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11)
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之所以必然源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首先源于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追逐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马克思对此曾有非常明确的论述：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着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22]
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之所以必然源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还直接因为资本创造了大工业，创造了机器体系和广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反复说明，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2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又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2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中他又写道：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强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5]
正是大工业的发展，机器的运用，科学技术的利用，使劳动具有现代性有了可能。我们曾经企图避开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在小生产还广泛存在、大工业还很薄弱的条件下，一步到位直接构建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然而，事实已充分证明，这只能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乌托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已指出：“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26]毛泽东1944年8月31日给秦邦宪的信中也曾强调，要由农业基础转到工业基础，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27] 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强调：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28] 但是，在我们接受了苏共过渡时期理论之后，忙不迭地试图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结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对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都丧失了自主权利，乃至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实际上倒退到了寺院经济、庄园经济，成为毛泽东曾经预言过的“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事实又一次充分证实了马克思当年的警告是多么正确！马克思的警告是：劳动“异化”的消灭，“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