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主要作者鄂玉江，1953年出生于辽宁省桓仁县。1982年沈阳农业大学农学本科毕业。1985年同大学硕士。1988年同大学农经博士。随后历任沈阳农业大学农经系讲师、副主任，辽宁省行政学院副教授、系主任，辽宁省行政学院教授、副院长等职。兼任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政协辽宁省第八届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发表有「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模式选择」(《农业经济问题》1993年第4期)等论文和著作。作者认为: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面日益扩大，也波及到中国。其实，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自身运行中由于体制机制的作用、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这次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国内经济危机也会发生。

目录
(1)中国经济危机问题分析(第1－第5楼)
(2)中国经济——当下经济危机的根源探索和对策思考(第6－第16楼)
(3)和讯网访谈:刘煜辉分析中国经济(第16－第20楼)

中国经济危机问题分析

作者:鄂玉江

一、中国经济周期显现
      
    市场经济追逐利润，一方面不断地压缩成本，减少用工和降低劳动者收入；另一方面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扩大利润面积。这就构成了一对经常的、不解的矛盾，即广大劳动人民或社会大众的有效需求不足与社会生产扩张和产品过剩的矛盾。这种矛盾周期性地加剧，形成所谓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具体表现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是在其经济体系中不断地引入了市场机制。先后在农业、消费品、生产资料、劳动力、房地产、资本等领域引入市场体制，形成市场经济形态。并且随着国家入世而不断地融入国际市场经济环境。中国经济也表现出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也显现出经济周期现象。例如，1987～1988年高涨，1990～1992衰退；1993～1995年高涨，1997～1999衰退；2004～2007年高涨，2008年出现衰退。

    市场经济本身建立于社会分工、商品交换、货币信用的基础之上，供求分离、钱货分离、借贷分离、使用价值与价值分离，存在着广泛的时间差、空间差、主体差、信息差等。这就在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循环序链中埋藏下无数的或然性和风险因素。不仅如此，某些商品货物衍生出各种期货、典押等重复形态，某些货币金融资本等又衍生出各种票据、证券等虚拟形态，使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进一步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在基本矛盾等周期因素的作用下，暗流涌动，经常会酿起泫然波澜。

    中国本次经济下滑或衰退的趋势已明显出现。2008年前三季GDP增速为9.9%，同比下降2.3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回落到9%，增速进一步下滑；股市持续下跌达70%；房市交易量下跌20%以上，价格僵持，进入“严冬”；中小企业破产倒闭近7万多家；外贸出口增速由去年的24%下降至近期的13%；失业量增加，大量农民工返乡等等。说明经济运行进入周期的衰退阶段。

    经济周期细分包括供求周期、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技术变革周期、社会福利与效率选择周期等综合表现形式，使得各阶段持续时间有长有短。由于重合性，这次衰退和萧条期看来需二、三年，复苏期需三、四年。
   
   

二、中国经济出现新的二元结构

    部门化、利益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发生了重大的两元分化：一方面形成了一些强势的大型的垄断的部门、行业和企业，它们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已形成气候，成为强势的、主导的、暴利的、过热的一方；另一方面是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分散经营的行业、企业、个体业主、农民等经济体，它们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弱势的、从属的、微利的、艰难竭蹶的、过冷的一方。

    强势、大型、垄断阵营源于和包括以下相互交织的成份：一是“抓大放小”以后保留的资源、能源、航运等各类大型国有企业和部门。它们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全民企业，经过“减员增效”，它们已将大多数原有职工下岗、内退、买断和辞退，而替换成农民工和社会雇工；少数管理层由权力裙带关系重新组成，他们享受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有些已蜕化为部门既得利益集团。它们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等种种名义使用大量银行资金和财政资金。它们通过欠债迫使政府和银行帮助其包装上市，圈取巨额社会资金。它们垄断国家资源、能源、支柱产业、航运等经营空间；任意抬高价格，创造暴利。二是在国企产权改制过程中，通过剥离竞争性行业“零字买断”、出售、招股等途经，蛹化出一大批大型私营企业，它们很多也因欠债而在银行帮助下实现了上市圈钱，演变成更大规模的企业及行业。

    三是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自然长成或发展起来的各类较大规模的企业及行业，利用技术和规模优势，获得垄断地位。这类大型私企在发展过程中和现实营运过程中大都要取得国有银行、政府管理部门的支持，需要贿赂和屈从于这些权力部门，所以它们中的大多数沾有权力经济的色彩。四是直接的权力经济部门，即在市场监管的各领域，由各类监督权力特许的各种经营企业和行业，如运输公司、矿产公司、医药、烟酒公司、旅游专线等等。五是黑社会经营的大型企业、行业，或是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黑社会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或是黑社会势力抢占各种经营领域形成的各种大规模企业、行业。如黑社会控制管理的矿业、运业、娱乐业企业等。黑势经济腐蚀官权、公检法，官匪一家、霸市，垄断性犹强。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6 07: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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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类企业行业相互交织、勾结，垄断资源、能源、市场经营空间等，任意抬高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推动通货膨胀，创造暴利，吸榨社会；在劳动关系软约束的情况下，它们还随机吞吐劳工，调整生产规模，立于不败之地。

     而作为弱势经济体的一方则情况相反，它们分散、狭小，没有官方权力保护。它们不能左右市场和价格，当原材料价格一再被强势部门拉高之后，它们的利润空间就受到前向挤压。又由于技术及规模所限它们产品的质量及规格总处于中低档以下水平，技术含量和投资起点低更易引起相互竞争；所以只剩下低价竞销的出路，相互杀价，使获利空间又受到后向挤压，正所谓前后夹击。还剩下一点出路就是近一步压低劳工标准，以榨取血汗微利，当劳动合同法等正常化社会管理实施以后，它们就难乎为继了。它们还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往往订单一停就得倒闭。

    强势经济部门与弱势经济部门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系中新的二元结构。加上原来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就有了两种二元结构，相互关联。二元结构还导致了两种极分化：一是产品两极分化，高档高价产品（包括建筑、设施、服务等），奢侈豪华；低档低价产品，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恶性循环。二是社会收入及生活两极分化，少数富人，大多数穷人；基尼系数已达0.496，接近社会失和的危险边缘。
   
   

三、中国经济出现滞胀状态

   
    通常，经济高涨时期投资过热，需求旺盛，出现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时期投资不足，消费萎缩，出现大量失业。但是，有时也出现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现象，这叫滞胀。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出现过长时间滞胀现象，此曾引发了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经济今年以来持续下滑，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物价指数居高不下（CPI 7％，PPI 10%）。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但另一方面经济衰退，大量中小规模企业倒闭，大企业裁员，大量失业产生。

    何以出现这种危机现象？在西方国家另有原因，我们暂不探讨。但说中国导致这种危机类型的原因，主是由于上述二元结构的经济体系造成的。

    在二元结构中，强势部门中许多大经济体处于垄断地位，可以直接推动价格上涨，以创造利润。它们在产品滞销时也不肯降价，可以停产放假或解雇工人，但仍维持高价，等待市场恢复。特别是大型国企，经过多年改革已经形成了一种伸缩自如的内部“二元结构”：其管理层以上人员仍保留国有编制，享受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上层集团。其原来的下层员工早已被以拨离、内退、买断等方式逐出企业，而替换成低工资、低福利、低待遇，可以随时辞退的不固定的农民工或其他社会雇工的下层员工队伍。上层集团高福利享受市场高额利润；下层队伍则随市场境遇而涨缩。从而使这类企业在市场上具有“扛价”本领。危机来临，它们既扛价，又释放失业。

    那些资源类、能源类大型企业和行业更可直接推动资源、能源等价格上涨。国家拉动内需的大型建设项目也首先使大型企业获利并随之推动资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社会两极分化，高收入阶层穷奢极欲，也持续不断地拉高高档产品及消费的价格。

    国有银行向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放贷、注资，支持其改造、扩张，拉动物价上涨；它们管理低效、铺张浪费，形成巨额银行坏帐，而银行又是国有的，坏帐再多也不能执行破产，只能由国家核销坏帐；而国有银行体系核销坏帐的办法，就是直接增发货币来充填货币流失之缺口。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每年增发500亿元货币核销坏帐；再增发500亿元核销“贷改拨”（即原来的“拨改贷”资金还不起了，又重新改成无偿拨款了）所形成的资金缺口。这是国家银行参与的直接制造通货膨胀的做法。

    国家银行支持强势部门、大型企业扩张，推动通货膨胀，创造利润；所创利润除其本身上层集团占有外又形成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就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货币经济循环体系：国家通过银行体系向强势部门注资，强势部门创造利润，再向国家财政回馈资金。看来，当今中国国家财政一起参与分享了通货膨胀猎获来的丰厚晚餐。由于各方有利，就都自觉不自觉地推波助澜，共同推动通货膨胀前行。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5 09: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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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阵营的经济量占国家经济的1/3硬，近些年它们的增长速度在30％以上。所以平均下来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10％左右。可见，广大中小企业即弱势部门增长甚微。社会经济增长10％，而国家财政增长却是30％以上，与强势部门增长速度高度相关。这种情况与上述分析基本吻合。

    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分化，运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广大弱势企业出现负利润，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广大下层社会收入低迷，出现负储蓄，社会购买力大面积萎缩，泡沫破裂，危机爆发。大量弱势部门企业倒闭，停工放假，造成大量的失业；大企业也减员造成大量的失业。

    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中国经济进入滞胀状态。
    滞胀还包含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的窘况。
   
   

四、中国房市和股市存在原生泡沫

   
    中国房地产业领域，也主要是大资本、大型企业、权力资本涉足。它们同属于强势经济部门，稍有特点的是它们与地方政府关联更为密切，它们与地方政府财政、银行之间的铁三角关系更为明显。

    城市改造、新型房地产业兴起带来了巨额利润空间，政府、银行与大资本合作，积极开发这一淘金领域。政府不断规划新的城建区，改造动迁旧的城建区，以出售土地获得巨额财政收入； ——大地产商从银行融资来买地和建楼，然后高价卖楼赚取高额利润；——银行通过放贷给地产商和购房者获得高额利息收入。（三方利益攸关。）银行按揭向购房者放贷，也起到促进售房，推动房价上涨的作用；房产交易税费也构成巨额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此外，在地产批发、交易过程中，地方政府有关官员也有广泛的权力寻租的空间；开发商贿赂银行职员、制做购房群体贷款手续向银行套取贷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等等。总之，在中国房地产业开发发展过程中，各方面各环节都有很强劲的利益动力。他们利益攸关，也互相联结，互相照应，推波助澜，推动房市价格持续上涨，出现严重泡沫。国外发达国家房地产业盈利一般在7～10％，中国则达到30％甚至50％、100%以上。

    2008年以来，各城市房产交易量普遍下降20％以上，价格僵持，交易停滞，进入“冷冬”。2008年10月份全国18个城市政府先后出台优惠政策“救房市”，表明沉不住气了，变相承认了房市存在着严重的泡沫。只减免一点税费，扩大一点房贷或给予些许奖励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协商降压，挤出泡沫，惠及百姓，才是正确出路。但是，前述二元结构的倾向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各方利益捆在一起，联合“扛价”等待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来消化其高价泡沫的倾向占居上风。

    中国股市先天不良。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成份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改制、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产权市场开放等改革及发展过程不断为中国资本市场准备了条件。先期几个民企特别是几个由国企“买断”转制而来的“民企”上市募集资金成功以后，再三改革仍不见效的其他国企大受启发，于是也在各大银行的帮助（包装、粉饰）下纷纷上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圈钱并亦获成功。银行为什么要帮助它们掩饰亏损和不良业绩？因为它们大都欠银行巨额贷款，“圈钱”成功后可以还给银行，——他们有共同利益。

    同样道理，银行在帮助转民或未转民的国企上市成功后，也大受启发，甚至分外眼红。如此管理缺陷、经营低效的国企尚能在资本市场开放之初上市成功；况我金融机构同属国有企业，也有诸多同病，存在着大量亏损和坏帐，几经改革难以实现自负盈亏；何不也利用一下资本市场初放之契机？于是各大银行、保险公司等国有金融机构也都在新世纪伊始屈尊自卖，纷纷自我粉饰，取得当局默许，争相上市；利用国有金融机构的传统名望，成功募得巨额资金，得以填平长期坏帐及亏损，为进一步转制和发展赢得了宽松条件。可以说，广大国企和金融机构，都成功地利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初恋”，双双实现了“解困”。只是农业银行步伐稍慢，没能赶上危机前的这班车。实为遗憾！

    可见，中国资本市场所基于的产业素质不良，存在先天缺陷。大部分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尚不到位，其内部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的现象仍很严重，他们坐吃上市收益，继续依靠垄断国家资源来获利；它们很少或长期不向股民分红。不良产业发行了大量的“垃圾产品”。

    当初产权改革、化股上市时，为了保持国有经济性质，设置了大比例的由企业及其内部自持的非流通股（民营公司上市后其内部也积累一部份非流通股——小非），其按期解禁后转为流通股，可见机入市；其对于持有者来说始终是有利的主动权，对广大股民来说则始终是一种不测的冲击。

    监管不善，也一直是中国股市的心腹大患，上市公司素质不良、假帐、权力不对称、信息失真、高管圈钱、庄家操纵、交易不公、坑害广大中小散户等情况时有发生。

    此外，国人好赌，侥幸投机心理为主。与上述因素互作，使得中国股市完全成长为投机主导型市场，而非投资主导型市场。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5 09: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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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股市泡沫也是原生的。18年潮起潮落证明：上市公司募资成功是赢家，国家税收是赢家，证券公司佣金收入是赢家，少数庄家（机构）是赢家，而绝大多数分散股民是败家。几翻炒起跌落之后，真相渐明，社会信心大失，必然陷入一蹶不振的危机状态。

   

五、中国涉外经济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期的招商引资、合资合作，大都是以高外汇汇率、高定价进设备作股的，外方一般还垄断销售结算权；中方一般配套土地和流动资金贷款，以低人民币汇率计价。后期，中方经过长期廉价劳动、廉价资源、廉价商品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现在，巨额外汇储备又受到外币贬值的不断打击。外汇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又同时打击中国出口业。中国经济进入福利外流，恶性循环的窘境。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合资合作，独资、来资购股、并购等等，这些过程回头看却都似外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入侵：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现代管理能力，中国的制造业不断被收拾、归拢、纳入国际产业分工序链，并被压入硬成本环节，即劳动力和原材料环节。所谓“两头在外”：知识产权、产品设计、标准化管理、核心关键技术（构件）等环节在外；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环境等环节属我；产品包装、商标。广告、分销等环节又由外掌控。凡风险大、成本高、利润微的环节属内，凡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环节属外。产业劣势已经形成。此外，国际资本对中国现代服务业也已觊觎良久，早有渗透，现代零售业已大部被吃掉，银行、保险、通讯、物流等行业的经营空间已不断被抢占。2008年是中国服务业入世保护期的到期年，外资侵入势头更强。所以，今年在出口凋萎的情况下，外资进入速度却增长26%，说明了这种实际情势。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对上述情况有深刻的阐述。

    中国的出口总是廉价，中国的进口总是昂贵；国际资源能源涨价经常对准中国需求；中国食用油加工业也被悄悄吃掉；中国海外资本投资还经常被套住；中国很多富人和有些贪官还将资金向外转移等等。总之，中国涉外经济处于被剥削、被控制、福利外流的不利地位。
   
   

六、中国市场经济监管不力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也是自由竞争经济，它的正常运行必须有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即完善的法律法规；同时还必须有相应的政府机构依法严格监管，以保证为各市场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保证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则，能够得以实行。

    但是，政府监管权力能否正确运用？这又靠现代民主政治监督来予以保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这三件事情是一种连环的关系：市场经济有活力和效率，社会发展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运行需要政府监管；政府监管须要民主政治监督。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及其监管和执行机构日益建立、健全起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十多年来政府的市场监管行为却不尽如意，监管不力甚至监管腐败的情况一直严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某些行政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某些管理部门割裂、行业利益保护、行政垄断做法遗留；政治体制改革尚且滞后，民主政治监督机制缺乏。监管不力或监管腐败，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至少造成以下恶果：市场准入不公，各种行业保护、行政垄断盛行，如能源、交通、通讯等行业垄断犹甚；生产安全技术标准执行不严，黑心矿主草菅人命，矿难不已，各类生产事故频发；食品药品质量监管不严，恶性中毒事件连连；建筑工程及设施安全质量监管不严，“豆腐渣”工程颇多，社会生活安全隐患很多很大；市场运行秩序不良，坑蒙拐骗、恶意拖欠、假冒伪劣等行为和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资本市场信息不真，庄家操控等痼疾难除等等。

    以上情况使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质量大受影响，市场关系扭曲；也是酿成前述二元经济结构（即强势经济部门、弱势经济部门）病症的温床。

杰亮

七、中国经济体系具有“上吸性”
   
    这里说的上吸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前述二元经济结构当中，强势经济部门通过垄断资源、操控市场、推动物价上涨等手段不断抽吸下层社会及广大弱势主体的利润。二是几经改革后形成的国家财税体制，具有强烈的上吸性。

    首先，国家通过发行货币，核销国企及银行坏帐、分赐大型建设项目等途径，支持强势经济部门扩张，创造巨额利润，然后国家又从中吸取利税，形成巨额财政收入。这是一种国家财政与强势经济部门连动的上吸形式。

    其次，国家还通过分税制的形式将财政收入不断向上集中，例如关税、重要资源、能源及大型国企的税收掌握在国家财政手中；增值税的大部分（75%）也掌握在国家手中；其他税利收入在各级地方财政中逐级留成，也是越向下比例越小。

    第三，国家的许多部门及行业管理还实行了逐级垂直管理的形式，由此将很多税费收入直接集中到省及中央财政手中。

    这种上吸机制，形成了上大下小、上实下空的财政体系。这种财力结构使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国家建设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社会经济运行对国家依赖性太大，每逢萧条，就靠国家投资、上项拉动。国家投资、上项又与强势经济部门结合，再助长下一轮扩张和危机。如此使国家陷入经济周期漩涡，难以自拔；使国家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的辅助性、中立性、超然性和科学性难以保持；进一步造成市场扭曲，并埋藏更大危机的祸根。这种财政结构还进一步助长了权力腐败，“跑部钱进”成了各下级政府的心经。
   
   

八、中国经济危机的治疗

   
    中国经济危机应该标本兼治。除了科学审慎地运用财政及货币等克服周期的政策措施外；还应该深化体制改革以剔除各种垄断弊端；加强科教以提高产业素质；推进政体改革以健全社会管理；等等。

    1、拉动内需措施不要操之过急，要注意保护市场机制、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科学规划、科学决策、平稳实施。防止与强势经济部门藕合，又造成人为的市场波动。

    2、大力推进民生项目建设。要多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服务设施、医疗诊所、居民区街道、绿地、文体场所、垃圾污水处理场所，电力、交通、通讯设施的“最后一公里”即使用端口等等。要及时推进免费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伤残、灾害、失业、最低收入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些措施惠及面大，补救市场缺陷，也能扩大内需。

    3、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广大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属于前述弱势经济部门，它们数量大、面积广，劳动密集，吸纳就业多；利润率低，几乎只挣“功夫钱”，惠及广大消费者。因此要切实对它们减免税费负担；要为它们的生产场所、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提供支持，不能只搞检查、关停等生硬措施；要对它们提供科技、培训、技术改造、安全生产、产品优质化改进等方面的投入支持；要为它们提供公正管理和司法服务，为它们创造宽松、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等等。

    4、安居工程不必多开新的建设工程，可以通过适当引导房市降价，挤出泡沫，使房价回归正常；将现有滞销的房产存量卖给百姓，惠及百姓。国家可以设专项补贴帮助百姓。房产商也可间接受益。

    5、提升、授权香港证监系统为全国证监管理中心。解职、重组内地证监体系，引进管理及制度资源，重建中国资本市场监管体系。消除、消化现存的各种弊端，杜绝庄操，逐步提高上市产业素质，保证资本市场公正、健康运营。

    6、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快斩除、剔除各种行业垄断、行政垄断的恶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行业管理部门、机构及人员队伍，这些年改头换面，又经营又管理，如各种交通运输公司等，横亘于市场体系中，成为垄断性既得利益团，危害极大，严重伤害自由市场秩序。必须下大力气逐一清查、铲除之。同时，稳步培育真正的民间行业自组织体系。还要深化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扩大地方自主权。

    7、努力加大反垄断力度。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反暴利法、质检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强化监管责任，提高执行力度等。还要坚决有效打击各种权力腐败和黑恶势力等。努力控制强势垄断部门，消除滞胀因素。

    8、推进司法独立。进一步提高各级法院级别，使其与政府同级和并列，直接对人大和社会公众舆论负责。由此提高法律权威，加强司法监督力度，督促政府做好各类市场监管工作。

    9、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民主政治监督，进一步促使政府公正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根据条件，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试行以下方面：赋予政协维宪监察权，强化政协审议功能，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建立人大代表竞选直选制度，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制度等，以提高人大立法、表决质量及监督力度；实行县区政府首长竞选、公选和直选制度，扩大人民和社会监督力度；进一步实行新闻媒体自由和信息公开、政治透明的体制机制，为大众监督创造条件，推进社会公正；等等。

    10、不遗余力地加强科技和教育，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劳动者素质和产业素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产业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培养经济发展后劲。

文章来源:「天益网」(2009年2月13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2-15 13:59 编辑 ]

杰亮

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述评，各国政府也相继匆忙地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应对措施”。然而，我们真正找到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吗？回答是，只是找到了一部分根源。由于实际上并没有找到导致经济危机的全部的根源，就注定了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中的一部分是有效的，比如对实体企业的帮扶，改善民生的举措等；而另一部分“应对措施”则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虞，比如刺激股标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对于前者，我们感到高兴；而对于后者，我们只能这样形容和议论：如果一位医生不去确诊患者的病根在哪里，继而针对病根制定治疗方案，而是挽起袖子、操起家伙就针对表面病征打针吃药，这样做的效果可能有四种：一是碰巧把病治好了，这是医生和病人都愿意看到的；二是暂时地消除或减轻了某些症状，对病根并没有产生作用；三是把病情搞得更加严重了，比如打针吃药多了，肝脏也出了问题；四是整治成了慢性性，以至于患者经常复发疼痛，无休无止。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发生，其实是以下三大原因及它们背后原因的长期积累和相互作用所导致的：一是传统实体产业中的企业盈利状况不佳及其背后的原因，二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及其背后的原因，三是财富导向政策失误及其背后的原因。其中，第三点是最为核心的原因。只有对这三大原因及其背后的原因（尤其是第三点）进行了认真分析，我们才可能真正地找到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由于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上述三大方面，应对经济危机和保证未来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经济措施就应该是全面地“对根下药”。具体说，需要从三个方面来付出通盘努力：一是要有一揽子的指导和帮助企业盈利的措施，二是要有一揽子的真正有效解决需求不足的措施，三是要有一揽子的校正和防范财富导向失误的措施。民族复兴，匹夫有责。以全民族的智慧和勇敢直面现实，才能开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更加辉煌的篇章。本文原标题为:「快点醒来吧，中国经济——当下经济危机的根源探索和对策思考」

中国经济——当下经济危机的根源探索和对策思考

作者：张诗信

问题的提出

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快一年了，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了早日消除这次经济危机导致的阴霾，我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或连贯或零散或追求长效或只求短效的挽救市场、振兴经济的“应急措施”，比如降低存贷款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企业货款、上马大型基建项目、降低个税起征点、调整商品出口退税率、不断释放正面信息刺激低迷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国家领导人亲自呼喊“信心”，等等。然而，金融危机的“胡蝶效应”还在发挥作用。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被伤害的经济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出现好转；悲观的观察家则放言说，经济危机将会持续三到五年。

这次经济危机是十分可怕的。它使数以万计的企业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另一些企业虽未至破产程度，但其经营业绩也是每况愈下；它使无以数计的人们失去了赖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并使数以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了重大社会问题；它使广大的民众不得不尽量节省各种开销；它使许多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出现了潜在危机；它使亿万中华儿女期盼已久的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染上了一层愁绪……

更让人忧虑的是，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国内部分经济学家一直在用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各级政府更是在积极地用相似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危机所带来的各种现实和长远问题。殊不知，用导致问题的思维来解决问题，从来不可能产生长期的好效果。

尽管中国人在过去三十年中间特别是近十年来，一直在批判地接纳西方的经济理论，但一个事实是，中国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经济理论。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的完整的指导经济实践的理论，就使得我们只能以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来思考和规划中国经济的运行方式和方向。有著名经济学家在许多场合下讲过，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在“在马背上画白条”。“在马背上画白条”的目的是要先把“马”变成“假斑马”，等人们的视觉和心理适应了以后，再用“真斑马”代替“假斑马”。这或许可作为中国没有（或不需要有）自己的经济理论的一个证据。因为，“在马背上画白条”只是权变之术，这种权变的目的十分明确——要得到业己相中的“斑马”。

由于没有自己的经济理论，或者说只是用“在马背上画白条”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其实质动意是要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最终建立像西方尤其是美国那样的经济社会。这样做的一般理由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悠久历史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成功的现实，证明了西方经济理论的正确性，我们没有必要制造新的不一样的经济理论。但问题是，假定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本身运用到现在已经部分地过时了、无效了（不然，“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模型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为什么还是发生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呢？！），而我们却要像它们一样用那部分无效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来解决我们的现实经济问题，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就像治病一样。某君过去犯了感冒，搽拭了一两次红花油感冒就好了，等到他后来又犯了感冒，因为有了过去搽红花油治好感冒的经验，便以为继续搽拭红花油就一定会治好感冒。问题还在于，我们看到别人曾经用搽红花油的方式治好了感冒，便确信或虽有怀疑也宁可相信红花油就是妙药，以至于自己得了感冒，甚至不管自己是不是得了感冒，都用红花油来搽。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2-15 13:59 编辑 ]

杰亮

这次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西方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抑或是“华尔街精英们的贪婪”导致的。他们一致的思维逻辑十分清晰：次贷危机导致了信用危机，信用危机导致了金融机构的亏损与倒闭；信用危机、金融机构亏损和倒闭导致了流动性紧缩；流动性紧缩导致企业资金链紧绷或断裂，进而导致一部分企业倒闭。这些问题加总起来，又致使人们对未来的信心降低，信心降低导致股市下迭、房价下迭、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下迭，又进一步致使人们的信心降低，于是捂紧腰包不敢消费，进而导致更多的企业倒闭或出现生存危机，更多的企业倒闭或生存危机，又使前述一切雪上加霜。而这一切的一切，之所以出现，他们的解释无非是三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面对西方经济学家的解释，中国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所持的基本态度是“默认”（赵磊）。

人们要问：上述认识是正确的吗？我们的回答是：毫无疑问完全正确。但问题在于，这些只是这次经济危机的症状或部分原因，而不是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只是危机的症状而不是根源，如果经济家们只是呼吁针对症状而下药，政府部门也只是针对症状而下药，指望全面和彻底地解决经济危机问题是不现实的。即便消除了症状，由于病根还在，迟早还会发作的，甚至可能出现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本身会为新的一轮经济危机埋下“种子”。对此，我们说，中国已经有了今天这样的影响力，面对肇始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为了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也为了全球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应该对此次危机作全面和深刻反思。

我们的分析显示，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三个：（1）企业盈利状况不佳；（2）社会有效需求不足；（3）财富导向政策失误。而这三个原因又是互为因果的，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没错，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长期地相互作用和不断积累才使得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终于爆发了，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至今还没有找到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所带来的问题的办法。

既然找到了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只要针对这三大根本原因来寻找对策，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已经导致和将要导致的种种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如果我们无视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三大根本原因，不针对这三大根本原因全面寻找对应策略，而是继续东施效颦似地用西方的部分已经过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经验来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危机导致的痛苦还将长期持续，甚至可能使中国经济在未来若干年里依然问题重重。

危机的根源分析

需要首先说明，前述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三大根本原因是不大好分割开来看待的，因为它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一个原因背后还有复杂而微妙的原因，每一个原因又都与其他两个原因相互关联着且相互促进着。不过，如果一定要对它们的关系加以描述的话，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情形类似于汉字里的“大”字的架构。“大”字由一横、一撇、一捺三个笔画构成。在此，“财富导向政策失误”这个根本原因类似于“大”字的一横，它“管”着一撇和一捺，并为一撇和一捺所支撑；“企业盈利状况不佳”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两个根本原因类似于“大”字的一撇和一捺，它们既支撑着上面的一横，又受制于压在它们头上的一横。

之所以拿汉字里的一个“大”字的架构来比喻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三大根源，有两层考虑：一是比较形象，容易形成记忆，并给大家营造了想象的空间；二是，经济问题事关民众利益、政治博弈、国家前途，是一个大问题，故而用一个“大”字概括之。

下面，就来讨论为什么说前述三个方面是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一） 企业盈利状况不佳

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有许多企业倒闭了，另有许多企业正处于倒闭的边缘，企业的倒闭引发了失业潮，失业潮使经济问题趋于严峻，并引发了或正在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企业大量倒闭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危机已经发生的最主要证据。

面对这种现象，许多人至今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致使企业大量倒闭和濒临倒闭的原因。其实，早在经济危机爆发以前，许多企业就已经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经济危机只是把它们推了一把，使它们提前倒闭了而已。这就像一个已经病入膏盲的人，他的某一两个重要器官已经濒临衰竭，这时如果是在风和日丽的春季，他兴许还能多活几天，可他偏偏碰到的是大雪纷飞的寒冬，因而提前谢世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5 12:32 编辑 ]

杰亮

比如，在经济危机到来后倒闭的珠三角地区的上万家外向型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其盈利状况就已经使它们走到了倒闭的边缘，经济危机只是加速了它们的倒闭。进一步的证据是，远在这次经济危机到来之前，珠三角地区就有大量的企业倒闭，它们的倒闭自然与这次经济危机无关。之所以倒闭，是因为它们没有了利润，又看不到盈利的希望，只好关门歇业甚至为逃避债务、税务和员工工资而遛之大吉。又比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在经济危机到来以后很快到了倒闭的边缘，以至于不得不伸出手来向美国政府要钱。但我们知道，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三年，它一直是连年亏损的。

一个被许多经济学家所普遍忽视的事实是，除了垄断性行业中的企业外，全球大多数竞争充分的行业中的工商企业的产品单位利润一直在不断降低。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单位产品利润下降时，企业通常会本能地通过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方式来保持综合盈利水平。然而，90年代末以后，当众多的企业都在通过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来弥补单位产品价格下降导致的利润损失时，供应过剩的现象也就随之出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生产越是过剩，价格越是下降，企业越是竞相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来力图保证盈利（这跟经济学上的“供给定理”存在着不一致，但愿只是阶段性现象）。

比如汽车业，当每辆汽车的销售盈利率下降时，汽车公司总是会本能地竞相通过增加产销量（包括推出新产品）来维持综合利润，结果是产量更趋于过剩，单位产品的盈利更进一步降低。在过剩的情况下，偶尔也会有企业减产，但随即是其他企业以增产予以填补。家电业、服装业、饮料业、玩具业和工业品上游众多的加工业中的企业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5-2008年间，世界上的许多企业之所以盈利情况出现了“回暧”，并不是因为在供应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也能取得丰厚的利润，而是全球性通货膨胀（其背后的“黑手”是国际金融资本家在金融市场大肆炒作）带来的阶段性效果，即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后，企业纷纷调高了产品售价，其所调高的售价幅度高出了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上升幅度。

在生产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不能继续通过增加生产和销售规模来保证盈利，企业就会变得十分脆弱（过去和当前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其他大量公司的处境就是如此）。这时，如果出现银根紧缩、贸易保护、需求萎缩、政策性工资上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税收和汇率朝向对企业不利的方向变动，就会接二连三有企业倒闭。2007年以来，中国境内的大批企业倒闭就是这样发生的。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到来之前，如果说一部分企业的倒闭在短期内还不足以影响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的话，那么由于大量的企业盈利压力已经到了极限（外向型加工企业平均只有2%左右的利润，其他许多消费品领域的企业的平均利润也只在5%以内），金融风暴发生后所导致的市场萎缩及银行信贷紧缩，就结结实实地给了许许多多企业以致命的一击。于是，人们不愿看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也就出现了。

另有一点需要指出。近几年来，由于生产的大量过剩导致企业盈利能力每况愈下，在企业无望通过继续增加产销量来保证盈利的情况下，许许多多的企业将原本用于生产运营的资金抽调出来作了其他用途，这本身又影响了它们原来的业务，使原本利润低下的业务更加弱不禁风。一些企业为了缓解挪用资金后的流动资金不足，便开始大量地拖欠上游供应商货款，这又导致了上流企业的经营风险……如果企业抽调的资金是用于发展新的实业项目，倒也可能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可偏偏它们是把资金投向了金融市场（特指广义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外汇、商品房地产等。下同）。

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大量的资金涌入金融市场，导致了金融市场泡沫，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导致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又导致企业成本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更糟糕的是，金融市场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一旦泡沫破灭，那些抽调了大量资金投向金融市场的企业就从另一个方向又一次迎来了致命的一击，并殃及到了其他企业和大批的员工。2008年秋季，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位于东莞的香港合俊玩具公司倒闭案就是上述两大方面的因素加总的结果。大量其他公司倒闭的原因大致相似。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5 11:45 编辑 ]

杰亮

还需指出的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大量流向金融市场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大大地延缓了实体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转型和升级进度，使本来可以创新、转型和升级从而迎来利润回归的产业和企业没有及时得到创新、转型和升级。中国消费品领域的许多产业，之所以还停留在90年代末以前那样的低端的价格竞争的水平阶段，应该与此点有直接的关系。

1998年以来，不断有知名和不知名的企业将大量的资金用到了开发房地产项目上，另有大量的企业将资金投向了股票市场，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当扭曲的金融市场的获利预期大于企业所在的实体产业的获利预期时，当金融市场确实一度放大或保全了它们的财富价值时，我们怎么能够期望那此沉迷于金融市场的企业（及其经营者）“回心转意”、沉下心来让其实体企业不断创新、转型和升级呢。

中国自1990年启动证券市场以来，特别是自1998年以后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一路狂奔以来，扭曲的“钱生钱”的财富游戏已经让许多人疯狂了。而且，大凡因此疯狂过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地回到实体经济领域，因为金融市场使他们深信赚钱就是玩游戏，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实体经济中了。这样就从第三个方向给了企业以沉重的一击。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说企业盈利状况不佳是这次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原因的进一步理解，还需要跟另外两个原因联系起来看。

（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生产过剩的另一种说法是有效需求不足。一般的逻辑是：生产过剩相对的是有效需要不足，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的盈利便受到了影响，企业的盈利降低导致企业裁员，失业增加又使得消费性需求进一步降低，消费性需求的降低使得生产进一步过剩，而依靠规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又很难减少规模以适应需求。这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逻辑，也是这次经济危机已经发生的表征或原因之一。但实际上，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要比这复杂得多。
社会有效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政府投资需求、企业投资需求和国外市场需求。出于某种考虑，在此我们集中讨论有效需求中的最基础或最实质的部分——居民消费需求。其他三方面的需求问题特地安排在对策部分予以讨论。

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即中国人的财富总体上是越来越多。那么就要追问，为什么中国人的财富总体上越来越多，却又同时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呢？如果撇开生产过剩本身的原因，而分析财富的流向及效用就将看到，有效需求不足与以下三个现象或问题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现象或问题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财富分配不公是由于财富流入到了少数利益群体手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充分地享受到社会总财富增加带来的应有的好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告诉我们：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消费，富人有钱，但不需要过多地消费。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在去年10月底已经达到了20万亿元之巨。

但这巨大的财富是怎样分布的呢？一位名叫“花猫”的网友曾算过这样一笔帐：“中国有13亿人，平均每人只有1.54万元，不多啊！按20%的人占有80%存款，而80%的人占有20%存款的法则来算，20%的人（2.6亿人）占有16万亿元，平均每人占有6.15万元，也不是特别多啊！而80%的人（10.4亿人）占有4万亿元，平均每人才0.38万元，多什么多啊！如果再用20/80法则来对20%的人和80%的人的存款作进一步地细分，情况就是这样的：20%中的20%的人（0.52亿人）人均存款24.62万元，算是比较多；另外80%的人（2.08亿人）人均存款也只有1.54万元，也不多啊！而80%的人中的20%的人（2.08亿人）人均存款1.54万元，同样不多啊！80%中的80%的人（8.32亿人）人均存款才0.10万元，等于没有钱啊，多什么啊多！”

下文我们将谈到，90年代末之前的中国富人（主要由民营企业主构成）中的绝大多数是将其财富投入到了实体经济产业中用于再生产。90年代末以后，中国以多种方式产生了好几批新的富人。自此开始，随着金融市场的疯狂发展，中国的新老富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其财富投入到了金融市场。

杰亮

第二个现象或问题是，金融市场吸去了大量的财富。虽然中国人的财富总体上在不断增多，但由于人类创造了“钱生钱”这样一种财富游戏，并且游戏手法不断地被推陈出新，以至于将这种财富游戏玩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当金融市场创造了诸如花旗、雷曼、巴菲特、索罗斯等全球著名的神奇机构和个人，以及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催生了许多神奇人物（如中国的吕梁、朱焕良、唐万新、刘波、宋朝弟、宋如华）的背景下，人们手中的财富便大量地流向了金融市场。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率。

对此值得反思的是三点：一是，由于生产过剩，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投资和经营实业风险巨大时且盈利预期不如金融市场时，尤其是在社会价值倾向于崇尚那些迅速暴富而不是基于社会的朴实价值观和历史的道德责任感去评价那些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富豪们时，金融市场又吸引了大量的原先用于实业经营的资金去参与游戏，这就大大地削弱了社会的有效需求。

二是，在金融市场上赚钱最多的总是少数利益群体，这使得社会财富进一步流向了原本就富有的人们。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他们的财富越多，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小。三是，金融市场的繁荣也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中产人士乃至无产人士也涉身其中。本来他们手中的钱就不多，却要拿出相当部分进入金融市场“增值”，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削弱了社会的有效需求。

第三个现象或问题是，普通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导致消费趋于保守。中国人有习惯于或善于储蓄的传统是不假的。但是，动荡的环境、不断走高的物价、高昂的房价、高昂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以及不确定的未来，使得中国普通民众不得不为稳妥起见而储蓄、而谨慎消费，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一部分普通中国人的储蓄目的之一是为了投资，包括投资于金融市场。

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尽管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但来自房地产市场的信息，来自物价不断上涨的信息，来自证券市场的种种诱惑，都在反复在提醒人们，储蓄是多么重要啊！特别要提到两点：一是房地产价格的高企对中国民众消费心理的影响。每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做梦都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房子在以“家”为核心文化的中国人心里面具有极高的份量。然而，要想买一套住房，需要大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节衣缩食才可能做到。

二是中国普通民众对财富的喝求。当来自金融市场的种种利好消息促使他们把准备养老、买房和子孙教育的钱投入金融市场投机，指望生得更多的财富时，他们却赔了、被套了（很多时候是被骗了）。无论是赔了还是被套了，其后的必然选择是，生活得更加节俭。

上述三大现象或问题正是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由于这个根本原因，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在相当比例上要靠出口拉动。由于经济增长高度地依赖于出口，当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的消费萎缩以后，便最大程度地冲击了中国经济。所以我们说，社会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

       （三）财富导向政策失误

上述企业盈利状况不佳的问题以及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均一致指向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政府的财富导向政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财富导向政策”实际上指的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经济政策”。在此之所以把“经济政策”换成“财富导向政策”，是想提请大家注意，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有导引财富流向的作用。评价一项经济政策的有效程度，应该使用两项重要标准：一是这项政策在使谁或将使谁受益，即它是否符合公平原则；二是这项政策对生产和消费是否能够起到或已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即它是否符合“效率原则”原则。（这里所用“效率原则”，特指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长期有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