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作者:周瑞金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经济日益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这对支撑中国30年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危机应对献计献策,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近一段时间以来,网民对政府的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对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对中小企业的命运,对危机时期的政风政纪等等,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接着,各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初步统计,将达10万亿以上。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在经济强势扩张的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针对2009年这个多事之秋,若干个历史事件的整数周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继续绷紧自北京奥运会强力“维稳”的那根弦。从新闻宣传、互联网管理到政法部门,均以严防死守的姿态,随时捕捉发现和扑灭任何“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大跃进”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其实,并非只是旁观者清,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呼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他怀疑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就能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担心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会扭曲市场的惩罚机制,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损害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使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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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6:5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