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且不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绝非30年前较小的经济规模可比，在庞大的基数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困难；30年改革过程中绕过去的很多历史深层次问题，30年改革后产生的很多新的深层次矛盾，都在积累、发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时，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发展中受益，区别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贫富悬殊当然也是个严重问题），可谓GDP增长“一俊遮百丑”；但根据詹姆士·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人们的期望值容易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生活状况的改善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因此，动乱常常发生在长时期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2009年，经济下行可能还没触底，我们还要为GDP增长“保八”而奋斗，保持社会和谐尤其是政治稳定，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样重要。2009年这两个“稳”字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还需看到，经过30年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消费者权利、物权、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复苏，公民维权行动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社会现实矛盾的能见度，网络舆论成为现阶段最现实也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监督手段。这是改革30年在社会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问题也有它的另一面：社会透明度的增加，网络监督的抬头，必然要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司法公正，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财政，要求切实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党内外几乎一致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特别是网民的参与意识越强烈，内心的被剥夺感也会越深刻。我们有必要重温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警世之言：“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党领导中国已经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了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革命”的发生；但要避免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还必须在中国改革前30年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和改善”后，下大决心实施较为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将让中国社会，包括执政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类话，党内外有识之士说了很多年，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的2009年，恐怕更不能视为危言耸听了。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坚强领导，还需要来自民间，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也不是民间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更缺乏担当精神的官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7:06 编辑 ]

杰亮

在我们熟知的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和若干个“一号文件”、“N号文件”构成的中国改革史之外，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一、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二、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7:09 编辑 ]

杰亮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６个方面的人员。

据出自统战部官员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1.5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居间调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杰亮

三、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细细梳理近年来的网络焦点，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的迁址与上海磁悬浮建设是否影响沿线居民的争议，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西藏拉萨事件与西方媒体的对峙，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的网上披露以及对校舍建筑质量、救灾物资公平分配等问题的反复诘问……诸多事件，是在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联手下，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胡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中，以网友提问作为开场白。而各地“诸侯”网上给网民拜年，与活跃网友见面对话，已蔚成风气。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荞明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事件，虽然于法理无据，也不宜提倡，却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进入事发现场，而不需要像前些年一些突发事件中偷偷摸摸当“公民记者”。地方党政机关不想“躲猫猫”，更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和某种敬畏。而洛阳一些活跃网友和版主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则表明地方政府有诚意也有胆识，建立整合与吸纳网络舆论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7:21 编辑 ]

杰亮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硕果仅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几十年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我觉得，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做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可以调动、整合，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面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袭来，中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希望究竟何在？如果说改革30年前两个阶段的主要动力，来自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互动，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那么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完美结合！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殇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相信党和政府具备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具备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化解规避潜在社会动荡、甚至化危为机，迈向世界强国的政治实力。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文章出处：「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7:24 编辑 ]

NZWJ

【作者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份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国庆60周年感言

作者：周瑞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沉痛的教训。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959年的“反右倾”导致“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因此，我们在欢庆共和国60周年伟大胜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冤魂，还有更多的遭受残酷整肃的优秀人才和普通公民。国庆期间文化部组织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用4分钟的时间表现“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历史教训，方能鉴往开来。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种种失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伟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凭借我们党和人民百折不挠的韧性和灾难修复的能力，在至少整整两代人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奋斗的基础上，新中国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外国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只要不带政治偏见，都会承认这一点。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在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为中国国庆亮灯，“向中国人民致敬”，是一个代表。

    从国际环境看中国，更能体会到新中国沧海桑田的伟大成就。整整90年前，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饕餮宴席上待宰的羔羊。1919年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粗暴地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引发了愤怒的“五四”学生运动。1945年2月美英俄三国《雅尔塔协定》绕开反法西斯战争主力之一的中国，秘密商定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包括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个不冻港，以及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让八年抗战胜利在望的中国人民咽下一颗苦果。斗转星移，今日新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近一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全世界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份量。经常有外国媒体议论G8（西方八国集团）、G20（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20国论坛）还是G2（中美共治）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13 07:00 编辑 ]

NZWJ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份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实际上，这些年来，党内外，特别是互联网上，对于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凝聚深化改革的动力，疏通国家继续前进的航道，已经有很多敏锐的感悟和深刻的思考。目前在方方面面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艰难，对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更有深切的体会，时时怀有重整纲纪的冲动和孤军难振的无力感，很多抱负和无奈只能深埋心底。

　　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五十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份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

　　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或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0-13 07:08 编辑 ]

NZWJ

　这样的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非公经济创业和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从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出生入死”（离开政府机关则活，进入政府机关则死）可见一斑。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从部队营级干部转业的姜维，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摊照相，后来领取了新中国第一张私营公司营业执照。而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正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所言：“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国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打出标语“小平您好！”这正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以最朴素的情怀，表达了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由衷拥护和感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伤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

NZWJ

　国企改制中出现了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多种产权改革做法，虽然存在国家监管不力、交易不够透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但如果当时不痛下决心改革，国有资产在市场发展的度量衡中会流失（贬值）得更快。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民营企业融资还不及全社会的10%，银行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中，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NZWJ

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改革进行了31年，国企还没有从很多竞争性行业退出，或者退而复进，在银行信贷等方面仍然是国企优先。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国退民进”在很多领域被喝止，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国企管理层和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某些政府官员勾兑，与民争利，贪腐成风。如果说90年代的国企改制中曾经存在透明度不高、政府监管阙失，今天超大型国企的内部管理如利益分配等透明度更低，政府对于其管理层薪酬、税收贡献、贪污受贿等问题的监管更加乏力。

　　“国进民退”的新格局，“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纪委反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在改革启动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显然，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且只有依托于市场自由竞争中的谋生、谋利方式才有可复制性，才谈得上别人“向他们学习”，才有可能成为“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严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反对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爷”，并称之为“一场严肃的斗争”。在经济改革进入第31年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政策取向，是否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而压缩了经济自由化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给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生活先好起来”的努力机会，在多大限度上能有效地制约政府机关和国企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和“成了老爷”，值得深刻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