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
黄万盛
【编 者 按】2007年10月29日,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主办、本刊和《中国哲学史》编辑部协办的“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儒学第三期”是指儒学继先秦、宋明的发展之后,在近代迎来了西学的挑战。而“三十年”指的是1977年至今,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新儒学自海外传入后被关注、讨论、质疑以及日益引发共鸣的三十年。“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学术座谈,旨在回顾儒学在近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检讨儒学在时下面临的课题,并展望其前景。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兴起“中国文化热”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李泽厚先生、朱维铮先生、黄万盛先生的莅会,以及未名湖畔的深秋物象,都为这个略具苍茫然而色彩恢宏的议题提供了难得的生动背景。参加座谈会的学者还有: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系)、陈启智(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所)、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陈祖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江宜桦(台湾大学历史系)、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中江(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陈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胡治洪(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为保持“现场”氛围,以下内容依照录音整理,并按发言次序编排,个别略有调整。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刊载部分参会者的发言。欲了解全部发言内容,请登陆本刊网站:www.opentimes.cn。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话题缘起
黄万盛(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欢迎各位参加由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讨论会,感谢《开放时代》、《中国哲学史》和我们协办这次会议。
我先介绍一下召开这次讨论的初衷,这是杜维明教授和我多次商谈的意见。从wenge结束至今差不多三十年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家学说的命运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被批判清算的对象到重新发掘价值的传统资源,这期间有丰富的学术教训和经验值得总结。当然,也有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需要进一步梳理保存。尤其是今天,儒家学说的发展条件虽然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改善,但是面对的问题可能更加严峻棘手。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观点,儒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作这样几个基本阶段,首先是山东曲阜的地方经验,然后成为中国的地方经验,再其后成为亚洲的经验,现在它的真正考验是能不能和如何成为世界的普遍经验。任何一种人类的普遍经验、普遍价值,一开始都是地方经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突破跨越地方局限的问题意识,建立它的普世性。现在,儒家面对的问题意识决不仅仅局限在中国了,它已经迎来了学术思想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考验和展现儒家普世价值的时代,也是我们的使命。
大约三十年以前,杜维明先生回国讲学提到新儒家的发展,在学术界形成强烈的回响和冲击,虽然有很多资疑和反对的声音,但是,的确把重新认识儒家文化的课题严肃地展现了。当时,经过wenghuagemin之后,国内也有很多非常积极和重要的反思。庞朴先生写了《中庸平议》,一改“中庸之道”的恶俗面目,把儒家“中庸”的积极价值重提出来。李泽厚先生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叫《孔子再评价》,让大家直面孔孟之道的问题。从五四到1949年再到wenge,孔孟之道一直是批判的对象,这些努力很快形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使孔孟之道从批判的对象转变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以后就是结合个人的研究,协调国内的学术力量,有计划地开展一些比较有规模的研究工作,这方面的努力也出现了。朱维铮先生和庞朴先生在上海合作出版文化史的丛书,对整个中国文化回到我们学术研究的视野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王元化先生和我合作在上海搞了一个比较文化的研究中心;汤一介先生很快就在北大成立中国文化书院。以后我们又大概有两次会,一次是在深圳开文化的协调会议,当时Fred Wickman和杜维明这些人都参加了,后来一次在杭州。还有方克立先生主持了海外新儒家的研究课题,对推动系统地研究当代海外儒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转眼之间三十年过去了,这个丰富而比较长的时段我们有一些可以回顾和总结的东西。大家可以就自己的学术研究来谈一谈,过去这些年我们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收获,重点看一看整个儒家研究当中基本的困难、最主要的学术课题,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努力发掘的。儒家作为一个学术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从来非常有机、紧密,现在在这个向度上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蒋庆的“政治儒学”、日常生活的精神性缺失、于丹这些学者也开始讲孔子、儒家,等等。这都是一些新的现象,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关于“儒学第三期”
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
杜维明先生是1978年来的,来了一个月。1980年又来了一年差不多,1983年又来了一次,那是来参加汤用彤先生的那个会,当时李泽厚先生也在,后来有《燕园论学集》发布。然后就是1985年了,之后几年来的比较频繁了。1989年以后到1994、1995年有一个间隙。我第一次见他是在1980年北京市哲学会,是他做报告。一直到1985年,其实这一段他没讲什么新儒家,没讲牟宗三、也没讲唐君毅,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新儒学、港台新儒学的那一套东西并没有讲。1980年他讲的是《道学政》。
到了1983年来,他给的论文是讲体知,收入《燕园论学集》里。1985年,他讲的是“儒家哲学”,在北大开的课。1985年开始就有文化热了,这个时候他主要讨论的是文化问题。如果说他前两次来是讨论中国哲学,那么他这一次来就是讲的儒家文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问题。所以我想,如果你讲当代新儒家,也就是港台的当代新儒家,这个研究跟杜维明先生的关系是什么?这个还要澄清一下:其实并不是因为有了杜先生来,传播了新儒家这些思想,我们才开始研究这些港台新儒家的。“第三期”是1985年开始讲了,这个“第三期”发展和文化讨论有关系。他在1985年讲的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文化热,儒学第三期的意思就是儒学仍有当代意义,仍然可以进行现代转化,如果没有现代转化、没有现代意义就没有第三期了,所以更多介入的是文化。文化的讨论我觉得杜先生的功劳是不小的。功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整个八十年代以来,庞朴先生七十年代末也写了孔子的文章,李泽厚先生七十年代末也写了孔子的文章,但是发表都是在八十年代。但是在这个过去以后,特别是到了1982、1983年以后,由于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思潮的变化,基本上来讲有点像五四那个时代思潮的动向,就是对传统进行批评批判。我那个时候思想也是这样。那是现代化动员的时代,大家都有启蒙的意识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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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24 08:4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