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ZWJ

【作者简介】徐洪兴　1954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复旦大学思想史专业硕士、中国哲学博士。师承朱维铮先生治经学，师承潘富恩先生治宋明理学。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上海哲学学会中国哲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美国Fulbright学者、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有《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宋学”的由来及其过程》、《疑古与信古从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回顾本世纪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等著述。

儒学文化的演变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徐洪兴

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还有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老问题了。一个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乃至争执，尽管热烈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可以说是一直没有真正中断过。

一

    鸦片战争的疾风，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沉重的帷幕，而随着中国的历史跨入近代的门槛，中国以儒、道、佛三家为主要表征的传统的思想文化，在高势能的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渐渐地踏上了时运不济的蹇途。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谭嗣同的《仁学》为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作为中国正统思想文化象征的儒家学说，展开了公开和正式的批判。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猛烈地抨击和否定了二千年来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他如此说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恭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谭嗣同还突出强调了必须“冲决网罗”，即摧毁儒家纲常伦理的传统教义，“三纲之摄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在谭氏看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只有朋友一伦有存在的价值，其他则统统可废和须废。谭嗣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可谓十分严厉，但明眼人一看即知，谭氏之抨击儒家思想的目的，主要还在于为了打开传统文化的封闭氛围，因此，较之本世纪初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尚存一定的距离。

    “五四”前后，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长期主导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所一贯强调的“人伦纲常”、“礼教德治”等，遭到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为主要代表的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高举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帜，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关这些方面的许多具体内容，人们并不十分陌生，这里就没有必要详加叙述了。

    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几乎一致认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彻底失败了：“吾人之最后觉悟”，说到底就是“孔子之道”已经不再适合现代生活了（陈独秀语）；“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新文明”（胡适语）。这一情形，正如冯友兰后来在其《新事论》中总结的那样：“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我们从以上这番话中实际不难发现，即使后来成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冯友兰先生本人，当时对这种“最后的觉悟”也是深感欢欣鼓舞的。

    必须承认，与中国近代化或曰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批判和伦理革命，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进步意义及其健康的合理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来看。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历来与道家和道教、佛教有所不同，后者总以“方外”自居，即始终可以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前者却总是处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与国运浑为一体，忧乐共当。因此可以说，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担当着治国安邦和导向文化的重任。而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中世纪社会已趋全面解体，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都出现了非常急剧的变动，诚如时人有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叹。当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中国，而把希望的眼光转向西方寻求“真理”之同时，其愤怒的情绪也就十分自然地就转向了对传统思想的发泄。因此之故，历来作为中国正统文化象征的儒家思想首当其冲遭到了猛烈地批判，这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为什么会单单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而对同属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道二家思想，却并不多做什么计较（鲁迅先生对道教的批判只能说是偶一为之，远不如他在《狂人日记》中对“礼教吃人”之揭露和批判来得深刻且激烈）。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7 09:03 编辑 ]

NZWJ

其次，我们还可从“五四”前后的具体历史背景来考察一下。稍稍熟悉一点本世纪初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界不仅出现了所谓“帝制运动”和“孔教运动”，还强迫各级学校的学生恢复“读经”等倒行逆施，思想界也出现一股不小的“尊孔复古”的思潮；而在民间，则裹小脚、娶姨太太、不许寡妇改嫁之类的现象，依然是泛滥成灾，当时甚至还有强逼未婚女儿自杀“殉节”以求北洋政府“旌表”的事发生。因此，鲁迅先生所说的“礼教吃人”，在当时而言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话，而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存在。凡是读过巴金《家》、《春》、《秋》的人，我想对此现实都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尽管巴金这“三部曲”的成书年代实际要晚于“五四”。

二

    从上可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的批判儒家思想、呼吁“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运动，其实质完全是一场由痛恨封建专制政治、力图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救亡图存运动，但其迁怒的对象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首选的目标则是儒家的那一套思想学说。有关这一点，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已经作出非常明确的解释，他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在“五四”先辈们看来，孔子早已失去其本来的面目了，他被历代封建权势者不断地抬高，奉为精神的偶像，并进一步变成了专制政治的灵魂。尽管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并非完全就是由儒家思想所致，但儒家思想的影响作用似也确实难逃其咎。因此，倘不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不清楚“五四”前后的现实社会状况，而人云亦云攻击“五四”先辈是什么“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云云者，殆不足与论矣！

    然而，我们充分肯定“五四”文化批判和伦理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及其健康的合理性，并不就等于认为“五四”先辈对儒家思想所作的每一个批判，都必然的具有文化和历史研究意义上的理性和客观。反之，我们今天可以说，由于心态上的不平衡和运思上的片面性，“五四”的文化批判多半还仅仅是停留在激进和空洞的呐喊之上，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理性的批判态度。这种不加分析的否定，就如黑格尔所说的“抽象否定”，它实际上无助于我们达到文化批判所想达到的真正目的。因为，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判乃至文化超越，必须是建立在“具体否定”基础之上的。

    当然，就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里我们无意于苛责“五四”的先辈们，因为他们有他们那个时代的“语境”。我们只是想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当时过多情绪化、片面化的批判，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共识，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过时了的、有害于现代化进程的，因此应该予以全盘否定。换言之，要“立新”，就首先必须彻底“破旧”，不管不“破”或少“破”是否能“立”、能否先“立”然后再“破”或边“破”边“立”等一系列可能性的存在。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仅没有被突破和扬弃，反而被当作完全正确的东西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因此，尽管离民国初期和“五四”前后的时代背景已相去甚远，但研究中的情绪化因素仍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不求甚解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现象，一开始还仅仅限于学术研究领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在“发扬五四传统”的幌子下大做文章。于是，我们看到：出现了六十年代初以关锋为代表的“左派”批判家在曲阜的所谓“拔白旗”之发难，出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出现了七十年代前期江青发动的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出现了八十年代后期“西化派”的所谓批孔颜“自觉的奴性人格”（刘晓波语）和儒家文化的“自杀机制”（《河殇》中语）等一系列事件。“五四”精神于是被彻底歪曲和阉割了。

三

    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激烈了的中西文化冲突，因此而引发出来的种种争论，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许多并不愉快的记忆。今天，当二十世纪行将走完之际，我们再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探究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还有没有意义这个老问题，应该说不仅有学术上的价值，同时对当前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的关系，思想界和学术界到目前为止还存在不小的争论。在我看来，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力求避免一元主义的倾向，尽可能从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辩证地来考察和分析，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会遭到来自两方面的不同批评。基于以上的立场，我认为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是有意义的，但对其意义的估计不能过高。这里只是申述点个人的意见以供参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7 08:43 编辑 ]

NZWJ

人们在探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相结合问题时，几乎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这一层面，我想这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因为，一方面，儒家思想在这些领域里可发掘的资源非常丰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即“五四”后的这么多年来，我们传统的人伦关系已经在多次无情的冲击之下而几乎丧失殆尽，而新的、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人伦关系却始终未能真正确立起来。时至今日，老实说我们已陷入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当前，市场经济正在中国蓬勃地展开，它固然为我们民族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但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市场取向特征”（market oriented character）所带来的道德困境。就人伦关系而言，人与人之间正日趋以现实利益作为彼此来往的基础，以功效价值作为衡量关系的标准，人的情感联系和心灵交往则日趋淡薄，各种人际关系大有渐渐被市场关系和业务关系所吞没、所取代的趋势。功利至上的价值取向正使得我们的人伦关系变得外在化、冷漠化。因此往往会令人不时感到有一种疏离、孤立乃至苦闷、彷徨的感觉。古人尝说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们正处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亟需重新定位。但如何定位？以什么规范和原则来定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现实问题，恐怕也不仅仅是理论工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在当代人伦关系的重新定位中，儒家所一贯强调的人伦思想是否还有价值？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当然，肯定并不一定是说要一成不变地搬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实际上，即使你主观上想要一成不变地搬用，也不可能做到。个中的道理不难索解，那就是时代不同了，“世异事异”。我这里所说肯定的意思主要有二：

    其一是有些儒家伦理思想只需稍加当代转换和诠释即可继承发扬。如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等，孔、孟、程、朱、陆、王要讲、能讲，难道我们就不要讲或不能讲了吗？张岱年先生曾说过：儒家的伦理思想中，“三纲”不能要，但“五常”却不能丢。这是十分正确的。从中我们可以引申开去考虑一下，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学校的道德教育有一种偏向或曰失误，即一谈起道德教育，整个舆论的导向马上就拔得很高，一开口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向极少数顶尖的英雄模范学习。而一些最基本的做人原则如诚实、守信、礼貌、正直、责任、谦虚、勤劳、勇敢、敬业和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友爱、爱憎分明、富于同情心、遵守社会公德等等，反而被置于次要甚至忽略的地位。应该说，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向极少数顶尖的英雄模范学习，这些都应该讲和必须讲，但却是一种很高的标准和要求，有的也已经超出了单纯道德教育的范围，而属于政治教育的内容了。相对这些高标准、严要求而言，基础的道德教育实际上更为重要也更切于实用。基础的道德教育是做人所必需的共性，因此它们就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普适性，在任何时代、对不同的种族、阶级都是共同的要求。

   我以为，高标准固然是需要的，但如果没有了基础，又哪来的高标准呢？试想一下，一个连最基本的守信用都不愿讲的人，我们还能指望他对共产主义抱坚定信念吗？一个连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师长都不愿爱的人，我们还能指望他去爱整个民族和国家吗？一个从不考虑他人存在和利益的人，我们还能指望他去学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中国古代儒家“小学”的道德教育，强调从小孩的“洒扫应对”做起，到“大学”才强调“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这是掌握了教育的循序渐进规律，就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其二是有些儒家的伦理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向。这些角度和方向并不一定能直接导向问题的解决，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间接地引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开出一些不同的视野，从而有助于我们研究如何防治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例如对儒家讲的“孝道”，在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中，它强调的是“父父子子”的“父为子纲”，因此对之虽不能如“五四”先辈那样简单地骂倒，但也不能盲目地提倡。今天我们的亲子关系与中世纪不同，它是在经济、政治、人格上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的血缘和情感关系。记得“五四”时有这样的白话文诗：“我不再认你作父亲，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平等”，现代社会强调独立人格，这本身没错，但我们完全还可以在独立人格的平等基础之上，即做朋友但仍然“认作父亲”。儒家强调的“敬老”，也是同样，它不应该再是天经地义的论资排辈规范、秩序、制度和习惯，而是对老人过去所做的社会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道义回报，更是对一般人性的尊重，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将老之时，从这层意义上讲，尊重老人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7 08:44 编辑 ]

NZWJ

肯定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仍有意义，但我们也应充分注意不要任意拔高其意义。近年来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其重要的根据之一据说就是发现了儒家伦理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例证就是“工业东亚”（industrial East Asia）即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这种看法如果不说其是在闭着眼睛瞎说的话，至少也可认为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工业东亚”的崛起是否靠得是儒家伦理？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姑且不去深究。就拿时下一些人认为的“儒学热”或“国学热”来说吧，这些“热”即使存在的话，充其量也不过是停留在学者的小圈子里，那仅仅是一种学院文化，是研究热而不是信仰热。老实说，对社会大众而言，能知道儒家思想为何物的人究竟有几许？答案应该是很不乐观的。因此，儒家思想要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真正有所作为，路途恐怕还相当遥远。我想首要的任务还在于如何克服重重阻力，从理论上做好自我更新及创造性的解释，并使之与现实生活逐步结合起来，从而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儒家的思想学说。然后或可谈让人们去接受它、喜欢它，进而感受到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价值，并把它融化到自己的生命过程中去。

    最后还想指出的一点是，儒家思想中关于伦理道德的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也并非都是可与现代生活合拍的，即使有些部分能与现代生活合拍的思想内容也还是有其不足之处的。这里就举一例以明之：

    我们知道，儒家的道德原则是确立在其对人性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但二千多年来，儒家人性论的主流是“性善论”，所以其立论多从正面出发来考察人性。而对人性阴暗的一面，尽管也有荀子的“性恶论”的揭示，但应该说始终是关注不够的。用伦理学的术语来说，儒家的道德学说是偏重“自律”的一路，而对“他律”则相对忽视。所谓“自律”，通俗地讲就是指个体的道德，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他律”，就是指社会的道德规范，也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及惩治机制。从“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来看，“他律”是相对“自律”而言的，它所强调的是道德责任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本身，而非出于主体自觉的道德意向，因此具有外在的强制性；而“自律”则是“他律”的升华，是一个人对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它强调的是道德主体的理性和意志。孟子的“性善论”主要从“自律”出发来谈道德，而荀子的“性恶论”则主要从“他律”出发来谈道德，应该说两者各有其依据，不可偏废。然而，后来的发展却是孟子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出现，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道德自律被拔高到了绝对的地位。

    强调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应该说是有其重要意义和合理性的。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光靠外在强制是不行的，它需要主体内在意志的自觉。自“五四”以来，人们对“存天理，去人欲”有过很多批判，认为这就是清儒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这其实是混淆了宋明理学家的立论意向与封建统治者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区别。“存天理，去人欲”命题所强调的，实际是感性的经验和欲望不能作为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因为基于感性欲望的原则只能引向快乐主义。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曾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借钱不还可能会是某人的做人原则，但它决不能成为社会的普遍原则，因为如果它成为社会的普遍原则，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存在借钱给人的经验事实。所以，作为社会普遍道德原则的只能是“天理”而不能是“人欲”，这一点在道德哲学学理的一般纯粹性上说无疑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宋明理学家过份注重了“自律”而忽视了“他律”，这显然就是不可取的了。它至少会产生两种偏向：其一，是把最高标准与最低标准之间的区别抹杀了（如前面提到的我们学校教育问题中，实际也有传统思想影响的作用在内）。从性质上说，“自律”是高标准，“他律”是低标准。从个体道德发展过程来说，作为起点和基础的并不是“自律”而是“他律”，换言之即是一个从道德的外在规范性向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提升的过程，一个从道德义务向道德良心转化的过程。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会道德自律的，他往往要经历从不得不尽的义务到深刻的自觉责任的过程。此外，也不是人人都能发展到道德自律阶段的，可能有不少人一辈子都必须依靠道德他律来限制。应该说，能够遵守“他律”，是做人的起码要求；而达到“自律”，则是做人的理想要求。宋明理学家的失误就在于苛求人人都成为“圣贤”，许多人实际做不到或根本就不想做，于是就会出现大量的“假道学”，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其二，是把人的社会角色单一化。事实上一个社会人是兼有多重角色的，能够自觉自律的道德主体，同时也是一个利益主体。因此，我们不仅要强调主体道德心的觉醒与提升，同时也必须注意一个利益主体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的分疏与沟通。因为没有个人利益的存在也就无所谓个人的存在，而个人利益又是“私”的，如果这个私的个人利益符合一般的社会规范，那也就成为无可厚非的了。而当个人自觉愿意把他的私的利益化为“公”的，那就是更高的境界了。我们应该提倡道德“自律”，但却不能强求，也不必强求。否则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尽管大家都承认你的思想陈义极高、境界极高，但却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完全做到，于是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层面上，而无法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去。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徐洪兴BLOG」(2008年9月6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7 09:04 编辑 ]

NZWJ

儒学文化的演变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徐洪兴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与大家谈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和维系中国人精神的基础儒家思想的问题。先简单地说一下“儒”的源头与儒学的流变。

　　

一、“儒”的源头与儒学的流变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思想是儒学的核心，这可说是个常识。一般说来这没错，但细究起来又并不尽然。因为，孔子实际不是儒的创始人，商周时代早已经有儒；儒家的许多思想也不是自孔子才开始有的，如《易经》中的许多思想、西周的“礼乐”传统等，早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再者，孔子本人也不是儒家人格最高的精神代表，因为儒家人格最高的精神体现是“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孔子只是宗师。当然，这并不是贬低孔子，孔子也很伟大，他虽然只是宗师，但儒家思想成为体系却是从他才开始的。

　　大家知道，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特殊的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为农耕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促成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体——家庭，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我们的先人以家庭为单位直接与自然界打交道，靠天吃饭、靠经验吃饭，可以万事不求人，所以祖宗的一套生活和生产方式对子孙来说已足够应用，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源头上看，儒最先是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从甲骨文可知，殷商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周灭商以后，儒除继续以祭祀礼仪为职外，开始出现以“六艺”教民的“师儒”。在商周时期(严格说应是西周，因为商代文献不足征)，礼乐文化可说是整个社会形态的集中体现。礼乐文化的性质不仅是宗教的、政治的，也是世俗的、文化的。它们不仅是一套制度和仪式，同时也是一套文化的建构和理想，其功能涵盖了社会、宗教、政治、道德、情感乃至资源的等级分配诸多层面。这是一种理性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诸种行为规范或准则，所强调的是尊重等级差异、注重举止合宜、保持仪节风度、控制意志情感，其目的则在于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而儒则是这种礼乐文化主要的制定、承载和传播者。西周时代“制礼作乐”周公，就是一个大儒，孔子对他很崇拜。

　　西周灭亡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动荡的春秋时代。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沦落，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维持不下去了，文化教育开始向民间下移，其表现就是以“六艺”教民的儒纷纷散落至各地。由于当时齐鲁之地文明程度较高，保持着浓厚的礼乐传统，因此这里集中了较多的儒。他们中除一些人继续从事“六艺”知识的教授外，相当多的人则凭借熟悉礼仪的本领，从事赞礼、相礼尤其是婚丧礼的活动。孔子就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儒”。

　　孔子是一个述而不作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很强的从政意识，想干一番治国安民事业。但命运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在教育事业上却做得不错。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属于“私学”。他不是当时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开创者，但可以算是当时办“私学”的一个成功者。孔子从事教育四十余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从而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儒家”的思想学术群体。

　　孔子以后，这一学术群体分为八个支派，成了战国时期的“显学”，以后则是孟子和荀子二支独秀。秦以后，儒家发展流变出所谓的汉唐儒、宋明儒、现代新儒家等十分庞杂的系统；又有所谓的经学、理学、朴学之分，学统、道统、政统之说等，这些就不必细讲了。我们还是简单地谈一下孔子的思想吧。

　　孔子的思想很丰富，但其核心不外是“礼”和“仁”，前者是他继承传统而来的，后者是他创新发挥的。前面提到，传统儒者注重礼乐文化，到孔子时代，他发现礼乐已经僵化了，徒具形式而不复有生命力。礼乐本来只是一种象征，但象征的背后还应有其本质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孔子认为那就是藏在人心中的真诚。孔子把这种真诚叫做“仁”。孔子找到了“仁”，把它作为礼乐的思想基础，用“仁”来重新解释礼乐，超越礼乐的形式而直指其精神实质，以真正体现礼所象征的秩序原则和乐所象征的和谐原则。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7 09:50 编辑 ]

NZWJ

孔子认为，“仁”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其基础和起点是血缘关系。因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先与之发生的无疑就是家庭血缘关系，即首先是他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关系。这种关系简称就是“父子”，在这一层意义上“仁”的体现就是“孝悌”。当然，人会长大，要进入社会，于是逐渐又会生出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同事、国人等关系。进而可衍生出个人与民族、国家、社会、自然等关系，乃至可衍生出集团与集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等一系列关系。而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就是把孝悌精神向外“推”，按儒家的说法就叫“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所以，从“仁”进一步可推出“忠”、“恕”乃至“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更普泛的原则。　　

    孔子讲“仁”，吃紧处在“爱人”两字，它表现为对人的一种有差等的爱。这是一种区别善恶的智慧，其本质是强调个人生命内在价值的实现，是个人对于理想生活原则的追求。儒家所谓的“做人之道”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做好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平常人，只要顺着自己的善性，在自己的生活中、从具体的事情中，去学习、去做，就能达到做人之道，实现仁的原则。一旦人能把握了仁的精神，就能领悟到在一个既定的环境中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如果人人这样，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以个人修养为本，以伦理为法，以道德来施政，而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政治昌明、社会稳定的基础。

　　必须承认，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批判和伦理革命，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及合理性。因为，从历史发展进程和儒家思想历史地位来看，儒家历来与佛教、道教不同，后者总以“方外”自居，即始终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前者却总是处在历史舞台中心，与国运浑为一体，忧乐共当，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担当着治国安邦和导向文化的重任。这自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政治上的君主专制、经济上的重农轻商等，尽管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和抑商并非完全由儒学所致，但儒家思想的作用也确实应该负相当的责任。所以，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中世纪社会趋于全面解体，国运维艰，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出现剧变。当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中国，把希望的目光转向西方寻求“真理”之时，其愤怒的情绪自然地转向对传统思想尤其对作为正统文化象征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这应该说不难理解。因为当时这些先进中国人的思考和追问，始终深契于“落后挨打”、“中国向何处去”这些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孔子的思想中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交往的道德标准，相信国与国之间也应该有某种必须遵循的交往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远距离的智慧。某些个人或国家也许会全然无视甚至藐视这种智慧，但作为整体的人类不会也不能这么做，否则他离自己的灭亡就不远了！

　　孔子以后，随着儒家学派的发展演变，其思想学说也不断地围绕着孔子的思想核心而展开出去，如关于义利之辨问题、人性善恶问题、德性与才能问题、天理人欲问题等等。其中每一类问题都可以开展出一系列子问题，历史上的儒家各派也就是在探讨这一系列的问题，并形成了繁富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尽管很庞杂，但说到底无非四个范畴：个人、家、国、天下；一个命题：“内圣外王”。

二、一百多年来儒学的遭遇

　　儒学作为一种农耕文明的思想文化，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后已经达到了极致。然而，当工业文明进入人类社会，世界历史成为人们的经验事实时，它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如工具理性的缺失。由于儒学突出强调了现实、人世和实用，就势必造成轻视抽象的思辩、纯理论的探索，缺乏对自然界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中国古代的学者一般都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精神，总是把学术与现实人世结合在一起，认为学术就只是“知人论世”、“经世济民”和“修己治人”，而其他都是“小道”、“小技”，不值得重视。由此也就造成中国古代理论科学研究的不发达，尽管中国古代具体的技术有相当的成就。再如，由于儒学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制度层面的创设问题也关心得很不够，重“人治”而轻“法制”，“伦理社会”的性质在中国长期得以盛行。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7 10:04 编辑 ]

NZWJ

随着中国跨入近代门槛后，在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下，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踏上时运不济的蹇途，而儒家思想首当其冲地遭到了猛烈批判。从十九世纪末谭嗣同的《仁学》猛烈抨击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为“乡愿”和“大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要请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帮助中国人解决民族“劣根性”的“顽症”。总之，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几乎一致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已彻底失败，“吾人之最后觉悟”，说到底，就是“孔子之道”、儒家思想不再适合现代生活了。

    当然，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并不等于承认“五四”先辈的每一个批判都必然具有思想文化意义上的理性。反之可以说，由于心态上的不平衡和运思上的片面性，“五四”的许多文化批判多半仅停留在激进和空洞的呐喊上，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理性的批判态度。我们自不必去苛责“五四”的先辈，他们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语境。这里只想指出一点，由于当时过多情绪化、片面化的批判，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过时的、有害于现代化的，应予以全盘否定。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误区竟又成了一种共识，反传统遂成为百年来中国反复而常新的强势话语，反传统的思潮也一波接一波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

　　然而，传统从来就不是你想要不要的问题，它“剪不断，理还乱”。近代以来中国人始终面对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必须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而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化，传统也是中国的传统。你主观上想要摆脱儒学文化，它却并不甘愿接受被简单抛弃的命运，所以它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它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虽然丧失了，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上的地位并未随之消失殆尽。时至今日，尽管我们的经验和生活世界已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尽管我们的意识伴随社会总问题的转换而出现认识上的断裂，尽管人类不同思想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日益深广，但儒学文化不能不说仍是汉语世界基本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物极必反。这不，最近几年来，“国学”这个词似乎又热了起来。所谓“国学”——如果不去深究其来历而方便地说——也就是指传统文化。近年来，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问题了，这其中不仅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企业领导，还包括了不少民营企业家，当然更少不了传播媒体。国学热同时还传到了国外。

　　于是，一个老问题又被人们翻了出来重加思考——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还有没有意义？老实说,一百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或争论一直就没有真正中断过，虽然其程度时有不同。

三、儒学文化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意义

　　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由此引发的种种争论，在中国人心里留下的并不都是愉快的记忆。可时移事异，今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再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探究一下儒学文化在现代中国还有没有意义这个老问题，这对准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加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让儒学这一地区性的人文资源真正参与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去为全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应该说都还是有意义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7 10:05 编辑 ]

NZWJ

　　探究的目的决不是提倡国粹主义，全盘继承，颂古非今，而在于了解历史，接续历史。一个不吸收其他文化的民族固然很难有所发展，而一个割断历史、抛弃祖先、遗忘过去、不尊重自己传统的民族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任何文化都不能截断众流、凭空产生，只有接续传统才能开创未来。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历史传统的反思与当下意识的追寻，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支点。就前者言，人们总是通过对其前人所创造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建立起自己与传统的意义联系；同时又在理解和解释中，使传统获得进入现时代的途径和继续发展的契机。所谓途径和契机，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而只是提供借鉴，展现理据，启示方向。这里我仅一方面的例子来说说:

    人们在探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相结合问题时，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这一层面，这是有理由的。因为一方面，儒家思想在这些领域里可发掘的资源很丰富；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即“五四”后的这么多年来，我们传统的人伦关系已经在多次无情的冲击下几乎丧失殆尽，而新的、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人伦关系却始终未能真正确立起来。时至今日，我们已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当前，市场经济正在中国蓬勃地展开，它固然为我们民族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但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唯市场取向特征”所带来的道德困境。就人伦关系言，人与人之间正日趋以现实利益作为彼此来往的基础，以功效价值作为衡量关系的标准，人的情感联系和心灵交往则日趋淡薄，各种人际关系大有渐渐被市场关系和业务关系所吞没、所取代的趋势。功利至上的价值取向正使得我们的人伦关系变得外在化、冷漠化。因此往往会令人不时感到有一种疏离、孤立乃至苦闷、彷徨的感觉。我们正处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古人尝说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亟需重新定位。但如何定位？以什么规范和原则来定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当代人伦关系的重新定位中，儒家所一贯强调的人伦思想是否还有价值？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这里所说肯定的意思主要有二：其一是有些儒家伦理思想只需稍加当代转换和诠释即可继承发扬。如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等，历史上儒家要讲、能讲，难道我们就不要讲或不能讲了吗？其二是有些儒家的伦理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向。这些角度和方向并不一定能直接导向问题的解决，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间接地引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开出一些不同的视野，从而有助于我们研究如何防治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

　　例如对儒家讲的“孝道”，在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中，它强调的是“父父子子”的“父为子纲”，因此对之虽不能如“五四”先辈那样简单地骂倒，但也不能盲目地提倡。今天我们的亲子关系与中世纪不同，它是在经济、政治、人格上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的血缘和情感关系。“五四”时有这样的白话文诗：“我不再认你作父亲，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平等”。现代社会强调独立人格，这本身没错，但我们完全还可以在独立人格的平等基础上，既做朋友但仍然“认作父亲”。儒家强调的“敬老”，也是同样，它不应该再是天经地义的论资排辈规范、秩序、制度和习惯，而是对老人过去所做的家庭贡献、社会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道义回报，更是对一般人性的尊重，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将老之时，从这层意义上讲，尊重老人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总之,一旦我们建立起对自己传统的自信，剔除了它的弊病，消解对它的怨恨而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的祖先、自己的传统，那就可以与悠远的历史接上脉，滋养健全的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学会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去开创未来。儒学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诚信、和谐、慎独、知耻、礼貌、好学、敬业、崇德、修身养性、见利思义、恻隐之心、浩然正气、自强不息、珍生务义……等等，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都可以成为我们现代人的精神资源。

文章来源:「文汇报」(2008年2月3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7 10:1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