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把心里多年来想说的话表达出来，我老了，随时可以走。过去，我们当两面派，二重人格，一开会，都自觉掌握分寸，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很有技巧。现在我老了，该说说真话了。我有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我们一辈子都套着精神枷锁，现在把它丢掉了。但也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我会成为替罪羊，在某个时候借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又再批判我，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中联部给中央有个报告说：不能批谢韬，批谢韬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因为批谢韬就等于批第二国际。 杜润生同志说，谢韬的文章开展理论思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他还透露一个未公开的资料：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

　　

关于17大及今后中国的改革展望

　　从17大看中国今后的未来，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从客观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领导人大智大勇人物的出现，大致在20大，要5年到20年才可能。因为有几个问题。首先，今天，在中国政治上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力量能取代共产党，与之抗衡。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乱套，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在经济上，民主的进程要建立经济基础，建立公民社会，只有人民有了财产才会有权利观念，权利与财产是分不开的。要建立公民社会，使社会中产阶级化，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是基础，中国今天还没有建立起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现在还正像鲁迅先生说的是“当了奴隶希望巩固当奴隶”的时代。我们也乐意当奴隶，中国人愿意当奴隶，不愿意当主人，当主人太累，现在觉得共产党好让大家有饭吃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我希望继续改革开放，平稳过渡。

　　中国的前途，有三个：一，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推翻共产党，那就会乱，乱的结果必然是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会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二，是民主的改良，对老百姓有利。三，以暴力克服暴力。第二种方式，民主的改良对中国的发展最好，但时间就比较漫长。中国13亿人口，经济基础薄弱，不能急。急不了，也不能等，只能促。从两方面促。促进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进行改良。

　　胡在17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个重大贡献。17大在旧的框架内推进民主进程，用新的四个坚持，代替旧的四个坚持，现在四个坚持是坚持思想解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坚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样就把思想从苏联模式、毛泽东思想、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二，建国目标也有所改变，17大提出要建立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把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提出来。另外通过温家宝的讲话，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公正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果，不是哪个阶级的理念提出来。通过了《物权法》。《物权法》的通过，说明中国在保护私有财产，恢复个人所有制上有所进步。 所以，17大虽然是在旧的框架下来推动社会发展，但也有新的内容，在中国政治上应该肯定17大。

    不管怎么样，要推动他向这个方面走，上面促，促使他接受每一个进步的措施；下面促，促进群众提高觉悟，保卫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利益，以维权运动促进民主运动。上面促，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放步前进；下面促进，群众采取正确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以法治国。两方面结合，逐步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我提出来，不能急，急就要乱；也不能等，只能促。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13亿人口能够在10年转变，那就算很快了，要有耐心。今天任何改革，任何进步，都会触犯两部分人的利益，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是部分群众的利益，这两个利益很难平衡，不能激化矛盾，所以任何改革只能逐步前进。

　　我们这些老同志，我讲几句，我们应该骄傲，我们生长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早生几十年，最多能达到康、梁的水平，晚生几十年，我们只能读历史。但我们刚好生在20世纪，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赶了个尾巴，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了全程，我们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还参加了历史怪胎文化大革命，又参加了改革开放的革命．我们一生5个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挨了整，但我们亲身经历了中国2000多、3000多年来剧烈变化这5大革命都集中浓缩在一起的历史。我们是跨越两世纪，一生5革命，不必悲观。 我们都是“两头清，中间昏”。中年是最保守的．因为现实的利益，逼迫他们去保住现在的利益。年轻人呢？是什么都是假的，搞到钱才是真的，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是丧失了理想主义的一代。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老的打先锋，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态度。

　　中国现在的统治阶层，一个是两个老三届，76、78届；一个是秘书班子；一个是高干子弟；一个是留洋回来的：四股势力掌握政权。因此中国要等到我们这些老的，包括胡温他们全部死掉，新的那一代起来，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牵连，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中国才能改变。

　　胡温将历史推进一小步，他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现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很大的危机和泡沫。17大后，关键要看下面的措施怎么实施了。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8年11月11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9 08:29 编辑 ]

杰亮

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

作者:庄俊举 张西立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受到了海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界围绕“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主要内涵以及发展趋势和未来影响等话题进一步发表意见。现将有关观点整理如下。

（一）关于“中国模式”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原因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20世纪70年代末编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集中分析、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利因素及障碍。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则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对多重样现代性的反思：欧洲的、中国的和其它的诠释》等著作中，从传统社会文化的秩序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路向。

关于近年来海内外舆论对“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特别关注的原因，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关于“中国威胁论”方面的论点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撰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中国崩溃论”始于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自2001年以来，针对中国经济的新的论调又在国外盛行，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提出疑问说，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的最大奇迹，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崩塌的神话。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G.Chang)则提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而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和快速发展使得这些言论不攻自破，也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乃至于美国和欧洲最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都被认为是在学习中国。

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肯定和赞扬。有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尚存许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能够给世界留下如此众多和非同凡响的奥运遗产，光用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解释，而“举国体制”无疑是这一切奇迹中的关键。还有学者认为，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像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说，在这次奥运会中，单单是出动这么多的人力就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企及。中国有13亿人口，这样的资源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还有，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财力方面的投入也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达到的。

三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9 08:28 编辑 ]

杰亮

（二）关于“中国模式”蕴含的主要内容

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极快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很值得他们借鉴。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那么，在外界看来，中国发展模式有哪些成功之处呢？

其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中国模式”最突出和最令人赞叹的地方。有学者认为，世界上许多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中国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的平均速度。中国过去30年内在减少贫穷人口方面成绩显著，远远超过印度和越南。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贫穷人口，从改革初1981年的65%大幅减少到2001年的18%左右，其下降幅度是世界少见的。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开放、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招商引资方面，成绩显著。中国在1980年建立头四个经济特区，在1992年接受市场经济，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迈向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步子大，也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是发展中国家做得最出色的。

其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经验在于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有：其一，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三，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其四，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

其三，中国改革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步骤，避免走极端。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变化累积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有学者认为，中国领导人不赞成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渐进的政治试验和温和改革。中国的这一做法，引起外界诸多争议，但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保证了投资者的信心。

其四，“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有着自身鲜明的制度特色。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中国虽然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其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发展既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卓越理论成果，同时在其指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如果说“中国模式”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对此最精辟的概括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到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9 09:01 编辑 ]

杰亮

上述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进行的总结，各有侧重。总的来讲，“中国模式”的内涵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和补充，相应地，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三）关于“中国模式”的发展趋势及未来影响

    其一，“中国模式”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进程。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

    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说来，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这两种模式的较量意义重大，因为这既关系到经济利益又关系到政治利益。如在非洲大陆，“中国模式”就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如果北京成功地让国际社会接受“北京共识”的话，北京就可以使得世界重新意识形态化，质疑西方规范的普世性。

    其二，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有期待、有信心。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2004年曾撰文论述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发展模式的国际意义。她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华尔街金融危机暴露出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弊端，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也不应因此而中断。事实上，只有全球的多样性的相互交流才能催生世界的和谐。“中国模式”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种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坚持社会主义、强调民族特色、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2009年2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9 09: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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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作者:托马斯·海贝勒

   

中国的发展进程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应”阶段；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
     
     
探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不仅对于了解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且对于了解中国的国际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凸现，因此了解中国国内的发展和变化将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然而，中国的发展进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有其特殊性，甚至可以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我试图从七个方面探究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在经历了“转型”、“巩固”两个阶段后，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这一阶段有五个特征：1.意识形态作用减弱。意识形态逐渐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这种减弱实际上并非政权衰退的一个迹象，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因为意识形态总是与冲突相关联。而中国的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冲突会破坏政治和社会的安定。2.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例如企业家、中产阶级、利益团体、互联网聊天群体）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党的角色。3.新政治精英出现（一个新兴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技术管理的阶层）。4.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5.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例如像同乡会那样的传统性组织，或是像企业家协会或职业协会那样的“现代化”协会）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体制。
   
二、中国并非是一种同质的（homogeneous ）、铁板一块的权威主义政体，而是一种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这种分权权威主义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有不同的行动者（中央政府、省、地方政府、军队、新兴的社会阶层、新兴的社会组织、公众舆论等）对政治产出产生影响。这既适用于对内政策，也适用于对外政策的政治产出。因此，对外政策并不是由中央领导层单独决定，而是由不同的行动者共同决定的。

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party-state）并非一个同质的（homogeneous ），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因此，我们必须解构中国的“政府”的概念：没有社会，它就无法存在，它建立在政府和社会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此外，政府可以在垂直和水平的方向上再细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组织。因此，必须将政府理解为各种组织同社会在不同层面上相互作用、并由内部的紧张与冲突塑造而成的一个整体。

第三，在中国国内，我们发现很多不同的、相互间有分歧的“模式”（我将此称为“一国千制”）。所有这些不同的模式共同依存，并为政治领导层所接受。例如，在河南省的南街村，那里的老百姓又重新回归到新共产主义模式（neocommunist model），带有极强的毛泽东时代的色彩。南街村只允许存在单一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南街村相隔不远的一个村子，则只存在个人所有制，那里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企业主组成。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共存并为政治领导人所认可。第四，一个成长中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例如，通过互联网络，以及非政府组织或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并且舆论在日益影响着对内和对外政策。   

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其特征是：第一，发展型国家具有一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个“有目的”的政府，它有发展的决心和意志。第二，中国有这样一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它成功地发展着经济；它知道应该何时停止（比如，通过放弃计划经济和发展市场经济，或是通过丢弃它的“阶级特征”）。第三，中国的领导层很清楚，计划经济排斥了想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的那些人，而市场经济则将这些人包容在内。第四，中国道路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权力可以积极有效地为经济上的小康服务（通过以长期增长与结构变革为关键目标；通过对经济的政治管理；通过制度建设与制度革新）。第五，中国政府是拥有“国家能力”的强政府。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9 09:38 编辑 ]

杰亮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国家能力由五个元素组成：其一，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为其公民所接受；其二，社会控制与社会调节意义上的调节与控制能力；其三，强制性资源（财政手段与强制手段，以及人力资源）；其四，协商能力，即与新兴社会团体、协会和组织合作进入协商阶段，并能在不同的排他性的利益冲突中找到平衡的能力；其五，学习能力，亦即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的能力。国家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贯彻一种成功的发展规划以及对于成功地处理国内的问题和冲突是很重要的。

四、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这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如下：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政治的经济化。政治上，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许多事例都表明了这种政治实用主义，例如，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发展过程中允许私人成分的加入、允许外资的流入、认可社会的急剧变化等等。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变化来解读中国的政治实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从1956年至2002年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1956年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82年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7年则变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002年又修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表明中国当时是照搬“苏联模式”，而从5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进而在1982年写入宪法中得到体现。“邓小平理论”则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经济化的特点，这一理论还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党的宏观控制能力。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则突出表现了中国发展的重点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表明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且还成为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另外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国内的一篇文章写道：马克思所描述的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髓”，现在已经被理解为“通往共产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现象。相应地，200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写道：“改革没有止境”，这表明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存在任何政治禁忌。

还有一则事例可以表明中国老百姓对生活的实用的态度。中国传统的习俗是人死后被埋葬时烧“冥钱”，但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冥钱”变为“硬通货”——美元。商贩们对此解释说，那些死去的人到阴间后，传统的纸币已经不顶用了，美元更能派上用场。
   
五、中央领导层和中央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在中国，人民区别对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中央政府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地方政府则较少甚至没有获得群众的信任。中国和西方的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人口中很大部分支持中央政权，这主要归功于成功的经济发展、实现港澳回归等国家目标以及维护政治安定的能力，这使得人民确信中央政府已经将中国从可能重蹈前苏联的覆辙的命运中解救出来。

杰亮

六、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外部化的意识形态，不如说越来越多地具有对内的职能。这种意识形态目前主要有两种功能：其一，它是一种整合的民族主义，旨在进一步达到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目标；其二，它是一种现代化的民族主义，旨在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对人民进行动员。因此，台湾问题不是外部侵略的一个标志，因为中国把台湾问题视为其内部事务，更愿意把它视为其民族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一个问题。

   
七、中国的发展趋势和结论。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正在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政权只有强大才能生存下来。这样一种力量无法由伟大的领袖们独自保障。它需要越来越多有能力的、负责的公民有意识地参与社会事务。参与不仅仅是提高政策及其执行的质量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减少冲突的一种方式。冲突理论认为：在一个假定的社会里，参与的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中暴力使用的程度就越低。
   
那么，我说的“公民”有什么含义呢？公民有三个标准：一是扩大了的人民参与的规模，二是生活水平在提高，三是公民权。这种参与的扩大包括建立基层选举制度、将社会福利任务转到社区（扩大社区参与）、将动员起来的参与作为一种参与的学习过程、同时接受非参与者的选择（个人自治的一部分）。显然，中国目前只有有限的公民权。但是近年来，参与的规模得到了扩展（例如通过在乡村和城市社区确立草根阶层的选举，通过培养社会参与），特别是在城市地区，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

公民结构的最初形式在发展——被称为公民社会的一个前提条件。毛主席的“群众”逐渐转变为公民，至少在城市是如此。目前党领导下的政府面临着人民对参与不感兴趣、加入参与行动的社会“志愿者”的数量依然很少等问题。因此，政府试图在城市创造新的“共同体”，并动员经济上或组织上有依赖的人，例如党员和社会弱势群体。政府的目的是要发动一个自上而下的“公民社会”，我称之为“权威性的社群主义”的模式。

这一“自上而下”的社群主义模式的含义是，国家作为公民社会过程的发起者动员民众参与，建立不同的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如党员、低保户），而其中的社区应作为城市中的“基层单位”。如何组织自己的生活现在是每个人的私事，政府不会干预。这样，个体自治在日渐增多。
   
最近，由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与这种“权威型的社群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中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所说，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提高中产阶级的数量、降低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并进行反腐败。和谐社会的纲领也是对儒家模式的回归，以达到“大同”这一儒家社会理想。与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财富及消费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不同，和谐社会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社会公正的、安全的社会，一个社会与政治和睦的社会。

中央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日益从统治向治理转型。很明显，民主本非目的，而是让一党制更为有效、更为负责，并为其提供一个更为合法的基础。  中国并非像西方很多人感觉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专制政权，并且近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其实，中国正在迈向一个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中国未来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问题。中国内部的差异是巨大的，很难预言未来几十年里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但是，只要经济平稳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那么，社会和政治的安定就可以得到保障，中国也将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值得信赖和负责任的伙伴。
     
作者: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杰亮

市场，社会，民主

汪丁丁

这篇评论发表在最新《财经》“观点评论”栏目，下面附了陆克文的原文。我的评论被编辑删节得太多以致失真，只好全文发表在这里。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习惯于——而且我们应当如此——以演化的视角——而不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审查我们周围的世界，包括目前我们共同经历着的这场危机。在演化视角下，只要足够长期，我们就会看到，目前的这场危机，连同“安然”公司和“长期资本”案件这类先导性事件，恰好是战后出生的西方人在1960年代的社会反叛中已经充分表现的西方传统价值瓦解过程的一部分。它每一次都试图颠覆既有秩序——至于它是从金融部门还是从其它任何部门发动它的挑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宪法在内的西方社会既有秩序的价值假设，在战后的年代里迅速地“过时”了。西方社会迫切需要的，是在新生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对社会构成原则的重新讨论。

目前的危机，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对基本价值的信任危机。如以往一百五十年西方思想家们不断指出的，它源自西方理性的固有缺陷和基于宗教情感的自律精神的衰微。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金融界的问题从而急于批评我们的金融家们丧失了良知，或者，在另一极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失败从而不惜任何代价地要重建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就仍将停留在对市场的错误认识之内，从而只能等待从下一次危机中学习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令人遗憾地始终忽略了的关于市场、社会和民主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绝不是如忽略了它们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掌握。因为，它们是实践的原理，它们根本不能简单地从教科书里习得，它们是通过使自己成为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而成为“原理”的。它们之所以被有些误导地称为“原理”，是因为没有其它更合适的语词可以概括它们对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所具有的重要性。

例如，所谓“市场”，它的本质仅仅在于“定价”。当然，与这一定价方式联系着的，是它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过，只要资源稀缺，我们就无法回避定价问题——不论是用市场的方式还是用其它方式。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用其它方式定价可以引发远比市场定价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美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恰好在于，当政府试图阻止市场定价过程时，它立即丧失了为“有毒资产”确定合理的收购价格的能力。又例如所谓“社会”，它的定义应当是：从一群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分享着某些行为规范及其意义的个体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它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理性能够设计出来的，它的演化过程也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能够预期的。所谓“社会演化的复杂性”，是指社会变迁的路径既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又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惟其如此，如下述，“民主”才可能成为任何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之一。

有效运转的市场经济总必须与当时当地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相适应，并因此而在政治领袖们那里获得适当的表达——可以是“社会市场经济”，可以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是“新自由主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名称是否真确地概括了特定历史情境内人们所欲求的“市场”、“社会”与“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这些名称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和经济诉求之间是否保持了合适的竞争关系。后者被称为“政治”过程，也被称为“基于自由讨论的治理”（governance by free discussion）。如果这篇文章的作者鼓吹的“第三道路”，是试图整体设计上述的基于自由讨论的社会治理，那么我们相信，他鼓吹的其实是乌托邦。虽然，我们同意作者的看法，我们应同时拒绝“极左的”和“极右的”，或任何激进主义的极端态度。因为，人类社会及其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因为人类的激进态度而变得健康起来。与此相反，社会健康的标志，往往在于人们，尤其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中庸之道”。这样的政治智慧，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黄金中庸”。

中庸，它的前提是承认世界的复杂性。惟其如此，我们才必须警惕任何政治纲领所表达的过分自信（可称为“理性的狂妄”）。在各种政治纲领当中，我们最应警惕的，是那些不仅过分自信而且以实施纲领的名义要求我们放弃已有的自由——包括“市场”、“社会”、“民主”，以及与自由密切相关的其它方面。

世界复杂，社会问题复杂，社会危机问题复杂，故而我们只应相信“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尽管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这一过程是否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一样，是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的前提。对言论自由的否定，犹如社会拒绝知道关于致命打击的消息一样危害着社会的健康和生命。由于前途的极端不确定性，我们应当格外鼓励带给我们“致命消息”的行为，并且格外警惕“报喜不报忧”的行为。如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也迫切地需要一个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否则，重大社会问题的求解，便希望渺茫。

不论如何，与文过饰非相比，那些直截了当承认本土社会危机的政治家们，更值得我们尊重。与空洞的政治口号相比，那些能够唤醒广泛的危机意识的政治口号，更值得我们尊重。与无法实施的纲领相比，那些沿着大致正确的演化路径配置资源并切实解决问题的纲领，更值得我们尊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2 09:20 编辑 ]

杰亮

新自由主义败因与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陆克文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这并非历史首次。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国际性挑战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中拯救资本主义：既要承认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的巨大力量，又要摒弃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这些近代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为了应对当前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全球金融体系需要将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恰当地平衡。一条主线就是：依靠国家机构重建规范的市场和重新拉动国内、国际需求。

　　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理论上的挑战，不仅是驳斥造成今天混乱局面的新自由极端主义，还要推进社会民主国家对保持恰当监管的竞争市场的生产力提供最好保障这一理念，同时保证政府是管理者，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出资人和提供者，政府按照公正原则补偿市场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社会民主政体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其具备平衡私有和公有、利润和工资、市场和国家的能力。

　　世界上的社会民主政府还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应对危机，重振受损的经济增长，同时为未来的金融市场制定新的监管机制。

——新自由主义败因

　　我们需要对新自由主义在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进行坦诚的分析。我们还要深入分析如何以社会民主的方法恰当管理市场，以及国家如何在制定未来政策中发挥正确作用，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政府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将上述分析与坚定地寻求全球合作相结合。

　　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管制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尤其是无管制的金融市场。而这些说法又以“效率市场假说”为基础。这一假说中最强硬的一派认为：金融市场价格和股票市场价格一样，融合了各种信息，因此可以反映出对资产价格的最佳评估。如果市场完全有效，而且价格又完全有根据，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资产价格会产生泡沫。如若发生，市场会自行修复，因此，政府也就没有理由介入。

　　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有效性出现偏差都应归结为外部原因。泡沫和其他问题的产生是政府和其他方面的“不完善”导致的，而非市场自身原因。这一理论支持个人自我利益不受任何限制，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和天然公正的。市场是文明社会自发的和自我调节的产物，政府是外来的强行入侵者。

　　新自由主义的宣扬者尽一切可能地瓦解社会民主国家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们将共同提供公共产品上的社会团结概念，简单地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愚蠢行为。

　　但是，由于目前的危机，现在是宣告过去30年伟大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失败的时候了，是宣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这次新自由主义的挫败，使国家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基础性地位。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国家显然在三个领域做出了首要贡献：拯救私有金融体系，防止其崩溃；提供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刺激，抵消社会需求的减少；以及建立国家和全球性管理机制，由政府来承担确定和实施这一系统规则的最终责任。

　　社会民主主义者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把国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角色，重新塑造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哲学框架，它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2 09:21 编辑 ]

杰亮

　　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这个名词在政治语汇中流行起来，而很久以前，社会民主主义者就认为，他们推出了处于中间道路的政治经济形式。他们拒绝国家社会主义，也排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主张市场只能在混合经济体中发挥作用，国家的角色是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赞助者和提供者。而且，由竞争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法来保证的透明和竞争中立至关重要。

　　社会公正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建立在平等这一价值信念之上，而不是完全实用主义的论证，就像衡量某项教育投资是否值得，不是看其能否提高生产力。

　　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强调，投机泡沫和破产存在带来系统冲击的潜在危险。金融管理措施必须允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成为家庭储蓄和商业投资的中间人，同时，又不会成为系统不稳定的来源。这就需要有更加审慎的监管措施，而不仅仅是确保这些金融机构在正常经济状况下，遵循那些为保护它们免遭破产而设立的标准。必须约束整个金融行业可能增加系统风险的行为，如无止境地扩大衍生产品市场。这次危机还表明，公司内部的激励机制对个人的风险行为水平有很大影响。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它永远优先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别机会。

——全球协作

　　面对当前危机，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危机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这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金融市场之间的融合和相互依赖，导致了危机的迅速传播；其次是一个国家需求的减少，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出口，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

　　全球金融系统不但没有通过将风险分散到全世界以避免危机，反而把危机强化了。由此产生了三个应对的基本原则：首先，国家金融市场需要有效的全国性管理；其次，现有的全球金融交易量竟能够击溃大部分单个经济体，这一点足以说明全球金融市场也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管理；再次，实现这两个层面的有效管理，只能通过各个政府的团结协作。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要通过20国集团会议以协调各个政府的行动：为全球金融系统迅速提供流动性；协调必要的财政刺激措施，应对全球衰退所产生的增长缺口；重新制定未来的全球管理条约，包括新的《巴塞尔协议III》；改革现有的全球公共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赋予它们在21世纪中所必需的权力和资源。

　　各个政府应该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管理制度，以避免经济急速触底，资本流入全球经济最缺乏管理的领域。我们必须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建立更强的全球公开标准。还必须建立更强的监管框架，鼓励负责任的公司行为，包括监管管理层薪酬。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审慎分析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其对机构漏洞的早期预警系统也应得到加强，管理方式也必须改革。如中国这样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类多边机构作出更大的贡献，也应在这些组织中获得更多的决定权。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应对当前全球危机中还有另一个作用。世界银行的干预、发展双边官方援助，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继续实施，都是应对危机影响的关键因素，否则，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将被危机推回贫困之中。社会民主主义者无论是出于本性还是传统，都倾向于推动这些进程。但是，在此次危机中，由于发达国家预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这一行动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社会民主主义解决新自由主义遗留下来的挑战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完美地完成任务至关重要——不仅是把开放市场从自我毁灭中解放出来，还要在管理得当的市场中重建信心，以防止极左或极右的极端反应占据优势。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完美完成任务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赌注太高，包括长期失业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贫困再次将魔爪伸向发展中世界，以及对现有国际政治与战略秩序的长期力量结构的影响。

　　我们必须成功，因为现在有无数人信赖我们，寄望我们成功。
　　
作者:陆克文（Kevin Rudd），现任澳大利亚总理
原载:澳大利亚《月刊》（The Monthly）2月号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第231期(2009年2月16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2 10:1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