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亚洲金融危机(21)
其二,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体而言,当资源、技术和企业家都极度匮乏之时,政府官僚们主动出击去寻找成功的企业人士,帮助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完全不足为奇,其好处是相互的。那些急欲开发新产品、投放新市场的企业家面对巨大的市场风险,当然很乐意政府出面协助克服资金和销路等难题。可以说,东亚奇迹的制度逻辑基础,就是深谋远虑的官员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互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发展战略。这曾经造就了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成功。但时间一长,这种特殊的利益机制开始助长这些既得利益群体滥用特权、排除异己、腐化沉沦,最终使得许多中小新创企业被屏蔽在发展大门之外。
裙带资本主义仅仅描述了亚洲发展模式痼疾的表面。事实上,即使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目前也依然存在“政府与商界的不良结合”;裙带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在经济起飞阶段,“官商合作”的优势显然要远远超过良好治理的功效。但是,面对贸易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新局势,亚洲地区这种传统的关系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革故鼎新。这也正是经济发展的经典难题——过去成功的制度不能保证未来仍然适用。亚洲金融危机再一次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快速建立全面配套的治理体系,即便只存在一两块“短板”,也容易遭受比过去严重得多的惩罚。
治理结构因素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亚洲另外两个经济体截然不同的境况得到验证。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亚洲地区经济自由度和外资依赖度极高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扩散时期,当其他国家如“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时,它们两个却损伤不大,逃过此劫。这种与众不同的遭遇,正是得益于它们良好的基本面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它们也是最早全面实现生产制造、监管和透明度方面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经济体。
在全球化时代,检验一个经济体稳健与否,不仅要看其是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还必须考虑其抵御外部冲击的灵活性和弹性。后者并非从天而降,恰恰是需要一国或地区的政府有意识地改善治理结构来逐步培植。而这一方面,正是一度辉煌夺目的亚洲发展模式的核心弱点所在。
在良好治理尚未形成、经济弹性依然不足的情况下,亚洲各个经济体却迅速放松金融管制、敞开大门欢迎国际资本,可以说这也正是亚洲奇迹大逆转的开始。换一种视角来看,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这一幕悲喜交迭的正剧,对亚洲地区未尝不是一件因祸得福的好事。
危机迫使亚洲各经济体都开始反思和寻找更为平衡的发展模式,那就是: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更重视执行会计制度与透明度的全球标准,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构造公平的监管和法律框架,培育良性有序的行业竞争格局。
香港:非常之时用非常之策
由于有良好的监管和充足的资本,香港强大的银行体系成为香港经济免遭崩溃的重要防护堤
单从经济基本面来看,1997年的香港似乎不应沦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在当时,与其他几个遭遇危机的经济体相比,香港的经济基础可谓无懈可击。从宏观看,当年香港经济增长5.5%,财政盈余占GDP的4.4%,几乎没有外债,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从微观看,公司负债比率为亚洲最低,而其银行体系在亚洲最为稳健。
但仔细检视仍可发现当时香港经济存在一些不足。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受益于巨额外资流入,但也带来金融和房产市场的资产泡沫。这为后来国际游资的攻击创造了机会。1997年7月2日,泰国已经发生了危机,香港的金融市场总体依然向好,8月7日,恒生指数更破天荒地达到了16673点,房地产市场也欣欣向荣。
10月20日,情况急转直下。新台币汇率当天突然暴跌6.5%。之后国际投机游资又将矛头转向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国际炒家先在货币市场上大量卖空港币,造成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在10月23日一夜之间从9%上升到280%,并引起恒生指数连续暴跌,28日已跌至9060点。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最自由而稳健的经济体可能也将面临严峻的投机冲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3 10:1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