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沿海地区的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及上海浦东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腾飞。那么，今天的重庆，改变改革开放前期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其特点包括：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中国沿海地区遭受金融危机影响令出口受挫、经济下滑，重庆却能逆市而起。今年全国经济要保八，重庆提出了GDP保持百分之十二的增长率，超过全国四个百分点。重庆的创新思维既汲取沿海经验，又回避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纪硕鸣)。本栏推荐下列一组文章，以期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对中国的机遇和挑战的思考。

目录
(1)中国崛起(第1－第3楼)
(2)2009：中国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第4－第6楼)
(3)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第7－第10楼)

中国崛起

作者：唐纳德 H．斯特拉泽姆 译者：郭存海

    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30年历史进程中，有若干因素发挥了特别影响，而其中的三大因素尤为世界瞩目--它们在未来25年将继续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第一个是中国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的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城市移民与农村人口的凋敝。第二个是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当前的主要工业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快得多。这种趋势同时伴随着性别比例的变化，即年轻女性的比例越来越少于男性。第三个是中国快步融入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成为重要的全球参与者--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人民推动的改革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转变过程。中国领导人成功地完成了这种转变并在民众中赢得了较高的威望。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创造了9.7%的年经济增长率。西方没有人能够想到会创造这样一个记录--这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史以来取得的最大成就。

　　中国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他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渴望“富裕并增长着”而不是“贫困并停滞着”。中国人认为这种财富的增长是改革开房和推动发展市场经济分不开的。中国领导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一样，知道维护统治权力的第一位因素是什么。他们意识到如果增长停滞，他们就会受到质疑和谴责。因此，政府将竭力保持当前的增长水平。

　　所有的中国人都渴望工作、挣钱、消费和成功地参与全球经济。不过，获得新财富之后，他们现在也渴望享受和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还不充分。然而，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口号仍然是“让我们挣钱吧！”而不是“我希望我能投票！”。中国人希望拥有一个有能力、负责任并对其要求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的政府。

　　中国在广东开始尝试改革开放之后，奉行了一种简单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基础是依靠大量教育程度中等、工作勤奋且廉价的劳动力，希望借以占领全球制造市场。汇率管制、人民币贬值、廉价劳动力和制造成本低削弱了全球竞争对手。中国积累的大量财富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失业和缺少机遇也推动农村人口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行业寻求就业岗位。收入随后非正式地流回到农业和农村，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此同时，具有竞争力的汇率政策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为外资提供了机会，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经验、技术人才和新的技术。外汇储备的增加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考虑向国家控制的行业和公司进行大量补贴，以阻止外国公司的渗透和影响。

　　

大迁移和大城市

　　1983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为20%，农村人口为80%。今天，这一比例分别接近45%和55%。到2033年，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分别将接近67%和33%。这一比例和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非常接近。在过去的15年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平均每年达到1700万人左右。中国的人口和统计数字表明，这种移民速度有可能再保持20年左右，之后逐年递减。目前中国已有大约100个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这些城市将变得越来越拥挤，城市基础设施需要不断提升。

　　中国的大城市（比如重庆、深圳和上海）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城市（比如印度的加尔各答、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和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之间的区别是，中国的大城市没有大量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口。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存在近乎3/4的人口处在生存边缘的情况，相反将近3/4的城市人口实现就业，收入也在稳步上升。中国的大城市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独特的，到2033年仍有可能继续保持一枝独秀。

　　在中国，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主要是年轻人，而其父母往往留在农村。能够跳出农门的通常是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最强的、长期的挣钱潜能。但产生的结果是收入上的极大不平等--城里人要比农村人富裕许多。不过，这并非全部的事实。在城市扎根的年轻人通常从自己的高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寄给农村的父母，从而使双方都能过上好日子。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呼吁关注收入不平等的声音甚高但却没有成为中国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的原因。

　　这种移民进程得以发生，是因为即使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没有工作和生存技能，他们也能找到和利用支持其城市生活的、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这大大降低了农民进城面临的冲击。直到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反复强调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大战略的执行方法发生了变化，但其大致框架基本保持不变。

　　到2033年，这种大战略可能经过微调之后继续成功运行。在未来的25年里，过分依赖贸易的现状需要改变，要强力刺激国内消费，更多地依靠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服务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降低，虽然不能保持过去30年里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但保持6%到7%的速度似乎还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蓄水池实际上已经干涸。到2033年，中国的劳动力将不再增长，人口老龄化是显而易见的。2033年后的增长前景看起来更像工业国家，那种劳动力成本低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在中国将一去不复返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8 13:25 编辑 ]

杰亮

充当外交政策的主权财富基金

　　廉价劳动力充足、引进技术和人才以及管制汇率给中国带来了大量贸易盈余，这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结果中国积累了巨量的外汇储备，其中部分储备分配给主权财富基金公司--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CIC）进行海外投资。据估计，在中国大约1.8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拨给中投公司的投资资金在2000亿美元左右。未来几年，中国一半的外汇储备都可能用于海外投资。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如何利用这些资金将对全世界具有巨大的潜在意义。这笔财富使中国能够将影响力渗透到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收购全球的企业和地产公司的股份，购买技术和笼络人才。这种经济力量的潜在威力在未来数年仍然能够感觉得到。无疑，中国认为外汇储备的积累将使自己在全球经济中获得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决不会轻易停止的。

　　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一个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经济体，而且未来可能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在经济领域，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也是其他许多国际机构的核心成员。中国开始像所有全球性大国一样行事--“礼貌地倾听，不过仍然走自己的路”。中国充分认识到，经济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可以增强维护自身利益和独立行事的能力。虽然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大有裨益，但这并不能必然导致中国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顺从。

　　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是同世界各国建立联系。在非洲，中国将目光聚焦于大量未开发的原材料，而这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中国已经在非洲投资150亿美元，另外还增加了200亿美元的投入用于对非援助、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金融。很少有中国观察家会怀疑，中国加强同非洲的经济联系是基于中国长远的增长和发展计划。不过也有人担心，中国大肆进军非洲市场和寻求非洲的资源带有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色彩。不过，目前来看，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利益超越了相互间的分歧和冲突。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历史恩怨近几年也有所缓和，未来甚至有可能消退。当然历史的纠葛仍然无法完全根除，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新一代领导人的上台，抛却历史恩怨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主流。中日两国对当前共同的经济利益的关切超越了地缘政治产生的分歧，这在2008年表现特别明显。未来两国的经济联系可能更加密切。

　　中国和美国、日本、欧洲、拉美、澳大利亚和中东的联系目前主要是由市场因素推动的，这一点在未来也将无法改变。经济利益将主导中国和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每一方关注着对方的市场、资本、技术、人才或原材料来源。

　　

人口老龄化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认为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需要控制出生率。结果，中国今天的老龄化趋势非常明显的--老龄化速度超过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1975年你走在大街上，遇到的另外一个人的年龄很可能是20岁。然而现在可能是32岁，而到2033年这个数字很可能变成42岁。

　　目前，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排除国际移民因素之后，每年平均是6‰，而美国是9‰，日本是1‰。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到2033年，（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将会是零。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人口中受赡养子女（从刚出生的婴儿到14岁）和受赡养父母（65岁以上老人）的比率。25年前，中国受赡养子女的数量是受赡养父母的5倍多，现在这一比例是2.5：1，而到2033年，这一比例将保持在1：1左右。

　　比老龄化问题更令人关注的是这种老龄化过程始于中国还是一个穷国之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其他穷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中国的人口可能在生活或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就开始变老。中国的独生子政策带来的另一个非常显著的负面效应是性别比例的变化--男孩的数量远远超过女孩的数量。当然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作用。有多份调查报告发现，在中国数个省份，新生儿中男孩和女孩的比例是130：100。虽然无法猜测到2033年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例是多少，但至少现在看起来，这一比例可能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更加不平衡。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8 08:52 编辑 ]

杰亮

　　中国的极限挑战

　　中国的环境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恶化，每个人--整个世界、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商界领袖和普通工人都知道这一点。只需看看媒体铺天盖地的环境报道和今年奥运会前夕对北京污染程度的举国关注便可明白此言不谬。许多人认识到，平民百姓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的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如果这一问题，特别是地下水污染问题，不能立即得到解决，那么灾难就会降临。为治理污染，中国不得不投入大笔资金，而这削弱了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不过无论如何，生存第一意味着环境保护和修复将成为2033年前中国政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最近，中国领导层明显认识到，再不能继续保持现状了--50年来对环境问题的漠视使中国成为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缺乏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全世界20个污染（至少在空气质量方面）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16个。中国一半以上的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循环利用”的意识。

环境恶化目前可能已经成为触发社会抗议的最普遍因素。如今，中国开始认真对待环境保护和环境修复。政府相关部门已经研究并创造出新的“绿色GDP”的评估方法，即调整对经济增长的统计方法，突出反映环境的关联成本并努力改进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遗憾的是，直到目前这一努力收效甚微。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使这些美好的想法变得复杂起来。与各省市的权力相比，中央政府相对较弱。不过环境问题需要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协同解决。虽然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令，但其中很多都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中国政府认识到，这种通病在环境之外的其他领域都是一个治理难题。随着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环境问题将变得更加敏感和迫切。如果现在不加以遏制的话，就很可能在未来25年成为严重的发展瓶颈。

　　

政策是发展的关键

　　预测未来25年的中国，最重要的是靠政策路线而不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统计数字。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处在变化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一直成功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现在看起来仍然由政府控制着--私人部门将在其中发挥辅助而不是主导作用。总之，如果不出现严重的错误，中国未来将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不过，这一发展路径会被打乱吗？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已经开足马力，人民和政府在总体发展方向上达成了共识。经济成就远远超过了人民和领导人渴望的目标。我相信未来25年中国的变化将超过美国、日本、欧洲或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前面所说的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和老龄化趋势似乎难以改变，因此中国将努力这条发展道路的通常和连续。当然，这不过是一种主观愿望。

　　随着中国的变化，人民会提高自己的生活目标，当然也会提高对政府的期望。人民需要政府在提供服务和解决问题方面反应更快捷、更加负责任，能力也更强。我想这肯定会发生。

　　我相信，25年后中国将成为一支比美国更强大的全球力量，这是世界秩序格局方面的一个显著变化。10年前，美国是NO.1，哪个国家有资格雄踞NO.2还存有争论。不过到2033年，可能就不会再有经济秩序的争论：中国第一，美国第二。

　　人们希望华盛顿和美国人开始思考这种重大转折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应对。不过，美国国内的争吵不休和华盛顿明显无能为力的表现令人沮丧。“慢性症”在美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种症状在中国开始出现且至少得到了解决--无论其效果如何。

　　中国可能继续强调“集体至上”而不看重“个人自由”，这正好和美国自1776年以来的价值观相反。而且，随着中国开始占据世界领导地位，它有可能成功将这种“集体至上”哲学输出到非洲、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随着日转星移以及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出现，我们可能更多地听到的是“北京模式”而不是“华盛顿共识”。

资料来源:本文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2009年2月3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8 11:53 编辑 ]

杰亮

2009：中国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作者：夏 斌

      确保中国2009年经济8%以上的增长是严峻的挑战，但是绝不是中国崛起与复兴的根本性挑战尽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能小看，我国的政策选择也面临着很大挑战，但是我个人仍然认为，只要政府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中国经济仍然有希望向好的方面发展。在全球，中国可以做到相对的高速增长。理由是：

  第一，农业是基础，2008年粮食又是大丰收，连续第五个大丰收，而且是创历史最高纪录。这样起码为我们在反周期、放松银根的情况下，保持物价基本的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

  第二，尽管财政收入半年来逐月下降，但中国财政整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2008年增长可能仍能接近20%。其次，中国财政目前基本无赤字。还有一个因素是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1998年时为12%左右，目前为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已明显上升。这意味什么？意味在目前关键时刻，中国财政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不像有些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财政负债累累，严重亏空，救经济的余地已很小了。

  第三，中国目前仍然实行的是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吸引的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简单说，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大。而且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很低，有的地方不到65%，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是充裕的。现在担心的不是银行没钱，而是担心他们不愿向中小企业贷款。在整个国内金融体系和世界相对隔绝、国内资金富裕的情况下，加上还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融体系是有能力支撑经济的增长。当然外汇储备是以一定的金融资产形式持有的，是中国多年积累的财富，与当年GDP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时刻这个资产是可以变换的，是有机动能力的。当然，转化为其他资产可能会有些机会损失，那是另外一回事。

  第四，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会放慢。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2.2%，发达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下降的趋势。海外机构预测，2009年中国CPI为1.8%，不到2%；国内专家预测也很低，这给中国政府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和进一步主动进行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

  第五，再从较长时间看，中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中西差距大，存在13亿人口这么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国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这是国外羡慕不已的。所以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因此，我的结论是，只要政策调整到位、调整及时，中国经济在2009年仍然存在经济平稳增长的财力和需求，确保8%以上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作为投资理财和股市上的投资者，应该理解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会有一个时滞，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甚至2009年的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可能还不是很乐观，但是，从2008年末到2009年初不断实施的各种政策，会到2009年下半年发挥明显的效应。也就是说，2009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各种比较好的指标现象会出现。

中国要抓住重大的历史机遇

  在当前形势严峻的时刻，仍要看到中国未来仍然充满着复兴的机遇。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

  第一大历史性机遇是指，中国经济开始遇到了迈向成熟经济体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很不平衡，是高储蓄，低消费。而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给我国制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从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整整30年。当时在“文革”十年动乱刚结束，我们不知道怎么“脱穷”。我们没有从书本出发，没有从教条出发，只是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从实际出发，没有其他办法，“逼出来”搞了改革开放，逼着想各种办法，要富国强民，要致富。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两千多美元，2008年底中国GDP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实力和财富，GDP以年均9.8%的速度在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今天，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经济的负面问题也出现了，诸如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必然下滑。这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与传统思维决裂。过去是政府文件强调、号召要走内需道路，此次则是严峻的现实“逼”着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第一次是逼出来搞改革开放，不管白猫黑猫，首先要致富。这一次是逼着要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这样才会有长久、可持续的致富。在历史机遇面前，会遇到各种以前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处理好，会“逼”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应的大国消费市场，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逐步相近的经济结构特征。当然，这需要时间。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8 13:13 编辑 ]

杰亮

估计2009、2010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情景是在衰退中复苏，因此如果我们抓住了机遇，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我国仍然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增长。而且，此次逼着走内需道路和1998年强调内需道路又不完全一样。当我们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进行评估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在30年中发展最快的年头恰恰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是更强大了。

      此次如果政策对头，再过五年、八年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相信会发现，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走上了内需为主的格局和初步形成了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而且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更趋于合理，从而必然会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进一步重塑带来深远的意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政策对头。

       第二大历史性机遇，是指在中国复兴重要的关键时期，世界给予了我们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2009年整整60年。在第一个30年中，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孤儿。第二个30年，1978年到现在，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被动的，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可以说，此次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下一个30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约60年周期相重叠。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60年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充分暴露无遗，已经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也使中国懂得了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要什么”。

  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着今后世界将开始走向要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中国前30年财富实力的积累和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微妙变化，现在世界需要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也必然与原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冲突和矛盾，在冲突和矛盾中又必然要求我国采取与目前世界上金融秩序不完全一样的改革策略，因此，需要有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简单说，是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同样，我们也需要参与世界。这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开始。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机遇，恰恰是中国经济今后又一个30年健康发展的需要和保障。

  当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重要机遇，但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冷静分析世界经济首脑金融峰会上的各项提议，都是改革的浅层次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要以中国改革的思维来思考世界改革，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可以供世界借鉴，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采取渐进法，而不是休克疗法，要先易后难。因此，要考虑改革的力度与国际经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争取尽可能长期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外部环境。

  以上两大历史机遇又是相辅相成的，抓住了向成熟经济体结构特征发展的历史机遇，可以增强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话语权。同样，不失时机地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在迈向成熟经济体结构转化中，减少国际间的摩擦和阻力。

  能否抓住这两个历史机遇，中国不仅要做好当前短期经济政策的功课，更需要做好长期战略的功课。要有历史的眼光，研究一、二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要有全球的眼光，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数一数二的大功率“发动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需要有全球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政策。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应尽快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这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下对中国的最大挑战。确保中国2009年经济8%以上的增长是严峻的挑战，但是绝不是中国崛起与复兴的根本性挑战。根本性的、长期的挑战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全球的眼光，加快改善政府的科学决策机制。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8 09:45 编辑 ]

杰亮

如何抓住第二个历史性机遇，笔者认为，在相当的长时间内，其他主要货币对国际货币主导权的争夺会日趋激烈,美元地位在部分区域和领域也会受到侵蚀，会出现多种货币的“战国时代”，但在可预见的10年、15年内，仍难以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

  原因有三：一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由历史上友好协商选定的某个国际协议，而是国家间实力竞争的结果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上世纪前三四十年世界经济动荡后不得已的产物，是当时美国经济霸权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必然实现。虽然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受到巨大损害，世界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一些削弱，但冷静分析，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版图格局的影响还不是颠覆性的。

  二是从历史看，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国际货币的选择需要以综合国力为支撑，并具有规模效应，有一定的习惯粘性。其实美国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已与英国相当，但英镑当时仍是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持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约60％、英国欠了美国一屁股债务之后，在美国工业产值、贸易等多种指标遥遥领先英国几十年后，英国才被迫同意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美元完全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但是在今天，还看不出世界上哪个国家综合国力能与美国相比，还看不到像1944年前后能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出现。

  三是从目前法国、德国、英国提出的主张看，主要是集中于国际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防范的全球合作上，真正涉及国际货币体系实质性改革的内容并不多。目前欧洲热衷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多的是从危机本身考虑，眼下美国响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则更多的是迫于世界各方压力。美国放任美元强劲反弹，一定意义上仍然存有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考虑。

对策思考与建议

  在这种背景下，在下一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中国“要什么”？我认为：

  1、应该要求IMF对全球汇率的相对稳定予以协调。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解体后，客观上已造成了各国金融危机不断。应呼吁IMF要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将必要的汇率协调和干预合理化。从长期看，主要还是为我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汇率环境。同时借美、欧等汇率大幅波动事实上已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应强烈要求IMF修改针对中国汇率评估的第四条款规定，以消除IMF今后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可能干预。

  2、我们可以顺应西方非美国家的改革要求，支持IMF的筹资行为，逐步减弱美国对IMF拥有的绝对控制权，要求改革IMF的投票权分配、援助贷款的确定机制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IMF是商品贸易时代的产物，缺乏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轮IMF改革中，一方面可顺应法、英等国呼吁，要求IMF制定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倡议IMF，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状况，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准以各种方式予以干预，这正是防止其他国家产生新金融危机的好措施。

  3、顺应相关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同时鉴于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特别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主权财富基金是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要手段，各国政府不得采取过度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大国，要尊重市场原则。

  4、为防止美国救市中无限注资，美元长期贬值对世界经济稳定带来的冲击，要求修改、提高各国央行售金协议上限，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替代发售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75％，中国不足2％),同时减少美国财政赤字，以防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同时要求美国应该在危机中不要采取保护主义，可以出售其境内、境外实业资产筹集救市资金。

  5、同时，我国要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形成解决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舆论环境。在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推动我国与产油国之间贸易货币的“去美元化”，这也应该是我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方针。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中国，对产油国、原料国当前面临困境时，应以真诚的态度、在对方完全自愿、双赢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外汇支持对方，换取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利益。

  6、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的挑战，同时面对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都缺乏的困境，我国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向这些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让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担保，由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帮助，寻找对方政府作担保，或者让对方拿我国急需的物资与资源作担保抵押。此过程必须坚持双方自愿、合作共赢的原则。同时，在国内，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

资料出处:「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网」(2009年2月5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8 13:13 编辑 ]

杰亮

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

作者:纪硕鸣

中国三千多万人口的直辖市重庆开创新模式应对金融危机：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占工业产值九成；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继续低税率，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把沿海失业的百万农民工返乡的压力转为机遇，作为战略资源妥善利用；争取成为西部金融中心，外资投入大幅增加……重庆的创新思维既汲取沿海经验，又回避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沿海地区的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及上海浦东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腾飞。那么，今天的重庆，改变改革开放前期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其特点包括：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中国沿海地区遭受金融危机影响令出口受挫、经济下滑，重庆却能逆市而起。今年全国经济要保八，重庆提出了GDP保持百分之十二的增长率，超过全国四个百分点。

　　农历新年前，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议下，重庆市邀请了农村支书、养猪大户、民警、民营企业家、教师等百多名基层人大代表，与重庆的主要领导座谈交流，依薄熙来的说法，是想「原汁原味」地听取基层代表对重庆发展的建议和意见。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交流中有三十多基层代表为重庆发展建言。薄熙来称﹕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使人深深感受到大家对这座山城的热爱，由此也看到重庆更加美好的未来。

　　座落在长江、嘉陵江交汇处，有「山城」、「雾都」之称的重庆市是中国西部重镇，一九九七年，为配合西部大开发，重庆市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而且是人口规模、城乡规模最大的直辖市。十几年来的直辖市建设，重庆又演绎为云集美女、美食、美景的「三美」之都，超过百米的摩天楼共有八十四幢，超越天津，初露西部直辖市的繁华。更为耀眼的是，重庆自二零零三年开始发力，至今连年保持GDP双位数的增长率。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整体经济下滑，重庆仍然可以脱颖而出。二零零八年重庆市GDP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三，达到五千零九十八亿元（约七百四十五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二十七亿美元，为上一年的二点五倍。以远远超过全国平均的亮丽成绩单，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崭新引擎，成为中国可以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新模式。

　　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沿高速公路前进市区，两旁高楼林立，一路上看到的尽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开发区。有「重庆渝北两路空港经济开发区」、「重庆渝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重庆现代物流园区」等，中国西部的这块土地上，似乎浸透了经济的潮水。重庆有四十个行政区县，光市级以上的开发区就有三十个。据悉，重庆每个区县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有的甚至还不止一个。西部开发的热浪中，它们是拉动西部建设的发动机，吸引了一波波的新投资。在今天的抗御金融危机中，又意外地成为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去年年初特大雪灾后，中国一些经济专家及企业家，对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还在强调防过热时，重庆在一次学术讨论活动中，了解到美国金融业的坏帐是上万亿，而非千多亿，于是作出了将面临世界性、极严重金融危机的判断。三月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长王鸿举分别带队到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取经学习。在考察中，重庆领导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了较充分的认识。回到重庆后，领导层决策，在四月份就推出六条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对流动资金的贴息贷款；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担保；对出口创汇进行一定的补助；对煤炭、电力市场的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一些要素市场的扶持措施。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强调：「这些措施，对刺激经济有作用，使得经济危机对重庆的负面影响，被这些措施对冲。」配合中央拯救经济的政策，重庆又出台了十二条措施。黄奇帆认为，这十二条措施，配合中央措施的落实，能推动刺激重庆市零九年经济可持续稳定的发展。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8 13: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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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暴来临前夕，重庆可以未雨绸缪，依然维持高增长。上海行政干部管理学院周东华教授表示，重庆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常务副市长黄奇帆都来自沿海，曾经参与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发展，对早期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非常熟悉，「中央有意把?个东南沿海曾经的大员放在一个城市，是要让他们以东西部结合的思维去探索西部甚至中国经济转型时的发展」。

　　近几年一直关注重庆的周东华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拉动经济的模式单一，上海服务的是大型企业、吸引外资银行；广东看重的是外向型经济，但一场金融风暴，吹走的不仅是出口订单，更是沿海地区的国际期待。「看到这些问题，东部地区要『转身』都很困难。」周东华说，重庆以内需为导向，不存在转身，「它没有国际包袱，而是如何创新模式、快步前进的问题」。

　　在空间上，重庆与沿海相差二千多公里，缺失外向型经济的地域优势；在时间上，八九十年代上海、广东大起飞时，重庆还只是内陆城市，最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在与先发展地区相比较中，重庆只有时空劣势。如今这些劣势却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显示出优势来。因为在沿海经济腾飞之际，缺乏优势迫使重庆统筹思考发展问题，外销条件不够，就内销，起步迟缓就抓紧后发优势，摆脱粗放模式。危机中显现重庆百年一遇的机遇。

　　成立不到一年的合智思创有限公司就是于危机中在重庆找到机遇。去年，合智思创以半年时间建成投产，主业蓝芽耳机、集成电路等电子产品，二零零八年销售额就达二亿人民币。总经理易江表示，他原来的企业及业务主要在重庆及成都。有一客户是在深圳有企业的港商，零七年末因为不能承受成本压力，有意内迁。易江将他引来重庆万州，合资成立公司。易江向亚洲周刊表示，重庆市内的成本和深圳相差五年，万州约相差十年，一度电零点五元，是深圳的一个零头，工人每月工资起码比深圳少五百元，总体成本是少三分之一。即使以船运上海出货，和深圳走香港往欧洲差不多，「但考虑内销市场，就有绝对的优势了」。

　　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专门到合智思创考察，并亲自协调贷款。易江说，在深圳，这样规模的企业太多，领导都顾不上。合智思创正准备启动内需市场，做手机、笔记本计算机。易江认为：「重庆有内销的成本优势，我们显示的是东西部合作的优势，深圳主要研发打样，香港接单，重庆制造，企业兼顾内外销，竞争力就强。」易江加上一句，今日重庆，犹如早年上海的浦东开发，「等重庆起飞了，我们跟着一齐飞」。

　　重庆模式的特点就是「统筹」、「兼顾」，机遇也从这儿产生。这个城市有明显的内陆环境特征，又集大城市、大山区、大农村并存的二元架构特点，既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基础，又有很落后的农村地区。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在制定奋斗目标时，既站在直辖市的立场，又确定与京、津、沪这类大都市的不同目标模式。「我们有巨大的农村区域，是在内陆，他们在沿海，工作条件开放的方式会不同；重庆有巨大的人群，有农民工，他们没有本地的农民工，却有各地去打工的农民工，劳动力特点不同。重庆各种工作，都要根据本土特点，然后确定工作措施，来完成中央赋予的经济及城乡统筹等工作目标和要求。」

　　京、津、沪的金融中心都有各自的特点，北京是首都，金融机构要与中央机构联络，北京成为金融机构总部集聚的金融中心；上海没有那么多金融机构的总部，却是具有各种金融要素的市场，股票、债券、票据市场，银行间的资金拆借市场，还有石油、黄金等期货交易市场，要素市场集聚是上海金融市场的特征。然而身处内陆的重庆，既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总部，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国家级要素市场。重庆政府分析，除了银行证券保险，一般意义上做大规模以外，更有可能的是汇聚主流金融业务之外，中国正在崛起的六种小金融机构，如各种担保公司、各种小额借贷公司、各种小私募基金公司、各种风险投资基金的公司、各种信托公司、各种租赁公司等。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8 13: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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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中小金融机构在北京上海大金融企业的覆盖下，生存需求不大。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重庆就有很大机遇，它们集聚在内陆最大直辖市中，辐射中西部。黄奇帆说：「重庆有可能成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六种中小型金融机构集聚的高地，这就是我们定位并推进的金融中心。」目前，重庆已有五十二个经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市中数量最多；现有七十二家担保公司，集聚了七十亿资本金。重庆也积极推进租赁、信托公司的业务，或者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等。

　　作为内陆城市，重庆目前的工业销售值，百分之九十内销，百分之十外销。早年，这样的市场结构不具优势，但金融危机下，纯外向型经济遭遇挫折，中央启动内需，重庆的劣势转而成为优势。建桥工业园区五年前以四十万元起家，如今每天创造的工业产值三千万元，发生物流交易额一千五百万元，投资固定资产一千一百万元，包括美国卡万塔、凯雷、法国诺灵科、意大利比亚乔、日本三井、香港天安及内资的中船重工等七十四家企业落户。这些企业不少产品都出口，但这七十四家企业，没有一家不做内销市场的。重庆建桥工业园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袁利说，园区内企业，至今没有一家因为危机影响而难以生存的。

　　据黄奇帆介绍，考虑出口选择落户重庆的企业一般是三类，一类是它的产成品通过通讯方式产生、传递的，如软件，可以通过电邮打包过来，通过设计后输出。「这类软件开发、软件服务，通过电邮、通讯传递的，重庆和沿海没有东西部的差距，只要懂行，就可以全球化。」

　　第二类是航空运输业，凡是产成品以飞机来货运的，重庆积极支持，努力推进全球化、国际化。因为，从重庆到纽约和上海到纽约的航空运输费用差不多。第三类是用铁路或轮船运输，重庆追求的是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如果零部件原料在重庆，加工完了输出；或者从国外来料，加工完了，内陆销售，重庆也给予支持。「重庆强调服务内地，不一味把沿海的加工贸易不顾一切转移过来。」

　　跨国企业惠普公司在上海设立全球呼叫中心，有数百呼叫员以通讯联络全球，提供销售服务，每人的销售指标是百万美元。去年六月，惠普尝试在重庆设立五十人规模的呼叫中心，在当地招聘人才，经过二个月的培训上岗，每人平均日销售额在逾万美元，一个月保持在四、五十万美元的销售额。外方经理向总部报告，指「重庆有人才，有机遇」。

　　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是西部地区首家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核的微电子园区，被称为西部硅谷（硅谷）。开园三年，吸引了台湾茂德科技八英寸集成电路、北大方正西部IT产业基地、台湾硅统科技公司等一批IT项目落户。全球五百强的惠普一直在沿海贴牌笔记本计算机，看好重庆低成本的内销优势，一期投入四亿人民币生产惠普品牌的笔记本计算机，全部内销。三四年内做到年产四百万台规模。

　　台湾半导体业的龙头企业日月光集团四月将在重庆投资约十亿元人民币，建造一座消费类电子工厂，以及一些电子元器件，预计建成后年产值可达十亿美元。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学斯向亚洲周刊表示，日月光重庆项目的总经理就是深圳的总经理，企业完全按照深圳的生产规模，「他们完全是因为成本考虑，而不是落后生产力」。

　　在统筹兼顾中扬长避短是重庆模式的又一特点。重庆是一个综合型老工业城市，目前的工业规模是七千亿人民币，五年后要达到一万五千亿，十年后三万亿的工业规模。重庆希望布局各大工业产业门类高档的工业，属产业链的上端，技术含量更高。重庆目标六大支柱产业：包括汽车、摩托车、仪器仪表、精细化工、大型变压器、中成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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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业基地都有装备工业，重庆不与同类城市争抢市场，而希望重点发展新型工业化、成套设备的装备工业，如船舶制造、风力发电、轨道车辆、地铁车辆这一类新型工业的整套设备，在西部重庆应该处于领先地位。重庆也期望把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和煤化工中的技术含量最高部分集中在重庆发展。今后五年，重庆将在化工产业投入二千亿资金，投资在世界化工产业高端的项目。巴斯夫、拜耳等跨国公司在上海搞的项目，重庆将之引入，投资四十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聚氨酯生产线落户重庆长寿化工园区。黄奇帆认为，重庆搞工业，求规模，更求质量，求产业链的集聚，求工业处在整个产业的高端上，可以更有核心竞争力。「重庆的工业增长极就能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工业集群更好的发展。」

　　香港理工大学会计金融学院俞伟峰教授表示，金融危机中，沿海地区的相对优势被内地替代了，「内地有低成本发展内需市场的十年优势，启动内需给西部重庆机会，但能否长久维持这样的机会，需要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中国经济转型中需要新发展模式，但即使形成重庆模式，也应该是它特有，难以模仿和借鉴的。」在加拿大生活二十年，俞伟峰指，加拿大各省区都按自我优势定位，魁北克搞医药生化科技，安大略是最大省份的制造业，温哥华搞旅游等。「重庆能统筹，扬长避短，本身就已经在国内的大中城市中是一个特点了。」俞伟峰认为，关键还需要不断有创新意识，形成真正具特征的模式。

　　沿海地区的失业潮，也令重庆面临百万民工返城后置留的压力，重庆市委市政府作了判断，从短期来说，这批农民工是巨大就业压力，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要把他们安顿好。从长远的战略角度讲，这些农民工都是在沿海受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以上培训的人群。他们的素质已经转化为城市人，相当于在沿海受了十多年训练的人回到重庆，对重庆的劳动力素质会有很大的提高，从这个角度，重庆把失业潮也作为机遇来转化。

　　重庆统筹兼顾的特点还体现在「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二零零八年六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七千亿，比二零零二年一千七百亿增加三倍。重庆「国资增值」时，不忘「还富于民」，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百分之三至五时，重庆购房契税一直在百分之一。又如，中央给西部十二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这个税率，其它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优惠，仍然征收三成三的企业所得税。

　　就是到香港招商，重庆也与众不同。内地省市到香港总是以头面人物拜访香港的权贵、名人等；报纸做广告，出钱推荐自己；搞大型推介会、签字仪式。去年重庆到香港招商，不拜会港府官员，也不搞大规模的签字游戏，没做一个广告，而是开专业性的研究会，如物流、金融或某行业的研讨会，在讨论过程中引发重庆商机；市长参加老朋友座谈会；搞半小时一档的单独会见。到香港招商，重庆也展示个性化、成本低。

　　安邦集团作为中国知名的战略信息综合服务商，在中国的信息服务业中居于领先地位，但就是这样的一家信息服务企业，长期没有进入重庆。不过，有意思的是，安邦却选择在二零零八年进入重庆市场。安邦集团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陈功说：重庆作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在增长空间上很有吸引力。其实，作为企业，大家看重的东西，差别不大。成熟的市场固然吸引人，但其份额也基本瓜分完毕。有竞争力的企业、未来型的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都会更加看重富有增长潜力的市场，因为这种城市的市场，攸关未来，攸关企业的价值表现。但陈功指出：「重庆虽然极富增长潜力和空间，但距离成为中国的一个价值型城市，却还有很远的距离，还需要大大地下一番穿云破雾的工夫，才赢得云开日见。」

　　如果可以穿云破雾，重庆就抓住了机遇，重庆的机遇也是西部的机遇，有可能还是中国下轮起步的新机遇。

资料出处：《亚洲周刊》「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