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不可设定框架
有位英国人Mark Leonard 2008年初出版了一本书叫《What Does China Think》,《中国在想什么》,或者《中国怎么想》,书很小。这本书今年在伦敦和纽约上市以后,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包括索罗斯和西方政界。西方的国际战略家特别注重这本书。因为这个作者本人既不是西方的左派也不是西方的右派,也没有任何倾向新左派的嫌疑,他是西方新生代国际战略分析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建立的智库——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2005年出的一本书比较有名,叫《为什么欧洲能领导21世纪》,主要内容是比较美国和欧洲。他认为冷战结束之后,21世纪的世界有两个模式,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他认为对于以后的发展而言,欧洲模式比美国模式更具吸引力,而美国模式会逐渐衰落。他的论据相当多,比如美国主张单边主义,而欧洲主张多边主义,等等。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突然发现这本书整个有问题,前提有问题,因为这本书的前提很简单,他仍然认为21世纪仍然是西方塑造这个世界,21世纪的人类世界仍然是由西方来塑造的,只不过西方现在出了两个模式而已。
他突然发现整个前提预设受到非常大的挑战,他看到一个庞大的中国,而且他的直觉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所以他从2005年开始不断地跑中国,而且他原先以为到中国,两个短期旅行就能搞清楚问题了,但是到中国以后越看越复杂,不断在跑,而且越跑越心惊胆战。他第一次找我大概是两三年前,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社科院,整个被震住了,当时中国认为他是布莱尔的智囊,所以接待规格比较高,社科院副院长亲自接待他,随便给他介绍一下中国社科院的情况,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全职研究人员。他当时听了在一个大沙发里想缩进去,因为整个英国的智库人员就1000人左右,全欧洲的智库人员不到5000人,全欧洲加起来相当于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他说美智库人员也不超过10万人,整个西方的智库不超过10万人。而他马上了解到中国社科院仅仅只是其中一家,还有中央党校,每个省有社会科学院,各个政府都有那么多政策研究室,他当时觉得非常可怕。当然所有中国人都会跟他说我们研究水平不高,他说不管研究水平高不高,有这么多人就很可怕,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书名叫“中国人想什么”,“中国怎么想”。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球化图景,有一个名字叫“有墙的世界”,这个是对应西方的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扁平的世界)。他觉得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本书比较重要,一般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悖论,你要吸引全球资本,要让全球资本进来,都会面临主权国家控制力被削弱的问题;抵挡不过它,就必须向它做妥协和让步。中国大量引入外资,获得全球化的各种好处,但是并没有导致中央政府能力的衰退和衰弱。
第二点更有趣了,他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发展,他说所有西方观察家首先注意的是西方能够了解的中国政治发展。大家都知道,有村庄选举,党内选举,他非常灵光地注意到,如果要看中国的政治发展,第一要去重庆,第二要去浙江一个很小的叫泽国的地方。我也是从Mark Leonard这里才非常吃惊地知道一点。西方民主理论现在最先进的一个理论,就是詹姆斯·费什金(James S. Fishkin)的理论,它的实验地竟然在浙江温岭泽国一个很小的地方,而且他本人就在那里指导。我是杭州人,原先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有时候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关心。还有一个重庆,重庆相对比较简单,因为重庆非常大,重要的公共政策通过各种方式去做公证会,可以是电视,可以是网络,可以是民意代表和政府,大规模的公共听证会。Mark Leonard认为这些可能是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道路。他说西方人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在想什么,因为西方人有一个想当然的预测,所有非西方包括中国只有两条路,或者你照我的想,你不照我们想肯定要灭亡,所以他没有必要去想你在想什么,他就是看你是不是按照西方的想法在走路。他每天都在看,在想多少程度像西方一样在做。Mark Leonard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并不照西方这样想的国家,但是她不会灭亡,现在不会灭亡,将来也不会灭亡。2005年以后他认为至少有三个模式在世界上出现,而且他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模式的吸引力可能要远远大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
我在这里引用并不表示全盘赞同他,而且我认为,中国知识界在谈中国模式方面,实际上比西方学者要谨慎小心得多。这可能也是好事。西方学者往往提出中国模式,前两年“北京共识”在西方引起很多关注,在中国大家都很不以为然。其中有很多原因,我们大概确实面临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很长时间对自己不自信,我们还总是在做学生。我觉得至少做简单小学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现在并不是说对西方闭起门来不看,这个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要求的不是一个简单化学习过程的结束,而是要更深刻地研究西方到底怎么样。很多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因为原先我们总是在找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式,找到一个简单模式就不加分析地百分之一百地美化和追捧它,其实每个模式和制度都有它的问题。摆脱了这种迷信以后,对于个别制度我们反而可以会看得很清楚。现在中国人确实到了一个需要全盘重新回过去看的时候,包括我们30年的改革,包括建国60年来的历史,包括100年的历史,包括我们以往形成的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看法,都有必要重新看。这是我讲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中心意思。
资料来源:「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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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1 08:39 编辑 ]