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政治:迷茫与断想(22)
中国的士绅不直接管理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寄生虫。这种“断裂”使得中国的农民特别容易揭竿而起。即使在国家被迫开放门户与西方通商以后,中国的农业生产仍然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商业化程度很低,农民也没有转变为工人阶级。这种小农的生产方式无法抗衡资本主义大生产,最终破产使中国农民走向极端,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也就爆发了。摩尔在这里解释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且不说这些解释是否令人信服。即便这是论述解释中国农民的过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农民本身也是在改变的,起码这些解释不能说明中国农民的现在和将来。
亨廷顿比较了农民的政治际遇和城市产业工人之间的不同,他认为,农民之所以选择革命的方式,是因为“农民与产业工人不同,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向现存的所有权和控制体制发动进攻。……乡村农民经济改善所花的代价远远超过城市工人经济改善所需的代价。因此,农村里较活跃而有才智的人移居城市就不足为奇了。与农村中僵硬的阶级结构比较起来,城市存在着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有利机会,这是驱使他们进城的因素。由此形成的迅速城市化导致城区社会混乱,政治不稳。然而,这种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毛病算不了什么,如果这些人待在农村,后果才是严重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村革命的一种替代。因此,与一般看法相反,一个国家遭遇革命的可能性也许同城市化程度背道而驰。”亨廷顿的这些论述以七十年代的观察为基础,已经关注到农民与城市化,使我们联想到当代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工,给予我们重要启发。但是,中国当代的农民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米格代尔分析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更倾向于沿袭旧有的传统而不是选择拥抱新的开放社会。因为在农民的眼里,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部的开放世界,一个是相对封闭的农村内部社会。对于农民来说,外部的开放世界充满着极大的风险、非常不安全。在那里存在着贪官的腐败与掠夺,存在着奸商的狡诈与盘剥,每当农民与外部的开放世界发生联系,这种种事情就会反复发生。种种经验告诉农民,只有躲开外部社会才能获得安全,农民便一步步边缘化,以躲避不能预测的不知哪天便会突如其来的种种危险。因为外部社会奉行一种对农民不公平的制度,而旧制度对农民则提供了更多的保护。因此,农民的“保守”,农民的边缘化不过是农民自我保护心态的一种外部表现。米格代尔对第三世界农民的洞察给予我们启示,但是,这种判断能否套用到中国当前的情况,我们则必须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两亿左右的农民工走出家乡,不正是在拥抱充满风险的新生活吗?农民恐惧了吗?从这一点看,中国农民是最富有冒险精神的,比城市工人、比国家干部更勇于承担风险,凭什么说他们保守?他们确有保守性,但是,应该有更新角度,更具体的考察分析。
当代中国农民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化变迁、一个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的国家的农民,其是否保守、支持哪种政治体制,是无法从传统的角度加以认识和判断的。经典作家的种种分析判断,不论倾向于论证传统农民保守和“一盘散沙”,还是倾向于论证农民在走向现代过程中不断裂变,一定程度上看来是有道理的。前人的研究和理论贡献需要充分尊重。但是,这些理论范式不能套用到当代中国农民的研究中。有些理论阐述往往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其中的虚妄荒诞常常被证明。许多判断和预测,看上去有条有理,但是也常常让人们一头雾水。所以,不可轻易信以为真,更是难以为凭。研究今天的中国农民,最重要的是,面向农民自身,面向现实生活。当代中国农民的图景更为复杂。“现代化”过程意味着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彻底转变,现代国家政权的力量能够渗入到社会的细枝末节并掌握大量的资源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而,农民如果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表达自身的诉求,必须或主动或被动地被整合进这样一种现代的社会政治游戏规则之中。不可否认,宗族和血缘组织在不同地区仍然对农民现实生活有或深或浅的影响,亲戚朋友还是农民走向城市的重要渠道和依赖力量。因而,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倡导公共生活和公民精神,这样的努力则是推动农民整合的客观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