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大家知道，游戏说穿了就是两种“尺蠖效应”通过美元的透支功能来进行互动。这两种“尺蠖效应”我们解决不了，能不能取消美元的透支功能呢？美元现在的确是千夫所指，如果我们能够重建国际金融体系，怎么样呢？这里当然有两个问题。

第一，能不能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周小川以及很多人都提出来要搞一个超主权的国际货币。我是完全支持周小川主张的，我觉得也应该提，即使不能实现，把它作为一个筹码来跟美国人讨价还价也是好的。但实事求是的讲，应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实现。超主权的货币在理论上能不能存在也是一个问题，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货币。既不是真金白银，又没有国家主权作为支撑？有人说欧元是这样的货币，其实大家都知道，欧洲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欧盟的主权化过程，欧盟实际上已经接过了各成员国让渡的主权。

那么，就算我们能够把美国人管住了，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不能透支的货币取代了美元，又怎么样呢？我们把现在2万多亿美元的存量债务转换成那样一种假想的货币，即使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只是实现了一个目标，我们手中的这张白条不被赖掉。因为美元只要一贬值，就赖掉了。但是白条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仍然是没有办法变现的，白条还会越滚越大。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外需，不就是靠美国人不守规矩乱透支来维持的吗？如果美国人守了规矩，我们的外需问题就更大了。美国危机爆发以后，短短半年居民负债率就明显下降，储蓄率上升，现在已经达到3%。曹远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我们的外需就危险了，这意味着美国人放弃了恶习，变得比较守规矩了，我们的过剩不就更加加剧了吗？所以我觉得，即使美元的透支功能我们能够解决，我们也还需要改变一种玩法。

我们准备好了后美元时代的互动模式吗？这个事情说难办非常难办，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形成了路径依赖。但是说好办也好办，正是因为两者是互相依赖的，只要其中一个改变了，另一个就很难持续。如果我们不搞“血汗工厂”，美国人就没得透支。如果美国人不透支，我们“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这个事情是周瑜打黄盖，要么是周瑜不愿打，要么是黄盖不愿挨。美国人如果学了中国人，游戏马上就改变了。

张五常先生说中国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体系，他主张福利国家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学无福利国家。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开玩笑，如果将美国汽车业的罢工权利全部取消，工人想讨价还价，就是破坏招商引资，马上就起死回生。如果美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美国人的消费狂马上就会消失。但是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愿意吗？第二个问题假定美国人愿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很多人都说你看美国不行，我们行，华盛顿共识破产了，北京共识崛起了，大家应该向我们学习。的确现在左右派都说要学中国，左派说你看中国的自由少，我们应该学它。右派说你看中国的福利少，我们应该学它。我觉得他们也就是说说而已，其实谁也学不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6 01:04 编辑 ]

杰亮

话又说回来，假如我们学了美国呢？假如我们的自由和福利都提高了，有保障的人敢消费，有自由的人会消费，我们还存在内需的问题吗？美国人还能透支我们吗？透支不了。即使他们还是民主国家，他们的恶习恐怕也难以为继了吧。这里就有个问题，这次危机是美国人捅的漏子，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还说要学他？这不是很荒唐吗。这有什么荒唐呢？仔细想想，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中美的病是两个极端，那么他们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他们是“肥胖病人”，摄入的热量太多，我们是“干瘦病人”，我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证入药吗。

有些人总讲，像美国人那样20个地球都不够消费，这句话跟美国人讲是对的，跟中国人讲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不管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吗？我们操心拉动内需已经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他们能怎样呢？当然美国很糟糕，现在拼命的印钱，先透支然后又赖帐，太缺德了，我们不能学。可是换句话说，我们即使想学，能学得到吗？他有美元的透支功能，我们没有，想学坏都学不坏，欧洲、日本都没有，何况我们呢。退一步讲，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全世界像认美元一样认人民币，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去透支谁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可以透支中国，中国可以透支谁呢？我们去透支越南？越南毕竟太小。所以我们再怎么学美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去透支别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别人不透支我们。

我不是说中国就要减少出口，但至少可以增加进口。有人说中国进口之所以提不高，是因为美国人向我们搞军事封锁，不愿意卖有可能被军用的东西给我们。但是，哪一个大国的进口是靠军事物资来维持？美国的确不应该向我们搞这种封锁，但我们能靠进口军火来维持我们的贸易平衡吗？怎么东欧的贸易就可以平衡呢？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制度。

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

因此，我说我们的确是要学习美国，我们的自由和福利都提高了，我们就可能玩另外一种游戏了。美国人的确很讨厌，他现在借着我们对外需的依赖，可以拿我们一把。我们不依赖这个外需了，不就完了吗？现在有人总要反美，我觉得这就是最有效的反美办法，就是学习美国。

我们不这样反美，还有两种反美法：第一种，还是玩以前的游戏。我们继续坚持低成本竞争，《劳动合同法》不要提了，出口退税要增加。对美国有害吗？似乎没什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我们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都不玩了，那美国人肯定是不高兴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愿意吗？

我觉得我们还是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过程完全可以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需要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而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另一种“尺蠖效应”。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会造成自由、福利双膨胀，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以住房而论，美国是低福利国家，他的住房福利覆盖面只有10%。中国在改革之前也有福利房制度，但这是单位按照特权等级分的。农民是没有份的，城市的二级企业明文规定是不解决住房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理论上讲是要为工人解决住房的，但是很少兑现。往往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龄青年没有住房不能结婚。我们的福利房覆盖面不会超过10%，但恰恰相反，美国覆盖的是最穷的人，我们覆盖的是最“牛”的人，这能一样吗？

为什么就不能学学这种福利制度呢，实际上我们正在学。我们最近在搞廉租房。在美国廉租房给谁呢？没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失业的人可以申请。我们现在说要扩大廉租房，但廉租房总要有人申请，现在没有住在棚户里的人，谁来申请？如果说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那的确是太过分了。但是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指责他们自己盖房的做法不改变，就连廉租房都没人申请。 提高自由和提高福利，在中国当下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什么抵触。从根本上我们不能要求自由、福利的两个都最大化，但是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过遥远。

就自由而言，美国的金融业过度创新的确是应该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级的过分吗？所以我今天的演讲最终的结论就是两句话，我们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习美国人的民主。我们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谢谢。

燕山大讲堂简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腾讯网承办的公众论坛，创办于2008年5月，每周邀请著名学者和公众人物就当下的热点话题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燕山大讲堂一直坚持建设性、开放性、前沿性、学术性，培育国民的理性精神，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资料来源：「腾讯评论专稿·燕山大讲堂」(2009年4月14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6 01:07 编辑 ]

杰亮

危机底部——中国的抉择与出路

陈志武

编者按：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走势，应该如何把握？美国经济的走向对中国复苏的关系如何？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又是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慧兰和曹理达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美国的救赎与隐忧

《21世纪》：根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历史经验，世界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往往在短时间完成；但是，要结束衰退，实现复苏，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您如何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

陈志武：从数据和迹象看，美国经济还在危机中，但前景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悲观。近期公布的“银行压力测试”结果表明：过去半年以来，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问题的担忧有些过分。

尽管从逻辑上看，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美国政府存在着粉饰评估结果的嫌疑；但实际上，从今年3月以来，所有金融市场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回升：股市反弹了30% 左右，公司债券市场、地方政府公债市场、住房按揭贷款衍生证券市场、CDS等市场均有了大幅的反弹。美国消费者信心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从3月到4月回升近50%。对这些数据的判断说明，在美国社会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倒下去又爬起来”的创业精神，没有因这次危机而消失，就像在以前历次危机一样，这种“要活下去”的精神正在也将会把美国带出危机。

从消费层面来看，虽然美国金融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迄今为止，美国人的生活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和美国1930年代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关系。尽管这次危机影响很大，很多人的财富都缩了水，但这些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未来的，如有些人的退休金可能缩水一半，但至少也要过十年、二十年，他们才会用到这笔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后，财富的损失并不会马上对人们的消费和生活造成实质上的冲击，所以美国人的消费、冒险和创业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不久以后会恢复到从前的状况。到今年三、四季度，危机在美国见底后，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会比克鲁格曼预测的快很多。

《21世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汽车行业等实体经济也受到了重创，这加剧了人们对于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渗透的担忧，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陈志武：美国汽车行业的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不管有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汽车业也好景不长。一个总体的印象是，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很高，绝大多数产品中国都能制造。汽车制造业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技术上比较成熟，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快速追赶。

相对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GM、福特、克莱斯勒的工人则是非常昂贵的，怎么可以跟中国浙江、山东的汽车制造企业相竞争呢？美国的汽车制造作为夕阳产业，这些年先后被日本、韩国的汽车公司挤压，现在又被中国、印度的汽车公司抢占市场。这是美国汽车业本身面对的问题，只不过金融危机加速让其危机表现出来而已，并不能表明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而奥巴马政府花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来救GM、克莱斯勒等公司，等于是拿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去补贴底特律汽车行业的工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转移支付，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把应该淘汰的汽车公司养起来。底特律的问题更多是美国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危机问题。。

《21世纪》：您如何看待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它会否为将来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

陈志武：可能会带来严重隐患。现在，中国已经在担忧美元贬值的压力了，接下来美国政府增发国债，美元贬值和通胀的压力会随之上升。目前看来，美国政府并没有从这次危机当中得到教训，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凸现。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和1907年、1929年等几次金融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并不是那样严重，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是比以前大得多了，这是因为金融全球化，把危机分散到世界各国。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 09:17 编辑 ]

杰亮

我并不支持奥巴马所实施的那些过激救市政策，这些举措将很多人们本应从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当中得到教训的机会迅速地拿走了。政府救市使得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无法发挥出来，这一原则就是通过受挫逼着人们去纠正非理性行为。但是政府过激的救市行为，大大缩短了金融危机对美国社会产生冲击的时间，让人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一旦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苗头，很多人的消费和经济决策行为又会和原来相似。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以后，美国社会的一代人从此变得勤俭、节约，经济决策上更保守，比较怕冒险；而这次危机之后，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并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21世纪》：有人将奥巴马政府所实施的救市举措与罗斯福新政相比较，提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救美国，是二战救了美国，您如何看待？

陈志武：罗斯福新政包括很多内容，其中一些内容和简单的政府干预经济是有区别的。比如对于证券行业新的立法、社会保障的立法，这些都是立足于为整个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性支持框架，它和“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罗斯福新政的内涵是不同的。这些政策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是有利的。有了社会保障体系，市场可以更加自由，即便自由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带来严重后果，社会也能得到安全网的保障。

罗斯福新政还有一块内容是修桥、建高速公路等，这些举措对于美国社会当时的就业和未来的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促进作用。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这也使得奥巴马政府想要重复真正意义上的罗斯福新政非常困难。从罗斯福新政至1950年代，美国已经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和机场，这些设施迄今仍运作良好，如果把这些机场和公路拆掉重建，美国的纳税人是不会答应的。所以，奥巴马此次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并没有包含太多的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21世纪》：对于美联储所实行的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人们担心出现诸如1990年代的“日本陷阱”那样的局面，即利率逐渐趋向于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终失效。您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有多大的操作空间?

陈志武：美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和日本不一样，日本至今仍是以银行为主体，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则已远远超出以银行为主体的时代。

现在美国银行间基准利率接近于零，和日本当年差不多，但通胀率却达到2%左右，这就意味着真实利率约为-2%。这一状态还要维持几个月，原因是目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信用放大的功能仍处于抑制状态。银行没有发放太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银行不愿意放贷，而是因为企业出于对未来的担忧不敢借钱。但只要经济信心一恢复，企业贷款的倾向就会上升，银行和其它金融公司扩大信用的倾向也会增加。这样一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就会逐步增加。

关于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历，人们有一个盲点，那就是真正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日本经济的挑战。人们总认为日本1990年代所经历的衰退是由其货币政策引起的，而今后的美国也会重复日本当年的经历。但实际上,中国的企业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改革之后，对于日本许多制造业都构成了威胁，日本的出口市场正在被中国取代。同时，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模式和结构太类似，而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使得日本在1990年代的复苏变得非常困难，再加上日本经济转型的能力本就不如美国，故而进入了长期的衰退。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会重复日本1990年代的经历，但是，中国如果不进行经济转型，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日本的经历。

金融创新的是与非

《21世纪》：危机发生以后，对于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杠杆化有诸多指责，您认为此次危机会否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这种局面？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 09:29 编辑 ]

杰亮

陈志武：肯定会有一些影响，银行、金融业将来会受到更多的监管。但从银行杠杆率来看，欧洲银行的杠杆率比美国银行的要高很多，前者大约在六七十倍，而后者如杠杆率最高的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去年7月份公布的数据在30倍左右，现在均已下降为十几倍，去杠杆化程度达到了三分之二。金融危机趋于缓和后，美国银行业的杠杆率可能会恢复一些，但可能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另一方面，很多离开华尔街的人都开起了自己的公司，金融公司的数量会增加。一旦金融市场企稳，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之类的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会很快上升，甚至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美国金融市场的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需求方决定的。金融深化发展之后交易风险、违约风险越来越高，监管方也会重新制定一些规则，来规范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之所以美国历次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停止金融发展，反而使其继续深化，是因为金融需求持续存在，并随着经济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强化了人们对金融证券市场的依赖度。这次也不例外。只要人们还需要跨越时间、空间配置收入或风险，对金融交易的需求就一直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是金融从业者在虚玩，是因为有真实的需求存在。那种认为除了基础性证券市场之外的一切衍生品市场都是泡沫、都没必要存在的想法，是不了解金融市场的一种表现。

比如，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和信贷资金为什么供应量很大，利率很低呢？这当然和衍生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分不开。衍生证券市场让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重新配置风险和收益结构。通过衍生品交易分散风险，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就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于是，它们能够提供的资金更多，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更强，所以要求回报率更低。很多人会说，不是因此而增加交易风险了吗？是的，但这只是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不是要否定金融深化。这个道理就好比触电会死人但还是得用电。

《21世纪》：这次危机使得中国的银行跻身到全球银行排名的前列。中国的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怎样？银行业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是什么？

陈志武：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金融业还是会以银行为主体。过去这些年，中国的企业到香港和美国上市，这让人们看到，美国式的资本市场所提供的资本化能力，和银行所提供的资本化能力和性质很不一样，银行没有给创业者和企业家提供变现未来预期收入的手段。看到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处以后，中国A股和H 股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金管理行业也会进一步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这一变化是渐进的，还需要时间。

相比而言，中国的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这让很多人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严格管制才是让银行生存下去的唯一做法。事实上，中国银行业一直以来是管制太多，而美国的银行业则是另一个极端。对于中国来说，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空间，以此改变现在中国银行体系的经营模式。现在国内一些主要商业银行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利差，这一利差是央行送给他们的，并不意味着银行的经营能力很强。而美国的银行，其存贷利差占总收入的比率不到10%。因此，中国银行业还有很漫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的动力之源

《21世纪》：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形势判断的分歧主要源自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判断不一致，经济危机使得人们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在消退，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陈志武：这些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和投资都在美国，尤其是三月份美联储还购买了这么多的公债和其他类型的债券，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一个政府通过它的财政部发债，同时又由中央银行购买这些债券，这一运作流程完全是在印钞票，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为美国的货币、金融政策承担风险。所以，3月份中国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也是很应该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 09:36 编辑 ]

杰亮

内需增长当然是补充外需不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从中国的体制来看，只要中国经济还是以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为主导，经济增长就还是会靠制造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投资来拉动。国内需求短期内可以继续上升，但最终不可能取代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而且，我认为，接下来美国经济复苏很快会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新的需求空间。美国经济走向也许是判断中国经济复苏时间和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人们很熟悉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储蓄率很高，但其实并不是民间的储蓄率高。中国民间储蓄率水平跟东南亚其它国家差不多，这些年储蓄率的增长主要靠政府和企业储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储蓄，近年来增长很快，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国企的利润没有分红和上缴，他们把赚的钱留下来做投资，投资之外的资金存在银行。而这些企业所进行的投资，大多是工业项目，带来产能的持续增长。

从收入分配来看，企业产权和资产升值所带来的收入并没有流向民间。国有企业和民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恶化，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国家资产升值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收入，不会反映到老百姓家庭的消费、投资预算中去。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内需潜力增长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尽管目前出口拉动的模式已经几乎走到头了，但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未来还是要靠出口。而且，美国采取了这些经济刺激措施以后，中国的制造业也可能较快地受益。从3月份到4月份，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翻了50%，这对于中国的出口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积极的变化。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的趋势再继续几个月，中国出口企业的定单也会相应增加。但倘若由此放弃改革，延续出口依赖的经济模式，是得不偿失的。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政策制定者在实施刺激方案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体制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21世纪》：危机使很多人对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产生了怀疑，认为政府管制是更优的模式，您如何评价？

陈志武：现在危机没有完全结束，很多人都在讨论新的凯恩斯主义抬头，美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终结之类的话题。其实，这种言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过，而且比现在还更有挑战性。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和美国搞竞赛，一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另一边则是苏联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性言论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以至于从那以后，很多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发展；但到了197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财政危机；198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逆转了二战以来的一系列集体化、国有经济发展的举措。

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持续了30年左右。现在我没有想到的是，人们的记忆力竟会如此短暂，这样一场危机就让人们重新走入到二战前后的思维当中去了。特别是很多人据此反对中国正在推进的市场化制度，认为政府管制的经济模式更好。我却认为，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有这样快速的经济增长，恰恰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本身朝着市场方向迈进了很多，政府尽量地把经济事务交给市场。市场化进程才是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和推动力。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靠的是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今天我们反而说市场不灵了，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呢？难道我们要逆转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这恰恰说明这些人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并不理解。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如此之大，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背后的原因，也照样可以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这本身就说明市场化是多么奇妙啊。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5月31日， 周慧兰 、曹理达 北京报道)

杰亮

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

作者:厉以宁

〔摘要〕从一种体制转换成另一种体制， 称作制度调整。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西方各国人民对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新的思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速度在经历了几十年间或快或慢的进展后， 从现在起速度有可能逐渐加快， 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测： 在这次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 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 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不管从2008年起西欧国家是转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三阶段的开始， 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二阶段的延续， 资本主义制度调整都将持续下去。这就是对今后较长时期我们可以作出的判断。
         
〔关键词〕世界经济危机； 世界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 制度调整； 体制置换； 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混合市场经济体制； 美国； 西欧
         
        

一、制度调整的含义

         
        制度调整和制度更替不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被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所替代， 称作制度更替。而在一种制度之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 不同的体制代表着该种制度下不同的治理方式和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从一种体制转换成另一种体制， 称作制度调整。
         
        制度调整是在同一种制度之下进行的。体制转换了， 但制度并未改变， 这种变化只不过是制度本身的一种调整而已。从制度调整的角度考察已往的历史， 我们可以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变迁以及历史的连续性等等有新的认识。〔1〕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同样存在着制度调整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会有不同的体制。不能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同一二百年前的体制是一模一样的。资本主义制度自从确立以来， 体制也在不断变化。但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的变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了。“能不能作这样的思考： 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 但同19 世纪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却改变了， 转换了， 从而在西方国家， 资本主义制度延续下来了。”〔2〕
         
        在西方国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 不断遇到新的问题， 也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冲突， 因此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一开始是带有自发性的， 即主要来自民间。当然， 即使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制度调整，最终仍需要由政府予以肯定， 由议会制定法律，但这并不是否定民间行动的积极意义， 例如， 企业制度的完善、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等等， 都属于制度调整之列， 但都是民间自发调整在先， 法律制定在后。又如， 全民普选制度的实现和民党通过公开竞选方式组成政府， 以及选民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等等， 情况也如此。这些制度调整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已陆续实现了。
         
        然而， 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起着更大推动作用的事件则是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在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下， 失业人数激增， 社会动荡加剧， 社会上要求政府对社会和经济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大为高涨。西方国家的政府从这时起相继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措施，如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 关注民生问题以缓解社会矛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一些西方国家在维持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采取了比较有力的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内， 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平稳发展的， GDP逐步增长， 人均收入也随之提高。尽管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所差异， 各国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进度也有快有慢， 但各国社会基本上都能够接受制度调整的现实， 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 制度调整的结果也继续存在， 并被一些国家的法律固定下来了。
         
        

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西方各国人民的思考

         
        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 并且很快就影响到实体经济， 西欧国家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波及。这是自1929 - 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未曾发生过的社会经济大震荡。这场由美国开始并把西欧国家席卷在内的严重经济危机， 使西欧各国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感到震惊。为什么这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来势这样迅猛？ 影响面这么大？ 为什么经济平稳发展了这么多年一下子会受到这样严重的冲击？ 为什么政府事前未能察觉并采取措施制止？ 总之， 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还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 对此， 有些人甚至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
         
        经济学家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 但这些解释大多只涉及表面的问题，而没有进入深层次去探究危机的根源所在； 有些解释至多也只是提出一些应急的、救市的措施，而没有从制度上、体制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这一方面会引起人们的不满， 另一方面却引发人们作较深入的探讨， 为资本主义制度寻找出路。有关金融危机引起的思考， 在西欧国家比在美国更有市场， 更有民众的响应，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 西欧总是走在美国的前面， 西欧各国的一些政党和职业政治家们所考虑的制度调整问题要比美国一些政党和职业政治家所考虑的更深刻。西欧各国一些群众团体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似乎也比美国一些群众团体更加激进。因此， 尽管这场金融危机并非起始于西欧， 而且除个别国家以外， 一般西欧国家所受到的来自美国金融危机的打击并不比美国厉害， 但西欧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反思却远远走在美国的前面。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7 09:12 编辑 ]

杰亮

严重的金融危机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所引起的思考， 首先在于对自由市场经济看法的进一步转变。回顾70 多年前， 1929 - 1933 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曾经导致人们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产生怀疑， 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 既认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缺陷的一种补充， 也认为是更好地贯彻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手段，因为亚当·斯密在论述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问题。依赖于政府的调节， 不仅不会阻碍自由市场经济目标的实现，反而会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可能性。正因为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的观念发生了上述变化， 所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西欧社会、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化， 如国有化的试验、政府经济计划的实施、政府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等等。在这个基础上， 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关于这一点， 西方经济学界并不否认。
         
        然而， 也正如前面所指出的， 从20 世纪50年代起， 由于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西欧主要国家经济的恢复增长， 再加上西欧的国有化试验未能取得预料中的成效， 经济中明显地出现了效率下降、创新动力减退等现象， 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的社会改革情绪也有所降低， 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势头并没有停止， 因为20世纪60- 7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如环境恶化、地区收入差距扩大、青年对教育制度不满、种族歧视再度引起社会关注等等问题， 进而推动着资本主义制度调整， 使得西欧国家在社会政策上也有相应的转变， 即比过去更加关心国内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西欧国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没有减弱， 而是在继续加强。主要表现于对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重视， 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注意以及对人权状况改善的关切等等。这些都反映于若干政策的重新制订和修改上。
         
        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对西欧经济造成的冲击和由此发生的银行倒闭、企业亏蚀、失业人数增加、房价下跌、股市低迷等问题， 引起西欧国家一些人的忧虑， 进而对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有了新的思考，从而会进一步影响政策的调整。
         
        思考之一： 为什么西欧经济会这样快地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除了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以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外， 是不是也与西欧国家本身经济和金融业的明显缺陷有关？
         
        这里所说的西欧国家经济的明显缺陷， 主要反映于西欧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过大； 西欧各国金融业的明显缺陷， 主要反映于西欧各国金融业同美国的金融业一样， 缺少必要的监管， 听任金融机构为了盈利的目的导致金融泡沫滋生， 以至于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便全盘陷入困境。这样，在下一步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 应当加强对金融的监管， 从制度上保证金融的平稳运行， 防止信贷失控， 防止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的出现， 而且在一旦出现泡沫苗头的时候，政府应当加大干预力度， 及早化解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为此， 应当建立有效的金融运行预警机制， 以免在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再着手干预， 从而可以避免更大损失的发生。
         
        思考之二： 为什么西欧经济会过度依赖美国经济， 以至于美国金融和经济一有风吹草动， 便迅速使西欧金融和经济受到牵连？这被认为由三个原因造成。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 西欧各国都必须依靠美国和美元的流入以振兴战后的经济， 从而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长期存在， 美国经济从多方面影响着西欧经济。
         
        二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 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必须依靠美国， 同美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这是不以西欧各国政府意志为转移的冷战格局的产物。尽管到了冷战后期， 西欧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社会上要求西欧国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主要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西欧国家的历届政府仍然无意于摆脱这种战后初期形成的冷战格局。冷战结束以后，形势有所变化， 西欧国家对于如何处理今后同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了分歧， 有些国家的自主性加大了， 有些国家仍同以前一样， 但从总体上说， 西欧同美国的关系变化不大。这就是现状。
         
        三是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国情不同， 经济结构也各不相同， 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它们各自同美国经济的关系。美国对西欧的投资、同西欧的进出口联系， 以及股权的相互渗透，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不同的西欧国家， 因此， 美国经济的波动必定通过不同渠道传递到西欧国家。相对于美国而言， 西欧国家一般都是较小的国家，即使像英国、德国、法国这三个西欧最强大的国家， 同美国相比仍相当逊色。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经济实力的距离使得单个西欧国家不可能同美国抗衡， 更说不上同美国较量或一争高下了，所以只有走经济联合起来的道路。然而， 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西欧一些国家即尝试着走联合的道路， 直到如今， 它们在联合方面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由于西欧各国之间矛盾很多， 对统一的对内对外政策经常出现分歧， 加上各国经济结构不一样， 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 往往抵消了合作的努力， 所以仍然无法同美国抗衡。这也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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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分析， 既然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 从政治上考虑西欧各国即使同美国的利益不尽一致但也不能不保持紧紧依靠美国的现状。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都不如美国， 而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又因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协调。所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西欧各国政府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市， 如何向困难中的银行和大制造业公司注入政府资本，以帮助它们及早摆脱困境。改变世界货币体系或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之类的大问题则只可能进行意向性的争论、探讨和谈判， 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争论、探讨和谈判还将继续， 而且西欧某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认识到， 要改变世界货币体系或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不能缺少新兴大国的参与， 同样也不能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这就给西欧国家以启示： 在今后国际经济的交往中， 不仅需要有西欧各国在现有联合行动基础上的进一步内部磋商， 解决分歧， 同时也需要同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 使世界货币体系逐步走向多元化的格局。
         
        思考之三： 为了拯救陷于困难之中的西欧各国银行和大制造业公司， 政府的注资行为看来已成为一项救急的政策措施。这是对现有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补救， 同时也是对下一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推动。国家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中的作用增强了， 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调节职能加大了， 但政府注资于私营大银行和私营大公司的措施会引发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 政府注入的资本归根到底是纳税人的钱， 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帮助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呢？ 当初， 如果这些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资本家不是那么贪婪， 那么疯狂追逐暴利， 现在会陷入危机之中吗？ 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资本家之所以陷入危机困境， 这是自作自受的结果， 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帮助他们呢？ 但主张政府注入资本挽救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的人则认为，注资并不是单纯地拯救这些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及其投资人， 总的说来是拯救西方经济， 使国家经济得以走出萧条， 使就业者保住工作岗位， 使纳税人受益、使国家受益。这场争论看来是后一种意见逐渐占了上风， 实际上却又反映了另一个值得西方社会各界思考的问题， 即为了拯救资本主义制度， 拯救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样做， 值不值得？ 有没有必要？ 较多的人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值得保留的， 资本主义制度虽然需要调整或改革， 但并不是想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 而是想用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不足。这种态度实际上同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态度是一样的， 即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调整、改革之后依然保留下来，但使之更适合新的形势的要求。
         
        第二， 尽管西方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主观上并没有想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但由于加大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 尤其是国家向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注入了巨额资本， 使它们成为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企业， 有人说， 其结果会不会出于西方国家政府领导人的预料而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然而， 社会各界的看法不一定认同这种预测。理由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某些西欧国家曾经这样做过， 以至于被认为是在转向社会主义， 但结果并非如此， 因为这些做法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范畴， 即使西方国家采取了这样一些做法， 经济中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下实现的， 资本主义制度照样存在，仍同以前一样运转。理由之二， 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和向私营大银行、大制造业公司注入国家资本的措施，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欧国家， 尤其是英国工党执政期间， 都有过类似的做法， 但根据这些西欧国家的经验来看， 很可能是临时性的、应急的措施，或者是并不成功的经验， 等到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以后， 这些国家又会逐渐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新把自由市场经济奉为准则。至于国家投资所拥有的企业中的股份， 会被部分售出或全部售出，即实行所谓的“非国有化”。〔3〕这些经验清楚地表明， 在危机来临时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和向私营企业注入资本的措施， 包括某些企业、甚至某些行业实行“国有化”的措施， 并不等于这些西方国家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向了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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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主义进一步实现制度调整的可能性
         
        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 至今仍在继续深化之中。对于危机可能带来的后果之一， 是否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 即资本主义进一步实现制度调整的可能性增加了。
         
        要知道， 尽管包括美国和西欧各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领导人， 主观上想早日结束经济衰退，稳定社会， 使经济能够较快地转上复苏的轨道；并且， 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采取了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和向私营企业注入资本的措施， 但他们并不想使自己的国家转入社会主义的轨道。这一动向是十分明朗的。但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是西方国家， 尤其是西欧某些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民众是怎么想的？ 他们会怎样看待本国政府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 另一个问题是西欧某些国家的左翼政党是怎么想的？ 他们在未来的大选中会提出什么样的纲领、主张， 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为什么这里只提西欧某些国家而不提美国， 是因为社会党人在西欧社会一直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 社会党与保守的政党之间的角逐可说势均力敌， 交替执政的情形屡见不鲜，而不像美国那样社会党势力(不管它们以什么名义出现) 很难成气候。
         
        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西方国家， 尤其是西欧某些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是怎样想的？ 又是怎样看待本国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措施的？
         
        如上所述， 尽管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不是社会主义措施， 但在西欧国家， 中低收入阶层长期以来认为社会党所倡导以及执政期间所推行的福利政策等等， 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政策， 所以中低收入家庭认为西欧国家在经历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转向社会主义是值得欢迎的。这样也就在政治上产生了双重的后果： 一方面，政府进一步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阻力会减少，获得的支持度会增大， 从而使进一步的制度调整进行得比较顺利； 另一方面， 既然中低收入家庭认为这些政策措施是转向社会主义的政策措施，这就增加了进一步向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 从而使得西欧国家在金融形势和经济形势好转之后试图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或试图撤出国家对私营大银行、大公司的注资时，会受到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压力， 甚至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目前虽然看不到这种迹象， 但未必以后不会出现政治上的动荡， 未必以后在大选中政党之间不会就此发生激烈的争辩。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速度在经历了几十年间或快或慢的进展后， 从现在起， 速度有可能逐渐加快， 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因此， 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测： 在这次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 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 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
         
        进一步分析， 能不能作出如下的推测： 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后， 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就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经历了19 世纪和20世纪初期之后， 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到1929 -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夕已经达到了顶点， 越过这个顶点， 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受到普遍的质疑，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表明了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局限性， 从此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便有了合理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西欧国家的议会先后用法律形式使得政府的经济干预具有合法性。隔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 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降临， 在西方各国普遍遭到打击的情形下，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又一次受到质疑， 于是就有了政府加强对经济干预和国家向私营大银行、大公司注入资本的呼声， 并相继在西方各国成为具体措施。如果以1929年为分界线， 把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和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两种不同体制之下的资本主义， 即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混合市场经济(或者像德国经济学界经常采用的“社会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的特征， 一是反映于自由市场经济运行基础上国家的干预力度增大了， 政府在认为必要时对经济进行的调节力度加强了； 二是反映于私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股权参与或国有化比重增大了。而这两个特征中， 在美国主要以第一个特征为主； 在西欧一些国家， 两个特征是并存的， 甚至是并重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7 09:2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