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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需要“才子+流氓

”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应当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进入其中，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并由此激发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终生的精神家园。”新任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在踏上新岗位六周之后，近日第一次在全校大会上阐述了他对大学的期望。他说，我从来不相信物质的东西能主导一切，一所有精神追求的大学，比多一篇SCI文章、甚至比《自然》和《科学》文章更加重要。杨玉良教授面对学校党政干部所作的讲话，意外地引起了在校大学生们的极大关注。学生们把他的讲话贴到各大网站BBS上，也表达着自己对大学精神的向往。     
   
     
   

大学精神在于“名师轶事”的传诵

     
    “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几年间，我走了很多学校。我感觉大学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些荒唐事情就会随之出来。”杨玉良教授称，他非常认同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先生离任时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她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
     
    由学生传诵的名师“传奇故事”，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对每一个学生起着潜在的精神引导作用，其效果往往超过刻板的、一本正经的“大事记”或者“校史”，“令我有点伤感的是，现今复旦大学有些院系及其名师的故事还能否有人继续传诵？”
     
    在杨玉良教授看来，教授们的学问、才气、情怀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们流传下来的经过“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对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极其重要。叙事者在传播老师故事时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试想，如果学生对老师没有崇敬的心情，如果老师对学生没有关爱，如果学者和学者之间没有一种相互敬重、相互欣赏，那么这样的文章和故事就会少。校园故事的传诵，实际上反映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和文化环境。
     
   

大学不需要“才子+流氓”

     
    杨玉良教授认为，大学天生就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优秀的成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因为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道德的纯洁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和信任。
     
    杨玉良坦诚地说，正因为人们都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净土，因此，当一所大学传出任何丑闻，人们都会非常关注。所以，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确实有点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污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复旦大学不需要这样的人。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说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当然，如果我身上有这种坏毛病，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地向我指出。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那么，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大学要警惕“学术科举制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大学的学者应该崇尚学术，而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要拷问一下自己——我们在做研究时是否真的出于自身内在的需求。”杨玉良眼中的大学教授，应该坚守学术本位。
     
    他认为，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将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虽然一方面可以推动学术的普及和成果转化，并且成为学术研究的推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下意识地使得我们在考评一个学者时，容易采用“计件取酬”的方法。
     
    杨玉良教授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位院士说，我们现在采用的似乎都是“大寨式”的评工分方式——发一篇文章得多少分，等等，最后加起来就得到一种“定量”评价。事实上，这是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杨玉良说：“我并不完全否认定量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其中赋予了多少它本身不应该有的内容。如果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伪学术’，甚至‘恶学术’。而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从长远来看，就更糟糕了，这将变成一种‘学术科举制度’，促使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杨玉良教授认为，只有扎实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大学不能为了蝇头小利，为了多发奖金，而忘却了对“学术为本”的坚守。
     
    讲话中，杨玉良教授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过“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其实，‘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到坚守‘学术为本’，坚守‘服务社会’，坚守‘服务国家’，坚守我们的道德，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文章来源:「文汇报」(2009年3月20日)（作者:姜澎）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7 11: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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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

（2009年3月31日）

作者:杨玉良

　　
同学们，你们好！为了表示对听讲者的尊重，我不应该坐着讲话，而应该到讲台上站着讲。我是1月14号就任复旦大学校长这个职务的，到任不久就接到邀请，希望我给学生做一个演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跟同学们一起来聊聊，我经常说，如果大学校长不关注他这个学校里最大的群体——大学生，那他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校长。复旦大学学生工作部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这个题目很大，但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题目。当前，谈这个题目的人不多，想听这方面内容的人也不多，而恰恰复旦的学生提出来叫我谈谈这个题目。这表明我们复旦学生的起点是很高的，因为这个题目既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个题目又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很容易谈得很空泛。所以准备这个演讲我花的时间很多。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金普顿（Lawrence Alpheus Kimpton）就曾经说过：“我在这个大学里扮演着一个能说会道的博学家的角色。有时候我对于不太了解的事情要装得像权威一样。另一方面，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学，有些还要学得很透。”这纯粹是为了公众的形象，但实际上大学校长跟大家一样，尤其我到复旦才两个多月，是这个位置上的一年级学生，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大学的使命以及大学生的责任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大学的使命

　　
　　1、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做一个大型的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么就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传承方面的重要功能。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的名校，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文化功能构建的独特性。
　　
　　同时，我要强调大学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教育和学术型机构。国内曾经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国外的一流大学简单地当做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样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记得大概几年以前，国际上一个大学排行榜把北大排在了第十七位。那是非常高的。但当时一些头脑非常清醒的教育学者包括北大一些教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你要数一数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等这些硬指标的话，那么北大根本算不上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个大学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在这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能起到像北大和复旦等国内的一流大学起到的这么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她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并且把它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种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后才能传递的。在大学里面，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吸收着人类最广泛的精神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知识财富来充实我们大学生的头脑。他们不仅学了专业知识，比如说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等等，更为学生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基础。
　　
　　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任务。任何学科专业，不仅仅是人文社会学科，还包括自然科学和医学等，都在起着这个作用，因为说到底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因此，我们复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一所大学，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任务。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7 07: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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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曾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而“遗传”则是大学对自己应有的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保守”的。这里“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有“坚守”的意思，指的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稳定而且有力量。众所周知，大学是世界上所有机构中最稳定的。这种稳定来自于大学的自信和对世事所采取的镇定自若的态度，也源于大学本身的自尊和自贵。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但是从她的“保守性”来说，大学尽管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要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要保持宁静和清醒。前些年有个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如果它只是指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可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大学没有“精神围墙”，就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应是社会的清洁剂、清醒剂。这些年，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也有，国内的大学也有。其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大学应该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大学也只有在稳定宁静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排除各种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潜心钻研学问，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够一心向学，否则所受的干扰就太大。所以，有的学者才会呼吁“要给学生一张安静的书桌”。
　　
　　

2、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上面讲的是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但大学同时也具有它“创造性”的一面。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因为人类的社会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来非常认真地研究和批判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当中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放弃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方面的责任。反省不仅仅是批判，而更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这种讨论不应是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而应是深入的分析，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学教师不应是一个流行节目的主持人，他不应该仅仅煽情，而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我们要关注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和讨论，并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有些问题看来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跟现实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研究恰恰是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具有极具“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完全偏到复古，大学丧失了她的责任；但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因此，许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以及她的“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
　　
　　

3、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以上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服务社会。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新赋予的功能，如果你去念纽曼（Newman）的《大学之理念》一书，他没有明确地提到。我并不认同把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功能划分，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同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但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你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新的文化的创造，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的使命和功能。
　　
　　从大学的历史来看，大学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政府给了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她们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战争当中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并发明了破译密码的方法等等，为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从政府介入到大学事务以后，大学就带有了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自六、七十年代起，在美国的大学里建设了数百个和工业界联合的工业实验室，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科技知识以及各种其他的知识，能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有了充分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大学就扩展了这一方面的功能。所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用》一书中认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他认为，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因此大学总是希望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以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7 07: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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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要说，这些调整（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大学服务社会的任务应该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国际关系等等诸多问题，都需要依靠综合的、非常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只有大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只有大学才有那么综合的知识，一大批学者在里边研究非常深奥的问题。同时，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日益加剧，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大学作为知识的积淀、生产、传播者和人才培养机构，她必须为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的服务，大学也将以此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加合适的发展环境，因为一所大学的发展必须获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支持。
　　
　　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就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得太远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学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这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他们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这是一个不太客观的倾向性表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因此就承担了“无限责任”，从而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国内近些年来关于大学的讨论，都带有很强的这种倾向。事实上，当你把大学的功用强调地过头的时候，社会就会用这个过头的标准来衡量大学。
　　
　　六、七十年代有美国学者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这是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金耀基先生认为，“服务站”就是：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也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你大学也就给什么。这样的话，大学为社会提供的是即兴式的服务，不仅服务质量不高，而且使大学过度地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就丧失了，这样必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大学应该在坚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近代大学从未有过“象牙塔”精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前中国的大学对学术精神的“坚守”要比欧美的大学显得更加重要。
　　
　　为什么“服务站”思想会使得美国的大学沿着这条路走得很远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站”能够为大学带来财富和各方面的支持。实际上大学的这个做法是有点“媚俗”的，这种“服务站”理念使大学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媚俗”、“媚众”、“媚上”的种种陋习，大学本身独立的精神未得到应有的坚持。因此，这样的大学受到了很多学者，乃至大众的批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Hutchins）在上世纪70年代时，对大学“服务站”的做法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批评。他甚至说：“如果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那么改革她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它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因此，为了维持大学的精神品格，大学在努力为社会提供各种高水平、有深度的服务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克服上面提到的两个倾向，要保持大学本身应该有的稳定性和宁静性。可能当今对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因此，大学除了在“坚守”与“创造”之间存在着张力，在“改革”与“回归”之间或许存在着更大的张力。这些都是“必要的张力”。大学在这两个张力中前行。
　　
二、大学生的责任
　　
　　1、大学生的第一责任就是学习
　　
　　1912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在严复辞职以后代理北大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这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大学教育之精要。
　　
　　英国的教育家怀特海德（Whitehead）,他又是个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1919年说过一句话：“归根结蒂，作为学生，你们必须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一种乐趣”。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金耀基在一篇题为《大学之功能与大学生的责任》文章中也提到，“当一个青年进入到大学以后，他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即他应该以充实的学问为责任，他应该沉浸在理性的精神当中，于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里与教师一起，在知识的大洋中做创造性的航程。”所以学习是学生一进入大学即被赋予的职责。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7 07: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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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收到一份调查报告，说我们有些学生进入复旦以后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导致学习成绩出现不及格。我觉得每个学生都要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来到复旦上大学？你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复旦大学，所以我希望大家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尽管可能每个人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的，但是你归一下类的话，不外乎以下几种回答：有些学生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比如说他要找一份白领的工作。也有些人会毫不忌讳地回答，我为了毕业以后能够赚大钱。也有一些学生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也就是让父母亲和亲戚朋友觉得很荣耀。也确实有不少学生对他所选择的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报负，他意识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性，他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他想对此负担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学习。当然这个几种答案不是说每个人只有一种，而可能是几种交织在一起，这也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看哪些东西是占了主导地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李登辉先生对于为了前面的那些目的而来求学的是很不屑的。我想即使在现在，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也不会对纯粹因前面的那几种理由来上复旦大学的学生投以赞许的眼光。事实上在国外也是，德国的大学就非常鄙夷那些“为了谋生而求学”的学生。我想告诫学生的是，如果你淡化了纯粹“为了谋生而求学”的目的，那么你的学习就具有了高尚性，你对学问就有了一种尊崇。这样，你就有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
　　
　　2、大学生应保持一种理想主义
　　
　　一般来讲，年青人是很有理想主义的。有人说，一个人年龄大了就会老于世故，所谓老于世故就是缺少了理想主义的成分。我认为理想主义不应是一个贬义词，但是近年来人们认为它和“不食人间烟火”似乎是一个同义词，这是错误的。
　　
　　我认为，如果你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你才会认真学习，并设法让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类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如果大家认真思索一下，我们整个人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比如现在世界上所存有的原子弹足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美国金融界的寡头们的贪欲引发了当今这场危及全球所有人的“金融风暴”。我们想过没有，人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地保护理想主义，为理想而学习，复旦大学将为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提供永久的精神家园。说到理想主义，如果你们去接触不同高校的学生，会感到有一些差别，这就是因为大学的文化氛围赋予的。复旦大学是一所具有理想主义传统的学校。复旦的学生，教师，校领导都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包括我自己在内。
　　
　　理想主义对于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复旦大学校友王沪宁教授对此很有体悟。他说，“复旦大学的氛围让我立即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这是复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我相信也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磨石上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因此我们应该时时审问：我还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事实上，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包括我们年龄大一些的人，都需要审问自己这个问题。
　　
　　下面的事实与王沪宁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生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实例。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做了学习的动机的调查，就一个题目：你到哈佛商学院上学就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个人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1.9%，有275人他们选择了“为了理想”。有意思的是，20年之后，人们对于这1520名学生做了跟踪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受调查的1520名学生中有101名成了百万富翁，而其中100名当时他选择的是“为了理想”。
　　
　　这个结果是发人深思的。我想，理想主义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会感到学习的苦。反之，因为理想主义是深藏于个人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他不断地支持他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受到俗事纷扰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理想主义者不会被一时的挫折所打倒，因为他有信仰。所以历来理想主义者面对挫折，面对死亡，他都可以泰然处之，他有信仰，所以才能克服困难。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7 07: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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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有位学者叫黄进兴，他早年留学哈佛，写了一本书叫做《哈佛琐记》，人们认为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而且深有体会。这本书栩栩如生地体现了哈佛那些人文学者的素养、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这本书里叙述了一个名叫罗尔斯（John Rawls）的教授在哈佛讲课的情景。罗尔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正义论》被公认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和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不同，他只有《正义论》这一本著作。这本书是1971年出版的，全世界单单是研究它的论著就超过了5000多部，所以这本书显然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哈佛琐记》里头，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罗尔斯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授课的时候，教室里的所有学生立即自发地起立鼓掌。罗尔斯走出教室以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作者双手拍得又红又痛，忍不住悄悄问旁边的美国同学，你到底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点：第一，这个教授很有学养，学问过人，我相信他也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但是另一面，我们要问问自己，当你面对一个德才兼备的学者，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他讲课结束后，你会不会站起来鼓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鼓掌？这个举动反映了听课的学生有没有理想主义，有没有对学术尊崇的理念。显然，如果你为了赚钱而求学的话，我相信罗尔斯的课不会教你如何赚钱，你也就不会去鼓掌，因为他是讲哲学课的。
　　
　　作为一名学生，有理想主义情怀也会使你懂得该如何去学习。你们必须懂得，尽管你们在修习各种课程，但你们主要是在自己教育自己。恰如怀特海德（Whitehead）所说的：“你们不是一块块供聪明的教师捏成文化人的胶泥。”你们自己的努力，也只有你们自己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说一千，道一万，对那些值得做和值得想的事情，你们还是要做到：一要培养兴趣，二要视为享受。你们的学习生活或者会苦不堪言，或者会其乐无穷，这要看你们怎样对待它了。”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你们父母的独生子女，父母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父母们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期望都加在了你们身上。因为你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在文革中丧失了受教育机会的一代，所以他们把受教育看得极其重要，他们对你们寄予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期望。这有好的一面，但是我想我们的学生应该清楚，你们也不是被父母随心所欲塑造成某个人的胶泥，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在自己教育自己。再次引用怀特海德（Whitehead）的话，“如果你们既不勇敢，又怕挫折，你们就不可能学业有成。”“你们不会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除非你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渴望改善人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人民，勇于迎着困难前进。”

3、大学生要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除了学习，你们还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金耀基先生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他指出：“大学是一个栽培普遍性的理念和理想，如平等、公正、和平等的地方。这些理念与理想主义对于纯洁而有朝气的大学生具有启发与挑激作用。”然而，理想主要只是告诉学生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模样，但是它“虽不可及”，但可“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它可以照亮我们脚下的路。然而，理想与现实永远是有差距的，有时这个差距还很大。正因为这个原因，学生应该去当“志愿者”，去参加许多社会服务活动。美国耶鲁大学也极其重视这一点，他们把学生派到社区去做义工，因为这是一个认识社会的重要的实践活动。但是，当他们感受到理想主义与接触到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时，大学生一般是很难加以容忍的，他们对不合理的现实较易采取一种不妥协的，激烈而又绝对的态度。当现实和理想产生差距的时候，学生的素养决定了他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大学生都会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的事件会难以容忍，慷慨激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比社会上的一般人更有理想和道德精神的色彩。这种现象几乎是世界性的。
　　
　　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故居有他亲笔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明显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大学生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复旦的学生也是有此光荣革命传统的。“五四运动”是北大发轫的，而“五四运动”在上海、乃至在整个南方的策源地和组织者是复旦大学，当时的复旦被视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在日本侵华时，复旦的学生组建了“学生义勇军”，组建了“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逼着蒋介石当着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代表承诺“保证抗日”。所以说，复旦的大学生在民族国家危难的时候，所表现的民族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李登辉老校长就在当时提出了复旦的精神（spirit）：牺牲（sacrifice）、团结（solidarity）和服务（service）。我有时候把这个称之为“S of 3S”。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7 07: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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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的“坚守”和“创造”之间的张力十分巨大。这时大学生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国民责任”，是一个有知识、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的“国民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这种激烈的方式在非国难时期，我们的学生是不能用的，是无谓的。近年来，发生在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学潮很激烈，烧了汽车，也死了人，但他们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在我国“文革”时期也具有同样的教训，大学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动乱，打、砸、抢横行，人性尽失。你们若不熟悉这场“劫难”，可以去读一下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十年》。这些学潮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辱没了大学的理性和尊严。有的大学生沦为了假革命的祭品。许多大学生运动常常以理性开始，而以悲剧告终。金耀基先生分析说：“如果不是‘非常’时期，非常局面，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要靠大学生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大讽刺，是学生的大不幸；大学生如果过早而无准备地掉进险污的陷阱而成为牺牲品，则更是个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因为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种正常的调节功能，用不到大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让学生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生莫名地承担了“无限责任”。
　　
　　即便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为了阻止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的签署而不得已鼓动学生游行，导致了大量学生被捕。当这些学生被营救出来以后，他马上告诫学生们一定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重申“以研究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所以大学生应该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要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去直接介入，如果不是“非常”时期，这并不是社会对你们的期待。
　　
　　总之，大学生的最大责任在于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
　　
　　最后我简要地讲一下大学对大学生为什么如此重视，而且认为大学生比研究生更重要？根本原因在于你们对学校的贡献。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说过，“哈佛之所以成为哈佛，全在于哈佛的学术；你们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聚集于此，这才成就了哈佛。”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就来自于其学生的影响力，因为绝大部分学生都要离开学校，留下的只是一下部分。学生离开学校后的成就是大学为之骄傲的根本。所以，耶鲁大学校长在新生的欢迎会上说过：“耶鲁是什么？你们在座的就是耶鲁”。因此，人们称那些不重视本科教育的研究型大学为“没有灵魂的卓越”。
　　
　　大学生是一所大学“保守”和“改革”的张力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改革”力量。所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肯尼迪（Donald Kennedy）在担任校长期间，每年就要给几个新生作指导。他发现，“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事实上，它有时是无可估价的观察方式，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窗口，可以从学生的视角来观察这所学校。通过学生的眼光来发现大学里到底什么是管用的，什么是不管用的。”这是他当了大学校长之后的感受。而最重要的收获在于：“通过对这些聪明而又充满精力的年轻人发展私人交往关系，他们总是提醒我，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事实上，大学主要就是为了你们本科生而存在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金普顿（Kimpton）也曾经说过：“我非常愿意告诉大家，我认为你们是这所大学里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你们也是最有趣的部分。你们很重要，因为帮助你们培养自我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你们有趣，因为你们聪明伶俐，但是尽管有个别迹象表明你们并非那么样的聪明伶俐，你们有时很幼稚。”
　　
　　我觉得这讲得很实在，没有任何取悦学生的含义。因为如果跟一个大学校长来比的话，可能你们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幼稚，但是正因为这些幼稚，才能成为大学发展的主动性的，非保守性的一面。学校和教师就是要帮助你们克服这些“幼稚”，要培养你们好的德行，树立远大的理想，为人类的进步，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也为复旦大学的辉煌而学习，而奋斗！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教师也能抱着这样的情怀来培养我们的大学生。所以，最后我借用一句复旦学生常说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
　　
　　今天我们以复旦为自豪，
　　明天复旦以我们为骄傲。
　　
　　我相信复旦的每一位有理想的学生，你们将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复旦大学一定会以你们的明天而感到骄傲。
　　
　　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复旦新闻网」
最后更新：Apr 1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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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

作者:杨玉良

　　

学习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主要负责学科方面的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想法。这里，我想围绕前段时间的调查走访工作谈两个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第一，什么是学科、如何进行学科建设。第二，根据对学科的科学认识，来谈谈我校在学科建设中的相关问题。

　　
　　今天要谈的问题主要基于三个情况。首先，回顾十年来的发展经历，应该说我们对学科和学科建设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入。但同时就学科建设这个主题，在校内外乃至全国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其次，当前国家要求我们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努力。学科是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构建单元和基层机构。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一流大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学校中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再者，在学习调研阶段，教师们就我校学科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也提出了许多好建议。这些意见和接下来如何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推进学校发展息息相关。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学科”的科学定义、学科成长与消亡的规律、学科间的科学关系，以及学科建设的内涵谈一些粗浅思考。我要预先申明，现在只是和大家交流我的认识，具体哪些该“为”，哪些该“不为”还没有结论，需要作认真细致的论证。
　　
　　

一、学科的定义和学科的诞生、成长及消亡的规律

　　
　　在英语里，学科称为discipline （或subject，但常译为“科目”）。Discipline的意思主要指“教学”和“训练”，是对某种心智和个性的培养，或者是按某种规则进行生活，和我们现在一般所指的“学科”有所不同。《辞海》（1980）对“学科”的解释：（1）学术的分类；（2）教学的科目；（3）学术的组织。这与克拉克（B.R.Clark）的观点很类似。他认为，学科是专门化的知识领域。结合discipline的词义来看，学科的划分主要是为适应教学的目的而对知识的一种划分。
　　
　　1、学科是一种范式，主要为方便教学不得已而为之。
　　
　　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认为：“一门学科应有自己的范式（paradigm），即包括定律、理论、规则、方法和一批范例的有内在结构的整体。”“范式”包含了一些“专业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如在牛顿力学中，基本的元素包括基本的公式、特定的模型和一系列的范例。我们判定一门学科是否称得上“成熟”，就是看这门学科是否建立起较为稳定的范畴和系统的范式。而后在相当时期内，该学科的范畴或者范式里面的元素不断充实和丰富，这就导致了前、后科学的分类。如果它相当完善，那就是后科学；如果还不够完善，范式随着时间改变，那么属于前科学；如果没有明确的范式，就不能称之为科学，不能形成学科。以前的特异功能研究，没有明确的研究范畴，没有范式特征，从科学的严格定义来讲，它不能成为学科。当一门学科发现有些事实不能纳入原有“范式”，形成危机，可能会对原先的学科观念进行局部修正或补充，也可能产生科学革命，形成新的范式。这是从科学发展动力学观点来看学科的定义及其发展。
　　
　　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学科的另一重要动力是教学上的考虑。近代以来，科学快速发展，为了便于教学，人们不得不将所积累的知识进行分类，由此就产生了学科的概念。当知识的总量大大超过了个人的智力和寿命极限，我们不得不把知识分割成一个个狭窄的模块对学生进行教学。因此，我认为“学科”的主要含义是指“按教学和训练所定义的知识的分类”，即知识的条理化。学生在学习某门学科时，就是学习其“范式”,在“学科”框架里进行，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无更好的途径。恰如怀特海（A.N.Whitehead）指出的：“朝向智慧的大道赋予提供知识过程中的自由，而通往知识的大道则在于获取它时的discipline。”
　　
　　虽然学科的划分主要依据的是共同的知识基础和工作范式，但常常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学术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因素。坎贝尔（D.T.Campbell）根据分析结果指出，“将学科内容划入各院系具有高度的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事件的产物。”在看待一个学科的时候不要过分地固定，不要以为存在一个院系就一定代表了一个学科，往往一个学科的内涵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院系，学科所归属的院系往往是历史原因所致。前面表明学科的划分和知识的划分主要是按照教学规律，学科的划分还有很多另外的判断标准，世界上有多个体系来讨论怎么划分学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学科有自己的层次结构。在这些层次结构里，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有本质的差别。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2 08: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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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具有层次结构，基础学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们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这样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学科间的关系。
　　
　　学科间（Inter-disciplinary）：两个或数个学科间的空白地带（在两个或数个学科均未定义的领地）。其特征是，按各个学科原先的定义，这些学科间基本不存在交叠（Overlap）。学科间的研究有助于贯通原本不甚相关的学科。
　　
　　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两个或数个学科间的相互重叠的部分。其特征是，这些学科间的交叠地带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可能采用不同的专业术语系统，或是保持各自传统的研究方法。说的同一个问题，但是用不同术语系统。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学科间有共同语言将提高研究能力，多种研究方法可能也随之而贯通。
　　
　　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数个学科间的全体，不仅包括学科间的空白地带，也包括交叠地带。其特征是，一个完整的集合，而单个学科只是其一个子集。开展多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当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复杂且覆盖面十分宽广时，仅靠单一学科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采用多学科的方法。
　　
　　

3、学科有其诞生和发展规律。

　　
　　学科是一种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范式也会发生改变。社会的重大需求使知识被不断重新条理化，一系列新的学科因为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加深而产生，有些学科则走向消亡。在自然科学中，除了一些最基础的科学外，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会经历一个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这里用“消亡”而不用“死亡”是因为其“消亡”的学科将以另一种形式得以重生、嬗变（trans-mutation）。有时原属于不同学科的知识组合后也可形成新学科，如纳米科学。有时新学科的诞生还跟科学家的矛盾有关。有一门学科叫物理化学，有一份美国化学会主办的杂志《物理化学》，后来发现物理学家来稿总是被拒，化学领域的人读不懂他们的东西，术语系统也不一样。美国物理学会就办了另一本杂志《化学物理》，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很难讲。在后者上发表文章的好多人得诺贝尔奖，杂志地位得以确立。后来，两边的一部分科学家自己组建了一个新的杂志《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如果一个学科从种种迹象看都已接近消亡，不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它只有依据相对滞后的学科目录进行数据比较的意义。虽然我们在短期内进一步投入资源可能显示出在该学科上的优势地位，但从长远看，这反而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需求往往孕育着新学科的诞生。科学发展的前沿不断拓展，催生了一些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等。很多应用型学科因社会需求“应运而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的专业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一种是保持原有学科的完整性。科学家有时候确实是保守的。当他走到另一个领域时会产生条件反射，认为这不是我的学科领域，于是就会退却，即使跨出去，在学科边缘上另一边的学科也会企图把他排挤出来。专业研究如果仅以保住原有学科为目的，甚至更严重的，个别有权势的学者为了实现自己“学术领地”欲望而形成“学科”，那么我们对知识进行合理分类和学术研究的目的就被异化了。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金伯顿说过：“任何形式的学术结构都不可能长久地满足我校的梦想与期望。”一所学校不得不随时代的发展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整个学术前沿的拓宽，另一方面是适应社会的重大需求。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认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2 08: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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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新学科诞生是因为学者对自然、社会和科学规律有新的探索和认识。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一批一流的学科，往往就是这些学校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例如，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01年，在1918年大流感爆发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流感问题的研究。1926年，里维斯（T.Rivers）定义了病毒和细菌的区别，开辟了病毒学领域。1944年，艾弗里（O.T.Avery）和同事证明携带遗传信息的是DNA而不是蛋白质，这一革命性的论文导致了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发现，促进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洛克菲勒研究所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洛克菲勒大学，他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疾病与健康问题，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诞生了23位各类奖项得主。
　　
　　一个重大的综合研究项目有时往往可以催生一批相关新学科。围绕着1918年大流感诞生的学科还有人口统计学，重要的发明还有“盘尼西林”。而这些学科和重大发明从发现问题到科学研究到新学科的诞生，都建立在多位科学家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冯元桢教授建立“生物医学力学”也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从两仨个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到联合成立研究所并招研究生，再到成立系并招本科生，前后化了约15到20年时间。
　　
　　

4、学科划分具有局限性。

　　
　　除了一些在学理上具有合理性的科学规范，学科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恰如我校俞吾金教授所指出的，在很多情况下，“学科的概念是一种人为嵌入的结构”。
　　学科的划分对教学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教育同时存在负面作用。虽然划分学科在教学的技术层面上具有积极意义，使知识条理化，但对教育（育人）的作用则常常是负面的，因为完整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割裂。学科划分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思维范式，从而获得探索未知世界的基本能力。科学探索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这应该是通识教育的内涵。为了降低学科划分的负面效应，怀特海提出两条教育诫律。第一，不要设置过多的学科，尤其不能盲目设立过多的学科“空壳”。我感觉在我校也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凡是所教授的东西，一定要教得透彻，使得这些概念变成学生自己的概念，且学生懂得如何运用这些概念，使他能够理解生活中的事件，作出判断，从中体验到发现的愉快”。我们尤其要认识到，如果把研究领域圈得越来越窄，把专业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形成学科“分家”、单科独进的局面，对一所旨在培养领袖人才的研究型大学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培养某一方面的专才并不是我们教育的全部目的。从教学的角度，我们强调专业与通识的平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更要清醒看到，知识被院系、学科分割后，一个个本来联通性很好的模块，其内部联系被打破，这对教育和学术研究都非常不利。
　　
　　学科的划分对学术研究也有负面作用。我们所遭遇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大多是综合性的、多学科的。而学科划分导致的领地观念，不利于不同学科的人员联合起来研究一些多学科问题。由于学科的划分，其中人员的学术态度和思维方式会形成定势，形成所谓的学科文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罗斯科（K.P.Ruscio）认为：“许多学术范畴都有自身的学术部落。”古代的部落之间常常会发生战争，不同学科间的争执也是屡见不鲜的。以至于克拉克认为：“如果社会学家走进英语系的大楼，即使没有受到英语学者‘充满敌意的弹弓袭击’，也可能会遭遇白眼。”这是一个玩笑，但这样的情况难免存在。物理和化学的学者研究生命科学问题的论文向生物类杂志投稿常常会被拒绝，然后不得不仍然发到物理或化学的杂志上。这显然对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6-12 08:3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