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据香港《文汇报》1月14日报道:美国《新闻周刊》最近刊登了题为“中国何以运转乾坤”的专题文章，详述中国的“指令性资本主义经济”如何有效运转，使之成为当今的金融海啸下，唯一能取得显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之所以能于全球经济乱局中鹤立鸡群，是因为她是唯一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中国并没有完全放任市场经济，政府会于适当时候插手市场，重点的行业仍由政府主导，而银行业的重要职位都由政府官员出任，他们会听从国家指示，选择合适的贷款和投资对象。事实上，中国经济没有像其他5大经济体一样迅速减速，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具备自由派经济学家通常嗤之以鼻的国家干预能力，如在金融业中，中国限制外商投资，也不全盘引进外国的创新而复杂的投资工具，终能避开这次严重的金融海啸。中国看来最能抵御这场最严重的全球衰退，其指令性资本主义为何能奏效，这个问题更具时代意义。经济学家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们往往把国家功能看得一无是处，而市场是灵丹妙药，而如今欧美也在向国家干预靠拢。中国官员面对危机时，可以像西方政府一样采用传统的市场手段，但也会加入干预，是指令式资本主义的后盾。比如去年初内地楼市过热，中国下令银行缩减房贷，接着当住房销售下滑时，他们又推出刺激楼市措施。同时，他们也会发布在西方被视为不当“干预”的指令，比如早前当局要求国有企业通过在国内外收购新资产，“积极扩大”在经济中的作用。　中国的国家干预曾被视为不成熟经济的坏习惯，现在却获西方国家奉为圭臬，视之为稳定的堡垒。里昂证券经济师罗斯曼说：“大部分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由政府控制，我因此对中国的前景感到乐观。”美国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表示：“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指令控制型体制的确比其他的市场体系更有效。”

目录
(1)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第1－第2楼)
(2)时代在震荡中逆转：论中国社会未来二十年的变化轨迹(第3－第5楼)
(3)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第6－第11楼)
(4)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12－第18楼)
(5)我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前因后果(第19－第21楼)
(6)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第21－第23楼)
(7)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第24－第28楼)
(8)市场，社会，民主(第28－第28楼)
(9)新自由主义败因与社会民主主义处方(第29－第30楼)
(10)全球金融危机呼唤世界新秩序(第30－第33楼)

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

作者：郑永年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俨然已经被很多人视为是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敏感的人的眼里，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个发展模式已经处于较量之中。尽管整个世界还处于危机之中，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救金融、救经济，但很多人已经在提问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金融危机以来，有人赞扬中国，有人批评中国。但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赞扬者，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对中国的高度期待。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那样乐观的了。西方的危机还没有看到底，中国本身的危机依然存在，但从政府到民间，已经呈现出相当乐观的情绪。很多人已经在开始预测经济什么时候回弹了。乐观情绪非常重要。没有了信心，经济活动就很难恢复正常。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如果没有信心，人们就不会去投资，不会去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有责任激励社会的信心。
　

　　当然，客观上说，中国也有很多因素促成人们的乐观。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在对付危机的能力上不同。美国和西方政府只有金融杠杆，而无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两者都有，除了金融杠杆之外，中国的经济杠杆可以通过巨大的国有部门得到发挥。再者，美国政府和大多西方政府都是赤字政府，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可以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富有的政府。

　　

目前内需比外贸重要

　　但也很显然，也有一些人的乐观情绪并没有多大的理性。有人看到美国西方倒下去了，就乐观起来。但客观的现实是，别人的倒下并不意味着自己能够站立下去，更不用说是去拯救他人了。

　　在西方，看到中国表面现象的人总是担心中国模式会取代西方模式。但是比较理解中国体制运作的人则深不以为然。

　　前些时候，一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并曾经效劳克林顿政府的美国经济学家，当问到中国在应付全球经济危机的作用时强调，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能改变到目前为止所扮演的美国和西方贸易“清算银行”的角色，那么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这位教授指的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对中国本身和世界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外贸驱使，整个金融体系也是为这个外向型体系服务的。

　　出口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结果如现在所看到的，中国购买西方金融产品一方面促成了西方金融市场的“腐败”，但同时也因为购买金融产品而受到巨大损失。

　　这也就是一些西方政治经济人物指责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些指责尽管并没有道理，但却值得中国的思考。

　　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的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

　　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说不要外贸和出口了。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

　　消费社会需要基本保障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在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诸多拯救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措施能否促成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型还有待观察。

　　很显然，中国迫切需要在危机中继续寻求新的模式。要寻找新模式，首先必须对危机的深度有更为深刻的意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2 10:06 编辑 ]

杰亮

　　有人说中国是船大不好调头，也有人说中国现在仍然处于早期救火阶段。但不管怎样，当政者必须让人知道，船长的确努力在调转船头，而非仍然在原来的航道上前进。

　 　同时也要知道现在的救火方式能够有效地把火泼灭，否则大把钱烧进去了，火还是泼不灭。

     总体说来，中国各方面可能对这次危机的深度估计不足。因为中国和西方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性，只要西方还处于危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就是说，中国在这次危机之中很难置身事外。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最终得以解决，并非来自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只是“救火”。今天世界各国政府所做的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超过罗斯福新政。

　　如果相信这次危机和上世纪那场危机同等严重，甚至更为严重，那么由此可知现在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种举措远远不能解决危机。

　　中国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应付危机的模式，基本上承续了处理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模式，即以公共投资为主体，附带拉动内需。

　　很显然的是，1997年之后，政府在前一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打造内部消费市场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绩。当时，因为西方市场没有危机，中国的出口不久就恢复了。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西方没有了需求，不管怎样的刺激外需的努力都不会很有效。

　　所以，努力的方向和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笔者曾经论述，中国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这次中国在努力扩大这方面的投入，但很显然大多数投入还是流向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

　　

亦须抗拒西方转移危机压力

　　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应付危机都显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中国政府要有效解决危机，也必须克服这方面的倾向。全民共度危机、全球共度危机应当是解决危机的大思路。就是说各国内部社会各阶层要分享负担（内部责任），国际社会各国也要分享负担（外部责任）。

　　就中国内部来说，如果既得利益过于自私，试图把危机转嫁给弱势群体，甚至利用危机再进一步获利，那么就不能克服危机。

　　中国诸多社会制度难以建立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分不开。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克服，就会造成政府“只取不予”的局面。中国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治国经典。如果只取不予就会导致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危机时刻必须“用之于民”。反之，“用之于民”也是政权强大之根本。如果中国不能建设一个有效消费社会，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如果这次危机不能促成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未来经济增长就会缺失动力。这些并不是很多人所意识到的。

　　同时，中国也应当承担外部责任，就是和国际社会协调，共同对付和解决危机。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如果每一个国家过于自私，那么危机就会向纵深发展。

　　全球化必然要求各国间的协调行动。中国一方面需要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但同时也要抵制西方转移危机的压力。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弱势就是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就是说西方很容易把危机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上。

　　应当对这次危机对中国所带来的风险及其包含的机会作深度思考。如果危机促成社会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确定，那么中国外部的影响力的性质就会得到根本的改观。

　　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倚重的是“外贸”这条腿，那么解决危机意味着中国要确立另一条腿，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2009年2月3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7 08:20 编辑 ]

杰亮

时代在震荡中逆转：论中国社会未来二十年的变化轨迹

作者：李剑宏

自2007年起，世界许多地方频繁发生重大地质灾害和气候异常现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流血冲突迭出，尽管缺乏确凿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多人还是发现自己原定的生活轨道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更多的人则发现平静的私人生活也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重要的改变。到了2008年，更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而且发生的是那样突然和残酷，人们甚至没有做好接受这些事实的心理准备。这种状况已经普遍引起了每个人的重视——既便如此，可以预见却无法阻挡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是爆发了，这场金融飓风推倒了“多米诺骨牌”（1），迅速让全球陷入经济危机之中。比经济危机更可怕的是经济恐慌，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而人们茫然无措。在2009年到来的时刻，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2008年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在变化面前需要做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一个在震荡中逆转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个震荡时代将经历长达二十年的漫长发展过程，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承受这种震荡带来的冲击，接受这种逆转带来的变化。

　　

一、形成震荡时代的根源

　　1、国际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掌握了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主导权。在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日益凸显的时候，在国际格局中权重最大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小布什执政团队，仍以政治保守主义态度坚持其“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政策（2），对外以基督教、“人权大于主权”作为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输出工具、在“新帝国论(3)”思想的指导下耗费巨大财力精心编制全球军事网、用直接发动战争的军事手段和“分而治之”的外交手段控制产油国和保持美元在金融市场上的霸权地位、挑起非西方国家，主要是新崛起国家和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对抗，孽生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军事、环境、地区等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机。

　　一些学者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仍然坚持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次危机，不过是历史的小插曲。如果有这样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集中体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根本性缺陷。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发酵，引发一连串的政治、经济、军事反应，其影响将是深远的。我同意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先生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看法：“未来，历史学家会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那场大萧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接下来80年内的金融版图。同样，现在这场危机之后，可能也会出现经济理论、哲学观的重大转变和机制结构的重大调整”（4）。

　　2、国内根源。在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生产力和文明倒退的年代之后，1978年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国策，实质是通过生产关系革命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此恢复、巩固和发展既有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既定国策，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也产生了负面结果——由于这场改革的特点是政治和经济改革不同步，造成了一股执掌公权力的腐败力量利用政治体制的内在缺陷，与资本力量媾和，形成了建立在权贵资本经济基础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人数不多，却掌握了非常庞大的社会资源，集公权力、资本、话语权于一身，并具有自我复制、不断转化、持续蔓延的发展趋势，象癌细胞一样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政治基础。民营资本家和工、农阶级的合法权利不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侵犯，不能公正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权力的黑恶势力发展，造成了各种利益矛盾的冲突和激化，民众群体性抗争事件呈不断上升态势。（5）

　　

二、震荡时代的表现

　　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大潮的今天，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国内负面势力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必然影响和激化国内矛盾，既得利益集团和民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必然呈现上升态势。这是不容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1、震荡时代的总体性特点

　　毋庸置疑，中国30年的改革，实质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3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经济的市场化方向已经是官方和民间的不言自明的共识，并在实践中得以实现。我们事实上已经迎来了后经济改革时代，并为此承受了改革付出的巨大代价，即阶级和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变化，其中包括权贵资本力量的孽生。

　　今后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是更为具体的生产方式、分配制度的调整和经济政策的制订，而生产关系已经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三十年改革造就的GDP基数，使经济增长率再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已经是越来越艰难的事情。（6）加之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外贸型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结构的缺陷和国内消费水平普遍偏低的状况，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的一些负面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一定的阻力。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8 10:16 编辑 ]

杰亮

　震荡时代的总体性特点是：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逐渐减缓，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逐渐激化。二者成反比的关系。社会矛盾的激化必然造成社会的震荡，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也会使各种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的表现出来。　

2、震荡时代的阶段性特点

　　在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面临震荡时代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主要将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种不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利益矛盾冲突加剧，民族宗教问题也因此突出。

　　中国30年改革，经济日新月异。但与此同时，政治改革长期迟滞不前，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从根本上造成了罔顾民生疾苦、促成社会两极分化的“杀贫济富”的分配制度之形成，从根本上造成了党政公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从而形成公权力机关大面积腐败并引发社会腐败，形成工农阶级的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局面，形成部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不安和埋怨情绪，形成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官民之间的冲撞与矛盾，进而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凸显期”(7)。弱势群体，特别是待业大学生、离退休职工、复转军人、拆迁户、农民工、出租车司机、教师、矿工等群体，以及部分企业降薪、裁员、破产等造成的无最低生活保障的低薪工人和失业工人，因为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受害群体会出现维权、泄愤等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出现罢工、示威、游行等群体性行为。

　　而地方政府若处理不当，不能有效引导和公正解决上述群体的问题，一味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实施封堵的简单化、粗暴化管制措施，就会造成官民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引发更为恶劣的群体暴力事件，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西藏、新疆等地方，也会因为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引发民族宗教问题。

　　第二阶段：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利益诉求的矛盾主体将扩大，出现普遍的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活动。

　　在国际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下，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除了外贸出口型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外，受国内经济结构的制约，民众消费需求低迷的影响，许多产业会出现大兼并、大组合的局面。许多企业的经营和生存会越来越艰难，特别是缺少政策扶持的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小本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在生产资料上涨，消费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将面临日不敷出的破产结局。更多的民营资本家、中产阶级和个体工商户将卷入贫困的行列。

　　为刺激经济发展，国家将会出台一系列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放开银行贷款限制，并放开一些项目申请的管制。权贵资本力量在取得这些项目和获得资金方面，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在不断壮大自身力量的同时，会利用当前困难的经济状况，进行更为明目张胆的圈地、圈钱活动，进一步恶化市场环境，侵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并会利用公权力在司法和行政领域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合法”利益。与民争利的行为将会集中在这个阶段出现，并随之引发大面积的受害群体抗争事件和泄愤事件之发生。

　　一部分破产的或濒临破产的民营资产家、中产阶级、个体工商户会加入诉求利益的矛盾主体之中，部分关注公共问题的知识分子和维权民主人士，将会就社会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的现实状况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并会由此产生一系列围绕明确的政治诉求，如人权、民主、宪政、公正、惩治腐败等问题展开的活动，但这些政治活动将会是地区的、小规模的、小群体的、缺乏相互之间联系的、缺少统一共识的和缺乏完备组织的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将会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出现，但不会对中共的执政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冲击。

    第三阶段：国内矛盾集中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成为焦点。

　　如果上述两个阶段的表现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治理，第三阶段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在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后，私营资本家会成为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他们既没有权贵资本攫取利润的罪孽，也没有依靠官方背景发展壮大自己实力的家底，是一个清白的精英阶级。这个阶级虽然在经济上占有绝对的权重和享有一定的经济资源，但在政治上是弱势阶级。他们中虽会有一些人被吸收到人大、政协中，但这股力量能够觉悟到必须有能够真正代表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言人。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7 08:44 编辑 ]

杰亮

　　在这个阶段，业已形成规模的成熟的民营资本家力量会要求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分享国家权力，维护民营资本的应有利益，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与受权利侵犯的工农阶层一道，推举自己的代言人和领袖，建立政治组织，开展政治宣传和组织活动。

　　在思想领域，将会有更多的人关注政治权力问题，民营资本介入的传播媒介将会把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的政治诉求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围绕中国的政治方向问题，将会发生激烈的争论。由这些组织所领导的群体性事件也会此起彼伏地、普遍地发生着。政府的管制措施将会是无效的，执政党将面临空前严峻的执政合法性危机。

　　这一阶段，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关键点。

　　

三、震荡时代可能的变数

　　我在上文就震荡时代的未来表现作了分析和推断，但历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事件共同书写的。对于未来，我们也相信偶然性对历史必然性的影响。

　　（1）执政党主动开启政治改革。执政党通过主动开启政治改革，逐渐革除既得利益集团得以孽生的权贵资本经济毒瘤，真正实现人大、政府、法院独立行使相应职权，贯彻真正意义上的人大代表选举、监督、立法制度，确保新闻舆论的自由开放，则各种社会矛盾会在高效运转的国家治理机制下得到纾解和释放，各类积攒的矛盾和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2）重大军事战争转移社会矛盾。不排除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中国因为领土争端问题而与外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战事一旦爆发，尤其是胜利，一切国内矛盾都会得到暂时的转移和平息。

　　

四、结论

　　震荡时代的到来，是各种社会矛盾积攒和交织在一起的必然产物，是对执政者和民众的一次重大历史考验。我们不能回避，也不能畏惧，更不能“顾左右而言他”，正视它，需要勇气，也需要耐心，更需要策略和智慧。正如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所说：“人类的多元性成就了所有人间事务的宏伟与悲怆，政治哲学家应以此多元现象为其惊叹思索之课题。”（8）

注 释：
　　
[1]多米诺骨牌（domino）是一种用木制、骨制或塑料制成的长方形骨牌。玩时将骨牌按一定间距排列成行，轻轻碰倒第一枚骨牌，其余的骨牌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依次倒下。多米诺骨牌效应常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们就把它们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2]这类佐证是很多的，例如德国社会家、哲学家哈贝马斯最近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访谈时说：“在美国，布什政府推行极端的取消管理的政策，造成物质上、道德上和文化上的明显破坏，这次危机已经恶化了。”（《时代周报》2008年11月6日）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思与文”网站上发表的《人类究竟选择生存还是毁灭？——写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2007年8月14日）一文，对此做过详细的分析，并预言了这场西方社会危机的到来。
　　
[3]张立平，《“新帝国论”在美国政治外交中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08/26
　　
[4]沈联涛,《这场危机的本质》，《财经》2008年第26期。
　　
[5]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6]这一点可以和二战后同样高速经济增长的日本为参照，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后，日本经济从假象的繁荣坠入了急性萧条之中；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工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当1973年原油价格上涨三倍的时候，日本真实的GDP增长率从60年代的10%降低到1974年的负增长，并且随后出现了4年的经济萧条。
　　
[7]任仲平,《再干一个二十年——论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人民日报2004年7月12日头版。
　　
[8]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哲学与政治》，林晖译，载《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贺照田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作者简介】李剑宏，男，1977年生，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独立研究学者，剑虹评论网总编。主要著作有《韩非子政治思想阐微》、《国学的现代精神与价值》等，发表论文有《中国能否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等三十余篇

文章来源:「学说连线 http://www.xslx.com」(2009年1月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7 10:49 编辑 ]

杰亮

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作者：阮思余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虽然我们一再坚称我们是在搞社会主义，八十年代以后，尤其强调我们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从国家模式的转型来看，中国国家模式的变迁却经历了从集体化国家、极权国家到发展型国家、社会民主国家的转型。这一点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建国以来，我们建立了高度一体化的集体化国家。其所有制的理论依据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其典型表征就是，通过各种动员机制，国家建立起所谓的“命令性经济”，通过这一套指令性计划体制组织整个国家的生产。其权力终端是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核心。随着这种集体化国家的发展壮大，其不可避免的走向就是极权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不仅将经济，而且将教育、文化、宗教、家庭生活、意识形态等统统置于国家的巨臂之下。其恐怖性在于，高压政治、警察统治、全面监控与高度意识形态操纵。由此，市民社会与私人领域完全淹没在极权主义的滚滚洪流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国家与集权化国家逐渐让位于发展型国家和社会民主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国家积极扮演促进经济发展的角色。其典型表现就是国家积极介入经济生活，千方百计搞活农村市场、促进工业发展，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推动经济增长。集体化国家、极权国家和发展型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但性质完全不同。发展型国家的干预主要在于，政府逐渐通过各种合法的与非法的途径，尽一切可能、想方设法促进经济的增长。诚然，这种发展型国家的极致表征就是唯GDP崇拜。当发展型国家取得一定经济绩效、GDP崇拜左右一切之后，呼之而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就是通过强化公平、公正、自由、团结等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来规制发展型国家的不足。

　　质言之，纵观最近一波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不管是自由主义论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冰冷拒斥，体制内精英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热情拥抱，还是民间学者与海外学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如实接纳，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当今中国已经逐渐从发展型国家步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正是要详细讨论这一内在的发展逻辑。为什么我们会逐渐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看待这一变迁？本文的基本观点就是，“方向灯”之所以会往民主社会主义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在遭遇发展型国家的弊病之后，试图超越这种发展型国家的内在困境，而做出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因而，我们需要分析的问题就是，发展型国家有什么弊端？中共又是如何超越这种发展型国家，做出了哪些替代性的选择？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运思逻辑。由此，我们首先就要转入到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讨论。

　　

一、超越发展型国家

　　当我们将视野置于发展型国家的讨论之时，我们首先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发展型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它具备哪些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了发展型国家的哪些弊端？

　　1、发展型国家及其特征

　　关于发展型国家的言说，最早是源于东亚工业化的特定解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查默斯·约翰逊教授对日本的考察为之做出了开创性的、也是奠基性的贡献。[1]其次，是论者顺延约翰逊教授的思路，分别对韩国、台湾等地区的考察与分析。[2]发展型国家被认为是介于英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之间的计划—理性(plan-rational)模式。一方面表明国家采取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极力强调国家干预。具体而言，政府给予工业政策最大的优先，重视国内工业的结构，提升其结构以强化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与英美的市场—理性(market-rational)类型不同，计划理性的国家比市场理性的国家更有意识地介入市场运作，而不只是制订市场运作规则。换言之，发展型国家强调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因为它将发展视为国家存在的第一要义；国家的合法性自然也就建立在推动和维持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经济（绩效）合法性上。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7 08:54 编辑 ]

杰亮

发展型国家，被形象地描述为，它“是由政治的、官僚的和财阀势力组成的无缝网络的简称”。[3]根据对发展型国家的这种界定，如果对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做一描述，特别是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发展型国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将强国家，而非弱国家，视为国家存在和维系的政治社会基础。这种强国家能力往往表现在，在基本完成国家建设之后，逐渐提高政权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被视为国家必须具有较高的自主性。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胡鞍钢、王绍光等人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极力主张国家能力建设，建立一个强国家，并逐渐获得高层认同，就是最好的明证。尤其是在革命后社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老革命家们对一个强国家的呼唤，对早日走出殖民主义，真正独立自主的期待，更是容易赢得曾经惨遭蹂躏的普通百姓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国家口号一直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呼声尤为高涨。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这里“富强”是排在第一位的重要。

　　其二，有效的经济政策。既然发展型国家采取的是“计划－理性”模式，是要建立一个强国家，因而，一个高效的经济政策被赋予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目的就是要维系持续的经济增长。具体举措包括，国家掌控战略发展导向，充分利用税收和财政政策、改革金融体制，扶持国有银行或分配信用，对战略性产业提供有利的贷款、政策扶持，并鼓励私人资本从事大规模扩张和出口。在考察奥地利、芬兰、韩国与台湾地区时，论者发现，这四个国家或地区都运用了极为类似的政策工具，包括投资资助、价格控制、信贷配额，以及人为地保持低水平的利率。从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战略而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内的一系列开放政策，开拓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到九十年代持续拉动内需，鼓励扩大出口、强调国际贸易，发展旅游业，等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无不是在在国家的支持与扶助之下进行的。有相当多的经济行为是在政府的直接干预或者推动之下进行的。

　　其三，理性务实的经济官僚体制。要建立一个强国家，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必然需要一个理性务实的经济官僚体制。这一体制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操盘手、掌控者。这一点，只要简单审视国家发改委的变迁，即可窥见一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委”曾长期承担着中国政府对综合经济管理的职能。但是，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国家计委”的功能不断发生转变。1998年3月，在朱镕基总理任内，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把该部门的主要的职责放在管理有关国民经济全局的事务上，着力制定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并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了繁多的行政审批手续。2003年3月，温家宝上台后，继续对该机构进行改革；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并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而使得“计划”二字，完全地从中国政府的部门中消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历来是政府第一部委，被称为“小国务院”。近几年来，一大批出身于“国家发改委”的官员，纷纷出掌国务院的财经要职，显示了发改委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发改委”的职能几乎涵盖国务院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其中任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积累更多的经济管理经验。曾在“发改委”任职的中共或政府高级领导人包括，曾培炎、郝建秀、汪洋、马凯等。[2]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共是何其重视搭建一个理性务实的官僚体制，何其重视培育这些经济精英。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前景将有赖于这些经济精英与官僚体制的理性、务实、有效作为。

　　其四，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与资本本属不同的领域。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二者之间应当有天然的界限。在发展型国家，国家与资本之间往往具有较为紧密的关系。诚如埃文斯所指出的，对于发展型国家来说，与社会的联结就是与工业资本的结合。易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型国家是大工业家的乐园。[4]这些关系，包括压制、竞争、合作、勾结等。时至今日，这几种关系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从不承认私营经济、国营（后来改为国有）经济一统独大，到逐渐允许私营经济合法地位，再到实际上鼓励扶持私营经济茁壮成长，到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时至今日，这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更多的表现在它们之间的勾结、共谋方面。这就是人们使用频率极高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盟、特殊利益（分利）集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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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发展型国家有一套独特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话语模式。观察发展型国家，其中一个比较容易把握、也是较为管用的方法就是对官方与媒体的话语分析。发展型国家的话语分析，完全迥异于革命时代的话语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迈向发展型国家的过程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特色与表述习惯。其关键词就是，经济、建设、发展、稳定、GDP、政绩。其经典表达就是，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流行的话语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胡温新政以来，新增的话语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地方政府使用得最多的发展语词就是“GDP增长率”、“招商引资”。近年来，媒体对这种发展型国家批判所使用的最多的关键词就是，“GDP崇拜”，“官员政绩”。

　　2、发展型国家的弊病

　　在明晰了发展型国家及其特征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发展型国家具有哪些弊病。从发展型国家的历史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型国家在遭遇了各种经济增长的瓶颈之后，纷纷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实际上，这里面反映了发展型国家本身所存在的各种危机与弊端。就中国而言，这种发展型国家的弊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GDP崇拜，二是以GDP作为官员政绩判定、升迁与否的晋升竞标赛，三是绑架型国家的成型。

　　首先，GDP崇拜统领一切。从上述对发展型国家的界定及其特征可以看出，发展型国家的根本特质在于，其是以维系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正是这一根本特征使得发展型国家难以摆脱GDP崇拜的噩梦。注重GDP增长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当一切都以GDP为中心，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置换成“以GDP崇拜为中心”，当一切发展都为GDP崇拜开路之时，这样的发展本身就值得怀疑。其后果必然令人堪忧。“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的GDP总量——即便我们想维持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现实矛盾也空前激化：2003年多个省市上访、群访批次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拆迁问题的上访量激增50％——对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断聚积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6]

　　其次，晋升锦标赛恶化泛滥。如上所述，GDP崇拜会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重重。其中，就官员的政绩判定与仕途发展而言，长期以来，GDP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甚至是唯一的评判筹码。其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官员政绩与升迁锦标赛，或者说晋升锦标赛。因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其职位的稳固，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政界或者利益集团，而是来自其他官员。[7]毕竟，官员彼此的升任与否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关于经济增长与官员政绩锦标赛的关系问题，周黎安做了相对较为详细的研究。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结合了中国政府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独特性质。在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自由处置权的情况下，这就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自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如果说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作用巨大的话，那么这种作用的制度基础就是晋升锦标赛模式。晋升锦标赛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强激励本身也内生出一系列的负作用，比如行政竞争的零和博弈的特性导致区域间恶性经济竞争；在政府职能呈现多维度和多任务特征时，晋升锦标赛致使地方官员只关心可测度的经济绩效，而必然漠视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内涵；晋升锦标赛使得地方官员是地区间晋升博弈的运动员，同时政府职能又要求他们必须是辖区内市场经济的裁判员，这两者本来就存在内在的角色冲突，政府职能转换之艰难便源于此。另外，通过晋升激励支撑的对企业的扶持和产权保护肯定不如通过健全的司法保护更透明、更持久，更具合法性。[8]

　　再次，绑架型国家逐渐成型。GDP主宰一切，地方官员不得不卷入晋升锦标赛，其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实际上，在这二者的共同推动之下，逐渐型塑了一个绑架型国家。绑架型国家指的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独立性丧失，被一种制约其政治前程的要素与理念所控制与支配。这些要素和理念的关键词往往是与我们前述的所谓发展型国家的话语模式（“经济”、“建设”、“发展”、“稳定”）有关。具体而言，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被我们的经济增长所绑架，我们的地方官员被政绩与升迁所绑架，我们的地方政府已经被我们的GDP崇拜所绑架，我们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干部、公共政策已经被我们的资本、各种利益集团所绑架，我们的政策、制度、法治被我们的招商引资、打造政绩、仕途升迁、政治正确所绑架。在绑架型国家，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为这种种绑架行为买单。

　　广为人知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诚如丁学良所极力诟弊的，“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9]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近年来大量落马官员的经济问题，相当多无不是与招商引资、开发建设、项目工程等有关。易言之，是资本、金钱、商人、（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些官员，直至彻底断送他们的政治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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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绑架型国家与青木昌彦所谓的勾结型国家的关系，既有内在的不同，也有相通之处。[10]就二者的差异而言，主要有二：其一，二者的地位不同。笔者所强调的绑架型国家是一种一者对另一者的完全控制或者实际支配状况。更多的强调二者地位的差异性与不对等性。勾结型国家，强调的是，二者的勾结、合谋与串通。二者之间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的，主要是策略的不同而已。其二，二者的主体不同。勾结型国家主要指的是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勾结。其行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利益集团。绑架型国家则不同，它涉及的范围更广。可以包括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也可以包括资本、利益集团、政府、官员、公共政策、政制、法治等。简言之，绑架型国家比勾结型国家适用范围更广，更加具有解释力。诚然，这二者之间也有一致性的地方。绑架型国家，也可能包含着勾结型国家的成分和要素在内。比如，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合谋、勾结起来，在征地拆迁过程之中，使失地农民权益受损。

二、中国逐渐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四大表征

　　基于以上分析，发展型国家的内在困境，必然需要一种替代性的国家发展模式。要判断一种政权所选择的“主义”模式，实质上是要考察这一政权的意识形态选择。意识形态选择，也就是改造社会模式的选择。亦即通过改造现有政治系统，建构一个比现状更为美好的社会。选择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选择一种改造现有社会的行动计划。意识形态越是符合现实，越是务实，也就越能够成为整合国家与社会的粘合剂，也就越是能够将各种党派、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各阶层人士等有机凝聚起来。易言之，主政者也需要不断调适意识形态，使之更加稳健、务实、理性。从而最大限度地迎合各阶层、各组织的期待。

　　从最近十来年的发展脉络来看，尤其是从胡温执政以来，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日渐浓厚。从中共近年执政理念可以看出，诸多方面恰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契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共逐渐放弃封闭的意识形态：中共入党标准的全面开放；（2）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3）“公正”置换“效率”：公正成为中共高层的口头禅；（4）“团结”的中国模式：北京奥运会将举国体制合法化。如果说，中共入党标准的全面开放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兑现民主社会主义关于“自由”的承诺的话，那么，后两者，更是直接回应民主社会主义关于“公正”与“团结”的价值诉求。

　　1、中共逐渐放弃封闭的意识形态的典型标志：中共入党标准的全面开放

　　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抛弃梦幻般的、某种封闭的、号称是真理的意识形态，而转向一种更加务实的、批判的、可期待的意识形态。1972年9月17日，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指出，“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未来社会的梦幻。未来社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社会，那时的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和现今，是另外一种人。我们必须学会用怀疑的眼光去生活，因为怀疑具有创造性。我们必须寻求同某种真理告别，并学会与真理共存。我们必须与道德力量、坚忍不拔和忠于信念以及警惕而自信地与国际上的和社会中的各种各样冲突共存，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处理这些冲突，使他们得以和平解决。正因为是为了每一个人和各国人们，我们不仅要保障人类的生存能继续下去，而且还要为所有人创造一种具有人类尊严的生活；正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提出了高要求，所以我们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就自觉地以具有人类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的，不可放弃的基本原则作为我们的依据。为在本阶段胜任民主社会主义的使命，我们不需要去谋求某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靠不住的庇护。”[11]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政党。就党员的结构来说，社会民主党坚持一种平民主义、而非精英主义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不是精英党，而且也从未是过。我们是、而且仍将是全民运动。”[12]

　　毫无疑问，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我们认为是经典（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改革的进程。也就是所有制的公有形式和私有形式，即混合经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存。这就要求不仅将广大科技人员、而且将广大的现代企业的新人员结合进新社会。[13]于是，放弃一种封闭的、所谓真理的意识形态，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是民主社会主义论者开放意识形态的第一要义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论政党/国家。她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她不断与时俱进地推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共已经学会“用怀疑的眼光”放弃号称真理性的、封闭的、靠不住的意识形态。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全面开放入党对象，则是中共在放弃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又一标志性事件。这也是中共“与时俱进”的典型表现。从此，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第一次获得中共首肯与接纳。“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4]从此，他们中的不少人逐渐加入中共，并且逐渐担任党和国家的要职。这与此前中共对他们的警惕、封杀截然不同。这也就是说，中共逐渐放弃其精英党的立场，而趋于一种平民主义。至少在入党标准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评判。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7 09: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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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在发展观上，民主社会主义论者也在不断调整其理念与思路。这一点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改变传统的稳定观与秩序观。“只有社会思想意识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有一天赶到了自然科学的前面，才能稳固地赢得更加人道地塑造世界的胜利。基于惨痛的教训，社会民主党摒弃了陈旧的、近乎盲目的进步观念，可是它至今仍‘相信’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但却不会勉强同意依照老生常谈的‘稳定’就能争取实现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稳定只能意味着我们在不断变化的、无论愿意与否终究是会发生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为防范各种灾难，在认识上采取先期行动。”[15]实际上，这就是对自然科学统治人类、人类要掌握主动权的反思。其二，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量的积累，它还涉及到生态平衡、质的提升。“‘从经济到生态’这句时髦的口号不应成为‘反对增长的论点’。但是我们的确要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使它能有质的改善。”[16]

   胡锦涛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做到五个“统筹”，即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还要做到四个改革“协调”，即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这实际上就是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路，逐渐改变传统的稳定观与秩序观，以期“更加人道地塑造世界”。五个“统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从经济到生态”的构想。这就是要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就这一点而言，中共比民主社会主义走得更远。
   
　　3、“公正”置换“效率”：公正成为中共高层的口头禅

　　民主社会主义坚持自己的基本价值立场，这就是自由、公正、团结。“我们在纲领中谈到，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相同含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可以得到自由发展，同时作为社会共同的有用之材能够负责任地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共同发挥作用’。自由与公正互为前提是我们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就是自由、公正与团结，即‘从共同联合中产生出的相互义务’。”[17]社会民主论者视自己为启蒙运动的后代，因为自由、公正与团结，正好与自由、平等与博爱相对应。因为，平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一直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社会主义最原始最强大的动力就是反对经济上的不平等。”[18]而且，他们特别强调，公正绝不是要搞平均主义，而是以追求公正地对待、实际机会的均等为目的.。“我们的目标不仅局限于最初机遇的均等，因为这样其他一切都可以愈加无所顾忌地置于‘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谎言之下。公正的基本价值不以平均主义为目的，而是以均等总能得到实现为目的，也就是说，在于生活机遇的平等所能实现的程度。”[19]

    近年来，从民间到学界、从媒体到官方，对“公正”二字的呼唤日益高涨。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呼声终于得到中共高层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温家宝总理专门撰文阐述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上述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20]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温家宝总理将逐步实现公平与正义提高到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之一，这说明中共高层对公平、正义的重视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其二，在最近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谈话中，公平、正义、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2008年年5月８日，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特别提出要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促进和谐，就是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21]由此可见，主导的意识形态不再单纯诉求效率的意义，而是更为凸显公正的价值。实质上，这就是承认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公正”在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走向的要义所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7 10:4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