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主要作者之一孙立平认为: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尤其是这几个月时间，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大量增加。如果我们回顾这几年的情况，应该说大体上有一个波动。05年之前群体性事件是上升趋势，06年、07年又有所下降。但是到今年又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怎么判断这个趋势呢？一个最基本的背景是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过程中，有些问题进一步激化。但是在危机中，不同的判断，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走势。我们回顾一下30年代的大萧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所形成的判断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不一样。那次美国的危机最严重，受的损失最大，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和突出。但就在那时，老福特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罗斯福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变革、社会改造，美国保住了民主和自由，我们都熟知这段历史。但是如果大家眼光稍微放宽一点，罗斯福就位是1933年4月，在他上台的四个月是希特勒上台，同样的一场经济危机，美国保住了它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德国、意大利、日本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所以怎么判断当时的形势，决定了未来的反应，甚至决定了未来几十年走什么样的路。

目录
(1)金融危机下，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第1－第6楼)
(2)经济危机及社会溃败(第7－第11楼)
(3)章立凡的点评发言(第12－第12楼)
(4)金融危机与我们的社会(第13－第15楼)
(5)危机与缺陷(第16－第17楼)
(6)中国需要一场罗斯福式的社会改革(第18－第20楼)

金融危机下，如何解决社会矛盾？

作者:孙立平

如何看待、定位社会矛盾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我还要讲一个故事，在听故事的时候，大家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怎么处理，如果各位毕业了，做了一个城市的地方官，发生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处理。

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佛罗里达的事情，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岛，叫西屿，是一个偷渡人经常登陆的地方。因为海滩比较浅，所以许多人从这里偷渡登陆，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中间有一个界限，就是你有没有过一个关卡，如果你过了关卡，就被称为“干脚板”，美国政府就需要给予你保障；如果你没有越过关卡，权益就基本得不到保障。凡是偷渡者都愿意早一点变成干脚板，而美国政府肯定不愿意让他们早点变成干脚板。

原来偷渡者从湿脚板变成干脚板比较容易，因为关卡比较靠前，比较容易跃过来。所以美国政府很头痛，想了一个招，把这个关卡往后撤，越过去就不容易了。把关卡设在了连接小岛与大陆的公路上。这样美国政府达到了目的，但是小岛的居民麻烦了，一是塞车非常厉害，最长的时候有30多公里。第二，小岛居民每次过关卡到大陆上也得出示证件，觉得受侮辱。小岛的居民与政府多次交涉，他们的人不多，力量不大，所以这件事情迟迟不能解决，小岛居民越来越愤怒，说这道关卡已经把我们拦在美国外面，这是美国政府不要我们了，我们干脆独立算了。于是他们说独立，成立一个海螺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怎么样呢？一天市长走到市政府的广场上，登上一个板车，说现在我宣布海螺共和国成立，我就是总理。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美国宣战。有一个人装扮成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穿上服装，用长面包敲一下脑袋，就表示与美国开战了。开战以后一分钟，总理宣布说，美国力量太强大，现在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宣布投降，但是美国把我们家园打烂了，我们要重建家园，要求美国给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然后大报小报开始报道。过了一段时间，海军陆战队一个营开了过来，不过不是来镇压的，这个营每年在这个地方要进行例行演习，今年时间又到了。总理赶紧报告说，美国军队入侵我们国家，大家要奋起反抗。

美国海军的营长急了，我们每年是在这儿演习的，你不让我演习，我们回去怎么交待。小岛的居民看他们比较为难，就说那我们起草一个协议，你得承认侵略了我们共和国，向我们正式道歉，就可以演习了。营长说可以啊，我现在代表美国政府向你们道歉，我侵略你们了。海军的营长很给面子，签了协议，小岛的居民允许他们演习。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8 09:49 编辑 ]

杰亮

在整个过程当中，美国大小媒体轮番报道，美国人茶余酒后都在议论这个事情，美国政府认为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太好，就把关卡挪回原来的地方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假如这个事情发生在你当市长的地方，市委书记的地方，你该怎么处理？估计人得抓起来，不但抓起来，营长也得被抓起来，在大是大非面前，营长还代表美国政府向他们道歉，谁给你这个权利？但是美国没有用这个办法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呢？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一件事情！这个东西本来不是这回事，你当这么回事了，最后就成了你想的那个样子。你当做什么，一个是影响你用什么方式对待它，处理它，第二个是影响这个事情未来的发展。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按照表面的东西来理解，一个共和国分裂了吗？实际上就是小岛的居民想让关卡挪回原来的地方，就这么一个要求，但是很长时间不能解决，所以他们用各种“恶搞”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实质就是这样。在不同的社会中，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我再讲另一件事，我是77级级，78年入学的，看了许多小说，有一篇作品给我印象最深刻，这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杂志刊登的一个没有名气的作者写的没有名气的小说。

这是80年代初的事情，一个战士要复员了。当时如果你要复员，无论如何你得入党，将来比较好分配工作。他说我平时不怎么要求进步，条件也不好，我入不了党。有人建议，给指导员送礼物，买酒买烟。这位战士就买了一些东西，过一段时间送一次，指导员也接受了这些烟酒，但是一直也没有给他解决入党的问题。这位战士很生气，就与这位指导员理论，我送了这么多东西给你，也不让入党。越吵越激烈，旁边有一杆枪，这个战士把枪抄起来，说要毙了指导员。连长过来一看，战士已经把枪对准指导员了，手已经在扳机上了。连长想，如果过去夺枪，弄不好就走火了。他想起看过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叫精神威慑法。于是连长指着战士说：你开枪。

战士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对准指导员了。连长还接着说：你开枪啊，开枪啊。他一边说一边往前走。战士有一点愣着了，就把枪压下来了，这样就避免了一起事故。之后处理事故，战士受到了处分，连长也受到了处分。连长说为什么要处分我呢？我这是精神威慑法，电影里面有的。作为具体处理事情的人，可以理解这是精神威慑法。但是体制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体制当中没有精神威慑法这个位置，放不进去。所以最后还是处分了连长。不管怎么样说，是战士拿枪对准指导员的时候，你告诉他：开枪。

这个事情前后对比，让我想起一位人类学家曾写过《制度是如何思维》，这本书名可以给我一个启示，制度不是死的东西，他有一点像人，他会思维，但是制度的思维和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制度当中的每个人可能都理解一件事情，但是作为制度的思维没有办法理解。包括在文革的时候，一个人把毛主席的塑像摔坏了，所有人都可以理解他是不小心，但是体制没有不小心这一说。不管怎么说，你把毛主席的像摔了，就要处分。

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体制，而不是一个人，如何看待一个事情，这非常重要，这是比社会矛盾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最近我一直讲这个问题，“准确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现在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很多，但是绝大多数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这个定位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在什么样的基调上解决问题。

当今社会绝大多数冲突事件是利益的冲突，这是一种最理性的矛盾

前几年在四川发生过一起群体性事件，原因很简单，因为建一座电站占了耕地，就产生了利益的冲突，最后越来越激烈，成为一个群体性事件。这样一个事件你怎么看？当时我看到一家外媒报道，“中国发生十万农民武装暴动，死亡十几人”这完全是造谣吗，也不见得，没有十几万人，也有几万人。从这个题目看这个事件的话严重的不得了。非常不幸的是，一开始政府也这么看，所以处理这件事情非常僵硬，矛盾不断激化。但是后来中央进行了二次处理，很容易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第二次处理最基本的变化是什么呢？基调变了。原来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冲击政府的政治事件，后来认为这就是一个利益问题。按照补偿款的问题进行处理，效果是很不错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 05:53 编辑 ]

杰亮

所以，你如何看待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各种矛盾，各种冲突。比如说政治矛盾、政治冲突、意识形态矛盾、意识形态的冲突、宗教的矛盾、宗教的冲突，文化的矛盾、文化的冲突等等。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我们把利益的矛盾和其它矛盾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利益的矛盾是一种最理性的矛盾，利益的冲突是一种最理性的冲突。这并不是说利益的问题都非常好解决，有的时候利益的问题也很难摆平。但是这与其它矛盾比较起来是不一样的。对待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首先要解决的是定位问题，这直接涉及到你对最基本事态的判断，涉及到你采取的措施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定位往往有问题。我们过于用一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定位、眼光看待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处理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政府反应过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得精神高度紧张，甚至自己吓唬自己。

我刚才讲的那本书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体制是如何思维的”，它具有人的特征。

我前一段也写过一篇文章《体制性拘谨》，这个文章是会议的发言，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几乎都把拘谨写错了，都被写成了“拘禁”，就是把人抓起来的意思。实际上我讲的不是这个，是“拘谨”，说明他像人一样很拘谨，整天满腹心思，愁眉苦脸，神色紧张，不苟言笑，这样再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是什么样的反应了。

我们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这个话是从那儿来的，从一个“足球评论”当中。大家都知道中国足球是最不争气的东西。我看这些足球的评论，有一篇文章是说到根本的问题上。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上不去？足球最需要的是一种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中国的足球最缺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看中国的足球，有时候先输，可能还会板回来，要是先赢了三个球，就完了，自己很紧张，从来没有赢过啊。这个时候会有很拘谨的心态，不会踢球了，到最后几分钟内让人连灌三个球，正常的小孩也不至于这样，为什么呢？就是处于高度拘谨的状态，我们在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应该有平常心，舒展的心态，舒展的灵魂，这来自于准确的定位，准确的定位才能正确地处理问题。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矛盾的定位问题。

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我们需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形成看待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新思维，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新方式”。

几年前我有几个提法，一个是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一个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第三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准确定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问题是，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我觉得现在可以说未定。吴敬琏先生，包括政法大学江平教授，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好市场”还是“坏市场”，他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有三个。第一、从体制本身来说，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是健全的还是不健全的。

第二、吴敬琏教授和江平教授强调的法制基础，如果这个市场经济有一个好的法制基础，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第三、这个市场经济有没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与其配套，这又是一个标准，如果没有，可能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改革30年，我们已经走到了到这个门槛，在未来的三十年，我们如何使这个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从根本来说，要建立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这个能力要大体均衡。至少在权利上应该平等。我们过去是再分配经济，那个时候人们争取利益是没有益处的，利益是国家分配的。比如国家说你的工资是一级、两级，这个时候再争没有用，基本是死的标准，那个时候不是利益博弈的时代，利益形成的机制不是博弈，而是再分配。而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靠人们自己去争。而且争的力量得差不多，权利至少应该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市场经济是赤裸裸，血淋淋的，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发现这样的制度运转不下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 05:54 编辑 ]

杰亮

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思路是我们现在也很难理解的，比如说经济危机，企业日子很难过，这个时候工人不应该出来捣乱，工会不应该出来捣乱。但是罗斯福新政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发挥工会的作用，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罗斯福上台当年，颁布了《振兴工业法》，这个文件中第七款第一条，联邦政府有保证工人建立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在1935年通过的《劳工关系方案》，还保证工会可以合法代表工人和企业主讨价还价。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确立工会的作用。为什么呢？他要通过这个东西来缓解利益的失衡、缓解社会当中的各种矛盾，美国逐步把利益均衡的机制建立起来，在那之后整个社会状况有了根本性地变化。

我这么讲，不是说有了利益均衡机制，穷人就变成富人，弱者就变成强者了，有了利益均衡的机制，弱者也不会变成强者，穷人也不会变成富人，但是不至于让人们觉得很没有公平感。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了，但是利益均衡的机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现在看待群体性事件是什么？绝大多数就是一种正当的利益表达，又是一种规范化程度比较低的利益表达。为什么规范化程度低呢？因为你不赋予其合法性，不好规范。你得承认一个东西的合法性，才能规范它，我们是压根儿不承认这个东西，所以不去规范。

在西方，利益均衡机制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社会基本是缺失的，游行、示威、罢工都是被禁止的，我们的《游行示威法》禁止游行示威。有什么利益要求与党说，与政府说，游行示威干吗呢？但是完整的利益表达有几个表现，比如有获得信息的权利，有施加压力的机制，试想一种很散漫的要求，不能到达政策层面，这个要求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两三岁的小孩也懂的事。罢工是什么，就像小孩往地上倒一下，哭几声一样。必须有这个机制。

制度和社会，能不能容纳冲突？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有这么几点新的认识，第一、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利益冲突是我们社会常规化组成部分，那种严防死守，试图把这个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是不可能奏效了，我们要习惯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因为陌生，不习惯，所以有很强的恐惧心理，习惯了以后就好了。我到一些地方政府去，有的官员与我开玩笑，说他们这两天可以走正门，好长时间都在走侧门，但是因为经常发生这类事情，他们的恐惧心理也就消失了，我们要逐步适应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力图把这些矛盾和冲突消灭在萌芽的状态。

第二点，社会冲突不一定是消极的，也有相当部分的积极作用。有时提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脑子里就是负面的形象，其实没有必要。美国60年代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写的《社会冲突的功能》，就是讲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从今天来看有两点作用，一是安全阀的作用，人们吃五谷杂粮，肯定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和不满，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有发泄的渠道，有一个安全阀，压力有不断释放的机制。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对足球流氓的闹事总是挣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有积极的作用，就是把情绪发泄了，也许头一天让领导批评了，也许是吃晚饭之前与老婆吵架了，对社会现象不满。他闹了以后，筋疲力尽，就回家睡觉了。

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社会来说，冲突也有发现问题的作用。比如农民工工资的拖欠，为什么最严重的时候全国拖欠1千亿，相当于几百万的农民工一年没有领工资。用周孝正的话说，我们上百万的农民工连奴隶也不如，让农民工白干一年，最后叫共和国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机制。如果游行示威是正常的，一些个别的企业有拖欠农民工的现象，农民工上街走走说说，这个社会就会发生比较少的这种事情。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来发现问题的机制。我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机制，但是与美国社会比较，美国社会的问题，社会有一个反应，政府对这个反应作出反应，我们是有了这个问题，不能暴露出来。政府不对这个具体的问题做反应，问题不断积累，到了所谓爆发的时候再做出反应，而时间大大滞后，许多的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第三点，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好的制度和一个坏的制度的区别，或者是一个好的社会与坏的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是有没有矛盾或者是冲突，而是在于两点，第一，制度和社会能不能容纳冲突，容纳的冲突的能力有多强，第二，有没有制度化的办法去解决冲突。我特别想提出一点容纳能力的问题。一个社会制度有没有对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容纳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发生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个制度很有自信，我自岿然不动。但是一些矛盾和冲突还在萌芽的时候，他就惊慌无措，草木皆兵，所谓不同制度的容纳能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都看到了，几百万人上街反对当时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包括欧洲许多国家也如此。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你会说美国完蛋了，美国社会不稳定了，美国要天下大乱了，你会这么想吗？许多人都不会这么想，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为什么他叫战争状态？战争状态下，几百万人上街，美国不觉得对它是很大的威胁。为什么在和平时代，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拖欠工资，我们就如临大敌呢？说明我们制度容纳能力太差，制度太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为了脆弱性而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还是当做正常的现象强化你的容纳能力呢？这是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思路。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 05:56 编辑 ]

杰亮

缺乏制度化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首先要形成如何看待社会矛盾的新思维，我再说解决问题的新方式。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惊慌无措，严防死守。但是你想想，不严防死守行不行？还真不行。拿刚才的事情说，与美国比较就可以看出很重要的区别。我们把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看作水一样，这个水在美国社会，虽然你觉得很凶猛，但觉得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水在渠里面流，往什么地方流，在什么地方拐弯，什么地方急一点，什么地方缓一点，什么地方会卸一部分，到什么地方卸的差不多，人们有可预测性。关键的问题是，他有“渠”。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严防死守？就是没有那个“渠”，水来了，不知道往什么流。在可以流的地方，不可能流的地方到处筑坝。如果是一把手，可能要被追究责任，所以到处筑坝。这个“渠”是什么，就是规则和程序。我们的社会里面没有规则，没有程序，所以就只能严防死守。所以说，我们要强化制度化的建设。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唯一的办法是要修“渠”，建立规则，建立程序。如果不能建立的话，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更有害的。

今年年初，东航罢飞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最后两败俱伤。首先对飞行员本身是非常大的损失，这要是在规范比较明确的国家，老实说，这个罢飞就表示你的职业操守有问题。你把上百人弄上天了，又回来，下一次可能就把人家扔下去了，这是职业操守的问题。对东航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我在网上订票，国航的八折，东航的两折。这次的事件表示你是不值得信任的公司。一天30多航班一块返航，你的解释是天气不好，别的公司都可以降落，你们不能降落啊，还说我们对安全的表现要求更高。这不是一个说谎的公司吗。

这就是两败俱伤的例子，其原因在什么地方？不是说利益的争取是错的，甚至也不在于其罢工的行动，而是这样的行动本身是没有规则，没有程序。其实飞行员罢工在国外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问题罢工不是这么罢法！你罢工可以，我把飞机往那儿一放，不上飞机，但你不能把人带到天上去，不带回来。许多航空公司罢工要经过这样的程序，首先飞行员提出公司的不合理之处，我要求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提高工资，解决福利等等要求。

公司没有答应要求，几次交涉还不行，那么我们要罢工了。罢工也不是说罢就罢了，得经过工会的投票，才决定这个工要不要罢。大家决定要罢，就给出这个决议。在罢工的时候，要选择好日子，在圣诞节，或者是客流比较多的日子，又对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企业可以要求政府裁决是否可以罢工，如果政府没有正当的理由，也不能拒绝罢工。这些才是罢工的流程，而我们现在不叫罢工，叫罢飞，出租车叫罢运。

不承认合法性，就没有办法规范，没有办法规范，也就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如果有合法性的话，罢工首先有组织者代表罢工者的利益，你可以与他谈，东航事件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与谁谈，带头大哥也没有找到。所有的飞行员挨个谈，说是谁组织的，他们说不知道，高度默契。有一个飞行员说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你谈都没有办法谈，所以我们得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方式。

现在许多的问题与我们没有制度化解决方式有关系。前一段时间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不稳定幻想”。什么意思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重要的节假日，重大的政治活动，重要会议的时候，人们进京上访是最让我们紧张的事情，遇到重大的事情，许多地方都提出要“保卫北京”。你想想，如果不严防死守，行不行？可能还真不行。十七大，两会，奥运会，30多个省，一个省来一千人就是3万人，都在天安门广场怎么办。第二，如果这几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就表示中国社会在火山口上？那美国还有几百万人在游行。如果有理，不在十七大上访也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没理，到十八大也得不到解决。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 05:56 编辑 ]

杰亮

由于社会长期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上访的人只能选择这个时候。一个很有名的城市，今年两会有两个人来北京上访，于是很多干部截访。对这两个人软硬兼施，承诺问题肯定可以解决，无论如何不能让其上访。我们就是用这种解决方式，甚至用破坏制度化的机会主义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平时缺乏制度化的方式，到了关键点上，又用机会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进一步破坏制度化。

我有一个亲戚在北京地区法院，他们地区的法官就受到了处分。一个老头来告状，说有人欠他两万块钱，要求立案。法官接待它，说两万到了立案的标准，你有证据吗？他说没有。有人证、物证和其他的有吗？他说没有，但欠钱是肯定。最后也没有立案，这个老头没有带借条，但是带了毒药。他出来了以后，在台阶上就开始往嘴里灌。最后这位法官受到了处分。法官说我完全符合法律，没有证据不能立案。院长说这个是对的，但是要处分的不是这个，是你在敏感的时期，没有处理好安定团结的问题。到最后，我们还是得走一个制度化解决问题的道路。

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

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形成制度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为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建立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卡住了，就是僵硬的稳定观。说这个问题之前还讲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新劳动合同法》，《新劳动合同法》直接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开始的时候人们热切呼唤这个东西，我个人的观点也是非常主张，因为我们的劳工权益大面积的受到侵犯。这个法出来了以后，企业一片叫苦之声，这是出于资本家的自私吗？有人说这个法是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有人说是没有事先经过充分的调研，有人说是在黑砖窑的背景下一夜之间出台的。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在：我们试图用国家定规则的办法来取代社会和市场当中自己的博弈。

实际上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管三条，第一条是保证底线，第二条制订博弈的规则，来守卫规则，第三个在博弈出现僵局的时候，进行调节，甚至充当最后的仲裁者，这是政府做的。但内容得博弈双方自己谈，比如一件衣服加工费是多少，企业长期是八块钱，工人说太低，要涨到12，不这么做就罢工。这个时候不是工人说12就12，老板说现在经济不景气，订单减少，如果涨到12，我企业亏损，最后企业倒闭的，连8块也没有。政府进行调节，最后调整成10块，这是谈的结果，这10块既保证企业的利润也保证工人的工资增长。无论是10还是12，都是劳资双方利益的均衡点，既保证了资方的利益，也保了劳方的利益，但是其均衡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最怕博弈双方自己谈，别谈了，我给你们制订好标准。

其实政府要做的就是刚才说的三条。第一保证底线，你不能一天24小时加班23小时，每天加班时间最高不超过多少。第二个是你为他谈博弈制订一个规则，第三，你作为调节者和最后的仲裁者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呢？《新劳动合同法》就是想用国家的标准代替自己进行博弈，这是不行的。《新劳动合同法》的失败在这里。与我们最近这些年“僵硬的稳定思维”有关系，或者是“稳定压倒一切”，现在许多的东西都卡在这儿。

去年年底我写了一篇文章《反思稳定压倒一切》，后来是为了好读一点，改成了一个访谈的方式。我记得是去年十七大写的，发这个稿子一波三折。第一次说要发4个星期，28天。过一段时间说是发两个版，1.6万字，又过了一段时间，两个版不行，冲击太大，说连着发两期吧。我说行。后来又来电话，说两期连着冲击太大，隔一个东西可以吗？我说行。又拖了两个星期，结果出来了。成了两篇文章了，本来说上下，后来成了两篇文章。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2 05:57 编辑 ]

杰亮

现在必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在改革前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而现在我们形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现在许多问题压在这儿了，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行动，为什么言论不能放开，好象一搞就乱了。为什么反腐败的措施不能付诸社会，好象一付诸社会就乱了，为什么利益表达机制不能建立起来，好象一建立就乱了。我们现在许多的问题是卡在这儿。不但卡在这儿了，而且稳定压倒一切是成了维护既得利益的一个工具。

网上有一个帖子题目叫“ 稳定什么也没有压倒，只是压倒了我们”。稳定压倒一切，腐败压倒了吗？贫富差距压倒了吗？假冒伪劣压倒了吗？只是把我们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压倒了。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必须重新反思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放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我搜索了一下，叫不稳定因素表，包括生活的许多东西都被列为不稳定因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的学者老是用这个事情来吓唬政府！例如2003年有一个报告，说中国十年内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具体说2010 年，这个报告的几个作者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当面说，你们千万别弄这个，我知道你们是好意，但为了促使政府解决问题，说马上要发生社会动荡，政府反而会加强控制。

第二，所谓“一千美元、三千美元之间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期”这是一个影响更坏的说法。世界有没有这个说法呢？有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地论证，但是我们现在的学者、官员都在引用这句话。仔细想这个说法是有害的。现在中国社会问题很多，与一千美元、三千美元有什么关系，这些群体性事件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野蛮征地、拆迁。谁能告诉我，农民工工资拖欠与三千美元、一千美元有什么关系，一个社会到一千美元，三千美元就必然会出现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个社会到一千美元、三千美元的标准，就必然侵犯劳工权益，一个社会到一千美元、三千美元标准，就会出现大量的拆迁？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最后的结果又加强控制，这个说法是非常有害的。

大约在前十年我就有一个判断，发生大的社会矛盾的可能性不大。记得十三大开幕的时候，我们被找过去讨论问题，当时的话题是社会矛盾是不是很尖锐，有一些学者说社会危机很严重，很不好，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我说不要老拿这些问题吓唬人。要用一个正常的心态，自信地去解决问题，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可能是我们的正确态度。我们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尽量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现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样使得我们整个社会能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有一种自信，或者是刚才说的，有一个舒展的灵魂，我们用一个制度化的方式面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是我们真正的出路。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转贴自「腾讯网」(2008年12月11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6 07:42 编辑 ]

杰亮

经济危机及社会溃败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如何重建社会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孙立平

    这个题目其实变了好几回，开始的时候是谈金融危机，中间又说谈社会溃败，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所以就觉得社会溃败在博客上也不怎么太引人注目，非主流的地方讨论，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规模比较大讨论，讨论得非常不充分，后来又转到金融危机上来，又到社会溃败上了。后来我也看了一下名单，来的朋友更关心还是社会溃败的问题，而不是金融危机的问题。

　　我就想把我的想法简单说一说，因为来的各位我估计主要不是听，而是有话要说的，我想讲得短一点，大家共同讨论。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也有关系，因为现在对中国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有一些比较准确的判断的时候，金融危机是这段时间最大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判断金融危机？我觉得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事情，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不同的学科都在开始介入对这场危机的讨论。在这种讨论当中，为什么谈金融危机的问题，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现在关于金融危机的讨论，能够看到一个趋势，对短期问题的悲观主义和对长期问题的乐观主义，或者说这个概括不是很准确，换句话说，对短期的问题看得比较严重，但是对长期的问题看得相对来说比较淡，这是关于这次金融危机讨论普遍的倾向，而在我个人看来，正好是相反的，短期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好解决的，长期的问题可能是更为困难的。

　　对这场金融危机，我个人有一个基本的考虑，对几个基本的问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一是这场金融危机本身的严重性，二是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三是社会动荡的严重性，对这几个问题现在怎么样判断呢，我个人最基本的看法就是，对眼前的问题现在看得过重，而对眼前问题当中所体现的长远的问题相对重视不够，有三个最基本的判断，一是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严重程度，我觉得最基本的倾向有点判断过于严重了，由于过于严重，更多的是，对于短期来说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对长期来说，会造成后患无穷的措施，为什么这么讲呢？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判断，前几天刚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传导机制的问题。现在发生基本上是正向传导的过程，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到实体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基本上是这样正向的传导的过程，这个传导的过程，现在可以说整个链条基本上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个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这种正向的传导会不会产生一种反向的传导？也就是说，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到实体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会不会有一个反向的传导？

　　这个反向的传导最主要体现在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会不会再反过来造成金融危机，社会危机会不会反过来加剧实体经济的危机。实体经济当中的危机严重到大量的企业破产，然后大量的坏帐、烂帐出现，反过来会加重金融危机。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这是一个反向传导。

　　第二个反向传导，社会危机到经济危机，包括失业的问题，社会预期等，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性也并不是很大，所以对这场金融危机，我把主要的想法简单表述一下，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并不大，如果反向传导出现，会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只要反向传导不出现，我觉得严重的程度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重，这是第一个方面，所以对这个问题，可能要有一个恰如其份的估计。

　　第二个问题，对失业的问题要有一个恰如其份的估计。中国整个社会有一个很慌张的感觉，慌张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场危机导致的是失业问题，失业问题怎么看？失业最主要体现在两个群体，一是农民工，二是大学生，对于这两个群体，失业的问题可能也要恰如其份地判断，农民工失业的严重性，这应当是整个社会高度关注的，但是我觉得农民工失业，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春节前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春节之前失业的农民工主要是寄居在企业当中，当时又加上返乡潮，这两者加在一块会有非常严重的感觉。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6 07:58 编辑 ]

杰亮

这批农民工相当一部分属于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中学念完或者中学没念完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回去地都不会种，这部分人是比较危险的因素。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对于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即使回到工厂回不去，但是种地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只要老人在，种地就是三五天就能学会的事情，大部分人还有那块承包地，这是一个。从大学生来说，失业的问题只不过是把原来啃老时间延长了若干个月，一年两年而已，所以对失业的问题，社会也不应当估计过分严重。

　　第三，由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估计得也不能过于严重。对这三个问题整个社会来说，有一种“偏重”的估价。由于偏重的估价，就导致了整个社会应对这场危机基本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之下，对于权力的重视倾向在回归，传统的发展方式在回归，社会控制进一步加强，为什么最近这一段会出现这样的倾向，是和对现在所遭遇问题的判断有着直接的关系。对现在出现的问题，可能要有一个比较清醒准确的判断，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从当前来说，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倾向于不要把问题估计得过份严重，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对这个权力的特点还要有一个共识，这个权力对解决长远的问题来说能力是很差的，但是对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来说，能力还是很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拆东墙补西墙的能力可以说非常强，我不太同意说，金融危机来了，天就要塌下来了，可能不是这样子，相反很可能的是说，做成是一锅“夹生饭”，这个“夹生饭”对于长远的影响将是非常有害的，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这是对眼前问题基本的判断。

　　这当中体现的长远问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场金融危机究竟说明中国经济或者说社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二个就是“社会溃败”。这场危机我个人的看法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实际上中国是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时代，这场金融危机作为一个标志。我前几天在一个会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我把它叫三节火箭二节发生，从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来说，实际上这些年的发展就像卫星发射发生一样是火箭推着走，这个火箭可能要通过三级才能把卫星送到正常的轨道，但是改革最基本的判断，改革基本任务没有完成，但是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改革中间夭折了，中间夭折的结果，就相当于火箭已发生两节，把卫星和最后一级火箭送到了轨道，送到轨道了，但是轨道不是原来预设的轨道，而是有问题的轨道，毕竟进入到轨道了，发展进入轨道，什么意思呢？这场金融危机表明的是什么呢？这场危机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会经历过去所讲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这样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中国面对的是讨论了多少年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以此为标志的阶段。

      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和美国金融危机也有不同的看法，究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个人的看法，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中国经历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以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但是又是和美国金融危机非常不同的独立危机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生产过剩危机。在这场危机当中，美国金融危机当中，所出现的最典型的特征，中国完全都没有，美国房贷现象是没有的，金融体系本身严重的问题，对中国来说也是没有的，中国出现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把中国这场危机看作是和美国现在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差不多的一场危机，或者直接由它导致的和美国差不多的这样一场危机，还是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不同的经济危机的过程，我觉得会导致两个完全不同的判断。把中国目前经历这场危机看作和美国差不多的危机，要解决的问题是金融监管，金融体系创新的规范，或者从长远来说，货币体系变革，货币体系的改革或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把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看作是美国金融危机不同独立经济危机的过程，面对一场社会变革。

     我个人的说法是，中国金融危机与其说和美国当前金融危机相类似，不如说和30年代那场大萧条相类似，30年代大萧条是一个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中国现在所经历实际上是和30年代大萧条本身比较相近的生产过剩危机的过程。为什么相近呢？这个概念已经提出有十年的时间，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到耐用消费品时代。

     30年代大萧条人们有很多的解释，生产过剩危机也基本上是一种共识，但是在研究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一直没有人问，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过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们一提30年代大萧条，我们脑子里罪刑相的印象是什么呢？卖不出去的牛奶，一提30年代大萧条人们脑子是这个东西，30年代大萧条当中，真正卖不出去不是牛奶，不是牛奶，是什么呢？最主要是房子、汽车、家用电器，我查了一下材料，30年代大萧条之前美国汽车产量1929年500万辆，去年汽车产量是1300万辆，国内市场是800万辆，30年代大萧条之前，美国住房建设一年是100万幢，到1930年房子的销售是50万幢，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房子卖不出去，这是房子和汽车、洗衣机、简易冰箱、收音机、电话、钢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30年代大萧条之所以发生，最基本的背景就是当时美国社会正在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或者从柴米油盐的时代到房子汽车的时代。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时候，当时在位的总统是胡佛，胡佛在此之前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许诺，如果我当了总统，我保证美国每个家庭锅里有两只鸡，院子里有两辆车，这是当时胡佛当时向美国选民的许诺，这个许诺比较典型地说明一个东西，说明美国当时正在经历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两只鸡生活必需品，两辆车耐用消费品，所以当时可以说，30年代大萧条发生最基本的背景就是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是面临这样一个转型，这是我个人对30年代大萧条最基本的解释，这和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有着直接关系。

杰亮

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时代，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时代，两个不同的经济时代，需要两套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需要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比如说在生活必需品的时代，不会有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社会生产和消费最主要的内容是柴米油盐的时候，因为直接受制于自然条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直接受制于自然条件，所以出现大量的剩余是不太有可能的，但是耐用消费品是不一样的，因为直接取决于技术的进步。为什么美国30年代大萧条之前，出现十年繁荣，和之前的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过剩的现象，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产物。再比如说，生活必需品的时代，柴米油盐的时代，那个时候不需要信贷消费，不需要消费信贷，那时候买柴米油盐不可能用按揭的方式，不需要这样的金融条件，但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消费信贷、信贷消费就成为它的必须条件，消费信贷就成为必须的金融条件。

      这种金融条件，消费信贷金融条件必须用社会保障作为依托，我特别强调的是，生活必需品时代和耐用消费品时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30年代大萧条就是在这样最基本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大萧条发生的时候，卖不出去的东西，主要是耐用消费品，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究竟怎么走出30年代大萧条？走出30年代大萧条，我们可以看，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用新的社会保证了这个社会怎么样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从理论上来说，至少有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城市化，一个社会从柴米油盐的时代，到房子汽车的时代，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的时代，经历这个转型的时候，至少得有差不多50%人口住到城市当中来，因为只有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支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只要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田园式的生活方式，耐用消费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美国29年前后的时候，是城市化人口达到50%左右，当经历这个转型的时候，一般的人口进入城市。

　　第二，社会保障。金融耐用消费品时代，最重要就是要形成和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贷消费，这是它的金融条件。但是能够支撑金融条件的就是社会保障，因为社会保障提供一种社会预期，这种稳定的社会预期是这样的金融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是第二。

　　第三，从社会结构来说，要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从美国历史经验来说，最重要的至少有这样三条，只有有了这样三条，一个社会才能够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罗斯福新政要解决的最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在罗斯福新政第二个阶段，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工会的作用等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非常重要的需要有一个新的社会，从美国30年代大萧条来说，通过一系列社会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新的社会支撑了这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所以，这是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当时30年代大萧条，是这么走过来的，而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直接的启示，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但是我们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可以看出来，真正的城市人口到现在也就是30%几，虽然官方统计数据40%多，已经快接近50%，但是城市人口是百分之三十几，社会保障，从美国来说，30年代大萧条前后，社会保障是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进入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社会保障基本上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第三，通过工会立法，工会立法当中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忠实的是，发挥工会的作用，还不是仅仅在1935年通过《劳工关系法案》，第一次提工会的作用在1933年，当时通过《工业复兴法案》，《工业复兴法案》当中的第7条第一款讲的就是工会的作用，也就是说把发挥工会的作用当做工业振兴的措施之一提出来的。但是，到我们这儿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正好进入资强劳弱的状态，30年代大萧条怎么走过来的？是通过社会变革，社会重建的方式，创造了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