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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划分也存在一定问题。马克思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且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学科分类方案都带有一定的荒谬成分。上世纪50年代末，英国的史诺（C.P.Snow）在剑桥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革命》的著名演讲，引起强烈反响。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两种文化，一极是人文知识所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极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很难沟通。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他呼吁让两种文化沟通，但是很难。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不得已而为之的）学科划分的结果，不要看得过分重。
　　
　　总结起来，我们不能过分看重学科的划分，学科的划分充其量主要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目录性的作用，规定了教学和研究的范围、领域；二是规范性的作用，指导人们认识和学术研究、教学和管理实践，因为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学科组织、制度、传统与文化。关于前一个作用，国务院学位办专门发文《关于学科专业目录的使用条例》，规定不能无限扩大目录的使用范围，也就是告诉学者们这不是在规定领地概念。
　　
　　

二、从学科的科学定义和学校发展来看如何进行学科建设

　　
　　我个人觉得复旦的学科有两个基本特色。一是综合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2000年两校合并后，我校形成了以文理医优势学科为主干的研究型、以基础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学科体系。二是基础性。复旦是一所以基础学科见长，适当兼有技术学科的学校。由于复旦的学科文化以基础学科为主，因此我校工程科学的“团队文化”不够浓厚，工程学科在复旦的发展难度较大。有的技术学科教师感到受压抑，实际上只是学科文化上的不相容性。如何让比较自由的基础学科文化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团队文化贯通起来，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社会在进步，学校在发展，学科结构当然会不断调整。我校关于新学科的设立一直具有较强的“冲动”，但问题在于如何来发展新学科。一个学校总会产生新学科，也总有学科的消亡。通常，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里，新的学科（在实践中往往是新的院系）的设立需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学校的原有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是否符合科学前沿的发展态势，或满足社会的现实或潜在的需求？是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匹配、相适应，符合学科的合理生态？拟建的新学科起点是否高，是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一流水平？
　　
　　1、学科建设一定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一流的起点。
　　
　　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展。我们要保证一批优势学科首先达到世界一流，防止资源的过度“稀释”。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就必须有所舍弃。
　　
　　我先谈谈“有所不为”的实例。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州立大学由于投入增加而迅速崛起，高等教育竞争激烈。芝加哥大学在考虑如何保持一流大学地位的问题上，校长金伯顿（L.A.Kimpton）特别强调：“我们绝对无法容忍平庸，如果我们还想作为一个一流大学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拒绝它。一旦发现平庸，就必须及时清理。”他们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诱惑。我们对社会的服务不应该是“社会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简单的服务站式服务，而是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而提供的服务。原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也强调：“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持最最优异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这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最麻烦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冲动还是在扩张，怎样抑制这一冲动非常重要。田长霖还说：“把它变成世界最好的，其他的相应学科要做好配合。”金伯顿也有一句话：“好多人都强调他的学科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所有学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话，那就没有谁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2 08: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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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G.Casper）在2002年说过：“普林斯顿大学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承受住了建立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巨大压力，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今天，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的数理化很强，他们设立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你要办新的院系吗？可以，你能不能达到跟我的数理化一样的水平？如果可以你就办。”所以它虽然保持了很小的规模，但基本上每一学科都在第一方阵。耶鲁大学至今仍没有工学院。耶鲁的理由是：“我们不打算在这些领域发展成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那样的规模，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在化学、电子和机械工程中的少数几个领域得到国际承认。”耶鲁在大学的发展战略上坚持质量优先和规模控制的原则，它始终如一地反对平庸化，坚持把所要设置的一切学科都办成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达不到这一目标的就坚决关掉。
　　
　　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到底是要大还是要强？大而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迫于资源的有限性，我们的选择是痛苦的，但必须选择。早在1891年耶鲁就开设了第一门教育学科课程，1920年建立教育系，但是该系长期达不到一流标准，终于在1956年被关闭了。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耶鲁校长莱文（R.Levin）说，他看中复旦，是因为复旦不很大，而且有历史、有质量。这种舍弃的做法在国际上的著名大学中经常发生。斯坦福大学原有一所建筑学院，在全美建筑学院排名前10至12位，享有较好声誉，但斯坦福1969年撤销了建筑学院。理由有三：一是建筑学院规模很小，要开设一个大型建筑学院必须至少同时发展建筑学、土木工程等4个专业，投入很大，但当时美国建筑行业的就业情况并不理想；二是通过估算，觉得为了使该学院达到斯坦福大学所有专业排名都居于前5位的标准所付出的代价不值得；三是其友邻加州伯克利大学已有一所美国顶尖的建筑学院。最近，上海交大张杰校长告诉我，他们在全校64个学科中要撤销8个学科。建新的容易，撤旧的难。我理解，所谓撤销，不是把一批人赶出学校，而是把这些人更好地重组并充实到相关领域。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有所为”，特别是如何“为”的问题。如果“为”得不好，则肯定会导致平庸。关于如何拓展新的学科或组织多学科前沿研究，我也举个例子。早在1941年美国航空工业开始形成独立系统，普林斯顿大学工学院的领导者就预见到航空工业将会大大不同于传统工业。学校请航空界知名专家丹尼•塞尔进行专项调查研究，并采纳其建议成立了航空学系。这份调研报告不只是论证办航空学系的重要性，而是着重论证普林斯顿有没有条件办这样的系。在这个新学科的建设过程中，普林斯顿大学充分利用原先基础，将实践经验丰富的工业专家和理论人才进行科学整合，并一开始就确定了最高的目标。至今，这个系一直被评为全美最好的航空学系之一。
　　
　　我们在思考学科布局的时候，不应追求齐全、热门，而应该追求特色、优势和高起点。热门的东西很多，赚钱的行当也很多，要想全部做一做，最后会掉进平庸的深渊。复旦大学是富有理想和理性的，应当有自己的Mission和Vision。这是一流大学首先需要的东西。凡是与学校发展的Mission and Vision不相符合的，哪怕诱惑再大也能顶住。小孩看见别人拿着苹果吃不到，要么说苹果酸，要么在一旁流口水，这两者都是不理性的。学校也好，院系也好，在策划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时，要有科学的预见性。要做的话，一开始起点就要非常高。复旦办事，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最好，否则就没有必要。办一批三流的院系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必须在国际的视野下，在国内的立足点上，来判断这个学科的发展前途在哪里，明确一下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然后，在明确的使命前提下决定要不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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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的“学科基质”要求我们用“大医学”的观点来思考医学发展问题。

　　
　　我这里讲的是整个医学，不仅指基础和临床医学，还包括公卫、药学、护理等学科。医学有非常大的、共通的知识基础，相互支撑性很强。我认为“大医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从医学的整体来加以把握。如何增强“大医学”的整体效能，又能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来发展医学学科成为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很严肃，我们还要做深入的分析研究。为加强医学各学科的内在联系、基础和临床医学等各方面的联系，学校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但还有很多要做。
　　
　　同时，在医学的某些学科领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重大变革会从根本上改变学科的面貌。如果不做相应变革，就很容易被淘汰。我们的医学专家说，现代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的变化翻天覆地，传统的外科学手段已经被微创手术、机器人手术等新技术逐步取代，流行病学、循证医学和转化医学等思想正在孕育着整个大医学的深刻变革。因此，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医学和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物理与化学，乃至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合作。
　　
　　在学位办工作期间，我走访了国内很多合并有医学院的大学，也曾到欧、美考察过，对各种模式的利弊做过一些思考。简言之，各种模式都有，各自都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教训。我们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解放思想，促进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产生新的发展动力。我的感觉是，必须从“大医学”的角度审视我们医科的学科格局和管理制度。目的在于，保证医学学科内部的内在联系，保证医学学科整体力量的体现，保证整个基础和临床医学研究的紧密结合，保证其他相关学科对医学学科发展的促进。
　　
　　

3、学科文化的不同，要求我们对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评价方法。

　　
　　由于学科文化和学科范式的差异，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评价体系。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院系、一个学科、一个教授到底该怎样评价。我想，学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合适的。让自然科学多写1万字很难，规定人文社科达到3、4万字则相对容易些，这两者的标准肯定不同。对教授的评价，最科学的是本系、本专业的同行给予的评价。这要求同行们有非常高的学养和道德素养。在操作层面上，很多政策是跟我们教师的综合素养联系在一起的。总之，学科文化的差别会带来对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差别。我们一定要针对学科的特点来改革和制订评估和评价机制，其中包括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考核考评指标。
　　
　　

4、建立具有多学科特征的“独立研究机构”，以保持各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

　　
　　现代很多高水平的大学均建立了一些独立研究机构。这些独立研究机构由学校直接管理，对学校直接负责。组建这些机构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不能仅靠头脑、纸和笔了。同时，学科必须交叉融合才能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重大“智库”项目更是如此。第二，对自然科学而言，传统的院系实验室难以完全超越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文化的界限，组织起对综合性问题的研究；对自然科学和医学等实验性科学而言，实验设备日益昂贵复杂，研究和操作人员不断增加，单个院系难以承受。因此，成立独立研究机构是为了保持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加强多学科合作，以应对科学研究面对日益复杂综合问题的需要。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2 08: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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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划分要力图做到“分类”但不“分割”。一般的做法不外乎考虑三个要素。第一，设法保持各学科内容之间的连通性。借用统计物理学里的一个词叫“Ergodicity”（各态历经），即其状态的相空间都是连通的。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均能够做到“分类”而不“分割”。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架一些立交桥，一般在不同学科交汇的枢纽地带建立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心或者是独立研究机构。第二，在教学方面，一定要开设一些学科间课程来弥补学科之间的缝隙，从而使跨学科的领域尽可能采用（或设法统一）学术“术语”，构建所谓的“common language”。第三，在校内组织上，除了纵向划分的许多学科，还要设立一些横向“枢纽”性质的多学科、学科间的研究中心，以保证相关学科间的Ergodicity。

       为了避免（或弥补）原有学科划分的各种缺点，保持各学科的连通性，很多高校会就一些系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立跨学科的博士培养项目，来探索处于学科之间模糊地带的前沿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多通过建设一些共同课程或相对松散的组织，来激发学科间的共鸣。另一个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在大学里建立一些独立研究机构。这个做法非常必要，也很有效果。下面我举两个例子。
　　
　　近30年来，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十多个不同形式的“独立科研机构”。这些机构面向问题、面向课题，以项目为导向组织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学生和学者共同参与。成立于1982年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目的是为相关学者建立一个与工商界人士、科技人员和政府官员商讨经济政策的平台。成立于1998年的社会定量研究所则是为社会科学领域提供定量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平台。理科的平台因涉及大型仪器和突破传统院系实验室的研究范畴，形态上更实一些。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计划”（Bio-X）1998年启动，由朱棣文领衔，目的就是要把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和医学学科结合起来，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该计划除了组织综合研究项目之外，也把推进学科间的交流作为重要任务，如组织研讨会和学术报告、建立公用的核心实验室、发动相关院系讨论教学计划等。
　　
　　再如，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十分强调发挥学科整体作用的大学。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支持，以独立研究机构的形式开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并各自取得了辉煌成就，“芝加哥学派”世界闻名。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努力与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城市社会发展理论，开创了城市社会学。同一时期，梅里安（C.E.Merriam）提出“新政治科学”概念，强调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使芝加哥大学成为政治学的学术中心。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诞生了24位诺贝尔和其他经济学奖得主，强大的经济学也为法学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以科斯（R.H.Coase）和波斯纳（R.A.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者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使法律经济学成为新兴学科。
　　
　　再回到我校实际。前些年，通过“985工程”的建设，我校也新建了不少平台和基地，使学校的科研工作有了新的增量和交叉研究的平台。这些研究机构有些非常符合独立研究机构的定义。根据独立研究机构的特征，我认为要办好这样的研究机构，应注意四个要素。第一，平台基地是面对课题或项目的，应通过承接和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来增强我们的综合研究能力。如果平台内没有单一院系无法解决的项目和问题，或者多学科的人员仍然是各干各的，那么平台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第二，平台基地必须根据任务的变化动态地构建课题组。在这样的机构中，内部人员的流动是非常频繁的。如果内部固化，就表明可能没有真正的多学科共同研究问题的项目。第三，在国际上，所有独立研究机构的人员与原来院系的联系非常紧密，固定人员主要是行政管理和仪器技术人员。学校为平台基地提供相对于院系更好的仪器设备条件和研究氛围。随着研究项目的变动，它与院系间的人员流动是非常重要的。记得在构思平台建设的初期，秦绍德书记讲过，我们建立平台基地的目的之一，是要形成一种能够围绕国家重点项目、重大任务和重大问题能聚能散的科学研究体制和机制。我们当前的问题是，“能聚”不容易，“能散”更难。第四，由于平台基地的多学科特征，这就对平台基地的负责人提出很高要求。他要领导所有其他学科的人，对所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有相当的理解，对不同学科文化的融合起到推动作用。这将决定平台的成功与否。国外一般不赋予负责人过大的权力，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跨这么多的学科领域，通常都由几个委员会来制约负责人的决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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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只有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才能真正产生高水平的派生学科。
　　
　　几乎所有的应用学科均诞生于基础学科。因此，基础学科的持久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基础学科不强，也就没有能力去组建其它新学科。我们学校的计算机、电子工程、力学、管理科学等实际上都是由我们原有的优势基础学科派生出来的，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派生新学科是基础学科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
　　
　　要发挥学科综合的整体优势和弘扬特色，对复旦来说，首先要加强文理基础学科的优势。复旦的历史表明，文理基础学科是新学科生长的源泉。如果不把基础学科做强的话，可能会面临后劲不足的局面。但这几年我们对基础学科的发展重视不够，面临队伍结构老化、年轻学科带头人缺乏、学科发展基础不扎实、特色发展不明显等问题，极可能出现优势丧失的局面。文理基础学科要寻找共同的学术语言，形成学术的共同体，这是复旦大学的内核，也是我们人才培养最为本质的部分。
　　
　　

5、关于学科布局和空间布局。

　　
　　所谓学科布局，也是我们如何认识学科分类的问题。国务院学位办有学科分类目录，大学的学科发展也有延续性，学科分类好像不成问题。但既然新学科不断诞生，那么大学必然不断面临学科分类的问题，尤其在考虑大学院系组织结构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学科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时，往往分歧不大，但考虑到各学科内容相互连通的一面，考虑到人才培养整体性的时候，对于组织结构的设置会有很大争议。由于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结果，我不打算细论。在这里，我特别谈谈学科布局和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的问题。
　　
　　学科和学科间的物理空间布局十分复杂，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问题。在这次调研中，教师们反映的意见较多。我本人认为，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当年加州大学为了适应物理、化学的发展，造了相互联通的两栋楼。因为当时正好是量子化学快速发展的时期，量子化学是物理和化学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新学科，为了适应新学科发展的需要，他们才构建了这样一个物理空间的布局和结构，并为量子化学（结构化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我的观点是，学科布局与院系物理空间布局必须与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规律相适应。为此，我们正在制定解决问题的“路线图”，原则是长期规划、寻找时机、分步实施，切实解决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问题。
　　
　　

6、学科发展与人才队伍建设。

　　
　　对有的学科来说，学科形态的改变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这里，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其中的一个侧面问题。例子讲的也是我们常会犯的错误。
　　
　　哈佛大学历史系一直是哈佛人文帝国的重要部分。他们一直自认为是哈佛品质最高的系科之一，一直担心聘用新成员“可能冲淡他们引以为傲的学术质量”，因此只聘请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这样的骄傲想法导致了不断的失败。在20世纪70年代初，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超过了哈佛，并且哈佛历史系助理教授数量也急剧减少，这导致开课量的减少和对新的学术地带的忽视，对学科研究中的新潮流，没有足够的反应能力。青年教师和学生纷纷转向其他学校。到1995年，对历史系的一次评估表明哈佛已经落后于普林斯顿、耶鲁、伯克利、斯坦福、芝加哥和密歇根大学。哈佛历史系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历史学科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金字塔形变为平顶结构。金字塔结构意味着一小部分杰出的学者和系所占据最高点，并得到普遍认可；平顶结构则意味着出现了更多的历史学派，每一个都作为一个分支领域，有着各自的顶峰。哈佛历史系的一些老教授在金字塔结构中取得过辉煌成就，但他们很难适应新的学科形态。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适应潮流，另一方面要根据这个学科的前沿形态来决定学科的人才规划。

※本文是作者2009年5月13日在复旦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辅导报告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3 07: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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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 对话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今年1月，57岁的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回娘家”，重回复旦当校长。3年前，他是从复旦副校长任上离开北上京城的。如今，重回校园的杨玉良谦虚地说自己是“大学校长一年级生”。杨玉良是一个很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的人。他亦向记者推心置腹，自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决策时不允许摇摆，要有可持续性，不能把自己陷进去套牢。他不欣赏西汉时期的晁错，也不欣赏宋朝的王安石，尽管他们都是做对的事情，但使用的不是正确的方法。
　　
　　他学化学出身，就职演讲却引用舒婷的诗歌《致橡树》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浪漫情怀和治校理念——“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杨玉良告诉记者，他希望大学人仰望天空，同时扎根大地。
　　
　　半年了，杨玉良在复旦各种场合大谈理想、理念，就是没有谈具体做什么，很多人疑惑地看着他。其实，杨玉良已经磨刀霍霍，他要向大学世俗化动真刀真枪。在国务院学位办这几年，他走访各地高校，看到的图景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杨玉良痛恨大学如此忙忙碌碌，随波逐流。
　　
　　“这是荒唐的。”访谈中，杨玉良多次蹦出这句话。
　　
　　

世界不完美，需要理想主义

　　
　　《南风窗》：杨校长，你给复旦本科生演讲时大谈理想主义，说报考复旦者要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的危机所在，并愿意负担责任。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燃理想的时候了吗？
　　
　　杨玉良：作为大学理念来讲，高扬理想的旗帜是永远的，只是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似乎不谈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价值观似乎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一个社会没有理想不行。回顾过去20年，我们曾经风行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风行过萨特主义，还讨论过新权威主义，各种主义都没有真正扎根，最近几年又开始国学热。我们在探索，但探索的过程实际上表明我们面临着一定的迷惘。实际上，我们缺少了一种东西，即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精神。缺少了这个，你再去寻找什么东西似乎都不是你所需要的。
　　
　　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性非常清晰。最近的金融风暴，给很多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人狠狠打了一棍子，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手的话，出现了极度的贪婪，暴露了人性中极度无耻的一面。所以在西方《资本论》热销，人们都在反思。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完美，尽管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还是存在。
　　
　　《南风窗》：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大学该怎么办？
　　
　　杨玉良：这就是我们将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就涉及通识教育了。我们不仅仅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公民，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对这个国家、民族、全人类富有崇高责任感的人。他应该有崇高的理想主义，他的心中应该对人类的未来有一种设想。理想主义虽不可及，但心可向往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4 08: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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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通识教育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但是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使得学生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切身的感受。然后有责任去推动社会向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当下，在大学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尤其重要。如果大学都没有了理想主义，那社会哪里还会有呢？大学要像温总理讲的要“仰望星空”。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理想主义，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全人类的全球的眼光，最后才是有特定的专业知识。
　　
　　这个顺序也反映了通识教育的要义。
　　
　　《南风窗》：我试着作为一名复旦的新生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来复旦”，来复旦要读一流的书，做一流的人，最后建一流的社会。
　　
　　杨玉良：是的。
《南风窗》：这就意味着复旦要教育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不要以财富为追逐的目标，这会带来价值观的维新和整合，并形成新共同体。
　　
　　杨玉良：谈到收入问题，很多暴富起来的人都把自己的暴富当成是理所当然，不会反省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把捐赠文化形成为一种很好的风尚，这跟我们社会和个人缺乏反省能力有关。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就很成问题，家庭通常会跟孩子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种误区，社会除了竞争难道就没有其他了吗？互相帮助、尊老爱幼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要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
　　
　　《南风窗》：但是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之后却跌得很惨，被磨掉了理想主义情怀。
　　
　　杨玉良：这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就会在处处碰壁后锐气棱角全无，变得极其世俗。理想主义者受挫之后，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休养生息，整装待发，理想主义者不会失去信心。但他同时也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就要求他必须立在民众当中，必须扎根在草根阶层。跟基层在一起，就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也不会是空中楼阁。这就是我就职演说中所引用的舒婷的诗句，“叶耸向云天，根扎在大地”。
　　
　　

拒绝“娱乐版通识教育”

　　
　　《南风窗》：复旦在本科生教学改革上最大的创新和特色就是推行通识教育，你作为新任校长，怎么理解通识教育？
　　
　　杨玉良：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之后多数都是成功的，但是很遗憾把中国古代书院制给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很像现在的研究生院，而且是通识教育。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通识教育可不是一个娱乐版的知识普及教育。把各种各样的知识给你一点，这就叫通识教育？
　　
　　教育的真谛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恰恰，综合的思考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的，西方文化强在逻辑思考能力。东方文化吸收了西方理性的、分析的文化后所融合出新的文化思维方式将会主导21世纪。通识教育就是告诉学生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教会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人将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人文精神教育，错了。大学是沉淀人类文化精华的地方，大学也是创造人类新文化的地方。我们要向学生同时传递科学和人文的精神。
　　
　　《南风窗》：有了这样的理念，准备怎么做？
　　
　　杨玉良：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不可能是复制其他国家的教育，因为教育是文化的传承，脱离了本国文化谈教育是荒唐的。北大陈平原教授说过，“中国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话绝对不是欧美大学的凯旋。”中国的通识教育要成功的话，绝对不是欧美通识教育的凯旋。我们必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通识教育，比如书院制，集古今中外之优点。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4 08: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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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H”型还是“N ”型好呢，“H”型代表下面是通识教育，上面是专业教育；N型代表先是通识教育多，然后逐步增加专业教育。欧洲是N型，美国是H型，美国的方式培养成本极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成本必须考虑，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的基础上获得好的效果。复旦的通识教育要走向精细化，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间课程设置是不一样的。

自主招生会稳一稳
　　
　　《南风窗》：有人说，如果没有自主招生配合，通识教育推行会很艰难。
　　
　　杨玉良：关键的第一步当然是选才，把最好的人才选进来，一种好的办法就有机会选到更多优秀的人才。现在本科教育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大学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教育方式来选择人才。这是大学对自主招生的动力所在。但自主招生和通识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绝对，因为自主招生只是一小部分学生，通识教育是对所有的本科生。教育上有一种理念，每个人都是可造就之才，关键是造就成什么才。应该说，自主招生为推动通识教育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带来了一股新风，创造了一定条件。
　　
　　《南风窗》：目前全国高校中复旦自主招生名额最多，而且试行面试录取这种全新的模式，还把权力交给教授。
　　
　　杨玉良：在选材上，判断起来最准确的不是一张考卷，实际上是教授。教授们毕竟接触过大量学生，有相当的经验和教育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等等，他们对学生的判断，总归是比较准确的，总会比一般的考卷要好得多。比如说，研究生让导师来选，好多人说，这不公平。但是，只要导师不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选进来的话，导师来选是最公平的。因为我很清楚，你能把研究做好，把博士论文做得好，而他做不好，尽管你考试考得不好。
　　
　　当然现在的自主招生仍然是一个过渡做法。如果高等教育全国平均毛入学率达到50%，也就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招生方法又得改变。我相信未来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对国家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是有利的。
　　
　　《南风窗》：但是社会质疑复旦模式的公平性。
　　
　　杨玉良：公平是有界限的。什么叫公平？有人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公平。但真的公平吗？比如说，考大量记忆性的东西，背工好的人肯定都高兴了，但是对思维能力很强、记忆力不强的人呢，对他来讲不公平。还有人说，让每一个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这也是一种公平。譬如说，高考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但是自主招生可以，这是另外一种公平的发现。又有一种说法，让每一个人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也是一种公平。所以，任何一种公平都是有一条界限的，任何一种招生模式都无法做到完全公平。
　　
　　我们现在在外省市试点，都是派教授到当地去，就是为了减轻农村孩子的压力，在当地实现相对的公平。人类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非常好的道路，来保证人人平等。关键是，公平的定义是因形势因环境而变的。
　　
　　

学生期望值下降了

　　
　　《南风窗》：今年经济危机背景下，复旦学生就业情况遇到挑战吗？
　　
　　杨玉良：复旦就业签约率，跟往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似乎后面增长的劲，没有往年大。当然，这个只是预测。另外，跟学生期望值下降是有关系的，比如3500元月薪的工作原来我是不签的，结果他签了。情况还不错。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4 08: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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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支持大学生去农村当村官吗？
　　
　　杨玉良：我支持。我就说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东西部的差别是很大的，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首先能改变欠发达地区人的思想观念。落后首先是观念落后，观念落后经常导致拿着金饭碗讨饭。所以，好多成功的村官一看，遍地是金啊，然后利用当地资源，马上就把老百姓的生活提升上去。
　　
　　遗憾的是，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缺乏这个感情。其实，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
　　
　　

校长的四条标准

　　
　　《南风窗》：其实大学校长不仅属于某一所大学，也是属于社会的，他也要站出来跟民众对话。
　　
　　杨玉良：我认为，大学校长应有几点要求。第一，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不一定真的这么好，但是人们这么看你。第二，他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他是大学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精神领袖。第四，他是大学整个学科建设的总体设计者。这是最基本的，还不是教育家的标准。
　　
　　有人说，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不相信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一个专业专门学习如何当大学校长。所谓的职业化只是说，你既然当了大学校长，就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一个事业。大部分校长原来都是专家，都是某个领域里非常出色的学者。既然当了校长，就应当摆脱原有专业的限制，不要把你专业的思维方式，转移到校长的位子上来，应该用更宽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南风窗》：大学校长如果做到这四点，可以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杨玉良：眼下，大学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华文明向整个世界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全人类和全球的视野下，要构建一个宏大的文化发展战略。而这个战略的构建和实施，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的大学。
　　
　　我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德国的一个教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会说德语的地方，就有德国的利益。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人知道康德和黑格尔，那么他们就懂得我们德国人是怎么思考的。非常精辟！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指责那么多，其实中国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能认为他们全都是反华的。我再引用一个人的话，撒切尔夫人博客里的话，她说你们都鼓吹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中国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世界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输出过思想和主义。你想想，我们应该做什么？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24 08:39 编辑 ]

NZWJ

　

拒绝平庸不容易

　　
　　《南风窗》：目前国家正在征询教育中长期规划意见，你最关心什么？
　　
　　杨玉良：我最关心大学的体制。大学的管理体制，包括国家对大学的管理体制和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体制顺了，什么都顺。管理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人们一般都不太敢提。《人民日报》上有过一些讨论。有人批评教育部对大学管得太多了，但是又不愿意直接说。实际上，教育部自己也有体会。
　　
　　国家对国立大学，到底管哪些事情？这个一直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很多文章都在强调尊重大学办学规律，潜台词就是你不该管的东西你不要管。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现在中国人说话有个缺点，总想隐隐蔽蔽，总想遮蔽一些什么东西。要么就是过度，大谈自主权。
　　
　　我们研究一下美国大学的历史，尤其是私立大学，你吃人拿人的你就不自主。美国私立大学到二战之前，是非常自由的，到了二战的时候，为了反法西斯，所以美国政府就安排了大量的资金，要开发新的武器，给了钱就得按政府的指示做啊，所以它失掉了一部分自主权。二战胜利了，它就反弹了，这些学校就强调要自主权，要学术自由。到了60年代以后呢，工业界介入了，工业界给钱建了很多研发中心，又不自由了吧。由于冷战，军方又给了钱，又不自由了。所以到了60年代末，又一次反弹。永远在这之间拉锯。
　　
　　关键在于，在这中间要构建一种非常好的机制，就是大学内在基本的教育和科研规律要得到保持，然后满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有很好的弹性。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政治也不要冲击业务。但也不是提到大学自主权就是不要管什么外面的事情，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可能的，否则，办大学干嘛？
　　
　　《南风窗》：现在大家都在比较北大还是清华培养的政治家多，复旦会跟风吗？
　　
　　杨玉良：我不以国内和国际上任何一所大学作为复旦的参照。或者说，博采世界上所有优秀大学的长处，作为我们的办学理念。
　　
　　首先，要办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又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否则你办成世界一流大学，COPY了一所MIT，COPY了一所哈佛，COPY了一所耶鲁，不行的。我强调复旦两条都不能丢掉。否则这所大学看上去跟耶鲁一模一样，跟哈佛一模一样，这是一种失败。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有时间表吗？
　　
　　杨玉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我希望，过若干年，复旦大学至少能跟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叫板。跟他叫板的意思是什么？我指的是，有那么一批学科均匀分布在人文社科、理科、医科，能够与世界上最前面的50所大学叫板。也就是咱们拿出来比一比，我不会比你差多少。这个目标是很难很难的，但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这一点我也是乐观的。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玉良：最大的困难在于理念和观念。我们的教师准备好了没有？我不仅仅指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们的教师有这个胸怀吗？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那个信心？如果大家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实现75%的愿景。思想先行，然后咱们再来解决具体问题。否则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别人还不理解，干嘛要那么做？就是要取消那些俗气的东西。我一直说，有多大的胸怀才能做多大的事情。胸怀没到，啥都不行。高风亮节没有了，知识分子的骨气也就没有了。

来源：《南风窗》(2009年6月22日，记者:徐 瑗 陈统奎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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