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党爱民（2004, 2007）提出过一个合伙生产模型，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有两个人张皮和李馅合伙包饺子，一个皮换一个馅，李馅饭量小，吃10个就饱了，而张皮饭量大，要吃20个才能饱。尽管他们各自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要素，但必定要出现资源闲置、张皮每天得饿肚子的情形。这种不和谐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夫妻生活不和谐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资本家集团的消费达到饱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被迫停止，于是就出现了资本闲置、工人失业贫困的经济危机。

　　这个模型大致有两种改进办法，一是调整交换比例，亦即调整分配比例（党爱民，2007），二就是按人发钱。这里只讨论后者。如果给他们两人每天各发10元钱，假设市场上皮和馅都售每个1元，那么，李馅每天会赚到10元钱，而张皮也可以吃饱肚子。这个改进后的经济包含了“乡村集市范式”和“华尔街范式”的内容：一是他们借助货币进行物物交换，每天有10个皮换10个馅的交易，二是他们进行货币与实物的交易，李馅每天卖出10个馅，赚来10元钱。由于这个交易完全是自愿的，且大家的境况也都得到改善，因此，按人发钱是一项帕累托改进。按人发钱的更加学术化的术语就是社会分红。

4.3 国家纸币和现代不兑现信用纸币

　　国家纸币是由国家法律强制发行和流通的一种不兑现黄金的纸制货币符号，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紧急需要，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环境是物资短缺，没有实物基础，因此，发行的结果必然恶性通货膨胀。历史上出现过多起为人诟病的国家纸币超量发行的事件，如美国1861-1865南北战争期间发行的“绿背纸币”（Green back），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阿西拿”（Assignats），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马克和旧中国的伪“法币”（何问陶，1996）。

　　现行的由商业银行创造的不兑现信用货币与国家纸币一样具有不兑现、不赎回的性质，但前者国家没有收到相应的铸币税，相当于国家放弃了这份公共收入，不同之处是前者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保证，不致像后者那样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但前者却导致债务危机、导致金融不稳定。

　　国家纸币是以国家的信用作担保的，而现在由商业银行创造的各种非现金货币，是以银行的信用作保证的，信用级别降低了。现在的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完全是由于有相应的社会生产力作保证。

4.4用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

　　为了应对利润枯竭的经济危机，我们必须增加利润。如果以别人负债得形式发现货币，为市场补充利润，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应当有人站出来舍身取义，伸出脖子让别人宰，甘做冤大头，先牺牲自己，再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宪法赋予其印钞职能的中央银行。

　　补充利润、补充货币的根本措施是发行主权货币。主权货币是一种纯货币（plain money）。纯货币是一种无负债、无利息、无需担保、无需赎回的交易工具。主权货币是由中央银行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力发行的一种纯货币，它的数量完全按照实际经济对货币的需要来决定，以现实的生产力作为发行的物质基础。主权货币主要用于社会分红，通过消费途径注入经济循环，也可以用于公共开支及作为减税的基础。

　　只要有过剩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主权货币，这样做不仅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还会使实际产出增加。主权货币与历史上发行的让人诟病的“国家纸币”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两点本质上的区别：一是发行的条件不同。国家纸币一般是在战争等非常时期发行，这时普遍存在物资短缺的现象，它的发行必然加剧通货膨胀。而主权货币是在目前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下发行的，有充足物质基础作保证。二是使用的方式不同。国家纸币由政府使用，用来敛财，而主权货币由全民公平使用，用于散财，消化过剩产能，让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主权货币与现行不兑现信用货币相比，它让流失的铸币税重新回到国家手中，变成公共利益，同时也有助于稳定经济，化解周期性的经济危机。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详细论述了以纯货币恢复国家铸币税的诸多优点及其具体实施细节。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4 09:07 编辑 ]

杰亮

4.5主权货币体系的运行

　　主权货币体系的运行，其实就是对现行的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制度在保留其原有运行规则的基础上，对具体的运行参数进行技术上的调整。具体来说，就是以主权货币作为基础货币，加大基础货币的供应，降低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规模，由国家回收部分铸币税利益，并把这些利益回馈给社会。（比方说，在存款准备金率为10%的情况下，1万元的主权货币，商业银行可以再创造出9万元，合计10万元货币，9万元债务。如果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50%，同时把货币总量仍控制在10万元，但央行就可以发行5万元的主权货币，商业业银行据此再创造出5万元货币，债务降低了，公共利益增加了。）

    当经济处于萧条时，企业贷款意愿降低，使得货币乘数降低，即使降低贷款利率，企业也不敢贷款、银行也没有合意的借款客户，同时，消费者开始节俭，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这时候就会表现出通货紧缩。传统的货币政策几乎无法应对这种状况。因此，传统理论应对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就是财政政策，加大财政赤字，实行反周期财政政策。但这却会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赤字，这又为下一波经济危机的埋下种子——一旦政府企图补偿赤字，就会造成经济收缩。而如果用没有负债的主权货币对抗通货紧缩，就不会有这种后遗症。主权货币的数量完全按照经济对货币的需要来决定，如果不发生通货膨胀，就不必刻意赎回。如果持续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就持续发行这种货币。主权货币发行完全以潜在经济增长为导向。如果发生通货膨胀，首先应当发展生产力，扩大供给，其次可以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收回这些货币。如果主权货币是以全民平均分配的形式进入市场的，它就有助于迅速调整投资过多、消费不足的畸型需求结构，其它优点参看党爱民（2008）。

　　这项改革可以让商业银行专注于自身的业务，从“政策贷款”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主权货币旨在补充利润，挽救经济，如果把它看作是临时的救贫救穷措施，就显得过于狭隘。当然，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消除贫穷，而本文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要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制度化的措施，而不是临时的应急的措施。

4.6 主权货币的需求

　　对主权货币的需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流通需求，主要体现在每年需要增加的M1上。这部分需求属于流通需求，它的量比较小，而且可以由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来实行。但是，如果以主权货币替代其中一部分，就等于回收了部分铸币税权利，它可以用于公共利益。

　　二是资产需求（有人叫保值需求），大致等于M2减去M1的那部分。这部分货币充当储藏手段，需求量最大。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由于我们在医疗、养老、上学、就业等各方面的保障不健全，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储蓄一部分钱来应对自身的收入波动。这部分需求也是对纯货币的需求，也对应着一笔巨大的铸币税收益。目前的以负债形式发行货币的货币供应政策，根本就无法满足这部分货币需求——因为没有人愿意为别人负债、也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承担这么庞大的一笔债务！这是目前最主要的矛盾、最紧迫的事情。

　　三是人民币作为区域结算货币以后，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以上两种需求。这里也包含着一笔很大的铸币税利益。

4.7 与主权货币相关的法律

　　国务院于1993年发文禁止财政向央行借款，随后于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该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这些法律法规出台的背景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出台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以前财政向央行借款累计1582亿元。为了这笔钱，央行和财政争吵了多年，最后国务院于2003年10月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正式提交了《关于规范处理1995年以前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借款问题的报告》。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4 09:08 编辑 ]

杰亮

《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货币政策的目标锁定在维持币值稳定上，认为购买本国政府债券会释放高能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法律规定财政不能向央行借款、央行也不能直接包销国债，但央行却用人民币购买大量美元、再用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公司债券。

　　虽然理论界把通货膨胀归结为货币现象，但其归根到底是需求大于供给。事实上，出口导向式增长比内需驱动式增长更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因为出口是以实物财富换回货币，物资减少了，货币增多了。而按人发钱，是以闲置的生产力为基础、以原本要出口的物资为基础，物资仍然在国内，因此，更不容易造成通货膨胀。

　　今天，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扰，同时也出现了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我们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而不是被动收购美元、根据美元的多少来发行人民币。我们应当根据目前的生产力状况，适当调整那些针对通货膨胀制定的法律法规，以符合我们经济发展的要求。

4.8按人发钱是21世纪货币经济常态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始终无法赶上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将是未来经济的常态。这就是说，发行主权货币的物质基础是坚实的。发行主权货币，一方面让社会生产力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让企业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利润，这是一项帕累托改进。简而言之，由于企业对利润的渴求是无止境的、是一种常态，因此，按人发钱也会成为一种常态。

　　有人认为，我们的共同富裕可能会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诺奖得主舒尔茨(1998)曾经指出，先前的经济学家夸大了土地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对土地面积的拓展。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现在很多人夸大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舒尔茨说：“历史证明，我们能够通过知识的增加来扩大资源”（舒尔茨，1998）。

　　有人预言（Brain, 2003），未来20年机器人技术进会取得长足进步，会导致大约50%的就业岗位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每个公民发钱，将会成为21世纪的常态。科学技术的发展，替代了很多原来的人类劳动，这个技术进步使得人类不再需要为自身生存而忙碌，人类完全可以从各种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享受充分的自由，逐步进入共产主义。

5．结论

　　本文以明斯基提出的“华尔街范式”和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循环”的理论为基础，分析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认为全球经济陷入了利润枯竭式萧条。本文主张，发行一种无负债、无利息、无需担保、无需赎回的主权货币，用它替代部分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功能、恢复部分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铸币税，并把它直接发给民众以增加消费，是迅速解决当前危机的可持续的制度性措施。按人发钱是为市场注入令其起死回生的利润，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项帕累托改进。

　　适合作为主权货币的币种，一般是那些政治稳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货币。中国的人民币完全具备作为主权货币的条件。而一些小地区小国家的小币种要成为主权货币，会遇到一些障碍。因为这些小币种一般仅仅是在其发行区域内充当流通手段，一般不会用来充当储藏手段，尤其对那些资本帐户开放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生产力仍然比较落后，政治也欠稳定，人们对持有本币没有信心，一旦赚到钱，就会立即拿来换美元，本币始终在实体经济中循环。因此，一旦增发本币，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发生金融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和1997年的东南亚。

附录1：相关数学模型

　　本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乡村集市范式” 与“华尔加范式”的混合体。明斯基的“华尔加范式”对现代复杂的金融市场没有作出合理的抽象和概括，使我们对“华尔街范式”难以得出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华尔街范式的核心就是赚钱，也就是马克思描述的G-W-G’，我们只需往“乡村集市范式”中加入一个“赚钱”的要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下面给出一数学模型，这个模型出现在党爱民等（2004，P56-58），本文再给它添加一些解释。

　　党爱民等（2004）认为，基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之和存在一个极限——饱和值，假设这个饱和值为q。我们考虑一个仅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模型，假设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零、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假设工人和资本家的分配比例分别为α和β（很显然，α+β=1）。那么，全社会的总需求Y将由下式决定（假设资本家的饱和需求为100，分配比例资本家和工人各占50%，则全部有效需求就是200；如果本家的比例减少为25%，则有效需求为400）：

杰亮

（1）
在如此规模的生产中，工人会得到工资Qm：
（2）
我们再假设在t=0时，给工人一笔钱m0（比方说来自于转移支付），那么，工人就会有如下式所示的有效需求：
(3)
当t=1时，资本家仍然按照意愿消费和投资,他们的有效需求始终为q,而工人有效需求仅为Q0，全社会的总需求等于q+Q0，工人会得到工资Q1：
(4)
同理，当t=2时，工人只能消费由t=1时所拿到的工资，同时又得到工资Q2：
(5)
同理，当t=3时，工人只能消费由t=2时所拿到的工资，同时又得到工资Q3：
(6)
一般地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差分方程：
(7)
求解上式所示的差分方程可得：
(8)
把（2）式的边界条件代入上式，得到:
(9)
我们把（9）式的这个解表示在图(1)中。
Q
qα/β
t
0 1 2 3 4
图（1） ）转移支付模型的动态均衡过程
由于α<1,所以，当t趋于无穷大时, αt趋于零，工人的消费达到稳定的数量，即：
（10）
这也就是（2）式的结论。
　　在这个模型中，由于资本家的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已经达到饱和，他们生产的目的除了满足他们意愿的需求以外，剩下的就是为了赚钱——因为他们对金钱的需求是不会饱和的。
由于在单位时间内资本家的消费始终是q，故社会共生产了(q+Qt)的产品，故单位时间的总产出为：
（11）
这个模型的结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把社会生产分为以下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即q/β）为货币可再生的可持续的生产，也就是“乡村集市范式”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描述的简单再生产（W-G-W）。这类生产的规模由资本家的饱和需求和分配比例决定。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雇用劳动、发放工资，同时出售产品收回工资，周而复始，循环不断，货币仅充当交换的媒介。由于在短期内，分配比例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这个生产规模是稳定的。
第二部分（即m0αt）为不稳定的货币耗散型生产，也就是“华尔街范式”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G-W-G’）。这类生产的源动力是资本家为了赚取工人手中的钱。随着赚钱活动的开展，转移支付给工人的那部分钱会越来越少，于是，这类生产逐步萎缩，直至消失。因此，这类生产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是靠货币推动的，因此，我们称为货币耗散型生产。
同理，如果这个经济有来自外部的需求冲击M’，经济就会扩张，赚取M’。当这笔钱赚完以后，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均衡水平。信用扩张、财政赤字、对外净出口都具有扩张经济的作用。一旦这些生钱的来源发生障碍，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在每一期都给全体居民一笔适当数量的钱，则“货币耗散型”生产（即“华尔加范式”下的生产）就会持续进行下去，达到一个像水电站那样的“非平衡稳定状态”，这便是“按人发钱”的理论来源。而降低资本所得份额、提高劳动所得份额是由该模型得出的另一个政策建议（党爱民，20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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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4 09:14 编辑 ]

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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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大经济论坛」(2009年2月1日)
作者: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4 09:20 编辑 ]

杰亮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

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进程

秦晖

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同样，美国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我们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主题：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时间：2009年4月11日
地点：银科大厦20层2006室

2009年4月11日，秦晖教授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的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美国人的恶习

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那么，如果将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相比，有何不同？ 1929年危机的特征是投资积累过度，而导致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中国发生的是这种类型的危机，我们的过剩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直叫做内需不足。但是中国的危机没有1929年危机的破坏性那么大，因为我们的过剩，由于强大的外需被缓解了。这次由于美国的危机，外需缩减，导致我们的情况凸显出来。

而美国发生的危机，几乎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危机。我们总是说自己消费不足，但在美国恰恰相反，大家都公认美国人的消费过度导致了这次危机。讲的简单一点，他们过度消费、在全球进行透支，导致信用链条的崩溃。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种危机。有人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的危机。大家知道，福利国家其实是对狭义资本主义的一种对抗，是一种反资本主义行为，就是通过政府行为来逆资本主义的规则而动。

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美国发生的危机有虚拟和实体两个层面。虚拟层面就是次贷，美国人过分支持穷人买房子，而实体危机较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汽车业。按照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们的工会太强大，福利太高，自由的雇佣关系几乎不存在，导致他们的竞争力下降。

有人编了一段通俗的对话解释1929年危机。煤矿工人的孩子对妈妈说，“我冷，为什么我们不生火呢？”妈妈说，“我们没有煤，爸爸失业了”。小孩就问：“为什么我爸会失业呢？”妈妈说：“因为煤太多”。为什么煤会过剩呢，因为劳工太弱势，消费能力不够。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恰恰相反，有人编了这样一段对话，通用的职工对老婆说，“这个月我们不供房了，因为房价下降了”。老婆问：“为什么房价跌了？”说：“因为政府收紧银根，不贷款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要‘铁饭碗’，企业需要的补贴太多，财政受不了”。“为什么要这么补贴呢？”，“因为我们都要买大房，所以导致我们都不供房了”。

很多人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仍然想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美国的危机。有些人说，美国还是消费不足，穷人要靠借钱买房，为什么不用现钱呢？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穷人可以用现钱买房呢？即使他可以用现钱买房，你仍然说他为什么不买一座城堡。消费不足从来不是对消费欲望而言的。同时，消费不足也不是针对贫富差异而言的。古代曾经有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那时没有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消费不足其实就是全社会的消费相对于资本积累而言，资本积累过度，产能太强，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无法容纳。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发生了过剩危机，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是消费率和积累率的对比。中美几乎是两个极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率最低，美国的消费率是最高之一。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6 00:45 编辑 ]

杰亮

因此大家都骂美国人，说美国人有恶习。1929年时我们总说美国穷人如何可怜，但是今天我们嫌他们太挥霍。我们现在的左派也经常说美国人太不象话，如果都像美国人这样消费，要20个地球才够。我觉得美国人的确该骂，他们过度消费，向全世界透支，透支那么大个窟窿出来。讲的简单一点，这个危机就是美国人透支消费造成的一个大窟窿。美国人的恶习的确该骂，但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恶习呢？是资本主义制度吗？按照以前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应该造成相反的现象，消费不足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福利国家的弊端吗？也很难说得通，因为美国不是福利国家的典型，欧洲比美国更加福利国家，但也没有出现这种恶习。

有人说和经济制度没关系，可能和文化有关，叫做美国消费文化，美国人就是喜欢超前消费。而我们中国是相信天人合一的，因此很会克制自己，所以我们是低消费的。这样的说法太悬了，因为一谈到西方文化，我们就会想到韦伯，韦伯提到过新教伦理。与消费文化恰恰相反，新教伦理说新教徒都有禁欲、节俭和积累的现象。美国人大多数过去都是新教徒，现在也仍然是新教徒，他们的消费行为怎么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这里我还要说一句，其实美国人的消费也是说变就变的。最近几个月美国的储蓄率正在很快回升。你要说这是文化，恐怕很难说通。

美国人的“宝葫芦”

其实直接原因很简单，美国人超前消费就是因为有个宝葫芦，那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就是美元的全球透支功能。全世界都认美元，美国可以随意发行。谁拿着这个宝葫芦不会超前消费呢。我们能拼命的印人民币去世界上消费吗？不行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

问题在于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有人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挂钩，就不会发生这种危机。但由于美国无力给全球美元提供兑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这里有个问题不好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谁逼美国建立的吗？不是的，是它自己要建立的，那时正是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会垮掉呢？因为美国相对而言不那么强势了。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的时候，全世界反美舆论欢欣鼓舞，包括中国人。我最近翻一翻旧日记，在1972年我是18岁的知青，在离县城200里路的小山村里插队，还曾写了一首打油诗叫“美元危机”。这里有个问题，最强势的时候是有制约的，不强势了反而没有制约了，这能说得过去吗？ 总而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滥透支有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不只是对别人，对美国人来讲也是很危险。正因为这样，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国当局一直把它们的巨额逆差，向全世界透支当成一种不好的现象而力图改变。他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就怨天尤人。比如说怪中国，说我们向他们倾销，但这是没有道理的，是美国愿意买。但也不能说美国的怨天尤人是装出来的。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这样无限制的超前消费，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

今天美国发生问题，很多人都说“我早就预料到了”。比如写《货币战争》的先生说他一年以前就预料到了。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健先生说，他五年以前就预料到了。其实你看看美国的舆论界，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做这种预料。不管是学者还是政论界，很多人都讲这样很危险，包括美国当局也这样讲，但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解决不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原因不在于经济制度，也不在于文化，那是不是和政治制度有关呢？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去考虑。我是支持民主的，而且我认为中国也要民主化。但是我并不是民主浪漫主义者，民主也会有它的问题，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尺蠖效应”。我们需要政府，授予它权力，所谓授予权力就是约束我们的自由。我们为什么要授予它权力，约束自由呢？因为我们希望它能承担责任，给我们安全。这个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就是社会保障、福利……这就有两种选择，有些人认为我需要更多的保障，要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授予政府比较多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有些人认为政府权力太大很危险，可以侵犯我的自由，所以希望政府权力小，但也不敢奢望它能承担多大的责任，这叫自由放任国家。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6 00:54 编辑 ]

杰亮

从逻辑上来讲，这两种做法都是宪政民主下的自有之义。如果非宪政状态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这种社会也会有左派和右派，但是左派和右派都是看“皇上”的脸色行事的，“皇上”需要左派因为他要扩张权力，“皇上”也需要右派，因为他要推卸责任。这么搞就会使统治者变得权力很大，但是责任很小。权力大，大家的自由就被侵犯了。责任小，大家的福利就没有了。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的。

为什么要有宪政制度呢？宪政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让统治者的权责必须对应。我授予你权力是以你承担责任为前提的，我不允许你只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但是民主制度在某些条件下也会产生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其实老百姓和皇上在人性的局限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从自己考虑。为什么民主国家的老百姓会把右派选上台，因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但如果要取消福利，老百姓很可能就不干。为什么老百姓会把左派选上台呢？因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福利。如果左派上台要减少自由，老百姓还是不干的。换句话说，民主制度下会产生一种和专制制度下相反的“尺蠖效应”。左派上台福利要提高，但是自由不能减，右派上台自由要提高，但是福利不能减。这样的结果就会使自由和福利双膨胀，这是不能持续的，道理很简单，你又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这怎么可能呢？自由意味着不能劫富，福利又要济贫。从理论上讲，统治者的权力最小化，又要他的责任最大化，这就会出现问题，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实际上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有这种现象，只不过看它能走多远。这种现象走不了多远就会碰到问题，碰到问题当然就会出现一些小危机，逼得你不得不改变。如果你走得很远，本来不该持续的东西，却持续的很长，窟窿肯定越来越大，一旦暴露了，就会更严重。

以美国而论，从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美国都在向福利国家发展。罗斯福搞新政要使穷人免于匮乏，肯尼迪约翰逊讲“向贫困宣战，搞伟大社会”。但后来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70年代整个西方出现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破产，美国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从尼克松上台，一直到小布什，这30多年虽然也有克林顿，也有比较左的几年，但是大体上被称为保守主义回归的时代，也就是美国向右转的时代。虽然被称为向右转的时代，但这30多年间，美国财政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主义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的作用都在明显加大，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增加了4倍之多。也就是说，右派上台并没有把福利压下来。欧洲也有这样的问题，所谓右派执政的典型就是里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毫无疑问是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她一再讲她上台要搞改革，要结束公共开支难以控制，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但是她上台以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做不成。撒切尔夫人连续当了两届首相， 7年过去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增加了1/3。在她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觉得实在忍无可忍，就搞了一场税制福利改革。这个改革刚一公布，就引起强大的反对，大家把她赶下台。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任期实际上没有任满，之后接替她的梅杰马上宣布取消改革。  

福利、自由双膨胀的问题

研究福利的学者也指出，在议会民主条件下很难减下来福利，充其量是能够延缓它增加的速度。右派要搞福利改革，往往是说得容易，做得难。话又说回来，削减福利无所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别的方面就无所作为，压缩不了福利，但是可以增加自由。怎么增加呢？政治自由老实说不知道他们还能走多远，已经自由到这种地步了，而且在这方面，左派和右派也没有什么区别。

杰亮

实体经济的自由、基本财产的自由，国家不能强制拆迁，这些早就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还能怎么提高呢？于是所谓的增加自由，基本上是朝虚拟方向发展。讲的简单一点，原来允许你自由交易有形资产，后来可以交易无形资产，也就是信用，最后信用的信用也可以交易，最后衍生的链条越来越长。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动力其实就在于我刚才讲的，左派、右派争相讨好老百姓。按照以前的说法左派是比较亲穷人的，但这里有个问题，右派就敢得罪穷人吗？民主国家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要靠多数票的。

在美国左派经常说我要建立一个福利社会，右派说我要建立一个“业主社会”。 “业主社会”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当“业主”，实际上就是要让穷人当“业主”，因为富人早就是“业主”。左派说我上台国家就会照顾你们，右派说国家再照顾也是寄人篱下，我让你们自己“抖”起来不是更好吗？“业主社会”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当老板，实际意义就是要使美国穷人都要有自己的住房。不是穷人要有房住，而是要有自己的住房。美国公共政策中，住房问题大概是仅次于就业问题的。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住房法案》，一直到70年代美国国会曾经11次通过《住房法案》，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

他们认为住房政策的核心已经不是穷人有房住了，是穷人当房主。哪一个国家能够让穷人当房主？即使是高福利的瑞典，也不过是给穷人提供公屋。让穷人当房主，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一个办法也就是用低首付、长周期的按揭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次贷照我看，是从罗斯福时代延续的一个传统的极端化。美国从罗斯福时代就推出了低首付、长周期的按揭，而且总的趋势是首付越来越低，按揭周期越来越长。

所谓次贷无非是增加了两个创新，第一就是所谓的可以再按揭。也就是说，如果供房有困难，你可以以房价提高为理由，把升高的那部分作为抵押，再借新的贷款。第二个做法就是按揭的证券化，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银行把钱借给你，明明知道你是不还钱的，但是它可以把高风险债权再卖给别人。为了鼓励发债银行发放这种贷款，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两房”，用我们的话说这是政策性公司，既然是政策性的公司，为什么还要上市？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制度延续下来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两房”中的房利美是罗斯福新政时代建立的，两个创新也是在克林顿时代发展起来的，严格说都是左派执政的时候。美国1999年废除了监管比较严的法律，这个创新的闸门最后被拉开。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次贷有非常大的发展，最后窟窿暴露了，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美元全球透支功能的作用下，这个窟窿透支到全世界，大家都麻烦。

次贷的确是个馊主意，说穿了次贷就是为穷人买房，给全球投资者下套。有人说这是一个类似于传销的游戏，的确也是。但是穷人和直接贷款行在这个游戏中都是上线，下线就是最终买了这些风险债权的大投资商。基本上都是那些跨国投资商。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美国次贷按揭大概有70%都在雷曼兄弟手里。贷款行没有破产，而那些投资银行大量的破产，他们的股东全球都有，因此全世界都有人破产。

但是，如果没有次贷，也会有别的问题。因为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不用说美国，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像东欧这些国家现在的处境和美国也差不多，也出现高消费的危机。这种超常消费，首先会造成高负债。自由、福利双膨胀的国家，劫富不可以，济贫是需要做的，那就完了，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消费者的高负债，因为自由和福利都会推动消费。有福利的人敢花钱，自由多了大家就会花钱，尤其是信用自由，这是一个消费杠杆，它还会放大消费能力。你越自由，消费权利就会被释放得越彻底，甚至会被超额释放。

美国这样的国家大量负债，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大量的印钱，那会产生通货膨胀。第二个办法就是发国债，谁来买？正好世界上有另外一类截然相反的国家，肯定是低消费。这些国家就是天然的买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贫穷的中国人补贴富裕的美国人，也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有一帮人只消费不生产，有一帮人只生产不消费。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6 00:59 编辑 ]

杰亮

既然这样，民主制度不要了吗？其实我要讲，美国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别的国家如果这样早就出问题了。不可持续的东西，竟然持续如此之久，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透支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像宝葫芦一样的美元，不管印多少全世界都认。这个条件只有美国有，欧洲、日本都没有，只有美国可以搞这么一个大窟窿。但是这个条件还不够，大家知道借钱毕竟不是抢钱，还要有人愿意借给你。恰巧中国，可以大量长期的借款给美国。

截然相反的两种国家互为条件，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互动。这两种国家哪一个都是以对方作为条件，没有中国向美国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只要一张白条，就是顺差，同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人的恶习不会被惯到今天。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美国的巨额外需，中国的过剩危机早就会爆发。在平时好像大家觉得都不错，在这种游戏中美国人得到了高消费，中国人得到了高增长，有人说这叫做“利益共同体”。但是这种“利益共同体”玩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最终游戏玩砸了，双方都埋怨，美国人埋怨中国人向它倾销，中国人埋怨美国人开动印钞机就把我们的血汗钱卷走了，而且美元一贬值，我们的白条就全部作废了。

但是又很奇怪，危机一旦爆发，双方虽然互相抱怨，但实际上互相的依赖好像也明显升级。美国窟窿越大，就越希望中国买更多的美债。而中国过剩危机越严重，就越希望保住外需。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也不怎么提了，增加出口退税。总而言之，我们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商品卖得更便宜，美国人不是消费能力下降了吗，我们要卖得更便宜，否则外需就很麻烦了。

就程度而言，这次的危机显然不能跟1929年相比。要度过这一次的危机，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是十分难。但是这个机制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如果不发生变化，只是糊了一个盖子把窟窿盖住了，我们照样玩游戏。最后窟窿越来越大，我们连同盖子掉下去了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中国人的低消费

中国人的低消费率，所谓的内需不足，有很深刻的制度原因。中国的消费率曾经有一度是明显提高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消费率一度达到52.5%的历史最高峰，以后出现了一段停滞，到了1989年以后就明显的下滑。下滑的趋势发展到1994年已经很严重，但是1994年正好中国做了一件事，就是人民币汇率并轨，实际上就是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马上打开了外需市场，就使得中国经济避免了硬着陆。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我们开始讲提高内需。第二个转折就是入世。从入世的那一年开始，中国的消费率大幅度的下跌。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全世界的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的廉价商品涌入全世界，中国只生产不消费给美国人填窟窿。现在我们碰到危机了，就讲我们要解决内需问题。但是内需问题能够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解决吗？其实内需本身并不是想提高就能提高的。

去年年底我们在东莞遇到了一场有趣的讨论。吴敬琏先生一直在讲，我们的外向型经济非常吃亏，代工企业生产一双鞋子在美国零售市场上要卖90块钱，但我们的出口价只有10块钱，80%都是被美国人贴了一个名牌就卖那么贵。我们要拉长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但是东莞很多制鞋企业的老板很不以为然，他们说，其实和我们合作的美国品牌商，他们的日子很难过，他们的利润率只有1%；而我们的利润率有20%到30%。让我们去学他们，这不是见鬼吗。

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反映了价值链与利润率的悖论。价值链我们只享受的12%，但是12%的价值链高度集中。这里的高度集中不是说企业拿走太多，其实政府拿走了更大的一块。而美国人在价值链拿走了88%，这88%在美国充分竞争的第三产业的各个环节中被摊得非常之薄，从进口到一级批发、二级批发、创意、广告、售后服务等等一系列的环节，这88%的分享面是比较广的。而我们本来就只有12%的价值链，还那么集中，这种状况不改变，消费率能提高吗？改变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是解决我们现在面临问题的根本途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6 01:0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