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社会和政治效应，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里推行了一系列重大而积极的经济政策。尽管在推行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每每是“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许多政策其实只是对“群体性违规事件”的事后承认。但历史地看，大多数经济政策和相当于经济政策的思想还是对“既往开来”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对财富导向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末为界，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以下三个不同。

第一个不同。90年代末以前，财富主要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流动和增长。尽管此一时期实体经济领域的盈利机会也曾出现过阶段性的波动，但总的盈利机会还是在不断增多，加上本身缺少资本外流的机会，大量的资金就只有待在实体产业寻求增值。这极大地刺激了实体产业的持续发展。

90年代末以后，由于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和实体产业的盈利机会减少，财富便在金融市场和实体产业之间来回“晃荡”：当实体产业存在盈利机会时，大量的资金纷纷涌入到了实体产业，以至于多次出现投资过热，如2003年和2004年出现的投资过热；当金融市场存在盈利机会时，大量实体产业的资金又纷纷涌入到了金融市场，以至于多次出现金融泡沫，如2006年至2008年出现的流动性过剩。

第二个不同。9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富人相对于今天要少，富人多限于民营企业主，并且他们个人的财富相比于后来要少得多。最重要的是，由于身处实体产业，他们虽然有了大量的个人财富，但其拥有的财富绝大部分用于在实体产业扩大再生产，因而惠及到了社会民众，促进了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

9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新富人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除了继续不断产生新的民营企业主以外，还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国退民进”战略下产生的显性和隐性富人、一批又一批因企业向管理层配股而产生的富人、一批又一批在国际风险投资商的帮助下成功上市而产生的富人、一批又一批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投机而产生的富人，另有其他一些财富流动方式导致的大量隐性富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手里的钱主要是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

投资到哪里呢？铁定的法则是，哪里能够更方便地、更多地（包括更隐蔽地）赚钱，钱就会往哪里流动。而此时，实体产业赚钱的机会在减少，而金融市场赚钱的机会在增多，故大量的财富流向金融市场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第三个不同。90年代末以前，中国市场是相对封闭的，加上实体产业的盈利机会较多，中国的企业较少也无能力大规模走出国门。主要是国外资本连续不断地流进中国市场，且主要是流到了中国的实体产业。这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使得中国的实体产业快速趋于成熟、盈利机会日益减少。

90年代末以后，在国内市场存在销售压力和国际市场存在销售机会的推拉作用下，中国境内的企业的产品大量销往国际市场，中国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对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也随之大规模增加。这时，国外资本便直接在国际金融市场（也包括部分地渗透到国内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大量炒买炒卖能源、原材料、粮食和房地产等商品。国际资本的炒买炒卖，又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跟进。

于是，中国市场演绎出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不仅实体产业市场“产销两旺”，而且金融市场也空前“繁荣”。然而，“繁荣”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能源、原材料、粮食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导致了物价飚升。尽管在此期间，实体产业中的企业搭上物价上涨的便车，在几年内盈利颇佳，并使得它们有了继续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的信心，可也导致了生产的严重过剩。

中国政府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纷纷采取各种经济措施来平抑物价，如减少流动性、让人民币升值。然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一次较大的变动，都触碰到了实体产业中企业的生死底线。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90年代末以前，中国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相对分离的，中国的富人较少且富人的财富主要投资到了实体产业经济领域，中国的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与国外的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相对分离的，因而中国政府在90年代末以前出台的经济政策即便存在大的缺陷，也不会引起大的经济波动。

在存在政策缺陷时，纠正错误也比较容易。然而，到了90年代末以后，中国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日趋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中国的富人迅速多了起来且富人的财富更多地投资到了金融市场领域，中国的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又与国外实体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日趋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因而，中国政府在90年代末以后出台的经济政策即便存在较小的瑕疵，也可能引起大的经济波动。政策即便稍有了差失，改正起来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般的不容易。

杰亮

换言之，要分析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也很有必要从经济政策层面加以追问。固然，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以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即便华尔街金融风暴没有爆发，中国经济实际上在财富流向和效应方面也早已积淀了潜在危机。由于本身具有潜在危机，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冲击波才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导致了如此之大的伤害。

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本身存在潜在危机，又是与政府的一直以来（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在制定某些经济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到90年代末以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有关。中国经济在90年代末以后的复杂性所导致的潜在危机主要和直接表现在两个方面：实体经济的脆弱、金融市场的疯狂，而它们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先说实体经济的脆弱。如前所述，中国众多的实体产业的生产已经严重过剩。尽管生产过剩是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但中国的生产过剩尤其严重。中国境内的企业为了解决过剩的问题，90年代末以后，大量寻求产品出口，中国政府也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中国企业出口。大量的出口带来的效果令人欢喜也令人忧虑。

令人欢喜的是GDP、税收、外汇储备和就业在不断增长，令人忧虑的是国际贸易争端、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在不断地增加。由此带来的更大问题还有两点：一是依赖国际市场的比重越大，受制于国际市场风云变化的机率也就越大。二是刺激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普遍扩大，使得企业销售压力增大、利润降低，同时一定程度上拉动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升，使得企业成本增加，利润进一步降低。

生产过剩有两大直接动因：一是企业利润降低。如前文所述，因为利润降低，企业拼命扩大生产以保证盈利，但不断扩大生产的结果是利润进一步降低，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二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与财富分配不公有关。富人有钱消费，但不需要过多消费，穷人需要消费，但没有钱消费（美国人曾经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一度看来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看来问题也很严重）。

应该说，中国政府如果能较早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脆弱并明了脆弱的原因，从而采取对策，则实体经济不至于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后大规模的弱不禁风。政府不但在这方面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不够，反而曾经在良好的愿望下（抑或是外部压力下），采取了使实体经济更趋于脆弱的经济政策。比如2007年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策略，新《劳动法》的出台，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金融市场的疯狂。理论上讲，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的反映，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现实中的许多实体产业和企业也是得益于金融市场而发展壮大的。比如，股票市场就曾经解决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融资和经济效益问题，在近几年也解决了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融资和呆帐问题，同样也解决了众多民营企业的融资和发展问题。

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它的设计初衷，大大地弱化了传统的实体经济。它是从三个方面来弱化传统的实体经济的。一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实体产业的资金，并且金融市场的预期获利机会和那些从金融市场获得了大量财富的“英雄”们广受崇拜的现实，使一大批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经营者无心于政府一直倡导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二是，越来越多的富人把自己的财富投入到了金融市场投机而不是用于消费。三是金融市场兴盛之时，使广大的中产者和低收入者也将自己的有限财富投入到了金融市场。而由于庄家们的“专业”操盘，使那些期望从金融市场获取财富的中产者和低收入者中半数以上的人每每铩羽而归，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而那些从金融市场赚了大钱的“庄家”们又会将更大的激情投入到金融市场的操作。在此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我们视其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其视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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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大大地削弱了传统实体产业。不难想象，当许许多多的有钱人把房地产投资作为其财富增值保值的方式，他们的行为大大的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当无以数计的民众将一生或半生的积蓄用于购房或准备购房时，他们哪里还有钱来消费其他商品和服务；当房地产的价格飚涨时，大量的实体产业的企业主也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房市场用以保值和增值；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也拉动了物价的上涨，因而使传统产业中的企业的盈利进一步减少，并使居民的财富持续缩水。

以上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我们相信政府部门或多或少是知道，但却在若干相关利益者的制约下，或在顾及其他利益的情况下，或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标杆作用下，一直在出台各种政策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即便在这次经济危机到来后，股市和房市低迷时，有关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还在不断地出台政策挽救股市和房市。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说政府在财富导向政策方面存在失误，也是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项对策及相关议论

上文分析了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三大根源、它们之间的关联及它们背后的复杂因素和简单逻辑。现在到了该议论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的时候了。

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有三个，防止经济危机继续蔓延和防范大的经济危机再度发生的基本策略也有以下三大项：真切关心企业盈利、大力创造有效需求、正确导引财富流向。

需要首先说明三点。一是，这三大对策是基于中国经济长期和全面健康发展而提出的，它们虽然对短期内改善经济危机带来的阵痛只有部分的启发作用，但要借此提醒的是，短期的经济策略应当富含长期经济健康发展的思考。二是，在我们提出三大对策的过程中，需要针对每一项对策进行必要的议论，因为相关的议论将对大家理解这些对策有所帮助。三是，这三大对策只是针对中国经济而言的，碍于篇幅所限，也是出于“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考虑，我们的议论仅限于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

（一）真切关心企业盈利

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因为现代经济是建立在大量的企业规模和连续的生产基础之上的。没有企业就没有大量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就业。而就业不足，消费能力就必然不足（虽然充分的就业并不必然导致有效需求旺盛）；没有企业，国家税收就会大量减少，税收不足，政府就不能发展国防力量，就不能养活大量的公务人员，就不能有效地发展科研、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不能建设其他基础性经济设施，就更谈不上国家的强大了……

然而，企业存在的重要理由是它能够盈利。企业的意志也是资本的意志，而资本总是向着最有利于盈利的方向流动的，资本的流动又必然带来相应的社会效应。在企业有着良好的盈利表现或盈利预期的情况下，它才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雇用工人的人数和上缴的税收也才会增加。在企业盈利减少或者盈利预期不好的情况下，企业会通过收缩生产规模、减少员工数量等手段来降低运营成本，从而保持盈利。

在企业已经不盈利，又看不到盈利希望时，企业就会选择各种方式来关门歇业。还有一种可能是，即便企业所在的产业存在着盈利潜力，而如果其他产业有着更佳的盈利预期时，企业也可能缩减生产规模、裁减员工，因为它要把企业的资本转移到那些有更好盈利预期的行业中去……

上面这些大道理十分浅显。但是，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企业盈利问题的关心程度究竟怎样呢？我们对此的观察和表达有三点：的确有所关心、关心的很不够、无意间造成了损害。

观察和表达之一是，的确有所关心。因为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好处是那样的显而易见，所以一直以来，政府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没有忘记企业盈利的重要性，并且经常地会给予一定关注和关心，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盈利状况的关心。比如，每当经济数据统计显示某年度或季度行业和企业的盈利情况普遍较好时，我们总是洋溢出欣喜之情，因为这表明我们的经济运行是正常的，反之我们就会因之而忧心。

又比如，每当某一个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或萎缩时，我们的各级政府就会呼吁进行“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并且会出台相应的经济政策予以引导和扶持。又比如，这次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和之后，由于大量的企业出现盈利大幅度下滑或不盈利或亏损，并有大量企业倒闭了，各级政府便赶忙采取出口退税、费用减免、融资倾斜等措施予以挽救。

观察和表达之二是，关心的很不够。也许是受到西方经济学上“政府不干预企业的行为”观点的影响，也许是出于其他原因，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从来就没有形成一套持续有效的关心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思想、方法和制度机制。因此，在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表面呈现出一派繁荣，实则可能潜伏着危机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一般不会想到（自然也就不会做到）要如何帮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比如在这次经济危机到来之前至少两三年中，中国的许多企业便面临了许多显在和潜在危机，政府和社会除了呼吁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技术改造”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措施；在企业出了社会责任问题后，在强大的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我们的政府才会出面责罚企业，但是在事件出现之前，政府却没有大力对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管，比如“毒奶粉”事件。

其实，中国的企业有许多发展的空间，并不一定要超高比率地依赖于向国外出口高耗能、高污染的廉价商品，比如进行技术升级、进行产业链纵向整合、进行行业的横向整合、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等等。然而，要实现这些往往需要政府在资金、税收和其他政策上予以扶持。我们的政府除了一直在竭尽所能地帮助国有企业外，对于民营企业，尤其是对于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的帮扶力度十分有限，所持的基本上只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在大多数时候，政府只有在意识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影响到税收和就业的情况下，才记起帮助企业的重要性。

还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一是，众所周知我国政府向企业征收的税率之高在全世界手屈一指，这早已成为中国企业的沉重负担。高额税收间接造成的问题是，在竞争的压力下，可能会导致许多企业违法和失德行为的发生，对企业家的心理伤害更可能是巨大的。二是，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历来不够。不能大力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家都不愿意创造。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5 12:22 编辑 ]

杰亮

观察和表达之三是，无意间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特指来自政府的财富导向政策的不良后果对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发展造成的间接抑或是直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财富导向的原因，中国的富人不断增多，他们的财富也在不断增加，而富人中相当多的人的财富，既不是用在了增加消费方面，也不是用在了投资实体经济方面，而是用到了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

他们在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导致了金融市场泡沫，导致了大量的普通民众也把有限的金钱转移到金融市场参与投机，这既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也导致了社会购买力的减弱。二是，政府发展金融市场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也解决了部分企业（主要是大型国企和商业银行）的融资问题，但对金融市场的放任发展却诱使大量的实体企业将大量的原来用于生产运营的资金跟风参与到了金融市场投机。

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参与金融市场投机，不仅极大影响了它们的实体业务的正常运营和健康发展，而且大大地延缓了传统实体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转型和升级速度，更重要地是极大地损害了企业家的心理健康。

如果不能真切地、全面地、持续地关心和着力地解决普遍的实体企业面临的盈利问题或盈利预期问题，经济的全面复苏时间必将推迟，相关愿望必将打折扣。而要真切地、全面地、持续地关心和着力解决普遍的实体企业面临的盈利问题或盈利预期问题，除了要真切地关心和解决这一问题本身之外，还需要有效地解决上面已经谈及和下面还将要谈及的社会有效需求问题以及财富导向政策问题。在此，暂时孤立地提以下十点方向性建议：

一、降低企业税赋。尤其要大幅度降低就业贡献率和税收贡献率较高的中小企业的税赋。

二、鼓励和扶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这需要同时采取两项举措。一是从融资、税收减免、提供资金扶持等多方面鼓励企业自主开展技术创新；二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尤其是要从快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各种大小违法行为。

三、鼓励和扶持企业进行纵向产业链整合和横向行业整合。这必会带来一个问题和一个需求。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经营。对此，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适度地追求纵向产业链垄断和横向行业垄断经营，对企业、国家和社会都将是利大于利弊，因而应当鼓励，绝不可以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已经部分过时的“反垄断”思想。将存在的一个需求是，中国企业追求纵向产业链整合和横向行业整合，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一点上，政府应当在政策上有所倾斜，尤其涉及到那些跨国界实施的产业链和行业整合项目，即便是民营企业的行为，政府也应千方百计地予以扶持。

四、出台政策，促使已经沉淀在金融市场的资本向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流动，并出台政策减少和阻止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继续非理性地流向金融市场。由于金融市场已经形成，涉及到众多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相关者，在采取这类政策时必有阻力，但不能因为存在阻力而不去为之。这一条，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健康发展。

五、资助非盈利性质的研究机构，为企业提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营与管理战略、策略和方法方面的研究，并免费向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经营和管理方面的咨询和培训服务。

六、在社会上造成尊重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的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空气，尤其是要把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同金融资本家性质的企业家加以区别对待，从而提高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的地位、荣获感和责任感。并将培育一大批面向未来全球化竞争的新兴的企业家群体作为国家战略予以研究和实施。假如中国能够盛产企业家，中国经济的未来将无限光明。

七、政府在出台任何敏感性经济政策之前，都应当充分听取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的意见。这既是提高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地位的表现，也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更将有利于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

八、将适当数量的外汇储备有选择地用于投资发展中国家有选择的经济领域，以此为中国的产品、技术和劳务出口创造国际商机。

九、鼓励企业出国投资，尤其是应侧重于鼓励那些能够促进国内产品和原材料跨国销售的杠杆性品牌企业、商品批发企业和连锁零售企业出国投资。

十、重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这将是最有可能在短时期内（10年左右）造就世界顶级企业和企业家的领域。中国大量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将受惠于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还将给中国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方面带来多样和深远的好处。

杰亮

（二）大力创造有效需求

如何拉动需求，成为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的经济学和政策课题。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需求旺盛了，生产也就旺盛了，生产旺盛了，就业和税收也就两旺了。因此，我们的政府在经济危机发生后采取了一些列的措施来刺激需求，只是其效果差强人意。其实，要解决有效需求问题，需要首先将为什么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这个问题分析清楚，尔后才可能找到行之有效的对策。

我们知道，有效需求来自于四大方面：居民消费需求，政府投资需求，企业投资需求和国外市场需求。现在我们逐一来简要分析一下，看这四个方面各有多大开发空间。
首先说居民消费需求。前文已经提及过，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目前已逾20万亿元。这一巨额的居民财富能够迅速地转化成为有效需求吗？回答是，如果仅仅只是通过简单的降息等措施，试图将之“刺激”成消费性需求，是基本不能的。

理由有二。其一是，在经济危机正在发生的当下，人们的消费必然更趋于理性和保守；其二是，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手里其实并没有多少钱，银行里的20万亿元存款中的绝大部分为少数人所拥有。换言之，既然大多数人实际上在银行里并没有多少存款，又发生了经济危机，指望他们大幅度地消费，就是完全不现实的；既然银行里的巨额财富为少数人所拥有，他们又并不需要多花钱消费，指望他们大幅度地为了爱国而消费，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但也不中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在银行有大量存款的少数居民虽然不可能将他们的钱用于消费，却是可能用于投资的，只是需要具备一定外部条件才会将可能转变为现实。

其次说政府投资需求。中国政府比较有钱这是公认的。在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也有了大手笔的投资计划。这无疑将在未来几年里一定程度地拉动需求。不过，尽管在过去每每出现“滞胀”时，政府的投资都较好地拉动了需求，但必须看到此次危机发生的背景的不同，仅靠来自政府的投资，对需求的全面拉动将是十分有限的。

再次说企业投资需求。目前中国经济除了特别需要居民消费增加以外，还特别需要企业的投资热情。简单的逻辑是，只有普遍的企业有了投资热情，就业才会增加，经济危机带来的问题才会得到逐步解决。但问题随之出现：为什么企业没有投资热情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把中国境内的企业分为三大块：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它们所占比重和所做贡献周所周知，故不赘述）。继而来分析一下，哪一大类企业更有可能创造投资需求。

首先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虽然它们大多财大气粗，但它们却大多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比如钢铁、煤炭、电力、重工企业。又由于它们大多处于垄断性行业，并且无其他行业经验，它们之中除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企业可以在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采取扩张性投资政策之外，其他行业中的企业并无多大可选择余地。

再说外资企业。由于它们大多处于充分竞争的行业，其本身受到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且由于他们的母公司正在面临着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指望它们在中国大幅度地增加投资，短期内也是不大现实的。

最后说民营企业这一块。应该说它们是最有希望的一块，起码它们的发展能够造成最多的就业机会。它们最有可能形成投资需求的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它们分布的行业十分宽广，且它们的创业者具有长期在一线市场浸润的经验，使得它们对所处的市场位置的“左邻右舍”哪里存在投资机会最有把握；

二是它们绝大多数规模小。规模小对投资机会的判断标准不一样，在大企业眼中不屑一顾“面包屑”，在它们眼中可能就是“大蛋糕”；三是，它们具有天然的“冒险”性格，因为是为自己干，便注定它们比其他企业敢于承担风险。然而，民营企业虽然最有可能成为危机时刻的一支重要的拉动投资需求的力量，但它们普遍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资金不足。

最后说国外需求。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来自国外市场的订单/需求锐减，特别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减少了。但是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虽然来自国外的需求总额的确大幅度锐减了，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行业和产品，我们则又看到，对有的国家和地区出口并无太大变化，甚至有的较以前上升了，有的行业或行业内的产品，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这就是说，来自国外市场的需求还是有大量潜力的。

问题是，把国外的需求变为中国企业的出口额订单，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开路，二是企业跟进。所谓政府开路，就是由政府通过与他国政府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来给中国企业创造出口机会。所谓企业跟进，就是企业积极地调整出口产业结构，并积极地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含区域市场和区隔市场）。对于前一点，我们注意到我国政府已经有了意识并有了行动。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能否积极和及时跟进。这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产品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角是民营企业和来自港台的企业，而它们目前最缺少的是资金。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5 12:59 编辑 ]

杰亮

在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的早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度为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问题所困扰。1992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认为，在整个“第二阶段”，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三个有利于”的核心思想在大胆地“摸着石头过河”。期间所呈现出的特征是：（1）鼓励企业间相互竞争。鼓励的方式是，并不过多的计较企业的产权性质。

因而，在此阶段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了快速地发展。甚至一度出现了“外资将打垮整个民族产业”的担心，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越来越大。相比之下的国企，由于历史包袱和现行体制原因，在竞争中继续处于防守境地。在外企和民企继续的双重夹击下，国企一度普遍面临了生死考验。

（2）大力引进外资。其显著特点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引进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不顾及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使中国经济在一些领域过早地向外资开放，比如零售业。

（3）着力改造国企。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重夹击下，加上宏观调控（1993年底）导致的阶段性经济滞胀，深受历史包袱拖累和现实体制羁绊的国企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没有通过限制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保护国营企业，而是通过职工下岗分流，进一步扩大国企自主权，“甩包袱”（将县级以下小型国有/集体企业转制为民营），让部分国企上市融资等手段来解决国企的问题。

直到这一阶段的后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冒险”地进行了“国退民进”战略探索，才逐渐找到彻底改造国企的方法。总结起来说，这一阶段的政府经济政策对财富导向的总体结果是，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但总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财富流入和增长最多的是民营和外资经济领域。

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中国的经济政策呈现出了以下主要特点：（1）大力发展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在1998年开始全面迎来“春天”的。当时，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国内经济出现“滞胀”，中央政府为“刺激内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从而导致了房地产市场长达十年的“繁荣”。

房地产市场繁荣，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房地产业的长期“繁荣”也演变成为经济危机的重大隐患之一。中国的证券市场起步于1990年，至1999年，上证指数最高也曾达到1500点。但是，自1999年5月至2007年8月间，上证指数最高曾飚升到过5000点。在此期间，股市虽然也出现了几次大熊市，但总的趋势是资产的市场价值呈现出了几何级膨胀。“在股市最热的时间里，新开户股民每天多达30万人，涌进来的这些人不仅有城市白领、理财老手，还有大学生、小商贩、邻居的大妈们”（吴晓波）。中国股市的成交额一度超过日本，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只有日本的60%。

（2）强化国企和银行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前两个阶段，中央政府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很有效的国企改革之策。1997各级政府试验“国退民进”取得了成功，第二年便开始全面推广“国退民进”战略，到2003年“国退民进”战略目标成功实现，随后是大型国企纷纷上市，至此国企走上了一条“顺风顺水”的发展道路。国企改革的成功，也是国企进入超垄断经营时代的开始。在国企改革成功和进一步走向超垄断经营的过程中，大量的跨国资本以不同的名义成为了大型国企的股东，使得跨国资本也大量地分享了中国改革和国企垄断而带来的丰硕成果。除了实体经济领域的国企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获得了迅猛发展以外，中国的大型国企和商业银行也在“第三阶段”迎来了“春天”。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商业银行一直为坏帐和来自体制方面的障碍所困扰。

商业银行的“春天”是通过两大方法而迎来的：一是政府先后多次向银行注入巨量资金，从而剥离了银行的大量坏帐，使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达到或超过8%，不良资产率大幅度下降至5%以下。二是银行纷纷成功上市。2006年和2007年，是“银行上市年”，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在这期间成功上市并成为股市热捧的对象。在此过程中，由于大量的跨国资本以不同的名义成为了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东，使得跨国资本也大量地分享了银行改革和上市成功的丰硕成果。

（3）被动应对国际资本“操纵”。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国际资本是不是“操纵”了中国经济，一直是非主流经济学界和民间热议的话题。但由于这涉及到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是否存在“阴谋论”这个敏感话题，官方显然不愿意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谈。再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是可以自由逐利的，很难找到哪个国家在蓄意利用国际资本操纵中国经济的确切证据。但是，国际资本出于逐利的目的，吹大了大宗商品、股市、期市、房市的泡沫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大宗商品、股市、期市和房市的泡沫，变相地一度“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997年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体系时，以及在随后试图攻陷香港金融体系中，我们已领教过国际资本的险恶。幸好，当时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封闭的，以至于绕过此劫。但是，国际资本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它们在其他途径的追利行为，深深地“操纵”了世界经济，也变相地“操纵”了中国经济。众所周知，1999年以后，中国逐步成为了“世界工厂”，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一度成为一些人津津乐道又为另一些人忧虑和诟病的话题。

由于中国商品的物美廉价，导致了中国商品出口额的连年增长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产生。出口量的不断攀升，导致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猛增，巨额的贸易顺差，又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额猛增。于是，国际资本看到了机会，它们不约而同地在大宗商品、股市、期市、房市兴风作浪。以至于坊间有“中国人卖什么，什么价格下跌；中国人买什么，什么价格上涨”一说。不能说国际资本是蓄意针对中国的，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越高，使得中国经济被国际资本间接“操纵”的可能性越大。

针对国际资本在境外（也包括大量资本流入中国境内）对中国经济的变相“操纵”，中国政府也曾意识到并采取过诸如控制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和限制国际游资在国内资本市场流动的措施，但是中国政府对来自境外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的变相“操纵”则总体上是无能为力的。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由经济政策所导致的财富流向十分清晰：一是，大量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投资和投机的个人和机构收敛到巨量财富（含地方政府从土地交易中攫取了大量财富）；二是，大量的财富流向了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和银行，并使跨国资本分享了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改革的丰硕成果；三是，导致了不计其数的原本的既得利益群体从“国退民进”战略中成为了百万、千万、亿万富翁。至于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变相“操纵”，则使中国人的财富一度巨量地流到了国际金融资本家的腰包里。

杰亮

要说明未来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财富导向政策，还需要再简要地分析一下国内生产、国内消费、国内金融、国际消费和国际金融等五个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

（1）国内生产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我们已经知道，普遍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其及上游企业盈利状况不佳是导致阶段性生产过剩的原因。由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当产业盈利机会减少时，会有两种可能存在：一是，在产业外存在赚钱机会时，并在资本流动无障碍的情况下，产业内的资本会流向产业外，其结果是产业由于资本匮乏而得不到创新、转型和升级。过去几年，大量的制造商将资本转向房地产和证券等金融市场就是这样发生的，它使得许多消费品产业和企业不能做到像政府和学界所倡导的那样创新、转型和升级。

二是，在产业外赚钱机会较少，并在资本流动存在障碍的情况下，产业内的资本无法流向产业外，这时业内的企业为了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就会千方百计地进行战略、技术和管理创新，从而使产业得以转型和升级，并从而迎来新的发展机会，吸引更多的投资。换言之，目前大量的消费品及其上游产业的盈利状况欠佳。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产业外存在大的盈利机会，而产业内的资本流出没有障碍，就会出现大量的资本流出产业外。

而大量的资本流出产业外，必然会影响产业的创新、转型和升级。因而，不改善产业的盈利状况，将加速产业资本的“外逃”。反之，若产业外盈利机会相对较少，或产业内资本流出存在障碍，产业内的资本就会留在产业中，从而促进产业的创新、转型和升级，并为产业迎来发展和投资机会。

（2）国内消费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我们已经知道，国内居民的存款虽然已逾20万亿元，但这些存款中的绝大部分为少数人所拥有，它们并不能大量转化成为消费性支出。要想长效地“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需要解决占大多数人口的居民的收入偏低问题以及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后顾之忧问题。

而要解决大多数人口的消费能力不足，最有效的手段只能是通过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而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让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不过多地流入到金融领域，并且让金融领域的财富更多地流入到实体经济领域。当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增加了，就业就会增加，因而居民用于消费的收入就会增加，社会福利体系也才可能有条件不断完善。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在金融领域存在投机机会时，广大居民可能继续将其有限的财富用于到金融市场投机，这将会抑制而不是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

（3）国内金融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我们已经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间，大量的财富流入到了金融领域，它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刻原因之一，金融领域的财富的流向还将会深远地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基于资本的逐利本性，未来金融领域的财富会有两种可能的流向：一是，金融领域盈利机会明显大于实体经济领域的赢利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领域的财富不但会较少地流入到实体经济领域，反而会吸引大量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流入到金融领域，从而使实体产业进一步出现“空心化”，这将进一步不利于实体经济产业和企业创新、转型和升级。

与此同时，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所必然导致资产泡沫，进而必将继续以通货膨胀的形式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二是，金融领域盈利机会减少（包括在政策限制或政府干预条件下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将既会促使金融领域的财富理性地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也会促使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在实体经济领域内循环流动，这将极大的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去年中央政府英明的推出了农村“二次土地改革”政策，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地防范和抑制金融市场再度“疯狂”，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农民把“土地流转”所得来的财富也投入到金融市场进行“赌博”。

（4）国际消费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我们已经知道，不仅中国社会存在着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相似的问题也在大量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财富分配不均，与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有关。由于后来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工人利益的保护及逐步建立了福利制社会，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但即便如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并不真正富有。特别是在国际金融资本家们普遍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看作是大量攫取他人和他国财富的最佳场所和工具时，全球的财富更多地流到了金融领域，因而不同程度地伤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的“繁荣”在过去近十年间为全球范围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产销两旺”的景象，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实体企业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窘境才显露无遗。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国外消费领域的财富是否能支持中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外民众的收入减少，因而他们会减少消费支出，这将会负面地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二是外国民众的收入增加，因而他们的消费支出也会增加，这将正面地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但是，需要指出，无论如何国外人总是要消费的，在他们口袋中钱多的时候，他们会增加消费，这对中国商品出口会带来贡献。

在他们口袋中钱少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支出会减少，但不可能不消费，只是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中国正是向世界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大国。因而，即便外国人的收入减少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总量，但只要中国企业坚持为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来自国外市场的需求依然大量存在。

（5）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我们已经知道，在过去十年间，国外金融资本家将大量的财富聚集到了金融领域，以“自由金融”、“金融服务”和“投资理财”的名义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和他国的经济。其根源之一在于，实体经济领域的盈利机会相对减少，而金融市场的盈利机会相对较多或容易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家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2002年至2008年），另一方面又损害了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将怎样流动，中国人不可能直接去管它，也管不了。但对其可能的流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则是可以预见和加以防范的。

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使然，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有两种影响中国经济的流向：一是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回归到实体经济领域。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好处，因为国外金融领域的大量财富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包括部分流向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将最终导致国外民众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性支出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将有利于中国商品出口。二是，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继续留在金融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寻求/制造盈利机会，一旦时机成熟，它还将掀起新一轮的金融市场“繁荣”景象，而国外金融市场的“繁荣”将极大地带动中国金融市场的“繁荣”（指在中国没有防范措施的前提下），并最终损害中国的实体经济，也同时损害他们国家的实体经济，最终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

好了，到了该提出财富导向政策方面的建议了。只有五点方向性建议：

一、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大多数人口的财富并减少他们生存与发展的后顾之忧。忘记了这个基本立场将铸成莫大罪过。同时，要密切预防普通民众的有限财富流入到各种类型的“金融赌场”被胸无善意的人们所宰割。

二、采取各种措施，让中国金融领域的财富流向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并密切防范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非理性地流向金融领域。

三、采取各种措施，密切防范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效应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中国实体经济领域产生负面影响。

四、采取各种措施，使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源类商品交易领域具有定价主导权，从而保证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千方百计地使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商品零售领域建立基于顾客忠诚的垄断地位，从而促进中国商品和劳务出口。

五、采取各种措施，使中国长期居于全球技术研发和实体商品制造中心，以此将大量的国外财富吸引到中国的实体产业经济中来。

结语

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一直有着较深的“美国情绪”。过去十年，在他们的言谈话语中间和制定的经济政策中间，明显透露出一点：美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尤其是美国人利用金融市场发展经济和创造财富的经验，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继续改革开放所要参照的不二标杆。这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及时地提醒我们应当审慎而又深长地思考这一问题。

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潜在危险已经十分清晰，在经济问题和潜在危险面前，“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衰”。

文章来源:「价值中国网 」(2009年1月31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2-15 13:58 编辑 ]

杰亮

【访谈背景】2月10日，统计局公布1月份的相关数据，今年1月CPI同比上涨1%PPI降3.3%；2月11日，海关总署也公布了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今年首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29%。其中出口下降17.5%；进口下降43.1%。1月份当月实现贸易顺差391亿美元，增长102%。这些数据意味着我国经济形势处于一种什么状况？下一步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和讯网请到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为我们分析1月份经济数据背后的意义。刘煜辉现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采访者是和讯网评论部主编郭哲。原标题为:「刘煜辉：世界和中国经济未来三五年都不景气」。

世界和中国经济未来三五年都不景气

作者:刘煜辉

和讯网：各位和讯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和讯网评论频道“核心访谈”，我是和讯评论频道主持人郭哲。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从1月份相关数据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同时我们也会讨论一下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一些热点话题，比如消费券的问题、是否该把外汇储备分给百姓的问题等。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博士来和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刘博士请和和讯网友打个招呼。（14: 30）

刘煜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14: 30）

和讯网：2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月份的相关数据，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0.7%，农村上涨1.5%；食品价格上涨4.2%，非食品价格下降0.6%；消费品价格上涨1.5%，服务项目价格下降0.8%。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2008年12月份上涨0.9%；食品价格上涨3.3%，其中鲜菜价格上涨22.4%，鲜蛋价格上涨0.8%。你怎么看待这些数据？如果扣除春节期间一些食品价格上涨的因素，这是否意味着已经发生了通缩？（14: 30）

刘煜辉：通缩要看真正定义，如果约定俗成的大家习惯从价格的涨跌来判断通缩的话。中国还存在一个春节的因素，所以一般做研究的话大家喜欢把1、2月份的数集中起来做和上一年的1、2月份做比较，这样才有比较的基础。因为今年的春节是在1月份，从现在来看的话，1月份好像CPI1%，比大多数分析师的预测要乐观一些，之前很多的预测都认为在1月份要进入负增长的时期，但是从现在来看这个过程要到2月份才能出现，就是CPI真正出现负增长可能要到2月份才会出现。（14: 33）

刘煜辉：从目前来看价格持续往下走的趋势并没有完结，一个是整个的大宗产品市场处于低迷的态势，所以PPI向CPI有一个传导。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食品价格从现在情况来看好像还不太容易掉下来，特别是现在农业的情况大旱，食品的比重在中国CPI比重里面占的又比较大。所以CPI可能从2月份开始进入负增长，但是负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可能比之前的分析要短暂一些。（14: 33）

和讯网：PPI下降了3.3个百分点，这个怎么看？（14: 33）

刘煜辉：因为中国PPI主要是收入性的影响，中国这么大一个产能是资源对外依赖性非常强的国家，所以整个全球陷入空前的经济衰退的话，整个大宗商品的市场在目前还处于低于，像油还在40以下，大宗产品的价格可能在短期内还见不到明显回升的态势，但是这个过程很有可能是在下半年后期，由于货币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发生逆转。（14: 33）

和讯网：昨天海关总署也公布了1月份的外贸进出口情况，今年1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其中出口下降17.5%，进口下降43.1%，为什么出口下降这么多？（14: 37）

刘煜辉：经济危机向全球演化了以后，进口掉的速度远远高于出口。这跟中国的贸易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贸易结构是两头在外，一般贸易里面也有很多加工贸易的成分。所以全球的衰退中国进口主要受订单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反映目前的订单下降很快。中国进口的东西原材料是一块、初级产品是一块，但是还有最主要的一块是来自于半成品。你可以看到泛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出口和中国的进口是密切相关的，只要这些国家的出口掉的很快的话，同期中国进口也掉的一样快。也就是说全球一衰退中国这边订单少了，泛亚洲国家的订单也少了，这些半成品到中国组装以后中国以最终产品的形式出口，所以中国的进口现在掉的很快，实际上预示着未来几个月中国的出口会面临比现在更大的冲击，就是中国的出口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中间掉的比进口更快。（14: 37）

和讯网：现在政府相关的政策比如说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这些措施是不是有一定的作用？（14: 37）

刘煜辉：作用是有一点，至少可以改变贸易部门企业的成本关系，至少减少了亏损面，有些订单可能必须执行，现在生产的越多亏损的越多，现在政府补贴一部分，就是政府拿财政补贴一部分外国消费者的话，这样可以减少我们企业的亏损，就是钱从一个口袋到另外一个口袋的过程。但是现在主要是市场没了，不是价格和成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不好办。（14: 38）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6 07:46 编辑 ]

杰亮

和讯网：市场就那么大再补也不可能扩大。（14: 38）

刘煜辉：现在我们讲的消费型经济体，像英国、美国、欧洲、加拿大这些经济体，现在他们居民的生活方式都改变了，他们也开始存钱了，不再借钱消费东西了，所以他并不是考虑价格贵贱的问题。所以从现在来看，可能这种出口退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4: 38）

和讯网：关键还是扩大内需。（14: 44）

刘煜辉：对这是根本问题。（14: 45）

和讯网：除了刚才说的几个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是比较乐观的，比如说大家现在比较看重的PMI指数，去年11月份的时候创了05年的新低降了38.8%，然后是逐月回升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达到45.3%。还有一些商品价格、原材料价格，比如说钢铁价格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持续走高的。（14: 45）

刘煜辉：最近钢铁反弹了15%到20%。（14: 45）

和讯网：从这些情况来看怎么判断中国经济当前的形势还有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走势，特别是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走势各个专家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你怎么判断的？（14: 45）

刘煜辉：你刚才讲的是一些比较乐观提振人心的指标，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做分析研究的来说要看背后的东西。你刚才提到了PMI，PMI是我们物流协会做的中国的PMI，是跟统计局合作的，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做的PMI指数。公布这个指数的前一天里昂证券也做了一个自己编制的PMI指数，那个指数比这个指数情况差很多。中国编的指数这个月反弹了4个点，那个只是反弹了1个点，而且订单指数、产成品指数还再往下走，就是还在寻底的过程，没有复苏。（14: 46）

刘煜辉：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就是看两个采样的样品不一样，我们统计局做这个指数的采样样品主要是一些大企业，而且是和这次政府投资密切相关的大企业，这样的企业占比是比较高的，因为这次的资金主要是流向大企业、大项目。而里昂证券的数据是大中小都包括了，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更贴切中国的现实，这一次真正受惠的、刺激起来的是大企业，而私人的大量制造业企业还是非常低迷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单纯从这个指标来判断中国是不是产生了V型反转或者是U型，我觉得可能过于武断了一些。至少我觉得所谓的U型、V型、L型的定义也比较模糊，因为所谓的V型反转，V是触底以后勾上来一笔，勾上来以后还是比07、08年景气时候低很大一块，这叫不叫勾上来。如果你把底部的波动也看成是一种反弹的话，我觉得V型和我们讲的L型基本上是同样的，因为底部区间不停的振荡，中国经济也好、世界经济也好未来三五年都是比较不景气的。（14: 46）

和讯网：说V型的我觉得是比较乐观的，觉得这个危机马上就过去了，我觉得09年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都不会复苏，可能会触底但是不会反弹，可能会在底上盘旋好久。（14: 47）

刘煜辉：在地步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在意反弹，因为中国现在这么大额度的信贷，在下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肯定会被拉起来，如果四季度到明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投资的力度不可持续的话，到那时候私人部门的出口、消费还低迷的话，中国的经济还会重新掉回去。所以这种振荡由于政府的参与引发经济在低水平的振荡，我觉得大家尽可能以平常心来看待比较好。（14: 47）

和讯网：大家也看到最近股市表现非常好，开年以后涨的非常好，为什么会有这个表现，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是不是市场流动性的问题，现在市场流动性好像非常充裕，昨天上午央行网站发布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贷款增加非常多，当月贷款增长1.6万亿，当月增加了8千万，是不是好多钱都到股市去了？（14: 47）

刘煜辉：这个判断是偏颇的，中国股市里面的资金真正来自于跟银行信贷密切相关的比例都是非常小的，有很多人说中国股市起来是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时间点的巧合。中国整个股票的流通市值就是5万亿，这池子里面的水有20万亿，里面养四五万亿的鱼还养不起？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大家认为所谓的进场时间上而已。1月份的M16.68，比98、99年的时候还要低，M2是18.79，就是M1和M2的反向剪刀差扩大12.11，这说明大量的钱在中国金融体系当中打转转并不到企业里面去。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么多钱在金融体系里面打转转的时候，市场就有了活水资源，就是这么大市值的活水市场。（14: 55）

刘煜辉：所以现在唯一能解释中国股市的，实际上就是资金推动性的因素。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M1和M2这么大一个反向剪刀差的话，中国股市可能未来一两个月中间出现升幅再回到大幅度下跌的态势当中是不太可能了。但是股市本身继续上涨的基本面，实际上并不支持它。因为整个微观经济层面是比较低迷的，企业的需求、企业的盈利还在下降。所以唯一的一个因素是流动性的异常充备导致了估值冲高。在以前缺钱的时候大家觉得2倍的市盈率还高了不愿意放在资产里面，但是现在这样情况下大家也能够接受了2倍和2.5倍的市盈率了。这样来看的话企业没有发生变化、行业没有发生变化甚至还在变化，但是无形之间估值就上涨的30%、40%。（14: 55）

和讯网：现在形势还是很微妙的。（14: 56）

刘煜辉：短期内股票市场应该是波动比较剧烈的阶段，但是要回到单边的大幅度下跌，从流动性来看是不可能的。（14: 56）

和讯网：这样会给很多人机会。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之所以这么严峻很大一个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经济下一步怎么走，是到底了还要继续下降，现在很多人认为第二波危机更加严重，就是垃圾债的危机，因为现在很多垃圾债都在发生违约状况，而且美国的施政债、企业债、金融债在今年春夏将同时不如偿还危机之中。有人认为到时候就是真正的核冬天，您怎么看这个？（14: 56）

刘煜辉：第二波是实体经济反作用于金融的冲击，就是由于经济的衰退消费投资活动的低迷导致企业债的违约率上升，居民失业信用消费的违约情况也在上升，这样上升的话这么多资产的价格就会往下掉。往下掉的话金融机构前面一段由于注资资本金还能维持，资产价格掉下去的话杠杆又上去了，所以就必须减杠杆，减杠杆就要卖资产，卖资产就要收缩整体社会的经济规模，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反馈的回路。这个回路如果不尽快斩断的话，很可能出现比较悲惨的结局。（14: 56）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6 07:57 编辑 ]

杰亮

刘煜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结束这种恶性循环全球还是存在些许希望的或者是寄望的，一个是奥巴马坏银行的政策能否推出，就是像89年那样由政府出面把坏银行的债一股脑的兜下来。但是从现在来看执行上还是存在些许困难，那时候是一千五百亿，现在规模的情况确实在恶化。我11月份看到MF一个真实的统计报告，去年11月份全美全部金融机构的坏帐大概是1.4万亿美元这样一个规模，当时已经核销了8千亿还有6千亿没有核销。但是这个情况在最近这三个月里面又在恶化，1月份刚刚发布的报告坏帐规模上涨到2.2万亿，就是新坏帐产生的速度远远快于核销的速度，所以这种情况就比较头疼了，必须要采取果断的措施，就是采用坏银行的计划，就是美国用纳税人的钱由政府出面把所有的坏帐，暴露的没有暴露的，有估值的没有估值的兜一个底。（14: 57）

刘煜辉：但是这个兜底从政治上是有困难的，因为美国的政体跟我们的政体的操作效率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他要经过议会的强烈辩论，你要用纳税人为金融机构、银行的股东利益买单是不是能得到认同，得到美国国会议员、美国民众的认同肯定会存在政治上激烈的争吵，这个争吵很可能耽误掉很好的拯救时机，可能会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我想我们还是要相信奥巴马政府。（14: 57）

和讯网：奥巴马政府的救市计划已经通过了，但是比原来的少一些，但是民众好像不太看好，通过以后油价下挫只有金价上扬，您怎么看？（15: 01）

刘煜辉：实际上他看到了单救经济的话，一定要把经济和金融之间的互返路斩断，核心我觉得还要放在坏银行计划上，如果那个计划能够通过的话，我相信全球的流动性紧缩的状况才会被遏制。也就是奥巴马所谓8千亿的计划才能真正发挥效率。（15: 02）

和讯网：按照你说的话美国可能要付出非常多的钱，这些钱从哪来？发国债？现在有谁能承受这么大的国债量，或者是美联储印钞？（15: 02）

刘煜辉：从现在来看印钞是唯一的路，如果想通过别的市场，就是出售非美元市场的资产把钱挪到美国去这个基本上是天方夜谭。因为今年有一个核算奥巴马政府发债可能要超过2万亿美元，现在美国以外的投资者持有的总量是2.5万亿美元，在这样总量的情况下再吃下2万亿的可能性是很小的。（15: 02）

刘煜辉：所以可以看到2月份以后美国放弃了让中国、日本这些国家吃下他国债的计划，使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由联储或者是财政部出面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国债、企业债，也就是说美国人现在是整个的实体经济血液完全靠中央银行、货币当局来供给，就是中央银行现在在做商业银行的职能，而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坏帐的问题他不干活。所以可以看到最近三个月美国基础货币基本上翻了一倍。（15: 02）

和讯网：但是美国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会引发通货膨胀，再一个是引起美元大幅度的贬值，这个都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15: 02）

刘煜辉：从目前来说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通货膨胀从中长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美国真正能够兜住金融机构坏帐的话，一旦美国的金融部门出来活动开始干活了，他的货币存数还是缓和的话，那时候经济刚刚复苏联储是不可能及时从市场上回收货币的，那时候一旦爆发就是滔天洪水。就是市场上大家非常强的预期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逆转，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从通缩的预期一下子变成担心自己手上的钱会不会一天一天不值钱。我想这种情绪一旦发生的话，就会引起全球资产价格巨幅的波动。当然对投资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15: 02）

和讯网：从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来说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很有名的就是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方案已经出台一段时间了很多钱也投出去了，你怎么看待这些措施，对中国经济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已经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如果你是中国决策者的话你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刺激中国经济？（15: 12）

刘煜辉：经济箫条的时候企业不投资了、居民不消费了，政府当然要站出来，这是凯恩斯主义基本的政策趋向。从现在来看政府的投资从短期内能够把失衡的供求平衡下来，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整个消费要起来，总共的需求才能趋于平衡。也就是说刺激政策是不是真能起到成效，未来检验你成效的关键在于你政府的投资是不是能把企业的投资带起来、居民的消费带起来，政府投这么多钱下去是不是真能变成居民的储蓄、消费、购买力，这个是问题的关键。4万亿盘子现在已经公布了机构，基建还是占最大比重，占到70%、80%，最近几个月包括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电网、电站一系列大项目开工。这些钱到底有多少能转变为老百姓口袋里的收入。（15: 12）

和讯网：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投资政策不是很看好，而且这个不但不能带动社会投资还会压制社会投资。（15: 12）

刘煜辉：大家现在担心这个政策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不是会形成新的坏帐，因为这么大的投资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前车之鉴的，1998年当年就引发了重复建设、投资过热。（15: 12）

和讯网：而且以前很多有问题的投资项目都被压着现在都出来了，还有一些没有经过很好论证的项目很快都上马了，这个问题也很严重。（15: 12）

刘煜辉：02年时候银行体系累计的坏帐率是很高的，这个数据可以从03、04年开展的所谓国有银行体系的改革、财务重组付出的成本就可以计算。这一轮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财务重组，有几个国际组织都做了核算，大概相当于我们2004年GDP20%以上，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一轮大规模下去以后，假设真正的私人消费、投资没有真正的起来，中国投资和消费失衡的关系没有真正改善的话，在2010年第三经济体还没有回归、复苏的话，那时候中国经济靠什么，这是一个方面的担忧。第二个方面的担忧主要是来自于这4万亿的钱从哪出？从目前来看地方政府根本出不起了，土地财政一旦不行了，因为这4万亿有1万亿是中央政府要投的，另外3万亿是地方政府和信贷配套，那这个会不会引发新一轮地方政府的信贷和债务危机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15: 13）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6 07: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