少有人开始在思考比利润、比金钱更深刻的问题了。如果说，这样的声音还只是停留在言论层面的话，那么在“5·12”地震中某些企业家的行动则把企业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些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由于本土资源的匮乏，人们常常把眼睛投向异域，西方那些第一流的企业家的作为和表现成了许多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也就是说，在讨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精神背景和企业家意识时，我们的参照系常常来自横向的外部世界。这个时候，纵向地追寻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家传统，回望历史烟尘中被掩埋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经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一闪而过的经典范例，变得犹为迫切。

　　我们在讨论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时常常会想到“路径依赖”这个说法，那些在工商业领域积极竞争、走向国际市场的新兴企业家追根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根追到徽商、晋商的身上，追到红顶商人胡雪岩那里，这些题材已产生了大量的虚构文学、电视剧，他们的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经营技巧、商业智慧以及和官场打交道的能力，都成为人们学习的样本。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胡庆余堂，山西太谷，祈县的那些百年老宅，几乎都成了朝圣的地方。

　　但这个根实在是追错了地方。尽管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可以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其中蕴涵着许多值得肯定的因素，比如诚信为本的理念等等，但是，他们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产生于一个封闭社会当中，经商只是他们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经商不能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内在追求。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不可超越的官本位的障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0 08:50 编辑 ]

杰亮

只有到了晚清，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高涨，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纷纷生长起来，洋货占领市场，刺激国人自办企业，以寻求救国之路时；特别是经历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变局，皇权衰微，甚至连朝廷都公开奖励投资工商业，不惜以子爵、男爵来奖励投资者，并且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此时才有可能出现新型的近代工商业以及新型的企业家阶层。

　　我们知道，创立湘军，帮助清廷削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号称“中兴名臣”，功高震主，显赫一时，也不过得了个侯爵，长盛不衰的李鸿章只是个伯爵。而到了晚清，一个人凭投资办企业就可以得子爵、男爵，光宗耀祖，对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当代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发育和起步大致上已经30年了。3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大半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30年为一小世，这是一个回头总结的时刻，也是一个再次出发、找到一个新起点的时刻。此刻，我们回过头来寻找中国本土企业家曾经的传统，看看前人曾经达到的高度，站在前人的起点上，比完全从零开始要好得多。一旦找到了真实的根，明白自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民族的土壤里面生长起来的，这个新兴的阶层就将拥有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背景，不再是依附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也不至于只能到域外去寻求自己的精神资源。

二

　　大约在2005年的夏天，我逐渐意识到，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军阀、枭雄、权势者和革命者书写的，也是社会各个领域一直坚持走自己独立道路的那些人书写的，拉开历史的距离，从某种本质的意义上看，后者往往更具有建设性，留下的遗产也更为实在，更为具体。由此我把眼光放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出版救国这些代表人物身上。这是我关心实业救国的起点，我因此阅读了大量晚清、民国企业家的史料。

　　我发现，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企业家阶层的作用、努力、影响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遮蔽了。我们对这个阶层、这种独特的社会力量的认识几乎都是带着偏见的，充满了符号化、简单化。即使是那些有关他们的传记也往往停留在他们经营有术、创业有成的表面上，大多没能把握他们的财富精神实质，更没有深入他们背后的历史，将他们放在整个大历史中，同时又把他们看作是一个自主的主体，还给他们血肉丰富的形象，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到2006年底，我深感仅仅停留在纸上的寻找是远远不够的，从2007年初开始，到2008年初，我的寻访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在无锡、南通、上海、南京、天津，在武汉、重庆、宜昌、乐山五通桥……在晚清以来几代企业家们留下遗迹的城市、乡镇，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们昔日的追求，昔日的创造，昔日的梦想，昔日的辉煌，当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失望和无奈。经过多少风雨沧桑，风云变幻，他们的企业几乎都已湮灭，有的只留下一个厂名，昔日的传统也多已无处寻觅，但是站在物是人非的旧厂房乃至荡然无存的遗址上，我仍然有过一次次的感动，有过一次次的欣喜或哀伤，一次次的振奋和失落，我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事业和理想没有随时间而成为齑粉，因为有历史在。

　　随着时光的消逝，那些早已离世的企业家形象渐渐在我的心中复活，他们办企业，办教育，投身公益，致力于推动一个保障企业发展的健全制度环境，这是他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塑造的过程。

   从1895年状元办厂的张謇到1938年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这是一段可以歌可以哭的历史，几代企业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楼，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报馆、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银行，几乎都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北东西，他们所能凭借的甚少，所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诚实、勇气和努力。不幸的是，这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进程因制度变迁的刚性因素被迫中断，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开创了一个个具有示范性的良好传统，足以成为今天企业家们的精神背景。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0 08:51 编辑 ]

杰亮

　我第一次到南通，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走马观花，一天之内看了张謇在南通留下的主要遗迹，在他离世80多年后，经过无数的变迁，南通处处都还有他的影子。毫不无夸张地说，张謇仍是今日南通的灵魂。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城市，造福一个地方。我到了他创办第一家大生纱厂的唐闸镇，我在运河边上看着夕阳西下，码头依旧，钟楼依旧，只是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这是张謇建设南通的起点。

　　在上海，我曾两次去寻访商务印书馆的遗踪，河南路上商务发行所的旧址已面目全非，宝山路上商务编译所、印刷所最老的建筑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之手，此后在天通庵路上易地重建，今天已衰败不堪，老厂房加了一层，不再是当年的样子，只有钟楼上商务的标志，让我依稀想见老商务的黄金时代。1897年，当排字工出身的夏瑞芳、鲍咸恩等集股创业之初，这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印刷厂，之后却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巨无霸，它编印、发行的教科书长期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它出版的书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知识系统，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这几乎是一个文化企业所能达到的极限。

　　无锡荣家兄弟号称“面粉大王”、“纺织大王”，他们在无锡的第一家面粉厂旧址，昔日荣家事业的发祥地，如今成了“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在上海江西路上，荣家鼎盛时期建立的三新大厦，如今看来已算不得气派。沿着苏州河、黄浦江星罗棋布的荣家企业已全部无处寻觅，荣氏后人新建的中美合资上海申南纺织公司，与过去的申新公司并无传承关系。上海滩上，只有荣家两兄弟往日的别墅仍在，一在繁华的路口，一在僻静的弄堂，如同兄弟俩不同的性格。

　　上海宁波路上，陈光甫一手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巍然挺立着，现在是浦东发展银行在用，80年了，一点也不显得落伍，从宽大的营业大厅就可以看出。在四川中路上我找到了“火柴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的企业大楼，这幢8层的大楼外观基本保持着原貌，只是被改名为“创业大楼”，继续当作写字楼在用。企业大楼见证了刘氏企业的兴衰。上海延安西路上，当年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那幢大楼，上海自然博物馆仍在使用，坚固而漂亮的西式建筑，可以想见当年中国纺织业的盛况。

　　我到西南寻找卢作孚的遗迹，从他的故乡合川到他建设的北碚，从万县到宜昌。民生公司的第一个办公处是个庙宇，摇摇欲坠，里面还住着人，进门有狗吠，花开，只有断壁残垣见证着民生初创时的艰辛。从一条小船起家，民生的船队进入了整个长江，通向了世界。我在宜昌长江边一个叫做九码头的地方，感受那场中国实业史上惊心动魄的“敦克尔克大撤退”，那些紧张有序、激情满怀的日日夜夜。正是卢作孚指挥民生的船队，精密计算，分段航行，不畏艰险，日夜不停，调动所有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生公司的运输能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大概是一个民营企业能做到的极限了。

三

　　一幅近代企业家的群像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他们各具个性特色的努力所构成的本土企业传统也渐渐在我眼前浮动。这个独特传统的内核就是实业救国，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他们都是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

　　不仅他们，“五四”时代就读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专业的胡西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让中国人能够用上自己制造的电灯泡！”1921年，他在上海开办了灯泡厂，1923年正式注册“中国亚浦耳灯泡厂”，赢得了“灯泡大王”的称誉。简氏兄弟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抱着“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愿望，中国的卷烟市场大部分为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他们提出“中国人吸中国烟”的口号，创“大爱国”、“大长城”、“大喜”等品牌，以国货为号召。这和刘鸿生办火柴工业的动机几乎如出一辙。宋—’卿在天津办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将毛线品牌命名为“抵羊”，商标图案是两头抵着角的羊，其实包含着“抵制洋货”的意思，国人一看就明白。东亚的“抵羊”牌迅速击败日本的“麻雀”牌和英国的“蜜蜂”牌，占有了全国87%的毛线市场。

　实业救国，可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不是个别人的选择。所以，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著名的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

　　不断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艺、新技术、新机器，把企业一个变二个、变三个，从荣家兄弟、刘鸿生、卢作孚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宗敬的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范例。刘鸿生晚年回顾平生：“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二个、三个，越多越好。”卢作孚对于轮船不嫌其多，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在当时都是领先的。而且民生的投资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这是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内在动力，只有把办企业本身看作是终极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门砖，把办企业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行为，自身即拥有最高价值，才有可能会有不竭的动力，推动着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来享受。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0 08:4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