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2009年2月8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九届黑龙江亚布力年会上，张维迎教授建议，应将国有企业股票和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部分学者如谢国忠和陈志武也曾提出类似的建议。谢国忠的建议是：中国应该给老百姓发股票，而陈志武则表示可以通过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平均分配给13亿国民。但同时遭到不少经济学家反对，认为此举并不可行。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认为，中国政府一旦把储备分给老百姓，那么就不好集中控制管理。此外，他认为第一反对的可能就是美国人，感到最紧张的就是美国人。“去年9月15号到20号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果现在我们动了几十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联储都会紧张。”他称中国现在拥有的巨额美国债券，就像一颗原子弹。“如果政府把债券往市场上一抛售，美国的美元收益掉到零，什么都没有了，中国和美国都什么也没有了。”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如果一定要推行这个东西，工人和农民工一定会把钱存起来，而不会去消费，更谈不上刺激经济。本栏这次介绍相关的观点和文章。

目录
(1)高西庆：中国拥有巨额美国债券就像原子弹(第1－第1楼)
(2)危机中的选择(第1－第4楼)
(3)勿把更深的痛苦留给明天(第5－第6楼)
(4)该将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第7－第9楼)
(5)藏富于民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支撑点　(第9－第11楼)
(6)民强才能国富，但国富未必民强，收入倍增计划势在必行

高西庆：中国拥有巨额美国债券就像原子弹

    针对部分专家提出的“应把国家一半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的建议，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在日前召开的第九届亚布力年会上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一做法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

　　在当天的会议上，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建议，拿出部分国有股权和一半外汇储备发放给老百姓，使其持有更多的财富。

　　高西庆指出，外储一旦分给老百姓，政府就不好对其进行集中控制管理。“目前中国在与国外打交道的过程中，只要力量稍一分散，就会立即变成别人的鱼肉，任人宰割，因为中国力量还太弱。”对于把外储分给百姓的提法必须想好了再做。

　　他认为，外储分给老百姓，首先反对的可能就是美国人，这一点在过去几年就深有体会。每次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美国人就非常紧张。而如果中国把债券往市场上一抛售，美元收益掉到零，最后大家都会吃亏。

　　高西庆称，中国现在拥有的巨额美国债券就像一颗原子弹，而手里有原子弹总比没有好得多。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约为6819亿美元，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人。该数据仅为中国对美投资中的一部分，中国还持有美国股票、机构债、公司债等。而至去年底，中国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额为1.95万亿美元。(「新华网」2009年2月10日)

危机中的选择

作者:张维迎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八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八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八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往八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十二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一时间犯了大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行业的下滑远远大于消费资料行业的下滑。这两个特征也是所有经济萧条时期的主要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的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得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了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2-22 13: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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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八十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张，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 （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场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已经到来！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19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 《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书中对19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场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四十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八十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和立场观点会是多么的不同啊！

杰亮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叫彼得·席夫（Peter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威廉·怀特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都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之所以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扭曲。而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它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它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要仅仅停留在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地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是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无论哪方面，都与“看得见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1 08:40 编辑 ]

杰亮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这叫 “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失误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的老大难问题。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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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把更深的痛苦留给明天

作者:谢国忠

   近来，不少大名鼎鼎的媒体发表文章，把眼下的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这种理论认为，贸易赤字国家（如澳大利亚、爱尔兰、西班牙、美国和英国等）就像“北京填鸭”，贸易盈余国家（如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则像“鸭农”，“鸭农”强行给“鸭子”喂食，使这些“鸭子”举债成瘾，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当然，债务泡沫要产生，必须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怪谁？债权人？债务人？还是中间人？三个选项都已经充斥了数不胜数的报道和理论。指责中国和其他债权国有一种政治上的便利。危机爆发国的政客们，可以通过指责他人来回避艰难的抉择。但是，这样的理论搞错了因果关系。

个人罪魁与“集体失败”

　　在这场舌战中，目前矛头大多对准华尔街，也就是“中间人”。

　　这么做很自然。看看这些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吧：他们作出经营决策，认为这会带来利润，并依此支付给自己数亿美元的奖金，然而，如今，这些利润都没有实现。他们的机构则要么已经破产，要么濒于破产。伯纳德麦道夫500亿美元的丑闻，就是华尔街积弊的缩影。普通人很自然地会认为，这场危机的起源正是这些贪婪的人利用这一体系，为一己之私而搞破坏。我敢肯定，好莱坞能拍出很多源自华尔街的电影，这些情节可比编造的故事强多了，只要忠实记录就足以拍出好电影。

　　我一直在撰文记述格林斯潘在这场危机中的罪过。这些年来，我的不少文章都是关于其催生泡沫的决策。首先是1999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他决定减息，导致了IT泡沫；然后是2000年，IT泡沫破灭后，他的减息决策导致房地产泡沫和债券泡沫；再到2003年，在格林斯潘任上，一轮新的泡沫生成。

　　去年，他在国会听证时曾声称，金融机构高度负债却未能处理好这些债务，自己对此十分惊诧。言下之意，他当时不了解这些情况。然而，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垮掉时，几乎使整个金融体系崩溃，问题就出在杠杆率过高，也就是金融部门负债过多。如果单个基金公司就能把整个体系拖垮，想象一下，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自营业务这些年来遍地开花，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多大的风险。LTCM倒闭后，监管者和分析人士也达成共识，即表外经营项目亦需列入监管。而格林斯潘和克林顿政府的衮衮诸公都反对，因此，这些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就一直游离于监管之外，为这次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货币政策在信贷泡沫的形成中唱主角，且责无旁贷。去年，我和一个朋友争论危机到底应该归罪于谁。他说，新兴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也同样有责任。我不敢苟同。其实，泡沫到处都可能产生。如果每个人都盼着会有下一个买家支付更高的价格，都去购买某项资产，泡沫就形成了。Kitty猫、普洱茶、现代派油画，都可能成为泡沫。只要供给无法及时对价格上升作出反应，又有某个方面能够吸引足够多的人的注意，泡沫就可能产生。但这样的泡沫跟整个货币供给比起来，规模相形见绌，其形成无需货币供给的支持。而信贷泡沫的规模大过货币供给，如果没有货币当局的配合，信贷泡沫不可能产生。如果说，有人能够并且应该阻止这种泡沫产生，那就是格林斯潘。

　　投资银行囤积金融衍生品等投资行为造成杠杆率飙升，格林斯潘对此不是警觉，而是一次次地声称，金融衍生品的繁荣有利于提高效率。他从未认识到，这种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投机的结果。不知他是否真对这些事一无所知。格林斯潘是最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的个人。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提到，面对艰难的抉择，出现了“集体失败”。这是对美国家庭无所顾忌地借贷的婉转表达。那些无法还清自己债务的借款者应该受到责备吗？一些著名的分析人士认为，这全是那些诡计多端的银行家的错，是他们炮制了这些复杂的产品，然后来愚弄大众，才使他们借下了还不清的债。我不这么看。那些借下了“三零”按揭（零首付、零利率、起初两到三年零本金支付）的美国家庭，很明白自己是在占便宜。如果房价上升，他们就因房产升值获益；如果价格下跌，他们就拍屁股走人，不过是回到从前罢了。他们相当于得到一个免费期权外加一幢有生之年可以安居的靓宅。接受这种交易可谓非常理性。但是，这就对吗？我想，要把这些借款人比做无辜的“北京填鸭”，真是太天真了。

　　当伯南克还是格林斯潘的手下时，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词“储蓄过剩”（savings glut）来解释美国持久而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在他的理论中，美国是在帮其他国家花掉它们花不掉的钱。

　　伯南克这么一解释，美国拿别国的储蓄盈余就显得无可非议了。但是，如果格林斯潘不肯放松货币供给，如果监管者取缔那些可疑的金融衍生品，如果美国家庭不去借他们还不起的钱，那么，“过剩”的外国储蓄就不会流向美国。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2-21 23: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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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伯南克的“储蓄过剩”理论更恰当的解释应是这样的：美国的体系发展到今天，正适应了对便宜资金的利用。华尔街在利己动机的趋使下接受了这种新商业模式，其核心就是向美国家庭灌入廉价的外资。虽说美国家庭现在受了苦，别忘了他们曾经享受过一段“钱来伸手”的好时光。这场堆满外国廉价资金的盛宴，实在是太诱人了。正是监管的放松营造了这样一场盛宴。1997年-1998年的新兴市场危机后，不少国家渴望积攒美元储备，美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到了2004年，已经很明显，盈余国要是不继续积攒美元，经济就要垮掉。这些国家只能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从而一面把自己的产品卖给赤字国，一面借钱给它们，让它们用自己的盈余付钱。这些国家的私有部门对美元的需求降到极低，它们的中央银行只能接盘所有盈余的美元。即使他们知道总有一天美元会贬值，也没有勇气不去购买美元，因为担心重蹈1998年美元不足引发危机的覆辙。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结构性改革正当时

　　“我们是‘北京填鸭’。”赤字国用这种理由来解释今天的情形，令人无法接受。这种说法无视那些最强大、最富有国家的自由意愿。事实上，正是这些国家的监管和货币政策，使得这些泡沫得以持续。赤字国花别人的钱过了一段好日子，如果他们还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责备借给他们钱的国家，就是不讲道理了。

　　要责备中国的廉价出口产品造成泡沫，真是没有良心。美国人去沃尔玛购物是为了省钱。便宜的中国进口产品，并非美国人借钱消费的生活方式的原因。美国赤字的驱动力是医疗费用，这部分花费占GDP的比例高达约16％，比其他发达经济体高出5个百分点。美国人购买廉价进口产品，是因为医疗费用的上升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美国的医疗体系是造成这一切发生的根源，而别国积累美元的要求，使得美国人有可能在医疗费用激增的情况下，还能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平。

　　泡沫很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错误。羊群效应的心理是人类的弱点，也加剧了泡沫现象。然而，有些泡沫中，有人是故意怂恿羊群效应，并加以利用，从而牟取私利。这些人才应该受到控诉。

　　狡辩并不只是过把嘴瘾，还可能影响行动。如果赤字国责备盈余国造成了危机，它们就会等后者来解决问题。除了财政和货币刺激、银行救助计划，它们不会实施改革来平衡经济结构。这种无所作为会延长经济下行的时间，并埋下未来危机的隐患。

　　比如，如果美国用政府借贷来置换家庭借贷，从而提振经济，也就是把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而不是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卖给外国投资者。另一方面，盈余国也持续购买美国国债。那么，世界又回到了过去那种不平衡增长的老路上。但是，终有一天，当外国投资者不再购买美国国债，等待我们的就是一个更大的危机。

　　所以，最好是现在就解决问题。美国不应只依靠经济刺激来提振经济。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计划，来压缩医疗成本。照现在这样下去，2015年美国的医疗成本将达到GDP的20％。如果不真正进行结构性改革，很难想象美国如何避免一场更大的危机。

　　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美国能够摆平今天的问题。现在正在讨论的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将放在投资上。一段时间后，它可以提高美国的收入，使其收支平衡。按这种策略，美国将继续依靠外国资金，只不过是把消费变成了投资。这种策略风险很高。政府投资如何能足够高效，使产能持续提高？外国人愿意帮美国解决问题吗？还有，即使这种策略可行，收入增长能否赶上医疗支出的扩大？我认为，除非美国大举改革，否则，最终摆在美国面前的可能就是美元的贬值和超通货膨胀。

    盈余国主要是东亚的制造国和石油出口国。对这些国家而言，资金高度集中于政府或是少数私有部门，对其扩大内需形成了主要障碍。比如，新兴市场的美元短缺就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新兴市场国家中不存在绝对的美元短缺。这些国家仍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他们只需把政府的美元资产换成其美元债务国的本币资产。这场危机暴露了这些国家货币分配的问题。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府积攒外汇储备购买美元资产来抵消经常账户盈余；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企业从外国人手中借入美元以备投资。难道这些政府不应该更好地配置资金来支持投资吗？

　　资产所有权集中于政府及少数个人，是扩大这些国家内需的关键障碍。看看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吧。它们的所有权都异常地集中。除非能够更广泛地分配财富，否则，很难发展出一个消费导向型的经济。
　　日本、德国和其他依赖于制造业出口的经合组织成员国，问题就不一样了。这些国家正在老龄化，因此，不得不通过出口获取盈余来积累财富，保证未来的高生活水平。但是，需求那端已经无法满足这种模式了。这些国家可能被迫提高当前的消费，而在未来减少消费，也就是，他们无法维持一个不变的生活水平。这些国家的央行应该发钞票购买其政府债务，还可以通过减税来提高其家庭部门的购买力。

　　多数大经济体内部都有不小的问题，且各不相同。全球化使其互相融合，因此，过去十年它们走了一条异乎寻常的增长路径。现在，通过经济刺激，问题还能多掩盖几年，但这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最好是现在就开始结构性改革，迈向一个更讲究平衡的增长模式。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第231期(2009年2月16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2-21 23: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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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将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

作者:陈志武

　　从2008年初开始，我就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并且分析了这样的政策对拉动民间消费、促进社会公平、转变中国“国富民穷”不均衡模式的好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拥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倡议，但我以为，如果不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效果的。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才能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2008年7月，我提的一个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多，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最近，很高兴地看到，对我的民有化改革建议和理由，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邹恒甫、谢国忠、张维迎等从不同角度谈到类似的建议，上海一位政协委员正式提出了专门提案，设计如何率先把上海的国有资产实现民有化。当然对于我的民有化建议，也有很多质疑，为了避免一遍遍的解释同样的问题，我想就几个质疑做一个集中回答。

　　

第一个，很多人关切，你这个建议听上去挺好，但政府是什么态度？会接受么？在政治上民有化能否被接受？

　　我想这确实是国情，如果管理层不推动，事情会难以办到。除了给社保基金划拨一些国有资产股权之外，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下一步十分关键的改革，得到政府的支持无疑极为重要。所以，在过去一年多，和体制内外的朋友有过许多交流，总体上都赞同。

　　首先，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当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历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身份、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而我建议的是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把“全民所有制”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后的一步给走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

　　正如2009年1月13日邹恒甫在其博客说，“资产股份的人均分配和所有方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论证的资本发展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他接着说，“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产）本来就应该是十三亿人民人均平等所有。把它们按身份证人均所有或把它们的利润按身份证人均分配都是社会主义的最普通的常识”。也就是说，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还给全民，符合社会主义初衷。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那是非常好的政策主张。只是在国家拥有社会中的主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从哪里来？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本质上是为十七大政策打下基础。

　　所以，从上述几方面，我看不出民有化改革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什么障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1 09:21 编辑 ]

杰亮

其次，尽管一些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资源，利用垄断向社会高收费，也享受了那么多优惠政策和银行贷款，甚至得到纳税人的财政补贴，但这些年来，它们没有给“全民”分红过。从这个道理上，现在也是通过民有化给老百姓回馈过去的付出的时候。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我们做教授的人，我的首要责任不是先考虑政府会不会采用，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讲清楚这样做的好处，讲清楚如果不进行民有化改革又会怎样。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通过研究分析，认识到这是下一步中国持续增长的关键性改革，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当然，这几十年来，政府决策变得更加开明、对人民负责，比如我过去一直提，与其政府花钱，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有给市民发红包，发消费券的举措，也让人感到今天的中国在进步。

　　

第二个问题，民有化改革在技术层面有没有操作障碍？

　　操作起来比想象的肯定要复杂，但是，今天的银行、证券与基金管理行业能够有条不紊地服务好几亿银行客户、一个多亿基金账户、几千万证券投资者账户，处理13亿公民权益基金账户，不会有问题。户籍管理、人口统计现在做得很精细，每个成年公民有一个身份证号，都是能找到的。

　　至于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这些细节可以弄清楚。除了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外，还有像大学、医院、中央和地方各行政与事业单位的企业、资产等等，除了部分划拨到社会保障基金之外，都应该归入公民权益基金。这些并入的资产价值可以慢慢评估核算，但精确的评估不重要，因为分到老百姓手里的是公民权益基金股份，让他们自己、专业评估机构和投行去评估吧。各级国资委系统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把属于国家的企业和资产理顺了许多，打下了基础。我们现在要做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国资委的转型，把它们过去代表政府管理的全民资产转变为代表全国公民管理的资产，把国资委转变为国民权益基金。

　　从一开始，我比较理想化地提议一次性建立全国公民一人一份的权益基金。考虑到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为了有试点推广的空间，这一思路后来有所调整，也就是，可以先从省一级开始实验，甚至从地市级开始，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先由地方国资委操作，把地方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这个地区的公民。至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如宝钢，虽然在上海，可是是全国人民的钱办起来的，所以大部分还是要放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的篮子里。这样一步步来，先从产权归属没有争议的地方国企开始办起，逐步把全国的国有企业资产都装进不同级别的国民权益基金之中。

　　唯一的遗憾是，假如我们设定一个时间，以某个时间作为截止，在此之后出生的中国公民就享受不到民有化基金的股份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会显得不够公平。不过，这总比现在老百姓谁都享受不到国有资产的好处要好，而且他们的父母享受到了这些财产，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会从侧面分享到其中的福利。

　　

第三个问题，假如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每个公民，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老百姓不知道股票的价值，转手就低价卖了换酒喝了？这样会助长社会不公正、促成寡头的出现？

　　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许多存在误解。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所致。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没有买卖过任何股票，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所以，很容易就卖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1 09:22 编辑 ]

杰亮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改革之后，这些企业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国企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局面。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东欧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国家。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问题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

　　但是，正如上面谈到，我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是要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

　　中国今天搞民有化，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要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人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

　　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有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我想把这几点理解清楚，对于民有化最主要的顾虑应该可以打消了。

　　以前，我们总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8”、要8%的GDP增速才放心？这是因为老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速和实际的GDP增速是两回事，因为在国有制之下，民众没有多少资产性收入，他们主要或说完全靠工资生活，而资产升值和财产性收入主要进入国家手里、不能转换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动力。所以，现在的国有制抑制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也就抑制民间消费需求，进而，经济增长只能靠出口带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已经不是问题，但造出来的东西由谁来买，这才是增长的瓶颈所在。以前中国造的东西卖给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但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问题尤为突出。而且即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也由于世界多数人已经用上了中国商品，以后要大幅扩大出口也很难。所以，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把国有产权中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产权分给个人，让老百姓分享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增加国内的民间消费需求。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16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1 09:25 编辑 ]

NZWJ

藏富于民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支撑点

作者:邹恒甫

中国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有经济学家乐观认为“中国是最大的赢家”“可持币进入美国抄底”。正踏在滑坡道的美国经济，已得到新总统再续8000多亿美元的救赎。中国在此次世界经济衰退旋涡中，是否真的具备翻身的契机？或者还需要继续完成自己的强健经济之旅，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
   
《小康》记者走访中非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邹恒甫。

邹恒甫：藏富于民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支撑点

《小康》：对于目前的此次经济衰退，国内有经济学家乐观认为“中国可以进入美国抄底”，您是怎么看的？

邹恒甫：我不认同这种观点，而且我觉得这种乐观带有很强的欺骗性，以及危害性。我想说的是，美国经济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糟糕。相反，因为美国的财政制度非常完善，而且在这几十年里，美国经济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美元与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牢固的依存链，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西方各国就会紧急召开会议来商量如何来为美国救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中国经济有三十年改革取得的成果与储备，但在全球经济面前还是势薄的。乐观，是一件好的事情，可以使我们自信。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地认清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弥补自已的不足，切实地提高自己的实力与竞争力。

《小康》：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显著的问题是什么？

邹恒甫：在说问题之前，我先要说到中国经过这三十年发展取得的成就。这个成就，使得国外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奇迹”，但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67亿美元，到2007年就是15282美元。数字能够准确告诉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提升。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贫富差距比例也在拉大。衡量贫富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基尼系数，一般我们称0.3以下是安全的，而高于0.4就是一个蕴含着危机的社会。那么，我们在1978年，基尼系数是0.16，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公平，平均的社会；而2007年，基尼系数则高达0.46。这些数据说明，我们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国富民穷的阶段。怎么办？我认为发展产业经济才是最根本的。为了促进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产业经济生态圈，我们应该提倡竞争，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大力发展金融业，可以快速使中国经济致富，但我觉得作为人口大国，还是踏实地做事，稳步发展经济会更安全有效，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点。

《小康》：我们应该如何建设良好的经济制度来确保一个富有活力、健康竞争的产业经济圈呢？

邹恒甫：制度很重要。但制订一个好的制度，同时也需要承受短斯内的压力，这是一种远见，因为一个国家应该为长期发展考虑，做到真正的可持续性。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期间，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的确可以做到迅速发展，但同时也积累了各种问题，最后成为其瓶颈，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推动劳资力量均衡，可以藏富于民，让源源不断的国民内部强劲消费、投资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

   
在这点上，我可以介绍日本在推进经济时的措施。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到1967年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73年时又增加两倍。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由此奠定，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试想，如果日本几十年前没有技术研发的长远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一直满足于劳动力成本的暂时优势，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它早就被竞争所淘汰掉了，是技术优势保证了日本在国际市场的持续竞争力。

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使部分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留下种种后遗症。

很多人认为，中国近年来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然而，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好处不言而喻。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而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事实上，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偏热转向过热。给经济降温的方法有很多，但只有“藏富于民”才最根本的办法，并把经济推向长远健康发展。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2-22 12:4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