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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有效地指导行为者在未来过程中的行为，准则必须具备如下三个特点：（1）准则应清楚明了，以便进行恰当的解释；应普遍适用，以便类似的情形可以同等对待；应内容严密，从而使任何人都没有空子可钻；还应是无条件的，从而使任何违犯者都没有借口可资利用。（2）准则是约束所有政党后续行为的一种预先的限制措施。准则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游戏的方式。所以，游戏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允许在事实发生之后单方面地改变这些准则。从政者的动机往往并非始终如一。他们或许在一开始会原则上接受某些准则，但是在情况发生变化之后，很可能会导致他们去修正原来的准则。为了有效地贯彻准则，它们必须能够限制所有政党的后续行为。（3）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保证准则能够得到遵守。尽管当每一个人都能自觉地遵守这些准则时，准则本身会自动生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另一种确保服从的方法似乎更为重要：即外部制裁的威胁。只有通过对违犯者实施制裁，准则才能够持续下去（Wang， 待出）。

当准则在一种政治体制中满足上述条件时，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高度制度化。而只有当一个政府高度制度化之后，民主进程才会成为必然。反过来讲，如果准则（尤其是确定权力范围和界限的准则）模棱两可、失于约束，并且没有可信的实施机制相配合，那么它们对政界人士的选择权至多不过是一种温和的制约手段。在游戏的正式规则与广泛的接受非正式做法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空白区，所以预先程序往往难以起到上述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制度就不能正常地运作，因为当权者可能拥有过多的任意处置权，而其他人却缺乏有效的手段去限制他们。如果当权者在解释和应用准则（法律）方面拥有广泛的任意处置权，他们实际上已经把准则变成了一种控制普通大众的工具。结果，政府的信度就会降低。在这种意义上，一个缺乏法律准则的政体与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      

    4． 激活国民社会      

    20世纪的最后20年见证了国民社会概念的复兴。许多人认为，国民社会在培育、深化和加强民主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尽管不是首要的）作用。国民社会如何促进民主过渡与强化呢？Larry Diamond引自Huntington的解释虽然简短，但却一语中的：     

    国民社会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民主功能就是"为限制政府权力提供一个基础，所以就为社会控制政府，也就为民主政治机构作为实施这种控制的最有效的手段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完成过渡之后，其内容包括对正常的民主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检查、监控和限制，并促使国家对法律和公众信赖政府的期望负责。(Diamond 1999: 239)      

    如果说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一个崇拜国民社会的浪漫时代的话，那么最近几年可以说已经演变为一个反思的年代(Diamond 1994b; Foley & Edward; Berman 1997; 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7; Rieff 1999; Carothers 1999)。在铭记着国民社会对于民主的深层次正面价值的同时，人们如今已经开始意识到：一方面，国民社会决非是一个充满和谐的天堂9；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远比那些粗俗的国民社会理论大师所想象的复杂得多。根据本文的目的，我们重点讨论后面的反思年代。      

    在今天，甚至某些对国民社会所具有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深信不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政府与国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授权"或"协同作用"，而不是一种通常所说的"一方得益一方受害"（Evans 1997）。两者在许多方面是互相联系的：      

    (1) 国民社会至多能够充当政府权力这个"巨兽"的平衡物，但它绝不可能取代政府组织的公共机构。   

    （2）当国民社会作为政府权力的平衡物参与活动时，它应该检查和限制政府的专制权力而不是基本权力。     

    （3）只有当政府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时，国民社会将政府作为对象而作出的努力才有意义。如果政府无力解决任何经济和社会问题，则与之对话就变得毫无意义。      

    （4）只有健全的政府机构才能为国民社会提供一个赖以活动的空间(Motyl 1993)。最近一个时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个有效的政府是国民社会的前提条件。频繁的政府危机往往会导致国民社会的退化而不是复兴。反过来说，当政府相对强大并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时，国民社会更有可能繁荣起来(O'Donnell 1993; Chazan 1994; Shue 1994)。事实的确如此，"正如现代市场依赖于与一个可预见的制度框架相融合的经济决策一样，'国民参与'也更容易在个体公民和群体组织之中活跃起来，特别是当他们有一个主管部门作为其对话对象的时候更是如此"(Evans 1997)。     

    （5）国民社会能够推动政府管理能力的改善。当国民社会与政府双方都比较强大时，前者本身的活力可以使得公民更忠诚于因而也就更服从于后者(Diamond 1994b) 。用Putnam的话来说，"国民的联合程度与有效的公共机构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强大，则政府强大"(1993: 176)。     

    假若如上所述为真，则可像Evans所做的那样得出结论："国民社会能否出现持续的兴旺时期，完全取决于能否在政府内部同时建立起健全的、精干的、有组织的对话机构……面对一个无能且复杂的政府，所作的任何[一项]努力都只能使国民群体达到自己的目标更加困难，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国民参与的积极性。"(Evan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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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     

    出于三方面的原因，民主制度尤其是一种成熟的民主制度，必须提供某些基本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才能够获得持续发展。首先，许多人拥护民主并不是由于民主本身的缘故，而是作为解决他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包括政治危机以及社会和经济危机）的一种办法。其次，民主化有可能提高公民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从而解决公平待遇问题、减少社会风险、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平等程度。再次，民主制度本身为人民提供更多的自由、机会和力量以推动政策的调整。      

    例如，为了使社会更加人性化，一种民主体制必须能够调控市场，以消灭或至少能够限制市场可能带来的损害。正如Robert Dahl所指出的，"民主几乎必然会造成某些经济秩序的破坏……[其中包括]严格的自由市场经济"（1993）。否则，放任自流的市场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公平和混乱，这些恶果反过来又会削弱政治体制的基础。     

    不仅如此，在以严重的不平等为特征的社会里，一个民主政府需要作出努力，通过某种形式的再分配或多或少地缩小"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事实上，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无一不设立了严密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使其社会更具凝聚力。一旦一种民主制度无法为大部分人口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它就会变得在政治上非常脆弱。      

    调控和再分配只不过是两个简单的例子。更一般地讲，如果一种民主制度被认为不能提供诸如外部安全、国内秩序、司法公正、基础教育、预防传染病、对市场机制造成的伤害作出补偿和对显著的不平等现象作出调整等一系列基本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则其糟糕的政绩就会越来越引起人民的不满，并最终导致政府的权力危机，甚至还可能造成民主制度的解体（Linz & Stepan 1996: 12-13）。10随着一个短暂"蜜月期"的过去和"对独裁统治失败的记忆消失之后"，这种危机将会不断增加(Huntington 1993: 10)。11      

    只有那些具有强大能力的政府才能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有所建树。出于与民主制度相协调的考虑，政府也愿意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也许就是Linz & Stepan（1996）和Przeworski（1995）都一致认为政府的效率和有效性是民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关键因素的原因。     

    简而言之，如果一种民主制度要想成功地运行并持续下去，政府必须能够确定它运作的社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并维持一种基于准则的政体，激活国民社会，并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只有那些有效的政府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就根本谈不上民主管理。      

   

四． 政府的有效性如何影响民主的强化？  

   

    在"有效的政府是可持续民主的前提条件"这一真知灼见的基础上，我们要在这一部分推出几个关于民主强化的有利和不利情况的命题。12它们大多数都是由其他人在过去提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支持假设和逻辑不一定同我们的相一致。对我们而言，影响民主强化成果的关键的调整参数就是政府有效性的程度（由第二部分所述的六种能力来衡量）。政府有效性的程度越高，民主强化的难度就越小。反之，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只要政府缺乏基本权力，则民主制度就不大可能正常运行并持续下去。当然，政府有效性只是民主强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一个有效的政府既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不民主的。     

    命题1：民主化可以不需要任何特定的先决条件，但一个有效的政府却是民主强化的前提条件。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表明，民主化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包括像蒙古、阿尔巴尼亚、毛里塔尼亚这些被认为"最不可能和最不期望发生的国家"，但是，巩固的和稳定的民主制度是很难找到的，因为第三次浪潮波及的许多国家都没有有效的政府（Carothers 2002）。      

    命题2：在那些政府与政治体制在旧体制下彼此明显不同的国家里，民主强化更可能获得成功。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原来的体制模式已经决定了政府机构的特点。在某些体制下（例如苏丹式体制，通常由一位政治强人或极权政党实施统治），体制和政府实际上并无分别。所以，当民主化进程开始后，政府机器可能会随着旧体制一起垮台。无政府状态使得新民主化国家必须面对一系列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反过来又使得民主强化过程极端艰难（即使还没有变得完全不可能）。在伊朗，沙赫（Shah）统治下的体制就是一个例证（Fishman 1990; Shain & Linz 1995）。   

    命题3：过渡过程越混乱，则巩固民主制度就越艰难。      

    对政府能力破坏程度最小的过渡形式更容易产生巩固的民主制度。过渡可能由旧体制下主张改革的官员或由反对党派发起，而过渡的形式可能是渐进的、和平的，也可能是激进的、暴力的。仅就民主强化问题而言，改革派发起的过渡（如西班牙和韩国）要比反对党领导的过渡（如菲律宾）更为可取；而有秩序的和平过渡（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则要比革命战争、种族战争或大规模骚乱（如印度尼西亚）引起的过渡更为可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凡是在体制过渡过程中未受触动的政府，它就有利于新体制的巩固；凡是过渡过程破坏了政府的凝聚力和机构等级制度的国家，新体制的巩固会更加艰难（Di Palma 1990; Fishman 1990; Shain & Linz 1995）。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0 10: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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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4：一个社会的差异越大，则巩固民主制度就越艰难。      

    与具有同一性的社会相比，在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社会里巩固民主制度要艰难得多。正如Huntington所指出的，"社会越复杂和差异越大，政治社区的成就与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机构的运行"（1968：9）。因此，与一个全体人民把自己看成是同一个社区的成员的社会相比，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社会的政府建设所面临的挑战要更为严峻。当政府建设不太成功的情况下，在人民中间就丧失了J.S. Mill所称的"同胞情感"（1958：230）。当大多数人口不愿作为其政府建于其上的社区的一部分时，制定民主准则、惯例和制度的问题同Linz & Stepan所称的"政府状态问题"（1996）相比便退居次要地位。政府状态问题的存在可能会以两种方式破坏民主强化的进程。第一，为解决政府状态问题，新建立的民主化体制必须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来培育民族统一性，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其巩固民主的艰苦努力方面转移出大量的稀有资源和宝贵精力（Kuzio et al. 1999: 6-7）。第二，"解决政府状态问题的某些手段内在地与民主精神不一致"(1996: 29)。13

命题5：国家越大，则巩固民主制度就越艰难。

     

    这一命题与前一命题部分相关。根据统计学，人口众多必然会带来更大的差异性：社会越大，它就越有可能包含更多的宗教、人种、民族和语言群体，这就增加了治理的难度。除了差异性问题，大国还有可能面临垂直融合与水平协调等一系列问题，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有效性。的确，现有的经验证据表明，治理的质量与国家的大小密切相关（Treisman 2000）。所以，大国民主制度的巩固要相对困难得多。14      

    命题6：稳定的民主制度在古老的国家中要比在新兴的国家中更容易形成。     

    一个国家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在培养国家忠诚方面取得成功。反之，新兴的国家则很可能面临国家建设方面的挑战，除非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个文化近乎统一的民族。这种民族和国家之间近乎完美的一致性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是十分罕见的，尤其是那些非洲国家更是如此。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经验上来讲，一个新兴国家在能够解决民族统一性问题之前，几乎不可能建立并巩固民主制度。但是，如果赋予国家建设以优先权，那么至少在目前，不仅民主不可能出现，就是出现了也不可能稳定（Linz & Stepan 1996）。即使新兴国家马上选择民主化和民族统一国家的道路，其巩固民主的机会也要比相应的古老国家小得多，因为前者将随时要面对后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断解决这些困难所付出的昂贵代价问题(Huntington 1968: 397)。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大多数稳定的民主制度依然属于那些在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国家。     

   

五． 启示

     

    本文的核心论据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如果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对于那些民主改革者来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在民主化的进程中破坏或削弱政府机构的作用都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在那些政府根本不存在或极端脆弱以至于无法实行民主化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当然，在民主过渡期间，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必须改变，但政府权力本身却不应被削弱。民主改革者不应一味地试图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是应该更加努力地在原来属于空白的领域建立起新的全国性政府机构，在原来薄弱的部门进一步加强政府的能力。      

    对于民主改革家来说，还应该在研究民主过渡和民主强化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政府建设问题，这是出于另外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凡是缺乏政府有效性--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的地方，都不能通过民主实践本身作为补充的手段（Emerson 1966: 7），而是必须通过特别的努力来加强政府的能力。其次，与其他类型的体制相比，民主体制可能需要一个更有效的政府作为其基础，因为这样的体制往往允许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竞争。非民主体制或许能够在政府建设的低水平上维持下来，而一种发挥作用且持续稳定的民主制度却只有在存在一套有效的政府机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生存，否则，它就无法面对由于自由化和民主化而带来的新的挑战。最后，民主化的过程会释放出各种力量，而这些力量往往会对体制本身造成巨大的压力。例如，极权主义的垮台会引发领土的分裂；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会在新的政治环境中骤然暴跌；不断上升的期望值会压得政府喘不过气来，远远超出其应对能力；原执政党地位的动摇会使政府和社会陷入混乱，因而形成权力真空；争取更广泛基础上统一（公民权利扩大的结果）的呼声会使原来处于朦胧状态的地区、种族、阶级和宗教矛盾趋于明朗化，有时还会引起反抗(Przeworski 1995)。   （黄福武 译）

   

参考文献：略

   

注释：

    1 2000年6月26至27日两天，在华沙举行的一次庆祝民主扩张大会上，作为大会举办者之一的美国国务院曾声称："民主政治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国务院认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世界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民主革命"。目前，在现有的192个国家中，有120个国家已经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占世界总人口的80%。  
    2 根据Linz和Stepan（1996）的理论，除了国民社会，还必须同时具备其他四个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条件，以便通过一种民主制度将其融合在一起。这四个条件是：政治社会、法律准则、政府官僚和经济社会。  
    3 本研究的目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由于重点论述的是政府有效性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本文既无意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的政府建设比其他国家更为成功，亦不愿涉及如何才能加强政府权力的问题。  
    4 关于非民主政治体制的分类，可参见Linz & Stepan(1996)及Brooker(2000)。
    5 所谓物质力量的垄断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假设。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其政府不可能在实际上完全垄断力量的使用。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实施一种合法的垄断，但这种垄断是针对大多数人民认为政府应该享有垄断权而言的。  
    6 关于法国在这方面的例证，可参见Weber(1976)。
    7 在英语及所有其他的欧洲语言中，"统计学"一词大约出现于1800年稍前一点，意为"关于政府的数据"（Mann 1993: 361）。  
    8 为何在全世界许多领土上并未出现这样的政府，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显然无法在这篇短文中予以讨论。如前文所述，本文的重点旨在探讨政府的有效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9 国民社会中的行为者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某些人可能为高尚的目标而奋斗，但大多数只不过属于目的单一的群体，往往为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而忙碌。后一种人的大量增加"将阻碍代议机构的正常运转，并逐步歪曲政策方向，使之更有利于富人和老关系户，或者说得更白一些，即'业'内人士"（Carothers 1999）。不仅如此，当制度环境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一个强大的国民社会甚至无法保护现有的民主制度，更谈不上建立和巩固新的民主制度（Berman 1997）。  
    10 然而，Weil(1989)认为，政府的糟糕政绩虽然会造成信誉危机，但不大可能引发权力危机或直接摈弃民主制度。  
    11 Pierre du Toit(2001)指出，"在1994年南非的'奇迹过渡'即将结束时，由于受到积极思维的冲击，我们曾一度对民主强化进程的前景非常乐观。但是，从此之后，似乎许多事情都出了问题，而其中大部分都与政府机构的政绩有关，尤其与那些负责提供公共安全的部门有关。"  
    12 限于篇幅，我们甚至无法用最基本的方式来验证这些命题。
    13 1971年，Dahl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亚文化多元化的程度越高，则一种政治体制就越难以实现民主，可以说基本如此。在他所研究的114个政体中，有58%的亚文化属于低程度的多元化，36%属于中等程度的多元化，而只有15%属于市场多元化的是多头政治或近于多头政治（1971：110-111）。  
    14 Dahl & Tufte(1973)和Diamond(1999: 117-160)发现，在非常小的国家里，[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发生率要高出很多。另一项研究表明，就民主过渡预计的发生率而言，小国要远远高于大国。有趣的是，如果一个国家既不太大同时又是岛国，则预计其成为民主国家的发生率甚至还要高（Ott 1995）。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因为统治一个由于自然原因而免遭外国入侵的小岛总是要相对容易一些。或许，我们应该提出一个相关的命题：在那些治理能力受到的挑战较少的国家里，发展和巩固民主体制要相对容易一些。

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2009年2月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0 11:14 编辑 ]

杰亮

中国大陆关于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十年文献考察评论

一. 前言

众所周知，在1978年中国大陆采取开放改革政策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尽管政治学的一些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政治这两们学科里得到保留，然而，它一直处于被革命理论虚无化的状态。1979年3月邓小平作出要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赶快补课”的讲话（页180-181），从而恢复了政治学在学科设置中的合法性。但是，重新成立的政治学不仅要面对赶快补课的问题，比如学科重建，培养科研人才，引介外国的研究成果，尽快生产自己的成果，等等；同时它还要面临一些国际同行，尤其是东亚社会同行，在其没有被历史断裂的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政治学未来走向的一些根基性问题，其中就包括本文所探讨的本土化问题。

中国大陆的政治学从建国以来学科建设的停滞不前，到历劫余生，再起步抖擞上路，重新处理一些西方政治学在一百二十多年前早已着手的学科基础建设工作，“几乎要从头做起，百废待兴”（汝信，页4），再到应对所有后殖民时代国家都在探讨的本土化问题，其面临的复杂处境可想而知。欲理解中国大陆学科的发展，我们必须予以高度的同情了解，尤其是相对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政治学因其“政治”，其起步就更显艰难。然而，即使远在美国，那里拥有中国大陆以外最庞大的中国政治研究“工业”，但它在美国学界的尴尬位置、中国学人在当中的边缘处境，近数十年来多少大师都在反思和呼吁中国政治学应有自己的理论。 因此，即使中国大陆政治学界意识到自己面临的现实限制，然而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在大量引介国外同行的经验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这些问题：本土化的政治学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本文旨在阐述和论析中国大陆有关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我们将聚焦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的相关文献上。之所以选取这个时段有以下两个原因：一，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愈来愈多的从西方学习过的政治学者回到中国大陆工作。新回来的“海归”自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们在西方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现实的研究上，所产生的“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自然加重了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对那种被指控为硬套西方理论以解释中国经验的“洋泾滨”方法的疑惑。于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二元思考变得更为突出，政治学界自然不会自外于这种普遍存在的碰撞的思考。二，中国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政坛、经济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前所未有地集合多种矛盾的混合体，使得中国经验成为了知识界不能忽视的一个现象。

面对这样一个有着高速经济发展的国家，面对这样一个集合多种矛盾的混合体，任何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研究如果要做到真正的具有普泛意义，就不能忽略中国的经验。就此新兴、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西方（甚至美国）有关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也谈不上能提供甚么霸权论述。在这迄今还是比较苍白的一个领域，中国大陆学者是否能藉此在理论上做出贡献，将是任何本土化论述的一个尚佳历史契机。因此，本文将论析的对象集中在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以期能展现以上两个重大气象如何体现在新一代的本土化反思。

一般而言，涉及本土化论述的研究有两类。一类是将本土化论题在自身的特定研究中表达出来，而其本身并不以“本土化”为其论题，但却实质地介入本土化的问题；另一类是反思性的，即直接以本土化为研究议题。本文以后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略及前者）。我们在中国大陆藏量最大的文献索引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按“政治学中国化”、“政治学本土化”、“政治学 ＋ 中国化 ”和“政治学＋本土化”等检索词去搜寻收集原材料，筛选确实切题者，旁及其相似文献、读者推荐文献和被引用文献 。基于上述的问题意识和文献类型的选取，我们在下面将围绕几个方面去阐述和论析：自主性的反思；对政治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如何理解体制与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资源与限制；针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经验的反省；关于政治学理论、政治学方法论与本土化或“中国特色”的思考。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1 08: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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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土化的讨论

我们此前强调必须同情了解中国大陆政治学响应本土化的讨论，因为就我们所检察的文献看来，相关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其实，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本土化研究的次领域上，也表现在整体的政治学研究当中 ――

“当今中国，真正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层，对解决现实问题有一定帮助的，恰恰不是中国的政治学家，而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就连新闻记者的作用也强过政治学者。作为搞政治学的，听了这话真是感到汗颜！”（王金洪等，页54）

这种对学科现状的不满常被提及（张国清，页28；吕嘉，页46；王浦劬，页41）。整体研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本土化思考。要迎向我们所关注的本土化呼召，不仅需要深厚的学科素养为基础，同时也需要高度的自觉反思能力，它可以说是政治学研究中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其困难度可想而知。

1. 自主性的反思


我们认为，本土化讨论首先是一种对自主性的思考，它是对学科本身是否独立自主的严肃反思。但这种自主性思考不一定得出“本土化是可能”的结论。结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一种一元的知识论，其命题的真理具有排他的普泛性，如政治学的行为主义；也可以是多元的知识论，认为真理是多元的，如政治学中的后行为主义以及背后支撑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现象可以是纷繁复杂和多元的，但是解释它的知识则可以是一元的或者是多元的。这点本身已经触及到“本土化是否可能”这一核心论题。

然而，无论本土化讨论的结论如何，无论它会否导致“本土化不可能”的结论，讨论中表达的自主性思考就是本土化议题背后的根本问题意识。它要求主动反省赋予自身的前提，更要求反省那些强加给自身的前提 ―― 无论这些前提是外部因素导致的（如一国的政治体制），还是内部学科给予的（如外国同行给定的权威研究范式 ） ―― 前者导致学科被奴化，后者则导致学科被矮化，两者的结果都是一致的：没有自主性。本土化的思考很自然地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述：本土化是抗拒被殖民者的一种自我反思的说法。（王绍光，2002），对一切后殖民社会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它表达的不应仅仅是一种自我期许、自信和自觉（胡佛，2002），更应该是对自主性的追求。自主性的追求应先于本土化是否成立的讨论。


在一份针对2000-2004年CSSCI收录的政治学文献的统计分析，严强等（2006）充分表达了对数据背后的低度本土化的忧心。首先，被引用文献的语种，中文占全部的55.3％，而外文文献加译文文献则占约45％，比例大大超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被引率（约33％）。严强等认为这表明政治学界在开放度较高的同时，“本土化程度较低”。其次，在政治学论文引用次数最多的20本期刊中，有“高达”1/4是外文期刊，而且都是英文期刊，并且全都是美国的期刊，这一现象“再次说明我国政治学研究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第三，在被引用10次以上的期刊论文中，不仅前5名全都是外文论文，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文论文，占超过2/3强。这些资料不仅再一次表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程度较低”，还说明“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没有被广泛地认可”。

最后，作者不无感慨的发现，在被引用次数超过100次的图书中，真正是当代中国大陆学者自己的著作仅有1本，甚至是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被引用次数排在前50名的著作，当代中国学者自己的著作也仅有三本（页88-92）。严强等以上的分析是以客观统计资料为基础的，它有力地让关心中国大陆本土化讨论的读者了解到中国大陆政治学界学术成果生产的动向。他们不仅给出了衡量本土化强弱的一个客观参照系，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本土化的定义，即本土学者对本土学术成果的重视和引用率。中国大陆学人长期以来面对西方学术时表现出一种类似失语症的忧患意识：甚么时候大家写论文时较多地甚至只需要参考本土学者的学术成果，这就是作为中国大陆政治学界实现本土化的一个客观表现。本土学者不需要考究是否有一种知识本身可以放诸四海皆准，它是否可以解释中国的经验、解决中国人自身碰到的问题，是否有一种植根于本土经验、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学术范式，等等；以上问题都会在本土学者只用看本土学术成果之日自然会得到解决。严强等站在国族或国族使用的语言的立场来思考甚么是本土化的问题，背后透露的信息在在引向自主性问题意识：中国大陆政治学界要自主、要发声，不管发甚么声，他者在中国大陆政治学界的视域中不能再成为矮化大家的霸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1 09:06 编辑 ]

杰亮

在我们考察的文献里，运用客观可检验的统计资料来表达同样的针对自主性的忧思尽管不多（实证的统计方法的效用性恰恰是中国大陆政治学界本土化讨论的一个热点，详见下文），然而都高度关注相近的自主性诉求。例如，中国大陆政治学权威核心刊物《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杨海蛟就说：

“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它要借鉴和学习世界各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将其吸收、消化并以民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平等的身份成为世界政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本土化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依托和保障，只有如此，才能拥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安身立命之地。”（页26）

这里以国族学术为诉求的自主性向往不用我们多作诠释。这种渴求在我们所考察的所有文献里都有相似的表达。当然，除了要求能独立自主、与西方政治学界平起平坐外，大多能同时兼顾向西方学习，取其所长的理性要求：“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需要，吸收、借鉴和利用国外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和新方法，同时又要防止‘食洋不化’，照抄照搬，尤其要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政治学，反对西化和自由化。”（汝信，页6）这种语重深长的、注重平衡的期许（葛荃等，页21、22；张英魁，页71-72；贺东航，页53；陈晓东，页45；陈明明，页23；杨海蛟，页23），当中更不乏预设本土化的政治学的强烈愿望（陈晓东，页45；葛荃等，页21；张英魁，页72；杨海蛟，页23；等等）。

我们认为，反思自主性始终不能有一个先验的假定，即预设一种植根于本土经验的多元知识观一定是可能的，更何况作为发声工具的本土化思考本身是否成立尚未了然。在这点上，本文所考察文献大多没有这样明确的主张，尽管在修辞上却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通过本土化、自主性的思考，就意味着有这样一种多元的知识观的存在。

中国大陆政治学界除了针对学科内部而来的宰制所发出的自主性诉求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针对外部因素所给予的限制的自主性诉求。一些政治学者就明确提到经济学在学术研究和指导国家政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陈明明，页21），然而这似乎只涉及政治学自身的薄弱和中国大陆政府偏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政策视野，与政治学学科自主性没有多大关系。倒是其它政治学者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政治现实成为了自主性诉求的外部因素；这种因素，连系到政治现实与政治学发展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节一起讨论。

2. 对政治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1865年4月1日，马克思向女儿表达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座右铭：“怀疑一切。” 怀疑是自主性思考的开始。当中国大陆政治学界开始质疑西方政治学是否普遍适用于中国经验时，大家就给予自己一个自主性诉求，但是这绝对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个更高的学术范式可以统合西方和中国的经验。同理，在我们考察的文献中不少有谈论到马克思主义及其造成的中国政治现实。原则上，这些思考本身并不代表这二者有甚么问题；相反，思考背后的自主性恰恰可能让中国大陆政治学者可以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省，并拓展自身的研究，更好地为政治现实服务 ―― 出谋划策也好、当头棒喝也好。这个无一例外地体现在我们考察的文献中的议题， 具体表达出甚么？

严强等的资料统计，就下列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第一，排在前50名的关键词中，数量最多的是以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关键词，约占三分之一，如三个代表、政治文明、小康社会、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依法治国、村民自治、政治体制改革、以德治国，等等。同时，个别关键词的使用率随着中国的国情而有所起伏。这种现象说明，中国大陆政治学研究非常关注国家的政治实践和重大政治事务，积极对特定时期的政府中心任务进行研究，以为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但是，这种现象也表明中国大陆政治学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过分“政治化”，大量的研究是对执政的“注释”。（2006，页95-97）相较而言，“本土化”、“中国化”等关键词根本没在前50名中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倒是名列第10。

高度的“政治化”还表现在其它方面。首先，被政治学论文引用100次以上的27种图书中，排在前16名的著作几乎都是政治领袖文集，而中国当代政治领袖的文集又居多数，共11本。（表4，页91）这“说明……国内政治学研究常常从政治领袖的文集中寻找‘观点’和‘证据’，带有较浓厚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特征。”（严强等，页95）其次，党政部门、党校系统所发表的政治学论文比例（分别为12.1％和12％）都远远高于法学类文章（分别为9.1％和1.1％）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比例（分别为7.5％和2.7％），政治学中党校系统的发文比例是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中党校系统发文比例的4至5倍。严强等认为这些数据表明“党校系统和各种直属政府的研究机构”已“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界的重要力量。”（页93）然而，严强等并不认为这股重要力量完全是正面的，因为它们与权力机构和当下政治实践过于接近，从而不可能实现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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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强等将以上的现象称为“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化’”（页93）。在确认了政治学研究与政治现实紧密联系的必然关系后，他们明确倡议：要发展作为科学的政治学，政治学研究就必须保持与权力机构和当下政治实践的必要距离和张力，确保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独立性。然而，中国大陆政治学界却始终存在着一个不能不面对的尴尬：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政治现实之间关系过于密切，使得政治学家对政治学问题的思考受到非学术因素的过分影响，有时甚至达到情感因素多于理性因素，直觉和想象力多于理性分析的程度，以至于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没有放到国家根本制度如何体现公正、如何有效实施公正等方面，而是放到了‘决策者’尤其是‘执政者’的意向上。”（张国清，页29）

一方面要跟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要能保持独立自主，如何可能？张国清认为政治学发展之道在于范式转换，即从注重人文因素的政治学（politics） 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s），进而探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范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它要成为一门不“过于注重与政治实践结合”（张的个人用语称此为“人文因素”），同时又有着自己明确学科界限的知识，尽管它与其研究对象（即“党、国家和政府意志”）密切相关，但是它应与后者“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否则它将继续成为“政治实践的点缀”，缺乏“自主性”、“独立性”和自成一体的“社会评价”，并导致人们对政治学的“持久误解”。（页28）而要成就这一点，就必须抛弃导致过分偏向政治现实的“人文因素”，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

如何看待外部政治现实，可能导引出不同的自主性思考。张国清有如此想法，却有这般叹息：那是一个我们无法从根本上给予改变的现实。（页28）在深入、具体实践的层次上，自主性有没有展现的可能？陈晓东主张“研究路径的转变，即从以往的‘政策响应’式研究转向现在的‘制度建构’式研究。”（页45）似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已经在实践中尝试摆脱张国清所说的“点缀”命运，而欲通过积极参与“制度建构”而展现政治学与政治现实如何可以既保持距离，又同时积极响应。因此，所谓的“三农问题”、“政府战略问题”、“转轨国家问题”、“民主建设问题”、“小区政治问题”、“法治社会问题”以及“执政方略”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就成为了探索改变定位的手段。

此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提供了“从批判取向转变为建设取向”（杨海蛟，页24）。与此相呼应，郁建兴明确点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不是现成的，而是解释学的，因为马克思的论述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大多是特定历史事件和特定环境的产物。甚至，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也存在不少矛盾、紧张点、尚待解决的问题以及由于时代变迁需要补充发展的诸多空白。

于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去建构中国政治学的过程中，并不只是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而是在经典所提供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发现”和“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页22）相对于郁建兴的历史主义解读，葛荃等更直接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结果只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成为学习和信仰的对象，而非认识和批判的对象，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学理功能减弱，以致其很难承担起相应的学术责任。（页19-20）


“有趣”的是，在我们乐见杨、郁、葛这类富有自主意识的同行之余，总会同时碰到王一程（2005）这类八股：中国大陆政治学的“补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迷信西方政治学，酿成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规模政治动乱”，所以中国大陆政治学界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国际/西方政治学区分清楚，学科与现实的建设只能以前者为指导思想……，云云；假如将同一门类的“思想”、“主义”、每次党大之后的新提法等等，口号式地列为政治学中国化、本土化的甚么指导、纲领也算进去，王的一类“坚持”绝不是当制前学界的“小气候”了。 要从自主意识发展到凭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实在地去批判改革下的时弊，以至为前景深谋远虑，暂时还是看中国大陆以外的同行的努力。


杨海蛟观察到九十年代以来的政治学研究已是较好地将学术性与政治性统一起来，在处理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时，中国大陆学者显示出较高的“艺术”。（页23）对于能改变和不能改变的事情的区分，人们的确需要智慧，而智慧总是在实践而不是言辞中更好地表现出来。而且，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本土化思考并不一定没有意义。毕竟，政治学在中国大陆的命运“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所处政治环境与宽容程度。”（陈明明，页22）通过本土化思考而获得的自主性反思尽管不能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向，然而它始终透露出在跟政治现实挂钩的同时如何保持独立自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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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七十年代台湾政治学者在社会科学本土化讨论中几乎完全缺席的情况（胡佛，页II），今天中国大陆的同行坚持对本土化的反思，本身就是一种在场的姿态，也是对所谓华人政治学的一个宿命的有力回应。“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化’”也不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所独有，国民党治下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学会的历史证明当时政治学的研究和政治现实之间同样存在紧密的“关联性”，而在讨论政治学系课程合理化时，同样出现强调政治学的教学应“合国情”的主张（魏镛，1992）；台湾在九十年代中之后出现的政治学本土化的呼吁，相信是岛内的政治民主化卷起了本土化浪潮，相应地带动了政治学科的本土化波澜（高永光等，页79）；上世纪初头二十年美国政治科学逐步走离德国、法国的传统而自主、成长，国内的政治和政府的“温和自由民主改革”就是本土化政治学的研究主题（Somit & Tanenhaus，1967；Stein，1995；高永光等，页63-64）；美国政治学和现实政治二者的关系发展到后来，甚至不再是后者给前者划定范围，而是前者给后者引导方向，六十年代强大的现代化学派与甘乃廸时代的国内及对亚洲政策就是好例子（Latham，2000）。

学科的自主意识似乎不可能不是萌主生于本土的历史当中，泾渭之别是不是假问题？水舟相处之道才是真挑战吧？把它放回国际政治学的大历史当中，中国大陆学者的反思绝非孤僻之念，最终“中国政治学如何面向21世纪？21世纪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将走甚么路子，应发挥甚么样的作用? 如何建构同新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学理论范式和学科体系？这是事关中国政治学未来前景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王金洪等，页52）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中国大陆学者不得不承担的责任，这份责任心会否转换为一种有建设性的自主意识？

3. 中国的经验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持续的经济增长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同时也向西方学界提出重新检验自己研究的前提，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不感到来自中国经验的挑战，特别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集中了很多在西方学术看来互相矛盾的面向。进一步而言，中国晚近的发展经验不仅对西方学术界同时也对中国学术界提出了挑战。事实上，西方中国政治学研究学者对此也有点处于失语的状态。对于中国大陆学术界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遇，可以籍此检验本土素材能否成全一种本土化。根据我们所考察的文献，中国大陆政治学界有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学术基础依然很薄弱（王浦劬，页41），发展仍然缓慢（吕嘉，2001，页46），我们看不到对有关研究尝试做出的总结，更看不到对西方同行具体研究的批判。它们大部分都较多地针对从政治学自身的学科建设来探讨本土化的理论问题，而且也因为中国大陆迄今还没有这类成熟的研究计划足以响应这个挑战。

然而，即使就理论探讨而言，如果中国大陆学者都只满足于提出口号 ――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改革在人类政治发展历史上具有独特性”（王浦劬，页41），“从本土化的原则出发，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发展阶段出发思考问题”（杨海蛟，页23），“这些舶来的概念、方法不能简单应用于中国的实践，毕竟它们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西方经验特征”（贺东航，页53 ），等等 ―― 却连指出西方研究如何不符合新近出现的中国经验的批判都没有，甚至连了解西方文献这类基本功都欠周详，那么我们又如何谈得上“吸收、消化……一切优秀成果”（杨海蛟，页26），“借鉴国外先进的”学术成果（葛荃等，页21），指责那些西学“消化不良”现象、“借用西方理论之后根本不做‘本土化’的研究与探讨”（张英魁，页72）？在阅读到中国大陆这方面文献的讨论中这类呼吁性的口号时，我们有时候会有脚不踏地的感觉。

横跨十多年的文献，除了提到一些政治哲学这类难以马上被现实经验所检验的作品外（如罗尔斯、施密特、施特劳斯、哈耶克，等等），我们较难从中找到针对有关这十多年中国经验的西方研究成果的评论。究其实，除了因为基础、能力、进度等技术性问题之外，还有多少是因为政治现实限制了中国大陆政治学者尝试练习使用西方的理论、概念、角度去研究中国经验？先不要说一些差不多不能认真研究的课题如八九民运、文革、法轮功、领土分离，等等，即或我们随便翻开一些近年来在西方特别流行的中国大陆政治分析论文集（Goldman & Perry，2002；Gries & Rosen，2004；Perry & Goldman，2007；Perry & Selden，2003），诸如“公民身分”、“认受性危机”、“权利”与“反抗”或“冲突”或“抗争”……，等等理论、概念和角度，中国大陆政治学者多少能畅无忌惮地高谈阔论练习使用？大家或者可以谈工人的抗议活动，但能像李静君、蔡永顺那样直接分析工人是挑战共产党政权认受性的政治力量吗？（Lee，2007；Cai，2006）鉴此政治现实的限制，我们该如何理解、谅解中国大陆政治学者倡导的吸收、借鉴西方成果的呼吁？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他们念兹在兹的政治学研究必须与中国现实结合的要求，学科的自主如何、何时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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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世界格局及身在其中的中国的快速发展，大部分作者还是有高度敏感的。汝信就指出：

“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国际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紧进行等等，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中国政治学者去研究解决。这是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大好机遇，只有成功地应对了挑战，才能更上一层楼。”（页6）

杨海蛟（页19、25、26），陈明明（页24），以至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浦劬（页41）等都就国际社会发展的新格局，做出如何对待西方学术和挖掘本土资源以作响应或与国际接轨的类似提法。其实，换个角度看，根据他们针对学科内部建设的提法，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他们是如何理解中国经验在新一轮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然而，独一无二的中国经验是不是必须、必然开出本土化政治学？“为何需要、何以成为可能”仍然是有待厘清而未被有力厘清的首要问题 ―― 与西方理论有差别的中国实践，只能说明西方理论可能在解释力上有所不足，却难以直接引伸一套中国化理论出现的必然性；除非强而有据地辩析到西方理论即使经过改进，也无法解决现在存在的中国经验，才能使得本土化理论建构获得基本的合理性。（鲁鹏，页59）

本土化理论的合理性确定了，但怎样将中国经验建构成本土化理论？过程中至少面对两个科学化方法的挑战：其一，以科学化为基本目标而进行的构建中国化理论的尝试，很可能最终或者导致中国政治学理论“美国化”，也即运用中国的经验来查证（verification）、证伪（falsification）或者改进已有的研究模式，过程和结论，得到一个翻版的美国或者半美国理论。也就是说，政治学理论的中国化努力，最终会不会落得一个“去中国化”的结果。另一个挑战可能出现在更初始的吸收、消化、借鉴阶段，在简单意义上进行简单“劳动”，会不会跟读愈多，愈受其累，实际上又是另一种“奴化”？ 前一节提到的甚么“特色”、“主义”碰撞到这一节提到大家对西学认识的不足又或潜在的盲从，本土化的提法是不是没完没了而内涵却空空如也？两难之局怎样破解？洋龙等的主张在这里或许变得饶有趣味（虽然此论提于十年前，那“阶段”却远远未见尽头）：

“在我国，如同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一样，政治学的‘本土化’不仅是基于对传统政治学理论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而且也是对现代世界体系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学术强势所作出的反应。因此政治学‘本土化’不仅是一个学术上的主张，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因素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倡导‘本土化’的同时, 要谨防从一种文化偏见落入另一种文化偏见。我们在超越西方文化制约的同时, 也要超越自身的局限。倡导本土化并不是要排外，它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为整个世界政治学作贡献。因此，‘本土化’和‘中国化’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口号，在我国政治学实现‘本土化’、‘中国化’之后，就要复归到普遍性规则的层面上来，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国际政治学的对话。”（1998，页9）

同样饶有趣味的是，当初我们以为中国大陆这二十年的变化经验跟政治学本土化的提法相遇后会产生一定的成果，却失望而回；但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到好一些中国政治思想与西方理论的交互辩证，却偶有可观之处，而那些中国政治思想并不关当前的翻天覆地，而是上世纪初的“国故”，例如萧公权之于传统政权学转变为现代意义的政治学（杨晖，2005），钱端升将比较政治学中国化（刘剑君等，1998），孙中山对欧美民主理论的改造（张晖等，2006）……，等等；还有数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论钱端升、梁启超、李大钊和青年毛泽东的西方政治学中国化。这当然不是歧途，就反省和检讨西方政治理论“移植”中国，台湾的钱永祥等提出的两大开展方向之一，正是从这批先辈的思想及其形成的历史时代（1993，页29-30）。“国故”在此领域尚且如斯头角峥嵘， 我们希望力陈“本土化”的中国大陆政治学者，就当前的中国经验跟西方政治学的交互辩证，不会反而显得黔驴技穷。

4. 政治理论、方法论与本土化或“中国特色”

关于理论部分，中国大陆政治学界所提出的呼吁都是大同小异，比如在理论上，他们认为基础理论还欠缺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若干理论难点尚未解决，理论缺乏应有的力度，专门理论相当薄弱，基本分析范畴尚需提炼，因此，必须深化政治理论研究，根据实践的发展，实现理论的创新（王浦劬，页40）；理论创新也是政治学发挥应有功能的必然要求（杨海蛟，页24）；理论必须密切联系实际，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汝信，页6）。在方法论上，他们认为分支学科将得到发展，研究更具渗透性和交叉性，而这种趋势集中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学科内部，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静态到动态、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正在逐渐被综合、系统的方法所取代；二是在学术界，呈现出由单科独进、微观深入，向更广阔的视野综合各学科优势，共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转变（杨海蛟，页25）；他们又主张在研究范式上多头推进，突出中国特色（葛荃，页18）；又批评中国大陆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借鉴不够与创新不足两大问题，力陈要借鉴国外先进做法才是中国大陆政治学研究方法取得突破性进度的前提（纪丽萍，页33）；等等。可惜，这些呼吁大多没有进一步的阐发，中国大陆政治学界在这方面的思考何等苍白乏力，从这里可见一斑。

以下，也许是部分可堪参考的提法。

4.1. 从革命理论到建设理论

一种有趣的提法是实现理论范式的一种“总体性转换 ―― 从革命理论到建设理论”。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政治学仍处于以革命斗争经验为基础的革命理论阶段，仍然局限于宏观政治学的范畴中，这种状况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削弱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意义。为了适应中国大陆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中国大陆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应从以革命理论为轴心转向以建设理论为中心；与此相适应，研究方法应该从宏观定性分析的思维模式转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并重，从而建构起中国大陆政治学的宏观、中观与微观三维理论体系。他们强调国家现在需要的不是思想暴力的革命家，而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建设的时代需要建设的理论。（王金洪等，页54）王等的提法见于1998年，然而早在20年前中国即已宣布开放改革，而其它学科早就实现范式转换。相对而言，中国大陆政治学似乎还是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1 09: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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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理解这种不得已的无奈心态，也不禁深深理解中国大陆政治学为何如此举步维艰。事实上，中国大陆新一轮的发展经验带出了无数问题，比如，权力腐败、地方保护主义、利益分配不公、公民政治冷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行为失范等问题，恰恰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政治学应该就学科的独特视野，可以作出其它学科不能做的贡献，王金洪、郭正林呼吁同行“放下包袱，开动脑筋，为建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治学而努力。”（页54）

在我们看来，这一句“放下包袱”恰恰是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切理论（包括本土化思考）创新的最为关键的一点，因为在做到“放下包袱”从“革命理论”转向“建设理论”后的政治学界，才能正面贴近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点尤其体现在“建设理论”的深化上。郭剑鸣（2005，页14-15）总结了西方政治学的成长经验，从早期主要由精英探讨政治价值、德性，中期主要由学者对事态、行为进行科学分析，转化至近期从社会诉求、社会冲突中发掘课题，达至所谓“政治平民化”。郭鼓励中国大陆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以此为启示，跟王等的提法可以交互参照的层面不小。

另外，王金洪等提出政治学研究应具体化到一些多层次研究上，比如宏观层次的制度更新、中观层次的公共政策研究、微观层次的政治行为理论、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政治文化理论，恰恰在最后的政治文化理论研究上，基于微观的政治行为研究，大陆政治学界可望建立“有民族特色政治文化的理论”，这其中就包括建设有中国大陆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所必然包括的一些内容，比如公民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同感、政治效能等（页55）。

4.2. 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

尽管用另外一套语言，另一种范式表达，张国清（2004）与王金洪等有着某种类似主张：希望中国政治学能够完成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注重人文因素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即在于建立“科学意义上的政治学（即political sciences；注意，这里的sciences是复数），而这种“科学意义”则在于不得已“依附于作为实践的政治的同时，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并据此而建立 “自成一体的‘社会评价’”（页28）。在我们看来，这里同样需要王金洪等要求的“放下包袱”的自觉。

张国清对当前方法论状态的批评一针见血：缺乏实证研究，严重无视政治实践案例，为理论而理论的做法不仅不科学，而且使学科长期处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状态”（页33），政治学离开“政治现实”太远 ――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张国清这里提到的“现实”与削弱政治学的自主性的“现实”不是同一回事 ――前者才是学科真正需要面对的真实。


循着郭剑鸣的提法（2005，页14-15），中国大陆的政治学学科建设还是在初始阶段挣扎向前。循着张国清的逻辑，我们不禁要问，如此“形而上的”政治学如何能担当“本土化”，如何能不停留在研究西方成果的门坎外？张国清对此的检讨更辛辣：还没有“本土化”的中国大陆政治学，对西方政治学思想是“消化不良”的（页31-32）；中国大陆政治学者对西方学术就中国政治现实的实证研究，今天还停留在介绍和传播的阶段，而根本没有进入研究、对话和批判的阶段。本土化与同时吸收西方学术是两个没有矛盾，可以并行不悖的事情，张国清应该会很同意的，而且可能会很羡慕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进展，例如法学，就围绕中国当代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种种实践及理论热点，以西方法律文化为参照系，回顾中国法律事业对西方经验的借鉴，探讨中国处境下的法治的建立所应实现的独特道路已经能有不错的尝试；如果“中国研究”也可算是一个成形的学科，那么它近年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来就理论范式所推进的论辩的“科学”性之高（黄宗智编，2003），也许更令政治学界中人瞠乎其后。

4.3.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

把孙关宏等的提法跟张国清的拼在一起看，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 后者提倡杜绝“人文因素”而全面向“科学”进军，前者则鼓励政治学研究“多一点人文精神，多一点人文关怀”（孙关宏等，页57）。孙关宏等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要点在于价值与事实是不可分的 ，政治学作为科学自有其必须承载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始终要求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和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论。这种政治学的人文精神如何具体体现？虽然孙等没有进一步就此阐释，然而在提到政治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时，我们似乎发现了这种“人文精神”的一个注脚：“当政治还远离宪政民主的时候，政治科学是难有作为的。中国在宪政民主上的突破之日将是中国政治学在科学性上的建树之时。”（孙关宏等，页60）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1 09:3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