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
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lilee)，1947年出生。美国Rochester大学博士。印度加尔各笞社会研究中心教授。著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世界》、《国族及其片断：殖民与后殖民历史》等著作。其中《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已被译成中文。帕萨·查特杰从印度棚户区低层民众政治斗争的个案研究出发，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及美国帝国权力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对全球化、国家主权、世俗主义和反恐战争等不同程度的提出了新的观念。查特杰认为，群众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导致了治理人口新技术的发展，认同政治的兴起乃是这些治理行政新技术的一个结果，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和民主模式的理论。本栏这次主要介绍帕萨·查特杰的理论和孙歌的回应文章。孙歌，女，1955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国文学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荣誉博士。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近年来从文学,思想在历史语境中的交错形态的角度研究日本思想史中有关现代性等问题，其论文在日本颇受注目。代表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意味着什么》等,并发表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给了我们什么？(《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多篇论文。

目录
(1)查特杰的底层研究报告(第1楼)
(2)亚洲的普遍性想象与中国的政治叙事(第2－第5楼)
(3)帕沙·查特杰教授在上海大学的演讲(第6－第9楼)

查特杰的底层研究报告

作者:胡公子

　对于中国读者，尤其是内地读者来说，有趣的是，同是蜚声国际的印度学人，作为政治学者的帕萨·查特杰，其声名要远远逊色于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阿马蒂亚·森，无怪乎《被治理者的政治》甫一登陆，便有诸多读者惊呼不已：帕萨·查特杰是谁？

　　这看起来虽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却反映出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力推行，我们过于重视经济进而过于重视经济学等实用学问的输入，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的输入，这或许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履艰缓不无关系。至于另外一点，则是国内学者向来唯英、法、美、德等国学界马首是瞻，往往忽略了日、印等亚洲国家的重要学人———所以我们善于跟风的学术环境也难辞其咎。

　　去年(2007年)6月中旬，作为印度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主将，帕萨·查特杰获邀访问上海，参加由上海大学举办的“知识状况与文化生产”国际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国内学者乃有缘一睹查氏风采。但事实上，这次上海之行并不是查特杰第一次访华，有心人或许还记得，早在2001年他就曾去过北京，只是国内学界和新闻媒体对他知之甚少没有报道罢了。忆旧谈今，在此或许仍有再介绍一下这位后殖民主义学者的必要：查特杰生于1947年，先后就学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和美国罗彻斯特大学，1971年取得博士学位留任一年后回国，任职于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至今，此外还是美、英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如果说古典哲学与分析哲学这两个思想脉络只是在“古今”的架构下来思考政治的意义，那么像帕萨·查特杰这样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思考如何反抗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问题，《被治理者的政治》就是后殖民主义学者在政治问题上的集中表达。全书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查氏在哥伦比亚大学舍夫纪念讲座所作的3场演讲，另一部分则是针对“9·11事件”之后世界政治变化进行的观察与分析，在后一部分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印度棚户区居民的政治斗争，末了则意味深长地写到美国帝国权力在世界各地的运动。

　　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究竟是公民社会的体面集合还是让人难以辨识的大众政治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存在区别？查特杰的底层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那种体面的公民往往是稀缺的，公民社会多少也显得虚无缥缈，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往往是由底层人民的政治斗争支撑起来的，这虽然还不足够理想，但却是地地道道的现实。正是通过底层政治———被治理者的政治———国家与人民才发生了真切而生动的联系，印度棚户区居民的斗争也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然而以前我们总以为政治发生在上层，大众政治经常被轻蔑地称为“街头骚乱”。事实上，这些来自下层人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愿意以“政治”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如此，查特杰企图创造出“政治社会”这个新概念来点出这些新浮现出的民主空间与形式，以此来弥补由欧美国家历史经验延伸出来的“国家—公民”分析模式不能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真实情况的不足。

　　令人略有不满的是，不知是查氏原来的行文晦涩还是译者的理解有偏颇，书中的个别文句和概念的翻译有些拗口和略失精准，另外全书在文字校对上也有所疏漏，好几处都有明显的错别字和语法差错，不过查特杰在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结合上处理得很到位，其本人在欧美学者独霸天下背景下横冲直撞的勇气也颇为可嘉，所以读来仍不失为一本有所收获的著作。

　　另外一点要说明的是，查特杰虽出身于政治学，但其影响力却不只于此，而是对其他领域也多有渗入，要想一窥查氏学术思想的大貌，除了这本《被治理者的政治》之外，其还有两本著作值得一读，一本是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世界》，另一本则是《国族及其片段：殖民与后殖民历史》。前者作为查氏的成名作，一直被视为研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理论与思想的经典之作；后者则是对前书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化，一举奠定了查氏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印度等第三世界及欧美学界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帕萨·查特杰（Parthachattelilee，1947-），美国Rochester大学博士，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印度底层研究的主将，亚洲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著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世界》、《国族及其片断：殖民与后殖民历史》、《西孟加拉的当代史：政治评论文集》、《一个可能的印度：政治评论文集》，并编有《权力的文本：规训在殖民时期孟加拉地区的浮现》、《自由的代价：印度民族国家50年》等。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 16:27 编辑 ]

杰亮

亚洲的普遍性想象与中国的政治叙事

——回应查特杰教授的理论

查特杰关于政治社会的论述，针对的正是社会精英特别是理论精英对于无法进入公民社会的大众社会政治的无视，基于此，查特杰建立了他对当今知识状况和话语霸权关系的批判。虽然查特杰把政治社会的理论视为亚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可以普遍使用的分析模式的观点值得商榷，但是他的方法论却提醒我们重新反思关于“普遍性”概念的理论认识，关于中国本土政治面貌复杂性的认识。查特杰教授在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发生影响，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在已经出版的《被治理者的政治》等著作当中，在查特杰教授在中国大陆的数次讲演当中，我很兴奋地感受到一种植根于印度，但同时面向人类精神生活的理论原创性，并且从中看到了以此为媒介建立中国社会政治理论的可能性。查特杰教授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暂时离开西方理论的基本脉络，思考如何开放亚洲的本土思想资源的问题。然而，对于如何回应他的理论，我们应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特点，具有自己的立场。

      

  一

        对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知识分子而言，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预设是需要讨论的。例如，针对直观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是否抽象的“反对文化本质主义”的立场是必须的抑或是有效的？当对于普遍性的强调与具体的历史脉络并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如何避免在观念层面构成虚假的二元对立，从而阻碍对于普遍性和多元性内在关系的探讨？进而言之，所谓的普遍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状态？它是否意味着可以把一些来自具体历史语境的既定概念框架，套用到另外一些同样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而如果不能进行套用，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对于普遍性叙事的否定，意味着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假如普遍性立场必须是建立在多元基础之上的，那么，这种普遍性与多元性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从并不能直观等同的多元历史之间，找到一种并不以一元化的霸权思维为基准的平等而多样的“普遍性”？

        不可否认，当今世界的理论和知识并不是均质的和自由的，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在生产围绕着知识形态的霸权关系。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愿意在直观层面上简单地谈论“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了，正如查特杰提到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帝国正在生产“没有霸权的支配”。因为在这个层面上，现实的国际关系支配格局使得发展中国家被迫卷入了以“全球化”命名的资本运作过程，东西方的相互渗透，无论是否以平等的形态进行，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这使得我们已经很难再直观地区分出一个互为他者的东方和西方。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对立于“西方”的亚洲和本土，恰恰是反历史的。

        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我们也不能不重新思考冷战时期定格化的两大阵营，以及与其相关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意识形态抗争垄断一切的历史时期里，这些关系是简单明了的，而在今天，当意识形态表述已经不能够独揽一切的时候，这些关系并没有消失，但是却变得复杂多样难以把握。或者可以说，当我们不再满足于意识形态表述的时候，那些真实的历史形态才得以呈现它们错综复杂的样态。

        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路径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摆脱新的知识霸权关系的困扰。就后者而言，它最为常见的形态已经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和观念解释本土历史现实的知识生产模式（尽管这种形态仍然在被大量复制，但是已经很难真正主导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而是更为精致的对于理论形式本身和普遍性价值的崇拜。理论形式与普遍性价值的重要性当然是不可否认的，只有当它们与具体的历史分析对立起来并被置于优越位置的时候，才存在知识霸权的问题。这种霸权的要害在于，当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分析无法适应既成的理论（而且通常是来自西方的理论结论）的时候，它就会被合法地无视。而对于普遍性的望文生义，使得我们误以为普遍性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我们大概很难断言，这种理论误区所导致的知识霸权关系仅仅是由西方知识分子生产出来的。正如斯皮瓦克多年前曾经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知识精英通常会在这种霸权关系的形成过程中扮演同谋的角色。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 16:16 编辑 ]

杰亮

这也正是查特杰所试图挑战的理论和知识困境。他关于政治社会的论述，针对的正是社会精英特别是理论精英对于无法进入公民社会的大众社会政治的“无视”；并且，恰恰是在这个对于“无视”的敏锐洞察的基点上，查特杰建立了他对于当今知识状况和话语霸权关系的批判。

二

　

        我对查特杰教授的论著知之不多，只是聆听了他在2007年上海文化研究年会上的讲演，读到了《被治理者的政治》和收入其他中文出版物中的单篇论文，但仅仅是这些，已经足以让我感到兴奋。尽管我不能够同意查特杰教授把他的对于印度经验的理论概括，没有任何媒介地直接视为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大众政治的基本模式，并且，我希望能够在他的论著中找到对于普世性价值的多元视角，但是目前尚未得到满意的结果；然而，查特杰教授关于印度社会的理论分析，仍然在认识论方面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

        印度社会的政治形态，被查特杰分为国家政治、公民社会政治、政治社会的政治。在他的论述中，政治社会的主体—— 被称为“大众”的庶民、特别是农民和流落到城市中的出卖劳动力者，形成着一种不同于公民社会的政治操作形态。在印度，恰恰是这种不符合公民社会规则的政治形态，成为了多数人的政治操作方式。它在法律和国家权力可以掌控的边缘空间乃至非合法性的空间运作，以非正规的、不确定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

        查特杰的这些出色的分析具有非常广阔的理论前景。它预示着对于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分析，并不会遵从西方的基本理路。这个被公民社会排除在外的“政治社会”，重新诠释了政治的内涵。在充满不确定性因而不免缺少秩序感觉，而更多地具有偶发因素的政治社会中，蕴含着另外一种动态的秩序，它不能被视为过渡状态，而应该被确定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

        或许查特杰的分析会使我们联想起中国社会的很多相似的现象。黄昏时分出现在城市街头的无照商贩，他们与工商管理人员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的边缘迅速集结的打工者社群；在近年来农村政策调整过程中不断变化着的农村结构，等等。很多迹象会让我们非常短路地认同查特杰教授的分析，那就是中国也可以找到一个存在于公民社会之外的、具有法律之外潜规则的政治社会。

        如果查特杰的理论在如此直观的意义上被挪用，那么，我相信这对于我们和查特杰教授都将是一种不幸。理论的旅行需要一个必须的条件，那就是它需要脱掉直观的外衣，变形为与不同社会历史相应的新的形态。在这种变形之后，理论原有的框架和结论都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而它所提供的洞察力本身则会以不同的形态再生。如果说，查特杰和他的庶民研究群体有关政治社会的理论具有冲击力的话，那么，真正的冲击力不在于那些新鲜的印度材料，也不在于那些针对印度的实际而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而在于那种面对本土现实的鲜活的眼光。正如我们不能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式一样，我们也不能套用查特杰和他的伙伴的理论模式。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不能赞同查特杰教授把有关政治社会的理论视为亚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可以普遍使用的分析模式。

        但是与此同时，一个必须说明的问题是，我并非在此强调某种文化本质主义以拒绝查特杰教授的理论贡献。由于“文化本质主义”被语焉不详地视为一个贬义词，进而被庸俗化地滥用于对于特殊历史分析的否定，那些真正的历史眼光常常与肤浅的“本土主义”混为一谈，以至于任何对于特定历史的分析不套上“普遍主义”的理论光环就会遭到冷遇。这种可悲的知识状况使得我们失掉了很多深入思考的机会，而不得不停留在一个非常浅表的知识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人们关注的问题常常只是：你是否真的对西方的理论构成了挑战？一种无法与西方理论构成呼应关系（最好是以挑战的方式修正西方的理论）的叙述，无论它是理论的还是历史的，无论它是否具有原创性，都无法有效流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为了不使问题在深入之前就在这个层面消解掉，我需要首先强调，我不打算用中国的“特殊性”来对抗查特杰教授的政治社会理论。我关心的问题是，当我们强调亚洲的时候，究竟如何跳出虚假的东西方二元对立，同时又不掉入鹦鹉学舌的理论陷阱？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 16:17 编辑 ]

杰亮

关于当代中国是否存在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一直存在着争议。即使在现象层面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可以归类为“市民社会”或者“公民社会”的表征，除非把香港视为中国的缩影，否则我们至今还无法有效地把中国社会的政治过程归结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抗衡互动关系。相反，在中国的政治过程中，我们有时可以观察到查特杰笔下“政治社会”的某种不确定的流动性特征。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印度政治社会的内涵在中国权力政治中体现，而是意味着，中国并不存在印度那种国家政权—— 市民社会—— 政治社会三分天下的基本结构。中国的现代政治，由于历史的剧烈变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积累的不足，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形成自己的独立叙事。我们只能判断，中国的政治形态既不会是美国式的，也不会是俄国式的，当然也不会是印度式的。当中国的政治形态被视为是向某种既定样式发展的雏形时，现阶段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所有现象都会被视为一种“过渡”，然而当我们放弃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时，所谓“过渡状态”就不再是未成形的和无序的，它内含另一种秩序。

三

        众所周知，中国政治的真实形态也一直被高度观念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所遮蔽，缺少对于具体政治决策的思想理论分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过程被简单地解释为现代化过程以便与世界接轨，这样的表述固然有利于打破西方意识形态一直妖魔化中国的“独裁想像”，却无助于解释中国政治的基本特性：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究竟如何执行它的治理功能？如何表述它所付出的代价和它所收到的成效？中央政府与基层民众的关系，以什么为媒介得以成立，又是如何运作的？进一步说，中国的民众如何选择他们被治理的方式？在剧烈变动的全球化格局中，中国政治结构有可能进行什么样的改变？

        我在日本听说，日本的传媒制造过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票的权利来选举国家领导人，那么中国社会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云云。这让我联想起国内类似的说法。回想起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论争，其实有一些潜在的假设跟国外传媒的这种简化的宣传相去并不太远。很多人把中国政治的弊端归结为缺少民主，并且进而把民主抽象化为一种正面价值。似乎只要中国有了民主，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但是，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关键是否可以归结为“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进而，民主作为一种程序，在现代政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9 ·11之后西方民主神话的失效有可能引发怎样的思维调整？由于对这些需要正面解析的问题缺少分析，知识界过于依赖移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乃至西方理论界植根于自身社会状况的论争，所以，中国的民主仍然被设想成正在向西方式民主过渡的不成熟状态，而来自冷战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政治思维，才会在中国知识界不断制造出极为简化的视角：民主的，抑或是专制的。在这样的对立视野当中，中国政治过程的实际样态被遮蔽，社会诉求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被简化为是否有一票权利的问题。因此，正在形成的中国社会的政治过程，因为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被排斥在政治分析的框架之外，相反，对于西方式“民主社会”的理想主义观念化，使得人们不断地把目光聚焦于中国政治结构中或许并非重要的环节，而忽视那些真正重要的因素。正在艰难生长的中国社会新的政治要素，即使它未必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自我命名，抑或并不呈现为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但是在现实政治过程里，它却恰恰是左右着中国明天走向的基本要素。

        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曾经指出，日本的传媒不能有效地区别政界和政治的界限，结果把政治理解为政界的人事变动，传媒的政治部所作的报道集中在政界的动向上，却很少关注如何使每个个体成为政治人这样一个关乎社会政治的根本问题。丸山真男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在日本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他们关心的并非是否赞成民主自由这样的抽象“立场”问题，而是切近现实的具体分析；在这些分析中，这一代知识分子试图找到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转化为日本的政治治理模式的可能。在这个层面上，他们的工作是立足于古典自由主义基点上的。今天，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查特杰教授指出的那种以行政治理代替政治事务的所谓福利社会时代，这是对于古典式民主政治想象的最大挑战，因为控制日本社会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毋宁说是由专家代表的技术治理系统。但是，丸山真男那一代人追求的使个体成为成熟的“政治人”的课题并没有过时。因为这牵扯到社会如何理解“政治”这一根本问题。在这个视点上，丸山真男解构了冷战思维，指出了意识形态对立与现实国家形态之间的落差。他不仅揭示了战后的美国与苏联在体制上的近似化问题，而且反复强调，世界是否能够实现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丸山真男对于在日本建立政治社会的努力，一直体现在他对于建立政治思维的努力上。他坚持认为，政治思维对于政治家和普通人是同等重要的。耐人寻味的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有关政治判断的标准：政治不是追求最大的善，而是追求最小的恶。它不是去创造“最好的”，而是“两弊相权取其轻”。换言之，政治要求现实主义态度，拒绝任何理想主义的预设（这当然并不等于拒绝政治家本人具有理想主义）；这是由政治本身的特质决定的，因为它是关于统治和权力斗争的技术。这也就说明了政治之外为什么需要道德，而政治伦理为什么不同于道德伦理。政治的伦理是彻底的“结果责任”，也即政治的善意味着对于政治行为带来的结果的责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 11:18 编辑 ]

杰亮

丸山真男的这个关于政治的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排除那些把政治与道德混为一谈的思维混乱，更谨慎地接近中国的政治过程。中国的政治过程并不是一个依靠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可以解释的系统。在以往的论述里，这种生搬硬套的解释在思路上导致了追问中国政治“缺少什么”，并造成了对中国政治过程的简单否定。与印度社会不同的是，中国基本上不具备后殖民经验，也不具备后殖民社会特有的“民主治理”模式，但是却拥有自己特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印度底层社会（这也正是查特杰所说的“政治社会”）那样的政治谈判机制，相反，却存在着中国革命的遗产。而在印度构成基本对立关系的世俗政治与教派政治之间的对立，在中国也不构成结构性的特征。由于这一切历史性的差异，直接套用査特杰关于政治社会的理论将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套用会令人忽视中国在所有制转变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真实的关联方式，而把分析视角悬置为“弱势群体与权力机构的对抗和谈判”，从而忽略那些真实有效的政治选择。在今天全球化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中，中国社会的政治调节功能不能不随之变化，而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在民族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政治必须探索适应自身生存需求的发展模式；在此意义上，丸山真男对于政治思维的界定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只有当我们把目标设定在“追求最小的恶”这一政治选择之上的时候，中国政治的真正问题才会呈现出来，而分析也才会切中时弊。

        当“社会主义”、“革命”等等语词和“市场经济”、“民主”、“市民社会”等等语词一样，都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脱落而成为可以随意套用的观念时，它们遂不再具有指称现实和分析历史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过程是不透明的。如果印度的政治存在着可以归纳为国家政权和公民社会互动的部分，并且在此规定之外可以建立政治社会的视角，那么在中国并不透明的政治过程中，我们很难进行如此区分。中国革命作为现代中国的政治传统，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于既成秩序的破坏，它同时也是一种建设和管理的样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被抽空了历史内容而仅仅变成了道德意识形态，这使得我们反倒失去了历史地分析它和继承它的契机，而满足于把它转化成为对于“政治立场”的确认。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无谓的纷争，也因此使得一个严肃而困难的课题搁浅。为了客观分析历史过程中最复杂的部分，为了使中国政治过程因为获得自我表述的语言而走向透明，我们需要建立成熟的政治视野，这不仅意味着避免政治判断的道德化，同时也意味着避免历史判断的抽象化。这也就意味着，在性急地把中国当代政治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在知识分子忙于在“左、右”之间选择站队位置之前，恐怕需要更谨慎地去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追问中国在1949 年之后究竟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治理机制，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它如何延续到今天？

        查特杰教授带给我们具有挑战性的契机。正因为同为亚洲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我们与印度的共通性远远胜于我们与欧美的共通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套用查特杰的理论模式解释中国的政治形态；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关于“普遍性”概念的理论认识。普遍的，必须是多元的，而且是不能被直接统合为一元的多元。当美国式的普遍主义理论叙事暴露了它的一元论霸权面目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思索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坚持多元论立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坚持“文化本质主义”！）的理论意义。当查特杰教授设想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大众政治模式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批驳他以印度经验直接涵盖了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而是相反，我们需要在印度同行已经开辟的多元化视野里增加新的一元。而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多元化的政治视角真正形成的时候，欧美的普遍性叙事才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各自成为世界史多元化叙事格局中的一元—— 这个曾经由竹内好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来的设想，在今天又一次成为了问题。也正如竹内好所预言的那样，把包括欧美优秀价值在内的人类思想遗产上升为全人类的“普遍性”价值的工作，需要亚洲（不过这个人格化的“亚洲”并不一定仅仅限于物理性的实体）来完成，因为，在来自西方的暴力之下崛起的亚洲现代史，才真正具有对于多元化格局的需求。　　

注释：
①2007，在由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举办的上海文化研究年会上，查特杰教授做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农业文化》的主题发言，发表于《解放日报》（2007.6.27），本文系对查特杰教授该主题发言中部分观点的回应。　　

参考书目：
＜1＞ 査特杰. 被治理者的政治.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丸山真男. 丸山真男集. （第5卷、第7卷）. 东京：岩波书店，1996.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 16:17 编辑 ]

杰亮

二十一世纪的农业文化

———帕沙·查特杰教授在上海大学的演讲

重新讨论后殖民社会中的农民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其原因并不是如前一个半世纪中人们做出的无数次预测那样，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业群体的瓦解，使农民成为了无产阶级工人。相反，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形式，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给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保留农业生产和农业文化提供了空间。

怎样理解后殖民世界的农民问题

　　1982年，《庶民研究》第一部出版。当时，我开始从底层，尤其是从农民的立场对后殖民现代性进行批判研究。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我认为，后殖民性的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三世界”这一说法，已不再像在20世纪60年代那样具有说服力了。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轨道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了极大的偏离。近几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惊人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化，其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于学者而言，重新讨论后殖民社会中的农民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其原因并不是如前一个半世纪中人们做出的无数次预测那样，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业群体的瓦解，使农民成为了无产阶级工人。相反，我认为，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形式，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给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保留农业生产和农业文化提供了空间。

　　让我首先来谈论一下印度近期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2006年年中，加尔各答（Calcutta）市附近一个繁荣的农业区辛古（Singur）发生了动乱，起因是印度一个工业巨头———塔塔汽车公司在当地征用土地建造一家新的汽车厂。12月，一位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开始绝食，要求不能从农民手中拿走土地，即使是付给赔偿金也不可以，除非农民自愿放弃土地。这一事件很快举国皆知。虽然她在26天后结束了绝食，骚动仍然继续，即使在汽车厂开始建造后也是如此。

　　今年1月，在奥里萨邦（Orissa）的卡林加那加（Kalinganagar）,被征用土地的村民试图拆毁塔塔钢铁集团一个正在建造的钢铁厂的围墙。警方向他们射击，13名抗议村民被杀。最近，在五月份，奥里萨邦附近的一个地区，韩国的浦项公司（Posco）在造另一个钢铁厂，三名浦项公司的管理人员被当地村民劫持，他们提出条件要求浦项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再进入村子。

　　人们最关注的一个事件发生在兰迪格兰（Nandigram），也在加尔各答附近。政府计划在那里征用14000亩农地建立一个化工经济特区。今年一月，得到消息的村民们全副武装，把政府官员，警察和执政的共产党的支持者都赶出了这个地区，毁坏道路和桥梁，封闭了整个地区。在僵持了两个月后，警察和政府支持者试图武力进入该地区，在与警方的冲突中，14人被杀。即使在政府宣布化工区将移址之后，这个地区还是很不安定。

　　如果这些事件发生在25年前，我们会从中看到经典的农民暴动的标志：农民阶级依附于土地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通过乡村群体文化和道德纽带联合在一起，以和平或是暴力手段反抗外在的政府或是基于城市的商业机构的代表。但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在今天并不适合，原因如下：首先，过去30年，后殖民世界中政府技术的传播和政府作用的发展深化，意味着政府对于农业群体而言不再是一个外在的个体。负责教育、健康服务、食品、道路、水电、农业技术、紧急救援和其他各种福利服务的政府机构已然深入到农民日常生活的内部。农民不仅依赖于这些机构提供上述服务，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学会了一些控制和迫使这些机构提供服务的技巧。

    政府，或者至少是政府机构，成为了农业群体的内在部分。第二，农业财产方面进行了大量改革，这种改革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农民首次不再直接面对一个剥削阶级，就像封建和半封建社会时期那样。这对于农民政治策略产生了全新的影响。第三，土地税和农业产出税不再是现代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与农民阶级的关系不再如过去一般是获益性的。第四,随着城市和工业区的快速发展，农民拥有转向城市或非农职业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不再像过去那样会导致他们更贫穷或是迫使他们离开土地，更多是为了获取新机会和满足新欲求的主动的选择。第五，随着学校教育的传播和与现代通讯媒体如电影、电视和广告的广泛接触，农民家庭中的年轻一代强烈希望不再过农民的生活，他们受到城市生活匿名性和上升可能的吸引，希望搬到城镇或城市生活，尽管这种生活是艰辛的，充满不确定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 16:18 编辑 ]

杰亮

　

如何理顺政府与农民社会的关系

　　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之几十年前具有更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依赖型的特征，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可能被吸收进新的资本主义增长部门。

　　我喜欢用“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词来指称劳动者和劳动资料脱离的过程。毫无疑问，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正是这一关键的过程使得农业社会进入危机。对这种危机的分析产生了各种历史性的描述，这些描述的共同点是关于过渡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农民和农业社会一直处在过渡的过程中，不论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或是从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然而，印度学者桑亚尔在他的新书《资本主义发展再思考》中对这些理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他的一个中心观点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后殖民发展而言，关于过渡的看法已不再正确。也就是说，尽管在后殖民社会中，资本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但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过渡。为什么？原因与过去二十年中关于政府基本职能和可用技术的理解的转变有关。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样的看法，即所有地方的人都应获得某种基本的生活条件，如果国家或地方政府不提供这些条件，其他机构，无论是其他政府或国际机构或是非政府组织，就必须做这些事情。这就引发了一个奇怪的过程：一方面，初级生产者如农民、手工艺人和小生产者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的生产资料，但是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给他们提供一些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条件。于是我们看到，在原始积累的同时，存在一个抵消原始积累效果的平行过程。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看这个过程。在历史上，所有农业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意味着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要么土地被占用进行城市和工业发展，要么农民不再拥有进行耕作的资料。市场力量通常十分强大，迫使农民放弃土地，但通常是以政府的法律和财政力量直接强制他们放弃的。大多数政府使用征收权力获取建立工业和发展项目的土地，如果有一些赔偿的话，也只是形式上的。认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应被安置到新的地方或是过上新的生活的观点在那时很少得到赞同。早期工业化的技术条件制造了对于工业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但今天的亚洲国家没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之几十年前具有更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依赖型的特征，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可能被吸收进新的资本主义增长部门。因此，没有政府重新安置的具体政策，农民可能将面临完全失去生计的困境。由此，传统的用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的方式在今天失去了合法性。结果是，今天由于工业和城市发展而失去其生计的农民大量地要求重新安置。

　　我们知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常常保护一些生产部门不受大公司的影响，这些部门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谋生的领域。这种做法可以被理解为预先阻止资本积累本身，其做法是阻止公司资本进入食品作物、蔬菜生产或手工品制造的领域。我们有很多例子表明，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向那些失去生计的人们提供容易获得的贷款，使他们能从事一些可以获利的职业。这些贷款的发放并不真正以收益或是贷款获得偿还为目的，而是为借贷者提供生活的需要。我们中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样的故事：孟加拉农村的妇女们组成小组从银行贷款，从事一些小生意来补贴生计，并在偿还贷款中互相监督以使她们能获得新一轮的信贷。

    最后，亚洲国家的大多数政府都给那些由于贫穷或其他原因而无法满足基本消费需要的人群提供直接的帮助。其形式可能是特殊的扶贫项目，或是提供就业，甚至是直接的食品援助。例如，在印度，政府给在贫困线下的人们提供有补贴的谷物，对需要的人提供一年中最多达100天的工作机会，以及农村学校中学生的免费膳食。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除了上述最后一个直接提供消费需要的例子，大部分其他做法都涉及到对市场的干预。这是现在的农业生活与传统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除了一些边缘产业，亚洲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都已完全融入市场经济。与几十年前不同，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家庭生产可以被认为是只为自己生产或是只在地方社区中进行非货币化的交换。我们接下来将谈到，这一点对于农民政治文化条件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 12:05 编辑 ]

杰亮

必须指出，基本的生活需要并不是指一定量的物品，而是一种由环境决定的在社会中形成的感觉，它保证人们可以过一种有一定价值和自尊的体面的生活。基本生活需要的组成部分随社会处境、文化环境和时间的改变而不同。家庭所期待的最低医疗保障水平、子女接受教育的最低水平，同具体的食品、衣服和家庭生活品一样，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经济快速增长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城市中产阶级的教育、职业和社会愿望与公司资本财富紧密相连，于是，一种强大的趋势开始出现，即坚持正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公共场合和机构建立秩序，并对非正规部门和政治社会的杂乱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不宽容。

　　下面我将继续谈谈我对二十一世纪农业社会的分析。今天，农业生产已经深入市场，其投资和回报受到资本操作力量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生产与农村市场、小城镇甚至是大城市中的生产、贸易和服务有着许多联系。

　　让我先举一个大家熟知的非农业、非正式部门的例子，再来谈农业社会。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亚洲城市中的街头摊贩。他们占据街道，常常违反城市法规，建立永久性的摊点，利用水电等市政设施却不纳税。在这样的情况下做生意，他们常常结成联盟来对付政府、警察、银行等信贷机构以及生产和销售这些商品的公司。这些联盟通常很大，他们经营的贸易额也较大。很明显，在一个公共的匿名的市场情况下运作，小贩们必须追求盈利。但为了确保每个人的生活所需，这个协会通常会限制在某个地区经营的小贩的数量，并阻止外来者的加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例子表明，假如一个地方的生意非常兴隆，那么小贩们也并不像公司资本家那样，继续积累自己的财富，而是同意新的伙伴的加入。

　　我将政府对于街头小贩、非法占地经营者这样的人群的管理形式称为政治社会，这些人生活在合法性的边缘。在政府眼中，这些人并不是正当的公民，并不是有着恰当组成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而是被看作某个具体的人口群。与这些群体打交道，意味着对各种非法行为的默认。因此，政府机构常常将这些案例作为特例处理，这样总的规则结构便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于是，非法占地经营者获得水电的供应，但只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他们与正规的合法经营者不能归为一类。街头小贩们可能被允许在特殊条件下经营，以使他们与正规的守法纳税的商店区别开来。所有这些都使得政治社会中这些人群处在不断的谈判中，谈判的结果从不确定，也没有永久性。即使他们的权利得到承认，也从未被他们实际拥有。

　　将政治社会的这个问题和我前面谈的近几十年里亚洲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联系起来，我想提出下面的看法。市民社会中公司资本占支配地位，而政治社会则是非公司资本管理的空间。过去二三十年间，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司资本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司资本家，在市民社会中占支配地位。资本原始积累的逻辑，现在的表述是要求国家经济增长保持高速以及公司资本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它在市民社会中，即对城市中产阶级有重大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教育、职业和社会愿望都和公司资本财富紧密相连。一种强大的趋势开始出现，即坚持正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公共场合和机构建立秩序，并对非正规部门和政治社会的杂乱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不宽容。在城市中产阶级中，有一种模糊但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快速增长将解决贫困和机会不平等等所有问题。

    基于我前面谈到的非公司资本的逻辑，这些组织的功能正是在市场规则和政府管理中成功经营，从而保证其成员的生计。这个组织的大部分都是创新的，也必须如此，因为合作运动或是社会主义集体组织的历史都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参考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小规模的私有财产有强烈的依附感，同时，人们也愿意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脆弱的生存基础，这一基础一直受到不断增长的公司资本的力量的威胁。然而，从印度的例子，我们发现，至少在目前，这些非公司资本的组织在城镇比较强大，而在农村地区相对薄弱。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 12:15 编辑 ]

杰亮

这说明，在城镇中，非公司资本组织已经发展出较为稳定和有效的形式，并能够用政治社会的手段动员政府来维持非正规部门城市穷人的生活，而由农民和农村劳工组成的农村穷人，仍然依靠政府的直接支持维持基本需要，还不能有效有组织地利用农业商品市场。很明显，这将是亚洲国家农村将面临的主要挑战。
　　

重新定义农业社会的新特点

　　农民们会指责一些官员或政治代表偏爱城市，不顾农村，这种针对国家机构的指控不是针对剥削，而是针对歧视。这给农民政治带来了全新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对农业社会的经典理解中是缺失的。

　　印度社会学家古普塔（Dipankar Gupta）在最近的一次讲座中，谈到变化中的农民生活的上述特征，他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构架来理解当代农村社会。他重点强调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农村居民中从事非农生产的人数的激增。在这种发现的基础上，古普塔提出了“正在消失的乡村”的概念。我认为这个结论有些过于仓促。他只注意到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即不可避免的原始积累的那一面，而没有考虑到另一面，即政府政策的领域，其目的在于抵消原始积累的效果。在这个领域，农民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得到并将继续被重新定义。

　　我前面谈到，国家或政府机构，也包括承担政府职能的非政府组织，对农业社会来说不再是一个外在的个体。这将带来几个结果。首先，大多数人都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给穷人，包括农民，提供各种福利和发展功能是政府的必要任务。农民认为，健康权、教育权、对农业的基本投入以及提供生活必需品，是政府机构应尽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政府官员和农村的政治代表不断被要求提供各种福利和资助，这也意味着农民开始学会在政府系统的层面上运作，在适当的地方施加压力，或是通过谈判得到更好的条件。第二，政府机构对这些要求的反应通常是灵活的，基于成本和回报的计算的基础上。在许多情况下，其策略是将寻求福利的人按其具体人口或社会特征分散成小部分，这样就可以有灵活的政策，不是把整个农村人口看作单个的同一的群体，而是把它分成更小的目标人群，其意图是分解要求得到利益的人，同时分散针对政府的反对情绪。印度最近发生的工业占领土地的骚动最明显的特点是，村庄中有许多人没有参加骚动，因为他们更愿意从政府政策中获益。第三，对于寻求和给予福利的灵活政策使人们可以进行谈判，这在要求得到福利的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竞争精神。农民们现在面对的，不再是地主和商人等直接的剥削者，而是政府机构，他们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利益。因此，农民们会指责一些官员或政治代表偏爱城市，不顾农村，或是某个部门的农民提出自己受到歧视，而其他地区或种族背景的农民，以及忠于某个政党的农民得到了好处。这种针对国家机构的指控不是针对剥削，而是针对歧视。这给农民政治带来了全新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对农业社会的经典理解中是缺失的。第四，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有其战略和策略不同，今天，农民暴动中暴力的使用似乎更加经过计算，几乎有着实用主义的逻辑，其目的是引起政府对具体的问题的注意从而获得恰当的政府的帮助。他们使用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战略来获得政府官员、政治领导人，特别是媒体的反应。这可能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农民政治本质中最重要的变化。

　　至于农业，情况不是很明朗。小农业已完全被卷入了市场体系，并深深感受到来自市场的威胁。农民们对公司组织有一种陌生感和怀疑心，他们不能应付市场的不确定性，而更擅长获取政府的帮助。过去几年中，在印度有几百起农民自杀的案件，原因是他们无法以预期的价格出售烟草和棉花等农产品，结果巨债缠身。农民们感到他们销售经济作物的市场受到强大的神秘力量的控制，而不受他们的控制。城市非正规经济中非农业部分许多组织能够有效对付公司，得到商品供给并进行销售，但农民们还不能够建立相似的组织。农业管理这一块，也即并非作为自我消费的维持生活的生产，而是作为非公司资本的领域，仍然是一个挑战。对这个挑战的政治反应将决定二十一世纪农业文化的未来。

　　（这是作者2007年6月15日在“亚洲文化研究上海研讨会”上的演讲，本报有删节）


转贴文章来源：
第1篇:胡公子「查特杰的底层研究报告」(「时代信报」、2008年1月28日)
第2篇:原载《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期(引自「中国学术论坛」、2009年1月11日)
第3篇:《解放日报》（2007年6月27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2 16:2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