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作者简介】林尚立,男，1963年出生于福州。1985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本科毕业。1988年政治学硕士。1999年复旦大学法学博士。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日本庆应大学、美国佐治亚大学作学术访问研究。现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兼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复旦大学法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治学常务理事，上海政治学会副会长等。并任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青联常委，上海市理论创新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主要著作有《选举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并发表有大量论文。

目录
(1)林尚立：为做最好的学术而努力(第1－第1楼)
(2)革命与乡村：中国的逻辑(第2－第4楼)
(3)社会转型、民主演进与国家成长(第5－第10楼)

林尚立：为做最好的学术而努力

    一间六七平方米的斗室，一张书桌，一幅与博士毕业生的合影，其余的空间全部被书籍所占据。林尚立对记者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只有教书和做学问两件事。“要用心去体会社会的冷暖，研究出来的学问才有价值。”

　　从学生到博导，林尚立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度过了22个年头：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9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专攻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现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系教授，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简单经历的背后，是他在政治学这块新开垦的土地上努力耕耘的艰辛。

　　林尚立对政治和政治学有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政治应该是为人类的幸福和发展而存在的，政治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人间美好的生活。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林尚立开始了漫漫的求索之路。

　　除了出差和上课，林尚立总在办公室里。孤灯长夜，与书为伴。每天深夜，还在思想海洋中遨游的林尚立，总是极不情愿地被值班人员请出办公大楼。

　　正是怀着对社会深切的热爱，《选举政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11部论著以及80多篇论文相继问世。1999年，林尚立被选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今年9月，他又走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讲座。

　　“学术的生命来自研究者对问题的真诚与激情，用心研究，诚实探讨，这是学术的真本色。政治学有其纯学术的一面，但是它的研究不能脱离对现实的关注。只有用心去体会社会的冷暖，研究出来的学问才有价值。”林尚立常常这样告诫学生，他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着。

　　“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抱着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思维，再敏感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成为学术研究对象”

　　与林尚立交谈时会发现，冷静和激情在他身上奇妙而和谐地共存着。而在这种结合的背后，则是对学术的执着追求。

　　1989年9月，留校工作第二年，林尚立在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开设了“中国政治社会分析”这门全新的课程，从而踏上了研究中国政治的历程。

　　当时，许多人对在课堂上公开分析和讨论中国政治现实多少有些顾虑。有老师好心地提醒他要小心，但林尚立对自己的探索充满信心。他认为：“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抱着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思维，再敏感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成为学术研究对象。”

　　林尚立并不满足于“嘴”上谈兵，他想写一本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态势和特征的书。但是50多万字的笔记，20多万字的初稿，最终还是被他自己否定了。他说，那20多万字虽然试图把握中国政治的全貌，但最终展现的却还只是中国政治的各个侧面。他选择了重新开始，扎扎实实地做起了基础性研究工作。经过近10年的酝酿，《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在2000年正式出版，这本探讨当代中国政治在半个世纪发展中形成的总体态势和基本特征的著作，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我像一个导演，而指导学生写论文就像导演一部影片，我非常快乐地享受着导演的过程。”

　　和博士生一起坐在教室里听林尚立讲课，不知不觉就会被他所展现的智慧和热情所感染。有这种感受的人，不只记者一人。

　　无论是上本科生还是博士生的课，林老师的教室里总是坐满了学生，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来旁听。而和学生们在一起，则是林尚立最快乐的事。“15年的教书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了我许多灵感。”他对同在复旦任职的妻子说，我很幸运，因为我有许多学生。

　　虽然每年上相同的课，但林尚立每年都会重新备课，把最新的理论和观点融入教学中。写《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这本书时，林尚立和学生一起到社区，蹲点蹲了一个月。

　　林尚立对学生们说，“思想与生活是一体的，只有懂得生活的人，才会有思想的愉悦；只有思想境界高的人，才会掌握生活的意义。”诚如斯言，他确实也在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一次博士生毕业晚会，学生们惊讶地发现，平时严谨治学的林老师，竟然也会唱当下流行的歌曲；他曾是足球队的门将，现在则喜欢带着儿子去游泳；甚至在旁人眼中略显沉闷的学术研究活动，也能给他带来愉悦———林尚立说，“学术也有美的东西。

　　对于探索的艰辛和获得的荣誉，林尚立看得很淡。他说，也许做不出最好的学术，但必须为做出最好的学术而努力。这应该是我的学术情结。

（部分略）

出处:《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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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亮

革命与乡村：中国的逻辑

——读《革命与乡村》丛书

作者:林尚立

研究中国问题，谁都绕不过乡村。正如当年马克思对恩格斯讲的“解开东方社会的钥匙是土地公有”那样，解开中国社会与历史的钥匙是乡村社会。虽然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跋涉历程，但这个道理依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更不用说历史上的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主持的《革命与乡村》丛书，以中国共产党为历史行动者，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为历史路径，系统考察了中国革命、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揭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丛书有五本，分别是：《从暴动到乡村割据： 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黄琨著)、《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 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王友明著)、《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陈益元著)、《农村地权研究： 1949~1983——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黄荣华著)、 《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1953~1957》(田锡全著)。这五本书，都有各自关注的历史时段和历史主题，连接起五个历史时段，展现的就是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历程；汇聚起五大历史主题，展现的就是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基本问题。然而，这种展现不是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让大历史、大主题跃动于深入的个案分析和专题考察之上，用事实来还原历史，用学术来支撑理论，用新资料来拓展新视野，因而，其给人的启示是多维而深刻的。
         
        在中国的历史逻辑中，革命是由现代化所引发的，其使命就是要给古老的中国以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在农耕文明的框架中孕育了千年帝国，达到了农耕文明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雄伟的千年帝国大厦，面对近代以来现代化潮流的不断冲击，虽然进行了种种努力，但最终还是挡不住时代的力量和现代文明的冲击，轰然倒坍。古老的帝国走了，新的国家诞生了。于是，在千年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共和国。中国的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转换中兴起的，不仅催生了共和国，而且哺育了共和国成长。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呼应于现代与传统之选择，以革故鼎新的力量和强烈的现代化取向逐渐主导中国的历史舞台，把握中国的历史方向。所以，当千年帝国在革命和现代化的潮流中分崩离析之后，中国革命面临的最直接、最深刻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中国大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国家。
         
        如果说千年帝国倒坍前夕，革命所呼应的是现代与传统、共和与帝制之选择的话，那么帝国倒坍之后，革命所呼应的则是资本与劳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选择。但是，在这前后，革命的目的始终是一致的，就是给中国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国家，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急剧变化的历史过程孕育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历史行动者，从而使革命有了主体力量和展开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革命的历史行动者，它一开始就以鲜明的革命态度来展现其革命的决心：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现代化。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完整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目标与任务：“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①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革命目标和任务，决定了其所领导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政权之争，而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统一。政治革命决定谁领导中国的问题；社会革命决定中国社会走向何方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同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从中寻求革命的路径、力量、战略与策略。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中国社会出发，思考中国革命道路，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就是从乡土中国走出了旨在建立新社会、建立新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任何国家从传统迈向现代，乡村都是其重要的历史起点。但在不同的社会，乡村对国家的现代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运动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因而，要在现代化和革命进程中，真正把握好乡村与农民，并非易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可能被西方历史和经验所误导，要在这方面形成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其革命战略就经历了“从城市包围农村”向“农村包围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所取得的成功实践，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乡村、农民在现代化和相关革命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态度。

美国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就从中国和俄国的经验中发出这样的惊叹：“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民革命为起点，在20世纪，它却经由成功的农民革命而进入高潮。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形态，是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对于上述论点，历史的讽刺是耐人寻味的。在现时代，农民一如革命中坚分子，成了革命的代表，随着中坚分子大获全胜，他们也作为卓有影响的演员而步入历史舞台。然而，他们的革命作用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在中国和俄国，农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巴林顿·摩尔从中国迈向现代化发展的大历程，作出了农民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判断。但是，如果回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本身，那我们就会发现：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决定性力量的不是农民本身，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发现了农民，动员了农民，组织了农民、开发了农民，从而使农民从革命和现代化历史的客体转变为主体，并上升为中坚力量，成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对中国传统乡村的开发、动员和组织，在广袤的乡村社会建立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革命根据地，将如马铃薯般分散存在的农民动员和凝聚成为有组织、有纪律、能战斗的革命中坚力量。在中国现代史或革命史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往往把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历史成就，当作理所当然的历史前提或理论结论来接受的，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决定了它取得这样的革命成就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在经历了百般挫折和千辛万苦的努力之后才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许多看似顺理成章的历史行动背后，实际上包含了历史行动者无比艰辛的探索、追求和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坚韧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敢于深入、敢于牺牲的革命行动，“面朝黄土、背朝天”达千年之久的中国农民是难以挺立为现代革命的中坚力量的。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革命与乡村》的五本论著以典型的个案生动地展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和艰辛；更为重要的是，五本论著通过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论题形成了共同的整体学术关怀，揭示了使乡村和农民成为革命和现代化决定力量的“中国逻辑”。历史表明，这个“中国逻辑”，既不是来自单纯的理论演绎，也不是来自单纯的经验归纳，而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互动，相互校正、相互补充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有机结合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其所领导的革命视为一场现代革命，不仅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继续，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然而，革命实践一展开，中国共产党就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现代的革命如何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有机结合。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在经历了革命挫折之后，才开始真正正视这个问题，并形成革命战略的转型，确立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所以，中国乡村是被中国共产党拉上中国革命舞台的，与此同时，现代革命的因素也随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乡村，而有意识、有目的地渗透到乡村，注入农民的思想和精神，从而使乡村出现革命性的行动和革命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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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于革命，是革命的基础和动力；而革命之于乡村，则是千年乡村秩序和乡村生活的大颠覆。在革命的逻辑中，这种颠覆是历史的必然，合情合理；但在中国传统农民生活的逻辑中，则是对现有的信仰、原则和传统的背离或放弃。因此，现代革命进入乡村的最大问题，是农民能否有决心背离传统，亲近革命和接受革命的问题。这正如黄琨研究所发现的：“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唯一理由，革命农民固然出于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①

也许对于一场疾风暴雨式大革命行动本身来说，农民的这种顾虑和犹豫不是一种阻碍，然而，对于要领导人民进行改天换地的革命的政党来说，这种顾虑和犹豫则是决定其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因为，它也许阻碍不了一场具体的革命运动，但却可能扼杀整个革命发展所需要的生机与动力。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突破了这个千年传统所积淀出来的心理和精神的“防线”，而其秘诀在于：在努力使乡村成为现代革命的舞台，使农民成为现代革命的力量同时，也用现代革命的逻辑改变乡村，改变农民。简单地说，就是把革命动员与乡村的革命性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在乡村改造中动员农民；通过动员起来的农民实现乡村改造。
         
        革命的动员固然需要理想的引领和理论的支撑，但研究发现，如果理想和理论不能与农民的“个体的生存性感受”结合，②是无法动员起农民参加革命的。这种“个体的生存性感受”的背后就是具体利益的要求。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任何行动的背后，都有具体利益的需求，从而构成实实在在、而又千差万别的革命动因。中国共产党就是从满足群众的具体利益出发开始革命动员的。毛泽东在1934年告诫全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③

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动员既关照到“个体的生存性感受”，同时也努力在不同的个体生存性感受基础上，抽象出农民的共同利益，即对生存与生产的渴望，这种渴望的政策要求，就是降低赋税，获得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革命性改造集中在“土地改革”之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要以“土地革命得到支持来保障革命的政权”④。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旨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几乎贯穿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的全过程，在时间上远远超过大生产、整党整风、整支建政等其他运动，……成为党整合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乃至赢得战争的总抓手，因此其影响和作用也是其他运动所无法比拟的。”王友明在山东莒南县的研究发现，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对动员农民参军支前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南县在抗战中共有13698人参加八路军，占人口总数的3. 44%，仅1944年的参军运动就有1488人参加，占滨海区完成总数6343人的23. 5%，完成计划任务的425%。在解放战争时期，有4600人参军(仅烈士就有1088人)， 30万民工支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土地革命抓住了乡村革命动员的根本，其最直接的效应就是使广大的农民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对于承担着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需要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而且需要农民对革命的投入。为此，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与触发农民的革命自觉和革命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基点就是整体凸显传统土地关系的剥削性和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阶级性和压迫性，其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诉苦”。“诉苦”运动与提升农民革命自觉意识之间的关联性，当年湖南醴陵县委就表述得十分清楚：“不诉苦就不恨、不恨就不斗争，不斗争，地主就打不垮，地主打不垮，就翻不了身”。陈益元对湖南醴陵县在建设政权过程中所进行的诉苦运动作了专门考察，他对“诉苦”在启发农民的革命自觉意识中所起的作用，作了这样中肯的评论：“通过诉苦，不断地使农民由原来的自在体转向自为体，使群众会意到权力、权利、斗争、翻身等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和作用”。②诉苦所激发起来的农民的革命自觉，一方面使农民明确了革命的对象、目的与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从观念和精神上解除了农民面对革命时所普遍具有的那种顾虑和犹豫。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从根本上动员起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广大的社会力量——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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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了农民，中国革命也就获得了最基本力量，最广阔根据地，革命因此走入传统的乡村，传统的乡村因此获得了革命。革命走入乡村，革命得以壮大；乡村获得革命，革命得以实践，从而开创出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最初政权实践就是在乡村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最初的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实践，都为革命后的乡村政权建设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权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实践经验。乡村政权建设，是巩固革命和深化革命的必然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乡村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始终与农民的革命动员紧密结合的同时，也始终与农村政权的建设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农民动员、土地改革和乡村政权建设三方联动的乡村革命和建设的政治逻辑。

历史实践表明，这个政治逻辑，不仅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最终成功，而且保障了革命后整个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建设的有效启动。通过这个逻辑，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了乡村社会的同时，也全面掌握了乡村社会，从而保证其能够以乡村为根据地进行全国范围的革命；在掌握政权后，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国家政权全面有效地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广大、最基层的乡村社会，快速地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全面巩固。同时，借助国家政权对整个乡村社会的全面把握，国家也就获得在革命后迅速启动经济与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条件。
         
        在五部论著中，有四本论著都是建立在农村土地改革基础上进行考察和分析的，而且这四本论著连接起来的历史跨度，是从1927年到1983年。这再次说明，在革命与乡村的关系中，土地问题是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并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政策和制度，使解决土地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不同的效用，以确保每个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会发现，土地改革实际上帮助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是前面提到的，成功地将现代革命与传统乡村社会的动员和改造有机结合；其二是通过传统乡村社会改造这个中介，将革命与现代化发展直接衔接，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能够在革命之后得以迅速展开，既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也启动了新生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们更多地关注到土地改革的前者意义，而对后者意义的关注是不够的。

可以想见，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如果所面对的是政治上尚未整合，社会结构尚未洗礼的农村，那就不可能迅速实现国家政权的巩固，更不可能迅速将革命的浪潮转入现代化的进程。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政权与村庄的关系而言，土地改革和税率提高使国家政权空前地深入自然村，旧日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①
         
        然而，黄荣华对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时间中国农村地权的研究，也揭示出土地改革的另一面：“土改后，农村出现了普遍的中农化倾向，这被视为新的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的苗头；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时期，在土地权属问题上，片面追求高公有化程度，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副业的自由常被视为小生产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予以打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收入不能增加，财产权力受到损害。……中国以集并农民财产为显著特点的集体化运动没有建立农民的全国性联系和普遍自由的交往，反而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形成了某种背离。可以说，建国后农民利益损失最大的是失去了土改后获得土地的所有权。”②新中国的发展表明，正是土地改革之后的再改革，使得中国社会发展在平稳地从革命逻辑转向现代化逻辑之后，却无法形成有效的现代化发展。

姜义华教授认为，这个巨大的历史变故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影响直接相关。这种历史变故，使得革命为中国乡村社会全面转型所创造的“空前机会”化为乌有，结果“使传统乡村社会在新的形式下凝固化，广大农民非但没有因此急速共同富裕，走向现代文明，反而陷入小生产持续存在与长时间的普遍贫困化”③。这个历史教训从反面说明：任何的革命，包括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都必须根植于现实的社会。从现实社会中寻求革命的动力；用革命来提升现实的社会，由此所形成的良性互动，才能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
         
        革命的战火和革命的运动已远去，成为了历史，但乡村建设和发展依然继续。今天，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问题。虽然今天的中国乡村已经告别了粮食统购统销时代的那种不安，④但又迎来了资本和城市扩展所带来的新的不安，而这种不安，不仅影响到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而且影响到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新农村建设回应了这种不安，但要使亿万农民在“三农问题”困扰中切实安定下来，仅仅有政策供给和制度供给是不够的，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干部，像其在革命年代那样，在乡村社会真正发挥作用。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现代革命与传统乡村的有机结合；在今天，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尤其是乡村的现代化。

        革命时代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党在农村工作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五本著作，研究的是历史，是革命与乡村的关系，但其现实的关怀却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命运和前途，是亿万的中国农民。从这个角度讲，这五本历史学著作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很好地动员和组织了农民，变革了乡村。这是中国的逻辑。今天，这个逻辑依然决定着中国的发展。依此逻辑，中国的未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现代化的行动逻辑中组织乡村、发展乡村、提升农民。革命与乡村互动的成功实践，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信心。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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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民主成长的内在动力，但这种动力要转化为实际的民主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反应，即国家对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民主要求的响应。在中国的实践中，国家主导民主发展是一个真实的有效命题，这与中国发展与转型时刻与变革联系在一起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变革为现代化发展开路的，因而发展所可能带来的挑战，能够通过具有高度合法性的变革来化解。   

社会转型、民主演进与国家成长

——林尚立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作为与现代化发展共生的历史运动，民主化体现为人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历史运动过程，但基于自主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所重构起来的社会与国家，则体现为新的社会发展、新的国家制度建设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制度化关系的重新确立与完善。这意味着民主化最终要落实于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民主的反应，既关系到国家本身的建设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也关系到民主化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转化为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国家治理，即关系到民主化的实际绩效。

　　一、政治解放、社会进步与国家治理：中国的民主逻辑

　　个体的解放使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从传统的共同体社会转型为个体自主的社会，从而使中国民主化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现代政治建设与发展中，民主化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解放，而且关系到社会的自主与现代国家的确立。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迈入现代化的时代背景、现实基础与前提条件是不同的，因而，有不同的历史起点和行动议程，从而形成不同的民主发展过程。

　　中国是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迈向现代化发展的。在前现代，基于中国传统社会自我发展的逻辑，中国的君主专制发展到相当成熟和完善的水平。现代化的冲击，不仅使中国在整体上陷入文明危机，而且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处境和现实任务，决定了民主化对中国所具有的最基本现实含义，就是寻求主体的解放与自主，首先是国家主权的独立与解放，其次是社会与个体的独立与解放。在现代政治逻辑中，国家人权的基础在于主权，主权不独立，人权也就无从谈起，而人权是民主化的基础与核心要素，所以，主权的独立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现代国家建设，理所当然是一个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发展的重要历程。

　　中国的民主化起始于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帝国体系的全面危机，至今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民权解放，即推翻帝制，摆脱专制统治，确立以国家权力源自人民的新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的政治逻辑。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努力是这个周期的重心所在，其历史成就是使中国政治的文明形态从传统帝国体系转向现代的民主共和政治，并使得民主共和成为中国发展不可逆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在评价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意义时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135页)

　　第二个周期是主权解放，即争取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努力贯穿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民权的独立为主权的独立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个周期的重心所在。其历史成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的独立为民权的实现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政治前提。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11-15 08: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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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周期是阶级解放，即基于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在制度上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正是基于阶级解放，中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完成了国家制度的转型，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奠定了中国民主发展的制度基础。

　　第四个周期是个体解放，即社会个体基于市场经济与宪法保障拥有自主决定财产和劳动权利，成为自由与独立的社会主体。个体的解放使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从传统的共同体社会转型为个体自主的社会，从而使中国民主化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由此出发，中国的民主建设与发展，将民主的核心价值与个体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国家治理有机统一起来，并努力使民主成为个体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国家治理的根本资源。

　　不能忽视的是，尽管中国的民主成长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但是，中国民主成长的形态在第四个发展周期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主导这个时期的改革开放在战略上依然被定位为一场革命，但其重心已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建设与发展成为核心的价值与使命。于是，作为启动这场革命的民主化进程，一开始就与法制建设有机结合了起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就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的这个论述在19年之后的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成为界定“法治国家”的核心表述。这表明，国家对社会转型的民主反应开始进入理性化发展时期，国家的有效作为保障了民主成长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积极推动。

　　二、社会转型与民主发展的有效性规定

　　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国家来说，社会转型与民主化所引发的任何危机都具有巨大放大效应。保持国家对社会转型与民主化的主导，既能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也能保障社会转型与民主成长的有效性。

　　中国的民主建设与发展全面落实于个体自主、社会进步与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固然与改革开放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有关，但更与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对民主建设与发展的合理反应有紧密关系，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国家始终都是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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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所形成的社会转型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次社会转型一样，都是以民主建设为逻辑起点的。不同的是，作为改革开放逻辑起点的民主建设，是以解放个体为取向的，其内在逻辑是：通过个体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自主与解放，激发个体与社会的活力，形成全面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社会动力。

　　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面对民主化带来的挑战，国家政权既没有回避，也没有被那些挑战所主导，而是将民主化发展纳入国家主导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力图用国家的整体进步与发展来化解挑战;用有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把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民主化运动引导到有序的民主化进程;用积极主动的民主建设去创造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逻辑与路径。显然，这种反应是从时刻保持国家主导和推进经济与社会的有效性入手的，从而将危机的化解建立在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有效推动基础上。在这种反应中，国家在价值与战略取向上尊重民主化的基本逻辑，但在战略议程与策略安排上遵循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社会的基本逻辑，强调民主发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绩效，力图在实现个体自主、社会进步与国家治理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开发和推进民主。国家的这种反应，既基本保持了国家政权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化要求的适应性，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有效主导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进程。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国家来说，社会转型与民主化所引发的任何危机都具有巨大放大效应，所以，保持国家对社会转型与民主化的主导，既能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也能保障社会转型与民主成长的有效性。当然，这其中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和利益取向必须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相一致，必须与民族利益和人类共同愿望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基本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前提问题，因为，它强调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就中国的经验来看，为了保证民主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国家通过以下战略主导和推进民主建设与发展：

　　第一，坚守现实主义。民主化不是将民主要素赋予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活的过程，而是政治以民主为取向而展开的实实在在的建设过程。然而，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往往带上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把许多问题的解决系于民主建设，与此同时，把民主化想像为让民主的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确立起来的过程。浪漫主义的民主实践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成就并不理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主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标志就是将民主的理想与中国发展的实际有机结合，将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机结合，将创造社会活力的民主分权与创造国家治理的权威体制结合，从而使中国的民主化从政治运动形态转化为具体的民主建设与民主实践。三十多年的实践，不仅积累了中国民主建设经验，更为重要的是积累了民主建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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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民主先导。以经济民主为先导来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这个战略与中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国家战略密切相关。这个国家战略的内在逻辑是：发展依靠人民，人民的活力来自对合理的物质利益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的制度基础就是经济民主。为此，作为改革开放前提的民主建设，一开始就以经济民主作为先导，其体现就是通过分权激活各生产管理主体和生产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全面推动体制的变革与社会生产。如果说这是一次基于行政性分权的经济民主化，那么，十几年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所形成的经济民主，则是制度性的经济民主化。前一次经济民主化有效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紧密联动关系;后一次经济民主化则有效推动了中国治国方略的变化，并使中国由此走上建设法治国家的民主建设道路。

　　第三，治理定位民主。民主化所带来的权力结构变化，在有效冲击旧有体制的同时，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削弱国家治理的能力与效力。尽管如此，在中国，当这种冲击和影响被意识到之后，很快就被扭转过来，并由此开始了以治理定位民主的民主建设实践。治理定位民主的策略选择主要有两个：第一，民主化所带来的变革与转型不能在整体上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为此，邓小平认为在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权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影响中央的权威。第二，应该把民主建设看作治理资源来进行开发和运用，最典型的战略就是充分开放基层民主，使民主成为基层社会的重要治理资源，推动村民自治的战略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

　　第四，上下相互联动。中国的民主建设走的是两头推进的发展路径，即既不是从上到下，也不是从下到上，而是上下相互联动。上层，围绕党和国家的体制、干部制度以及决策体制与过程等展开民主建设。下层，围绕基层政权建设、群众自治、公民参与以及社会治理结构的重建展开民主建设。这样的民主发展策略，既保证了国家政权具备及时反应社会民主要求的能力，同时，也保证了国家政权的民主实践和发展能够在制度上形成实质性推进。

　　第五，协商应对多元。中国的民主建设始终坚持党的有效领导。在民主化过程中，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日益多元化，要坚持党的有效领导，就必须从民主的原则出发解决一元领导同多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协调与统一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没有让多元解构一元，也没有让一元限制多元，而是通过全面引入协商民主，开发中国人民民主所具有的协商政治因素，来有效协调一元领导与多元结构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协商民主的引入，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走通过协商民主创造政治认同和社会共识的民主建设道路。

　　第六，政党领导带动。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政治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作为，因为，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是以其为核心建构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变革、转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个原则，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是一个有领导的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主的效率，因为这种领导力图将有效推进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为民主建设的内在取向。另一方面，作为把握中国民主发展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努力进行自身的民主化进程，明确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民主建设战略。这一战略显然触及到了中国民主发展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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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结构平衡行动。民主化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持续的变革与发展行动。实践表明，民主建设的行动效度直接决定民主化绩效，而行动效度直接体现为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民主建设的边际效应，这意味着民主实践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严重失误。为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建构一种稳妥的改革行动结构，力图使包括民主化建设在内的改革行动的选择以及行动过程的展开都尽可能地保持在相对理性的状态。这个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的，现在已成为一个体系，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标准，具体包括四个三维结构：其一，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所形成的三维结构;其二，“三个有利于”有机统一所形成的三维结构;其三，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三者有机统一所形成的三维结构;其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所形成的三维结构。

　　显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民主反应是积极的，有比较成熟的民主建设战略、发展议程与行动原则，体现了从创造民主的有效性出发来发展民主的中国民主发展原则。中国的民主建设始终从强化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入手，并将创造民主的有效性纳入其中。在目标明确、发展入轨的前提下，规避风险，稳妥前行，自然就成为保障和提升民主化绩效的关键。中国的实践多少证明了这一点。

　　三、国家的主导：基于社会转型对民主的双重要求

　　如果像中国这样，两次社会转型是叠加式展开的，那么，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民主反应就必然存在内在张力，即既要满足基于个体独立与社会自主发展所形成的民主化要求，同时又必须保障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能够维持其应有的权威与能力以有效推进社会建设，保障从传统体制中脱胎出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从西方经验看，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个连续过程，在现代化背景下，其取向就是形成一个能够与现代经济和现代民主有机统一的现代社会。这种现代社会既是个体拥有充分自由与自主权利的社会，但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个体在脱离了稳定的自然和自然共同体之后能够重新获得基本生存与发展保障的社会。在理论上，这样的社会至少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传统的共同体社会转变为以个体自主为前提的市民社会;第二次转型是从个体自主的市民社会转变为个体生存与发展有基本保障的福利社会。发展历程表明，民主发展源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推动;而民主的巩固则基于福利社会的形成。在福利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说市民社会是基于社会个体的自主发展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塑造的，那么福利社会则是国家通过相关制度与政策塑造的。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急迫的现代化发展很难给这样的社会建设留出充分时间，使其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前后相继的两次社会转型。从中国的经验看，这样的社会建设差不多是建立在叠加式进行的两次社会转型之上，即在第一次社会转型尚未成熟前，国家就开始进行第二次社会转型，即积极介入社会，用制度和政策将刚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的社会重新规范起来，在使个体获得生存与发展最基本保障的同时，也使社会与国家多少有了应对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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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中国这样，两次社会转型是叠加式展开的，那么，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民主反应，就必然存在内在张力，即既要满足基于个体独立与社会自主发展所形成的民主化要求，同时又必须保障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能够维持其应有的权威与能力以有效推进社会建设，保障从传统体制中脱胎出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面对这样的张力，中国的发展选择是，力图将社会转型与民主成长有机结合：既用社会转型去推动民主的建设与发展，如推动社会组织建设来扩大公民的参与和培育基层社会多元治理的民主结构;与此同时，也积极用民主的发展来促进和保障社会转型，如从民主原则出发重新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观念与能力来促进和保障中国社会的第二次转型。至今为止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是理性的，创造了社会转型与民主成长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的局面。

　　国家的这种选择，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主导的。尽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民主成长的内在动力，但这种动力要转化为实际的民主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反应，即国家对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民主要求的响应。在中国的实践中，国家主导民主发展是一个真实的有效命题，这与中国发展与转型时刻与变革联系在一起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变革为现代化发展开路的，因而发展所可能带来的挑战，能够通过具有高度合法性的变革来化解。

　　在现代政治建设与发展中，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对转型与发展承担着巨大使命，如果国家能力无效，就很难形成有积累的发展，那么，不论社会转型还是现代化都无从谈起。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国家自身是一个开放和变革的体系，能时刻保持与其所服务的人民与社会、与外部的全球社会和人类的基本价值的联系、沟通与合作，那么，种种挑战是能够得到有效消解的。

　　四、创造有效的民主化发展

　　创造有效的民主化发展，应该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基本使命，也是保证这些国家能否最终完成现代国家建设并全面达成现代化的关键。

　　中国的经验表明，快速社会转型往往形成强烈的民主动员，形成强大的民主发展欲求。但对于社会转型取得最终成功来说，简单满足这种民主动员和民主发展欲求并非是其前提条件，关键在于如何使民主发展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力量。在这其中，国家的反应和作为是具有决定性的。任何的民主发展都无法脱离国家的作用。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这种作用将直接主导民主的成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的内在特性与自我发展取向、国家应对民主化发展的战略以及国家驾驭社会转型与民主成长的能力，将直接关系到民主的开发、民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绩效以及民主巩固的基础与水平。创造有效的民主化发展，应该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基本使命，也是保证这些国家能否最终完成现代国家建设并全面达成现代化的关键。中国的经验表明，创造有效的民主化发展不仅可能，而且十分重要。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效的民主化发展才能创造有效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从而才能形成民主的累积与巩固，为此，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国家主导在民主成长中的意义与作用。

　　(本文为讲演者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上的讲演)

出处:「文汇报」(200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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