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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非公经济创业和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从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出生入死”（离开政府机关则活，进入政府机关则死）可见一斑。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从部队营级干部转业的姜维，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摊照相，后来领取了新中国第一张私营公司营业执照。而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正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所言：“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国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打出标语“小平您好！”这正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以最朴素的情怀，表达了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由衷拥护和感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伤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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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改制中出现了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多种产权改革做法，虽然存在国家监管不力、交易不够透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但如果当时不痛下决心改革，国有资产在市场发展的度量衡中会流失（贬值）得更快。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民营企业融资还不及全社会的10%，银行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中，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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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改革进行了31年，国企还没有从很多竞争性行业退出，或者退而复进，在银行信贷等方面仍然是国企优先。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国退民进”在很多领域被喝止，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国企管理层和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某些政府官员勾兑，与民争利，贪腐成风。如果说90年代的国企改制中曾经存在透明度不高、政府监管阙失，今天超大型国企的内部管理如利益分配等透明度更低，政府对于其管理层薪酬、税收贡献、贪污受贿等问题的监管更加乏力。

　　“国进民退”的新格局，“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纪委反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在改革启动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显然，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且只有依托于市场自由竞争中的谋生、谋利方式才有可复制性，才谈得上别人“向他们学习”，才有可能成为“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严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反对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爷”，并称之为“一场严肃的斗争”。在经济改革进入第31年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政策取向，是否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而压缩了经济自由化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给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生活先好起来”的努力机会，在多大限度上能有效地制约政府机关和国企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和“成了老爷”，值得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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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改革发轫期，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主导中国政局，以震古烁今的胆识，引导党和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航道。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以对党的历史的深刻反省和道德内疚，更是以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作出了与解放后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分道扬镳的战略决策。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集体，在政治生活中击退“文革”中的造反派及“凡是”派等；在经济政策上，以“西水东调”工程为突破口，告别“一大二公”的大寨经验；以“渤海二号”事故为切入点，清理计划经济时期石油会战式的经济组织方式。老一辈革命家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下自己熟悉并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今天，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勉励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精神，我想探讨一下党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政府努力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但是也要承认，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全社会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分化。早在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前述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这引起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的极大关注，近年来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我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

　　先来看看大家经常诟病的国有垄断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发展航空航天、军工和某些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大中型国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主力军；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去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场合，国企在危难中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发展国际能源和资源合作，进行海外资本扩张和兼并方面，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有关部门曾以“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为由，提出国有经济必须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此，要做具体分析。这些垄断行业资源依存度高，而这些资源本应属于全民所有，其中不少市场本应向全社会开放，但正如有专家所言，一些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极力追求本部门、本人的利益最大化”。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批评，集中在垄断市场定价和利润分配两个环节。它们总能以不容消费者置喙的方式，挟持国家的价格政策，攫取着市场“超额利润”；与此同时，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企利润游离于预算之外，既不用上缴国库，也没有兑现转化成国民福利。有人呼吁：应考虑从垄断型国企中提取分红，再分配给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特别是在国家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奋力保就业、保民生的艰难时刻，出现了国泰君安“天价薪酬”、中石化“天价吊灯”等负面新闻，严重背离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和宗旨，引起网民和老百姓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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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屯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

　　还有个民营（私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早在2005年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4年过去，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穷奢极欲地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以至于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有人说过，官员的腐败国际上常见，但被称为社会良心的法官腐败少见。据统计，美国立国二百多年来只有四十余名法官犯案；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没有一名法官犯案。而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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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深圳中院的“沦陷”，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令人心惊。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后，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拍案而起：“天天讲公平、讲正义的法院，最高院的副院长出了这样的事，令最高法院也'颜面扫地'！”梁教授还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农村改革元老杜润生同志早就警告过：政府如果又定制度、定规则，又参加游戏，权力进入市场会引起腐败。党的领导一定要体现于政治、政策、思想领导，退出具体经济事务干预。社会学家陆学艺希望，目前中共正在推行政府职能的转变，让政府担当“仲裁者”“服务者”“监管者”角色，防止其成为任何局部狭隘利益的代言人。今后，政府将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决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橡皮图章。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进行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进行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只要看看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很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就可以证实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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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了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在世界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传来消息：当欧洲、美国和日本奢侈品牌需求普遍萎缩时，中国奢侈品消费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市场的25%。与此同时，宝马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19%，但在华销量同比增长26%。中国已是全球豪华汽车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正如邓小平同志16年前所预言的，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保障基本取消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缓慢，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低于高收入群体，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大。与改革初期贫穷人口主要在农村不同，目前贫穷人口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压力增大，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这样的人伦惨剧：在外地打工的成年男子因为交不起1000多元火化费，含泪用麻袋水葬母亲于异乡；9岁少年发高烧，见父母为了掏不出10元钱看病而争吵，在床梁上用红领巾自缢，幸亏被发现得早保住了一条小命。这是怎样的沉痛与苦涩？

　　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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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线。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这么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明史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遏止基层权力的失控

　　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四中全会连用3个“严重”发出警告：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当前，人民群众对中央践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宣示和巨大诚意抱以厚望。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进行的“汶川地震灾区居民需求快速调查”，灾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与对家人的信任感几乎持平。中央政府以人为本、视民如伤，倾情高效的救援，感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俯察民意果断暂停奥运火炬传递、设立国家哀悼日，深得人心。去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天安门广场上神圣的国旗第一次为死难平民而低垂，那一刻党心和民心，政府和人民水乳交融，是“非典”应急处置以来“胡温新政”的又一个民意高峰。

　　然而，从近几年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也要看到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呈现逐级下降态势。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比如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为，到了惊人的地步。

　　例如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明明是邓贵大、黄德智这样的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索取色情服务，被拒绝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强奸，巴东警方最初却认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让网民感觉官官相护。网民挖苦说：这样办案，邓贵大快成为因公殉职的烈士了。在舆论的压力和上级的干预下，巴东县政府在案发21天后才宣布涉案官员黄德智被开除党籍、辞退和治安拘留，另一名涉案官员邓中佳也被辞退。在邓玉娇案中，邓贵大只是一名股级官员，黄德智、邓中佳连股级都算不上，是聘用员工借调在政府招商办工作，连跟他们的“切割”，决心下得如此艰难，令人感慨。

　　再如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在前后2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11名未满18岁的女生被有组织地嫖宿，嫌犯有5人为公职人员，令人发指。事发后的调查过程也艰难曲折，如果不是省委领导做出批示，此案或许仍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迫于上级命令和舆论压力，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很容易被当成“一般卖淫嫖娼”案件处理。连《人民日报》也看不下去了，在一篇“人民时评”中指斥基层官员需要“健全的道德认知、法律规范和责任意识”。党的基层干部缺乏“健全的道德认知”，这个批评分量很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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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湖北石首市（县级市）骚乱中，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家属不服警方的自杀结论，不肯将尸体火化。近7万名“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周边县镇群众上街声援死者家属，把前来抢尸的警方堵在街头。这起比贵州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表明我们的基层政权已经失去相当一部分民意的信任，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心存蔑视，这是很可怕的。

　　在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言行中，“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触目惊心地存在，严重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例如据媒体报道，深圳那位酒后涉嫌猥亵11岁女孩的林嘉祥，自恃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在女孩父母找他理论的时候，口出狂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还有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媒体追问经济适用房用地为什么盖上了别墅，脱口而出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本来党章中明确宣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现在逯军副局长竟然把党和老百姓对立起来，好像党在老百姓之外还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需要媒体刻意维护。

　　千万不要低估“P民”和“替谁说话”这两句话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伤害！有些网民挖苦说：一语惊醒梦中人，林嘉祥和逯军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说了实话的小女孩，道出了人民在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后来有交通部同僚为林嘉祥辩护说，网络“仇官仇政府”情绪让公务员成了“弱势群体”。我看这是倒果为因。恰恰是那些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官员的所作所为“无人民”甚至“反人民”，才戳中了民众心中长期的隐痛，引发了几乎是全民愤怒的讨伐。我也愿意相信同僚所言林嘉祥平时是个“很好的干部”，但越是如此，越可能验证了这样一个假设：“一个飞扬跋扈的权力者是被一个坏体制惯坏的，而并非他的道德人性有多么的恶劣。”因此，四中全会要求“全党警醒”，“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这是对党的建设和政府管理现状的清醒观察和深刻把脉。

　　有必要由此反思官场的政治生态，是如何形成这样两种思维和行为惯性的：一方面与无良官员藕断丝连，把网上反贪官的呼声下意识地解读为反体制，顿生敌意；另一方面对张海超矽肺鉴定这样的平民事务态度冷漠，逼着人家去“开胸验肺”冒死明证，到头来还要惩处那家开胸医院。这样做，是置政府于不义，而把当下中国社会公正的旗帜拱手让给自由知识分子甚至境外媒体。本来，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是最有善意也最有能力推进和保障社会正义的。这不正是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深长思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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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是靠基层工作起家的。1945年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时才10万人，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有30万人。但因为帮助4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3年中有145万农民参军，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民工多达160万人。基层的民心向背，一下子扭转了东北战场的实力对比，为新中国打下了第一块成片的解放区。近年来不少地方基层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紧张，从历史上的鱼水关系，变成了鱼肉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基层管制能力的失控，在一些地方，导致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连基层政权的执政合法性都受到了挑战，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忧虑。

　　去年冬天以来，全国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不少省市组织了县派出所长培训，都是要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盾、聚拢民心的执政能力，夯实我们党持续执政的群众基础。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不安，则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无从谈起。近年来推行的“省管县”体制，除了财政方面绕开地级市、强县扩权，也有省直管县主要干部、强化基层权力监督的考量。这些都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在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提点和监察的同时，还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选举机制。这就是继续推进和逐步扩大80年代开始的基层自治思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1987年11月23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自上而下的很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很少。”彭真寄希望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实践，把一个村范围里的公共事业，交给群众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一步一步地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把自上而下的勤政和反腐倡廉要求，与自下而上的选举、监督结合起来，可能是提高基层管制能力、解决激起草根民怨甚至民变的吏治问题的治本之策。

　　基层民主需要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各地非常事态频出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急迫性。从河南灵宝王帅案到内蒙鄂尔多斯吴保全案，以“诽谤政府”为由而“跨省抓捕”网民，成为某些基层政府面对批评而自保的本能反应。今年六七月间，杞县发生钴60放射源故障，在政府沉默1个多月后，人民纷纷举家出逃。结果，政府非但没有为这起现代版的“杞人忧天”向民众道歉，反而迁怒于在恐慌中交流不实传言的民众，宣布抓获5名“造谣者”，其中包括只是在网上复制粘贴核事故传言的网民。近年来，网络监控技术流入县市级，成为某些基层官员对付舆论监督的工具，尤其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