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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文章集

【作者简介】杨玉良，1952年出生于浙江海盐。现任复旦大学校长。1977年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1984年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博士。 1986年，留学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国际著名学者Spiess教授核磁共振技术研究的博士后。1988年，回复旦大学工作。1993年晋升为教授。1999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一批特聘教授。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续两次任国家“973”计划首席专家，2008年度被聘为国家“863”计划首席专家。1993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分子科学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有多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0余项，以及“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发表有大量著述和论文。

目录
(1)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第1－第4楼)
(2)也谈李约瑟难题(第5－第9楼)
(3)大学和学者都应坚守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第10－第10楼)
(4)大学不需要“才子+流氓(第11－第11楼)
(5)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第12－第17楼)
(6)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第18－第25楼)
(7)重塑精神重扬理想(第26－第30楼)
(8)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第31－第32楼)
(9)永不忘记出发时的远大理想(第33－第34楼)
(10)永远做学术精神的坚守者(第35－第36楼)
(11)校友，母校永远爱你们！(第37－第37楼)
(12)珍惜你们的学习机会(第38－第39楼)
(13)师承关系——两个科学王朝的故事(第40－第42楼)
(14)杨玉良校长主持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实录(第43－第52楼)
    (请浏览照片:http://www.fudan.org.cn/newmx.asp?ShowId=689)
(15)复旦大学校长、复旦大学校友会会长杨玉良主持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活动一组报道(第53－第58楼)
(16)在复旦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第59－第60楼)

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1)

作者: 杨玉良

   

    各位老师，同志们： 今天是本学期第一次党政干部大会，也是我到任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原本今天是要我向大家布置2009年度的行政工作要点，但《工作要点》已经下发给各单位，我没有必要在这里拿腔拿调地念一遍，或是作一些“强调”和“解释”。我总觉得这样讲或多或少有一点“官气”，令人生厌。我相信大家回去后会认真阅读，具体落实。因此，我昨晚突然决定要换一种方式，一来不想使大家觉得“又是老一套”，二来想在这里说一点我自己想说的话。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预先申明：下面的讲话没有受班子的委托。这或许有点自由主义，但是我保证我下面要说的是真话。

    掐指算来，我到任才刚进入第六周，要说一些所谓的“施政纲领”那是无稽之谈。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了学校的一些教授（主要是人文社科的教授），听听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想法。我深怕职能部处给我留下一些先入为主的意见，因此在座的职能部处的干部我大多还没找。在与教授们的交谈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有一些感受，谈出来求教各位。

    最近我随时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复旦来当校长，你准备好了吗？答案只能是“没有”。但是有人会说，你连准备都没有那你来干嘛！我说我在作一些调研，有人说我这是托词，也该谈点什么了！总而言之，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咱们就像北大 “兼容并包”那样，也把我兼容一下，尽管我是校长。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的知识结构极其重要。有些专著上说，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通才。然而，专才容易，通才难得。所以，我的压力大家可以理解。从我的背景来看，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再具体一点就是化学家，再具体一点就是高分子化学家，所以这点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其次，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有一个习惯，说它好也好，说它不好也好，就是比较喜欢用逻辑的办法来看问题，但是现实告诉我这个世界又不全是逻辑。所以我在稿子的页边上写了一句话：“避免完全用一个科学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或者说来看这所学校。”但是要改变这个思维方式确实很难，说实话我也只能力图改变。

    在座各位都知道，复旦大学从陈望道校长离任以来，已经有32年都是理科的人来当校长。我们不去分析为什么老是由理科的人任校长。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有过一句话：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都要用院士，但是人文及社会科学没有评院士。但是我在回复旦任校长前，北大有一位退下来的副校长跟我讲，复旦大学是一所有非常深厚的人文社科底蕴的大学，你这个校长当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人文社科的教授对你的接受、认可程度。说句实话，我听了以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人文社科不是我的长处。我一想也有道理，人文社科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学科，因为它关乎人的精神。而且，教育学就属于哲学的范畴。我经常自嘲，别人有时也这么评价，我只是有点知识，但是没有文化，也不懂管理，主要只有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所以，让我扛着复旦大学校长的名头，这个压力是可以想象的。要想没有压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对这所学校干脆就不负责任，但这显然不是我的选择。

    所以，对我来讲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大家学习，向教授们学习，向书本学习。我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力图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所学校，而不是完全用科学家非常逻辑的眼光。换言之，我们能否不只是简单看一个学校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导、多少SCI文章、文章引用率多少、得奖数多少......，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能不能把这些所谓的“指标”先撇开，然后再看看这个学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
  
    看一所学校，尤其对于一所名牌大学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感。要看出复旦是一所活生生的、有文化底蕴的复旦，这是我所期望的。所以昨晚我起草这个发言提纲的时候，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2 08: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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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学校，但是我感觉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有一些荒唐事情就会出来。我最近在读余英时的《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文化的价值虽然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的规范，反过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当中发生了引导作用。这一整理、提炼、阐明的重大任务，就中国传统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担着的。”如果按这个定义的话，一个民族的文化尚且如此，那么现在知识分子集中在大学里，大学的文化当然是由我们在座的、不在座的和已经毕业的所有成员来共同塑造、整理、提升的。

    春节团拜会时，我曾经引用过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先生在离任时的演讲。他说：“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她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所以我想，一所好的大学必须有让学生感到自豪的“名师文化”。那天我也发了感慨，我觉得我们复旦大学的教师在写有关各学科名师的一些追忆类的文章比较少。但我相信，当学生们在传诵这些名师们的传奇故事的时候，就会透射出那种让人感动、激越、开怀并且已经升华了的大学文化，这种文化是靠学校的每一个成员，包括校友们共同传诵的。它对每一个学生起着潜在的精神引导作用，其效果往往超过刻板的、一本正经的“大事记”或者“校史”。

    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最容易被传诵的名师大多是人文社科的教授，有人总结认为是因为文科的教师和学生比较善于舞文弄墨，写他们的同事和老师，而理工和医科稍欠缺些。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人文社科的教授们的学问、才气、情怀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们流传下来经过“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对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是极其重要的。在传播这些老师的故事时，叙事者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是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试想，如果学生对老师没有崇敬的心情，如果老师对学生没有关爱的话，如果学者和学者之间没有一种相互敬重、相互欣赏，那么这样的文章和故事就会少。所以这些传诵实际上是反映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和文化环境，叙事者注入了自己的情感。比如说我们在读李登辉、陈望道等老校长的传记的时候，判断这份传记写得好不好的标准就是作者是否倾注了全部的情感。

    名师们的故事传诵过程，套用余英时先生的话就是一个提炼、整理的过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学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规范，并在大学师生的精神生活中发生引导作用。正因如此，我才会说，人文社科的学者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在复旦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颓废的，还是积极向上的，无论是相互合作的，还是互相攻讦的，呆板的还是幽默的等等，都将改变或者延续学校的文化。我这里不是说其他门类，如医科和理科，就不会传诵精神与文化，但人文社科确实有其特别重要的功用。

    既然如此，令我有点伤感的是现今复旦大学有些院系及其名师的故事还能否有人继续传诵？一些学生和年轻教师对本系的发展史、本学科的发展史及其历史上的名师的故事知道多少？……大家要千万注意这一点，这实际上是我们学校发展的文化命脉。我们可以让一个本科生去参观校史馆从而能记住一些事件的时间节点，但是那些都不是活生生的内容。几十年前和当前的名师故事没有人传诵，无人整理，都没有留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今天这里在座有很多院长系主任都应该明白，这个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因为这关乎复旦精神的发扬和传承。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2 07: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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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如果把这方面工作做的很好的话，那么这所大学的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将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人人都会梦想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员。一旦进入其中，一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且由此激发出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的终身的精神家园。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校庆时很多老校友走路都很困难了，还坐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母校看看。

    今天这里在座有很多院长系主任都应该明白，这个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因为这关乎复旦精神的发扬和传承。我曾经说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如果把这方面工作做的很好的话，那么这所大学的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将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人人都会梦想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员。一旦进入其中，一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且由此激发出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的终身的精神家园。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校庆时很多老校友走路都很困难了，还坐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母校看看。

    校庆时如果对返校校友的年龄作一个统计，哪个年龄段的校友来的最多，那他们大学时必定是“文化精神”的佳期。反之，复旦大学则成为他们的“伤心之地”，而不愿回首，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只有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学校，借其巨大的文化力量，才能使校外的英才宁到此来做“凤尾”，期盼着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从来不相信物质的东西能主导一切，因为优秀的学者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所以这方面的建设虽然说是软的，但是实际上比我们多一篇所谓的SCI文章、甚至是所谓Nature、Science的文章重要的多。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低Nature、Science的意思，而只是说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究竟应该向后辈传递一种什么东西？首先，我觉得大学天生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其中的优秀成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道德的纯洁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和信任，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净土。因此，当一所大学出任何丑闻，人们都会非常关注。所以，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是有点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污点，这一点毫无疑问。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复旦大学不需要这样的人。

    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帝王气就是唯我独尊，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当然，如果我身上有这种坏毛病，希望在座各位能及时向我指出来。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那么，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那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第二，我觉得大学的学者应该崇尚学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每一个学者，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拷问一下自己，我们在做科研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出于自身内在的需求。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也说过，“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当中获得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2 07: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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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问，你在做科研、做学术的时候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完全赞成真正的学者应当坚守“学术本位”，尤其在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将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其一方面有利于学术的普及和成果转化（向社会和经济领域），并反过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新的推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下意识地使得我们在“考评”一个学者时候容易采用“计件取酬”的方法。有一位院士跟我说，现在我们似乎都是采用“大寨式”的评工分。你发一篇文章多少分，……，最后加起来就得到一种“定量”评价。事实上，这是一种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

    我并不是完全否认这些定量的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赋予了多少它不应该有的内容，比如说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等，那就有问题了，其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伪学术”，甚至“恶学术”。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即，一套非常严密的等级式的量化标准和繁琐而不切实际的“操作程序”，虽然现阶段还很难避免，但从长远来看，将是十分糟糕的，它是一种“学术科举制度”，其促使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因此，努力追求将自己的研究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但同时坚守“学术为本”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换言之，通常情况下，扎实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我想对任何学科都是如此，毫无例外。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各级干部和院长系主任包括教师，一定不要为了蝇头小利，为了多发几个奖金，而忘却了对“学术为本”的坚守。试想，大学里如果任何一个学科若不坚守“学术为本”，那么十年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到时还能满足“服务社会”的期待吗？对此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醒。现今谈坚守“学术为本”相当于保持“热闹中的寂寞”，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贵的。

    第三，大学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在用“学术”或“知识”换金钱，换官位，骗色，……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更需要额外提醒。我们教授在课堂上和社会上发表某种言论时，需要肩负一种社会责任感，不能引起社会的思想混乱。我们通常讲有两条底线，一条是法律底线，一条是政治底线。当然，在校内任何学术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是你在课堂上讲课或者在发表文章时候，你要守住这两条底线。这个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任何国家都是高度重视的。

    听我前面说的这些话，大家马上就可以感觉到，杨玉良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们大家再想想，复旦的学者包括学生，跟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是不是就多那么点“理想主义”呢？这是我们的长处。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这个词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她“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如果没有她，就无法照亮“此岸”。

    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到坚守“学术为本”，坚守“服务社会”，坚守“服务国家”，坚守我们的道德，这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继承和弘扬复旦历史上的优秀传统和精神。就像在我的就职演说中讲过，我希望我们有一种崇尚道德、崇尚文化、崇尚学术的精神与文化，坚守使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那么复旦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丽！

※本文是作者2009年2月24日在复旦大学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2 22: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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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李约瑟难题  

作者: 杨玉良

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据学者估算，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总额的32.4%。因此，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但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迅速从领先转变为落后。

　　

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

　　为何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此即所谓的“韦伯（Max Weber）疑问”。众所周知，中国自16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情况相当不尽人意，李约瑟将这个疑问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作出科学解释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研究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找出一条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已从工匠、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试错”方式转变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方式。尤其在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后，发明家的实验更进一步转化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长期领先转变为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发生在欧洲。林先生将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归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它使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英才无心学习数学和进行可控实验等，从而导致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仅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阶段，不能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我认为，林先生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于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的观点是很精辟的，但将科学革命未发生在中国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举制度的观点值得商榷。很难使人相信，一个科举制度就会扼杀中国人依靠数学来对观察和实验进行理论化的能力。

　　近代精密的科学理论诞生，首先需要有一个能够促使人们去探索自然的自然观，其次需要具备丰富的想象能力、出众的联想能力、高超的抽象能力、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能力。这里，逻辑推理和论证的环节对于基于数学的现代科学理论的诞生，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对艺术的发展、传统的技术发明方式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若不再由此深入到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就难以将经验的发现上升为精确的现代科学理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是精密科学的诞生所必不可少的，没有演绎逻辑学就不可能诞生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精密的近代科学。

　　本文拟从科学理论诞生所必需的精神基础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来探讨“李约瑟难题”。更重要的是要讨论，中国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精神和方法论的层面上还缺少什么。

　　

“分析”文化和“综合”文化

　　从世界范围来说，现今自然科学的起源来自古希腊，源于古希腊积极的自然观及逻辑学。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说过：“希腊终归是欧洲的母亲。”

　　研究古代思想史可以发现，古代中国人和古希腊人对于自然界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别。

　　古希腊人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有秩序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这种规律和秩序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把握的。这种自然观在客观上会激励人们努力地探索自然。古希腊人这种对于自然的理性态度，对于科学革命在欧洲的诞生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现代科学的精神和传统就来源于“自然界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的”的基本理念。此理念虽有缺点，但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在根本性的层面上是重要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7 11: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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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主流自然观却认为自然界在本质上是不可认识的。在方法论方面，东方神秘主义思想不追求以严密和精准的方式来认识自然，而更多的是凭直觉。虽然道家思想中还稍稍有些科学的观念，但其基本上乃是保守的。它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面对自然界人们能做的只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若从积极的角度去诠释这种思想，它在当今有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遗憾的是，在历史上其基本取向却是追求“天意”，“无为”和“出世”。这种消极保守的思想为古往今来的隐士们所崇尚。北京大学的章启群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实质上也包含了一种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无能为力的消极含义。”这种消极态度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阻碍了人们探索自然的热情和积极性。

　　古希腊人不仅认为自然界是有规律和有秩序的，并认为它们是数学的，乃至是几何学的。他们对以逻辑推演和论证为特征的数学极其重视。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办了一个学院（Academy），专门讲授逻辑方面的知识。该学院存在了九百多年，对普及希腊数理哲学精神起了巨大作用。学院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可见古希腊人对数学和以数学为代表的数理哲学的崇敬程度。柏拉图的“一切事物皆可归于几何”的思想已成为近代科学的主要传统。

　　在16世纪，笛卡尔又一次明确了几何自然观。其后，爱因斯坦（黎曼几何与广义相对论）、杨振宁（纤维丛与规范场理论）、威滕（E.Witten）（现代微分几何与弦论）等均以各自的方式继承了柏拉图的几何自然观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希腊人对数学的重视是最为天才的举动，也是留给近代科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近代科学的奠基石。公元250年左右，希腊的这种数理哲学思想由罗马传到欧洲。欧洲继承了希腊的科学遗产，促进了整个思想精神领域的改变。这种改变再与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创造出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近代科学。难怪兰德尔（J. Randall）在《现代思想的形成》一书中指出：“科学起源于用数学解释自然这种信念，而且在很久以前这个信念就为经验证实了。”

　　与此相反，古代中国人不很讲究以严密、精准的方式，而是仅凭自身的直觉来认识自然。与古希腊的几何学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缺乏逻辑和数学的严密性。大家认为勾股定理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公元前570年左右，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也发现了勾股定理，更为关键的是当时毕达哥拉斯已经给出了勾股定理的几何学证明。即使这个证明不是最根本的，200年后欧几里德在他的《几何原本》里则给出了完全严格的几何证明，但中国却一直未能给出证明。

　　非平衡自组织和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戈金（I. Prigogine）在谈到21世纪首次索尔维会议在希腊召开的原因时说道：“我认为21世纪的首次会议在雅典召开是再恰当不过的，因为西方科学诞生于希腊。当然，埃及人、中国人以前也知道很多的事情。但埃及人、中国人的几何学主要是观察性的。他们没有发展出如同希腊人的理论和证明。” 　

　　我国学者顾准说过：“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学有关。”中国的逻辑学发展没有走上形式化的道路，更没有将推理逻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杨振宁也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在没有演绎逻辑学的情况下，中国的数学始终只停留在计算上。所以，一些数学家认为：中国没有数学（mathematics），只有算学（arithmetic），即中国的数学缺少严密的推理和论证。

　　古代中国人主要停留在依靠直觉和领悟（和西方的“启示”相类似）的方式来认识自然。基于此，可以说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分析”为特征，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以“综合”为特征的。“分析”文化以演绎逻辑为其主要的认识方法，而“综合”文化则以“悟”为主要的认识手段。

　　

痛苦的承认

　　缺乏以严密逻辑推理和论证为特征的数学哲学精神，是无法催生出现代科学的。克莱因（M.Kleine）在《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一书中说道：

　　“许多人把现代科学的兴起归功于大规模地引入实验，而且认为数学只不过是一种偶尔有用的工具。……实际上被他们完全颠倒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是作为数学家而从事对大自然的研究的。……对伽利略、笛卡尔、惠更斯、牛顿来说，演绎方法，这一科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总是比实验方法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伽利略推崇科学原理，甚至当科学原理是由实验方法得出的也是如此，因为从这条原理中推导出来的大量定理，远远超过这条原理本身所提供的知识。而且他说，他很少做实验，即使做也主要是为了反驳那些不相信数学的人。”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3 09: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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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数学的自然观，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所以尽管有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诸多发明，却最终没有诞生像样的科学理论。直到16、17世纪前，中国的技术发明走在世界前列，而在科学思想和精神上，在演绎逻辑学的方法论上，则远远落后于希腊。

　　纵观人类思想史，几乎在同一时期，东西方的思想都发生了革命性飞跃。在柏拉图时代，即中国的先秦时代，东西方都产生了一大批光耀人间的杰出思想家。但其后中国的学者大多停留在对古代思想的解读、注释或满足施政需要的“学以致用”上，而思想的发展却不如人意，罕有“百家争鸣”的兴旺局面。

　　百家争鸣的核心是学术自由，争鸣就需要说理，需要严密的论证，逻辑学就会得到发展。不幸的是，作为秦朝政治指导思想的商鞅学派，将独裁和文化专制主义制度化。到了汉代，汉武帝在思想文化领域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经学成为官方学说，儒学也已意识形态化。“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得到空前强化，“争鸣”已无可能，错对由皇上判定。从而，《墨经》中表现的逻辑学萌芽未能进一步发展，逻辑论证自然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北京大学的武际可教授不无感慨地指出：“集权制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使中国不可能产生精密科学所需要的逻辑学，从而也就没有推理的数学。”

　　在应该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时候，尽管中国已经具备了其他可能的条件，但因为缺少催人探索的自然观和逻辑论证的思想方法，使得当时的中国不适合近代科学的发展。正如杨振宁所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代科学才真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所谓扎根，即指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和环境。

　　当前对中华文化的讨论很多，我的观点是：或许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学方法。作为一个中国人，承认这点是痛苦的，但只有看到这点，才有助于建立我们新时代的创新文化。

　　

此岸的出发，还不是彼岸的到达

　　有人根本不同意上述观点，斥之为“文化决定论”。他们认为，文化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是一种习惯，因而难以更改”。由此必定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即若是文化决定，则中国就没有希望了。这种立论是有问题的，他们忘了所有的文化都在发展，更何况本土文化和外族文化的交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辉煌一面，也有不发达一面。中国文化具有巨大创造力，既非十全十美，也非一无是处。问题在于，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发挥的作用不同。在技术发明原始阶段，技术进步主要靠工匠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试错和改错”，这时以“综合”和“悟”为基本认识特征的东方文化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当事物的内在联系错综复杂、人们对其中原理不甚清楚时，“悟”的认识方法是有效的。想象、联想和抽象就是“悟”的方法论内涵。

　　我们中国人的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并不缺乏。如朱熹的《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它写的是渠（象），但讲的是哲理（意）。古代的《易·系辞》中说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足见古人对想象的重视。到了现代，诗人艾青也在《诗论》一书中说过：“想象是经验向未知的出发；想象是由此岸向彼岸的张帆远举，是经验的重新组织。”

　　我曾在报上看到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中国汉代的牛的雕塑，实际上就是把一块大石头拿来，略加斧凿，就得到了意象的“牛”。另一张照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体雕塑“大卫”，人体结构和肌肉纹理精细而准确。照片下面的一句话是：“你看哪个更艺术？”

　显然，与中国古代雕塑相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是相当写实的、科学的，甚至可说是“数学的”。这些雕塑主要是解剖学成果，雕塑的肌肉和血管的纹理十分细致、精准。在现代，只要用电脑对健美的人体进行三维扫描后再转成雕塑就可基本达到类似效果。但是中国意象的“牛”无法通过对真牛进行三维扫描来得到。艺术应该高于现实。人们常说，如一幅画画得像照片，那必定是失败的；如一张照片照得像幅画，那倒是成功的。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在想象、联想和抽象的思想方法论方面是有辉煌成就的。

　　优秀的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已足以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但对于精密科学而言，这还只是从此岸的“出发”，而不是彼岸的“到达”。要将“悟”的成果发展成科学理论，需要在抽象的前提下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科学革命没能在中国发生，除缺乏积极自然观外，认识方法论上的缺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3 09: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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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需要严密推理作支撑

　　在积极的自然观下，想象、联想和抽象是催生精密科学诞生初期阶段的重要思维方式。创新首先应该有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摩根（A. Morgan）也说过：“数学发明的动力不是理性，而是想象。”以严密逻辑为基本特征的数学尚且如此，其他就更毋庸置疑了。

　　恰如贝弗里奇（W. Beveridge）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想象力是重要的，其不仅引导我们发现新的事实，而且激发我们做出新的努力，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看到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但梦想和猜测若无严密的推理作为支撑，也只是胡思乱想而已。”同时，他也指出：“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想象力虽说是灵感的源泉，但若不受训练，也有可能酿成危险；丰富的想象力必须用批评和判断来加以平衡。”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另一位近代美国哲学家奥斯本（A. Osborn）也曾经警告说：“尽管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所有的想象都有益处。存在许多‘非创造性的想象’。”并非所有的想象力都是有用的，即使产生了创造性的想象和联想，仍然是不够的，后面还需要的是理性的逻辑推理能力。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思想，所以尽管产生了大量农业、畜牧和制造等方面的发明创造，但并未导致科学在中国的必然诞生。要克服胡思乱想，就要使自己必须具有判断力，具有足够的逻辑推理能力，来证明自己的想象和猜想的合理性；要使想象过渡成科学，必须运用的后续手段是理性、严密的逻辑推理。

　　有人曾经把科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猜测型的，主要采用想象、联想和抽象的思维方法。但对一个问题进行猜测以后，必须设法证明它是否正确。猜测型科学家缺乏逻辑推理和证明能力，失败率极高，成功也多是依靠运气。另一类科学家是推理型的，不猜测，先收集足够多资料，再通过推理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这类科学家往往缺乏“想象”和“联想”。通常第二类科学家有很高的成功率，但一般只是在学科现有的范式下进行创造，很难取得重大突破。

　　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两者的结合，既有丰富想象和大胆推测，又有高超抽象和严密逻辑推理论证。只有这样，才能使丰富的想象力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创造的阶段，并推动想象转变成为严密的科学理论。

　　对具体研究工作而言，一般涉及两种研究方式，一是实证，二是抽象。抽象就是依据实证的研究结果，提取出带有共性的思想和理论来。我们做实证研究的很多，但却缺乏抽象。如在纳米科技和分子组装方面，我们主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合成一些东西，利用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看到规则、漂亮的纳米结构图案。大部分论文的水平也很高，只是不少没有太多的科学思想。每当有人说中国的纳米研究已经走到世界前沿时，我总有些疑虑。我担心有关纳米技术和分子组装的基本科学理论很有可能并不在我们这里产生，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地重视建立严密、系统的科学理论。

　　

要改变对数学的态度

　　从想象、联想和抽象的思维结果向严密科学理论的过渡过程中，数学精神的贯穿是极为重要的。克莱因曾开宗明义地阐述道：

　　“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主要的文化力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在工程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但是却很少有人懂得数学在科学推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在重要的物理学理论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数学决定了大部分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研究方法，摧毁和构建了诸多宗教的教义，为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提供了依据，塑造了众多流派的绘画、音乐、建筑和文学风格，创立了逻辑学，而且为我们必须回答的人和宇宙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这些就鲜为人知了。作为理性精神的化身，数学已经渗透到以前由权威、习惯、风俗所统治的领域，而且取代它们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审美价值方面，至少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门类相媲美。”

    西方的思想传统把数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基本思维框架，一种思想方法。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数学仅被看作是一种计算技巧。我们常常仅把数学看成数、理、化、生里面的一门学科而已，在教学上也更多地注意操作（解题）层面上的东西，忽视了数学本身是人类文化，是思维方法的重要部分，是几乎所有科学（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3 10:19 编辑 ]

NZWJ

数学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培根（F. Bacon）早就有所强调。他说：“数学是进入各个科学门户的钥匙，如果没有数学知识，就不可能知晓这个世界的一切。” 很多科学家也认为：造物主就是数学家。很多理论物理学者更认为他们工作的原材料就是数学。

　　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N .Wiener）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数学的重要性。一个是氢氧混合燃烧，加氮气会对燃烧产生什么影响；另一个是传染病的传播。描述这两个事物的数学模型是相同的。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数学的优势在于数学抽象能使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情况，而是关注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抽象形式的表达。它的一个好处是数学的描述可以毫无偏差的从一个领域到应用于另一个领域。”

　　恩格斯也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他还说过，世界的同一性反映在描述不同事物方程式的极端相似性上。扩散方程和热传导方程是相同的，但描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自然过程。

　　数学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使人们忽略细枝末节，提炼出最为关键的问题，然后概括成一个数学的表达式，精确地描述研究结果。

　　为了将理性精神和逻辑推理方法纳入我们的文化，我们首先要改变对数学的态度。应真正认识到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只把它看作自然科学中一门特定知识。

　　即便在非自然科学领域，数学精神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招研究生时，首先要考查数学水平。他相信历史也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别人考证到年代，他甚至希望能考证到年、月、日，然后具体到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他做学问的严谨程度就是这样。事实上，在任何领域，研究者想要达到精确、严密和系统的理论化的境界，数学精神及其相应的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应在数学教育中更重视数学精神，而不应只注重解题的技巧。

　　

将数学作为一种思维框架

　　强化数学精神的教育在欧洲是有传统的，美国也十分强调这点。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时曾为一本叫《科学与国家利益》的小册子写过前言，他特意提到：“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想要在今天乃至明天迎接挑战，这个国家就必须坚持在科学、数学及工程领域中的世界领先地位。”他把数学单独列出来（这在欧美是一贯的），是因为注意到数学是科学的普遍思维框架。

　　依我个人的国外经验，西方发达国家从事科学研究的教授和学生的数学水准（主要指数学精神）普遍比我们好。我在复旦大学的诺贝尔奖设立100周年纪念会上讲道：“一个令人焦虑的现象是，现在即使是理工科学生对数学教育的忽视也是如此之普遍，如果不及时注意，将会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数学是抽象的描述语言，但许多人却对其感到恐惧，甚至反感，这种情绪使得他们与严密的科学之间形成隔阂。这种隔阂是一道屏障，使他们无法欣赏到科学真正的内在之美，使他们在面对可称之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科学成就时缺乏必要的科学鉴赏能力。即便是做出了一些成果，他们也难以获得高格的愉悦感，会趋于功利化，更多会想到成果导致的个人经济利益，或者是个人荣誉和奖励。”

　　至今，这个现象仍无明显改变。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数学作为一种思维框架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以此为出发点来考虑和教学的话，或许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们传统文化的缺陷，弥补因从未受过古希腊数理哲学思想的熏陶所导致的数学精神的贫乏。

　　为什么要这样来考虑和教学呢？怀特海的一个观点很令人深思。他说：“在古代的学苑里，哲学家传授给弟子的是智慧，但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教育的目的只是卑微到教学生某些专业、学科的一部分知识。”他认为这是现代教育的失败，我们看今天我们的教育，如果纯粹是应试、升学和就业的话，那我们的教育目标就卑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他还指出：“凡是教的东西都一定要教得透彻，这个透彻不是什么都要告诉学生，而是你所要教的东西一定是你这个学科里最为精华的东西。”而要达到上述目标，他说：“一是使得概念转变成学生自己的概念，二是要告诉学生怎样使用这些概念。”

　　怀特海对教育还有一个惊人的说法：什么是教育，如果你忘掉了课堂上的内容，也忘掉了考试的内容，剩下的东西才是教育的真正结果。我想，他想要强调的是：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教给学生真正的智慧，教给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因此，就数学教育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要将数学作为一种普遍思维框架来进行训练，要将其所代表的数学精神留在学生的头脑里。

　　

建立崭新的创新文化

　　创造、创新属于心理学和美学的范畴，它们和教育学一样同属于哲学这个大厦的屋檐下，我对此懂得不多，是外行。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文化中，自古以来就不乏想象、联想和抽象的传统，但我们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的思维方式。我在此要强调理性，因为理性精神是医治浮躁的良药。

　　季羡林老先生认为，西方的分析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导致了今天全球生态的破坏，环境的严重污染。反之，东方的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显然，季老先生非常注重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的观点，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我认为，东方文化在新世纪中肯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简单地回到传统文化，甚至盲目地去“读经”是没有出路的。事实上，当今的西方文化也开始向“综合化”过渡，近二三十年来诞生的一些学科领域，如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混沌理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均是这个“综合化”趋势的具体体现。就发展方式而言，在现代的综合、系统和复杂性科学分支的发展过程中，在其系统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严密的演绎逻辑和数学精神也必将贯穿其中。

　　因此，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更不应该夜郎自大。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不足，应该虚心地学习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和思想成果。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学习西方的“分析”文化，发扬我们自己的“综合”文化，从而建立崭新的创新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所在。崭新的21世纪才是崭新的中国文化的世纪。

（本文为作者杨玉良2007年12月14日在中国传媒大学、2007年12月26日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2007年12月28日在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5月2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内容的综合，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加了小标题，并经作者审阅)。

原载:<<科学>>杂志(2008年第60卷第5期)
转贴自「新浪博客」(2009年1月1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3 13: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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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学者都应坚守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

作者：杨玉良

　　自从古老的欧洲大学建立以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开始从贵族的"门客"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并逐渐转变成为"职业化"的研究人员。当历史进程跨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学术研究成为国家行为，体现了更强的国家意志。进入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术研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工业界和商业界的介入使得学术研究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发掘。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之必需。然而，谋取学术研究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就随之成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之一，从而伴生出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
　　
　　虽说"学术失范"行为不足为奇，但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的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对"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解构。时至今日，"学术"不仅可以换取荣誉和金钱，谋取官位，还可为学术机构带来荣誉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绩就和学术机构、学者个人的利益形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从构成了对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温床。尤其是其中个人与学术机构在利益上的捆绑过于紧密时，学术机构也将揭露遮蔽"学术失范"的丑闻，因为问题的关联方都意识到此类新闻的媒体效应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来自公众对"学术研究"、学术机构和学者的"神圣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期盼。遥想源于17世纪中叶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现权（以及是否存在剽窃）的争端，英国皇家学会乃至皇室也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进入现代，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术失范"案的争端也常常演变成国家之争，成为外交事件，政府首脑们也不得不为之亲自出动。
　　
　　反观当今国内的"学术失范"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似乎还另有原因。首先当然是学者对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知不足，忘却了"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理想。除此之外，媒体本身对"学术研究"的报道也为其罩上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光环"，使"学术研究"带上了人为的"神秘感"，而缺少应有学术精神和严谨性。媒体的这种"广告式"的学术报道，往往连研究领域稍有不同的专家都难以理解，并常常对公众产生误导，但它却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赢得一些实际的利益。这种做法的一个"隐动力"源自多年来风行的，严重背离学术精神的学术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其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更具娱乐色彩的是，一些大学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热衷于向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新闻，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定量"计算出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颇具娱乐性的闹剧常常是我们大学自编、自导、自演并得到大学当局和教师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当这种闹剧在相应的制度保证下被导演出来，它就有一整套繁琐的评价指标、严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计算方法、……。这种颇像文革时期农村中的"大寨式评分"的考核与评估办法，或许对于"治懒"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貌似精确的手段遏制了学术研究的灵魂，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乃至大量的"恶学术"。

　　在这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颇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虽然，这样那样的"排行榜"的发布有时颇具热闹的"新闻效应"，但我们必须牢记，大学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来，更需要冷静与宁静。因此，在此类问题上，我们大学及其中的学者不应追逐此种"媒体效应"。
　　
　　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产生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并演变为一种"学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还将"学术成就"与各种实在利益"定量地"、过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不仅使得"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的消解，创造力的贫乏，而且还催生了诸多没有真正学问的"学霸"和"官僚化的学者"。因此，废除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可以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复旦大学正在着力开展这项工作。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有时这种"门面"还确实能为聘用单位谋得一些实际利益，但此举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资源的配置。一些受聘者也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象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的影响，到头来往往给受聘者和聘用单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化了"学术空气"。因此，杜绝那些有名无实、徒有其表的"双聘"和"兼聘"，或许对遏制"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作为学术机构和其中的学者，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是头等重要的。只有在"坚守"的基础上改革不良的学术制度，消除在学术、个人和学术机构在世俗利益链条上的附加的"增强链"，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各类"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因此，所有的学术机构、学术管理机构、学者，包括媒体，都应为此努力。

文章来源：《新华网》（2009年3月15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7 12:2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