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范毓周，1947年出生于河南开封。1978年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中心顾问和兼职研究员。长期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先秦社会历史文化、美术考古与艺术史、文明探源与比较研究工作。出版有:《甲骨文》、《早期中国文明》13卷本(与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教授共同主编)。并发表有:Some Comments on Zhouyuan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Military Campaign Inscriptions from YH127, The Charges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Should Be Viewed as Questions, 「殷代武丁时期的战争」、「甲骨文月食纪事刻辞考辨」等论文70多篇。作者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已经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各个领域均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今后需要做的工作，一是在理论方法上进一步系统化、本土化和体系化；二是要积极推进结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课题所进行的学术探索性考古发掘和研究。三是要全面整合已有考古资料，按照地区和文化类型，分区分系地整理和研究，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依照考古文化自身体现出的发展轨迹，多方位展现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实际历程。四是要充分借鉴国际上已有的人类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经验，加强已见成效的与其他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目录

(1)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范毓周(第1－第9楼)
(2)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共同孕育中华文明(第10－20楼)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 作者:游修龄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范毓周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也是起源和形成时期最早的文明体系之一。因此，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很早就引起学者的关注和探索。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如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unner Andersson)在发现仰韶文化后发表讨论中国文化的起源算起①，迄今已经有87年的历史。80多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分途并进、共同探讨，在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领域里已经取得许多可喜的成就，但是仍然有不少问题尚难定论，需作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在当前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全面展开的新时期，系统回顾80多年来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的历史进程，认真分析其中的得失，从中寻绎未来前进的方向，对于推动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本文不揣简陋，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简要回顾与前瞻性述评，提供海内外同仁参考。

一、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早期研究

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几乎是和中国考古学的发轫和发展同步的。中国考古学一般认为始自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开始的。①仰韶文化被发现后，限于当时的认识，安特生只能与已知的中亚和中东的考古发现进行比较，经过比较发现仰韶村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器上的纹饰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等地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颇为相似，他曾提出著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②他的这一说法曾在当时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直到前些年仍有学者受其影响，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持相似看法。③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对殷墟进行大规模科学发掘后，发现仰韶文化与殷墟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它们之间有相当的距离。殷墟发掘是由于甲骨文发现引起的，殷墟文化的时代一开始就很明确是商代后期，根据殷墟出土的诸如甲骨文、青铜器、大型建筑基址和墓葬等各类文化遗物与遗存，学者间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国家已经出现[1][2]，殷墟文化标志着中国文明已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当时还有一定影响。殷墟文化的内涵引起不少学者对其来源进行探讨的兴趣。1931年徐中舒先生在不能完全摆脱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影响的情况下，对于已经进入文明形成状态的殷墟文化，提出了它与仰韶文化应当分属两个系统的说法。[3]他的这一说法颇具影响，1933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明确提出了东、西文化的二元对立假说。[4]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从而在中原地区形成混合文化的二元对立看法在考古学界仍很流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安特生于1923年发表讨论仰韶文化的著名论文《早期中国文化》见An Early Chinese Culture，Bull．Geol． Soc．Of Ching 5(1923)，No．1，p1～68；后又收入其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U． S．A．,1973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8 13:44 编辑 ]

杰亮

1933年在殷墟发掘中执牛耳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论述殷墟文化的来源时强调骨卜、龟卜、蚕桑业和部分制陶业“完全是中国至少是东亚创始并发展的”。同时，仍然认为殷墟文化中的文字和部分农业、制陶业“显然受过西方的影响”。但是他经过殷墟与西伯利亚、欧洲出土青铜器的比较后，则明确指出：“与殷虚青铜文化最有密切关系的西伯利亚青铜文化，要比殷虚迟若干时，而在欧洲所出的类似殷虚的青铜实物有散在各地，所以说这种青铜器完全是欧洲或西伯利亚传到中国的，都说不通。”他并指出：“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5]也就是说，商代后期的殷墟文化应当另有其本土前源，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他的这一看法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已为后来考古发现的大量事实所证实。

从1930年到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东章丘发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后，龙山文化引起了学者的特别关注。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也发现了含有殷墟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三种文化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6]1933年考古学者梁思永先生根据这一现象撰写了《小屯、龙山与仰韶》的著名论文[7]，认定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到文明阶段的殷墟文化是由仰韶文化经由龙山文化而完成的。1939年，梁思永在研究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关系时，进一步论证龙山文化与殷墟文化有多方面的类似特点。他在当年提交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论文《龙山文化一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把在殷墟发现的后冈二层文化作为龙山文化的豫北区类型，论定豫北区的龙山文化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8](p69～79)他的这些看法对后来的考古学界影响很大，实际上已为确立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密切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也有学者认为应从1900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He- din Sven Anders)、斯坦因(Aurel Stein)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在楼兰、尼雅遗址进行发掘开始。
②参阅J．Gunner Andersson，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Ge01．Soc．ofChin95(1923)，N0．1，PP．1～68；后又收入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U．S．A．，1973．
③参阅德国华裔学者张聪东(Tsung-tung Chang)论文：A New Thesis 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Sino-Platonic Papers，N0．7，Jan．1988，Edited by Victor H． Mair．Univ．of Pennsylvania，U．S．A．

杰亮

二、考古工作弥补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的空白环节

   
应当指出，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由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促成的。
   
殷墟文化发现后，经过将近10年的科学发掘，大量丰富的文化遗物和文化遗存向人们展现商代后期中国文明已经相当成熟。为了寻求殷墟文化的源头和探索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考古学者作了长期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考古工作中揭示出从龙山文化发展到殷墟文化的实际轨迹，从而弥补了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空白环节。
   
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商代前期的文化遗物，经过1952年到1953年在当地的大面积考古发掘，发现有异常丰富的商代前期文化遗物和遗迹，并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岗文化，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并再细分为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前后两个阶段。[9]1956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此基础上发现了殷墟之前的商代前期都城郑州商城，整个城垣用夯筑法筑成，城垣相对完整，东西长约1870米，南北长约1700多米，周长约7000多米，加上后来发现的外郭遗址和相关遗存分布，其范围约在25平方公里左右，其始建时代约在二里岗下层偏早时期，直到殷墟文化兴起后还在继续使用，它是殷墟文化的直接前源。①这些发现不仅弥补了从龙山文化发展到殷墟文化的中间缺环，而且把人们对于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认识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中原地区发现了比郑州二里岗文化更早但又晚于龙山文化的二里头文化。1953年考古工作者先在河南登封的玉村、1954年又在郑州的洛达庙、洛阳的东干沟发现了一种早于二里岗文化而又晚于龙山文化的考古文化，当时曾被命名为“洛达庙文化”②。此后考古工作者在豫西和晋南地区相继发现了几十处文化面貌与之类似的文化遗存。[10](p212)为了探索夏文化，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进行夏墟调查，在调查中结合文献记载指出1957年已经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一处重要的都城遗址[11]，考古工作者立即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随后从1960年到1964年先后进行8次发掘，发现这里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都城遗址。[12]在对这类文化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后，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在同类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面貌最为清楚，于1962年改称“洛达庙文化”为“二里头类型文化”。[13]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除了上述豫西、晋南以外，在豫中、豫南、鄂北、陕西、河北的一些考古遗址中都有发现。[10](p212)经过对一些典型遗址的地层叠压打破关系的分析和放射性碳元素C14测定，基本确定二里头文化比属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文化更早，是处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一种考古文化。二里头类型文化在上述广大地区的普遍发现，使人们的学术视野更为开阔，对于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进一步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夏文化深入探索的浓厚兴趣。对于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时代与性质，学者间曾经有过不同认识，并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相当激烈的长期争论。考虑到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相互关系，经过学者长时间的争议，大多倾向于二里头文化是属于文献记载的夏代范围的考古文化，从而弥补了从龙山文化发展到商代前期二里岗文化的中间缺环，把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________________
①参看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②韩维周：《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8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笫10期。

杰亮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二里头类型文化性质的认识，对于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有计划的全面发掘显然已经十分必要。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过多次大规模发掘工作，先后发现中国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和青铜礼器、最早的围绕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的宫室宗庙建筑群遗址等重要文化遗存①，经过学者们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目前已经认定规模宏大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应为夏代的都城遗址。根据这些发现和研究，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形成期的中国古代“原生文明”的代表[14]，二里头文化代表的夏文化是中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化[15]。

最近一个时期，为了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又运用聚落形态理论和方法，把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文明形成初期的中心型聚落遗址，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钻探和发掘，对其布局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16][17]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这些新的认识对于我们重新考虑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均有积极意义和影响。[18]最近，连国外的学者也已开始把它纳入到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重要研究领域中来。[19]
   
1983年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偃师东距二里头遗址约6公里的尸乡沟新发现一座商代城址，随即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基本上查清了它的范围、形制和建筑布局，为以后的发掘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20]此后2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商代前期城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和深入研究[21]，基本上确认偃师商城就是商汤灭夏后所建的第一座都城遗址。一些学者并认为它是继偃师二里头遗址向郑州商城发展的中间环节，是夏、商文化的分界[22]，尽管学者间对此还有争议，但对人们如何认识偃师商城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偃师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填补了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上的缺环。
   
对于龙山文化的来源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通过考古工作获得了答案。1956年，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发掘资料显示，庙底沟二期文化既有仰韶文化的特点，又有龙山文化的新文化因素萌芽，是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根据这一发现，考古学者对于中国史前文化与商代文化问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看法，普遍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进程应当是在中原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再进而发展为商代文化的一元化轨迹。[23][24][25]这一看法进一步强调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的本土化连续发展特点，但从另一方面也使人们认识到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和形成进程的中心。这种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研究中的中原文化中心论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曾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郑州商城与二里岗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系列发现和发掘，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认识，而且明显地展现出从仰韶文化，经由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到殷墟是一个基本上未曾间断的发展轨迹，使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及其早期发展进程的脉络清晰可见。考古工作者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连续发展体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2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查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杰亮

三、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深入探索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引发了考古学者探讨夏文化的浓厚兴趣，学者们在结合二里头文化探讨夏文化的同时，对于中国的国家起源和形成问题展开了讨论。[26][27][28]河南的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山西临汾陶寺等龙山文化晚期考古遗址的发现[29][30][31]，使学者进一步把夏文化的探索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密切联系起来，相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①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已经是夏文化[32]，有的学者则结合对陶寺文化的分析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进程进行了探索。[33][34]与此同时，山东泰安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重要遗址[35]，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在原有基础上发现了良渚文化重要遗址[36][37]，辽西地区的辽宁喀左县东山嘴也新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址[38]，使人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产生了全新的认识。②围绕这些新的发现和认识，学者一度展开讨论和探索③，他们的看法对于深入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考古学者李济先生就在他赴美国讲学的学术演讲中就中国文明应从殷墟开始提出看法[39]，但在当时应者寥寥。到了70年代后期，美国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开始关注国内学者的发现和研究，发表论文进行探索。[40]他的研究引起西方汉学家的浓厚兴趣，90年代国外学者纷纷进行讨论和探索④，至今未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当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兴趣日趋浓厚时，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1983年3月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在日本进行学术演讲，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了中国文明形成的3个标志分别是都市、文字和青铜器，并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起点提出了系统看法。[41]夏鼐的看法提出后，促动学术界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作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索，苏秉琦、田昌五、佟柱臣、李学勤、严文明、安志敏、邹衡、童恩正等考古、历史学者相继发表讲话和论文，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⑤其中尤其是苏秉琦先生，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多次论证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并用以印证他关于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42][43][44]，在考古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为了从考古工作中开拓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新局面，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组”，并及时举办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和“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45][46]，后来又专门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外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和担任客座教授，组织国家大型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7]，直接推动了学术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索。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在积极参加讨论和探索的同时也相应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田野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看安金槐：《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和去向问题》，《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邹衡：《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等论文；又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安金槐：《对河南境内夏商城址的初步探讨》、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均载《华夏文明》(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参看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1978年第3期；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
③参看邵望萍：《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汪遵国：《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黎家芳、高广仁：《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发展及社会性质初探》，《文物》，1979年第11期；刘式今：《试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样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11、6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
④参看Paul Ropp，ed．，Heritage of China：Contempo 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se Civiliza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其中收录诸如Keighley，David N．，Early Civi- iization in China：Reflections on HOW It Became Chinese等的探索论文。
⑤参看苏秉琦：《中国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田昌五：《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若干理论问题》，《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年第2期；李学勤：《考古学与古代文明》，《北方文物》1986年第3、4期；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5期；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童恩正：《南方——

杰亮

根据文献记载，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文化的探讨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了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河南省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共同编辑出版了《夏文化论文选集》，对有关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了系统汇编[48]，中国先秦史研究会也在同时组织学学者讨论，出版了《夏史论丛》[49]，考古学者郑杰祥出版了专著《夏史初探》[50]。

1994年10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和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共同举办“全国夏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出版《夏文化研究论集》。[51]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后，考古工作者对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连续发展的新密的新砦遗址进行了进一步发掘，并在该遗址发现了城址，不仅从考古学上弥补了从龙山文化过渡到二里头文化的中间环节，而且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进程的一个重要发现。[52][53]这些研究成果和新的考古发现，无疑都有力地推动了夏文化的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以来，考古学者在中原地区相继发掘了河南的辉县孟庄、郑州西山、新密古城寨和山西襄汾陶寺等4座距今4000多年以上的城址①，这些发现开阔了人们对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中地位与作用认识的视野，促进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的研究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还引发了学术界对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生与发展开展了研究。[54]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普遍把中原地区当作中国文明的摇篮，一度形成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都有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发现，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开始强调本地区考古文化的重要性，提出中国文明应有多个起源中心的看法，人们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上学术界逐渐兴起一种多元化的“满天星斗”看法。[43][55]

在中原地区之外，最为引人注目的首先是海岱地区的考古工作，根据苏秉琦先生开展环渤海考古研究和东夷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关系研究的建议[56]，对大汶口文化墓葬和龙山文化城址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相继召开两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57][58]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共同努力，不仅对章丘城子崖城址作了更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城子崖城址经历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两个时期，应为中国文明形成初期夷族建立的方国遗址[59]，同时还相继发现了上百座大汶LI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聚落遗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19大汶口文化开始，至岳石文化，海岱地区有多座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城址发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东寿光边线王[60]、临淄田旺[61]、邹平丁公[62]、阳谷景阳岗[63]、日照两城镇[64][65]、五莲丹土[66]和江苏连云港西诸朝的藤花落[67]等龙山文化城址。这些城址的发现为探索东夷地区社会复杂化和进入文明的进程提供了重要依据。根据大量考古资料，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岱地区从北辛文化开始，经由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发展到岳石文化，社会的复杂化和走入文明的历程与中原地区基本上是同步的，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东夷族群，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长江中游两湖地区也发现多处距今4000年以上的城址。其中比较重要的当推湖北的天门石家河城址[68][69]、石首走马岭城址[70][71]、荆州阴湘城城址[79][73]、应城的门板湾城址与陶家湖城址[74][75]、公安鸡鸣城遗址[76]、荆州马家垸城址和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址[77][78][79]。此外，在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四川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等地也都有许多新石器时期晚期的城址相继发现，这些城址和海岱地区的城址一样，反映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开始其社会复杂化和走向文明。[8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盂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7 01:06 编辑 ]

杰亮

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在发现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崧泽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等一系列考古文化之后，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和文明发展进程也逐渐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1986和1987年，在浙江余杭县的良渚遗址群中，先后发掘了反山和瑶山两处遗址[81][82]，张忠培先生认为这一发现表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83]。1992年至1993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和1999年江阴高城墩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84][85]，尤其是近期考古工作者又在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新发现古城城址[86]，使我们认识到长江下游地区有可能更早进入文明状态。其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与中原地区应当是基本同步的[87]，在对红山文化和相关的考古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学者们在辽西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进程问题上也有同样的认识。①与此同时，长江上游的考古发现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2002年6月由中国古都学会、成都古都学会主办，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具体承办的“长江上游城市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2002年学术年会”在成都举行，就“长江上游城市文明起源”和“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88]，引起学者进一步探讨的兴趣[89]。2006年5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编辑部又共同举办了“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就古蜀文明起源和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90]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夏文化的探讨和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深入开展，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经历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多元论认识之后，重新审视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的学者则把伊洛河系文化作为中国最早文明的主流[91]，有的学者把伊洛河流域看作是中原文化核心地带[92]，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上多数学者主张中国文明发端于仰韶文化晚期，经由龙山文化进一步发展，至二里头文化进入文明，而中原地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看何贤武：《辽西地区文明探源》，《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1期；郭大顺：《辽宁史前考古与辽河文明探源》，《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及《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郭大顺：《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参看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史的考古学探讨》，《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97年；徐苹芳：《中国文明的形成》，《燕京学报》1995年5月；范毓周：《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杰亮

四、理论方法的讨论与思考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已经经历了80多年的学术历程，80多年来，学者们分途并进，除了不断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以期通过新的资料获得新的认识之外，也在运用新的理论方法上各出心裁，力图将一些学术问题纳入到较高的认识层次上进行讨论。

首先是对于“文明”概念的认识。“文明”虽然见于《易传》的《文言》和《尚书·尧典》，但在今天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时使用的“文明”一词却是西方学术传人中国后的翻译术语。由于一些学者对于“文明”和“文化”在西方学术中的差异理解有误，曾经一度使用“原始文明”、“史前文明”、“技术文明”、“制度文明”等各种用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索兴趣日趋浓厚，学者间开始就“文明”的概念范畴进行讨论。[93][94]为了廓清学者间的岐见，夏鼐先生首先对“文明”进行了理论界定[41]，苏秉琦先生也就“文明史”和“文化史”的不同含义作出界定③。他们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和遵从。④在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上，许多学者还就“文明”概念的理解发表了看法。[45]此后，不少学者继续对“文明”概念的含义进行分析和讨论⑤，直到最近仍有学者进行讨论。[9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苏秉琦先生曾明确指出：“首先要澄清文化史和文明史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始文化即史前文化可以上溯到100多万年前；而文明史则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说见《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④参看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蔡风书：《中国文明起源“新说”驳议》，《文史哲》1988年第4期；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郑光：《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文明》，《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
⑤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年4期；孙淼：《关于“文明”的涵义问题》，《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贾{山我}：《简述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段启增：《“文明”与“文明时代”》，《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杰亮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起源问题的讨论上，文明起源问题与文明形成问题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文明形成的理论和标准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讨中，运用最多的是摩尔根——恩格斯理论，不少学者都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为理论依据来论证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①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96][97]，90年代初，更有学者引入“社会复杂化(social complexity)”的理论用以阐述文明形成的理论[46]，有的学者则引入“酋邦(Chiefdom)”、和“早期国家(early state)”的理论和概念②，另有一些学者则提出“古国”、“方国”和“帝国”的分级概念来概括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进程③，在这一理论影响下，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明有孕育、形成、发展三阶段的理论[98][99]。这些探索对于打破固有的成说，启发人们从全新的角度认识理论问题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逐渐从考古资料的排比和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单纯阐释与过渡到从文明要素和形成标准角度寻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进程的轨迹。因而判断文明是否形成的标准，首先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文明形成的标准又直接关系到文明起源研究中要确定的文明要素，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20世纪80年代，最为大家所熟知并普遍接受的是张光直先生的“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项标准和夏鼐先生的“都市、文字、青铜器”三项标准[100][41]。对此，学者们曾经进行过认真讨论，提出过不少新的标准体系。④在后来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又把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准当作探讨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要素或基本因素提出种种意见。⑤

国家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学者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展开讨论和探索，并对重要的考古遗址进行学术探索性发掘，推进研究逐步向深层发展；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日益广泛应用；聚落形态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开始注重各地区社会复杂化和走向文明进程的研究。许多学者提出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时应重视礼制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的研究。[101]2004年12月，由北京大学“21世纪哲学创新论坛”和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举办了“首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论坛”。2006年郑州大学也举办了“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国内外学者就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相关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102]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举办了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论坛围绕中华文明起源这个主题，不断总结研究经验，评点研究成果，探讨存在的问题，并就对待古史传说的态度、对夏商周时期文献记载的引用和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认识展开讨论和探索。目前，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正在形成一种开展跨学科交流与对话，积极倡导新方法，努力促进新发展的良好学术新局面。[10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例如夏鼐先生即认为文明是指一个社会由氏族解体而进入由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说见所著：《中国文明の起源》(小南一郎译)，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84年版；又《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他的看法一直到今天仍有影响。
②参看张光赢：The Chinese Bronze Age：A modern syn- thesis，“in Wen Fong(editor)，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p35～50．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又中文版译为《中国青铜时代》，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龚缨晏：《略论中国史前酋邦》，《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陈淳：《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98年第7期；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陈淳：《早期国家之黎明——兼谈良渚文化社会政治演化水平》，《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王和：《关键在于突破部族结构的桎梏——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一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③参看苏秉琦：《<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车广锦：《论古国时代》，《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郑超雄：《从古国到方国》，《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曹兵武：《聚落·城址·部落·古国——张学海谈海岱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王震中：《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④参看郑光：《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华夏考古》1988年2期；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1991年第11期；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学的探讨》，《考古》1992年第4期。
⑤陈剩勇：《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随想》，《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安志敏：《中国文明起源始于二里头文化——建议多元说》，《寻根》1995年第6期；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年4期；曹兵武：《中国文明起源：理论与实际》，《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李仰松：《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些思考》，《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7 01:14 编辑 ]

杰亮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

作者:游修龄

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稻作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发现的，如良渚、屈家岭、修水、石峡等文化遗址(参见表4-3)，它们的年代都大抵相当于北方龙山文化时期，迟于大汶口、半坡、仰韶等文化。从而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单中心观点。加之有史记载以后，汉唐盛世北方文化遥遥领先于南方更是不争的事实。到 1973～1976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以后，其年代经鉴定为距今近7 000 年，超过仰韶和半坡，才引起了很大轰动。与此同时，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先后发掘，其年代经测定约在距今 7 500～6 800 年之间(未经树轮校正)，大体上与河姆渡持平略高。90 年代又在长江中游发现较河姆渡和裴李岗、磁山更早些的遗址(详后)，如此南北相互“追赶”的现象，使中国原始农业的研究成为从未有过的热门课题。黄河流域单中心论遇到挑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共同孕育中华文明的观点，便很自然地建立起来。

一、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稻作遗址的出土情况

一般地说，南方新石器遗址应该都是已有稻作的遗址，但我们进行统计时，必须以有炭化的稻谷、米或稻的茎秆等实物遗存(包括稻的孢粉、植物硅酸体)为依据，即使有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实物遗存，也不在统计范围以内。随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不断发掘，发现有稻谷(米)等遗存的遗址也日益增多。如据20世纪70 年代统计，只有 30 余处，到20世纪 80 年代便增至 70 余处，20世纪80 年代末至 20世纪90 年代中，已超过 80 处(表4-3)[1]。

从遗址的年代来看，各地遗址距今3 000～9 000 年，时间跨度约 6 000 年。20世纪70 年代末最早的遗址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桐乡罗家角遗址，距今7 000 年；这一纪录被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距今8 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所打破；进入20世纪90 年代后，贾湖的纪录又被距今8 000～9 000年的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壋及澧县平原彭头山、安乡汤家岗等遗址的新发现所刷新，这些新遗址的陆续发现，大大促进、丰富了原始稻作农业的研究内容。由于鉴定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在没有稻谷(米)遗存的条件下，从土层中寻找稻叶的硅酸体，同样可以找出栽培稻的证明，并区分其为籼亚种或粳亚种。此项工作正在开展，暂时未将其统计在内。表4-3内时间最晚的是云南的几处遗址，距今约3 000 年，这在中原地区，业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但因这些遗址的农业发展阶段，仍属原始农业范畴，故亦予以列入。

从表4-3遗址的地域分布看，有几个特点，一是长江流域明显可分为下游、中游和上游三个部分，长江下游、中游的遗址数目最多，分布也最密集，下游集中太湖地区，中游集中湖南、湖北两省。华南地区的遗址数较少，分布也显得较散。黄河和淮河流域数目亦少，分布也很分散。因而长江中、下游近十余年来一直是稻作起源研究的热点，其余地区被视为扩散传播的结果。(图4-4)。其中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处于北纬33°37′，是迄今为止年代很早、纬度最北的稻作遗址，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另一方面，1996 年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31个文化层(年代距今8 000～12 000万年)中发现7个样品有水稻硅酸体，共 24 粒，其中双峰硅酸体7粒，扇型硅酸体17粒。研究人员对遗址的扇形硅酸体进行聚类分析，写出报告。[2]主要结论认为牛栏洞遗址的硅酸体为一种非秈非粳的类型，其扇柄长度与现代秈稻相似，扇叶长与现代粳稻相似双峄间距与现代粳稻相似；双峰间距与现代秈稻相似；垭深与现代粳稻相似。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处于一种原始状态。报告又附带指出，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距今万年前的稻谷遗址，除牛栏洞遗址外，为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稻谷，具有秈粳的综合特征，水稻双峰硅酸体具有粳稻特征。牛栏洞遗址文化层的硅酸体虽与玉蟾岩的相似，但秈性明显增加。其原因有待研究。[3]

福建和台湾的稻作遗址特点是数目很少，时间又较迟，可能与山地面积较大，发掘机会和次数较少也有关系。黄河流域的稻作遗址数目虽然较少，但分布甚广，表明这一广大地区曾一度时期其自然条件适合于稻的栽培，却因条件改变从而缺乏连续性之故。
--------------------------------------------------------------------------------
[1] 表内湖南澧县和澧阳境内的遗址只列出代表性遗址一处，故表内数目未超过80处。
[2] 顾海滨、张镇洪、邱立诚，牛栏洞遗址水稻硅酸体的研究，收入《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382～387页，英德市博物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博物館合編，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3] 需要说明的是，牛栏洞遗址的年代估算偏早，详见第七章、第二节、四段有关牛栏洞遗址年代问题部分。至于牛栏洞遗址的水稻硅酸体报告，只有文字叙述及聚类分析数据，没有附硅酸体实物的照片，读者未能参与鉴别，是美中不足。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8 13:3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