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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瑞金，1939年10月生于浙江平阳县。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并兼任华东分社社长。有多篇作品获得全国好新闻、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出版专著《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与人合作编著了《编辑学》、《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等书。本网「东瀛光华论坛 」曾于2008年7月20日转载过「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的访谈和最新演讲」，请参见:http://www.fuaaj.org/bbs/viewthr ... &extra=page%3D5。本栏这次介绍周瑞金的最新访谈及其政论文章。

目录
(1)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有一种推动作用(第1－第5楼)
(2)民间动力：中国改革发展的希望(第6－第8楼)
(3)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第9－第15楼)
(4)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第16－第31楼)
(5)周瑞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第32－第36(楼)
(6)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第37－第41楼)

周瑞金：金融危机对中国改革有一种推动作用

作者:王爱军 赵继成

■ 访谈动机
又到全国两会，各界聚焦改革。今年的中国改革面临哪些新形势、新变化？下一步改革如何突破？日前，本报记者再次赴沪，专访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陷入徘徊时，曾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政论家周瑞金，听他讲讲对今年改革形势的看法。这是自2006年起，本报连续第四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与周瑞金先生对话。

周瑞金
笔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职。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2006年年初，再次以“皇甫平”的笔名，发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引发关注。2008年提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引起反响。

今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新京报:又到了全国两会，今年的改革与往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作为中国改革长期观察者，您怎么看当下改革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

周瑞金:我们走过30年改革开放历程之后，突然遇到了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出口下滑，企业经营困难，投资信心不足，消费需求不振，两千万农民工、上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支撑中国30年经济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到颠覆性的影响。这就是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所以，今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有的改革，都要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这一点上下已经形成共识。

新京报:这场危机对中国改革，是促进还是延迟甚至阻碍？北大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这次危机是推动中国改革有实质性进步的契机”。有没有化危为机的可能？

周瑞金:我基本同意周其仁的观点。因为改革都是危机之下的改革，30年前能进行改革，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浩劫，使我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政治冤案遍域中，民怨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老一代领导有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不改革死路一条。后来不断碰到问题，不断靠改革推动。

这次危机如果对改革有影响，首先是一种推动作用，克服危机本身就是改革的机遇。

危机之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

新京报:化危为机，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之下，哪些领域的改革，有可能获得突破？

周瑞金: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第一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决心把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内需拉动型，突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实行二十年以后都遇到问题，最后需要转型。今天，这个转型对我们更加迫切。

第二，从政治上说，这场危机将推动政府更加注意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接受民众监督，也能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因为要度过这场危机，必须上下合力，让民众广泛参与，共克时艰靠的是上下一心锐意改革，在克服危机中端正党纪政风，抑制腐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28 11: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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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场危机能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今天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几千万人遭遇了失业，这种状况下民生问题就突出了。当然，这些问题，不全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而是过去30年积累下来的，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危机中要通过改革，推动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国家要大力投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国家财政预算要向民生倾斜，向增加消费方面倾斜，增加老百姓收入。

但也要警惕这场危机对改革的负面影响。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好像危机是市场过度发展带来的，有人提出反对市场自由；有的以我国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冲击，说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没有必要深化改革；也有的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模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改革了。

这种种议论对改革起消极作用。问题出在，我们没有弄清楚这场危机的深刻根源是什么。

这场危机是新经济时代的产物，不表明自由市场不行了

新京报:这场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您去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美国人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根源？

周瑞金:危机期间，我在美国观察了一下，也找一些专家交流探索。我感觉，这场金融危机，很多人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上次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性发展带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骤然兴起银行和工业资本结合，形成金融寡头集团，大量垄断社会资源，引起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后来通过解决危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抑制了寡头，劳资关系得到改善。

本次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是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引发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世界信息的地球村推动经济全球化。美国由于发展信息新产业，产生新经济形态，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20年时间，经济全球化正是依赖于信息革命。中国等新生经济体所以有后发优势，就在于以信息化推动了工业化。

而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借助网络发展虚拟经济，使得金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金融，大量崭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出来了。对这种金融创新产品的大量涌现，监管手段一时跟不上。美国这一次爆发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因为新经济支持的金融发展失控了，失去了监管。

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却没有跟着变。

新京报:应对的思路也与上次不同？

周瑞金:要有新的手段、新的办法。美国人通过研究，提出在加强对金融创新监管的同时，需要以新的技术革命来应对危机，他们着重在研究以新能源革命作为振兴经济的途径。

以科学技术和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这是美国的特点。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他们都持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看就比较正确了。我们要从这个层面认识危机的根源，不能认为是自由市场不行了，更不能认为要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了，那样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即便金融危机不来，中国经济早晚也会出问题

新京报:关于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几种观点，有的坚持是国际因素造成的，有的坚持是中国经济结构自身存在问题，国际的影响并不大。您的观点呢？

周瑞金: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即便这场金融危机不来，我们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内生因素是大于外生因素的。

第一，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结构、分配不合理，过分依赖投资、出口，在国家财富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占的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大，导致消费萎缩。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这些年一直没能实现很好的转型，加上这几年的国进民退，大量资源向政府和大型垄断企业集中，市场化开始走回头路。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8 09: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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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两年实行“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政策，这个方针是否符合实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结果这个政策出来不久，就赶紧调整了。更严重的是，当时大家把“三防”的重点放在民营经济，打击的都是民营企业，导致资源、资本向政府、国企垄断，民间活力丧失。

结果，国际金融危机一来，订单减少，一部分外资撤退，珠三角、长三角中小型出口企业大幅度萎缩，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

而且，我在美国切身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是华尔街白领阶层，这些人早已赚饱钱了，危机来了，他们没有生活之虞，不少出去环球旅游，或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就业，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相反，在中国金融界的白领阶层受到的冲击很小，主要是外向型企业的农民工大量丢掉饭碗，这就直接影响到民生问题。

所以，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和美国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美国要研究怎么监控金融衍生产品，我们中国呢？金融还不发达，体制问题多多，我们是要提倡金融创新，进一步开放，在创新、开放中研究管理、监督的制度和措施。

4万亿投向民生、社保、中小型民营企业，鼓励创业，才是治本之道

新京报:这几年，中央将推动4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拉动内需，解决就业。您对投资的方向有什么看法？

周瑞金: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然而，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4万亿大量用在建设基础设施，比如铁路、港口、航运，当然短期内对于保持就业有好处，但从治本看，还不在这。

比如杭州到上海，要修一条半小时就到的高速铁路，这个即便不投资，差半个小时，对老百姓生活、对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呢？这项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民生改善？能对经济长远发展起多大作用？这就值得研究。

新京报:您的建议是什么？

周瑞金:在我看来，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要重新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民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

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总之，4万亿要更多投向民生，投向社保，大量用在推动中小型民营企业，大力鼓励民众创业，这才是治本之道。

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

反腐败，关键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京报:人民网等网站连续几年的两会热点调查，反腐倡廉都排名第一，怎么看公众对反腐的期待？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8 09: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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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大家关心的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

腐败与体制有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掌握了大量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大量民营企业很难得到这些资源，必然要通过政府得到这些东西。

不正之风80年代开始就有，但不太严重，为什么90年代开始严重？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土地要素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资本金资源掌握在国有银行手里，为占有土地、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导致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产生大量腐败。

新京报:反腐败的出路在哪里？

周瑞金:公民社会的体制由三方面权力组成，第一，公共权力，政府掌握；第二，社会自治组织，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第三，企业，有掌握市场资源分配的权力。三方面权力，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公民社会就建立在这三元权力构架之上。

但现在，社会权力全集中到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发展不足。因此，改革政府的全能主义，才能消除腐败。

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去年我提出，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只有这个解决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

新京报:当下，备受瞩目的一项改革，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全国推广此项改革的时机是否成熟？

周瑞金: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阿勒泰改革的反响非常强烈，我认为这项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当然，官员财产公开难度很大。工资、奖金公开容易，不动产公开不易，到底有几处房产就不易搞清楚。至于金融性财产就更不容易搞清楚。况且，现在有很多腐败，官员本人并没有直接拿钱，大都通过子女、妻子、情人的渠道，甚至是无形的，或者是退休以后得好处。

所以，我认为监督要逐步来，先从财产公开开始，一步步做起来，能公开就是一种监督。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际上就是还权于民

新京报: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您曾提到，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您认为，去年一年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周瑞金:去年提了还权于民后，影响很大，也引起了一些质疑。

其实，还权于民不是说把政府的公共权力给老百姓，这就成无政府主义了。而是说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十七大提出要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只有把这些权利落实到公民身上，才是还权于民。

现在政府提出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际上也就是还权于民，因为既然要问政问计于民，首先要把情况告诉公众，信息公开，他才能出主意，才能参与，才有了表达和监督。

我认为过去的一年，在还权于民上，是有进展的，比如决策层越来越重视网民的意见，包括官员出国、抽名烟等事件被网络曝光后，都很快得到了解决，说明网民的监督权得到了重视。

还有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有了进步。原来总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操纵，说群众“不明真相”。现在公安机关提出“一般不动用警力”，是非常正确的。今天再发生群体事件，不能再说群众不明真相，人家可能比当地一些领导对真相还要了解，关键是利益格局调整中带来的问题。如果政府坐到利益那一边，维护了不法商人的利益，老百姓当然要反抗。当然，个别人打砸抢，这不可纵容，但不是主流，还是要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这也是去年还权于民方面取得的进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8 09: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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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关心社会进步的人，应当乐见“新意见阶层”的崛起

新京报:面对今年新的改革形势，应该如何继续解放思想？

周瑞金:今年我想提的，就是要正确对待“新意见阶层”，这是我年初就提出来的。

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9亿，网民规模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获得的最令人鼓舞的发展成果之一。我把这批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

如果说“新社会阶层”具有巨大的经济能量，“新意见阶层”则具有巨大的舆论能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现象，特别是社会不公，他们不平则鸣，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从民间反日风潮、奥运火炬传递，到汶川大地震、瓮安群体性事件，他们口无遮拦、激情四溅、呼风唤雨，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

新京报:怎么评价新意见阶层的力量？

周瑞金:我认为，互联网上蕴藏着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网络民意恐怕是鼓舞体制内改革的第一推动力。

去年胡锦涛总书记与人民网网民在线交流，今年全国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到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凸显了网络媒体是国家领导人了解民意、沟通民情、消除民瘼、吸取民智的重要政治平台。

在当前情况下，迫切需要把互联网舆情研究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组织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开展网络舆情研究，定期撰写网络舆情、社会思潮热点报告，摸索建立网络舆情的汇总分析和应对化解机制。要关心爱护“新意见阶层”，满腔热情支持他们健康成长。

在新的一年，一切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的人，应当乐见“新意见阶层”的崛起，让“新意见阶层”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改革的动力，源自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的推动

新京报:不久前，您曾写文章，提到对中国改革动力进行历史考察。下一步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周瑞金: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即使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

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

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

回顾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

9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

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结果带来负作用，产生了把GDP当成一切，忽视社会事业、民生的发展，官商结合、权钱结合非常突出。

新京报:今天，新的改革动力在哪里？

周瑞金: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

今天，新的改革动力，就是亿万群众，特别是以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为代表的广大民众，要求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与今天的决策层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的结合。这是今天改革的动力所在。


还是要强调改革不能动摇，危机之下更要锐意坚持改革

新京报:您对2009年改革有什么期待和方向性的建议？

周瑞金:还是要强调改革不能动摇，危机之下更要锐意坚持改革。

现在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就，就固步自封，感觉不到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必须要认清世界发展大局，要从根本上看到我们的弱点，“四位一体”的改革不能松懈，要继续推进。而且，改革不能仅仅局限在目前化解危机，而要看到与世界的差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要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既要看到改革30年的成就，也不能怕讲前30年的失误。要勇于看到问题所在，对历史出现的重大问题要勇于总结教训。

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了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要在应对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劫难，乘风而起的关键。（原题:继续解放思想必须重视新意见阶层）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8 09: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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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动力：中国改革发展的希望

作者：周瑞金

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个13亿人的大国，一直为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的表达渠道难以畅达所困扰。让我们或许猝不及防，或许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走过30年改革开放历程，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往何处去？执政党领导层已在各种场合表明了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立场。胡锦涛总书记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表明了坚定不移的改革发展立场。温家宝总理称，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这表明最高决策层已认定改开放、科学发展并非权宜之计，这面旗帜要高张下去。不少地方特别是改革先行一步的地区，都表示要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潮。

有意思的是，有些文章对胡锦涛“三不”的解读，重点放在了“不折腾”，且有很强的倾向性，似乎“不折腾”的含义，就是莫对改革的去向和思路问东问西，否则就是“折腾”了。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国际?济危机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化“危”为“机”，使危机真正变成转机？

从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验看，第一阶段的动力，来自亿万民众摆脱贫穷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危机感的相互推动。进入初步小康后，改革开放的动力则来自执政党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要求，与企业家占据更多更好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这一阶段，一些民众被边缘化，地区、城乡、贫富三大差别被à大。

目前，改革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执政党决策层的意愿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真正动力源自民间，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源自民间。也就是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在于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压制；而所谓新一轮思想解放，最需要解放思想的并非广大民众，而是执政理念落后又失去深化改革愿望的官员，是那些在第二阶段的改革发展中获取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

“草根人物”有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才智

上一个30年，每当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着这样的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的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使之制度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济”到“社会主义市场?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推动下，得以最终完成的。

农村改革序幕的à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全国。而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被报界称为“盲流”并欲严厉禁绝、后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促使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推动了城市化并成为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这股大潮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壁垒和工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和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艰难磨砺、胼手胝足，把曾?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得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壮大成被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到鼓励、赞许，最终蔚为壮观的民营?济，在中国?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安徽“傻子瓜子”拥有者年广久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来自年轻知识阶层的IT人士及新技术人士代表，如阿里巴巴的马云们??不管其后的命运怎样，他们都在不同层面冲击着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才智，才是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动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0 10: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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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阶层有强烈的改革发展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济运行和发展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深化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发展，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发展，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发展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

据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多达1.5亿，其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有愈来愈强烈的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产物，这个阶层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济就出自这一阶层之手。这种能量也强烈波及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非公?济36条的制订、《物权法》的最终出台，都呈现着新社会阶层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即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D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这些民间人士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发展慈善事业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经常被虎视眈眈的“权力精英阶层”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能利用行政权力轻易攫取社会资源的人群，垄断发展机会，贪占改革成果，这对靠市场开放空间扩展、社会宽容度增加方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伤害。因此，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有着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欲求。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这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羹，而不是壮大创业队伍，这已说明中国改革到了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官本位的追求欲望越强烈，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创业的愿望，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深化改革的活力必然丧失，改革发展的道路必然障°重重。

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拿出的4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济不假援手，必定不能化“危”为“机”，也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所谓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化”“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大量中小民企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就已“危”倒了一大批。

因此，要化解当前金融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科学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的力量，重视发挥新社会组织的作用，它们或许是化解危机、实现转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新意见阶层”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有人说2007年是网络公共元年，那么刚刚过去的2008年，冠之以“中国网民年”并不过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0 10: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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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新意见阶层”在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重大公共决策的事件。在网民和媒体有意无意地联手下，疏通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5000年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未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被人民网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乐于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在网上以“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个13亿人的大国，一直为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的表达渠道难以畅达所困扰。让我们或许猝不及防，或许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对某些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者可以对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却如无数不在编的“记者”、“编?”、“评论员”，实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新意见阶层”，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可鲜明地看到这一阶层强有力的推动。

如何对待民间三种力量是各级领导的试金石

如何对待上文所说的民间推动改革发展的三种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支持和因势利导？对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是看作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还是看作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而“严管、严控、严查”？这是衡量各级领导思想是不是解放、深化改革有没有紧迫感、坚持科学发展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记得鲁迅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曾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现在的中国，绝大多数百姓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部分人可能享受得多些，另一部分人可能雨露均沾，但仍心犹不甘。所以，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最需要解放思想的目标人群，恰恰是“曾?阔气的”和“正在阔气的”。他们时常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摆，安于现状，有意无意地拒绝改革往纵深行走。事实上，当前呈现的不少矛盾与冲突，往往是这个群体为了守住和扩大既得利益、钻体制的空子而产生的。

改革大潮浩浩荡荡，人心所向，势不可挡。中央领导明确指出，继续前进必须进一步“打破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极大地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今天，我们应当充分尊重来自民间的利益呼声和改革发展主体力量，才有可能在深化改革中打破“思想和体制桎梏”，化解金融危机，原来今后的日新月异。

笔者的结论是：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坚定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对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强烈要求相结合——这就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希望之所在！

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0 10:51 编辑 ]

杰亮

改革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作者:周瑞金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经济日益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这对支撑中国30年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危机应对献计献策，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近一段时间以来，网民对政府的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对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对中小企业的命运，对危机时期的政风政纪等等，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接着，各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初步统计，将达10万亿以上。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在经济强势扩张的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针对2009年这个多事之秋，若干个历史事件的整数周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继续绷紧自北京奥运会强力“维稳”的那根弦。从新闻宣传、互联网管理到政法部门，均以严防死守的姿态，随时捕捉发现和扑灭任何“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大跃进”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其实，并非只是旁观者清，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呼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他怀疑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就能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担心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会扭曲市场的惩罚机制，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损害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使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6:57 编辑 ]

杰亮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

据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19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益拖累甚至可能拖垮实体经济的时候，在中国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轮驱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实现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听听丁学良先生的告诫是不无益处的，即“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这里，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大众资本主义”还是“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辨，更重要的是丁学良先生所言：“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述忧思不是空穴来风，更非别有用心，那么，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刻，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果敢地启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进程；今天，在应对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思想解放、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让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党内和党外，对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广泛建言、畅所欲言，并认真倾听国外有识之士的学术建议，借鉴国际组织和外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政府和民间双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间作为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的主体，在危机中政府这个权力主体与民间这个权利主体一定要顺畅沟通，共同发力，携手破解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诸多难题。

经过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发展资源，共产党领导的强势政府采取充分发动民众的政策取向，就具备了抗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底气。

经济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预警信号

世界性的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是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修复机制，在危机中率先脱险，还有可能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人中国，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搞不好也有可能翻船；说是机遇，在1929-1933年那一次世界危机中，成功摆脱危机的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牌强国。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5 07:0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