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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张茉楠:全球危机探源(第1－第4楼)
(2)党爱民: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第5－第15楼)
(3)秦晖: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第16－第22楼)
(4)陈志武:危机底部——中国的抉择与出路(第23－第26楼)
(5)厉以宁：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27-第31楼)

全球危机探源

作者:张茉楠

近来，正当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纵深蔓延，世界各国全线阻击危机时，美国却抛出了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的论调，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力图推卸肇发危机的责任。美国的解释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储蓄和投资取向，全球经济出现失衡，新兴经济体的高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种子。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产生失衡？失衡的根源在哪里？笔者认为全球价格体系的错误定价才是危机的根源。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运行，价格扭曲必然导致价格体系的失衡和经济扭曲，从而引发全球性危机。

失衡并增长着：全球价格扭曲下的超常繁荣

近20年来，全球经济最大的格局之变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深化。长期横亘在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完全展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面前。由资本追逐利润的强烈动机所驱动，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内的国际资本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了3.5%，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的流动增长是14%），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和规律，与全球经济分工不断深化下贸易的大趋势达到如此惊人的契合。

事实上，定价合理的价格体系是经济系统正常运行的信号装置，而价格体系所包括的价格周期因素、价格连接因素，即货币价格、资源价格以及资产价格的扭曲和迷失都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第一，全球化红利得益于两大价格体系失衡

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内的生产要素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滞后，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的提升速度十分有限，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体系。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体系趋于融合，市场的力量必然会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情况进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过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创造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共同推动了货币渠道与商品渠道的通货膨胀。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格体系中缺乏定价权，“进口高价格，出口低价格”。中国等国虽然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全球价格体系话语权的缺失使资源定价权由资源生产国转移到资源消费国。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在多种大宗商品上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不断提高，这被世界市场冠称为“中国因素”。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源性大宗商品进口国，目前我国是全球铁矿石、铜、天然橡胶和大豆的最大进口国，是原油的第二大进口国，同时也是棉花、玉米、小麦、氧化铝、镍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国。其中，对原油、铁矿石、氧化铝、天然橡胶和镍的进口依存度在40%～60%之间。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中国付出了更多的外汇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宗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加，价格却急剧下降，在价格主导上也处于被动地位。如200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占世界石油贸易总量的6%，但在影响石油定价的权重上却不到0.l%。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但主导了生产，主导不了贸易和资源定价，形成了中国补贴全球生产成本，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补贴全球化红利的失衡格局。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7 09: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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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价格失衡的叠加效应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失衡发展和经济虚拟化已经严重地改变了传统全球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向来都存在正负效应，一方面，虚拟经济以其高流动性和高获利性吸引大量零散资本，并将这些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满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而且，虚拟经济有着很强的信号作用，提高了实体经济运作的效率；但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大量投机和炒作行为的存在，使得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成为常态，尤其是虚拟经济自身的过度扩张和虚假繁荣。

在价值结构上，全球经济表现出金融资产迅速膨胀，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金融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扩张。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杠杆放大。据初步统计，当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的市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规模的10倍以上，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各国通过货币创造的流动性（仅占全球GDP的11%）。从美国总资产及其主要构成情况也可见这种变化，美国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只增长44.69%，而在1980—2006的24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53.00%，26年的增长量是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这些过剩的流动性不仅催生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房地产价格泡沫，更通过全球期货市场向实体经济转移。在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把期货市场金融化与衍生产品化的时候，还会继续把实物生产领域中所有可以与衍生金融产品沾边的各种合约方式衍生产品化，这也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在物质产业长期萎缩后仍能长期维持贸易逆差的原因，货币创造了自己的需求，即只有需求的增长而没有供给的增长，或需求增长率远高于供给增长率。

而另一方面，美国在2000-2005年，经济年均增长率是3.5%，但制造业增长率年均只有0.7%。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是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格局中是不对等的。全球价格体系的失衡使得中国生产者在为美国消费者提供补贴。根据相关计算，中国通过提供廉价商品和购买美国国债，每年大概向美国提供 200 亿美元的补贴。

第三，价格结构性失衡形成全球价值洼地

全球经济格局表明，资本已经成为主导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是有效配置资源的高级形式。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这块利润，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在以往全球化过程中所未有的贸易强势，但这块新利润的来源是价格体系扭曲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要素价格红利倒贴了美国的国民福利，价值洼地吸引国际资本长期流入的巨大磁场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收益、低成本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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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回报率分析，国际资本偏好于新兴的制造业大国或资源出口类国家，据统计1995年-2005年投资于新兴国家的利润回报率为15.3%。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更高，长期维持在20%左右。高收益利润缘何而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 1998年到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一个重要条件。多年来，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以几乎零租金的价格向外商提供土地，这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资源价格存在大量扭曲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穷国向富国出口资本，以便为富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融资来源。另外，能源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也是由于能源定价低所形成的隐性补贴。所有这些失衡不仅意味着资源的错配，也使我国成为投资洼地，呈现出资本流入与利润流出的异常格局。

价格异常波动与失衡如何成为全球危机的风险链条？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每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前都伴随着资源（石油、原材料等）价格或资产（股价、房价、汇率等）价格的剧烈波动。例如，日本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经历了一次典型的泡沫经济，突出表现在随着实体经济的扩张，股票与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货币供应和信用迅速膨胀，到了90年代初泡沫崩溃，房价和股价暴跌，此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衰退。90年代中，墨西哥由于金融管制放松，大量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造成投机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破裂后，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比索急速贬值，股市爆泻，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打击。但仅仅过了两年，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后，随着泰铢急速贬值的导火索点燃后，亚洲金融危机又全面爆发。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现也为全球的价格危机。其摧毁的是扭曲亢奋高速攀升的能源、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体系：目前CRB指数已经从高位下跌近40%，原油高位下跌超过70%、黄金高位下跌20%、铜高位下跌48%、农产品中大豆高位下跌超过45%；一起摧毁的还有全球贸易结构关系、经济合作关系等等。这是一次在经济运行周期配合下强制纠错、扭转全球资源价格错配和经济畸形运行的经济危机。

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相关性来看，价格是经济运行的信号甄别系统，由于价格的敏感性，因此往往作为经济周期的晴雨表。一般而言，经济周期总是经济扩张——资产价格飙升——商品价格飙升——资产价格回落——商品价格回落——经济收缩——经济萧条。因此，可以说中国经历了一轮从资产价格膨胀、资源类商品价格膨胀，到商品价格膨胀再到资产价格回落、通货紧缩的经济周期。

那么全球价格变动中的结构关系和传导机制如何？它是如和演变为一个风险链条的？事实上，价格传导通过国际分工渠道、国际贸易（国际收支）渠道以及国际金融渠道使全球主要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及其衍生品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市场指数的波动特征出现极强的相关性，股指-黄金-石油-美元（美元指数）的波动关系形成全球价格波动的标示性信号，凸显出全球金融周期的同步性。

价格波动改变了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体系，从而从实际产出、消费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等诸方面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从全球经济的整个生态链上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提高了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资产流动性，并利用这些业已呈现泡沫的资产来置换亚洲制造品和国际大宗商品生产国的要素资源。即本轮全球经济增长的行情是美国等发达市场利用易于泡沫化的金融资产来换取其他国家的实物资源，或者更确切地讲这轮全球经济增长根源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借贷关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3 09: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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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分工的渠道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除了被动地接受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所传导出来的经济滞胀风险外，自身也内生着诱发经济滞胀的风险。一个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制造圈)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要素价格管制措施。在发达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尚不严重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扭曲的要素价格和扭曲的比较优势作用下，对发达市场由于资产价格泡沫所带动的通胀上行苗头起到了遏制作用，保障了全球经济度过了几年失衡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年代。但随着能源等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甚至飙升，中国等通过对要素价格管制使得制造的成本优势变得难以维系。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产业升级上升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成本越来越高。

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要素价格的逐渐理顺，整个全球经济开始逐渐失去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反通胀支持， 从全球收支体系看，通过资本项目逆差输出美元往往意味着对本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需求增加，导致本国实体经济增长；而通过经常项目输出美元，在黄金非货币化的条件下，意味着对本国实体经济的需求减弱和对本国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可以反复炒作的资产）的需求增大，这将导致本国制造业外移和经济的虚拟化，并通过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这类高增长性低端生产者进行国际生产分工，将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输入到这些后发国家，造成全球收支体系的重大失衡，为全球性危机埋下种子。

三、后危机时代纠正价格失衡与价格稳定的应对策略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出现经济虚拟化和货币虚拟化特征。在此情况下，资产价格波动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具有非稳定性，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传导途径、作用效果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进行结构性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不能仅仅关注实体经济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而是要同时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目标（金融体系稳定、资产价格稳定）。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转移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的三重目标（调控中介：增长率+通胀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货币政策应将资本市场价格的波动纳入调控范围。

金融危机中各类要素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严重失真，偏离了价值增值的基本原理。首先，对虚拟资产价格而言，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通过消费和投资的组合，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这二者之间均衡与非均衡、协调与背离的关系，则是通过利率、利率、资产价格和信用增加额等作为传导媒介的。因此课题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量指标的比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流量指标的比较、价格泡沫（显性泡沫和隐性泡沫）以及泡沫系数（膨胀为正，紧缩为负）等变量”作为重点监测指标。因此，拓展的货币政策调控将更有利于统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能够稳定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

对于实物资产价格而言，此轮价格危机的典型特征是石油、粮食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先行上涨，而造成价格上涨的原因固然有需求增大的原因，但国际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化及其价格形成机制的缺陷也是重要的助推因素。通货膨胀仍在全球蔓延，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缺陷、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全球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衡。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交易货币和结算货币，非国际货币国家为了防范风险和维持汇率目标，不得不被动地持有美元储备资产。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缺陷，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因此稳定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避险体系有助于国内能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定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从国内角度而言，稳定价格策略以及深化价格改革要对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垄断行业价格、要素价格等进行“攻坚”，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一是建立反映资源稀缺性、供求状况和环境代价的资源价格体系，二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三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

本文转贴自「经济观察网 eeo.com.cn」(2009年2月2日)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 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4 08: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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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

作者:党爱民

本文以明斯基提出的“华尔街范式”和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循环”的理论为基础，分析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认为全球经济陷入了利润枯竭式萧条。本文主张，发行一种无负债、无利息、无需担保、无需赎回的主权货币，用它替代部分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功能、恢复部分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铸币税，并把它直接发给民众以增加消费，是迅速解决当前危机的可持续的制度性措施。按人发钱是为市场注入令其起死回生的利润，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项帕累托改进。

1．导言

　　目前，世界经济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侵蚀全球实体经济。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也没有得以幸免，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纷纷倒闭，紧接着内地企业也受到冲击。由中国社科院编写的《社会蓝皮书》指出城市调查失业率达到9.4%，而曾湘泉今年1月份接受《香港商报》记者访问时说，中国的调查失业率已经达到24%。如何早日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早在20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企业过度负债有通货紧缩效应的理论。193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 Fisher）首次完整提出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 1932，1933）。他认为，经济主体过度负债有通货紧缩效应，同时通货紧缩也会加重企业债务负担，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增强，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引起严重萧条。

　　费雪认为，在经济处于繁荣阶段，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受到繁荣前景的鼓励，企业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进行投资，这种借贷将一直持续，直至企业“过度负债”的状态出现，以至于企业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清偿到期债务。这时候“债务-通货紧缩”效应就会发生，债务人、债权人对企业的过度负债发生恐慌，开始清算债务，进而发生一系列导致危机的连锁反应。

　　后凯恩斯主义者海曼•明斯基（Minsky,1985,1991,1992）和金德伯格（Kindlberger,1996）进一步发展了费雪和凯恩斯的分析，强调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了金融市场不稳定假说。

　　明斯基（Minsky,1975,1977,1986）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现代资本主义描绘成一幅虽然具有发达金融系统，却仍然是贫穷的、纯粹物物交换的“乡村集市”，即只从物物交换中抽象出相互有关的经济规律，再往里面添加一个方便交易的货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图景与这种乡村集市完全不同，因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资金、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之后才看到货物流动。所以要想真正的认识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就应该先分析金融市场，放弃把货币仅仅看作是方便交易的观念，明斯基把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称为“华尔街范式”。

    在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内，金融体系与生产活动一开始就发挥作用，华尔街上的交易所与银行在经济周期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与公众对未来的态度都会影响投资与就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与“乡村集市范式”相比，“华尔街范式”把货币和信用置于首要地位，而使生产处于从属地位，这基本符合具有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现代经济的实际情况。明斯基认为，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华尔街”的行为在经济周期中处于核心地位，“标准理论”所采用的“乡村集市范式”对于分析有着复杂金融制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适合的。金德尔伯格（Kindlberger, 1996）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从而金融资产的波动对就业和实际产出有巨大影响。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远远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W-W），也不是加入了货币的简单再生产（W-G-W），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扩大再生产（G-W-G’）。（这里W代表商品，G代表货币，G’包含G的增殖，增殖部分要分解为利息、利润、税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只不过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马克思还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马克思，1975b，P68）。这一点套用到今天的华尔街上，就再也适合不过了。马克思还指出，当资本家的剥削是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的时，还带有一点“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当资本家的剥削是以赚钱为目的时，他的剥削就是贪婪的、毫无节制的（马克思，1975a，P263）。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4 08: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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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抑制经济不稳定，明斯基提出了“大政府”和“大银行”的概念，这在主流经济学中也是没有的。“大政府”指的是扩大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主流经济学忽视财政赤字也许是因为财政赤字不像货币政策那样可以独立地做出，需要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这样，财政政策就不像货币政策那样可以对经济下降作出快速反应。（马克思（1975a，P823）说：“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经济理论是合乎逻辑的。”）“大银行”指的是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主流经济学不赞成实施最后贷款人的救援行动，其理由是它会带来道德风险，但如果不实施最后贷款人的救援行动，经济将陷人大萧条的境地。

　　本文第2节分析这次危机的性质，第3节分析现代货币制度的缺陷，并分析和估算铸币税利益的流失，第4节提出破解危机的办法，第5节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2．资本主义陷入“利润枯竭式”危机

2.1 赚钱的目的

　　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围绕着货币运转，货币是资本主义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货币获得了如此大的魔力，以至于让整个资本主义为之疯狂？

　　对于一个从事自己专业的人而言，他的劳动是一项简单轻松的劳动。对教授而言教书是简单劳动，对歌手而言唱歌是简单劳动，对医生而言治病是简单劳动，对飞行员来说驾驶飞机是简单劳动，对建筑师而言设计房屋是简单劳动。。。让歌手去治病行不通，让医生去开飞机也行不通。。。所有人借助于自己的简单劳动取得货币，然后买来他想要的任何商品或服务。比方说，教授可以拿钱去听歌、去看病、去乘飞机、去买房，其他人也是这样。而這些买来的商品或服务，如果让他自己亲手去实现的话，必须付出千倍万倍的劳动，——有些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除了专业化劳动，即使那些在生产线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惊人的，也远远超出了个人劳动的简单加总，表现出了规模效应。

    专业化分工与交换，使人获得了千倍万倍于自身力量的魔力，而这项魔力的获得，必须借助于货币，于是，也就给货币注入了魔力。魔力，是一种涌现。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出售自己的简单劳动，取得货币，从而扩张自己的魔力。货币，让凡人获得了魔力，成了现代人。没有货币，就没有魔力，就是原始人。这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着迷于货币的根源。

　　货币的使用促进了交换，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货币为纽带，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借助于这个网络，使人们自身的能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或者说，货币的使用间接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劳动。

2.2赚钱是“华尔街范式”的核心

　　在“华尔加范式”下，现代资本主义如同一个大赌场，它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泛指各种金融资产的增值），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钱展开，而满足社会需求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居于次要地位。为了钱，就要生产；要生产，就要利用资源、就要雇佣劳动。现代资本主义是用资源和劳动力换钱，而不是相反。钱是资本主义的灵魂，钱是资本家的命根子。资本家残酷压榨穷人，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为了赚钱。马克思说，资本家“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马克思，1975a，P159）。这好比一个叫《大富翁》的电脑游戏，在激烈的竞争中，如果他不赚钱，游戏的对手就会把他吃掉。因此，资本主义是极其残酷的，不仅对穷人残酷，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很残酷。土地、环境、自然资源和劳动力，都是资本家之间展开生死决斗的工具，他们会尽一切手段把这个工具榨干榨尽。这一切，都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乡村集市”中的赚物，也不是故意残害人。以钱生钱，让钱变成更多的钱，俗话叫“赚钱”，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4 08: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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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既不是纯粹的“乡村集市范式”，也不是纯粹的“华尔街范式”，而是两者的一个混合体，参看附录1的数学模型。（马克思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个人消费的动机总是和发财致富的动机相伴而生，同时又和它对立（马克思，1975b，P457））。特别地，当市场没钱可赚时（利润枯竭时），经济就会朝向纯粹的“乡村集市范式”退化，爆发经济危机。很显然，这是一幅极其萧条的景象。只有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个逻辑关系，把“华尔街范式”纳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才能够理解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纷乱现象，才能够找出破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

2.3资本主义赚谁的钱

　　明斯基吸收了Kalecki(1965)-Levy(1983)关于总需求结构决定总利润的观点。在一个仅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模型中，总利润等于总投资。如果把政府和出口加入到这个模型中，总利润就等于总投资加政府赤字再加净出口。如果把亏损的企业和盈利的企业分开来考虑，就会变成下式（党爱民，2004，P153）：

　　　　　　总利润=总投资+政府赤字+净出口+总亏损

　　在上式中，如果没有后三项，仅靠投资来实现利润要受到诸多限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并不是所有投资都具有市场价值。资本家必须找到合意的投资项目，方才可以实现利润，而这样的机会将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递减。例如，如果建了高速公路却收不到过路费、造了房子却卖不出去，等等。因此，以投资获得利润是有条件的。这样一来，后三项（其实都是其他经济主体的亏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明斯基按照“债务-收入”关系将经济主体分为三种类型：对冲型（Hedge）、投机型（Speculative）和庞氏型（Ponzi）。对冲型的经济主体在每个时期都能够偿还债务及利息，是最安全的一类经济主体。投机型经济主体虽然无法偿还债务本金，但可以偿还债务利息。这类经济主体需要靠债务滚动（借新还旧）来维持。滚动发行债务的政府、企业以及银行是典型的投机型经济主体。庞氏型经济主体不能靠经营所得收入来偿还债务本金甚至不能偿还债务利息，只能变卖资产或者不断增加未到期的债务来偿还到期债务。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群人乘着一条小船在大海上漂泊了很久，没有了食物。为了尽可能让更多地人活下去，船上的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抓阄来决定谁应该被同伙吃掉。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办法，但如果不这样做，整船的人就会统统死掉。

　　这样的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华尔街范式”下，这样的悲剧时时刻刻都在上演。没有亏钱的，就不会有赚钱的，亏赚正好相等。没有庞氏经济主体的亏损和倒闭，就不会有对冲型经济主体的盈利。如果拒绝给事先预知的庞氏型经济主体融资，那么，部分原来的投机型经济主体就会演变成庞氏型经济主体。庞氏型经济主体把钱借出来，让其他经济主体有钱可赚。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出需要一个非生产阶级（如地主、官吏、牧师等）来消化生产过剩的观点。
　　我们知道，现代西方货币创造制度，所有的货币是信用货币，所有货币的背后必然对应着与其等额债务。货币扩张，意味着债务扩张。公众手中的货币，是人吃人、企业吃企业，吃出来的。人们手中每多出一笔钱，就对应着商业银行多一笔坏账、企业多一笔亏损。如此创造货币的社会代价是非常大的。钱真是来之不易啊！

　　在中国，最先扮演被吃角色的是财政，俗话叫“跑部钱进”。财政不愿赤字以后，就采取“拨改贷”。国有企业从银行贷一笔款，搞投资、缴税、发工资，最后无法收回贷款，国有企业跨掉了。在国有企业跨掉的同时，私有企业却壮大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就说国有企业是扶不起的阿斗，于是不给国有企业贷款了，贷给私有企业。结果可想而知，贷给私有企业，照样形成坏账，照样会被同伙吃掉。在山穷水尽之际，又找到了一条路——出口。美国的华尔街，通过大量的冒险的金融创新，印出了大量的钞票。全世界都争着抢着拿自己在国内榨取的剩余价值，与美国的美元相交换，让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延续。这之间，是一种默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美国这个利润的源泉枯竭了，于是，全世界的经济陷入了百年一遇的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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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球资本主义将陷入“利润枯竭式”萧条

　　美国次贷危机其实是债务危机——哪些或明或暗的庞氏型经济主体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了，它们的债务链条断裂了，再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经营了。这是注定要来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美国已经不可能继续靠举债来吸收全世界的生产过剩，这也意味着诸多发展中国家已不可能继续靠出口赚美元来消化国内生产过剩。全球资本主义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它们梦寐以求的利润从哪里来？谁愿意以自己负债的增加为代价给整个经济注入利润？谁来购买过剩产品？包含G’中的那部分货币增殖从何而来？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字：钱！钱从哪里来？都想赚钱，钱从哪里来？谁愿意自己把钱从银行贷出来，让大家来赚？哪家商业银行愿意把钱贷给没指望还钱的人？那个甘愿让大家吃掉自己、以保全其他人性命的献身者是谁？

　　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就是技术进步排挤了工人，给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但同时，失业和低工资，造成社会需求萎缩，于是反过来给实现剩余价值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因此，全球资本主义因为利润枯竭而进入一个长时间的萧条期。在这个萧条期中，由于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救济与保障制度，人们的生活或许不至于太凄惨。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失业和贫穷将加剧，这是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2.5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

　　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出口需求瞬间崩溃，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工人提前回家返乡，各种宏观经济数据急转直下。面对危机，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各种板本的扩大内需政策。

　　对于这些扩大内需的政策，民间并不看好，本文也不看好。不看好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政策不能给市场带来它最渴望、最迫切需要的利润。这些用于投资的钱，不是主动献身、让大家赚的钱（利润），而是要赚钱的钱（资本）。没有利润，就没有信心。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虽然这些投资大概有10%会转化为工资，但这种转化效率实在太低，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这种低效率的投资政策，如果搞得太多，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还会给银行带来大量坏账。

　　要想早日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就要早日给市场注入利润。谁给市场注入了利润，谁就会走出危机。然而，这个人是谁？谁能担负起这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3．现代货币制度的弊端
3.1 货币的商业创造缺乏控制

　　德国经济学家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认为，由于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银行创造了各种支付手段，如活期存折、支票帐户、信用卡、借记卡、承兑汇票，甚至通过网上银行，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交易。这些支付手段参与日常的交易，事实上完全充当了货币的角色。今天，我们已经在理论上无法界定哪些属于货币，当然也就根本不知道货币的数量。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导致货币失去控制。

　　在中央银行强制结汇的背景下，中央银行被动收购来自于国内贸易顺差和资本帐户盈余的美元，这也使得基础货币的投放失去控制。
3.2 银行扮演了顺周期角色，导致经济不稳定

1）内生货币导致不稳定。在经济高涨的阶段，银行愿意冒风险放贷、企业也热衷于借贷投资，个人也大胆借钱买房买车消费，即使利率高一点，也无法抑制这一系列冲动，于是推动经济过热。在经济萧条阶段，银行变得极其谨慎，企业和个人也变得吝啬保守，即使利率再低，企业因为没有合意的投资减少借款，个人因为收入减少或预期减少而缩减消费，于是，让已有的萧条雪上加霜，参见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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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爱民等（2004，P117）提出了财富增长的两难命题，认为财富增长必然要求货币增长，于是债务也增长，反过来，如果要停止债务增长（或削减债务），就要制约财富增长。

　　2）热钱导致不稳定。追逐短期利润的投机热钱，也具有顺周期的性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它们蜂拥而入，推动经济高涨；当经济萧条时，夺路而逃，加剧经济萧条、金融动荡。

　　3）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使得现代金融制度更加诡异，变得不可知、不可控、不稳定，加剧经济波动。这次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金融创新失去控制引起的。

　　4）在金融危机中，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者的角色（“大银行”）变得无效。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都采取了相应的挽救措施，但收效甚微。同时这种挽救暗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

    5）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银行一般以资本的形式贷款给企业投资，或者直接由政府主导投资（“大政府”）。也就是说，银行把本来属于全社会的铸币税收益让渡给企业或政府搞投资，长期这样做，就会造成投资过多，消费不足，浪费资源的畸形发展格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7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分别为49%(其中居民35.3%, 政府13.7%)、42.1%、8.9%。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适当的消费率是居民消费约50-55%，政府消费大约15-20%，投资30%。而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应该在30%左右。

3.3 鸠占鹊巢——铸币税损失（削弱国家主权，侵蚀公共利益）

　　铸币是宪法赋予国家的特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但现行货币制度从以下三个方面削弱国家主权，侵蚀公共利益。

　　1）利用货币创造制获得铸币收益，参见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个人把钱借给银行，银行把其中一部分花掉，维持垄断部门的非正常特殊利益。银行业最怕挤兑，如果公众同时到银行取款，银行必然立即崩溃。而现实是，一般情况下，公众不会在同一时间取款，于是，银行可以拿公众的钱给公众支付利息、支付本金，相安无事，四平八稳。因为银行支付给公众的利息很低，而且有很多优质的客户，骗局一般不容易穿包。但是，公众的财产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明斯基把银行划为投机型经济主体，但是，当发生通货紧缩时，银行业就会演变为庞氏型经济主体。这次美国四大投行的倒闭就是最好的例子。与庞氏骗局一样，设局者也获得了大量非正常收益。

　　参与这种骗局的还有从银行贷款的企业。它们也可以不断借新钱还旧账，用借来的钱支付旧账的本金和利息。一旦银行收紧信贷，他们中间大多数必然要破产。一般来说，小企业没那么幸运，它们一般无法得到众多银行的支持，经常会倒闭破产。但是，受到众多银行支持的大企业，一般可以把这种游戏持续玩下去。

　　被银行和企业以很隐蔽的方式占有这些利益，在本质上属于国家的铸币税，属于公众利益的一部分，但被国家无偿放弃了。如果按照M2的增长计算（扣除现金增长），我国2007年损失铸币税约5.4万亿，如果按照M1的增长计算（扣除现金增长），大约为2.2万亿。

　　2）不正常的外汇储备导致铸币税流失。中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国外，最后换回来美元，央行把人民币按当时汇率付给企业，再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这种流程可以看做是美元充当了基础货币的角色，因此，美国享受了铸币税利益。美国正是利用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对全球征收铸币税。2007年底的外汇储备比2006年增加4619亿美元，如果按1比8的汇率计算，约3.7万亿人民，全部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不花出去，将合计损失铸币税16万亿人民币。

　　3）活期存款的利息与同业拆借的利差。同业拆借的利率大约为2%，而现在活期存款的利率降到仅有0.36%，同业拆借利率大致就是活期存款的正常市场收益率。2007年的活期存款M1为15.256万亿，用这个数乘以利率差1.64%，得到2500亿元人民币，这也是公众利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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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珍珑棋局巧破解）

   在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中，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他们的独特见解。1932年1月，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 就联名向当时的胡佛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Davis，1968）。他们的建议包括6点，其中包括允许美联储用政府债券作为货币发行的抵押，用财政赤字支持公共工程支出。1932年4月26日，芝加哥学派的12位经济学家联名向参议员Samuel B. Pettengill提交了一份备忘录（Davis，1968）。在这份备忘录中，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极力反对让财政政策保持中立而等待经济自动复苏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给社会带来剧痛。他们主张给经济注入足够的购买力，使得大部分生产在现行的成本下有利可图，并认为这种方法虽然易于被滥用，但只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勇气的财政政策。所谓“有勇气”的财政政策，就是向美联储出售债券，用来扩大财政支出（Tavlas，1998）。

4.1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观点

　　芝加哥学派反对所谓“健全财政”的思想，认为要求每年都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如同要求每月、每周都做到收支平衡一样荒谬。不仅如此，针对那些主张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内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的观点，他们也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当财政行为受到跨期预算的约束时，政府不仅要考虑到现在，还要考虑到将来，于是，政策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因为今天增加支出，预示着明天要扩大税收。因此，西蒙斯（Simons）主张，财政政策无需考虑长期预算平衡，而只应着眼于当前问题的解决，“为了一个没有人可以预见的经济周期而作打算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必然对当前经济政策的效果产生影响”（Davis，1968）。Jacob Viner明确地说道：“用新银行信用或新钞票来满足赤字被证明是萧条财政的合理原则”（Davis，1968）。

　　费雪（Fisher, 1935）的“100%货币”以及包括西蒙斯(Simons,1948)、弗里德曼（F,1948）在内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芝加哥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它的意图是废除失去控制、没有限度的银行活期存款创造，这被认为是货币及商业周期严重不稳定的主要罪恶根源。该计划强制银行对所有活期和定期存款保有100%的现金储备。于是，这些存款就会重新变成真实且安全的货币储蓄，这在中古的意大利和现代早期的整个欧洲被采用。任何人都能拥有无现金支付的方便，而不必担心自己的钱会丢失。另外，货币当局发行的货币覆盖100%的存款种类，将完全控制货币的供给。

　　芝加哥学派的这些观点，必然导致明斯基倡导的“大政府”、“大银行”。“大政府”将导致权力腐化，资源配置无效率，特别由政府主导的投资会导致需求结构失衡，造成严重浪费。而“大银行”是指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对出现危机的银行实施救助。但是，这种救助蕴含着很高的道德风险。美国的120多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美联储救市，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要寻找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4.2 按人发钱的理论

　　在货币理论上，道格拉斯（Douglas）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it）（或曰国家信用、消费信用）理论是值得重视的。Munson（1945, P166-180）和Armstrong（1996, P112-116）介绍了道格拉斯的理论。道格拉斯非常重视利息的作用，他认为，信用创造的货币仅够用来偿还信用，而没有创造出偿还利息的那部分货币。要偿还利息，就要占用别人的信用，于是，由利息引起的差额部分会呈指数增长，结果要么是信用创造受到限制，要么在债权人和债务之间重新分配收入。于是，由这种缺陷导致了需求不足、商业周期以及失业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道格拉斯认为可以通过发行一种无债务的社会信用来解决。而这种无债务社会信用既可以通过投资及政府开支注入经济，也可以直接把它发给全体公民，通过消费途径注入，后者也就是米德（Meade，1936，1938）等人倡导的无条件社会分红（党爱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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