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又要从制度上防范腐败,制定严格的决策程序和办事规则,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分开,加强阳光行政、阳光财产、阳光财政、群众监督、新闻监督、组织监督、人大监督等制度建设,使其不能为。
贪腐与行政级别没太大关系
胡星斗认为,要害部门的厅局级干部手中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资源,特别是地级市的领导还存在着卖官(批发官帽)的可能,所以,被查处的局级官员涉案金额特别大。
要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关键是要降低政府掌握资源财富的比例。
无论是处级干部、局级干部,还是部级干部的腐败,都与行政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即以公权力谋私。
在我国,同体监督、自我监督、内部监督很多,而异体监督、群众监督、新闻监督仍然太少,尽管近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不正之风生活化导致涉案金额攀升
胡星斗认为,我国对于受贿的腐败一直是保持严打的态势,有些高官甚至判处了死刑,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但是由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如人情送礼普遍化、不正之风生活化,使得行贿受贿的金额不断攀升。
贪官涉案多数是受贿,是权力创租、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表现。
胡星斗表示,目前,中国在反腐败方面成就是显著的,从过去的运动式反腐败逐渐转变成了制度反腐败;反腐败重点也由事后惩治转变为事前预防,成立了预防腐败局;反腐败路径也由中央霹雳行动转变为鼓励群众举报、重视网络监督、发挥民间网站的作用,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
贪腐之最 涉案金额最大 张荣坤
张荣坤,“上海社保案”核心人物。2002年,张荣坤突然崛起于上海商界,以超过32亿元的价格购得沪杭高速公路的30年经营权,其后他又购入多条高速公路的经营权,成为著名的公路大王。
2008年,张荣坤被控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和抽逃出资罪,没收的资产和处理的罚金共多达16亿元人民币。
受贿金额最多 王效金
王效金,原系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担任亳县古井酒厂厂长,亳州古井酒厂厂长等职务。
1991年10月至2007年3月,王效金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原材料采购、合股经营、企业收购、企业经营、资金拆借、广告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或承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07万、美元67万余元、港币5万元。(以行贿行为发生时的外币兑换人民币汇率折算,王效金受贿总额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
文章来源:「法制晚报」(2009年2月22日)
(文/整理 曹雪 除署名外撰文/记者 王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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