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作者简介】姜义华,193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94年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及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现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并先后担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等。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大道之行一孙中山思想发微》、《百年蹒跚一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章炳麟评传》等大量著述。

目录
(1)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第1－第6楼)
(2)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第7－第14楼)

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

作者:姜义华

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一九九三年夏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断言，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未来的世纪中将会取代意识形态及其他形式的冲突而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要求制定世界战略来遏制儒家文明及伊斯兰文明。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所谓“中国威胁论”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某些报刊上。这些高论早已为世界上许多学者所批驳。

最近，亨廷顿的高论却得到一位著名教授的极高评价，被推誉为“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冷战世界新潮流的本质”；“中国威胁论”也得到这位教授的应和，中国被他说成“已隐然成为许多亚洲国家恐惧的强权”，“它已从自卫转变为攻击，它的攻击对象主要便是美国”。这位教授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最近，他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提出了上述论点。而为了给上述论点提供历史的依据，余英时先生纵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织。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余英时先生说：“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中国人自清末到今天，却始终没有取得共识。”他还进而言之，说：“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样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还是种族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说，马上便会引出无穷的争辩。”关于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意识，余英时先生写道：“中国过去是一个文明大国，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优越感。西方政治学家也注意到中国人在潜意识中至今还不能接受与其他国平起平坐的事实。”“中国人师法西方确不是心甘情愿的认输，而是以此为手段，以达到与西方强国并驾其驱甚至越而过之的境地。……今天不少中国人的心中对于西方——美国是其最主要的象征——确激荡著一股难以遏阻的『羡恨交织』的情绪。这种情绪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

余英时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在这里所讲述的历史却明显地有悖于历史实际。当然，这是一篇政论，不可以严谨的学术论文去要求它；然而，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却具有足够的严肃性，不可不认真对待。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足以证明，如何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不仅关系著能否正确地认识中国的昨天、今天，能否正确地认识东亚乃至世界的昨天与今天，而且关系著能否正确地引导中国与世界走向明天。

历史形成的中国和“中国”这一名称的历史

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是地理名词、政治名词、文化名词，还是种族名词？这个问题，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历史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总过程以及“中国”这一名词涵义演变的大体情况，本不难辨别明白。而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也必须首先研究历史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总过程，以及“中国”意识演变的情况。

历史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中国”一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有各种不同的用法。

王尔敏所撰写的〈“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一文将先秦典籍所见“中国”词称一七八次汇录成表，并引用其他诸多考证资料，说明“中国”一词，自商代起至秦汉统一以前，诸夏民族已普遍习用，研探其所含意旨，约有五类；一、京师，凡九次；二、国境之内，凡十七次；三、诸夏之领域，凡一百四十九次；四、中等之国，凡六次；五、中央之国，凡一次。该文据此指出：

古代“中国”在地球上所笼罩固定领域之范围，秦汉统一前，当已形成了共喻之理解。就是普通观念之中国，载于文献者，均漫指黄河及淮河流域之大部分。而沿边裔之秦、楚、吴、越则不在“中国”领域之内。至秦统一之后，形成政治大一统局面，中国行政制度改变，遂使“中国”称谓之实义又有新确立，不但三十六郡沿为正确之中国领域，而东南至于海，北至于塞，西接流沙，则俱为秦汉时代所共喻之中国领域。

历史的进程是曲折的。秦、汉统一以后，中国又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分裂时期。晋室南渡后，东晋人将十六国斥为夷狄，南北朝时，南朝骂北朝为索虏，北朝骂南朝为岛夷，而都以“中国”自居。隋唐统一，使“中国”版图进一步扩大，和周围各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经由五代十国的分裂至宋统一，又有辽、金、西夏等国与之相峙。继此之后，经由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孙三代的经营，渐次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突厥各部，东北和黄河流域的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一带的西夏，新疆的西辽，西藏的吐蕃，云南的大理，以及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南宋，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所有这些地区，都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明朝时期，这个大一统局面又受到破坏。而到清朝建立时，经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六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形成了比之元朝远为稳定的新的大一统国家。而“中国”这一称谓，到这个时候终于有了相当确定的含义。

主持编绘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谭其骧教授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的历代疆域》一文中提出：“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他认为，十七、十八世纪的清国版图便代表了这个由几千年历史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中国的范围。他分析了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长期以来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指出：“随著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不够了，光是每一边区和中原的合并也不够了，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他特别强调了“自然形成”这一根本特征，指出，当时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这个统一所以能实现，首先是因为清朝以前，中原地区已和各个边疆地区关系很密切，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如东北地区在唐朝时候已经建立了若干羁縻都督府、羁糜州，经过辽、金的统治和明朝奴尔干都司的治理，清朝时走向统一便是自然趋势。北方蒙古高原上匈奴与汉朝曾多战争，后来降汉；唐朝一度统治了整个蒙古高原，后来突厥重新复国；元朝时蒙古高原是岭北行省。西北地区，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元置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行中书省、宣慰司等。吐蕃和唐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后来长时间处在厄鲁特蒙古统治之下。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27 07: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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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编绘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谭其骧教授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的历代疆域》一文中提出：“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他认为，十七、十八世纪的清国版图便代表了这个由几千年历史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中国的范围。他分析了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长期以来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指出：“随著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不够了，光是每一边区和中原的合并也不够了，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他特别强调了“自然形成”这一根本特征，指出，当时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这个统一所以能实现。

首先是因为清朝以前，中原地区已和各个边疆地区关系很密切，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如东北地区在唐朝时候已经建立了若干羁縻都督府、羁糜州，经过辽、金的统治和明朝奴尔干都司的治理，清朝时走向统一便是自然趋势。北方蒙古高原上匈奴与汉朝曾多战争，后来降汉；唐朝一度统治了整个蒙古高原，后来突厥重新复国；元朝时蒙古高原是岭北行省。西北地区，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元置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行中书省、宣慰司等。吐蕃和唐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后来长时间处在厄鲁特蒙古统治之下。


台湾在明朝后期已有颜思齐、郑芝龙等人去那里建立了汉人政权，后来荷兰人入侵，郑成功在一六六一年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奉明朝正朔，一六八三年为清朝所平定。所有这些地区在清朝时走向统一，同样都是自然趋势。至于这个统一到清王朝时终于巩固下来，稳定下来，主要不是靠军事征服、军事胜利，而“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边区，边区更需要中原，需要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对中原人民有利，对边区人民更有利”。正是有了社会、经济的基础，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至一八四○年稳定的版图内实现了政治的统一。这时“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已涵盖了满、蒙、藏、维、汉等各个民族以及所有这些民族的文化。正由于清朝系满族联合蒙、汉两族共同创建，对于各民族在政治上走向统一，文化上走向共同发展，便比之先前各个世代更为有利。尽管在这中间也有不少摩擦与冲突，但汉族以外的各民族和他们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则已确定无疑。

于此可知，至十七、十八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历史的中国已经确定无疑地、巩固地自然形成。一八四○年以后，当西方列强来到东方时，所面对的正是这确定无疑的中国。王尔敏先生有一篇论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的文章，历举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六十六人所提出的变局言论，其中凡述及“中国”或“中外”者，所指的“中国”，都正是这一确定无疑的中国。这些事实表明，当时人们对于“中国”一词的地理含义、政治含义、文化含义、种族含义，已经形成了共识。

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在古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支配下，人们通常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家庭、家族、国家意识相对比较淡薄。近代以来，中国遭逢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巨变，外患内忧，首先极为强烈地催生了人们的主权意识。可以说，中国人的近代国家意识正是伴随著国家独立与主权意识的高扬而逐渐形成的。

如所周知，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遭到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以及俄国的不断侵凌。十九世纪末，新勃起的德国、日本也咄咄逼人地肆虐于中国。附从于这六大强国的还有一批西方的中小国家。列强凭藉炮舰的威胁，取得了一系列特权。汪敬虞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特权》一文中，将列强所攫取的特权分成“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和“没有条约根据的特权”两类。除去这些特权外，列强还屠杀中国军民，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帮助清王朝血腥镇压中国民众运动，在租界及中东铁路附属地内为所欲为。诚如湖南巡抚王文韶在一八七四年一份奏摺中所说：“窃惟中国之有外患，历代皆然，而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事实是在一八七四年以后其患愈演愈烈，将独立与主权问题极为尖锐地提到中国面前。

早在十九世纪六、七0年代，一批先觉者已经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自立与主权的问题。王韬已将列强所获取的各种侵及中国主权的特权称作“额外权利”，而要求予以收回。郑观应已强调必须在确定税率时坚持独立自主，指出交涉中，“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权一词已相当流行。陈独秀一九○四年在《安征俗话报》上发表过《说国家》一文，指出：“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算得是独立的国家。若是有一样被外国干预，听外国的号令，不得独行本国的意见，便是别国的属地。凡是一国失了主权，就是外国不来占据土地，改换政府，也正是鸡犬不惊，山河易主了。”这一认识，出自一位二十五岁青年之口，而且以白话阐述，足以说明主权意识这时已经在人们国家意识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收回已经丧失的主权、保护主权自立，成了当时爱国者的普遍呼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3 09: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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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维护国家主权？起初，人们寄希望于公理、公法，以为可以据此向列强力争；很快，人们发现，列强常常肆无忌惮地践踏这些公理、公法。人们又寄希望于朝廷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但是，不多久，人们就失望了。于是，人们转而寄希望于民权。

主权意识的增强，推动了拒俄、抗法、抵制美货、保矿、保路等运动的高涨；民权意识的增强，促进了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展开。这些运动汇合在一起，终于推翻了丧权辱国的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

“中华民国”的命名及其诞生，在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周、秦以来第一次将已经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两字迳直用来作为正式的国名。“中华民国”四字出自中国同盟会“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誓词。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一九○六年所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解释“恢复中华”时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在解释“建立民国”时强调：“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为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派曾起劲地鼓吹过“驱除鞑虏”，但是，在武昌起义后，鼓吹“反汉”最力的章太炎便致书满族留日学生，说道：“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时所发布的宣言书中，第一条就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明示“中华民国”是生活在中国广大领土上的所有各族共有的统一国家。

对国际霸权的抗击和中国的国际平等意识

广大民众为使中国摆脱被凌辱、被欺侮的屈辱地位，强烈要求废除强加于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建立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新型关系。藉助广大民众同仇敌忾，一九二六年八月，中国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一九二七年初，中国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接著，中国又陆续收回了镇江、威海卫、厦门的英租界，并相继与美、比、义、葡、英、法、日等国签订关税条约，废除各国在中国的协定关税权，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但是，中国并没有沿著这一趋势发展下去而取得国际平等地位，原因在于这时遇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及内部的挑战。

外部的挑战，首先在于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入中国东北，企图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凡尔赛—华盛顿会议所确定的列强分割世界的格局，独霸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内部的挑战，来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向前发展之时，为保障自己的特殊利益，转而向列强妥协，乞求得到他们的支持，同中国共产党分裂，将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镇压下去。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步步进逼时，他们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失陷，华北被蚕食，最后华东、华中、华南及中国其他广大地区都惨遭蹂躏。

面对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中国人民奋起反对妥协、投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坚持了八年抗日战争。

抗日救亡运动与八年浴血抗战，对于中国走向主权独立、取得国际平等地位起了巨大作用。中华民族以极大的民族牺牲，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牺牲，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打乱了日本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阻遏了日本的“北进”攻打苏联的计画，推迟了日本实施“南进”攻占东南亚乃至南亚的计画，支援和配合了美国及其他盟国同日本侵略者的血战，对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也起了很有价值的支持作用。尽管中国主要工业总产值这时只达到欧洲小国水平，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自由的不屈意志和面对强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却使中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足以和苏联、美国、英国相匹敌的反法西斯主力之一，中国因此赢得了世界上众多反法西斯国家的崇敬和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终于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成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二十六国中带头的四大国之一，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又与美、英、苏三国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将尽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成立大小国家均得参加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一九四五年中国又与美、英、苏三国一道作为邀请国，发起于四月十五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在《联合国宪章》中，中国被确定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尽管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对此表示过异议，表示“无论如何，他不认为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是非常强大的”，藉口“例如一个欧洲国家或许会对中国有权对它运用某种机构表示不满”而企图将中国排斥于“四强”之外，但中国终于还是取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就使中国有了可能取得国际平等地位，成为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一支中坚力量。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3 08: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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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的过程中，中国先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宣布废止对日本及义大利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协定、合同，并明确宣布战后决定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土地。一九四三年一月，中英、中美签订条约，废除英国、美国在华不平等条约及各种特权，其后，英联邦对华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在事实上真正取得国际平等地位。英国仍拒绝将新界、九龙、香港归还中国，葡萄牙仍然占据著澳门。更为严重的是在二次大战行将结束时，世界已实际形成美、苏两大强权企图彼此划分势力范围、共同主宰世界的格局。两大国都不愿更没有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而总试图由他们来安排和决定未来的命运。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举行的雅尔达会议上，美国与苏联首脑专门讨论了中国问题。美国国务院会前拟定的《美国对华长期目标和政策大纲》及《英、美、苏的对华政策的统一》说明了美国对华的基本要点，这就是：“由我们〔指美国〕负起领导责任，帮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的、稳定的和统一的政府，以便它可以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为此，美国“应争取英国和俄国的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

在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中国问题时，为换取苏联支持美国上述对华政策，罗斯福答应了斯大林所提出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及“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双方并邀请邱吉尔共同签署了秘密的《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会后，美国负责说服中国政府答应上述条件，最终由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包含上述不平等内容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作为对美国的回报，苏联首脑则一再表示“帮助中国恢复起来的工作必须以美国为主”，“美国是唯一有足够资本和人才，在紧接著战争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承认美国在中国具有特殊地位，中国属于美国势力范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中国收回了被日本霸占五十年之久的台湾、澎湖列岛，但是，也丧失了雅尔达秘密协议所规定的权益。旧的霸权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刚刚倒下去，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新的霸权主义者又逞威于中国。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向华盛顿提出的报告说：“中国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今天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即苏俄和美国政治、经济角逐的舞台。”美国为使中国成为其仆从，以其为巩固的根据地控制亚洲大陆，运用“以华制华”的手段，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在抗日胜利后不久就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图谋一举扑灭八年浴血抗日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力量。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整个国家盛衰存亡的生死考验，而中国的国家意识在维护国家自主、独立和国际平等的这场斗争中又一次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这一升华的集中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比之“中华民国”旧名，保持了“中华”这一中国传统的称呼，同时，更加凸显了“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的现代性质。毛泽东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他还明确提出，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发展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表示中国人已战胜了国际霸权主义，自己掌握了国家的命运。正因为如此，人民共和国诞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如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所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著，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3 09: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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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留下的国际霸权主义的沉重负荷不可能一夜间骤然全部消除。建国伊始，中国不得不对朝鲜战争作出反应，和美国军队在朝鲜领土上直接对垒，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四○年代后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美国强权较量的继续，只是先前所面对的是美国强权的代理人。朝鲜战争结束后，“冷战”总格局仍然笼罩著中美整个关系，而且冲突又因为美国插足于台湾海峡，阻止两岸走向统一而具有特殊紧张的性质。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个消除苏联在中国特权及抵制苏联霸权主义新要求的问题。这方面的□牾、冲突逐步发展，后来终于演化为中苏公开论战及双方在边疆地区兵戎相见。

因此，就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中外关系意识的发展历程来看，二十世纪三○年代、四○年代、五○年代至六○年代及七○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中国同一个又一个不可一世的国际霸权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斗争而逐步取得国家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以及国际平等地位的时期。经过这近半个世纪的艰难岁月，从七○年代开始，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结束了中美之间敌对状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关系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迅速改善；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正式结束了五○年代初同苏联结成的同盟关系；以这两大事件为标志，中国终于开始作为世界上独立的一极而屹立于欧亚大陆的东方，尽管中国国力还比较弱小，但这却是不容忽视和轻视的一极。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有容乃大”的开放意识

从近代国家意识逐渐形成开始，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都把现代化建设同近代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吸取世界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成果。正因为如此，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对外实行以我为主的开放，二者互相辅佐互相补充。这样，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倡导除去“额外权利”的王韬又强调“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为什么一生倡导“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制定了“实业计画”，主张“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为什么在日本、美国、苏联三大强权面前都铁骨铮铮的毛泽东也倡导“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认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明确表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历史实践已经表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当仍然处在国际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之下，尚未取得真正的独立、主权和国际平等地位时，不可能集中全力来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也不可能真正充满自信地坦然有效地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王韬那一代面临内忧外患、无法潜心富国强兵不用说了；即如孙中山，虽然拟定了《实业计画》，晚年却仍不得不倾注全力于政治的、军事的斗争，显然是由于这一总的形势；而毛泽东从抗美、反美到反修防修，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经济建设这一主轴上转移开去，固然有他自己对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这一因素，但“冷战”总态势及中国所受到的种种威胁，不能不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世界走向多极化，导致美、苏两霸对峙所造成的“冷战”格局终告结束，给中国集中主要力量专心致志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外部空间。中国的国家意识，在继续珍视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的尊严、国家的利益同时，愈来愈重视富民富国。谋求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本就是为了保障全体人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使他们不再为愚味、落后、贫困、恐惧所困扰，富国富民本来就是其应有之义。同样，如果民不富，国不强，始终处于落后与贫穷状态，就不可能真正不受别国欺侮而名副其实地站立在世界上。将这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确定国家发展战略，表明现代国家意识进一步成熟。

在二十世纪最后这二十多年中，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终于成为中国发展的现实。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发展，中国在确保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拥有资本的优势、对外贸易的优势、科学技术的优势、产业结构应变能力较强的优势、劳动者素质高的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在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存在著对立和斗争这一面的同时，更看到两者之间又有互相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对于历史上遗留下的所有有损于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问题，诸如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海峡两岸尚未统一问题，以及若干领土纠纷，都采取了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高度灵活性的办法，努力用和平的方式一一加以解决。依循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和世界各国特别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平等、友好、互利的基础上普遍而全面地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取得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宏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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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切，在余英时先生的眼中，却一概变形了，它们竟成了所谓“憎恨西方的心理”，变成了中国对西方“羡恨交结”的民族情绪，变成了这种民族情绪“开始在新的历史阶段寻求德国式的发泄，而且明显地从自卫转向进攻”，“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余英时先生并给他所说的这种“民族情绪”加了一个比之亨廷顿更加骇人听闻的大帽子，说这是“在中国制造出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作出结论时，最重要的首先是所依据的历史事实、历史实际。余英时先生是钱穆先生的嫡传，是史学大家，应当分辨得清楚，近代以来，中国同世界的交往，特别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密切。中国人没有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这是因为中国人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反覆，已经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国现代化，不能机械地完全仿效西方。中国必须充分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但是，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适宜于中国的情况的自己的路。这并不是憎恨西方所致。西方所有国家，无论是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德国、义大利，乃至东方的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有哪一个国家是机械地完全仿效别国的呢？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型可以不同于莱茵型，美国型可以不同于英国型，偏偏中国就不可以走自己的路呢？走自己的路，竟等同于“憎恨西方”，等同于向西方“进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推理呢？

要求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在这里竟成了对美国的“攻击”、“进攻”，成了“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难道中国就应该永远衰弱，而不应强大么？不知这又是一种什么逻辑。中国人没有去对美国指手划脚，叫他们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同样，中国人对自己的情况最清楚，对自己所面临的困难、问题了解也最具体、最深切，尽管中国人非常急切地希望了解各国的相关经验，认真研究来自中外的各种积极的建设，但是，不应当也不可能听任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或充满偏见的某些人的指挥来决定自己的行止。这本是常识。回顾八○年代后期以来中美关系的历程，究竟是美国咄咄逼人地要将他们的意图、要求强加给中国，还是中国不远万里到大洋彼岸去将自己的意图、要求强加给美国，事实本来非常清楚。余英时先生却倒过来诬指中国正在造出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本身不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又是什么呢？

近七十年前，孙中山在神户作过一次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正面驳斥了当时一位美国学者所鼓吹的“黄祸论”。孙中山指出，美国这位“黄祸论”者“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运动，都是反叛文化的运动”，其实是要“来压制我们九万万民族，要我们九万万的大多数，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就文化本身而言，这种文化观是十足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人自视为传授文化的正统，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欧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发生，有了独立的思想，便视为反叛”。孙中山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霸道的文化”，它专门注重功利，是一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今天，从亨廷顿教授到余英时教授，是不是又重复了当年这种“黄祸论”呢？

但是，无论是旧“黄祸论”，还是新“黄祸论”，距离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现实都太遥远了。轰动世界的《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出版的《亚洲大趋势》在结论中说：

近一百五十年间，当西方人享用他们创造的进步和富庶时，大多数亚洲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著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美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在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二十一世纪。

这段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奈斯比特也是一位美国学者，但是，他没有那种欧洲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的偏见，对“东方社会日益向功利化和高科技型，面临精神危机的西方人越来越东方化”抱著积极的态度，认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经济交融之时，世界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因此，观察亚洲问题，包括中国问题在内，显然要比那些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主义者显然公正和准确得多。

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所实行的开放政策，没有像国际霸权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走向丧失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门户开放，利益均等”，这是霸权主义者所最为愤懑不平的。但中国正因为坚持了真正的独立自主，包括不和世界上任何大国及国家集团结盟，不插手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方才能够真正做到有容乃大，突破地域性联系的局限，而将东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在一起，将中国的发展展置于人类文明所提供全部优秀成果筑成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意识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真正关心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者，都应当对此表示欢迎，并积极给予支持，而决不应持与此相反的态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应当像奈斯比特那样，努力帮助西方对中国、对亚洲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从而推动西方国家和企业对中国、对亚洲的理解、尊重和合作，使中国和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建立在更高的更有成效的基础之上，这方才是对西方世界真正负责，对包括东西方世界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未来负责。

原载台湾《海峡评论》(1996年五月号)，本刊有删节。

文章来源:「思与文」(2008年3月25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3 09: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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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

作者:姜义华

   一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巨变，这就是占世界人口1/5的13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传统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
  
      现代文明，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相联系。现代文明，造就了现代性，或者更应当说，现代性造就着现代文明。  
      现代性，首先意味着物质与技术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现代对过去一种全面性的超越。现代工业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现代农业取代了传统农业，现代服务业取代了传统商业，现代教育、现代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教育、传统技术，所有这一切，将人类文明置于一个全新的物质与技术基础之上。
  
      现代性，同时意味着精神与文化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现代对过去一种全面性的超越。民族认同，国家意识，人的尊严，社会公平与正义，理性、进步与创新的追求，全新的时空观念和对未来的期待，超越了传统的地域性、血缘性以及权势性认同，超越了以往的价值追求与思维，为现代文明的构建塑造着具有现代素质的现代人。
  
      现代性，更意味着制度与生活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现代对过去一种全面性的超越。以产权明晰为根基保障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公共权力边界明晰为目标保障公众有效参与和有效监督的政治制度，以自由与公共责任关系明晰为核心保障社会协调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制度，以及足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共享的教育与文化制度，便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之道。
     
    二
     
      经由一个多世纪的反复探索和实践，我们寻找到了一条名之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走向现代文明、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性的道路。经由这条道路，我们已取得举世为之瞩目的伟大成就。
  
      仔细辨析一下，便可发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复合体。当前挑战着中国，推动着中国发展的，实际上有三种现代性：一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二是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三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三者互相制约而又积极互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可以说，便是由它们构成的现代性三重奏。
  
      观察中国问题之所以不易，解决中国难题之所以不易，就是因为全面把握并协调好这三种现代性，使之成为和谐的乐章，非常不易。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志士仁人，也是经历了艰难的探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以后，方才逐步对此有所认识，并使自己的认识逐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局部上升到全面。
     
    三
     
      首先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

      一说到资本，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六节《工业资本家的产生》结尾那一段话：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

    还有那就这一结论所作的第250个注。这个注引用托·约·登宁1860年《工联和罢工》一段论述：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27 05: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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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业资本家产生的历史过程，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结论。如《资本论》这一节所述，从美洲金银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殖民制度，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加上国债和财政制度对群众的剥夺，商业战争等等，国家权力本身，作为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成为帮助资本得以顺利从母体诞生的助产婆。资本的这一原始积累，同神学中“原罪”一样，成为资本来到人间的“原罪”。

      由于资本的诞生与欧洲资本主义、欧洲工业资本家、欧洲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在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时，很自然地便连带要反对掉具有“原罪”性质的资本本身。
  
      然而，正是马克思本人，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三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全面分析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伟大之所在。
  
      首先，资本创造了世界市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之中。……因此，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③] 资本以市场挑战过去地域性联系、行政权力支配下的联系，第一次把人类连成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整体，使人类活动范围大大扩展。
  
      其次，资本力图无限制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限制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④] 资本一方面克服着民族界限、民族偏见，超越先前地方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克服把自然神化与崇拜，而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⑤] 也正是资本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开始了全局性的城市化进程。现代城市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人口的集中、财富的集中、信息的集中、生产与消费的集中，而决定性的因素首先是资本的集中。

      再次，资本创造出具有现代文明的人本身。资本存在的前提，是承认财产的个人所有权。传统等级权力对个人，对个人财产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生产者，支配者，都缺乏个人自主的人身权利。正是资本，则使人首次具有了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所以，马克思说：“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⑥]

      资本的发展，造就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引发了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革命，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培育了具有全新文明素质的人，终于使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⑦]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代了先前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27 05: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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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长时间和西方资本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资本人格化为西方各国资产阶级，人们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时，常常连带否定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伟大的文明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渐成熟时，对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包含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都曾采取了相当积极的肯定态度。

      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不占优势，“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⑧]同年7月14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指出：需要“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⑨]  

      1945年4月2日提交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出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批评有些人“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强调“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⑩]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报告作说明时，还特别强调：“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11] 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又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12] 同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13]

      直到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还尖锐地批判了想平分工商业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4] 同年7月，“新华社信箱”对这一段论述作了专门阐述，指出：“要破坏非封建的即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不独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后退，将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还原为封建时代那种孤立的小农式的社会经济”，将工商业经济还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违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之后退的。所以这种想法和这种做法，乃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15]这一问答表明，尽管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使资本主义有个广大发展的立场，而严厉批驳与此相反的论调和做法。

      然而，就在这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一件影响极为重大的事件，这就是由苏联共产党掌控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宣布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并对南共领导人和南共中央发动了一场极为猛烈的批判。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后于该年6月29日正式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一是指责南共没有完全听从苏共指挥棒转，是脱离了国际主义的传统，走向了民族主义的道路，二是指责南共在对内政策上背离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竟不承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相信阶级斗争逐渐削弱，忽视农村小的个体经济每日每时、不断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甚至还和资产阶级的政党结成人民阵线。决议通过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发表了一大批长篇论文，围绕这几点对南共大家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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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对中国共产党人震动极大。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即作出决议，谴责南共领导集团“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转而批判“新资本主义”一词“不要当”。[16] 1949年1月至2月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接受斯大林指派来中国河北西柏坡听取中共领导人意见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即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中共将坚定不移地以苏共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取代新民主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改造农民个体经济。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这一点作为党的根本决策确定下来。6月，刘少奇受毛泽东指派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时，在其报告提纲中更明确地表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决定中国将来发展的前途，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17]

      按照联共（布）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被完全否定，与之相联系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也被否定。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改几年前要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个广大发展的决定，而要很快就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于是，消灭农民手工业者个体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后一支力量的知识分子，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再后，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党内资产阶级。
  
      经历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实践，并付出了高昂代价以后，人们反思全盘否定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得失，重温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回顾毛泽东等人关于要使中国资本主义有个广大发展构想及其夭折的教训，开始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国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的行程，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是如何给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五
     
      在现代中国，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同时鸣奏的，还有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

      资本的存在是以它对劳动的统治为其根本特征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已清楚指出：“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18] 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劳动成为“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即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都成为与劳动者的劳动相对立的外在的东西，并由此导致“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即“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将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9]正因为如此，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反抗和否定。
  
    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就是克服劳动的异化，超越劳动的异化，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概括，即“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从根本上说，它表现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20]  
      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高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但又源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没有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充分发展，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就无从建立。
  
      传统小生产、自然经济下的劳动，基本上只关注其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家庭的消费的需要，保证自己能够传宗接代。由于当时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低下，人们所进行的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扩大再生产只在极有限的条件下方才能进行。这样的劳动，不具备现代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1]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27 05:5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