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放的传统在春秋战国时还在延续,并且随着各诸侯国之间剧烈的竞争兼并而发挥得淋漓尽致。思想和学术方面诸子百家的形成,百家争鸣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如赵武灵王亲自考察了胡人军事制度和作战能力后,毅然决定实施“胡服骑射”的重大改革,不惜为此而改变传统服装。尽管他的改革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胡服骑射”很快为华夏诸族的各国所采用。赋税、司法、军功、移民、行政区划等各种新生事物和改革成果在各国间的传播和普及,正是开放的结果。实际上,各诸侯国之间在制度、观念、文化方面的统一,在秦始皇灭六国之前已经在进行。原来只限于商、周的王都一带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华夏诸族的诸侯国。就连一度自称为“蛮夷”的楚国,也已被承认为“中国”的一部分。
在华夏诸族的文化逐渐形成并显示其强大生命力的同时,华夏的民族优越感也已形成,并进而发展为严格的“夷夏之别”。这种观念认为华夏(诸夏)与周边诸多的“蛮夷”(包括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非华夏诸族)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代表文明,后者代表野蛮,甚至认为蛮夷与禽兽无异。这种优越感的物质基础,是发达的农业,和在大规模农业生产条件下形成的手工业、商业和城市以及与此相适宜的各种制度。春秋初年,华夏诸族的人口已经超过千万,并且已有高于游牧、狩猎、采集民族的出生率,此后尽管天灾人祸不绝,华夏(以后的汉族)人口与周边其他民族人口相比,始终处于压倒优势的地位。
幸运的是,华夏对蛮夷的鉴别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以一旦某些蛮夷成员接受了华夏文化,就会被接纳为华夏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华夏诸族与以后的汉族,并不是纯粹的血缘结合,更多是出于文化认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三苗、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东胡、羌、百越、匈奴、鲜卑、羯、氐、高车、室韦、丁零、昭武九姓、突厥、吐蕃、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一部分已全部融合于汉族之中,另一部分也有一些成员在迁入中国后最终成为汉族。即使是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夷狄”,只要服我衣冠,习我文明,就会被视为“归化”。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夷狄”也能传播他们的宗教和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像利玛窦等传教士还被尊为“西儒”,可以与士大夫自由交往,传教布道,观测研究。在吸收异族人口的同时,华夏(汉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大量异族文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华夏(汉族)文化一直是开放的。
二
由于自夏、商和西周以来,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王都所在对周边地区据有绝对优势,而当时人对东亚大陆以外的情况基本还不了解,或者只了解其落后一面,所以形成了一种王都所在即天下之中,王即是天下主宰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有这样的诗句:“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正是这种观念的写照。
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华夏诸族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自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岛屿上,还不存在总体上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或政权。在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并非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产于新疆和田的玉石已在中原广泛流传,说明至迟在4000年前,已经存在由今新疆西南至黄河下游地区的交通路线和人员来往,但其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
随着产于境外的玉石、珠宝、香料等奇珍异宝的传入和亲历者的见闻,使人对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怀疑。于是昆仑山、瑶池、西王母和海上神山一类神话应运而生,并恰当地弥补了天下说的不足。境外的文明和珍宝来自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境,此外就只有愚昧落后的蛮夷,这当然无法动摇中原的天下之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