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人们对罗斯福新政有不同的看法，究竟解决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有的说，罗斯福新政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了市场，使西方渡过了大萧条，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办法反过来说，但是可以看到一点，从罗斯福新政开始，逐步建立福利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这个模式建立之后，过去所讲的周期性生产过程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基本上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难再看到大规模生产过剩危机，无论对罗斯福新政当时效果怎么样评价，建立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几乎是一劳永逸解决了生产过剩危机，一劳永逸解决了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把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区别开，我们面临的不是金融监管的问题，不仅仅是金融监管的问题，或者说最主要不是金融监管的问题，最主要不是金融创新规范的问题，最主要不是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社会变革的问题，如何才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只有新的社会才能保证进入这样新的时代。

　　回顾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当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这个文明还能维持下去吗？从历史上来看，福利资本主义取代了资本原始积累血淋淋赤裸裸资本主义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来说，从短期来说，现在面临解决起来，或者说把现在面临最紧迫的问题，能够缓和拖延也好，其实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真正难做到的是这个问题，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关于社会衰败的问题，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由于金融危机社会神经又开始高度紧张，09年又是多少周年，很多事情的多少周年，所以社会高度紧张，08年是多事之秋，群体性事件多发一年，社会动荡和不稳定又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和前面的判断有关系，对这个事情不要估计过分，不要估计过分不要反映过大。社会动荡的问题，十年前我也是这个看法，对这个危险性不要估计过于严重，中国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个问题是说，现在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社会的焦虑是在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真正的危险不在这儿，社会溃败这个词我也不是觉得特别好，后来又找了几个词，费孝通的社会侵蚀，但是望文生义比较相近，但是还不是这个意思，就像土壤当中养料流失，主要讲农村的精英流失，就像土地越来越缺少养料、越来越板结一样，我说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用社会侵蚀很可能比社会溃败这个词更好一些。再一个亨廷顿的政治衰败，衰败比溃败程度要轻一点，可能更好一些，就看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意思是明确的，对中国来说，威胁最大的不是社会动荡的问题，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等于是外部的打击，被人打伤了，社会溃败是内生的东西，自身的病，溃败和动荡不是一个东西。

      很小的事情都能让我们明显意识到这个东西，一是央视大火，因为类似的事故和灾害也发生过无数起，这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像韩寒等一批都是自己用真名直接表达幸灾乐祸的感情，而且这种幸灾乐祸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这和原来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一件事情。这场大火是人心丧尽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兴奋呢？首先对中央电视台，对中央电视台，不是对中央电视台对别的东西不敢说就对着中央电视台来吧，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象征，从这里看到，那么多的跟贴，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的痛心、沉痛，也是几十亿十几个亿烧掉，一点没有，八十年代沈阳有一场大火，从电视上都可以看出来，毫不相干的人站在大街上放声大哭，觉得烧得很心疼，这次大家烧得兴高采烈。

　　第二件事情云南“躲猫猫”，我承认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浩真心想挽救社会公信力，网民出一些代表调查这个东西，使这个东西能够有公信力，即使采取了这个手段之后，大家还是不信，我不说调查结果什么样，还有拒绝饭局，要搜索作为网民代表的这些人。不信任的广度和深度在扩大，还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挽回这种公信力，或者说到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个措施，让人们相信点什么东西，这都是很典型的社会溃败的表现，这种社会溃败最主要的是表现在权力的失控，权力本身的控制基本上是两个环节，民主社会当中是通过民众的方式，对权力监督的方式，本身制衡的方式实现对权力的控制，在一个集权社会当中，通过自上而下，也有一个对权力的控制。我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来自于这两个方面的控制都是缺失的，作为民主政体当中来自权力制衡和民众对权力的控制不存在了，过去权力体当中自上而下的控制现在也已经开始丧失了，每一个权力的拥有者都在开始成为不受约束的人，这是最近这些年非常明显的趋势。

　　权力的失控动力来自什么地方呢？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毛泽东时候的专制主义还是为了理想而专制，现在已经是赤裸裸的就是为了利益。这个东西形成之后，导致溃败。中国社会很多问题已经没有是非的观念，这其实是很表面的现象，是非观念缺少背后是人们对社会当中需要有一个是非观念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已经失去了认可，这个社会还是否需要有一个是否？仔细想我们是比较明确地说不需要有这个是非。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当中行动的时候，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利益，和家庭一样，父亲交的都是狐朋狗友，不是赌博就是嫖娼的，孩子生活要有一个好的道德观，是不可能的，这几年在社会当中的形势就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社会权力失去控制，社会认同和向心力急剧流失，公信力急剧丧失，社会当中能够支撑是非价值在丧失，社会失去长远思考问题的能力。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表明的是社会衰败的过程。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下台的时候，因为腐败下台，美国一本杂志当中有一篇评论，菲律宾这个民族将来要为这个社会的腐败用一百年的时间付出代价，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拉整个社会下水的方式，最后造成的是社会溃败的过程，而溃败的过程，是中国面临更现实的危险。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2009年3月4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6 08:25 编辑 ]

杰亮

公信力的丧失是最大的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社会重建’”研讨会上的发言

章立凡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社会重建'”研讨会的议题，是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溃败说”。孙教授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主张推动中国社会重建。以下是本人的点评发言。

　　章立凡：（说到元宵观火）我就有点像立平说的那种幸灾乐祸派，是因为看到了现世报，但忧虑也是有的。从去年以来我就不大写时论了，觉得建言没什么用，善意已经很难正常表达了，只剩下恶搞，最近也就写点打油诗而已。当然学术探讨是另一回事，社会溃败还有没有可能挽救？我基本上是持比较悲观的看法，近期内看不到什么希望。

　　刚才陈谈到了历史上的溃败以及毛时代留下来的后遗症，我这两天在看吴江先生最近发表的《世人争谈“中国模式”》，也看到1300多条网友的跟贴，大部分不同意他的观点，觉得现在的腐败已经没治了。

　　至于溃败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溃败和动荡可能是互动的关系，现在很难说哪一种就最终会居于主导地位，是不是就一定不动荡或者不溃败了？很可能这两个东西会互动，加剧整个形势的发展。

　　说说治理模式，我前几天又在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代王朝中有两个最自私，一是元，二是清，这两个王朝都是部族政权，是少数民族以一个族群行使统治，和传统上的“家天下”不太一样，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就是“族天下”。这个概念可以引申出很多的联想：靠一个利益集团统治国家，不是单凭皇帝一人作主，一旦要想变法改革的时候，必定触动整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八旗亲贵们对皇帝的制约是很大的。一条龙能治水，龙多了不治水。这种情况也可作某种类比，即便最高领导人想要搞一些改革，也是受到庞大利益集团的牵制。

　　治理模式归结到税负，历史上的王朝税负，只要养活皇上一家和一个政府，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如今要养活两套以上的班子，政府一套，党务也有一套。我以前多次说过，人民负担比历代王朝都要重，党务干部也归入吃皇粮的公务员系列，不从党费开支，行政成本是双倍的，这种情况在现代民主国家是不可能有的，搞得民不堪命，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这个问题现在也很难解决。

　　这么多年来，执政体制越来越削弱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统治团体之外，没有其他有力的监督能够起作用；团体之内都是领导者，形成很多“小国之君”，各层各部门从上到下各自为政，越到下面越明显，什么党纪国法都不在话下，就是我说了算。这种情况确实就是行政溃败或政权失控，中央对地方、高层对中层以下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很多基层政权已经黑社会化了。执政能力本身在削弱，这就是所说的行政溃败，我认同他这个提法。

　　关于政府信用的问题，西方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前提之下，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不讲信用，每个王朝在夺取政权以前，都会提出若干承诺，刘邦就有“约法三章”。只不过西方最后归结到宪政制度上，所以能够相对稳定；中国最后归结到人治上，所以就会有周期性的动荡，也就是我们常说“历史周期律”。

　　翻翻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那本书，可以看到共产党在执政以前也有很多的承诺，这些承诺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究竟兑现了多少？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信用问题，还有没有信用？执政党的信用，从毛的时代就已经透支得差不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看到一点希望，希望还能有一个“中兴。

　　政权信用丧失的同时，是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我知道章伯钧57年以后曾经讲过，现在是闭关锁国，大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所以还能维持，将来一旦开放国门，所有的资讯和生活方式的封锁被突破以后，必将是人欲横流的社会。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社会了。传统的封建道德以及资本主义道德，都已经被“文革”摧毁了，所谓社会主义道德也没有建立，现在就是一个无诚信的社会，想重新提振儒学来补救，已经为时太晚。无诚信的社会怎么造成的？要问责的话，就从毛泽东开始问责吧，这个清算远远不够。

　　政府现在奉行的是“技治主义”，就是靠技术控制社会，有财力，有军队，有科技手段，有高度的动员能力，既不是制度的控制，也不是理念的控制。过去推行某项举措还要讲一番理想、道理，然后证明自己的正确，现在不跟你讲了，直接下手就干了，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科学发展观是必要的，但是往往被曲解了，把很多东西庸俗化、技术化了，技术化的后果往往是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只顾解决眼前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了葫芦起了瓢，接着再按……没有长远的思维。“技治主义”的背后是极度的不自信，导致政府经常反应过度。20年前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反应过度引起的，现在反省起来，那时候如果能够以平常心正确对待民间提出的要求，就不会做出非常意气用事的决断，但这些现在都已经是历史了。

　　至于能否建立良性的机制来挽回溃败，我觉得相当困难，因为已经积重难返了。如果将社会问题制成图表，我们可以画出三条线，一是经济这条线，二是政治这条线，三是社会这条线，看这几条线是不是同时到临界点。如果这三条线之间有点“时间差”，这条到了那条没到，或许可以解释为溃败，如果三条线同时到临界点，我觉得就不是溃败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动荡。

      费正清在中共刚刚执政的时候有一个预言，中国共产党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没有说错。为什么找不到长治久安之策？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创造力了。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个人确实不抱什么太多的幻想。我们开会的目的仍是建设性的，希望能找出一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但可能真的没有时间了，最好的改革和社会重建的时机已经错失了。

（本文系作者根据会议速记稿整理）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2009年2月26日)

杰亮

金融危机与我们的社会

作者:郭于华

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撼动着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也带来人们心态、精神的震动。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们根据金融危机对自身的不同影响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调整消费行为，改变生活方式，采取社会行动，抑或因为没有对危机的切身感知而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但都不免对身边和对岸发生的事情加以思考和判断。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关于金融危机的思考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应该将思考推进到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即对其社会后果与应对危机的政治选择加以探讨。

危机发生与走出危机的经济-社会逻辑

进行历史比较分析，即由这次金融危机联想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并进行对比思考是一条重要的颇具启发性的思路。孙立平通过系列文章“普通人生活中的大萧条——重读《光荣与梦想》（1）”、“谁种下了祸根？——重读《光荣与梦想》（2）”、“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重读《光荣与梦想》（3）”、“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重读《光荣与梦想》（4）”（见孙立平社会学博客；参见威廉.曼切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进行了这样一种思考，对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大萧条的缘起、过程与结束进行了结构与逻辑的分析，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如果简要梳理一下，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概括性的思路：

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影响和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将人们抛入难以预期和抵御的动荡之中。这样一段“艰难时世”让许多人“感到精神沮丧，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也不信任了”。由此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

经济危机使人们身受其害，但人们却不知祸从何来。对于大萧条形成的原因，经济学提供的解释主要有凯恩斯主义的“由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导致的社会中的总需求急剧下降”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将大萧条的祸根归咎于当时的货币政策”。而在孙立平看来，尚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在“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的艰难过程中财富过度集中的畸形社会结构，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社会结构背景下出现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信贷危机和投机狂热酿成了一场大危机。

走出危机的最重要方式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采用了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即“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罗斯福胜选总统及其执政后推行的罗斯福新政着眼于“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救助穷人而拯救经济，诸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等措施，从而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解决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不仅创造了度过危机的条件，而且通过改变社会制度重造了资本主义，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新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今天，其潜力似乎还没有耗尽”。

通过比较罗斯福新政以社会重建复兴经济与希特勤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过程，孙立平提出了对思考当下金融危机最具启发性的问题：为什么在面临“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的种种呼声中，受到冲击最大、社会矛盾相当尖锐的美国并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使美国人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没有丧失最后的清醒、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恶果的警惕”。相形之下，面对经济困境，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中国会走向何方？中国社会又应如何构建更是令人焦灼迫人思考的问题。

孙立平近期对30年代大萧条和当前金融危机的探讨，打通了从经济现象到经济结构再到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包括人们的心态、信心和预期之间的逻辑关联，拓展了社会科学的解释空间和解释力度，这是极具社会现实意义与社会学学科发展意义的。不难理解，所有发生在经济领域的事情都不可能仅仅从经济角度获得解决，经济问题的后面必定是人的问题，是人的行为选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类社会的问题。社会科学在经济危机面前应该有所承担和作为。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7 11:53 编辑 ]

杰亮

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

回到中国的现状来看，或许人们还没有充分而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一些人以一种事不关己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对待发端于美国并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更有甚者，一些自鸣得意的精英认为这场金融危机“说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病入膏肓，而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也会寿终正寝，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和经济将是正道、大道、世界各国的必由之道”；以一种“意淫世界文明”（王小波语）的姿态得意地声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世界”。殊不知，前面所说的罗斯福新政即用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具体制度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来拯救经济并非某些人所理解的与中国相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一定要称之为“社会主义”，也须知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二者泾渭分明，正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一样。

    正如孙立平具体分析的，1930年代大萧条及罗斯福新政的一个直接启示就是，走出危机的重要路径是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其具体政策至少包括 1、社会救济（如以工代赈，增加就业机会，保生存底线）；2、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建立覆盖个体生命历程的社会保障体系）；3、规范劳资关系（如依靠工会等社会组织增强工人阶级的力量，出台相关劳动法规）。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过程形成了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市场、就是耐用消费品的主要消费者，从而完成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跨越。通过重建社会来拯救经济进而重建资本主义的意义在于，将一个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为有福利制度和公民社会来保障的、可持续的现代资本主义。

如果以为美国走出当年大萧条或今日金融危机的出路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大错特错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当然是民主政体加公民社会，这也是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和正在追求的。孙立平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更类似于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与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并不相同。具体表现为内需不足、出口依赖型生产占比重较大、制造业衰退、企业倒闭、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而且已形成最庞大的社会底层。

不难看出，面对当下的经济问题，中国有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作为已经加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并作为“世界工厂”且相当依赖于出口的中国经济，正在开始经历萧条的冬天——定单锐减、企业倒闭、就业下降、农民工大量返乡（他们还被作为拉动内需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与法制不建全、缺少民主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土壤、利益关系失衡与巨大的社会不公正都使得走出危机的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难以实现。意识到可能不断加深和扩展的危机，真不知道那些以看别人热闹甚至幸灾乐祸为能事的人还有什么可高兴的。与美国30年代大萧条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不是市场至上的早期资本主义，而是经历了改革的后极权主义；不是走不下去的资本主义，而是难以持续的后社会主义。不难想象，回到改革前即退回计划经济、以强制方式干预经济、不顾及广大社会下层人民的生存利益，只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危机和不稳定，其作用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鸩止渴。

功效至上还是公正优先

许多研究者发现，上一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猖獗和30年代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在社会的两端，即大资本和社会的底层。大资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为社会冲突的靶子，底层则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一个提供饭碗的人，哪怕这个人是一个恶魔”。这就是说，跳出经济危机泥沼的迫切要求使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可能让位于实际的、功利性的需求，一如俗话所说的“有奶便是娘”，管它这奶是狼奶还是毒奶。与走上法西斯道路的纳粹德国相比，虽然面临最为严峻的萧条形势却没有导致美国走向专制或极权，虽然经济危机引起的不满、绝望使得不少地方出现骚乱和暴力，虽然也不乏政客大呼小叫“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虽然也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主张，但是美国依然坚持了民主自由的理念与制度，并通过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的政策帮助人们重振信心，以社会建设和制度变革走出危机。如果再向后看一点，以911为代表的恐怖主义活动虽然带给美国人极大的震动、美国政府亦采取了一些颇具争议的措施，但基本上依然没有使之放弃自由民主的立场，即使出于安全的考虑，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还是不可让渡。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7 11:53 编辑 ]

杰亮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还可以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角度来进行，正如徐贲所分析的：在美国，对秩序权威和现状的大面积不满可以通过更换政府得到疏解，更换政府的民主机制运作，于是成为防止出现暴力动乱的最根本方法。在美国，经济好的时候，成就不全归功于总统；经济不好的时候，总统自然也就不用成为众矢之的。对危机中的经济，美国人并不只是或只能听天由命。他们可以担负起帮助走出这一危机的共同政治责任，那就是改变他们的政府，从而改变政府的政策。只有当利益上的冲突不能在民主法治的体制中找到疏导、妥协、公正平衡的可能和正常渠道时，集体行动才会发生，并演变为暴力的动乱。（徐贲：经济危机会引起美国动乱吗？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3712）

在危机中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及其施行的新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取向就是“把经济问题看作道德问题”，虽然当时这样做的也许只有他。人们听到他这样说：“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参加投票的公众感觉到罗斯福显然是满怀诚意的，因而深受感动。罗斯福关心人民，这一点人民是感觉到的。罗斯福在广播里对听众说：“你们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你们都对我挺好。”“因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把我们从大萧条的泥坑里吊出来。”道德力量和精神动力看似距离实际措施和物质能力最远，但却成为解救危机最强大和持久的能量。这也能够从一个角度回答“为什么受冲击最大的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的问题。

如何化解危机涉及政府选择何种政策取向的问题，这也是在绩效和理念之间权衡的过程。极权或专制政体的政府通常是强大的，而且非常有效——它有着极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可用“举国体制”高效能地达到目的。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功效，就难免是为功利目的而违背价值理念，为权宜之计而牺牲长远福祉，为物质需要而毁坏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

    阿伦特在论述极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过程和逻辑时指出：正是其以历史目的论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得以蛊惑人的心思，塑造了社会，导致人本主义与启蒙之文明的崩溃。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独、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他们拼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正是这些逐利的“群众”成为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一章）。

吸取其他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当前的危机程度可能更甚于其他社会。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增长本身成了目的，整个社会无睱顾及高投资率、高污染、高耗能、外向型带来的危害，更顾不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这些不可避免地造成由不公正导致的巨大贫富差距，形成内需不足和严重腐败等问题，当然构成经济危机的内在原因。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急功近利、功效至上的意味，很难真正成为走出经济危机、缓解社会冲突、建设和谐社会的良方善策。

借鉴美国从上个世纪大萧条中复兴的历史经验，中国应该把制度创新和社会建设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包括政策更多地的向底层倾斜；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赋予公民权利（包括民事权、政治权特别是社会权的公民权），进而建立起利益均衡机制与利益博弈机制；同时认同普世价值，守住道德底线，建设精神文明，追求社会公正，以上述制度的、社会的和精神方面的努力平衡利益关系，缓和经济危机，化解社会冲突，真正构建起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这应该是中国走出困境之路，也是真正的发展之路。在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转型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果美国当年能够走出大萧条、通过重建社会再造了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以社会建设来重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

文章来源:《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1辑)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7 11:55 编辑 ]

杰亮

危机与缺陷

作者：孙立平

就这次金融危机本身来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而且，自2008年10月前后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层面的冲击和实体经济层面的冲击可能会交替而来。作为原发地的美国，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波，第一波开始于2007年2月，即通常所说的次贷危机，第二波则始于2008年9月，次贷危机加深，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经济衰退的迹象出现。

在经历了至少两波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对于原发地美国的未来走势，目前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争论，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的发作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对外部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一个趋势：越是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大，受冲击国家受影响的实际过程，就会愈加取决于其内部的因素。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危机原发地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与受冲击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沉重的，往往是金融体系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虚拟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是个人口仅32万、国土面积10.3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冰岛曾长期跻身“世界最幸福国家”之列，多次被联合国评为“最宜居国家”，其国民的人均收入也在全球前列。但冰岛也是全球内负债水平最高、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08年6月30日，冰岛三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总计达到1280亿美元，而其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银行业的资产总值高达该国GDP总值的8倍。同时，其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以冰岛32万人口计算，这大致相当于每名冰岛公民身负37万美元的债务。在亚洲，首当其冲的则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倒霉蛋”的韩国。从去年9月底开始，韩国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恐慌情绪，股市和汇市一路暴跌。但总起来说，在这一波冲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受到的影响较为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中国甚或亚洲的经济发展已经与欧美等国家脱钩，在金融危机中可以置身事外。

但是，事实证明，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威胁。当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对外部的第二次冲击就开始了。这第二次冲击波主要是以影响实体经济的方式展开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宣布进入经济衰退过程。由于金融紧缩，经济衰退，需求减少，进口大量缩减。在这一波中受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新兴市场。也正是在这一波中，中国开始明显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压力。但总体来说，中国，包括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波中受到的主要还是外部的冲击。

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波可能的冲击。即使原发地美国本身不发生金融危机的第三波，或者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不会明显恶化，其危机对外部的第三波冲击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波冲击也可以看作是前两波冲击在其他国家内部的再次回响。在这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将会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最大的国家。可以想象的是，在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兴起，内部问题以全球化解决的空间缩小，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凸显出来。

如果说在第二波冲击中中国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话，在接下来的一次次冲击波中，中国遇到的挑战会更具实质性。事实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些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和投资的企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到来，这些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一波冲击发生的时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效果开始显现的时候。这一次金融危机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各国政府联手对危机进行干预，主要国家政府都出台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在短期内，这些措施无疑会起到明显的作用，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下滑等。但同时必须看到，其中一些措施是仓促出台的，在缓一时之急后，其某些消极效果会逐步暴露出来。一些措施只是使问题的爆发推后了或减缓了，而不是解决了，一段时间之后，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无法从根本上消解金融危机特别是无法消解实体经济危机的。因此，可以想见的是，在一些最初的应对措施潜力释放完毕之后，造成这些危机的那些因素还会浮现出来，甚至目前的一些应对措施，也可能正在埋下未来的隐患。正因为如此，像克鲁格曼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提醒说，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长期经济低迷期。

危机波与冲击波的差异，会让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次危机最后会不会导致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即作为原发地的美国在经济上所受到的实质性损失并不大，甚至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而处在危机边缘的国家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是所谓的阴谋论造成的，还是其自身的缺陷使然？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eeo.com.cn」(2009年3月28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15 10:40 编辑 ]

杰亮

罗斯福新政，包括美国走出三十年代大萧条给我们一个启示在什么地方，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实现利益关系的调整，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

中国需要一场罗斯福式的社会改革

作者:孙立平

　　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这样一个盛会，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和诸位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去年秋天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危机，我们要应对这个危机，当我们这么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受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是事情会不会是这么简单？我想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在一起来探讨。

美国的问题不见得是中国的问题

　　首先我想把我自己对这场危机的看法概括成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但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一场相对独立的又比较温和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看法。

　　这场危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这点是没错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沿海地区，这点应当说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同时又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中国这场经济危机又和美国金融危机不同，去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逐渐明显之后我个人写过几篇文章一直在强调这句话。就是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问题不见得是中国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的问题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见得是中国的问题。那么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那些最重要的现象，最核心的要素可以说在中国不存在，比如说大面积房贷代购，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被国有化这些现象是美国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不存在。

　　中国存在是完全不同类型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来说的话，可以说我们把它概括成中国正在经历的和美国正在经历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危机。美国正在经历的是一个由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这样的一场危机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新型和现代的一场危机，以至于专门搞金融研究的人在危机发生之初也有点说不清楚这场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但是中国现在发生的是这样一场危机，中国正在经历的其实是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在教科书当中就已经经历了，我们已经接触过很多次一种非常古典传统的，说起来有点古色古香的危机，就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应当把这两场危机分开。

中国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过程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可以说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过程，那么也就是说由美国金融危机的引发，中国的这场危机会发生，如果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引发，这场危机实际上也会发生。

　　中国现在正在出现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步的孕育和积累起来的，那么孕育和积累这样一种危机的基本背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从生活必需品的时候转向耐用品时代。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生活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当时如夫妻两个人一个人的工资是四、五十块钱，两个人加在一起百十块钱，那时候凭本不凭本、凭票不凭票，所以那时候可以说我们就是生活再一个典型的柴米油盐的时代或者是生活必需品的时代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8 09:34 编辑 ]

杰亮

但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变化，先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市民的家庭，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由于房贷，住房成为消费内容，进入21世纪之后，汽车开始进入市民家庭。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开始逐步由柴米油盐的时代走向房子汽车的时代，由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开始走向耐用消费品的时代。

　　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人们忽略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社会要真正能够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个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应当说从生产上进入的话比较容易，把大量的房子、汽车家用电器生产出来，但是一个社会要大量的消费耐用消费品，大量消费房子、汽车、家用电器非常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一种尴尬境地什么呢？这种境地可以说就是比较门里和比较门外，生产已经进来，但是消费者始终进不来，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前一脚已经迈进去，后一脚还一直拖在后面的时候，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就已经开始不断积累，孕育和积累。

　　

中国的几次生产过剩危机

　　这种孕育和积累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开始突出？1997年、1998年。

　　97年、98年那时候出现了一个说法，叫内需不足，市场疲软，这个词。然后朱镕基同志当总理刺激内需也是在这个时候，所以现在回过头去，我觉得我们不妨说97、98年就中国第一次非常轻微的生产过剩危机。但是由于那场危机程度比较轻，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住房体制改革，住房消费的拉动，这场危机就过来了，非常轻微的危机就过来了，这样99年、2000年中国经济开始复苏，01、02、03、04这一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都非常快。

　　但是到了2005年，2005年实际上生产过剩的苗头又出现了，我们翻看2005年前后的报纸就可以看到扩大内需的提法又多了起来，什么意思？就是说2005年实际上再回过头去看就是中国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的苗头。但这只是个苗头晃了一下就过去了，为什么？就是2005年前后中国遇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整个全球化过程加快，中国也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加入WTO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国这边生产过剩问题开始复苏，中国加入快速全球化的过程，于是就在市场上碰到了谁呢？就碰到了美国。

　　我开玩笑的说，这时候中国和美国在市场当中相遇，就好象孤男碰上寡女，可以说两边干柴烈火，一拍即和，中国是大量的产品消费不出去，美国是要大量消费，但是生产的产品不多，美国和中国遇上之后就由于各自解决了对方的问题，活得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中国这边内需一直没有扩大，但是整个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05、06、07、08上半年，经济两位数增长，这时候人们还会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之初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影响出口，但是实践当中可以看到人民币持续升值出口还是一直旺盛，所以中国这边的日子过得很好。

　　美国那边日子过得也相当不错，自己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是消费大量增加。根据有人估计，美国的低收入阶层就是由于得到中国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美国的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大约提高5%-10%，当一个社会消费很旺盛的时候物价就容易上升，通货膨胀率就容易上来，但是这个时候美国大量消费，物价不高，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所以这几年的时间，06、07、08，一直到08上半年日子可以说过得相当不错，所以有人说2005年其实这场危机应该在05年发生，但是就是因为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拖到了今天。

　　现在的问题就是孤男寡女当中的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的日子也活不下去了，这就是中国现在正在遭遇的问题，当然这样来说的话，他出了问题，但是我们自己想还是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人家出了问题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说明是你自己有问题。

　　

雪上加霜，一定要分清楚哪个是雪，哪个是霜

　　今年"两会"期间有几个政协委员讨论这场金融危机，他们用了一个说法叫"雪上加霜"，这个说法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就是"雪上加霜"让我们明白一定要分清楚哪个是"雪"哪个是"霜"，不能看白茫茫一片就认为是雪，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方面又下了一场霜。所以我想这是对这场危机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8 09:36 编辑 ]

杰亮

那么如果这样来看中国这个危机，我觉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其实要看这场危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是实际上中国的这场危机和今天引起我们这种危机的引发这种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反倒不太像，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比较像，就是那时候美国在国际门槛过不去，中国今天也是在国际这个槛过不去，这两个坎儿是同一个坎。

　　关于三十年代大萧条，三十年代大萧条是1929年，今天是2009年，正好八十年的时间，八十年时间关于大萧条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方面成果非常多，但是我决三十年代大萧条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直到今天没有完全说清楚，尤其是这场危机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说清楚。

　　为什么没有完全说清楚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直没有人问，在这里不谦虚点说这个问题还是我第一次认真的去问，什么问题？我们不是说三十年代大萧条是生产过剩，我们不是说三十年代大萧条东西卖不出去，但是在八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人去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究竟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说过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卖不出去就是卖不出去，不用管什么东西卖不出去，但是我要说什么东西卖不出去更为重要。

　　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一提起大萧条我们脑子里会想东西卖不出去，是生产过剩，我们脑子里很容易跳出一个形象的东西是什么呢？卖不出去的牛奶倒到河里、倒到海里，我们脑子里就很容易跳出这个东西。所以八十年代的卖不出去的牛奶就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符号，但是我想这个符号和象征是错的，它产生了有害的误导，这个有害的误导是什么？就是阻止了我们进一步去问究竟是什么东西过剩，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

　　

真正卖不出去的是耐用消费品

　　那么可以说牛奶在三十年代大萧条当中真正卖不出去的不是牛奶，真正卖不出去的是什么？是房子、汽车、摩托车、简易冰箱、洗衣机、电话机、收音机，这些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卖不出去，这些东西是什么？耐用消费品，所以当时的过剩实际上主要表现为耐用消费品过剩，实质性的问题是耐用消费品过剩，我们强调这点是要看到三十年代大萧条发生的背景，经济背景究竟是什么。

　　我讲讲数据，我们可以更有一个直观的认识。1929年大萧条发生的当年，美国汽车的年产量五百万辆，2007年中国汽车的产量是1300万辆，国内市场销售八百万辆。但是我们比美国的大，所以说从汽车的生产能力来说，现在的中国和大萧条的时候的美国差不多。再看房地产，在大萧条发生之前，1925年前后，美国每年新找的房子大约是100万套，但是到1929年每年能够销售五十万套不套，所以可以看到美国是什么样的时代，他也正在进入这个门槛。

　　我还可以再讲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更形象看到它的特征五。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的时候美国总统是胡佛，胡佛曾经向美国选民做过许诺，你投票给我，我做了美国总统，他说保证让每个公民过上什么日子，就是每个家里锅里都煮了两只鸡，院子里停着两辆车。两只鸡是什么？柴米油盐；两辆车是什么？耐用消费品，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但是也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后面那只脚过不来，为什么后面这只脚这么重要？因为一个社会其实要从生产上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把大量房子、汽车、消费品、家用电器生产出来，但是如果一个市场能够形成广大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使得耐用消费品消费进入大众消费阶段非常不容易。

　　进入这个阶段至少得需要五个条件。

　　第一，城市化得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当一个社会开始进入这个时代的时候得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口得住到城市中来，如果一个社会大量生产房子、汽车，但是这个社会还是大多数人住在农村，在农村男耕女织，这个很难消费大量耐用消费品。

　　第二个条件要有起码的设施，很多耐用消费品使用要有基础设施作为条件，比如说汽车不能在田里跑，在马路上跑，汽车下乡也好，农用车也好，我们就看到农村的道路特别是农田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8 09:48 编辑 ]

杰亮

　　　第三个条件得有一个金融制度，得有一个金融条件，什么？就是消费信用制度，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柴米油盐有一个特点，数量多，价钱低，而且没有弹性，都是必须得吃的，饭不吃饿、肉不吃馋。房子汽车动辄百八十万，成都也好，北京也好，可能动辄一两百万，这种时候耐用消费品数量很少，代价很高，一辈子消费那么一两件就不错了，这时候就看到耐用消费品价格与收入就有矛盾，什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就是消费信用制度，可以提供按揭，可以提供分期付款，这样使得你有条件用一生的收入来购买这几件耐用消费品，所以这是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就是光有这个还不行，还得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能够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能够未来有一个预期。这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社会能够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第五个条件，就是一个社会到了这个时候贫富差距还不能太大，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会怎么样？贫富差距太大，除了富人就是穷人，除了穷人就是富人。当社会已经开始大量生产房子汽车，但是只有少数富人能够消费的时候，一个广大的耐用消费品市场是没有办法形成的。所以一个社会要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就需要这五个条件都不好，美国当时城市化一半，基础设施很差，社会保障当时几乎没有，贫富差距非常悬殊，所以过不了这个坎，后边这只脚是始终进不来，于是形成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我们正和80年前的美国过同一个坎

　　我们中国今天的情况也类似，我们已经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房子、汽车、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五个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不好，有的还不如美国的城市化，他当时已经是50%，我们八十年代30%不到，现在估计不到35%。所以看到我们现在所过的实际上是一个和三十年代大萧条，八十年前的时候美国正过的是一个坎，我们今天正在遭遇的问题正在经历的危机和它当时非常相似。这样的情况下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必须要调整社会变革，然后通过社会变革的道路拓展这个市场，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三十年代大萧条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人们更多的是看到他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一面，但是实际上对美国发展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第二阶段实行社会变革，通过社会救济以及调整劳资关系，真正实现社会当中利益结构的调整，或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斯福是一个新的社会支撑一个经济时代。

　　大萧条之前美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就是《巴尔扎克》等作品中看到的社会，就是人吃人，血汗工厂的社会，三十年代大萧条表明什么？表明这样一个社会转不下去，转不下去那样的一个制度和社会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把大量的房子、汽车转出来，可以把这个房子、汽车、家用电器转得越来越好，性能转得越来越高，所有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但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是什么呢？这些东西生产出来以后没有人买，没有是，所以是一点办法没有。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比生产不出来还难受，为什么呢？你生产不出来其实比较好办，你招商引资就出来了，但是你大量生产出来了人家不买你有什么办法，你拿枪毙了他也没用，所以这个时候解决市场的问题比解决生产的问题还要难。罗斯福通过社会的变革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场变革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想和我们今天的会的主题同样有关系，就是社会学当中讲的市场的地理扩张和社会扩张。

　　应对这场危机，需要一种社会的变革

　　市场的地理扩张，更多的是指它向外一个扩张的过程，比如说开拓海外市场，大量的出口，这都是这个市场的地理扩张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容易被人们所了解，人们也更多的是把眼光集中到这个上面。

　　实际上这个市场还有一个社会扩张的问题，这个社会扩张它主要是通过优化社会当中的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当中的利益结构来实现的，它通过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一种合理的利益结构，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增强产品的消费能力，这是社会扩张。

　　所以罗斯福新政，包括美国走出三十年代大萧条给我们一个启示在什么地方，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实现利益关系的调整，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这个更具体的说它是通过调整劳资关系，然后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后形成了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什么？就是耐用消费品市场，然后它不但收入提高了一大截，再一个社会保障，这样才使得这个社会一个广泛的耐用消费品是开始形成，是通过这个方式解决了耐用消费品社会扩张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中国面临的是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经历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金融危机的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不能把今天遭遇的问题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偶然性的事件，甚至不能简单看成几年就可以过去插曲，这次危机对我们提出一个根本的挑战，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东西遇到了问题，什么地方遇到了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社会当中的利益关系，优化社会结构，创造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种种经济和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条件，我觉得是我们应对这场危机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简单的几项的财政的或者是经济的增长，它需要一种社会的变革。               

资料来源：「搜狐评论」(2009年4月27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8 09:4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